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保持金融生态的动态平衡和结构优化，并且关系到一国或地区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近年来，义乌市依托于建立国际小商品城的优势，大力发展金融业，这使得其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有所增强，资金的吸纳能力也在增强。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义乌市的金融业务量仍能位列浙江省县市第一位，已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金融业务增长最快的县市之一。
从2009年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中公布的国内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结果来看，义乌所属的金华市位列第十三位。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区域金融发展的一种特有现象，与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和制度文化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同时要注意到，义乌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改善，还远未达到自我调节、自我优化的良性发展状态，特别是与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相比还有差距。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但其不完善之处又制约着经济发展，因而如何同时带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义乌市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设想
本文采用了数量分析的方法对义乌市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做出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主要利用1998~2009年义乌市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等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银行存贷款数据等，利用回归分析和VAR模型实证检验义乌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金融生态理论为我们研究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系统考察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根据金融生态的特征，运用VAR模型来研究金融生态系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基本思想是：首先，利用OLS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其次，利用ADF检验经济变量的单位根是否同阶，若同阶，可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平稳，则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是统计学上的一种动态均衡。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估计，常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迹统计量法，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各变量的结构冲击引起GDP波动的响应函数，进而得到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为金融发展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如果金融生态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改善金融生态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模型设计
（一）数据分析
1、指标选取：
数据主要来自于《义乌市统计年鉴》、《义乌金融统计年报》（1999~2010）和《金华市统计年鉴》（1999~2010）等。为了防止各时间序列数据产生异方差，并考虑到对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及关系，且所得到的数据容易成为平稳序列，故对这些时间序列数据作对数处理，采用的软件是Eviews6.0。
(1)解释变量
有关金融生态指标的选取，现有的文献几乎没有正式提出。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不能得到所有的代表金融生态的各个子系统的变量数据，需要对变量进行选取。本文选取了代表金融生态状态的以下变量：
IDU-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之比，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的地位，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金融业是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因而该指标也能说明金融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
FIR-金融相关率，一般将货币总量(通常为M2)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金融发展“广度”的指标。由于中国没有各地区货币供给数量，可以用金融部门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之和来代替。我们用金融相关率这一变量来衡量金融深化和货币化程度。计算公式为：
（1）
式中表示金融相关比率，D表示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L表示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GDP为地区生产总值。
EFF-存贷比(贷款/存款)，代表金融生态效率，这里选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之比来反映金融生态系统配置资金资源的效率。
DEP-金融存贷差（存款-贷款），这一指标反映了金融存款与贷款的差额。
(2)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经济增长的含义界定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方面，选择义乌市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
2.选取的模型
我们将要估计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2)
其中是因变量，反映地区生产总值，即经济增长指标；是一组向量，代表要考察的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一组变量；是误差项。最小二乘法主要作为一个对比的结果，检验后面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
对lnGDP，lnIDU，lnFIR，lnEFF和lnDEP做线性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表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lnIDU
0.031578
0.142969
0.220876
0.8315
lnFIR
-1.030719
0.095630
-10.77820
0.0000
lnEFF
1.932979
0.158763
12.17522
0.0000
lnDEP
1.001498
0.045841
21.84721
0.0000
C
11.64389
0.692381
16.81717
0.0000
R-squared
0.9991
25
Mean dependent var
23.83398
Adjusted R-squared
0.998626
S.D. dependent var
0.609459
S.E. of regression
0.022594
Akaike info criterion
-4.447932
Sum squared resid
0.003573
Schwarz criterion
-4.245888
Log likelihood
31.68759
Hannan-Quinn criter.
-4.522736
F-statistic
1999.205
Durbin-Watson stat
1.236194
Prob(F-statistic)
0.000000
除了lnIDU之外的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和常数项均通过了T检验，下文将舍去对模型并不显着的这个指标并进行修正后的OLS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表2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lnFIR
-1.039098
0.082400
-12.61046
0.0000
lnEFF
1.937205
0.147940
13.09453
0.0000
lnDEP
1.008017
0.032926
30.61465
0.0000
C
11.53776
0.467942
24.65639
0.0000
R-squared
0.999119
Mean dependent var
23.83398
Adjusted R-squared
0.998789
S.D. dependent var
0.609459
S.E. of regression
0.021208
Akaike info criterion
-4.607654
Sum squared resid
0.003598
Schwarz criterion
-4.446018
Log likelihood
31.64592
Hannan-Quinn criter.
-4.667497
F-statistic
3025.304
Durbin-Watson stat
1.174509
古楼乡位于浦城县西部，位于东经118°28′—118°36′，北纬27°56′—28°05′，西邻武夷山市，北接江西省广丰县，东西宽16公里，南北长24公里，面积208.38平方公里，共辖12个行政村，总人口11212人。乡镇中心所在为古楼村，距县城55公里。古楼乡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温暖湿润，气候宜人，年均气温17.4℃。最近十年，年降雨量1776.4毫米。古楼乡林木资源丰富，植被类型为亚热带绿阔叶林区，植被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98.8%。
毛竹是古楼乡一项最重要的资源，素有“竹山林海”之美誉，林地总面积27.6万亩，其中毛竹林面积9.9万亩，位居全县第一，占古楼乡林地总面积的35%，人均拥有毛竹山8.25亩，年可供商品竹110—150万根，竹业已成为全乡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在古楼的历史上，毛竹就是该乡主要副业。据县志记载，古楼乡的林副产品远近闻名的就有乌桕，松脂、竹笋，笋干，生漆等，其中白笋干深得客商的喜爱，竹凉席，竹农用工具，手工产品远销省内外。古楼乡洋溪村至今还保存一家在元代已相当发达的竹帘皮生产，这个产品是用细细的竹丝经过复杂的工艺制作而成，是传统的造纸生产必备的工具，也是传统造纸业的核心技术之一。解放后，毛竹的现代产业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兴办的各类社办企业几乎都是竹木加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农具，生活用具，远销省内外，其产品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改革开放后，古楼乡的竹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以毛竹为原料的竹加工企业蓬勃发展，基本上形成古楼村、石村、坑口三个村为主的三大毛竹企业基地，其产品有竹帘席，竹筷子，竹麻将，竹椅子，竹地板等，远销国内外。
一、竹产业发展对生态经济建设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古楼乡的毛竹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并且与生态环境的建设连在一起，显示出生态效益。
（一）竹林面积迅速扩展为生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楼乡竹林面积和蓄积量均为全县首位，这与全乡人们大力培育有关。2011年全乡竹业总产值就达到9850万元；全年产商品竹220万根，亩产竹量平均达180根以上；平均亩产冬春笋200多斤，竹山亩产值达到1000元，竹山人均收入占乡人均收入的70%，竹山经营实现人均增收1000多元，占乡人均收入增长值的65.2%。竹业成为古楼乡人民的主业，即保护了资源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见图）（二）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为生态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自森林资源实行责任制以来，竹林资源的发展，受到了政府和种植户的重视。2005年以来，该乡建立了毛竹丰产高效滴灌示范基地1250亩，科特派示范片3片，科技示范户10户，毛竹科技示范基地3000亩，建设竹山滴灌水池17个，蓄水量237立方米，铺设了滴灌管网，已通过南平市林业局的验收。近几年实施的测土配方施肥不仅深受竹农的欢迎，而且科技人员的定向指导有效改变毛竹大、小年的现象，使竹业开始显示生态效益。
（三）竹林种植结构的优化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目前该乡已普遍改变了过去大量本地竹的现象，在市场需求及经济效益的推动下，各村在大力开发本地优势竹种的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县市进行联系，引进优良竹种。在品种选择上，不仅仅依赖于毛竹，也在积极开发龙竹、麻竹、苦竹等经济效益较好的竹种，逐步走向竹子用材林和笋竹两用林并举的发展道路，这样，使竹种结构得到初步改善。再者，科技养竹、护竹、基地建设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007年冬至2010年春全乡共留养新竹195万株，占任务数100万株的195%，竹林分布结构日益科学化，为生态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
（四）企业发展规模的优化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后劲
