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十六大关于经济特区要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加快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步骤实施，厦门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5月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立翔安区。在新修编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拓展时序安排上，翔安区的发展设计是：翔安区作为厦门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辅城，远景发展为城市副中心。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翔安区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区域生态系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正处在全方位的改造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是促进翔安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厦门市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生态城市的需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生态安全格局问题辨识
目前存在的主要威胁翔安区生态安全的问题包括：
首先，林地和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使这两种组分所担负的生态功能被削弱。随着城市化过程，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移的趋势仍将延续，生态稳定性维护用地总量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区域生态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稳定性维护机制非常脆弱的系统。
第二，城镇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线型景观，建成区逐渐连成片，割裂了原有大片的生态空间，导致了区域景观破碎化趋势，影响到了区域生态稳定性。就目前发展趋势看，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干扰改造活动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的植被覆盖度，也使得各自然景观组分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受到阻碍，降低自然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安全性的维护功能。
第三，养殖业的旧有规模，使得滨海滩涂和浅海水域集中分布区分隔，降低了自然湿地景观的连通性和整体性，显著增加了海岸带生态脆弱性程度。
第四，由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安静的田园气氛被彻底打破。大量土地被开发利用，致使绿色空间不断下降，生物保障能力损失严重，形成了上述各种生态安全问题，再加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全区环境的舒适性和美学价值已大打折扣。
第五，随着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进行，未来翔安区的经济和社会也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的改造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幅度。这会使本区在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以前缺乏必要的生态可行性论证，建设的同时又大都没有考虑必要的生态恢复和补偿建设，如此的强度和速度致使其对局部生态系统的影响己经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忍耐限度，使局部的生态系统往往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生态安全性极低。
3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资源基础分析
安全格局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自然本底状况和现状景观组成及空间布局的基础上。生态景观组分及可利用土地的现状分布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前提。区域的自然骨架包括大的植被地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水体廊道、小的块状绿地等人为廊道。它们构成了区域性与局部人工环境的保护体系与保护屏障，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条件。
3.1植被带
全区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五块地区，即东北部的溪园内区、大帽山林场区以及东部的白云飞－锄山林区、鸿渐山、香山。但是由于周围地区土地开发活动的蚕食，使得大片的植被区逐渐被道路或城镇建设用地所隔断，呈孤岛状分布。林地的覆盖率偏低，树种单调，林相结构单一，缺乏观赏价值。
3.2土地资源
翔安区仍有大量适建用地可供城市发展，土地的可塑性很大。区内目前仍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农田，其面积占总面积的44％，从空间分布上看，全区农业耕作地的集中分布区已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而逐渐缩小。翔安的工业用地分布比较散乱，存在规模小、土地浪费严重的现象。翔安区的滩涂资源丰富，目前有49.73km2，集中分布在翔安区南部，沿着海岸分布大量的养殖池塘，近些年来盐田也不断转为他用。
3.3绿地
城区目前公共绿地严重缺乏，无成规模的社区绿地及街头绿地。
3.4水库坑塘
区内仅有曾溪水库和古宅水库等小型水库，地表水和地下水缺乏。就近期供水基本满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区内散布大大小小的坑塘，也受到人工干扰影响及自然因素影响，不稳定而变化明显。东坑湾已经成为区内最大的人工围堰内湾水域，作为区域开发的重点，应对东坑湾进行大规模的水域环境整治工程。
3.5河流水系
区内较大的河流为九溪，它作为翔安难得的生态开敞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价值。多年来九溪水质污染严重，农业、养殖业等侵占河道现象明显；河流的连续性较差，河流的保护宽度很窄；部分河段被人工固化，水陆交界带的自然生态过程被破坏。
3.6交通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路网结构不成系统。整个区域的交通道路，仍然在完善建设中。
4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策略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建设过程，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形成生态走廊，使得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良好的结构和功能联结，从而为研究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建立维护城市人居环境、维护景观生态过程安全的有效生态网络。网络通常由廊道、节点、廊道效应区组成。
4.1区域关键地段的辨识和生态建设
所谓关键地段，是指这些维持景观的连续性具有战略意义或者瓶颈作用的景观地段。通过这些关键地段的景观保护和建设，有效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并使人类为保护生态系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降到最低。通过生态健康格局评价，来辨识整个区域的关键区。
4.1.1生态健康关键区
①翔安东北溪园内－大帽山林区、白云飞林场、香山风景旅游区：在这些区域植被集中覆盖区，要严格约束其内部的开发活动，以避免自然植被破坏和损失。
②曾溪水库、古宅水库：它们是翔安区重要的水源地，加大植被覆盖度，发挥涵养水源的作用。
4.1.2生态亚健康关键区
翔安区发展的空间结构为“一心、五片”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十字形”轴线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一心”指城市中心区，“五片”指新圩农业保护片区、马巷工贸片区、东坑湾高档居住片区、刘五店－澳头港口物流园区、大嶝－莲河对台特色产业园区）。分布格局正好处于目前生态亚健康状态区域。这些生态亚健康状态的点和局部，包括：
①崎头－下潭尾－琼头地段、下后滨，澳头，莲河等滨海岸段：这些岸段目前以水产养殖功能为主，今后应对养殖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规范养殖；局部地段可以用恢复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等植被来改善和恢复岸线的自然属性。
②马巷、新店、大嶝等城市组团。
通过合理的规划手段，约束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方向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建设区形成良好的分割。尽量利用现有的生态基础建立组团之间的生态隔离带，可以利用人工林地、园地和农田等生态空间构架这样一些组团隔离带。在适合地段引入适量的绿地类型景观。注重居住区和工业园区的绿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景观形象。通过建成区内部的土地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开放空间和绿地覆盖。要合理选择持久、稳定存在的林种、树种，一般以乡土植被为宜。
4.2生态节点建设
生态节点又称踏脚石(steppingstone)，是整个区域生态体系或者景观格局中，一些面积较小但至关重要的区域。这些节点一方面形成区域安全网络的关键保护点，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控制点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改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①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节点。农业面对快速扩展城区空间的压力，农业土地资源消耗很快。保留一些重要的基本农田，一则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则可与城市绿化隔离带相结合，成为城市绿色的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②东坑湾水域、澳头滩涂节点，这些区域作为重要的湿地鸟类物种栖息地加以保护。
③鳄鱼屿、刘五店海域，作为重要海洋珍稀物种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的栖息地保护区。
④下谭尾、九溪入海口的红树林恢复区，作为重要生态系统恢复区加以保护，防止填海造地等开发活动对其破坏。
⑤区域内面积大于1km2的坑塘水体。
⑥生态廊道网络的节点，主要指生态空间网络系统的交叉点处形成的生态节点，特别是大型立交桥周边地区形成的绿化空间节点，也包括与绿色通道相连的公园、湿地等；
⑦建成区内独立的开敞空间，主要指是一些建成区内集中分布区的大型城市公园或绿化广场。这些节点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建设的有益补充。
区域生态节点的保护和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区域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增加，有效地约束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减少局部地段的景观破碎度和城市化速率。
4.3生态廊道的建设
自然生境之间的生态连通性是衡量区域生态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生态廊道则是实现和维持生态连通性的主要手段。廊道的结构是影响廊道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河流廊道还是道路廊道，都应该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植物的配置以乡土树种为主，最好是将周围的植物群落引入到廊道结构之中，在树种搭配上乔、灌木结合，使廊道结构趋向于自然状态或者半自然状态。
4.3.1河流廊道的建设
针对九溪展开生态与景观综合整治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包括：
①保持河道的自然地貌特征，保护自然形成的浅滩、沼地；
②满足物种栖息地的多样性植被群落；
③水质治理，严格控制河流的水污染；
④建设生态驳岸，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间的交换与调节，具有一定的抗洪强度；
⑤划定河岸两侧100m范围为河流的缓冲区，限制人类活动；河岸两侧30m内的范围作为河流廊道必要保留的宽度，其范围内必须保证良好的植被覆盖度，保持和恢复生态群落的完整性。
4.3.2交通廊道的建设
交通廊道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或者特定区域来说，是一种干扰型的廊道，在廊道设置方面，要有意识地减少这些干扰，尽可能避开生态系统完整且脆弱的区域；尽量避开野生动物的生态廊道，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在道路两旁建设一定宽度的绿色植被廊道。
4.4区域安全格局的生态网络及其建设
4.4.1生态网络构架
整体生态空间格局的连续性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网络的增加被认为是提升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生态价值较适宜的方法。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趋势分析基础上，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生态纽带，使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结，从而形成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就翔安区而言，就是利用组团分隔带、山地林地和滨海自然保护区，形成相互联系的生态空间构架，以增强防灾（台风、虫灾）、消除热岛效应、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功能。
因此，合理组合全区现有的以生物生产过程为主的生态系统类型，并结合上述关键点与关键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改造，建设具有区域意义的大型生态轴线，实现对全区现有以及未来城市建成区的有效生态分隔。生态轴线的具体构成如下：
①溪园内－大帽山林场－白云飞轴线；
②澳头－刘五店－鳄鱼屿滨海滩涂轴线；
③小嶝－大嶝－澳头浅海滩涂轴线；
④香山－东坑湾轴线；
⑤九溪及其生态缓冲区轴线。
4.4.2区域生态轴建设
山地林区轴线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对于维护全区生态稳定性具有其他景观类型无法替代的作用。完善林地组分结构和功能，建立未来景观舒适性。增加各生境斑块的完整性和连接度，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并通过溪流廊道和交通廊道，将自然引入城区。
对于滨海滩涂浅海轴线，应科学确定岸线和海域功能分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总体效益最优化。尽可能保留和恢复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岸线，如珍稀海洋物种栖息地和红树林、滩涂湿地等特殊生境。控制海域污染，适合地段恢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
以九溪两侧绿带为竖轴，以香山－东坑湾绿化渗透空间为横轴，构成翔安城区十字形的绿化主轴。
5结语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地运用于实践。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规范无序的超强度的城市建设行为，使其对区域的生态安全不致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以经济和高效的景观要素的配置状态，使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实现区域经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从翔安区目前的景观组分比例和空间分布形势来看，基于现存的生态景观，以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进行安全格局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海湾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趋势，最终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陈鹏.基于遥感和GIS的景观尺度的区域生态健康评价——以海湾城市新区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07,27(10):1744-1752.
