“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晋代郭璞（公元276～324年）所著的《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关于风水的诞生和发展，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出现于战国，成熟于汉唐，鼎盛于明清。风水学是在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如何选择居住环境的经验和实践方法，并总结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以典籍和师门秘传的方式传承下来。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以及对人的福祸和命运的影响。风水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现称居住环境学，其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1 风水产生的哲学基础
1.1 “阴阳”思想对风水学的影响
阴阳思想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的基本符号是“―”“――”，分别称阳爻和阴爻。三爻成一卦，阴阳两爻交错配合是八卦，八卦两两相重，便形成六十四卦。《易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易传・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迸”，说明《易传》在总结《易经》思想之后，明确地用“阴阳”作范畴解释卦象、爻象以及事物的根本性质。
《黄帝宅经》开篇便谈阴阳：“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又说：“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物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通篇以“阴阳”为纲，“考寻休咎”。《管氏地理指蒙》中说：“混沌开辟，江山延裹。融结阴阳，磅礴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钟形势，以通气候”。以阴阳解释了天地的生成。《五星捉脉正变明图》认为，点穴时要善辨阴阳，书中说：“太极既定，次又分其阴阳。晕间凹陷者为阴穴，晕间凸起者为阳穴。就身作穴者为阴龙，宜阳穴。另起星峰作穴者为阳龙，宜阴穴，反此皆有凶咎”。表明了阴、阳穴在地势上的差别。可见，风水学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说为根本，来认识大地、选择地形的。
1.2 “气论”在风水中的反映
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识起初是分为对立的“阴”和“阳”，随着对自然认知的日渐加深，人们用“气”，来释义阴阳。到春秋末期，气论发展出“精气”说，主要是“阴阳二气对待”，还未直接把阴阳二气结合起来。郭璞的《葬书》则体现了阴阳二气的结合，认为“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论成为风水学的最普遍原理。按照《易经》的观点，“生气”有昌盛之意，主大吉。葬者得生气，能让“遗体受荫。而“人受体于父母”，彼此间能得到气的感应，父母“遗体受荫”，子孙也能受荫。因而“生气”论成为风水学的核心。
对阳宅的选择同样强调，乘生气而避死气。《黄帝宅经》根据天干、地支在罗盘上的方位排列，指出了每月的生气和死气的位置，书中说：“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气、死气之位。……正月生气在子癸，死气在午丁；三月在寅甲，死气在申庚；……十二月生气在亥壬，死气在已丙。”虽然风水学中的生气说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然而生气说深受古代气论的影响则是无疑的，它是气论思想在风水文化中的体现。[1]
2 风水学之争：科学还是迷信
风水学是关于对地理环境、家居布置、时运祸福的一种关系认知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江湖术士和算命大师的演绎，风水学也沦落为市井赚钱之术，因而也遭受到了不少的诟病。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国人对风水的批判甚嚣尘上，将之视为迷信或封建糟粕而加以摈弃。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风水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传播，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李约瑟博士就肯定了风水的积极意义，这也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学逐渐引入了风水学的内容。但是，对于风水的科学和迷信之争，也依然在继续。[2]
梁启超曾根据西方科学观，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书中把风水和中医等一概判为“迷信”。[3]此后，风水一直是被作为迷信看待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均有禁止风水的法规和文件规定。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亦沿袭梁启超等思路，对风水在中国建筑―景观―规划学中的作用也加以否定，负面影响至今犹存。[4]比如《辞海》至今依然把风水视为“迷信”。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风水从科学审美和环保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而传入国内，对国内的风水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诸多学者从建筑学、环境学等角度对风水的积极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大量风水资料的建筑―景观―规划学分析和对中国古代风水遗存调研，对“五四”以来一概否定风水的思潮展开了批评，提出中国风水虽含若干迷信因子，但其基本追求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即“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境界”。[5]
因此，风水可谓是一种集“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在内的“综合的自然科学”，也是中国建筑―景观―规划美学。总体来看，国内科技界学者对风水的研究结论是，在承认它含一定迷信因素的条件下，也承认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环境美学的价值。
3 风水学与现代相关学科
中国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居住选址、规划、营造的一门实用技术，俗称“相地术”。那么，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否也有与中国古人相近似的对天地人的认识及其科学技术呢？以往西方科学研究缺乏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协调的思维，随着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纵深发展以及互相渗透，再次走向交叉综合，出现了诸如“人文地理学”“人生地理学”“行为地理”等，这些学科与中国风水“天地人合一”的理论路径有着一定的内在相关性。
3.1 人文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
所谓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扩散和人类社会活动空间结构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将人类创造于地表的文化景观称为人文现象，它与自然地理学并列为地理科学的两大支柱。
人文地理学采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认为自然能决定人类历史发展。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19世纪），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鼻祖。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是公认“环境决定论”的创立者，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由环境主宰着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
人生地理学突破人文地理学的“环境决定论”，提出了“人地相关论”。人生地理学认为：自然为人类居住规定了界线并提供了可能性，但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映或适应，则因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这颇似中国风水的“天人感应”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地理学研究中，自然与人的统一性，在国际学术界再次得到确认，形成人与环境“和谐”的观点。这又颇似中国风水的“天地人合一”论。
行为地理学是21世纪60年代的新学科。它研究不同阶级、阶层，不同人对各种地理环境所作出的行为和决策。具体地说，它着重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诸如心理状态、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对地理环境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影响。行为地理学认为：所有影响人作出决策和行动的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受到个人本身及社会因素的种种影响。
3.2 心理场理论
心理场理论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心理学史上，将之归在完形心理学范畴。研究“场”的鼻祖是德国人勒温。勒温将心理场定义为“心理生活空间”（Psychological Life Space）即“综合可能事件的全体”。这包括三个因素：第一，准物理事实，即人类心目中的自然环境。第二，准社会事实，即人类心目中的社会环境。第三，准概念事实，即人类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差异。这里的“准”即非真正实物，只是主观感受，这就区别了现实和心理两种不同概念。[6]
与心理场相对应的是物理场，（环境空间）共处于一个大系统中，优美的环境空间应该是心理空间的物化体现。这不正是中国风水中所追寻的“气”与“形”的关系吗？关于中国风水中的“气”，即“精”“元”，《张子正蒙注・太和》说：“物各为一物，而神气之往来于虚者，原通于氤氲之气，故施者不各施，受者乐其受，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老子称气为“其细无内，其外无大，充盈天地”；《庄子・外篇》：“气变则有形，形变而有生”等。
在西方，判定中国风水中“气”的自然科学含义的工作，最早是由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开始的，他提出了“气”即以太的见解。”气，在我们这里可以称之为“以太”，因为物质最初完全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不能分两部分。这是人们所想象的最稀薄的物体。”
李约瑟引证《吕氏春秋・精道》论述道：“在古代中国关于物理世界的构思中，连续性波和循环是占优势地位的。在这里，‘精’有时差不多可以翻译成为辐射能。”对此，李约瑟甚至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如此领先于西方人，以致我们差不多可以冒险地猜测，如果社会条件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人可能首先通过磁学和电学的研究，先期转到场物理，而不必经过撞球式的阶段了。”[7]
4 风水学中的几个现代科学特征
4.1 整体系统特征
风水理论思想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环境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风水学的功能就是要宏观地把握协调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黄帝宅经》主张：“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以整体原则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是现代风水学的基本点。
4.2 时空统合与因地制宜特征
因地制宜，即根据环境的客观性，采取适宜于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很大，土质也不一样，建筑形式亦不同。西北干旱少雨，人们就采取穴居式窑洞居住。窑洞位多朝南，施工简易，节省材料，冬暖夏凉，人可长寿。西南潮湿多雨，虫兽很多，人们就采取干阑式竹楼居住。我国现存许多建筑都是因地制宜的楷模。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名胜，整体是按照地势高，砌造墙垣和宝殿，使人与建筑适宜于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这正是风水学的真谛所在。
4.3 协调适中的特征
适中，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接近至善至美。《论语》中提倡的中庸，就是无过不及，处事选择最佳方位，以便合乎正道。风水理论主张山脉、水流、朝向都要与穴地协调，房屋的大与小也要协调，房大人少不吉。房小人多不吉，房小门大不吉，房大门小不吉。
适中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中，中国历代都城不选择在广州、上海、昆明、哈尔滨，因为地点太偏。《太平御览》记载：“王者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洛阳之所以成为九朝故都，原因在于它位居天下之中。适中原则还要求突出中心，布局整齐并围绕轴心。在典型的风水景观中，中轴贯穿南北，与经线平行，向南北延伸。中轴线的北端要有横行山脉，形成丁字形组合，南端要有明堂，东西边有建筑物包围，并有河流环绕，形成弓带水的风水布局。
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风水学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不能一味否定，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风水蕴含了丰富的环境伦理、人地关系和中道等思想，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其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尹弘基.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01）.