古楼乡竹加工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并且从最初的基本运用手工和半手工操作逐步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转变。该乡借用、引用的新技术的开发进一步拓宽了竹加工利用的广度和深度，经过加工的竹资源已广泛应用到建筑、造纸、家具、化工等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古楼乡的竹资源在各个行业的利用规模还较小，但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对竹资源认识的逐步加深，竹业会显示出较强的发展潜力。古楼乡现有竹业企业18家，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产业局面，产值在千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有两家，如浦城梦笔竹业有限公司，2010年企业总产值1500万元，共带动基地建设4000亩，农户160户，安置农村劳动力280人，产品有竹篮，竹玩具，竹家具等工艺品，产品销往香港、澳门等地。浦城县古楼竹制品有限公司是以生产竹筷，竹帘席为主要产品的毛竹加工企业，2011年总产值达1200万元，带动基地3000多亩，带动农户130户，安置农村劳动力230余人，极大地促进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产值上百万的企业有鑫源竹器厂，宏恩竹制品有限公司等三家毛竹加工厂。基本形成以龙头企业为领头，以小型企业跟进的毛竹产业格局，带动了毛竹基地的发展和当地农民的致富，为生态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后劲。
（五）树立科技兴农观念，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古楼乡还加大竹制品企业的员工进行培训，依托县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乡劳动保障所牵头，有计划、有目的对全乡的竹木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培训，截止2011年底，共培训6期589人次，大大提高了竹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发放养竹，护竹、育竹方面的科技材料近2000余份，还多次聘请省农科院和农林大学的专家到该乡指导，讲座。同时，乡农科站定时派员蹲点竹林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疑难解答。实践表明，毛竹产业的开发与发展与古楼乡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民收入的提高大体同步。也就是说，在农民收入大幅提升的同时，其环境也获得了“天然氧吧”的美誉。见下图：
二、以竹产业为基础的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措施
（一）加强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经济是科技的经济。竹产业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竹产业的实际和产业发展的基础，大力推广科技。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完善和建设竹山道路。做好示范基地建设，将新技术在示范基地内率先进行推广和示范，例如，通过大龙坪竹业基地的建设，改善了生产环境和基础设施，使外地客商能够方便地到达毛竹产地，便利了竹产品的流通。
（二）完善的激励机制
实行以奖代补、重奖科技示范户和奖励积极参与技术推广的技术人员等手段，建立激励机制，在当地树立技术出效益、技术致富等新观念。三年来，用于奖励的资金10万元，极大地促进农民参与科技养竹的积极性。
（三）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户良性互动
古楼乡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推广新机制。采用多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与林农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针对林农的困难和建议，专家和技术人员都予以必要的解答或协同有关部门解决。目前，已经有不少示范户和专业户与专家技术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的示范户还针对某一方面的具体做法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与专家进行探讨。
（四）以人为本的技术推广机制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以竹农和经营者为主体，技术人员和农户共同参与的推广机制。针对包村干部和技术人员，主要采取技术研讨、技术培训的方式，传播治理和竹林经营新技术，促使乡干部和林业技术人员对竹材高效经营的技术有所了解，更好地指导农村工作；对于经营者，采用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技术座谈、现场指导和技术资料分发等形式，建立技术流动体系，传播经营新技术。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培训，以及示范户示范作用及农户间的人际传播，使竹林高效经营技术在全村的普及率达到90%。
（五）抓好市场建设和培育
古楼乡党委、政府认识到市场培育对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鼓励农户经营和外销鲜笋，抓好市场建设和市场信息完善，责成有关部门派出经济专业人员专门出外走市场，摸行情，为乡竹业协会提供市场信息，并带动了不少“经营专业户”参与其中。目前，古楼乡有外销经营户19户，市场经营户26户。
（六）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古楼乡对竹林产业发展实现第二产业、第三产联动，实现产、加、销一体化，并成立了古楼乡竹产业协会等社会化服务机构，为农户提供了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形成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的服务社团。以福建省竹笋无公害生产技术地方标准为依据，建立监督机制和体系，开展了以竹笋病虫害为重点的综合治理与调控服务。2011年以来为了有效控制竹林病虫危害，协会还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了病虫害综合防治，实行有偿服务，起到防治效果好，单位成本低，快捷有效的效果，深受竹农和加工企业的欢迎。
三、存在的问题
传统林业和现代林业一直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加快、人口快速增长、物质需要成倍增长，导致自然界的森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传统林业也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不能持续先发展后治理的老办法，必须要坚持经济和生态环境共同和谐可持续发展。同时，现代林业建立在标准林的基础上，应注重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试图在林业生态发展和林业经济发展中找到平衡，使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走上又好又快的道路。现从以下几方面简单论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1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意义
1.1现实意义
在我国社会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生态环境呈几何速度恶化，自然生态系统被污染和严重过度索取，大量自然资源都面临着短缺和后续乏力，其中林业资源也是其中之一。按常理来说，作为可再生资源的林业，只要统筹科学、开发合理，是可以持续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但是，我国森林产业的现实状况是：森林生态系统退化速度比建设速度快，局部好转，总体恶化，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缺位、供体错位，载体即林地和林木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林业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了每年数百亿的经济损失，传统的林业经济模式已经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改变势在必行。
林业主要以森林为主要资源，森林是一种复杂的复合生态体系，是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是人类氧气的制造者和二氧化碳的净化器，也是生态链中重要的一环。
林业是所有生态建设的主体，同时其又可以是规模巨大的生态经济循环系统，林业生产的物质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可降解再生的绿色能源，在节能减排目标中具有不可估量、不能替代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林业又是生态文化的源泉。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森林经营理念，体现在人与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的发展，通过科学、政策、技术和不断进步的管理措施，通过不断地适应寻找到适合我国社会自身发展情况的道路，以期达到林业资源的多方面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2经济意义
森林是大陆生态系统的主要环节，也是林业经济的最重要载体。培育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是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目标。完整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能够持续提供生态效益也能持续提供经济效益。被破坏的退化的森林不仅在物质生产能力上明显衰退，森林的其他效益功能也必然相应减少。我国现有森林生产力只相当于其潜在生产力的1/3，这是国内林业产业界内的共识，因此恢复、开发和提高森林生产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必要的。此外，林业生态环境可以支持复合经济体系的发展，可以帮助建设和发展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在成熟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是共生的，如果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效益，都会使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失去推动力与生命力。因此，完全可以在建设功能性完整的林业生态体系的同时，形成以林业资源为依托、以商品林基地为龙头、以林业商品产业和绿色旅游产业为一体的林业产业体系，建设如木材、林果、花卉、草坪等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逐步形成比较发达、系统和绿色的林业产业。
2林业生态保护建设发展的亮点
一是发挥林业的经济功能。生态优先并非不考虑经济功能，只有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才有物质基础；应分清国
家对天然林和人工林管理的政策界线，切实保护天然林资源，按照森林经营的技术要求合理利用人工林；遵循林木生长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采伐利用，让林业在发挥生态、社会效益的同时，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二是提高林农的积极性。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林业部门划定采伐区域、数额，企业与林农实现“订单林业”，减少了企业的灰色支出，使林农直接受益，可有效提高森林加工企业和林农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三是建立林业要素市场。林业要素市场建成后，通过林权有序、规范流转，可以盘活林木林地资产，解决森林资源经营周期长、效益兑现慢、生产风险大的问题，提高林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林业规模经营、集约经营。通过林权证抵贷款，解决林农发展林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社会闲散资金与银行资金流向林业，加快推进林业产业化进程。
3保护林业生态环境产生的新经济建设点和经济增长点
传统林业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森林所能提供的最主要资源——木材上面，但是林业资源可以提供远比木材更多的产 品，能够对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以下是3种主要经济增长形式。
3.1促进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是林业生态环境最主要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也开始日益重视，森林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是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且正在我国迅速生成和增长。完善的森林资源是森林旅游的基础，森林旅游业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可以发展出主要如森林公园、交通运输、餐饮、商贸、旅行社、娱乐等多种依托森林资源的经济体。此外，还可发展各种层次的辅助服务机构和组织，这些都是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多方支点。
3.2促进林业副产品产业的开发
林业资源除了能够提供木材之外还能提供很多林副产品，如动物、林果、花卉、次生动植物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的林业资源特色，可以建立不同的副产品产业，最主要的有野生动物资源产业、林果深化加工产业、次生动植物开发产业等。深化开发林业资源的副产品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遇。
3.3使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产业
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持续的生态工程，需要有组织的、科学的、专业的主体承担，这一投入过程本身就对经济建设有着积极作用。要发挥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时社会和人民的力量，在保护林业环境的同时把林业融入到自然——社会大系统中去，使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生态建设和生态服务的工程。要突出“以人为本”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参与性，做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林业保护产业社会化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到林业保护产业中。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让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服务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出贡献。