二保护地生态旅游的风险识别与对策
1管理风险
保护地生态旅游面临的管理风险主要有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体制不顺、经营合作模式不合理、人才培训不到位、管理措施不力等，在此重点关注管理体制、经营模式和人力资源管理三方面。
1.1理顺保护地生态旅游管理体制
首先要理顺保护地的生态旅游管理体制，保护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建立在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合理分工和有效整合的基础之上。政府负责制定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宣传促销，建设基础及公共设施，吸纳社会资金，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企业负责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执行景区管理制度，创造社区居民就业机会，其任务是开发和经营旅游景区，既要保护资源，又要使社区受益。社区负责保护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参与旅游经营并获益，其目的就是保护资源，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加收入。通过实施这种资源配置和管理制度，实现生态旅游业和保护地的持续发展，体现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效益。
1.2制定合理的生态旅游经营合作模式
保护地管理局在确保旅游业开发管理权限的前提下，可引进专业的生态旅游经营公司，采用特许或委托的经营方式，对保护地旅游活动进行市场化运作。对于区域内及周边有大量村寨的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开发可引入社区参与机制，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生态旅游中来，一方面对参与生态旅游的社区在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与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进行合作，开展科考活动，建立科普、教学、实验基地。
1.3加强人力资源管理要培养
一支素质高、业务熟、服务好、数量充足而又相对稳定的旅游从业队伍。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采取岗前培训、在职培训、短期培训、实地考察等方式实现对从业人员的定期持续培训。建立顾问制度，加强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沟通，争取技能培训方面的支持。适当增加对旅游培训的资金投入。对导游、解说及其他服务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建立和完善各种岗位培训、资格认证、技能考核、岗位考核、级别认证等制度。对旅游管理者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市场研究、公共关系、旅游规划开发和管理、标准制定、法律法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2融资风险
2.1有针对性地分析
设计融资结构以保护地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基础，做好融资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一份较具有权威性并且详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将十分有利于对融资的风险进行识别并有效地对融资进行组织。评估的范围包括政治、技术、人力资源、与其他项目的相关风险、服务和产品的需求状况，以及当地的政府信用、当地的拟建项目以及投资环境情况等。一方面要充分拓展投融资渠道，包括政府拨款、银行贷款、企业投资、国际资金、群众集资等。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及社会捐助等多个投资主体的关系。对于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的地区，要积极争取政府扶持和投资，保护地内道路交通、水利、环保、通讯等方面的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可由政府投入，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企业负责按保护地旅游规划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争取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外民间团体等对保护地内科研项目、扶贫脱贫项目、社区居民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资助。
2.2构建合理的生态旅游收益分配机制
生态旅游的开发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使各利益主体均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态旅游的发展并从中公平受益。从资源、知识、资金等方面考虑构建合理的生态旅游收益分配机制。首先，承认资源有价，生态旅游收益中要有一部分资金用来保护环境及支持社区发展。其次，重视知识的软投资，包括重视旅游规划设计中的特色挖掘、主题创意和宣传促销，以及对保护地的科研投入等。再者，保护地生态旅游项目的融资方要承担开发项目中的风险，因此对于项目资金的回报也有一定的要求。
3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风险
随着旅游的开发，大量游客的涌入必将给保护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使得景区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危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落实范围、规模和经营方式，确定景点和旅游线路，加大环境监控力度，严格执行环保制度，实行控制性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原则。
3.1界定开发范围
分析环境容量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不得影响保护管理工作。比如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只能在实验区和保护区周边地区进行，在缓冲区和核心区不得开展。旅游环境容量是指在保证旅游资源质量不下降和生态环境不退化的前提下满足游客舒适、安全、卫生、方便等需求，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允许容纳游客的最大承载能力。环境容量是衡量保护地旅游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环境容量的测算要满足自然生态环境长期较好保持，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应科学确定游客环境容量，控制旅游人数，合理设计保护地内接待设施的数量及规模，严格按照指定旅游路线开展活动。加强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监测，制定合理的价格调节机制，建立信息网络系统。
3.2积极开展资源保护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并制定详尽、切实可行的保护地生态旅游管理规章制度，明确保护地管理局与旅游开发企业的责任，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的职责，以及对旅游者的管理(包括对旅游者活动、规模、承载力及行为的控制)等。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评价是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利用其资源、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制定保护决策和保护技术方法的科学依据。在生态旅游活动中，要重视动植物生境的保护，开展生态监测工作，从气象学、水文学、物候学、群落学、生态学等方面，通过定位、定时的采样分析和调查，对原生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监测。
3.3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设立环境管理目标，近期实现在景区改造和建设过程中，不引发生态环境破坏事件，保持景区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的目标;中远期实现在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环的同时，逐步恢复和改善已退化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的目标。做好水体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噪音污染防治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工作。加强保护地内环境监测和环境科学研究。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强化环境管理，建立旅游收益反馈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政府及环保主管部门要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政策，定期检查，强化管理。
4社会风险
4.1突出社区受益原则
加大社区共建和共管力度社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生态旅游首先要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强调社区利益和社区能力建设，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区参与、社区受益原则，改变并逐步摒弃以资源耗损型为主的生计方式，弱化和消除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保护地的一些日常管理、示范基地的建设，尽量让当地村民参与，提高他们作为自然资源的主人及资源拥有者的意识，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采取技术培训、试验示范和扶持农村专业户的办法，提高当地村民利用自然资源的科技含量和水平，增加传统农业产品的附加值。
4.2充分尊重和合理利用
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是原住民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具有值得借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当地世居民族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受益者而且还是积极有效的保护者，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生态学知识。因此，保护地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和利用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这不仅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4.3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保护
民族传统建筑和民间文物，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抢救保护和民族民间手工艺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等，扶持和挖掘民族节日活动，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三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保护地生态旅游普遍存在一定的人身安全风险和财产安全风险，如野生动物肇事引发伤人、损毁旅游设施及破坏农作物的情况，森林火灾的发生，突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滑坡、泥石流等。因此，建立补偿机制、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三大风险防范机制十分必要。
1补偿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可分为对人身伤害的补偿和对财产损失的补偿。对人的补偿包括游客、原住民、景区工作人员的伤害补偿。对物的赔偿包括游客的财产、原住民的财产、景区财产的赔偿。可以采取政府补偿和商业保险补偿的方式。一是由保护地统一购买保险，纳入门票费中收取，二是由个人自行购买保险。对于野生动物肇事导致的损失，可由当地政府适当提高补偿标准。树立资源有价的观念，从旅游收益中提取“生态环境补偿费”，用于保护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质量的改善。
2预警机制与国土、气象、公安、消防等部门联合建立预警机制
出现问题时可以相互反馈，降低风险。建立森林防火瞭望台，配备望远镜、手持机和罗盘等，进行观察、通信与定位，守望员实行24h轮换值班制度。加强教学实习、科研考察人员的入区检查工作，建立检查站，堵截非法入区人员。扎实开展日常巡护工作，完善安全巡视制度，全天候巡视和监督。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e．odum为生态学下的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生态系统，是指地球上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换言之，即生物(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因素之间以及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如阳光、空气、水分、土壤等)因素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自然界中构成各种有机联系的整体，即所谓“生态系统”，如江、河、湖、海、草原、森林、农田等均为不同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进行着正常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此种现象即为“生态平衡”。