[2] 张霄鹏.浅析古代风水的科学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4（01）.
[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1990：85.
[4]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15.
[5]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98.
[6] 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6.
二、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方向、路径和侧重
如何直面现实，应对问题，深化研究，重振形象，是摆在修辞学广大同仁及众多关心支持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有识之士面前的第一要务。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继续查找问题的同时，更注重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设计具体方案，并付诸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实践。
（一）学科发展方向：“走向大视野”，“融入大生态”
找准发展的大方向，无疑是学科反思的首要目标。谭学纯对此极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其必然性。“消除学科误解的最好办法，是拿出让人重新认识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⑦。而要拿出原创性、标志性的新成果，基于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的修辞学，就必须敢于突破囿于或偏于修辞技巧的传统研究模式，自觉投身开放的学术话语场，“融入大生态”。只有融入大生态，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科存在价值，推助问题驱动的学术创新，提升学术成果的公共影响，推动大生态中的相关学科共同发展。⑧谭先生还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力主修辞学研究“突围”：“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技巧论，走向更为开阔的公共学术空间”。“突围”是研究视野和方法意义上的，是避免在相关学科“修辞学转向”难得的历史机遇面前“旁观”和“失语”，开展“对话”的需要，是开拓学术空间的现实需要，是“走向大视野”，从而“融入大生态”。因而，“突围不是意气之战，不是放弃修辞本位，而是更为开放的坚守，是为修辞学研究重建一个更大的平台，为修辞学研究者寻找更大的舞台，在更阔大的思想背景中，面对多学科审视的目光。”⑨虽然在对“大视野”“大生态”“突围”的理解上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一主张事实上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信服和重视。正如宗廷虎先生评价的那样，修辞学走向大视野、融入大生态的主张“植根于古今修辞实际，基础厚实，立论牢靠，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同”。也有学者提出其他设想。有人主张将中国修辞学建设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核心分支①，也有人提出建立以修辞为纲的语言教学体系和以修辞学为中心的学科体系②。刘亚猛则认为应该借鉴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重新思考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模式③。
（二）学科发展路径：多元化
方向一旦确立，接踵而至的就是道路的选择和开拓。“首届中国修辞学多学科高级学术论坛”围绕“大修辞观”的学科定位、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孙绍振）及提升原创性的途径：通过中国古代修辞理论资源的发掘和现代转换（朱玲），通过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胡范铸），通过关注学科外的需要（王希杰），通过更新修辞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等，以及拓宽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开拓修辞学的研究视野（马庆株、谭学纯、张宗正），加强修辞学学科队伍的建设、提高修辞学学术期刊的水平（李熙宗、张先亮）等问题，贡献了建设性意见。④新世纪以来，学界在以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注重新的“研究范式”的构建和实践，如刘亚猛主张“修辞象征研究”、刘大为倡导“修辞构式研究”、胡范铸提出“新言语行为研究”，还有不少其他学者试图引入“互文性分析”“语篇分析”“批评语言学”“社会心理分析”“传播理论”“认知学科”等新兴理论和方法建构修辞学研究范式。其中，新的研究范式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丰的无疑是谭学纯等“广义修辞研究”，不但有系统的理论阐发，如《广义修辞学》，更有深化细化的理论展开和一系列成功的实证检验，《广义修辞学演讲录》《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等。这一范式“能从多门科学的结合部看到修辞学的新生长点，能从多种方法的融汇处找到修辞学研究的新途径”⑤，作为学科建设和科学重建的突出成果，已经并将继续为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发挥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面对各种“范式”“模式”层出，各种“理论”“方法”竞争的局面，我们赞同谭学纯的观点：“在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下，中国修辞学研究如何选择学术走向，不一定急于定调。不同的修辞学理论、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的研究套路和技术路线，可以多元并存。”⑥实际上，修辞学研究也正呈现出多元研究的态势，比如高群《跨话语标记“夸张地说”及其否定形式》，立足跨学科视野，结合语法理论对修辞现象进行阐释。⑦在认可引进、创新、突破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其他一些声音。如刘焕辉特别强调：中国修辞学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必须坚持走传统与现代对接的自主创新之路，构建独具中国修辞学历史传统和新时代风貌的“对象、目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⑧。胡习之则坚持：修辞学研究无论怎样拓宽、拓深都应该坚守自己的研究基点：以语言、语言运用，以表达为立足点。至少核心修辞学必须坚守自己的研究基点，否则修辞学会丧失自我，最终在多元化的背景之下慢慢地从学科群中消失⑨。学术的精髓在于创新，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绝对不应机械地搬套、克隆现成模式，更要力避脱离实际、罔顾事实的“贴标签”“假大空”的虚浮倾向。（三）多元选择的背后，是众多学者在认识上有所侧重与殊途同归从研究的科学性上着眼，曹德和从对修辞学基本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切入，就修辞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强调修辞研究必须遵循系统原则和实践原则瑏瑠。张炼强则认为“修辞学当前的任务是既要走出以为数量化、形式化就是修辞研究科学化的全部内涵，修辞学的出路仅仅在数量化、形式化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误区，也要加快数量化、形式化的步伐，走出数量化、形式化举步维艰的实践的困境。”①高万云进一步指出应区分“科学方法”与“科学的方法”两个不同概念，重新认识“修辞学方法的目的性、层次性和契合性”②。从研究内容的近期侧重着眼，有学者主张至少应该在语法修辞相结合的研究、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新媒体时代修辞新现象的研究③等三个方面有所侧重；有学者则建议加强和深化消极修辞和修辞格的研究，用词造句修辞要联系到语篇，深入探究修辞格背后的机制及其与其他语言现象的关系④；有学者强调修辞研究的两个发展取向：侧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共同点；侧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不同点，“无论哪一种取向，都要立足汉语事实，挖掘深层机制。”⑤在吸纳多学科营养、利用邻近学科资源方面，学者们结合亲身认知和体验，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见解。如袁毓林结合研究案例，分析了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传统语法、认知语言学等在拓宽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提高解决实际语言使用问题能力等方面对修辞学的启发。⑥陆俭明建议学习语法学，不断挖掘、发现语言事实，不断更新理论和视角以发现问题，深化研究。⑦胡习之主张借鉴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加强各类修辞行为的研究，借鉴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深化细化精密化对修辞效果的研究。⑧此外，还有学者从宏观上论及破除中国修辞学危局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首先要廓清各种对修辞学科的误解，确立正确的、科学的修辞学认知观；清楚明白地确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确立研究队伍建设为修辞学发展“重中之重”的观念。⑨有人主张多方着手付诸行动：重新思考“修辞”的“双重性格”；整合所有学科对修辞的认识；构建健康的研究环境。瑏瑠不少学者基于现状，对学科队伍建设、学风和环境建设等修辞学“内部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摘 要]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基本上已完成了自身的建制化过程。笔者以中国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消防学科建制化的过程及其驱动模式；同时基于学术期刊在科学事业中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分析，探讨了学术杂志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关系，认为创建权威的学科杂志、进行研究生教育是使消防工程学科建制更加完善的必要条件之一；指出中国现有的消防学科的设置已不适应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现状，需要调整学科设置；认为消防学科正面临着自身再建制化的机遇。笔者强调，我国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与中国火灾科学的兴起，不仅标志着消防工程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使发端于权力系统的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过程具备了学术权威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结构。 【论文关键词】 消防；学科建制；实验室；同行评议 消防工程的学科建制与氧化燃烧学说和火灾科学的建立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建制过程。回顾这段简短的历史，人们会注意到这个过程中的两次飞跃都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火灾科学)的突破有关联。 1.1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初建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促使消防工程学科摆脱对感性和经验知识依赖，使它发展为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也正是对燃烧过程有了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攀谷嗣窃诨鹪值姆乐沃杏辛苏返睦砺壑傅迹兰际跸低骋惨蛭⑷肓庶a href=//shiti.7139.com/303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科学理论的新鲜血液而发生了质的变化?nbsp; 拉瓦锡于1777年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燃烧概论)的报告，建立起了为近代消防学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氧化燃烧学说。1871年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译的(化学鉴原)是我国首先系统介绍西方化学知识的著作。但由于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加上将正确的燃烧理论应用于近代消防的概念并未传人我国，因此，它对人们的观念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才较全面地被我国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由于氧化燃烧学说揭示了火灾的成因和条件，氧化燃烧学说很快就在消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科学的火灾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指出扑灭和预防火灾的科学方法。 直至20世纪50年代，作为防火、灭火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经典燃烧三角”理论才被国人逐步认识和深化。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和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在消防领域中起到了树立新消防观念、提供明确的灭火方法等作用。比如《消防警察全编》中就对火和火灾的危害有了比较科学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指出消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火灾越频繁，消防就越显重要；树立了建立消防警察制度的观念；还强调为更好的灭火，要遵守救护人命是首要任务的原则，同时还要调查水利和地理并不断改良器械，提出3种科学的灭火方法。这本书虽然介绍的是源于欧洲的日本的消防理念和技术，但是足以说明随着氧化燃烧学说的确立，使消防科学和消防技术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提高。 1．2火灾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消防科学的再建制 解放前，中国的消防科技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地向欧美学习，1905年清政府曾派少数人到日本短期学习近代消防。建国后的前30年以学习前苏联为主。为解决建国后中国消防科技人员急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聘请前苏联消防专家举办培训班，选派学员到前苏联进修，在人民譬察干部学校设立消防专业等。1957年8月15日，我国选派巧名干部(俄语专业)到苏联留学两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在消防教育、管理、宣传、科研等方面为振兴中国的消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消防科研、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消防教育开始兴起。 1956年1月9日在现在的中国刑警学院设消防教研室，增设消防专业。从留苏归来人员中选调8人担任消防教员，后历经文革周折的下放和重新启用，至1992年消防教研室和消防教育建制化，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009年由武警学院开始招收消防工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选题深度问题