保护林业生态环境并不与经济建设相对立，相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建设方式。提高林业资源利用率，充分发掘林业资源开发潜力，多角度建设林业资源相关产业，使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变成经济增长引擎。健康的生态林业发展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支点，提供形式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途径，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1-0094―05
生态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友好和亲和使之理所当然的成为21世纪最为时髦和备受推崇的绿色经济，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追逐的新的目标和热点。与传统旅游经济一样，生态旅游经济在我国发展十分快速，原先将旅游经济作为发展重点战略的地方政府纷纷改弦易辙，成为生态旅游经济的追捧者，“生态旅游”的标签和幌子随处可见，与传统大众旅游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导致生态旅游经济的实践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要求，偏离了其应有的发展轨道。
1 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具体表现：生态危机
1.1自然生态破坏严重
生态旅游活动的主体生态旅游景区屡遭破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生态旅游资源不断退化。在保护生态与发展旅游的冲突中，如果经济的考虑而非生态的考虑被置于首位，生态遭破坏就是一种必然。有报道尖锐的批评：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框架下，只要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稀有的自然资源保护就成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旗幡，经济数字的饥渴者和环保意识淡漠的外来者一拍即合。可是，接下来，就是一场生态灾难的从天而降。
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得到提升，许多正在成为生态旅游开发热点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景区，其相对原始独特的物种和景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类在开发和利用生态旅游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生态环境产生矛盾，不适当的开发将会导致濒危物种生存环境破坏，对生态旅游环境的干扰也日益严重，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近3年间，被调查的85个保护区内发生违法利用资源的事件2 117起，最多的保护区发生500起，其次分别为226、200、158、156起。
1.2社会文化生态饱受冲击
生态旅游既要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维护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也要保护文化生态的原貌，保持本土的文化多样性，这也是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多民族融合的中国来说，“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更是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遗憾的是，在日渐繁荣的生态旅游经济的强大攻势下，在虚假生态旅游产品鱼目混珠的市场上，文化生态也逐渐沦为牺牲品，许多传统风格正在变异，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毁损，人居环境遭到破坏，导致人类文明的永久损失和历史的永远遗憾，虚假的繁荣背后是文化生态的沙化。不可再生性是文化生态的特点之一，如果文化生态遭到破坏，其后果可能不像破坏自然生态那样直接，但却会割断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深远地影响到自身的发展。
1.3经济生态脆弱不堪
生态旅游供给者的鼠目寸光，使得生态旅游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标签和市场上招徕客源的幌子，以迎合旅游者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心理。有些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利用生态旅游概念上存在争议的机会，在主观上有意识地曲解生态旅游含义，造成虚假和泛化生态旅游产品泛滥，损害企业形象和声誉，诚信缺乏，增加企业社会成本。虽然，在生态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一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这不仅对旅游者产生了误导，还严重损害了当地的声誉，造成环境的永久性破坏，不利于当地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更有悖于生态旅游发展的初衷。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所说，“不能把生态旅游看作是一时流行的时尚或者是骗人的把戏，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发展未来旅游业的有生力量”。
一旦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市场失去信心，那些坚持生态旅游原则的真正的生态旅游提供者，也会受到牵连，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于是，这部分生态旅游提供者要么退出市场，要么随波逐流，不再经营严格的生态旅游产品，生态旅游者也无需用生态旅游的标准来要求和约束自己，生态旅游经济的市场基础从根本上产生动摇，导致整个市场萎缩和崩溃。
1.4精神生态贫乏苍白
生态旅游提供者和生态旅游者普遍缺乏生态伦理，生态旅游提供者失却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自然生态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的权衡中舍本逐末；生态旅游者迷失了精神归宿和家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空谈。
在传统的经济中心发展模式指导下，生态旅游提供者普遍的做法是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置生态和环境成本于不顾，经济利益总是凌驾于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上，在生态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缺乏先进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没有体现生态旅游应有的内涵和精神。
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部分所谓的生态旅游者没有达到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的高度，他们的行为与一般的大众旅游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习惯于在旅游活动中维护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的满足，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来看待，在旅游过程中割裂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进行随意的践踏和破坏，将旅游需求的满足建立在损害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在旅游者身上体现为渴望环境美、生态美的心态与随意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2 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原因探寻：生态反思
2.1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理论反思
生态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体现了生态旅游经济的社会属性和经济本质；生态旅游经济的自然生态功能，体现了生态旅游经济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本质，正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生态本质与经济本质的有机统一，才构成对生态旅游经济性质的全面认识，也即生态旅游经济是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三位一体的经济，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位一体的经济。
2.1.1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本质思考
生态危机的出现，说明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割裂与背离，人类将生态旅游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循环，切断了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封闭的经济系统内寻求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既存在自然生态关系，又存在社会经济关系。两者之间如果能够结合与统一，生态旅游经济就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如果将两者割裂，使其背离，就会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当前出现的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于虚假和伪劣生态旅游产品过多过滥所造成的，而实质上，虚假和伪劣生态旅游产品的出现正是生态经济关系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所曲解的生态经济关系，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割裂背离的关系所致。可以说，上述系列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经济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机，归根到底就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危机。
2.1.2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思想根源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人假定一直被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营管理实践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追求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唯一目的、内在动力和最高原则，因此，局部的发展损害整体的发展，眼前的发展剥夺长远的发展，自身的发展危害他人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谋求经济发展，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人类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远远超过收获的正效益，人性、社会和企业都呈现出某种扭曲和病态。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生态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是保证生态旅游经济健康运行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当自然生态关系的地位不断弱化，必然难以与不断强化的社会经济关系保持平衡，使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濒临断裂的危险。
2.2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现实反思
2.2.1经济关系超越生态关系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不协调
(1)生态旅游经济定位的错位。生态旅游不能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发展不能“唯利是图”，这都是由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然而，在许多生态旅游规划中，生态旅游经济都被不当定位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片面夸大生态旅游的经济作用和强调经济功能。
生态旅游经济定位的不当使得借生态旅游开发吸引外来投资成为政府部门的一项主要任务或政绩工程，而“生态”的含金量也使外来资本对此具有强烈的兴趣。于是，以货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具有超越一切意志的力量，成为测度地方经济发展、生态旅游规模的手段，产值、利润、税收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资本的作用下被掩盖，代之以单纯的经济关系。人们关心的只是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劳动价值及交换过程的公平性，对于在生态旅游产品中凝聚的“自然”劳动或生态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的公平性却很少问津，这正是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失调的主要原因。
(2)对生态旅游经济的索取无度。城市环境的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生态”成为风行的字眼，对生态产品的需求空前高涨，能够实现人的身心解放的生态旅游产品更是成为市场新宠，膨胀的生态旅游需求刺激了生态旅游供给的不断增加。尽管在理论上，生态旅游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细分市场，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并非所有对生态旅游产品的需求都是严格按照生态旅游的标准进行的：生态旅游的需求者以“非生态”的消费方式影响着生态系统，生态旅游的供给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以“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破坏着自然生态。生产和消费的叠加对自然生态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于是生态旅游景区不堪负荷、人满为患的现象屡屡发生，造成资源退化甚至是景观的消失，对生态旅游产品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生态经济系统的承载力。可见，在生态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较量的过程中，生态利益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经济利益被无限的放大，直接导致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不协调。