从传统意义上讲，生态学属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但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人们逐渐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从而导致了许多学科的生态学化。这样，生态学的原理就被广泛应用于人类活动领域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艺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等新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生态语言学认为，世界上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自然、社会、文化、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语言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两部分，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
外生态系统的前3个子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合称为自在环境系统，人群系统称为自为环境系统(如图)。自为环境系统处于自在环境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是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能动结构。一方面，它从自在环境系统中摄取能量信息，同时自身也不断产生新信息，而且把吸收到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输入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人群系统又运用语言系统传播信息功能，反作用于人群自身，重新调整能量信息在人群的不同层次、不同集团中的分布，不断推动人群的进步。
语言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能动性。语言系统一旦在某一文化结构中形成，该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的各层次之间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同时，语言系统又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系统不断与各环境因素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系统某一环节出现了故障，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就会受到破坏。
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规律。语言工作者可以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为语言的运用确立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规范。语言规范化就是根据语言发展的各方面标准，把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新成分、新用法固定下来，加以推广；把那些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成分和用法，妥善地加以处理，以使语言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维持自己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保持自身的稳定。为达到语言生态的这一“理想状态”，各国使用者都在努力推行本国或本民族语言的共同语，如汉民族推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汉语普通话，英吉利民族推行以伦敦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英吉利共同语，意大利民族推行以多斯岗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意大利共同语等，目的都是使语言实现良性循环。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藏族人民主要的交际工具。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等种种原因，藏语形成了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藏文据传是公元7世纪前叶，吐蕃王朝的第三十三代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图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学，图弥·桑布扎返藏后统一、规范原始藏文而形成的。随着藏文的推广使用，藏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博学多才之士，他们撰写了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从数量上说，仅次于汉文典籍。这些文献涵括了语言文字、宗教经典、历史文献、逻辑哲学、天文历算、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然而，面对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藏语文的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藏语与汉语、英语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汉语普通话的作用日益增大，英语的学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藏语文的使用和学习受到了巨大冲击，藏语文的社会功能有弱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些藏族群众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藏族年轻人也从眼前的利益出发(如考试、升学、就业等)而忽视母语的学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母语危机”。
濒危语言现象全球存在，同时濒危语言问题也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1992年国际语言学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语言大会上，濒危语言问题被定为这次年会的主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国，濒危语言问题也引起了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少数民族语言转用、语言濒危现象进行研究，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共同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一些刊物发表了有关濒危语言的论文。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语言，而在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在不断减少，很多语言面临着消亡的威胁。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在有一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了53种语言，但根据民族语文工作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实际上不少于100种，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13很少，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31不到千人，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13超过千人的语言，也并不表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语言由于外部或内部的种种原因而消亡了，这些语言后来或者是融合了，或者是被替代了，乃至一些在历史舞台上有过重大表演的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后来也无影无踪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世界上的语言多达6000多种，一些消亡了，就让它消亡吧，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看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总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
实际上，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德国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洪保特(humboldt)说：“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可以认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或者是对世界认识和把握的某种“偏好”。比如，藏民族倾向于形象思维，表现在构词上常常是“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如词语somang(梳子)，直译为“多齿”；ngolta(镜子)，直译为“看脸的”；shingbe(棉花)，直译为“树上的羊毛”；vgokhrid(领导)，直译为“牵头”等。又如，藏语的基本句式是“主一宾一动”，它与行为的先后次序不完全一致，如calagnyos(东西买)，bodyigvbri(藏文写)，dpechavdon(书读)等，这种语言结构，反映出藏族人民更看重结果、强调行为的施事对象这一特点。“假定人类只有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人类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泥潭。语言一多，就可以防止这种危险，因为语言多，就等于认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多，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张公瑾教授也指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能力，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在语言中凝聚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财富，最主要的部分都保存在自己的语言中，母语与其他文化成分和谐地构成民族文化的总体，这就是语言的文化价值。语言的文化特质，使其对于一个民族尤为重要，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丧失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一种思维方式，失去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语言生态共生的关系角度来看，多语种的和谐发展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出多样的语言和文化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正如阿拉斯加土著民族语言中心的米凯尔·克劳斯所说：“多种语言并存有诸多好处，例如保存了某种语言，就可以将其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科学知识传给下一代。在现代医学知识里。不少是从使用动植物的传统治疗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土著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当地的动植物的重要信息也就无从得到了。”
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同时又保持母语的活力，可行之道便是推行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引导人们在母语之外，学习和掌握另一种语言。中国人学习英语，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学习民族语，都属于双语教育的范畴。“双语化”是当前突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语言障碍”，掌握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大力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
在我国，实行双语制有其合理性。第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千百年来，汉族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有着悠久历史，双语现象由来已久。第二，从双语、双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学习一种文化，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双语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在双语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吸收、融汇并传播两种文化。因此双语教育既担负着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又担负着吸取人类所有先进科学文化，用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重任。