（一）选题深度意识不强，缺乏研究目标
选题的深度取决于选题的价值，选题的价值体现出主体对客体的内在属性、功能等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或有用性。论文的选题不在于一味寻求新颖或华而不实的内容，而在于选题角度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是否对研究方向有深度挖掘。大多数研究生对选题深度的意识不清晰，这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观点不够全面，强调某些方面的价值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价值，不能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辩证。选题的深度不明确在论文中表现为研究目标不准确。研究目标的准确定位有助于量化研究的具体实施过程，针对明确的研究目标展开研究。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由于研究目标缺乏，因此对研究内容模糊不清，论文写到最后分不清是否按照研究目标完成了研究内容，有的甚至偏离了研究方向。研究目标是研究的主线，要始终坚持并明确。在研究论文中要体现研究目标，并通过对研究目标的了解去掌握研究的方向，这是评判学术论文质量的较为重要的指针。在研究生教育中，对于论文的选题，要强调学生在务实的基础上拓展角度，增强对论文选题的研究意识、目标意识、深度意识。
（二）研究现状不清楚，弄不清研究起点
研究的开展是建立在充分掌握和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的。研究现状的分析是研究生的基本功，要通过学术现状找到研究方向中的重点问题，它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别人的观点并罗列出不同的内容，而是要在掌握和梳理同领域研究现状基础上对不同研究观点高度概括。如，他人在相同领域运用了什么研究方法、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提出了哪些该领域的学术观点、对该领域起到何种影响等等，由此解决目前未曾解决的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是论文提出论点的起点，有了明确的基本方向，研究的内容才有新意。在对研究现状不明确的状况下去奢谈研究的方向或内容创新，是本末倒置。没有清晰的研究思路作为支撑，研究的起点就如空中楼阁。
（三）资料占有不够，全凭臆想推测
对于研究生论文而言资料的占有是比较重要的，正确地掌握和解读文献资料才能在撰写论文时有所依据。胡适曾说：“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1]700“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以形成“合乎逻辑的证据链”[2]。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对待资料的占有关注不够，没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撑论点，仅仅靠对于研究对象的主观推测和臆想得出结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样得出的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有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会做结论，甚至不敢做结论，直接用结语结束论文是不规范的，这样缺乏严谨的学术精神，也不能称其为学术论文。
（四）理论基础不够，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
现在很多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反映出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很差。尤其是做史学的，比如美术史、音乐史、艺术史等方向的研究生，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所有艺术写作的目的都是真实地描述作品。”[3]2目前研究生论文过多关注所谓的创新，但选题方向无论大小，所体现的研究价值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异、新变，而是基于掌握史料基础之上的深入分析与问题挖掘。忽略了艺术史研究中历史的事实和真相，艺术史学论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学术问题意识
（一）没有真正的学术问题，需要辨清伪问题
现在很多的研究生论文里没有学术问题，有的论文有学术问题，但是他的学术问题是个伪问题。很多研究生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或者什么是假命题，这是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加强的部分。在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时，要让他们明确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实问题还是空问题，从论文中研究的意义可以看出是否把学术问题做实了。如果把假命题或者伪问题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做研究，做到最后是不能成为学术论文的，所以，ξ侍獗旧硪有辨析。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要逐步树立学术问题意识，具备真正的问题意识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二）提不出问题，看不到问题，罗列资料
研究生的学习主要是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现在很多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时提不出问题，也看不到问题。没有问题意识何谈学术研究？学术问题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研究当前相同领域中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找到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目前研究生论文中，常常看到学生查阅了很多资料，但最后只是附在论文中，没有根据论文的思路和框架合理地驾驭资料并灵活地运用在论文中，失去了其在论文中的意义。尤其是做史学的，比如美术史、音乐史、艺术史等方向的研究生对资料的运用能力更是缺乏，堆积查找来的文献资料成为他们研究的常态。
（三）缺乏学术敏感，缺少追问问题的思维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对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培养，这需要研究生对学术有敏感性。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4]236有些学生对于学术问题比较敏感，和导师探讨时，能根据一些问题马上追问，并在交流中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由此深度挖掘，从而有了自己的创新点。而有些学生在导师千百遍讲解中也提不出一个问题，对学术的敏感度不够。没有创新思维，学术研究就只能原地踏步。尤其是理论研究，它不像设计学方面的研究是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需求提出某种研究对策、方法和措施，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但有的学生把理论研究方向的论成了应用方向的论文，出现了论文跑题的现象，理论方向研究偏离了理论研究的初衷，成为理论研究逃避问题发掘的脱身之术，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合格的。怎样才能变得对问题更敏感呢？应该培养研究生养成多思考的习惯，阅读资料时候，要带着问题，要勤于思考、不断联想，在思考中发现问题。同时，不能把视野单一放在某一个方向，而是要辐射开来。当然，辐射的范围要以研究方向为中心，并作对比，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思考，才能有问题意识。
三、学科性质问题
（一）学科意识不清
前面提到的很多学生缺乏学术敏感，对自己所学的学科领域提不出问题，这是由于平时对学科领域思考太少，也是由于对学科认识不清，临到毕业也搞不清自己所学的学科是研究什么的。只有理清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才能对选题的方向及其价值意义有正确的判断。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它学科
张道一在《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中用“经纬相错而成纹”来比喻艺术学研究，认为：“应以艺术的总体共性和总的特征为经，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艺术为纬。具体的某种艺术只能说明具体的某个问题，不能说明艺术的整个问题。只有认识理解了艺术的整体，才能抓住艺术的整个特点。”[5]4-5“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艺术理论研究，相对于其他门类艺术研究而言比较形而上一些，当然也不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就空，不深入，不具体。也不是这样的。不同于门类艺术那样具体到可以仅针对某个局部问题展开研究，艺术学理论是从大处着手，宏观把握、综合思考、整体入手。”[6]104-114只有理清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才能较好地实现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三）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主次问题
跨学科的研究强调在系统、有机的整体上看待研究的问题，但是在整体基础上要分清楚学科的主次、上下关系。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各学科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相互结合和配合，甚至还要相互融合。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主次关系。要站在自己所学的学科上进行跨学科，分清楚跨学科里学科的主次，不要在别的学科上跨学科，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四、学术规范问题
（一）摘要、关键词、绪论和结论
“关键词和内容摘要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为的是满足和便于他人检索的需要，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7]17摘要、关键词、绪论和结论等这些学术规范问题是2017年研究生年会的主题。很多研究生毕业论文反映出来的问题，首先是不会写摘要。摘要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在摘要中用“本文”如何，@样会弱化摘其要点的功能。据《国家标准GB7713-87》的界定：“摘要是报告、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次是关键词不关键，没有起到论文的核心词的作用。关键词要让人一眼看到，就可以获取论文的主要信息。再次，在现在研究生论文里，很多把绪论中，比如研究方法等作为正文放在第一章节，这是不正确的，论证过程才是正文，论证结束后要得出结论。正确的学位论文格式有摘要、关键词、绪论、正文、注释、结论等。从论文格式体现出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大多关注选题的价值、论文的结论等，而忽略了作为研究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
（二）参照国家标准GB7713-87
研究生应该查阅国家标准GB7713-87，它是对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的规范文件，对怎么写关键词、怎么撰写绪论、怎么做结论等也都有明确的说明，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的国家标准。在研究生教育中，从这些规范开始做学术研究，也体现了学风的严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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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道一.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2004（2）.
[关键词]消防；学科建制；实验室；同行评议
1消防工程的学科建制与氧化燃烧学说和火灾科学的建立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建制过程。回顾这段简短的历史，人们会注意到这个过程中的两次飞跃都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火灾科学)的突破有关联。
1.1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初建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促使消防工程学科摆脱对感性和经验知识依赖，使它发展为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也正是对燃烧过程有了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攀谷嗣窃诨鹪值姆乐沃杏辛苏返睦砺壑傅迹兰际跸低骋惨蛭⑷肓丝蒲Ю砺鄣男孪恃憾⑸酥实谋浠?nbsp;
拉瓦锡于1777年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燃烧概论)的报告，建立起了为近代消防学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氧化燃烧学说。1871年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译的(化学鉴原)是我国首先系统介绍西方化学知识的著作。但由于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加上将正确的燃烧理论应用于近代消防的概念并未传人我国，因此，它对人们的观念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才较全面地被我国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由于氧化燃烧学说揭示了火灾的成因和条件，氧化燃烧学说很快就在消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科学的火灾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指出扑灭和预防火灾的科学方法。
直至20世纪50年代，作为防火、灭火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经典燃烧三角”理论才被国人逐步认识和深化。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和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在消防领域中起到了树立新消防观念、提供明确的灭火方法等作用。比如《消防警察全编》中就对火和火灾的危害有了比较科学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指出消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火灾越频繁，消防就越显重要；树立了建立消防警察制度的观念；还强调为更好的灭火，要遵守救护人命是首要任务的原则，同时还要调查水利和地理并不断改良器械，提出3种科学的灭火方法。这本书虽然介绍的是源于欧洲的日本的消防理念和技术，但是足以说明随着氧化燃烧学说的确立，使消防科学和消防技术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提高。
1．2火灾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消防科学的再建制