2.2.2利益主体矛盾冲突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不和谐
在生态旅游经济所涉及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各自追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为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冲突。
(1)生态旅游提供者。生态旅游产品虽然被生态旅游提供者时常挂在嘴上，但是真正遵循生态旅游原则提供生态旅游产品的企业却不多，在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很少有企业能够放弃眼前利益去维护生态。所以现实中生态旅游只是被演化为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很多旅游企业通过“刷一层绿漆”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开发商狡猾地利用“生态旅游”这个时髦词，其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投其所好地讨得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没有将环境保护和当地收益放在首位。
(2)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者的“经济”目标不在于物资财富的增加，而是生态旅游活动为其提供的“消费者剩余”，在许多游客心中，消费者剩余主要是由消费者所获得的生态体验以及经济成本所决定的，至于旅游活动可能会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考虑甚少，所以，他们往往忽视生态保护的基本前提，却希望获得更完美的生态体验。
(3)生态旅游社区。受历史条件影响，我国很多生态旅游社区都是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十分迫切，当他们觉得外来资本和开发行为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条件改善时，对于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保护就自觉或不自觉的让位于经济开发。
2.2.3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不可持续
生态旅游经济的失调和生态危机的威胁并非全部来自生态旅游系统内部，也有来自生态旅游经济系统以外的破坏。生态旅游经济系统的运行不是孤立的，它也会受到其他形态的经济系统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比如生态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受到工业化增长的污染，而这种污染与生态旅游活动并没有直接联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是生态旅游资源的富集区，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对发展经济的要求十分迫切，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既可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实现，又可以其他方式如水电开发来获得，由于后者的经济效益见效更快，那么对后者的倾向性将会使得生态旅游经济的自然基础面临毁灭性的破坏。
在四川，一场争夺西部地区各流域水电开发权的“跑马圈水”运动，在各大电力、投资等利益集团之间愈演愈烈，在强势的利益驱动下，一个个水电项目的上马迫使部级自然保护区、部级风景名胜区、原始森林和濒危生物保存栖息地等作出让步，此时，一切关于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话题和国家法律法规都显得那样软弱和苍白无力。
3 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解决思路：生态和谐
3.1构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
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现的生态危机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人与人的关系失衡，而且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割裂和背离，因此，当人类迈入以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人类必须对以往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关系的发展观念、经济理
论和管理实践都开始进行反思，使扭曲的生态经济关系回归理想状态。
生态旅游提供者、社区、政府和旅游者等利益主体既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又生活于社会经济系统中；他们既与自然生态发生着开发、利用、保护、投入、储存等关系，又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之间发生着合作、竞争、参与、分享、互补等关系；他们既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也是自然生态关系的主体；交错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形成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割裂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生态旅游经济关系链条都有可能断裂失衡，甚至威胁到生态旅游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
3.2构建内生化的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内生化，就是将传统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放到增长模型里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自然生态要素对于生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时代背景下，将自然生态要素纳入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分析框架更是必然。
生态要素既是生态旅游生态经济价值的承担者，也是生态旅游消费的自然基础，既是生态旅游生产发生的物质基础与先决条件，也是全人类生活的共同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生态，就没有生态旅游经济整体发展的生态环境。
因此，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生态旅游经济的增长，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建立在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对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变革在大众旅游经济中“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的旅游生产和消费模式，减少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压力。
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稳定持久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仅构成生态旅游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且成为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因此，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以生态旅游资源为基础，与生态旅游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开发和利用生态旅游资源时，要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补偿和投资，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恢复和更新，使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保持完整的持续的秩序和良性循环，使自然生态过程和社会经济过程内在统一。
3.3构建协调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体系
3.3.1 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管理
生态旅游经济的宏观管理应该在社会、经济、文化、自然与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兼顾公共服务、综合福利和生态保护的价值取向，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处理、协调和解决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第一，通过制定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完善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来统筹生态旅游经济的宏观发展；第二，在扶持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保障生态旅游者的权益、严格生态旅游的准入制度、推行生态旅游认证的基础上，努力遏制生态旅游的泛化现象；第三，政府还要制定促进生态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配套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政策和社会文化政策，实现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
3.3.2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管理
(1)生态旅游景区的绿色管理。生态旅游景区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实验站，属于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敏感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极易对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生态旅游景区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旅游发展和管理模式，最低限度地减少生态旅游经济对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生态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生态旅游景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三位一体相互协调的一条重要途径。
1生态经济系统的特性
1.1概念系统与实体系统的融合性
概念系统是指无形要素(软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如概念、原理、法则、方法、体系、程序等,经济系统就属于这一系统。实体系统(有形系统)是指由物质、能量等有形要素构成的系统,如矿物、能源、生物群落等,生态系统就属于这一类。生态系统是通过能流、物流的转化、循环、增殖和积累过程与经济系统的价值、价格、利率、交换等软要素融合在一起的概念———实体复合系统。当然,从生态系统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上看,经济系统本身也是概念一一实体复合系统。同时,生态经济系统的实体特征又使它具有客观实体特征。这一客观实体又是开放系统,它与周围的更大自然与社会环境有着物质、能量、价值与信息输入输出关系,这是控制其稳定、协调发展的依据。
1.2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有序性
生态经济系统的有序性,实质上是生态系统有序性与经济系统有序性的融合。首先,生态系统有序性是生态经济系统有序性的基础。经济系统也遵循经济有序运动规律性,不断地同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换活动,以维持一定水平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有序稳定性。其次,这两个基本层次有序性必须相互协调。并共同融合为统一的生态经济系统有序性。由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为使系统趋于稳态,相互之间不断交换其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要素相互交换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不仅使得两大系统协调耦合起来,而且使耦合起来的复合系统有了生态经济新的有序特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有序性,还表现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生长与经济目标的人工导向协调。这里的问题在于人工导向的作用力一定要和生态系统相协调,而不能超越生态经济阈的限度,不然,人工导向不仅不能引起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有序性的发展,而且很容易导致系统的逆向演替。
1.3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双向耦合
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都离不开生产过程这个耦合环节,然而,一旦经济产品产出,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便分道扬镳,直至下次生产中的再次耦合。二者耦合过程,也即相互作用相互交换以改变自身原有的形态和结构共同耦合为一体的过程。经济系统把物质、能量、信息输入生态系统后,改变了生态系统各要素量的比例关系,使生态系统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经济系统利用生态系统的新变化从其中吸取对自己非平衡结构有用的东西,来维持系统正常的循环运动,一方面生态自然物质、能量效益提高,另一方面经济过热的增长速度趋于稳定,从两个方向使二者达到协调目标。