当然双语教学必须主次分明，母语教学应放在首要地位。对藏族来说，藏语是母语，藏文是本民族的文字，藏语和藏文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腾飞的翅膀。一般来说，母语是开发民族智力的资源，是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工具，是学习先进文化的先导。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以母语为教学工具的专家会议上指出：“母语是入门教育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对于维持一个土著集团的文化，母语教育是最好的向导和工具。”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严学窘也指出：“母语是教育的最好手段，是继承文化的最好工具，是促进人民参加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标志，是消灭文盲、愚昧、歧视和贫困的有力斗争武器。”人的一生，通常都离不开母语，母语一般是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它记载了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智慧、知识和经验，其思维方式为人们所熟悉。实践证明，学校教育采用与学生思维一致的母语以及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进行教学，不仅顺应了思维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学生智力的进一步开发与提高，而且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掌握。
当然，一个民族的发展，单靠母语教育是不够的，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一体化和大众媒介(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的传播，民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和语言必将受到外来文化和外来语言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既要学习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又要掌握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而学习他们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双语教学的实质，就在于文化之间的互动、借鉴和吸收，对外民族语言的学习，其目的是对外民族文化有用成分的吸收、引进和消化。
由于各民族双语发展进程不统一、文化背景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等特点，双语教学的类型也有不同。在四川省的彝藏地区，中小学校主要实行了两种模式的双语教学计划：第一种是以民族语文为主的教学，同时开设汉语文。旨在既能继承、弘扬和发展本民族传统语言与文化，又能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从而更有利于直接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信息。第二种是以汉语文为主的教学，同时开设民族语文。旨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字，使本民族学生不因学习主体民族语言文字而失去或降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尽管两种模式方法各异，效果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把学生培养成民(语)汉(语)兼通的双语人，既能达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目的，又不影响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沟通。
关键字：风景名胜区；功能；保护；价值
我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风景区)主要有以下特点：①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主体是具有自然科学或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②与自然有精神理念联系的文化或人文景观融于自然景观之中，不是相加，更不是强加于自然之上的人为物体。③风景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与科教活动需求，即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④范围较大，资源丰富而集中，是包括地上——水圈、生物圈和气圈、地下——岩石圈、洞穴和日、月、星空等各种景观要素有机结合的地域空间综合体。
1、风景区的价值、性质与定位
风景区的价值，主要指有关自然科学、自然美学和历史文化等价值。三者，前两者必居其一，后者不一定都具备。
自然科学价值，主要指从地质、地理、水文、生物、生态等科学的角度，或从生物多样性、特殊生态系统及濒危物种栖息地等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价值如是部级的，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或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如果是世界级的，为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同理，从自然美学的角度看，亦作类似的评价。我国传统的名山大川，其美学价值较重视如形式美——雄、奇、险、秀、幽、奥、旷等形象，还有色彩美、动态美、音响美等等。历史文化价值，则包括从历史、考古、民族、宗教、建筑、艺术等角度评价其历史文化价值的级别。传统的名山风景建筑、构筑物，均以尊重自然、天人合一、“与天地精神往来”等理念而融于自然。如帝王之封禅、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乐山”“乐水”，佛教之深山净土和不杀生等教义以及普遍崇信的风水观念和神秘观念等，形成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朴素的生态环境观，在此理念指导下，又形成以自然为主，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名山文化。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非常珍贵的有着自然文化双重价值的遗产。
自然科学价值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没有国界，全世界有统一的标准。自然美也是客观存在，而审美主体却有主观性和民族性，但总地看来也是大同小异。把传统的山水审美与现代的科学美、生态美融为一体，不断提高审美水平，亦是必然趋势。文化是主观创造的，必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尤其是环境文化、山水文化，应该继承和发展，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性和地方性，这正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所要求的，而不是去抄袭外地、外国的文化景观，改造、取代风景区的地方、民族文化原作。对自然文化遗产来说，照抄外来文化景观不仅没有什么新的价值，而且是破坏遗产证据。
价值是确定风景区遗产地的品位、级别及其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风景区是国宝，是无价之宝，它不仅是珍贵的物质财富，而且更具有难以用金钱计算的精神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价值体系。所以风景区自然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种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取代、永续利用的资源。它不仅直接满足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需求，而且间接地产生风景区外乃至整个国家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于这样一份价值很高的遗产，如何定性、定位是极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帝王封禅泰山、颁旨保护天下名山、“禁樵采”、“禁渔猎”之事实。自古儒者，乐山乐水以比德；道者，视为仙境求得道；佛者，视为净土以修行；文人学士视为求美求真之灵境；百姓视为风水宝地以求福。可见名山大川是寄自然于各种精神文化活动之胜境，从皇帝到老百姓各有所求，都可享受。它的定位，比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要高。
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产生于美国的国家公园，经100多年的国家公园运动，现已遍及全球各国，足见其生命力。美国国家公园是经国会通过、由总统批准、并立法保护、通过国家管理。国会中有国家公园委员会，总统有国家公园顾问，民间有国家公园保护组织。他们认为国家公园是“国家最完美的象征”、“爱国主义激情的胜地”、“生态实验室”、“环境教育课堂”，是美国引以为荣的创造物。有一位美国政治家说，“如果说美国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作过什么贡献的话，恐怕最大的就是设立国家公园的创见了。”可见，国家公园是保护性的以精神文化科教功能为主的社会公益事业，它在法律和国家形象中的定位也很高。
我国国家风景区是在名山大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且多数风景区早在唐宋时代已是名山了。它与国际上国家公园接轨是为满足现代人与大自然精神文化活动，从感性基础上向理性发展的需求。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部门，不得出让或变相出让。”我国国家风景名胜区是国土景观的精华、壮丽河山的缩影，是国土资源中价值、品位最高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国宝，其中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就是全人类的瑰宝。这应当是国家风景区的定性和定位，可是还没有落实在国家的立
法、决策和实践中。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把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定位于旅游资源，造成性质、品位错位，导致错位开发，破坏风景区、遗产地的价值。旅游资源是部门、行业和专业的概念及称谓，不是游览地的本质属性。从国家和政府或遗产科学出发，应以本质属性给予定位，如泰山、黄山，它们的本质属性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而不是旅游资源。这是由泰山、黄山的价值、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它们有多种价值、多种功能，游览只是其功能之一，而且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
的，风景区遗产地是保护性的以精神文化功能为主并象征国家形象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两者的性质、品位价值不同，如果定位错误，必然导致破坏性的错位开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风景区的功能与保护
风景区的功能，主要是指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种种形式及其发展和演进。也就是人们利用风景区价值的方式，如因风景区的科学价值而相应产生科研和科教功能，因美学价值而产生审美、游览功能，因历史文化价值而产生考古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由于多种价值的交叉感悟，而激发爱国情怀和山水文化创作的灵感等等。
功能是发展变化的，也是因人而异的，从泰山的摩崖石刻中可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素养的登山者，各有心灵上的
追求：帝王封禅；百姓求福；僧人修行；羽士求仙；隐士避世；君子“洗心”、“涤虑”；雅士“超然尘表”；文人审美；学
者求知；画家“师法自然”；诗人寻求灵感；而“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的志士仁人，则以“直上危巅休怯险，登
天毕竟要雄才”的气慨，“登高壮观天地间”，“张志气、拓胸襟”，悟“国家柱石”、“民族精神”以及“稳如泰山”、“重如泰山”等等。这就是人们通过登泰山，体验泰山“精神”，而得到心灵上的感悟和满足。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于名山大川中的独特的山水文化和山水精神，各种不同名山胜水，各有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精神意蕴。
风景区的功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有的功能随着封建帝制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如封禅祭祀、隐居读书等。有的功能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如上世纪初，地质学家发现了泰山古生物地层，这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为泰山发展科研、科教功能写下了新的篇章。还有许多功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游览、审美、创作体验等等。
中国的山水文化精神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山水文化精神的特有价值。吸取其精华，使其延续和发扬，并吸收现代国际共识的国家公园主要功能，综合形成科研、教育、游览、启智及创作山水文化体验等现代功能。尤其是科教功能，它是发展国家风景区功能的基础，没有科研，就不能鉴定风景区遗产地的价值，更不知道如何保护和利用；有了科研成果，才能向管理者和广大游客传播遗产知识，为规划建设提供依据等等。现在，国家风景名胜区与国家公园在与科学接轨
上存在很大差距，科教功能需要赶上。
风景区功能的发展，保护是前提，无论是古代名山，还是国外国家公园，今天的风景区无一例外，原因是经济功能与精神文化功能的矛盾，不可能在同一空间内解决。好比天安门广场，是升国旗、瞻仰、参观、游览等社会公益性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场所，不允许在广场上建旅馆、开餐馆、在中轴线上空架索道、坐缆车观光。如要吃、住、购、娱，请到前门、王府井、西单等等商业区去。这就是功能分区的常识。