解放前，中国的消防科技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地向欧美学习，1905年清政府曾派少数人到日本短期学习近代消防。建国后的前30年以学习前苏联为主。为解决建国后中国消防科技人员急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聘请前苏联消防专家举办培训班，选派学员到前苏联进修，在人民譬察干部学校设立消防专业等。1957年8月15日，我国选派巧名干部(俄语专业)到苏联留学两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在消防教育、管理、宣传、科研等方面为振兴中国的消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消防科研、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消防教育开始兴起。
1956年1月9日在现在的中国刑警学院设消防教研室，增设消防专业。从留苏归来人员中选调8人担任消防教员，后历经周折的下放和重新启用，至1992年消防教研室和消防教育建制化，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004年由武警学院开始招收消防工程专业方向的硕士生。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称“火灾实验室”)，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批准边建设边对外开放，是1995年通过国家验收的我国火灾科学领域惟一的部级研究机构。1996年就招收12名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生。此时，中国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过程基本完成。
火灾科学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使我国的消防科技水平能在同一个平台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竞争和对话。20世纪询年代的H．W．艾蒙斯将质量守衡、动量守衡、能量守衡和化学反应原理用到建筑火灾的研究中，开创火灾过程机理研究的先河。爱丁堡大学的D．卓斯戴尔出版的《火灾动力学》系统地阐述了火灾科学的理论体系。
1985年国际火灾安全科学学会成立，其研究的领域包括伙灾化学、火灾物理、火灾动力学、火灾探测报警与自动灭火系统、被动防火技术、建筑防火设计、人在火灾中的行为、火灾风险评估、火灾调查、消防安全管理等。这标志着人类对火灾机理的认识从无知到近代的氧化燃烧学说，进一步飞跃到火灾动力学的研究阶段。
2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与驱动模式分析
2，1学科的建制化与驱动模式分析
学科建制化问题是科学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一大课题。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人类活动的建制化是指由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们形成某种有秩序的社会系统的过程，它也是一组适当的价值、信念、规范在人们思想中获得内化的过程。学科的建制化则指处于零散状态且缺乏独立性的一个研究领域转变为一门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的过程。
在一门准学科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中，其研究者需为之提供辩护，以促成一系列事情，例如，基本问题域的确定、特有的研究方法或程式的构建、学术规范的确立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等的认知、认同与学科专业刊物的创建、学术队伍的组织化与培养学术后继的机制化等为特征的职业认同。
学术活动要实现高度建制化，除在共同体内部要建立相应的教育与管理组织外，还需要使该领域内的成果为整个学术共同体与社会接受和运用，即内部成果外部化。学科建制化的核心是指该学科的内部的学术活动的建制，而且学科(核心是学术)的建制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故而学术活动也可以在较低层次上实现不充分的建制化。
判断学科的建制化是否充分，应综合考虑建制化得以实施的规模与程度。西方学者都强调教育系统与管理系统方面的指标(博士培养计划的设立、学术权威机构的效力等)。人们除了着重考虑学术研究传统或范式的自主性、创造性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内在标志外，还应考虑学术的社会效应，看它是否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是否为社会所认同并赢得较为充分的社会支持，如新学人的进入、研究资金的投入等。因此，人们在研究学科建制化时，大多对学科内部某些价值概念或学术信念的内化过程给予特别的关注，而不单只是考虑建制化过程的种种表现，如建立学会、出版刊物、学术交流制度与规范、后备人才培养制度等。
学科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其核心是该社会系统内部的管理—控制系统与集体行为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个管理—控制系统又可分为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与之对应，学科建制或再建制化的动力机制(学科建制化的驱动模式)，可理想地分为权威系统驱动模式与权力系统驱动模式。
发端于学术权威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结构，以非强制的方式建立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通过展现学术魅力与社会功能吸引新学人。在此模式中建制化过程历时较长，往往带有自主性与“自辖性”。
而发端于学术权力乃至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以强制方式规定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该模式建制化过程历时较短，常呈现出“他主性”与“他辖性”。
当然两种模式在学科的建制化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科的建制化历程发端于权力系统。
2．2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与驱动模式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与公安部、武警学院的消防工程系、消防指挥系和公安部的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的火灾实验室密切相关。在这些单位中逐步形成一个从事消防科技研究的学术团体，并创建了消防科技杂志和中国消防协会。近几年，我国消防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队伍。由于学科建制的初创是基于权力模式下“他主性”推动，从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学科建制化的相关理论可知，这种模式需要转变为权威系统模式下自主模式。
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的本质是学术建制化，而学术的建制化历程不但涉及学术专业团体或机构、学术刊物的组建，也涉及学术纲领的确立或重建。学术建制化成功与否取决于：
其一是要看是否会导致专业学术团体、刊物的出现，以及社会对消防学术的支持程度。
其二是要看是否出现成功的学术研究范式(或研究纲领)。
我国的现状是消防工程学科没有成熟的研究生教育，也没有部级核心期刊的消防工程学科杂志，这都不利于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
1956年初建立消防局不久便从全国各地抽调一些工程师，开始进行消防技术的科研工作：之后又从地方大专院校抽调了10多名毕业生，共计20多人，购买了一些设备，在消防局内组建了消防科学研究室，这是我国消防科研机构的雏形。1957年公安部开始筹建消防科学研究所，1963-1965年公安部的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相继成立。成都消防科学研究所、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沈阳消防科学研究所和上海消防科学研究在各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中进行了出色的工作，参与消防科学的初建，并为完善消防科学的建制化作了学术上的积累。武警学院设有消防工程系、消防指挥系和一个以消防科技研究为主的科学技术研究所，它是为消防事业培养和输送专业技术人员的摇篮，也是惟一的一所设有消防本科专业的院校。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武警学院的消防本科教育以及“火灾实验室”所做的工作使消防工程学科完成了其初始的建制过程，并为它的再建制化奠定了基础。
4个消防科学研究所以及警学院消防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都是在公安部的领导规划下建立的。因此，消防工程学科的建制化是在权力驱动的模式下完成的。之后，该领域的一些专家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成长起来，逐渐成为权威系统的支柱，他们对消防工程学科进行辩护，使消防工程学科最终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消防工程学科在我国的初始建制化主要遵循权力系统驱动模式，这使得消防研究在我国未能充分地实现学术研究传统的多元化，由此导致较为单一的学术格局长期存在。’在此格局中展开学术批评十分困难，而学术互动的实质恰恰是理性的批判。笔者认为，学术研究最终走向专家系统驱动模式才是良性模式。
3权威消防学术期刊、研究生教育、实验室建设与消防学科再建制
3．1权威消防学术期刊、研究生教育与消防学科再建制
尽管武警学院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但是消防专业没有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制约了消防工程学科发展和完善。学科建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独立的知识体系，而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就是前沿知识的学术研究，研究生们是从事这种研究的学术后继。
史蒂芬·科尔，将科学知识分为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研究生教育的开展无疑是在拓展消防工程学科的前沿知识，从而随着对前沿知识的评价和认同，最终这些前沿知识会进入消防专业中共同认同的核心知识而变为消防本科生的教材内容，从而逐渐完善和发展消防工程学科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培养了消防科技领域内的科研梯队，从而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学术建制化中重要的条件。
《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发表的各种主张代表着当下科学界的前沿知识。科学研究者在科学杂志的体系中接受调练，并通过在自己相关领域专业杂志上赢得声誉，也是将研究成果内化为该学科知识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杂志体系是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前沿知识内化为核心知识的过程中反映出知识的产生和制造对学术期刊有很强的依赖性。科学家们通过发表文章在圈内得到认可。他们赢得的声望是靠同行评议来保证的，同行评议只不过是为应对纸张媒体的局限性而做的妥协。尽管同行评议会遗漏某些有价值的文章，但是通过同行评议对信息大幅度过滤显然是有必要的，当然这是权宜之举。总之，关于科学的著述业、版权、阅读和知识传播特征的问题，都不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的事情，而是涉及科学家自身的事情。
消防刊物是交流消防工作经验、提高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水平、普及消防知识的一个很重要阵地。发达国家对此一向比较重视。据了解，日、美、英、法、前苏联、德等国的消防刊物就有78种。中国有《火灾科学》、《中国消防》、《消防科学与技术》《消防技术与信息》等，另外《武警学院学报》也刊登相当分量的消防科技类的文章，但遗憾的是消防类科技期刊中没有国家核心期刊。按照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一种职业，科研工作者论文的社会评价是他们获取资源的重要条件，因此，消防科技核心期刊的筹建，也会激励他们的科研积极性。
建设学术杂志平台并发挥其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消防学科的研究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同行评议是文章质量的保证，因此，消防科技杂志应该严格执行匿名专家审稿评阅制度，另外为了同世界接轨要加强期刊的规范化，在文章格式以及所办刊物的参数上可以参照世界上其他同类的杂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期刊杂志数字化的趋势下消防科技杂志也会电子、数字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科学杂志是科学知识中前沿知识经同行评议后的话语，它经过一般评价后会得到普遍的认可，从而变成该学科的核心知识，其中同行评议是文章质量的保证。而研究生教育正是扩大从事消防科学前沿知识研究队伍的主要手段，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和规模是衡量一个学科建制化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可见，消防学科的建制化中，权威的学术杂志和研究生教育的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整个现代学术系统在中国的建制化历程的作用都与它在西方国家的建制化历程存在着重要区别。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社会转型之中，中国的现代学术事业也产生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中。就中国而言，现代学术系统的初始建制化历程大多采取权力系统驱动模式，虽然历时较短，但往往带有他主性。因此，尽管中国的现代学术系统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在较为系统而客观研讨火灾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重要任务是推进消防工程学科在我国的再建制。
3．2重点实验室建设促使消防学科的再建制过程
自1985年第一届国际火灾科学大会召开以来，各国相继建立火灾科学实验室，广泛开展前沿性火灾科学问题的部级研究的国际合作。火灾科学已成为当今非常活跃的交叉性科学研究领域，创新余地巨大。通过科学家们近20年的共同努力，认识了和正在认识火灾现象的基本特性，并已积极地利用和发展其他工程学科的成果来研究火灾安全技术原理。
1987年5月中国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工程热物理专业出身的范维澄意识到这是建立一个部级火灾研究机构的机遇。
1989年通过建立一个部级火灾实验室的可行性论证，在“需要对火灾进行系统研究，以深化对火灾机理和规律的认识，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扑火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思想的指导下，在我国建立起来的“火灾实验室”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火灾科学，使消防工程学科出现了新的增长点，也解决了一些与火灾相关的消防工程和技术的问题。
火灾科学通过实验室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定性乃至定量地估计或预测出小概率事件—火灾危害的范围，这就是火灾风险评估，另外它还是研究火灾防治的科学基础和新原理，为从源头上取得火灾防治关键环节(“阻燃”、“探测”和“灭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提供科学支撑。