2生态经济系统的动态演替性
生态经济系统演替是社会经济系统演替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的统一,它突出表现为社会经济主导下的急速多变的演替过程。生态经济系统演替不仅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而且还与同一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活动相联系。从生态经济结构进展演替次序看,大致经历了原始型的生态经济结构、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结构和协调型的生态经济结构3大阶段。
2.1原始型生态经济系统演替
原始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条件下的产物。它主要存在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和以生物产品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中。在此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只能形成比较简单的生态经济结构。
2.2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
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主要表现在以化石能源利用为主的发展阶段。它是指经济系统通过技术手段,以掠夺的方式同生态系统进行结合的一种演替方式。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的演替特点是:a.具有经济主导的特征,生态基础要素的定向演替要靠经济、技术要素的变动来实现;b.使生态资源产生耗竭的趋势;c.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环境质量快速消耗。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具有脱离生态规律约束倾向的经济增长性的演替。这种演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使经济迅速增长,但由于这种增长是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所以,当环境和资源损伤到一定程度出现严重衰退时,便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运作机制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概念与内涵
在多数学者看来，京津冀区域之间形成的经济系统具有类生物性，其中区域内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某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对其他城市产生影响，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共生关系。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视为以功能聚类的社会经济系统，由北京、天津与河北省诸城市构成；二是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5个子系统；三是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归结为区域内部城市之间通过物质、信息、技术、人员和能量的交换流通而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的复杂系统。从整体上看，现有研究的多是基于微观角度来探究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相关问题，从区域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的论及较少。本文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就是以区域经济与相关要素、环境之间关系为主体要素，以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物质转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为客体因素，以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功能、优势和地位互补为介体要素，以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为目标要素所形成的复杂有机系统。
作为一个复杂共生的有机系统，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多样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等，其中，每一个要素都不可或缺，它们既是构成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最基本要素，也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存在的基础条件。第二，复杂的关系结构，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不同性质、类型、行业的经济往来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进而在内部形成一定结构，在外部表现一定秩序，区域内部任何两个城市组成的经济生态系统又是从属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第三，特定的功能表现，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具有不同于各个构成城市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共同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如果一个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消失了，其独有的特定功能就将被取代，它将面临消亡或解体。
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介体要素和目标要素的复杂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多样构成要素、复杂关系结构和特定功能表现的有机系统。除具有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之外，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还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时空承接性。从空间结构来看，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教育系统、文化系统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物能联系，这些系统的发展变化总是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制约其内部结构的形态与变化。从时间发展来看，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北京、天津、河北省诸城市长期适应外部环境，在彼此交往协调、相互适应过程中形成的有机功能体，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绝非彼此独立、互不影响，而是一种网络式交叉的结构关系。
2．动态适应性。主要体现在系统对所依存环境的适应与各构成要素对其所依赖环境的适应两个方面。前者既表现为系统主体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功能机理优化和运作机制健全来适应环境条件，也表现为有机体通过适当改变环境条件、有效变更资源取向，使得环境朝着有利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化。后者表现为系统主体通过内部资源结构的优化整合，要素目标内容、丰度效度的不断改变，来提高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与综合实力，增强京津冀地区发展的西同性与互补性，达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规模和效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目标。
3．自校平衡性。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也具有自校平衡性。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它会根据环境发展走向及时完善内部结构，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环境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短时期大量的输入系统内部，会引起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为了确保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通常会合理协调内部要素的结构关系，有效搭配要素组分的比例关系，充分挖掘要素的功能潜质，及时与外部环境进行多层面的交往活动。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
1、在性质特征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具有特定结构、功能和外在关系的，体现生态关联、生态适应、生态共生和生态平衡并不断遗传、变异和演化的复杂自组织系统。作为经济发展生态化趋势影响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以彼此经济交往的融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一种共生现象，为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之所以能形成联结共生态势，除了区域经济交往需要外。更在于这种共生态势能够产生多元复合、排列合理、组合有序的生态关系。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内部的协同适应性，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交往具有更加有利的生态环境。不仅如此，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还通过内部要素的有机协同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互动，产生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简单叠加所不具有的新的功能，即系统整体性。在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自组织产生的对内和对外的共生效应，正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本质的集中表现。
2．在形态表现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由要素形态、结构形态、功能形态和价值形态等多种表现形态构成的有机系统。在要素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由具有意识性的主体要素、丰富性的客体要素、多样性的目标要素、现实性的内容要素、能动性的介体要素以及客观性的环境要素所组成。在结构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主要由内部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共同决定。在功能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实质是不同要素间的物能流转和信息流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能、信息“由上游向下游”流动方式不同，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中的物能、信息流动主要是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双向可逆互动。在价值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由外部价值形态和内部价值形态集合而成。外部价值是指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做出外向化行为需要综合考虑自身行为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对区域内部结构、运作机制、经济效益的影响；内部价值是指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对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位置排列和功能组合需要进行合理搭配。
3．在沟通方式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实现经济交往、沟通的网络化系统。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通过准确定位要素功能，有效整合要素关系，合理设置内部结构，及时调整资源取向，有力构筑发展空间以及动态构建外部环境关系等方式，来达到区域内部经济交往活动内外相渗透、纵横相交错、动静相结合的健康互动效应。较之传统的区域经济交往，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在沟通方式上实现了系统内外信息共享的网络化。随着经济发展、体制重组、文化变迁和教育进步，京津冀区域经济越来越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织共生，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融通叠加的复杂态势。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可根据外部生态环境状态，构建内外高效互动渠道与平台，打破传统区域经济交往的时空局限。
4．在整合机理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通过内部物能整合、信息整合、结构整合以及功能整合等方式。成为结构与功能最优协调化的有机整体。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内部构成要素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多重的、非线性的复杂关系。虽然构成要素之间的容错性、自组织性，以及相关经济制度的和谐交互机制能够有效整合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但由于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自组织性和不可重复性，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会随着要素关系的重新组合而不断变化，准确判断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最优功能和最优结构就显得非常困难。为此，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必须具有较强的整合机制来有效规范和协调每一个构成要素的经济行为，维持经济发展秩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水平，增强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凝聚力。