名山、风景区、国家公园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不同阶段所产生的。由于物质利益的驱动、无时无刻都有人有意无意地破坏其精神功能，尤其是缺乏文明素养的决策者和开发商。因此，风景区遗产地始终都要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历史上也有不少名山，因为没有保护好，改变了性质，成为普通经济山地而销声匿迹了。
古今中外，保护风景遗产，就是限制、禁止其经济开发，发展其精神文化功能。如古代的“天下名山”，从作为经济开发对象的普通山岳中分离出来，保护起来，专为精神文化活动场所。在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名山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性保护体系，如帝王下诏：“凡五岳及名山皆禁樵采”(《大唐六典·尚书工部卷》)。具体到一座山，如“天台山中避封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断采捕者”(唐睿宗《复建桐柏观数》)。文人从欣赏、歌颂山水去保护名山(规划设计名山建设)，批评破坏行为；宗教保护其仙山佛国境界；百姓以风水宝地、宗教意识保护名山大川。除了战争、动乱年代，名山一般都
能得到有效保护。
各国的国家公园都是以立法《国家公园法》严格保护。世界遗产，更是以全世界的力量，以“公约”形式共同保护。各签约国都庄严承诺要“竭尽全力”，做好世界遗产的“鉴定、保护、保存、传播，并传承后代”的工作。保护的标准是保护保存好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
所谓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是遗产的“原作”。对自然遗产——大自然的“杰作”来说，主要包括地质、地貌、水文、生物、生态环境的原生性及其自然关系中全部或大部分有关的相互依赖的有机系统。如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不仅要保护好石英砂岩峰林地质地貌及其地区土壤、植被、水文景观的真实性，还要保护好与其成因相关的周围地质地理环境的完整性。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指保护保存反映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原作”，包括其设计、建材、施工及环境等方面都符合真实状况，还包括保护其遗产的法规和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其完整性主要指文化遗产本身的系统性及其相关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如清东陵，包括整个皇陵建筑群的地表地下整体格局及其周围风水环境的完整性，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陵区曾建了不少旅游服务设施，破坏了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后来按《公约》要求，拆除了，恢复了清东陵的原作风貌，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保护必须立法，无法就难以有效地保护。如果以保护性的精神文化功能为主的国家风景区的立法滞后于经济开发性的立法，后患无穷。现在风景区的错位，超载开发，以及由此造成的“三化”现象，都是套用经济开发区法规的结果。
因此，建议国家立法保护风景区遗产地正是当务之急。
3、风景区的规划与建设
规划的要旨是在风景区科学理论和相关法规的指导下，落实和解决风景区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问题。规划的基本原理是以风景遗产资源的综合调查、鉴定、评价为基础，并以相关的法规为依据，根据资源类型、价值和功能的空间分布，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在保护风景区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分区保护利用，并使之可持续发展。
功能分区是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因资源的特点、类型、价值不同及其空间分布不同，可分为大分区和小分区。所谓大分区，即指在风景区内外，主要解决区内外的不同功能，即区内以精神文化和科教功能为主，区外以经济功能为主。区外依托附近原有城镇，新建旅游镇或设施齐全、高度现代化的旅游城，作为旅游服务基地，作为由“旅”转“游”的“旅游码头”，其规模大小，视风景区大小而定。少数大的，个别特大风景区，因区内原有历史城镇，自然可成为旅游服务基地，但因处在风景区内，产业结构、城市景观风貌应体现地方文化的延续和风景环境的协调。风景区内的小分区，有多种分法，综观国内外分区方法，我国风景区宜分5个区为宜：
(1)生态保育区：面积较大，生态科学价值高，只对科学工作者开放(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对游人开放。
(2)特殊景观区：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高，对游人开放，可建步游道、解释系统、观景点(选择适当景位、以自然山石为主)，个别可建得体的亭台厕所等，游时游程较长的可建小型茶饮点，但不建餐馆、住宿设施和机械交通。
(3)文化遗产保存区：历史文化价值高，供参观游览，按文物保护法利用，可建防火、文保、卫生等设施。在不影响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下，有的古建筑可用来展示风景区历史文化价值。有的价值一般的老建筑，可设置茶室、休息。本区不能兴建营业性设施。
(4)服务区(游憩区)：在大风景区内，除以上3区外，如环境容量允许，可选择交通、供水、供电较方便，景观影响较小的地方，建过夜服务区—游憩区。有的国家称宿营地，有的称山庄，有的称接待站，其性质是体验性。服务区的规模、建筑高度、密度、体量、材料、色彩等都要与景观、地方文化协调。美国研究认为“必需的公园内宿营地应根据自然景观来设计和操作，豪华宾馆无疑是不合适的”(RonaldA·Foresta，1986)。防止商业化和城市化。本区与区外的旅游服务基地性质不同，严防错位。
(5)一般控制区：除以上4区以外，皆属一般控制区。本区内一般多有数量不等的农田、村落，或从事其他产业如林、牧、渔业等产区。本区应限制发展，居民出而不进，限制影响和破坏景观的产业，发展与景观协调的产业，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改粗放农业为精细农业、生态农业，山坡地改成果木园并与旅游业结合发展。禁止伐木和扩大用地的开发。随着国家城镇化计划的发展，逐步引导居民迁居区外的旅游城镇，发展经济。少数大、特大风景区，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暂时迁不了的，有的长期共生的，对于村落民居建设高度，应体现地方民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形成现代田园风光。有的可设置家居宾馆，不过更多的家庭宾馆应在区外发展。
此外，风景区的应有保护地带，其范围大小，视地理环境条件而定，如上游上风不准建污染的工业企业，四周要防止破坏植被和对地形的开发，以免造成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
风景区规划，应始终贯彻限量开发利用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对原生自然景观的干扰和破坏。功能分区解决了错位开发的问题，而超载开发必须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视觉容量加以限制和纠正。我国风景区不但存在普遍的错位开发，而且也存在严重的超载开发，国外把“人满为患”视为破坏景观生态的严重现象，国家公园中的重要景区、景点，采取限量游览，如韩国智异山国立公园中的古塔，一天只准许400人参观。但对我国风景区遗产地来说，“人满为患”已习以为常，更严重的是“屋满为患”，风景区内，甚至在核心区(生态保育区、文化遗产区、特殊景观区)内，大兴土木，如泰山架索道、建岱顶闹市，武陵源建观光电车、电梯，黄山建豪华宾馆饭店、高坝水库等等，把具有世界级价值的自然遗产、自然文化遗产的核心区，改造成为灯红酒绿、吃喝玩乐的山区小集镇。“人满为患”，踏坏了草、灌木，还有恢复的可能。“屋满为患”，则工程所到之处，彻底破坏岩石、地形、土壤、植被，并造成视觉污染和精神损害。因此，限制利用，首先应严格限制风景区遗产地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减少服务设施是减少观光客的有效办法。限制的标准就是不影响风景区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就是保存大自然和祖先的原作。
规划还应修复被错位、超载开发所破坏的“污点”，“残迹”。比起现代地学和生态学对国家公园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要求，我国农业时代的名山开发度，就已相当高了，而近几十年来的过度开发，非整治疏解不可了。
有人形容风景区遭破坏状况是有些地方决策者与开发商违规开发，造成“先上车，后补票”、“先建设，后规划”、“先
破坏，后整治”现象。这也反映了规划与建设脱节，地方决策者无法无规的行为。总规—详规—设计—建设，这是实现总体规划的程序，“管理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必须健全规划设计和审批的程序，来纠正错位、超载开发的错误导向，整治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对风景区遗产地的破坏性开发，尽可能恢复原作的自然度、美感度和灵感度，这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
风景区详规与项目设计，都应严格选择景观空间的位置—景位，做到“点缀得宜，不掩其胜”(徐霞客)。任何设计都应融于自然，不夺自然之胜。尽可能不破坏自然，少干扰自然。防止规划设计者迁就甲方，或本身误用城市设计手段误导“三化”。
要利用风景区自然遗产地，无疑要开发建设。为了明确风景区建设不同于一般城乡开发建设，更不同于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需要明确风景区开发建设的概念，以免在实践中产生误导。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的开发建设可分为有形开发建设(或称硬开发建设)和无形开发建设(软开发建设)。所谓硬开发建设，是指一切人工的有形物质形态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开发建设；软开发建设是指对风景区遗产地所蕴含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通过深入研究体验，并不断发现新的价值，提高认识水平和审美水平。根据不同功能区而言，硬开发建设有禁止的，有限制的，有控制的。
总之，风景区硬开发的总量要小，小到为游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国外这种规定很严。这些有限的硬开发建设在定位定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并以小散、藏的形式融于自然。软开发建设，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人对自然的研究认识，对山水审美，以及管理人员、游人对风景区价值的认识，以及素养的提高，都是无止境的。硬开发以尽量减少对风景区遗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和破坏为原则，而软开发则以不断提高对其价值的认识，达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为目标。在当前普遍存在错位(包括软硬开发的错位)、超载开发的状况下，加强软开发建设，整治错位、超载的硬开发建设，是当务之急。建议政府下令，不准在风景保护区内招商引资。
4、风景区的管理、立法与监察
管理是贯彻实施上述各项内容，保护利用好风景区遗产地的关键。现在管理权关键在地方政府，中央有关部门只管“业务”。由于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导致目前管理上较为混乱的局面。国家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科技含量很高，价值很高，是国家和全人类的瑰宝。地方政府管理有一定局限性，再加上被眼前经济利益所驱动，法制不全，决策靠领导人说了算。有的地方领导认识水平高，管理很好；有的领导水平低，无知加武断，管理就很糟；有的这届领导管理好，换了一届就遭了。现在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这样的管理，很难使风景区安全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庄严承诺：“竭尽全力”，做好“鉴定、保护、保存、传播、并传之后代”的工作，很难贯彻国务院关于风景区管理的方针：“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风景资源及其土地是国家所有，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出让或变相出让。”有些地方政府违背国家法规，把风景资源与土地及其设施出让、拍卖、上市。何以置之不理呢？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都是国家立法，国家直接管理，地方政府相应管理其地区级遗产，形成国家公园(包括世界遗产)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法律系统。如韩国只有20个国立公园，国家直接管理，中央一级管理机构就有67人，负责人由总统任命。我国有151个部级风景区，可只有1个风景处，这惟一的风景处只有3个人办公。
因此，建议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直属国务院，直接管辖部级和世界级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及自然文化遗产，地方政府相应管理地区级遗产。国宝要由国家管，代表国家的地位、形象和权力。只有这样，才是名符其实。如果一时成立不了国家遗产管理局，建议建设部把现在的风景处提升为风景管理司，提高其管理地位和权威性，也有利于与国际上国家公园体制接轨。先把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遗产直接管理，取得经验再直接管辖国家风景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国宝的命运。