与国际上火灾科学的兴起相比，中国火灾科学的发展相对晚一些，但是“火灾实验室”长期立足于火灾安全的基础研究，重视在火灾动力学演化理论与防治技术基础方面原始创新，已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进展。国际火灾科学学会前任主席昆梯尔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而且中国还获得2005年第八届国际火灾科学大会举办权，这都说明我国的火灾科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重视工程技术的天津消防科学研究所、武警学院等院校正逐步重视火灾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与之相反，“火灾实验室”则以立足于基础、注重应用、加强转化的整体发展思路,从理论向技术和工程延拓。
2001年末火灾实验室还争取到了国家首批科技奥运项目。这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积极将基础研究成果向中下游延伸的思路，是“火灾实验室”研究工作的重要特征。现已取得了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国家消防行业主管部门予以积极评价：对提高我国消防技术的整体水平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促进消防行业技术进步，起到了先导作用，已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
4结语
内容摘要 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一方面，宪法学要回归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经验和实证调查分析，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这样一种研究上的分野和知识积累是不够的，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这包括稳定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严格的学术培养计划，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和长期的基金支持。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 关键词 主流宪法学 非主流宪法学 宪法问题 学科建设 学术竞争 在中国宪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人关注并致力于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这种倡导并实践的意义自不待言。[i]本文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的难度和可能性。 大致而言，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与文学、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等等。但是，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建设。 一、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主流宪法学 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来带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 就近五年中国的宪法研究情况来看，宪法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宪法哲学）、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宪法解释学），以及从国家建设角度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宪法政治学）。这三种研究构成了目前宪法研究的主流。大致讲来，其共同特征是关于宪法的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宪法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理论体系研究关注方法论、基本范畴以及宪法理论体系的解释力。[ii]构建宪法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宪法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宪法文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修改）权力、宪法文本的内容、“宪法修改”的活动、[iii]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iv]宪法文本的解释、[v]宪法的实施或适用（宪法监督、宪法诉讼）。[vi] 对于一个学科建构而言，规范宪法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宪法学的独立和自治，形成宪法学专业的体系和术语。但是注重规范分析和体系化分析的宪法研究同样存在弊端，它可能带来的是宪法学共同体更排他的话语，宪法学知识的更自给自足，法学内部引证网络的更加增强，和宪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影响（或者“帝国主义”）的更成功的驱逐。宪法学研究发展与封闭同时进行。[vii]也正是由于从体系出发，或者更注重对语词和概念的诠释，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很多研究领域，宪法学者往往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司法改革这个本属宪法领域的问题，却一直由法理学者主导研究的方向；[viii]而关于私有财产的入宪问题的讨论最早或者说最有影响的，不是宪法学者，甚至不是法学者，而是经济学者。而另一方面，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人员力量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又比较落后，远不如法学理论、民法学，甚至不如最为相近的行政法学研究力量。[ix] 有关宪法政治的研究不仅包括宪法学专业学者，还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以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宪法政治研究，即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思想来建构宪政主义，也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宪政更多的包含了宪法的政治权力构成以及宪法的政治制度理念，并反映在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务实的宪法政治研究将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在2009年孙志刚事件后违宪审查制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更多的宪法政治研究侧重于价值判断，比较理想化。强调宪法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律理论）研究的结合，研究宪法与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x]进而，主张在中国宪法改革的过程中贯彻这些政治理念。[xi]在宪法的实施或适用中，宪法诉讼、或者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司法化都需要宪政理论的支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讲，宪法政治研究虽然是将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在我看来，宪法政治研究必须要回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才会有意义，否则，不免会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非主流宪法学 相对于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主流宪法学之外，目前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宪法学研究，比如宪法经济学 和宪法社会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色彩。相对来说，研究群体很少，亦缺乏知识积累，因此学科发展比较弱。 宪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宪法规则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在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哪些宪法规则在协调个人的活动上对个人是有益的？特别是，哪些宪法条件最有助于确保竞争和创新？第一个问题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实证宪法经济学）；而其余问题则属于规范宪法经济学的范畴。总的来讲，聚焦于宪法经济学已经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在既定规则之内作选择转向了在不同规则之间作选择。”[xii]目前，经济学界有一股力量是研究宪政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而中国法学界极少有人研究。 宪法社会学更关注如杉原泰雄所提倡的“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界目前更重视研究“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而“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研究是以解释论为中心的规范的宪法研究。杉原泰雄认为，过去日本的宪法学是以解释论为中心、与国民生活脱节的宪法学，它对探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是极为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论没有把国民“放在心上”，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脱节，自始自终只是从法学技术上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学仍没有能像政治学和经济学那样，在国民的心中得到一种亲切感。[xiii]这个基本判断是适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同冯象所云“它没宪法”。[xiv]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理论的宪法问题，归属于规范的宪法研究（宪法解释学）的内容。而“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经验的宪法问题，归属于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宪政的实践，有制度意义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真正关心一个具体国家宪政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xv] 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 “身高歧视”、 “高考移民”、 “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 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野（比如规范分析抑或实证分析），并有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意味着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当然建立。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将这些不同取向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和人员组织化。 学科制度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xviii]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来看：从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有专业的中国宪法学会；能够培养宪法学的硕士和博士生，象中国人民大学还招收宪法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出现了专业刊物《宪政论丛》等以及各种评奖活动来评价学术成果；有诸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海外基金会资助研究等等。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除去一部分传统分支学科如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特征。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除了要依靠宪法学的学科制度之外，还要看相应的其他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宪法政治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人类学分支学科制度也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当然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沟通与融合。以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为例，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宪法学和社会学双方的共同力量才有可能发展强大。 但是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是，分支学科制度体现出来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包括其主张、活动和结构，它是对正统的挑战，是变革的力量。[xix]比如，以实证和经验分析为特征的宪法社会学就是对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正宗宪法学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规范宪法研究占据宪法学学科的主导，面对宪法学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专业的宪法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目前宪法学科培养出来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各自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梯队群。这些学者与所培养的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相互竞争和批评关系。在这种“忠诚”关系的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师与学生合署名以及尊师“祝寿”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学术声望制度越完善的地方，给老师的“祝寿”活动要相对少的多。[xx]因为，通过“祝寿”等活动，可以变相提高与老师有关的一批人的声望，而这种声望恰恰不是通过其学术水平来提升的。在现有宪法学学科制度已经促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与主流宪法研究差异显著的分支学科研究，往往会被视为“学术越轨”和“学术异端”。具体而言，在课题资助、博士点评定、文章刊登等具体的学术生产环节，由于评审人往往仍是主流宪法专业训练的人士，相应的，从事与主流宪法研究对立明显的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分支学科的研究必然会被边缘化。 具体而言，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宪法学分支学科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由于在教育部的专业名录中，宪法学卡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而是与行政法合称“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二级学科。