二、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为土地利用管理创新提供了可能性与要求
不同的土地生态景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路径，形成了差异性很强的多种形态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这些各具特色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在表现出差异性的同时，还存在着同性特征。对于这些共性特征的把握，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规律，进而为更好的规划土地利用管理创新提供基础。（一）协调性土地生态系统和土地经济系统这两个子系统内部又是由许多的自然、经济要素组成的，是一个高度融合的有机体。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可以看成是其不断适应环境而进行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不仅仅表现在整体总量上的集中程度，还表现为不同自然、经济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要素之间比较关系失调，也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我们在规划、实施土地利用管理过程中，在关注总量指标的同时，还要注意某个区域内各个关键自然、经济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管理实践，引起的每个关键要素的变动，都会以某种形式对系统内其他要素产生影响，进而最终反映在区域内生态经济体系中。（二）异质性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系统本身和构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异，这就是异质性。由于不同区域地质构造和地质运动形态差异明显，不同区域的土地生态系统的气候、水文、景观、土壤类型、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都不尽相同。土地生态系统的差异是区域土地经济形态演化的基础，由于各地的土地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形态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域性，比如草原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形态、矿业经济形态和海洋经济形态等等。不同的经济形态，人们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产品形态、运用资源的类型、交换方式、分配形式和消费模式等都有明显的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多样化明显，这加大了我国实行有效的土地利用管理的难度，对土地利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我国土地生态经济类型多样化的特点，我们在规划、实施土地利用管理时，在做出统一规范的前提下，应该依据不同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类型，因地制宜地提出管理方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提到的因地制宜中的“地”，不仅仅指作为经济资源的地和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地，还包括在土地生态系统基础上的土地经济系统。（三）可塑性土地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具有很强的自我反馈、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的能力，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土地生态系统通过自然生产者（光合作用的植物）、自然消费者（各种动物等）和自然还原者（微生物等）实现自我调节。在这一自然循环、自我反馈的过程中，这些行为主体都会对整体系统的扰动因素进行一定范围的调节，比如土壤、植物的净化功能和过滤功能等等。这一过程为人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多样化的生产、生活资料和基本的生存环境，同时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也对土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比如由农业用地改为城市建设用地，退耕还林等等，土地生态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人们通过改变土地用途进而改变区域土地生态经济环境，土地生态经济环境也对土地利用进行适应和调整。但也应注意，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可塑性，超过一定限度其可塑性将减弱或者消失。由于我国人口压力大，经济底子薄弱等原因，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发展前期发展较为粗放，使我们在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很快，可以预期对土地生态经济体系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国土地利用管理除了体现和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以外，还应体现为对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已经失衡区域的调整和恢复，这可能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可塑性为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循环经济的准确概念说法不一，通常所说的循环经济是指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发展模式，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这与前人总结归纳的循环经济的概念不谋而合：为了保护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循环体系的硬性要求，通过市场调节、社会调控的方式，促进物质资源再生产与生活资源循环利用的一种新型经济运行循环形态。循环经济就是一种以物质资源的反复利用为核心，促进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共处，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也是一种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对能源及能源废弃物进行综合再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
1.2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
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是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即资源在使用循环过程中的再利用，它的本质其实还是循环，目的是为了既能实现人类对环境的友好，又能保护经济的良性发展。但这里的循环并不是指经济循环，而是指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再生产环节的不断循环再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指的是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能源材料的回收利用以及最终产品的理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共同作用，使得物质资源的利用价值实现最大化。
1.3循环经济的目的要求
循环经济的出现是为了实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以促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公平、良性的互动循环。经济循环的推动力是科技的进步。在上述过程中，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始终伴随着行动与措施，以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为目的，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及主要体现
2.1新的系统观
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周而复始地运动和变化的过程，这个系统是由人类社会、自然资源以及科学技术等各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的同时，要将自身置身于这个大系统中，将自己看作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份子，看到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危害，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而不仅仅是只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效益。
2.2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观认为，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完整的生态系统。而科技是把双刃剑，在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时，不仅要考虑技术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更要考虑技术有可能对环境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要考虑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减少科技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2.3新的消费观
循环经济观提倡适度消费，人类在消费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建立循环生产和循环消费的循环经济观念。循环经济观还要求人们通过行政等强制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餐具及各类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这种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危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3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相互联系
循环经济从一种理念转化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和政策仅用时两年时间。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作为兼顾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高效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具有传统经济模式所不具备的特色。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可能有些缓慢，但不失为长久之计，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人类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我们必须支持和坚持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产生及发展是人类对其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对陷入环境危机后的深刻反省。生态经济是循环经济的主要理论基础，而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内容上相互重合、相互补充：它们都认为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着，人类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限制在生态环境的环境承载力之下，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就要注重节约资源，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清洁生产，在消费方面也要提倡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都未停留在对生态问题的一般性关注上，而是深入解析传统经济发展所可能或已经带来的一系列弊端，探索人与自然的紧密性关系，以及各种经济发展模式和环境的兼容性，通过寻找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使之成为有利于改善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前进道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3.1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有相同的研究内容