国家也要投入管理、保护、科教等经费。151个国家风景区，每年只投1000万元，平均每个风景区只有6万多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韩国(与浙江省面积、人口差不多)20个国立公园，每年的投入相当于6亿人民币，美国2001年投入国家公园的经费是43亿美元。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就借口国家不给钱，“以景养景”，“靠山吃山”，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大兴土木，进行错位开发和超载开发。于是借“文化旅游”搞“神文化”、“鬼文化”，如桂林有一处唐代就已开发的科学美学价值很高的溶洞，塑起“天上玉皇”、“地府鬼神”；有的借“生态旅游”，由旅游公司接管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区管理人员“扫地出门”，进而大兴土木建宾馆、饭店于保护之核心区。还有不少人造的旅游资源(名符其实的)、主题公园，错位入建风景区，造成自然文
化遗产地的严重破坏等等。至于架索道、建豪华宾馆、、商业城等等经营性项目，都是在“以景养景”，“靠山吃山”的借口下建的。然而，这些项目多数不是“靠山人”，或“景中人”建的，而是政府部门、外地、海外公司招来的。结果是毁景牟利，经济外流。本地富起来的只有小摊、小店、小旅馆及相应的服务行业等。地方政府应合理组织当地居民按功能分区经营服务业，使他们更好地富起来。“以景养景”，“靠山吃山”先决条件要保护好景，定好经营设施的区位、景位，即“内景外商”、“内名外利”。功能分区、协调发展，才是正道，政府应从区外的商业利税收入中，返回部分给风景区作管理保护费用。这是世界国家公园的普遍做法。政府做不到这点，那么，管理部门靠收门票来“养景”、“吃饭”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
的。因为收门票不破坏景观，一旦国家增加投入，门票随时可减可免，毫不损害风景遗产。而有的地方政府利用门票当摇钱树，不断提高票价，那就不合理了。
现在，国家、舆论和百姓都关注风景区的保护问题。不少风景区开始整治，有的认真治本，如九寨沟下决心彻底拆除沟内7000多床位的错位开发，恢复九寨沟的原始风貌。但有的只整治百姓的小商、小摊、建筑，而不治核心区的“三化”，如泰山违规工程中天门索道、岱顶商城，黄山不治核心区北海、西海城市化，武陵源不治张家界核心风景区的锣鼓塔街、旅游电车、观光电梯等等。还有的多数只治民间小商摊，而不治部门宾馆、饭店、培训中心等等。凡此种种说明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局限性很大，管不住大于他们的条条系统和利益集团。同样说明，没有法是不行的。古代保护名山有皇法，现代国外有国家公园法，唯独我们《风景名胜区暂行管理条例》，“暂行”了十八年还不立法。保护性的法律滞后，欲行破坏牟利者，就拿经济开发的法规错位套用于风景区遗产地，后患无穷！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对世界遗产要实行定期监察和反应性监察，一旦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轻则批评整治，重则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如不采取措施恢复原作风貌，就要被《世界遗产名录》取消。监察机构有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此外广大人民和各种媒体都有保护和监察国家遗产和人类遗产保护状况的义务。我们还没有监察机构，群众组织也没有监察的权利。监察是保护风景区遗产地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提高全社会保护利用好风景遗产意识，都有重要意义，这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手段，我们应当学习。尤其在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相关法规和风景遗产科学进行保护。
5、科教兴风景名胜事业
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学问，是无疆界的，无所谓“国情”，风景遗产事业的科技含量很高，应当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科学，来保护和利用好我们的遗产。如果没有科教作基础，那就无法鉴定风景区遗产地区的价值，也不知保护什么，利用什么，建设什么，开发也就成了决策者主观意志的强加。由于缺乏风景遗产科学知识，几十年来，风景区遗产地，在“抓革命”时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在抓生产时，就去开山取石、伐木毁林；抓旅游开发时，就大兴土木、盖宾馆、架索道、造“鬼文化”，建“三化”的“吃喝玩乐综合体”。结果，风景区自然度、美感度、灵感度急剧下降。大自然历经几亿、几十亿年所记录的史册，祖先用几百、几千、几万年所创造的杰作，被改造、降格为任何地方都可建造的商业性的大众游乐园。
如今，应更好地发挥名山风景区科教功能，鼓励人们到世界或国家独一无二的“天然博物馆”、“生态实验室”、“历
史文化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和环境教育课堂”研究、学习、游览和体验，而不是让无知决策者和毁景牟利的利益集团把“一流大学”——人类瑰宝，改造成惟利是图的“吃喝玩乐综合体”。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户外游憩活动必然要发展，除了风景区自然遗产地的功能之一——高品位的游览以外，更需要寻找价值一般、环境较好、自然度较高的非风景区遗产地，创建各种类型的现代户外游憩区，如主题公园、游乐园、度假区、休闲地、山地机械运动游乐园等等，以满足不同层次群体对户外游憩活动的需求，以分散国家风景区和世界遗产地的压力，建立户外休闲游憩系统，这是大有可为的、必需的事业，其数量与容量应大于风景区遗产地。这好比中小学的数量与学生
数必然大于大学一样。进而有效地制止那些破坏风景遗产、毁景牟利、降格使用的行为。坚持高品位资源高利用原则。韩国公立公园画册上有一标题很好，“韩国公立公园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里只邀请热爱大自然的客人。”美国NPFF的研究则认为，“容许国家公园被用于商业目的的旅游，是对一种国家公园的独特、绝妙财富的浪费，并且所有这类旅游都应被制止。”我们的国家风景区世界遗产地，为开发商业性旅游，架索道，盖豪华宾馆，建观光电车、电梯、火车、滑道、等等设施，不惜破坏地形、生态、文物，破坏国家和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博物馆”和“一流大学”，再去“打造”、“包装”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吃喝玩乐的山区旅游城。这是违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也是与现代国家公园科学和功能背道而驰的。
风景区遗产地呼唤科学与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的山水文明与山水精神，尽快结束错位的功利开发对风景区遗产地的破坏威胁，恢复壮丽河山的庄严和美丽，让世世代代都有享受的权利。
6、风景区的效益
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既是物质财富，更是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财富。这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无价之宝，是古代文明的产物和见证。保护和利用好遗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对所在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无比的荣耀！它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圣地，启发心灵感应的源泉，陶冶情操的净境，探索自然规律的本底，凡此种种都是无划师PLANNERS法用金钱计算的。
这种不可再生、无法打造、搬不走的国宝，吸引着全国和全世界热爱大自然、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包括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和旅游者。它们留下不尽的财源。对于风景区经济，我们要全面看，不能光在风景区内计算经济效益，其实它的经济效益更多地在区外，所以要全面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前，九寨沟的价值未被发现，它的经济产业就是林场伐木及几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寨的农牧业生产，根本不存在因九寨沟内的精神文化功能的发展而连环产生沟外、国内和国际经济效益。风景区遗产地经济效益的大小，直接取决于风景遗产的价值及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越大，吸引力越大。破坏遗产，价值下降，吸引力也随之下降。看不到风景区内外价值的互动、转换作用，功能错位，必然破坏风景的价值，效益自然下降。九寨沟原规划规定“沟内游、沟外住”原则，但开发者以沟内经济利益驱动，进行错位开发——沟内游，沟内住，结果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给游客造成很大的精神损害，国内外专家、游客纷纷提出批评，后来把旅游服务设施拆迁到沟外，还九寨沟原始风貌，如果不改，后果非常危险，一旦自然科学、自然美学价值丧失，还有什么吸引力，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呢？
风景区自然文化遗产地，作为种质资源库、环境教育课堂和地区生态平衡的本底，对扩大和改善地区乃至国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难以估量的。
可见，保护和利用好风景区遗产地，为地区、为国家、为世世代代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风景区遗产地是源，各种效益是流，只有保护好源泉，才能长流不息，水到渠成，反之，则两败俱伤，悔之莫及。
2建立健全与社区联合共管委员会
有句俗话说“军民团结一家亲”，自然保护就像军，保护区周边的乡镇、村屯就像民，只有把两者密切的联系起来，建立相应的社区合作点，才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猫儿山绿色家园共建的目标。近年来，猫儿山的相关管理者主动与周边县政府联合，据相关资料显示已与周边社区建立50多个共建单位。此外，管理局还与教育机构相联系，目前已与40多个学校建立共建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管理局已经展开了150多次生态环境和公众教育活动。不仅如此，猫儿山保护区还通过各种项目扶持社区经济发展，譬如筹资帮助临近乡村建设办公楼、修建公路等等。还组织周边居民展开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培训，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生态文明的保护。
3科研监测
目前，猫儿山科研监测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取得合作建设关系，例如与桂林理工大学共同合作开展生态定位站的建设、与贵州科学院开展猫儿山大型真菌的调研等，通过申报，猫儿山保护区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同时，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适时的开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撰写报告、研究论文等工作，通过之后还会在不同类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作参考。如今猫儿山保护区的科研水平以及能力都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保护区不仅在内部有效优化工作人员的结构，还会邀请相应专家到保护区开展讲座，派工作人员外出学习交流经验，这些无一例外体现了猫儿山对科研监测的重视。现在保护区内有2名高级工程师、5名工程师，而且还持续向外部招聘新的相关专业研究生，让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使猫儿山的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
4教育宣传
猫儿山保护区很重视与保护区周边居民和学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定期到村庄和学校组织开展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工作。而这也正好符合了保护区所坚持的主题话语之一：“传播生态文明”。在过去的10多年里，猫儿山保护区每隔一定的时间还会印发类似于“生态教育100问”的资料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同时，保护区曾先后在兴安、资源、龙胜3县教育局、团委以及中小学教育场所展开了与保护生态环境、法律知识有关的活动，因其活动方式较为多样而受到了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喜爱。可以说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给社区群众普及了生态文明的知识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关于保护区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工作虽然只有10余年，但取得相当突出的工作成果，例如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评为“全国母亲河行动生态教育基地”。
5开展生态旅游