而作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多数也没有列出来。由于专业名录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先天不足。 第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要比跨学科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更有建设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法律社会学要比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可能。因为，法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制度，知识体系和人才，而宪法学只能算上二级学科，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与法学相比，因此，建设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更具有可行性，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完善将会对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宪法社会学更有理由纳入到法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制度中 ，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没有建立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必要。宪法人类学也是如此，它与法律人类学有更多的同质性，整体的（holistic）观念、比较分析和田野民族志调查，因此，应该成为法律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方向，似无独立的必要。[xxi] 第三，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专业同人刊物”，或称“旗舰刊物”（flagship journal）。它反映本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旗舰刊物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刊物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学术影响，而旗舰刊物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成果来提升刊物的声望。[xxii]实际上，象宪法学这样的大学科还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更不能奢望宪法学分支学科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即使有，刊物能否保持连续性也值得怀疑。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如法律社会学亦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实际上，如果象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有了专业同人刊物，积极刊登宪法社会学和宪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会极大的促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第四，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学科评价机制。就学术成果来看，匿名评审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关系稿、人情稿、编辑一人决定稿等现象非常普遍。而不论是职称评定、研究课题、重点学科、博士点等评选，多是由外行人评议乃至行政权力插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发表出来的宪法文章的质量难以迅速提升，宪法学教授越来越多，而学术水平却未见提升。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与历史原因和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如果仅就宪法学分支学科评价机制建设而言，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应当让与分支学科相关的外学科人士参与到学术成果的评价过程当中。更进一步，法学院特别是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应当培养更多的学术人才，而师资的来源不应当仅限于法学背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均可引进到法学院来。 总的来看，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特别是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建设，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源，重要的在于两点： 第一，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各自独立，而恰恰是要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如同苏力对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社科法学的评价，“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把社科法学视为传统法学的天敌不合适，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知识加上可能获得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共同推进，把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向前推进”。[xxiii]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i] 如，200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召开了“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研讨会”。 [ii] 如，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世义：《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中国宪法学通向成熟之路》，《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叶必丰：《论依法治国与宪法学的新体系》，《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iii] 以1999、2009年宪法修改为例，在此前后主要法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宪法修改笔谈”，比如，《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的“宪法修改问题笔谈”；《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世纪初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的“修订现行宪法 完善宪政制度”；《法学》2009年第4期的“世纪之初中国宪法的修改和发展”；《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的“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 [iv]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v] 如，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苗连营：《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反思》，《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vi] 如，童 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vii] 对整个法学学科研究封闭的批评，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viii] 如，贺卫方：《司法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编，“司法制度”。 [ix] 一个佐证就是，1998－2009年中国大陆法学著述他引前50位学者中，只有一位纯粹的宪法学者（童之伟），然而这位学者在那几年写的更多的是法理学的论文；与此相比，民商法者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15人、行政法4人（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王名扬），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另外，从五年的法学论文产出数量来看，纯粹的宪法学者也几乎没有，姑且可以算作是宪法学者的有童之伟、郭道晖、周永坤、杨海坤、蔡定剑（他们兼跨了宪法、行政法或法理学），参见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 [x] 如，程燎原：《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杨君佐：《共和与民主宪政》，《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杜承铭：《论宪政的人性基础》，《法学》2000年第4期；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xi] 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xii]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07页。 [xiii] 参见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xiv] 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它没宪法”。 [xv] 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 [xvi] 温辉：《“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解读》，《宪政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xvii] 更多的宪法的私法适用的分析，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2期。 [xviii]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ix]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xx] 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二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xxi] 高丙中、章邵增：《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xxii]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xiii] 侯猛、胡凌、李晟整理：《“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观点综述》，《法学》2009年第10期。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外国文学选读课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的规定，在此阶段开设文学课能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英语综合能力，也符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提出的素质教育的要求。英语课程“必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突出应用，加强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它能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学、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在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分析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同时，该课程还希望帮助学生较流利地运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培养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基本要求》强调专科英语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要在整个教学中突出基本语言技能的培养，并最终使学生具备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但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知识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民族、种族人们的联系更加密切，某一领域的借鉴和学习势必影响和渗透到其他领域；单单强调某一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其相关文化的了解是不科学、也是不正确的。因此，给青年学生补充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是综合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专科英语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
语言知识的学习及语言技能的培养也是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灌输。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习得外语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一种新的文化的过程。学习者要学好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和适应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及涉及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手段等。因此，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外国文学教育，增强外语文化思想的输入，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了解该国家的交际习俗、宗教礼仪、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而且能使学生将第二语言真正学到了家。所以说外国文学的学习不仅是文化导入的重要渠道，也是专科英语教学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仅从这一点上看，外国文学教育不但不与《基本要求》相矛盾，反而完全符合《基本要求》的宗旨和原则，更有助于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和培养，能“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此外，《基本要求》也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阅读是多数人吸收语言素材最主要的渠道，是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的基础”[4]（P11）。从学习规律的角度来看，在一个非英语的语境中学习英语，阅读能提高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阅读量的多寡至关重要。很显然仅让学生阅读教材内容是不够的，教师势必要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水平，认真挑选、补充一些有趣的、可读性强的阅读材料。其中，外国文学名著是首选的，也是最佳的阅读文本。它不仅能为日后培养“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还能给青年学生补充有关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兴趣，提高文学修养，真可谓一举两得。