生态与经济的彼此交融与相互促进一方面表现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生态化与自然环境的全面融合；另一方面表现在当今生态环境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中的经济成份与日俱增，在逐步向着经济领域进行全面的交叉融合，形成了现在的生态经济化的现象。生态经济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运动规律。生态经济把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相结合，满足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循环经济的本质也要求经济发展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同时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合理利用并主动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在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自身经济，使生态经济体现在循环经济中。循环经济说到底就是人类一直探索追求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互相依存的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未来生存方式的发展趋势。循环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是人类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实现资源再利用而诞生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生存所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随着经济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理有据的交叉性学科，经济系统被解释为是一个以生态系统为基础，依靠从中获得的自然资源来支撑自身发展的系统。一方面，经济系统的发展依赖于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反过来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循环经济是通过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循环，寻找生态平衡点，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3.2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一种
循环经济其实就是生态经济的一种表现方式，它要求我们用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传统经济不同于循环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经济，其特点是高排放、低利用。在传统经济的指导下，人们无节制地把生态环境中有限的自然资源提取出来，利用完后再把废弃物大量地不经过处理地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种经济方式通过把自然资源不断地变为污染废弃物来实现经济指标的短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是粗放式的，对环境的伤害是巨大的。而循环经济倡导的则是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在生产和消耗的每一环节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目的是把经济活动改善成一个有着高利用、低排放的过程。所有的自然资源都需要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生态经济，其出发点就是减少自然资源的损耗，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的特点是高效率、低排放，是科学的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
4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相互区别
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是20世纪后期所诞生的经济思想，是人类对自己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严肃反思的结果，是人类对自身以及自身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的总结。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是从经济学角度，以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资源和环境的代际公平问题，探索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旨在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它们具有系统观、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但它们又有着各自的研究重点、人文关怀和研究任务。生态经济强调的是生态与经济的协调统一，注重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机结合，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循环经济则更侧重于物质循环的利用，强调的是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生态效率的提高，并注重生产与消费全过程的资源利用率。
4.1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理论基础
不同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它要求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依赖的生态环境作为统一体，社会经济发展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所强调的就是要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与实施，要求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构建的灵感来源于自然界的食物链。循环经济通过应用系统分析方法，把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循环作为研究对象，寻找生态平衡点，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一样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不同的地方在于循环经济要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生态环境，在物质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生态经济原则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形态上。
4.2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同
当今的生态经济是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基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看到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作用，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对传统经济学只注重经济系统线性因果规律的超越。但尽管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属于生态经济学，但与以循环经济为代表的生态经济相比较还是有区别的。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使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都循环利用起来，提高生态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价值;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大体上属于一种规范经济学，主要针对经济学中的机械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在存在论方面，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根本不同，它实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物质形而上学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转变。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的存在论差异，直接从它们在价值论、伦理学层面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蕴涵及其对机械论经济观的超越。
一、事实与价值的具体化：自然观与价值观
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二元论为基础，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伦理关系的基础。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观决定价值观和伦理观。因此两极相通，异化的自然观导致异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上的问题是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的问题是忽视人的终极目的，自然观上的问题与价值观上的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具体地说，由于机械论经济观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在价值观方面则忽视人的终极目的。对此，戴利（H.E.Daly）指出，机械论经济观中“经济学自然与终极的或绝对的东西不沾边”[1]27。因此，“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 [1]28。也就是说，机械论经济观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的双重忽视导致了它的双重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前提，忽视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价值观方面，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因而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它将人物化为经济人，导致人生存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非常物质化的。这就是机械论经济观的基本问题。
生态经济学在价值观层面对机械论经济观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1]29。即超越机械论经济观的路径有两个，一是自然观的变革;二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革。不仅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还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之两面。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的异化，在经济学层面必然走向生态经济学，即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整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和依存性，凸显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异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经济发展观，即凸显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显经济学的人文维度、价值维度和伦理维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必定同时又是德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这一变革透射出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如果要消除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在机械论经济观和生态经济学中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机械论经济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割裂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同样，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最终手段更好地为人的终极目的服务。
为此，生态经济学的理想要得到落实，既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自然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存在论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价值论地位。可以说，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克服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然观的变革并将其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协同进行。
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的利他主义
生态经济学在自然观上的整体论延伸到价值层面，就形成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整体论。这种整体论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凸显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类意识”，并试图在这种整体意识下协调代内、代际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开展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针对他人和可能主体的责任伦理观。
（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根基：人的关系性