有效开展生态旅游是对生态环境最好的保护和发展的结合点。适当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使社区群众享受到相关的福利，还能增加社区居民的总体财政收入以及给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对保护区的威胁。经过多年的旅游资源开发，如今猫儿山已经成功开发了高山公园、铁杉公园、“一廊、二带、三基地”等多个具有特色的旅游新品牌，成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也起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但仍需加快完善旅游景点的建设，例如在高寨往山顶公路的2个景点的途中还有一片阔叶林的存在，所以可以考虑在高寨的周边建设阔叶林自然景观景点。此外，由于大自然植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在新一轮整修之下，通过对植被的标注科名、别名、相关简介等内容的完善，重新开放九牛塘珍稀植物园供游客参观。“以保护为目的，以发展为手段，通过发展促进保护”的指导思想促进了猫儿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谢志强.企业污染控制与绿色经营实务全书(第4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2]王祥荣.生态与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思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4]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建坝呢？众所周知，我国气候大部分地区受季风与热带气旋的控制，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造成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即夏丰冬枯，东多西少，南多北少。这种分布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分布格局与需求存在着差异。正在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目的是部分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而建设大量的水库主要是调节水量丰枯，拦蓄洪水，解决时间分布不均问题。至于以发电为主的水库，是充分利用水能这种可再生能源，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以北京潮白河的密云水库为例，自1999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向首都供水6.4亿立方米，占北京自来水供水量的73％。如果真的让潮白河“自由奔流”的话，干渴的首都1300万人民只有望洋兴叹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在水资源开发与河流生态保护之间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首先，水利水电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环境影响，高度重视生态保护。水利水电工程要在谋求社会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兼顾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建立和开发生态工程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另一方面，如果不具体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发展阶段，片面强调生态负效应，笼统反对一切大坝建设，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总之，提倡趋利避害，不可因噎废食，寻求科学的解决方略应该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产业融合的主体是那些从事融合型产品生产与服务的企业，而不是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主体自然是指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农户或合作社或企业集团);产业融合的客体是指产业融合主体直接作用的对象或目的物，具体而言，是指融合型产品。所谓融合型产品是指原来相互独立的产品或模块通过整合而融合为多个产业属性或功能于一体的新产品。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客体自然是指具有创意功能融合特征的农产品、旅游产品。
产业融合涉及企业、资金、技术、人才、产品、市场、制度等构成要素，因此，产业融合的识别可以从技术融合、企业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与制度融合等变量来加以考虑［3］。
1．1企业融合
企业是产业的主体，通过衡量企业融合可以反映出不同产业企业行为或经营内容的相似性程度。企业并购、投资业务、战略联盟及产品销售等都可反映出企业业务内容。因此，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过程中需要企业的重新组合，要么通过市场使农业企业、旅游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通过市场实现外部合作，要么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三方合一，在股份制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实现合理分工。
1．2资金融合
资金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基础，通过资金融合可以为产业融合奠定基础。资金融合可以通过股份制、基金制、租赁制、信贷制、合作制等方式，实现资本集中和聚集，进而实现企业及其产业的融合。
1．3技术融合
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前提，通过衡量技术融合可以反映出不同产业共享相似技术的程度或技术向其他产业扩散的程度。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过程中需要现代农业、旅游和文化创意技术的融合。
1．4人才融合
实现产业融合，需要不同类型人才的有机融合。人才融合主要通过内部培育和外部引进两种方式进行。当然，也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外部人才交流合作的方式实现人才的融合。
1．5产品融合
融合型产品创新对于产业融合的出现与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判断融合型产品的生产量在多个产业中原有产品生产量的比重，可以反映出产品的融合程度。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过程中实现农业产品、旅游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相互融合，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服务，打造满足多功能需求的复合型产品。
1．6制度融合
宏观层次的产业管制制度对于产业系统的开放性，微观层次的标准与设计规则对于产品的融合等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过程中需要区域产业政策、管理制度的有机配合。
2北京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路径选择
2．1政府主导，整体规划设计，开发经营该路径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统一规划设计，通过政府的组织、协调机能组织整理农村集体农业和旅游资源，争取政策扶持资金或财政补贴资金，引入人才、科技和文化创意元素，促进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图2)。例如，北京房山区蒲洼乡党委政府充分利用深山区的生态资源和政策集成比较优势，统筹规划、设计，整体开发沟域经济走廊。沿议合—蒲洼—宝水—东村10km沟域，发展沟域林下冷凉经济，打造出一条花果、风景走廊。开发“蘑菇宴”，恢复山梆子戏等特色文化，打造绣挂饰、鞋垫、葫芦烙画等工艺品。建设了花台综合生态观光园、中华蜂科普园、画家写生基地，立足冷凉的高端休闲、度假、旅游，已发展成为蒲洼的主导产业之一，使全乡近1200人就地就业，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关闭煤矿后的2130．0元增加到2011年的7492．6元。
2．2市场主导，政策支撑，企业开发经营该路径的主要特点是政府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撑和优质的社会服务，引进社会资金，利用企业集团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由企业整体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促进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图3)。最典型的是北京房山区大石窝镇，引进北京天德园种植有限公司和北京腾氏集团公司，开发了集会所、休闲、会展为内容的低碳高端沟域经济项目，即“美石谷会所”、“阿尔卑斯农场”。
“十一五”期间，北京房山区充分发挥全区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引进生态休闲产业，成功吸引了中国北京农业生态谷、首创奥特莱斯、青龙湖国际红酒城、云居寺文化景区等一批重大生态休闲产业项目。截至2011年底，全区已入驻的投资10亿元以上的生态休闲产业项目达10个，计划总投资410亿元。目前，在谈的投资10亿元以上的生态休闲产业项目，还有北京文化生态城、周口店世界文化传承示范区、佛子庄绿色财富论坛产业园等13个，计划总投资1000亿元。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房山现代生态休闲产业有望打造成为一个千亿产业集群，将有力推动房山转型发展和首都世界城市建设［4］。
2．3市场主导，政策引导，集体开发经营此类开发路径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科学指导和提供基础服务的基础上，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整理村域农业和旅游资源，通过市场吸收社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促进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图4)。此路径以霞云岭乡四马台村为典型代表，但其缺点是受村域资金和实力的限制，实现规模经济困难。
2001年来，北京房山区四马台村不断探索和创新，走出了一条“以黑养绿、以绿兴旅、以旅富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010年全村实现农村经济营业总收入17221万元，人均纯收入26502．4元。主要举措是:①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经济。充分利用村内约337hm2仁用杏资源，投资3000余万元，实施年加工能力1000t的农副产品深加工，形成规模化生产体系;②依托广阔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利用万亩松林资源，实施千亩林下食用菌栽培，丰富旅游项目，在林间地种植中草药黄芩，制作成“黄金茶”，作为特色茶饮，在打造知名品牌，丰富本地旅游市场的同时，开发北京市场，打入国内市场;③发展特色养殖，丰富旅游项目。建“蜂情园”，养殖优质蜂500箱，开发蜂蜜、王浆、花粉等系列蜂产品，演绎蜂产品文化，发展旅游项目，以供游客参观和购物。
迭部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秦岭西部岷迭山系之间,东邻舟曲县,北靠卓尼县,东北与定西市及陇南市的岷县、宕昌县接壤,西南分别与四川省的若尔盖县、九寨县毗邻。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02°55′~104°05′,北纬33°39′~34°20′,海拔1600~4920m。东西长110km,南北宽75km。迭部县地处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过渡带上,气候特点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季少雨多风,秋季阴雨连绵;年平均气温3~11℃,全年日照时数为2242h;年降水量450~800mm,7—9月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年均蒸发量为1640mm,无霜期126~180d。由于高山与谷地高差较大,气候垂直变化明显,界于寒、温带之间,气候差异大,因此涝、旱、雹灾及低温灾害较为频繁。全县草原面积15.69万hm2,占总面积的32.5%。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13.92万hm2,占草地总面积的88.75%。草场分为亚高山草甸草原、亚高山灌丛草甸草原、山地草原3类,4个草场组,5个草场型;牧草植被有75科,291属,573种,其中饲用植物31科、287种;在饲用植物中禾本科76种,豆科38种。
1草原利用现状
由于畜牧业发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还处于相对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牧区经济发展缓慢。伴随牲畜数量的增加、草地放牧强度的加大,在盲目垦荒、不合理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草地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突出表现在草地“三化”进程加快,鼠虫害泛滥,草地生物量减少,使草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1]。
2005年天然草地产草量为4125kg/hm2,比1986年的6375kg/hm2下降了2250kg/hm2。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导致优良牧草所占的比例由55%下降至35%,杂毒草由30%上升至65%,草层高度平均由35cm下降至10cm,植被平均盖度由80%左右下降至目前的46%左右。大面积的草场退化,已严重影响了草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能力,造成沿江流域农田被冲刷,时常发生草山滑坡等地质灾害现象,已严重影响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据统计,目前迭部县草原退化面积已达到12.67万hm2,草场产草量比20世纪80年代平均下降40%,优良牧草比例减少30%,鼠虫害面积达4.8万hm2,占草场总面积的28.8%;干旱缺水草场2.4万hm2,占草地总面积的15%,仅当地农牧民开垦草地、挖药材、采石料等人为因素,造成草场退化面积达8000hm2以上,占草地总面积的4.8%。
2草原保护与建设的主要做法
近几年,全县加快了“三化”草地的治理步伐,共治理“三化”草场面积逾2万hm2,治理鼠虫害面积5333.33hm2,有效改善了草地“三化”现象。2003—2008年退牧还草工程围栏建设累计完成9.33万hm2,其中禁牧2.67万hm2,休牧6.67万hm2,补播改良4.13万hm2。在迭部县11个乡(镇)的52个行政村实施,涉及农牧民3.69万人。其主要做法:一是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推行草畜平衡制度。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实施草原退牧还草工作积累了经验。通过项目建设,使项目区草原生态明显得到改善,产草量和植被盖度有了显著提高,有效促进了草地畜牧业发展。二是退牧还草项目区采取利用现有暖棚转移一部分、利用饲料粮折现资金修建暖棚转移一部分、出栏一部分和往其他草场转移一部分的方法转移牲畜;同时加大对这部分牲畜饲草料补饲力度,缓解了草场压力,帮助农牧民优化畜群结构,改良牲畜品种,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益,实现草原生态改善与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赢目标。三是完善草原动态监测体系,与项目支撑单位联合建立退牧还草项目区生态监测体系,对草原面积、生产能力、植被演替状况、生态环境状况、草原自然灾害及人类对草原的影响进行监测。四是加强技术培训。通过聘请相关专家举办培训班、现场指导等途径,加强对项目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培训,使其掌握围栏牧休、退耕还草、舍饲养殖、饲草加工等技术,努力提高农牧民的养殖效益,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实施退牧还草工程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