2外国文学教学内容
在一些学校的外国文学课中，往往在讲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讲文学史，这样的效果并不太好。因此我们主要以作品选读为教学内容。在选择课本时，考虑到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实际英语水平以及课时长度，我们找到合适的课本，因此，在充分掌握学生水平和兴趣的情况下，授课教师自己编写了《英语文学选读》讲义。教材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文学课本以时间或文学流派为线索编写，而是分成不同的和学生生活相关的主题，如self identity，spiritual growth，love，family，social changes 等。每篇作品开始部分有作者简介，文本中附有生词解释，文本后有三类思考题，分为理解、阐释和延伸理解三部分。每单元结束前还有文学术语介绍。当然，为了让学生扩大文学的知识面，我们也选了一些著名戏剧或长篇小说的片断，但数量不多。对长篇的文学作品，我们主要列出了阅读书目，希望学生课后阅读。此外，我们在选择作品时虽然以英美作家的作品为主，也兼选了世界其他国家，如俄国、德国、尼日利亚、沙特等国的英语翻译作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并在横向比较中引发较深入的思考。同时，我们还特意选择了一些中国作家与各个主题相关的作品，旨在引导学生在了解别国文化的同时，通过对比更清楚地了解本国文化，激发批评性思维。总之，外国文学在专科英语教学中的恰当、合理、科学的定位是《基本要求》的必然结果，是提高青年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同时，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3外国文学的教学方法
鉴于专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够用为度和课程设置的实际，英语教学就非常有必要承担起这项重任，给青年学生补充有关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兴趣，提高文学修养。同时，这也意味着专科英语教学在强调外国文学知识学习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视语言基本技能的培养。此外，外国文学既是文学，又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内容十分广阔，文学思潮形形色色，艺术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大师灿若群星，佳作巨著汗牛充栋。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我们更需要认清外国文学在整个专科英语教学中的比重，把握好文学知识教与学的方法。
首先，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外国文学英文简本。
外国文学英文简本是中国文学界、外语界权威根据世界著名小说原著改编而成，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而且能丰富其文学内涵。鉴于外国文学名家众多，名著如林，教师可先引导学生阅读一些易读易懂、适合学生品位的作品，如《飘》、《茶花女》、《红与黑》等，引发他们的文学兴趣； 再在此基础上向学生推荐一些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或著名作家的成名作品，如霍桑的《红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勃朗特的《简爱》等，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力。
其次，指导学生观看英文录像片。在学生阅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后，教师应有计划地再组织学生观看这些名片或名段，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加深学生对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并最终达到学生一触及外国文学著作就爱不释手的目的。最后，激发学生评说。评说既是语言教学的目的，又是丰富全体学生文学内涵和培养其创造性的手段。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读就有不同的评论，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或十分钟的会话时间，让学生主动上台，简明扼要地将他们所读的作品梗概或最精彩的部分向其他同学介绍一下；也可以在每一次课即将结束时，留一点时间，分组让学生讨论他们的看法。这种形式既激发了学生大胆开口说话，又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一、当代世界 科学 技术 发展 的突出特点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 科技 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它标志着人类从 工业 社会 向信息社会的 历史 性的跨越。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1、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近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以此推算，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当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今天的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他所学的知识有60%～70%已经过时。预计今后100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0%，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要活动。 2、科学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20世纪前，人类从发明到 应用 电，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20世纪，集成电路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得到应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在短短50年里，经历了5次大的科技变革：1945～1955年，人类相继开始利用核能；1955～1965年，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外层空间；1965～1975年，人类开始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1975～1985年，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应用，扩大了人脑的能力；1985年以来，以软件和 网络 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新 时代 。这5次大的技术变革，构成了上个世纪最为壮观又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3、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用于解决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各种 问题 ，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跨学科的 研究 领域的出现，比如环境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学科的分支已从20世纪初的600多门，发展到现在的6000多门。 4、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科学的发展揭示了 自然 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存在的内在紧密联系。比如环境问题，既是科技问题，也是 经济 问题、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家的技术范围。 5、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全球性的信息网络，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科研仪器、资料等基础设施的流动和信息共享，大幅度降低了研究成本，使得全球研究开发资源有了可以充分流动和利用的新的、巨大的空间，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研究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发展 中国 家来说首先是一个挑战。 6、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当代，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出现逆转现象。科学 理论 不仅走在生产和技术的前面，而且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促进了集成电路和 电子 计算 机的发展。又比如，利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生物技术。所以，当代重大技术工艺或者工程往往是理论超前的。这种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主导力量。 高技术及其产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国手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2000元，传统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2万元，而高技术产业的人均年产值超过2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所以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总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它与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的多样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和新的理念， 影响 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今后5年至10年，因特网将迅速发展。计算机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软件技术及其产业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美国的计算机和通信社会的投资占资本设备总投资的40%，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这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变革的影响。 2、生物技术的突破，正酝酿着新的主导产业。20世纪70年以来，以DNA重组技术为核心的 现代 技术蓬勃 发展 ，全世界每年受益的1万项专利技术当中，有近1
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作支撑,单纯靠改进科学方法和更新技术设备,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评价走进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教育评价受到什么样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行检讨,反思对待科学思维方式的态度,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我们认为,使教育评价走向人性化,不仅可行、有效,而且合理、合情。
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①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研究活动,并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追求客观、讲究精确、重视实证、注重效用等特征。具体而言,科学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形成严谨踏实、客观公正、讲求效率的良好工作作风,也可以使人们增强活动的前瞻性和预测性,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但是,科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它适用于自然领域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现象有别于自然现象,研究社会问题不同于研究自然问题,不能只有物的尺度,还要有人的尺度。科学思维方式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注重普遍而忽视特殊、注重必然而忽视偶然、注重定量而忽视定性、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些倾向,对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教育活动与科学活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教育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观念的形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从教育目的的制定到教育评价的实施,无不受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评价就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教育评价中相信客观实验、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坚持价值中立、推崇定量分析,以及标准化测验、常模测验,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这种教育评价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效率大大提高,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控制轻理解、重效率轻公平,被人们指责为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活动。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评价观并进行试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习惯使用这类评价模式。
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提供了比经典科学更先进、更符合世界本来面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现代科学可以包容经典科学,可以把经典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看成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特例。
两种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具有不同影响。
一,对教育系统、教育活动以及教育中的人的不同假设,直接影响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建构和教育评价手段的采用
在经典科学的思维范式中,“事物成为客观的、僵化、无组织、死气沉沉的东西,它只会在外界规律的支配下运动。被抽象到这一程度,没有形式,没有组织,没有个性,这类物体当然极不真实。不过,用它们来做测量和试验却很方便,而测量和试验之行动却是极真实的行动。”②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它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同样看待,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看成工厂中的产品加工过程。对于封闭、确定、抽象的事物或活动的评价,力求客观、精确的刚性评价制度则是简便有效的。刚性教育评价制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通常只评价教育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只评价预定的教育方案是否实现,而不考虑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收获;评价标准追求客观、精确,一些不能精确、客观评价的东西被拒于标准之外;重视共性因素的评价,忽视个性因素的评价,等等。测量和评价物那样测量和评价人,虽然便于操作、简单高效,但在很多情况下评价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共性的、预设的、僵化的东西,而一些本质的、个性化、生成的、鲜活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远离我们而去。更为严重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了。如果说简化的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认识线性、封闭、确定的简单系统,那么对于认识多变量、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就未必有效了。自然界、社会和人体中恰恰都存在许多复杂系统,如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信息系统、大脑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教育系统中有人、物、信息等多种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教育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教育过程是计划性与生成性的统一,教育结果是预期性与非预期性的统一。例如,教育影响和学生发展之间就存在不确定关系,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事件对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影响,而一些偶然事件却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样,教育评价就不能只关注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教育价值,也要关注教育过程中非预期的、偶然事件的教育价值;不能只重共性标准,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不能只看重精确评价,也要看到模糊评价的意义。为了使教育评价不远离教育活动的真实面目,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弹性教育评价制度。这种教育评价制度是规范的、判定的,但更是引导的、激励的。
二,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须透过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两极的对立去进行,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算计与被算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分离和对立。教师是学生的评价者,学校是教师的评价者,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评价者。
体与客体、物质与环境、系统与元素等的对话。“对话意识”所追求的,是消解上述种种两极之间的对立,让它们平等地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对话式的真理是超越的真理,是两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肯定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一极吃掉另一极后创造出来的。③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思维,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等两极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重视两极在互动中实现转换。这样,教育评价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作判断、下结论、排秩序的单向活动,而是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赏识、互相鼓励,积极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话能获得理解,通过研讨能激发创造。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者的需要而控制被评价者,而是为被评价者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激励被评价者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
三、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执着有其狂妄的一面,认为复杂的现象都遵循几条基本规律,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过度相信科学的力量,某些人甚至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受这种科学功能观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评价的功能很乐观,通常没有考虑到教育评价功能的限度和可能存在的负功能,动不动就给学校、教师和学生严格地排秩序,肯定地下结论,精确地作预言,并且经常用优劣、好坏等极端标准一锤定音。被评价者也非常相信评价结论,获得好的评价就沾沾自喜,获得不好的评价就垂头丧气。现代科学的发展破除了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物理学家福特断言:“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
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尊重被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所歧视的偶然性、特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等,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组织与自组织等的不可分离,及有序与无序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精神。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等,则体现了宽容精神。时间的不可逆性、对象与环境不可分离性、系统方法等,则体现了历史意识。总之,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谦虚的,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的功能,对科学功能的限度和负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评价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评价中就会更宽容,慎重使用评价权力,充分尊重和关怀被评价者,不轻易给被评价者下定论、贴标签、排顺序、做预言。对于被评价者而言,不再盲目相信、被动屈从评价结论,而是主动反思评价结论,既不会因好的评价而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评价而丧失信心,评价成为他们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产生什么影响,在很大态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如果人们片面地对待它,或被动地受其影响,那么消极影响就不可避免。要正确发挥科学思维方式的作用,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坚持主动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习惯性的思想观念、隐蔽地发挥作用的思维模式,通常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深层次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进行反思,而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就不知道科学思维方式是否先进,对我们的行为和活动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会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过度迷恋它、依赖它,从而受制于它,成为它的奴隶。要让科学思维方式发生积极作用,人们必须增强自主性,把它从潜意识中挖出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有选择地运用,并对运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监控。一句话,就是变被动影响为自主选择、能动运用。
在教育评价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两种取向的提倡者都是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来理解教育评价,都无法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性,因而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片面的。提倡科学主义的人相信客观的实验,评价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过实验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评价采用自然科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如评价者必须严格采取中立的态度,防止带有个人的价值观;所收集的资料都是量化的,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根据在标准化考试中所取得的数字或分数来判断许多课程计划的质量和学生理解的水平,等等。人文主义取向者认为,实验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切割开来分别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观倾向性。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个案研究是一种“灵丹妙药”,因为必须把人类行为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理解;重视在调查研究中,在随机观察中,在与参与者的会谈和讨论中,获得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资料。⑤经典思维方式对科学本性进行了狭隘理解,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因而不能全面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等问题上,持非此即彼的观点,造成教育评价的片面化。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对象是相关联的,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关涉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统一的,多义性代替单义性等等。当前,教育评价所强调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他评与自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观点和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辩证思维,人们也应用全面的观点对待它,并运用它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超级秘书网
我们发现,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看似合理和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却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例如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评价结果越精确越科学,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认为像教育这样一个自身是复杂的、变化的、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精确”。⑥相反,一些以往被视为影响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因素,如教育评价者的价值倾向性,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却恰恰是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应有内涵。这说明,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如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就有可能犯错误。例如,如果停留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理解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要么就会认为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导致教育评价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要么就会因对机械化和非人性化的不满而完全否定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是经典科学的发展,它能够包容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可以看作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特例。如果说经典科学的“精确”的取值是一个点的话,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确”的取值就是一个区间。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科学思维方式仍有其价值,同样的,对于受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传统教育评价的合理一面,我们也应该予以继承。
注释
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莫兰著、吴泓缈译《: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③滕守尧:《对话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页。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