3退牧还草效益分析
3.1生态效益
退牧还草工程建设把生态保护与草原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了草地生态环境,使匮乏的草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通过对项目区退化及沙化草地进行禁牧休牧和补播改良,使项目区牧草高度平均提高了30%左右,草地植被盖度平均提高了6.2个百分点,休牧草场牧草植被恢复明显,补播改良草场补播的老芒麦等牧草生长发育基本良好,株高达10~40cm,部分补播区已形成较明显的群落优势,生物多样性增加。通过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草原涵养水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水土流失现象明显减少,同时探索出了一条保护草地生态、促进高寒牧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以此推动全县畜牧业经济快速发展。项目建设以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环境为目标,把生态保护与草原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建立起草地畜牧业生产动态平衡系统,优化草地生态环境,促进草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使匮乏的草地资源在充分合理利用的同时,做到持续平衡、永续利用。通过对项目区严重退化及沙化草地进行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及实施配套建设,将使天然草地植被盖度提高25%,平均达到80%以上,牧草高度达到15cm以上,杂草比例下降,优良牧草比例增加至50%以上。
3.2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以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环境为目标,把生态保护与草原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建立起草地畜牧业生产动态平衡系统,优化草地生态环境,促进草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使匮乏的草地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做到持续平衡。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提高干部群众建设草原、保护草原和合理利用草原的意识,促使其充分认识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建设草原、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项目区广大贫困牧户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掌握一定的草原改良技术、畜种养殖技术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草原利用方式和畜牧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养殖经济效益,增加牧民收入,进而提高生活质量,达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3]。
4存在的问题
一是鼠虫害防治任务重,防治资金缺口大,难以控制鼠虫害的蔓延。由于迭部县财政匮乏,地方政府和农牧民的财力、物力有限,防治中自筹资金困难,防治资金缺口较大,难以开展大面积的防治工作,只能对重点草原和粮草交界处的鼠虫害进行防治,致使防治面积小,防治比例低,不能做到全面治理草原鼠虫害。二是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草地放牧强度的加大,加上盲目垦荒、不合理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草地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草地“三化”进程加快,草地生物量减少,使草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三是草原防火体系建设滞后,设备老化,难以适应草原防火工作需要。迭部县的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方面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缺乏物资储备,在应急灭火物资如灭火机、灭火服、指挥车、野外宿营车、发电机、对讲机、GPS卫星定位仪以及后勤保障物资等的储备严重不足,难以保证草原火灾的快速扑灭;另一方面是现有灭火器械陈旧落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差。四是草原执法队伍及预警监测软、硬件设施和监测技术落后。迭部县至今还没有一支专门的草原执法队伍,给草原监理、保护等工作带来被动。草原执法、草原监测所需的交通工具、野外采样工具、通讯设备及数据分析设备缺乏;没有乡级草原部门,缺乏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足够的技术力量,从而使监测数据的连续性、代表性、时效性和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五是由于迭部县经济欠发达,技术设备差,科技培训措施跟不上,草原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群众不能及时掌握新技术。科技培训基础设施、科技培训网络欠缺。
5建议
一是迭部县属半农半牧县,人均草原面积小,主要以林间草场为主,草场分散,治理难度大,围栏成本高,为巩固草原建设成果,需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人工草地,种植多年生优质牧草及相应配套项目建设。通过种草养畜,解决禁牧后饲草料短缺等困难和问题,有效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为发展草产业及舍饲养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4]。二是加大草原鼠虫害防治力度和“无鼠害示范区”项目建设,加强“三化”草场的治理投入,通过围栏封育、毒杂草清除、补播等措施有效改善草地“三化”现象,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维持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加强草原防火体系与草原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县、乡2级草原防火、监测,监理队伍。尽快完善农牧民科技培训基础设施及县、乡、村草原畜牧科技培训网络建设,切实加强对农牧民的科技培训。四是加强草原法制化管理,认真实行草原3项基本制度,以草原类型、等级核定载畜量,合理利用草原,将草原管护责任制落实到人,积极开展草原生态演替规律研究,加快配套技术和推广应用,全面增强草原管理和执法力度,坚决制止草原滥垦、滥挖药材等违法行为。
6参考文献
[1]梁伟.甘肃省草食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0(10):22-26.
关键词：环保；税收制度；和谐社会
1完善环保税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立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我国环保税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我国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我国现行多为征收环境费，地方为了保护其利益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私下给与保护，降低排污标准而且征收标准偏低，征收依据落后，在征收方式上也不规范，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不理想，对保护环境起不到高效调节作用。目前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收的范围狭窄，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实质上是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
（2）主体税系缺失。
各种环保性质的条文散落在各个部分和相关的法规中，没有一个合理和科学的体系，各种法律的不同的立法的目的使得各个法条具有不同的标准甚至彼此之间产生适用竟合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目前我国所征收的环保税收的征收范围只是众多自然资源的矿产资源和盐，对我国其它需要保护的其他重要对环境要素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我国整个环境保护作用有限，难起到税收本该发挥的作用。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税收分配管理体制的不合理。
如资源税由于在分配管理体制采取省、地、县三级共享的分成制度，造成各级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偏松和代扣未能真正到位，很多地方甚至采取放弃管理。同时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大部分的开采利益流向央企和上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对资源税的征管失去积极性。
3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有税制。
3.1设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或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3.2调整原有税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优惠制度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节能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4完善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措施
4.1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建立环境污染税类的主体税种。
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污染税、垃圾税、噪音税、开征燃油税。
（2）建立资源保护税类的主体税种。
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调整计税依据，以实际开采、占用数量或生产数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3）建立消费税类的主体税种。
消费税：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对导致环境危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进行征收，发挥消费税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功能。
（4）建立环保关税。
出口税对国内资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及半成品）征收。进口税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5）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保税收理念。如要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要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
4.2建立合理的环保税收体系，包括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执行体系
建立以资源税收为核心的税收的体制，以针对环境改造行为为主，把资源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算入到资源利用的成本中来的制度，对环境改造活动征收而不是对已经形成污染的结果后作出的行政罚款不同，环境税作为一种保护环境的措施，更多是预防性。
4.3贯彻环保税费激励机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减免体制
（1）增值税优惠。对整治污染和利用污染生产的企业实施优惠。除了现行的对“三废”利用的税式支出，还要对从事城市污染和垃圾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循环利用资源和节能生产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优惠。
（2）消费税减免。对环保产品、清洁产品给予税收优惠。（3）关税优惠。对环保产品出口，应给予鼓励，不征税。同时，在国内退税方面应给予优先，争取早退税、退足税。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治理污染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免征进口关税。
（4）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减免。
（5）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消费型增值税政策。
4.4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保障我国循环经济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