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是现代有机整体论，它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和自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以人的关系性为其存在论前提。与近代哲学将人视为彼此分离的社会原子这一实体论观念不同，马克思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都主张从关系、主体间性的维度理解人的存在论地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论结构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存在，这种关系性是人的责任性的存在论前提。关系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存在论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个人都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对关系性、公共性的让度，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性，必须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萨特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4]。进而言之，人的关系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关系和过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个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占有。一个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关系性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正是对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中引申出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捍卫自身利益与捍卫他人利益相统一。对此，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利己”包含着“利他”，“利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己”。
（二）生态经济伦理观的道德诉求：中道原则
根据“利他的利己主义”原则，生态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寻求利益平衡点的基本原则是“中道原则”，它是生态经济伦理观的灵魂与实质。从空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内公平：在共时代的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他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时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际公平：在人类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则;是一种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当代人利益，从而确保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平等发展权的“利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决定了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空间方面扩展到全球规模，在时间方面扩展到人类未来。经济发展不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对后代人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发展就构筑起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代人彼此之间的代内利益矛盾和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当代人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试图在每个人自身与不在场的他人、在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贯彻中道原则，寻求利益平衡点。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当代人在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应该破坏代内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际的后代人的利益，要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负责。生态经济学要求“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5]27。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中道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发展权与代际发展权的关系，实现当代人与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一种公平观、和谐观和整体观。在价值观上，它试图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坚持“利他的利己主义”，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权一样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针对不在场者的延伸的利他主义：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在空间上延伸至他人。显然，这是对机械论经济观中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
其次，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对可能主体的伦理关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现代有机整体论自然观为基础，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自然界整体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为自然界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非人类存在物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是可能主体和人类的可能利益。因此，对自然界整体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当代人对可能主体的伦理责任：对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维护自然界的权利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与自然界平等就是与人类自身平等;对自然界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负责。在此意义上，以自然界为目的就是以人为目的。可见，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与浅生态学（Swallow Ecology）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认为深生态学就是主张以自然界本身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而浅生态学才是将人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态经济伦理观不是主张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主张在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的同时，又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它是对当代人利益和发展权的肯定、限制与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统一。当代人之所以有义务限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以维护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不仅因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可能被当代人行使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时所破坏，而且因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们必须知道，人得存在” [5]29。这里充分展现出生态经济学之“人类意识”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内涵。
最后，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途径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自然界也仅仅是可能主体。因此，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体只能是当代人。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与当代人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生态经济伦理观体现了当代人对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时也是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一种延伸的利他主义。限制就意味着肯定：生态经济伦理观是限制利己主义与倡导利他主义、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与肯定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统一，满足当前利益但不损害未来利益。生态经济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伦理观是一种彼此具有实体制约关系的伦理，由于这种伦理存在着他人在场的现实约束力，因而伦理责任由伦理关系双方共同完成;而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则是他人不在场的伦理：无论后代人还是可能主体都不在场。因此，尽管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取向是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但实现这一伦理观的关键却在于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只有通过这一现实努力才能将生态经济伦理观落到实处。限制当前利益与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是统一的，但关键在限制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体都不在场，所以，当代人必须担当起双重角色，完成双重责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规范自身行为;既是伦理的评价者，又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远距离的伦理必须通过近距离的行动来落实，他人不在场的伦理必须通过在场的人来实现。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义”。
三、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对立统一原则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离性和对立性，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斗争性，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态经济学则在自然观上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凸显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对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发展，忽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其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论，它仅仅将自然界视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视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态经济价值观不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因而包含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切。它试图通过平衡当代人与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终极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也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工具，但它是将自然界视为全人类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不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与此同时，自然界作为全人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它对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为目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保护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将自然界视为目的就有可能捍卫自然界作为全人类工具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又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它突出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关系。
第一，对立统一的“度”：可持续性。对立统一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在近代工业文明中所坚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对自然界应该既注重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又必须接受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有能动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受动性。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对立、斗争。这表现在，生态经济学并不否定当代人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既然有经济发展，那么，人对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对立和斗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又必须和谐、统一。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统一性之合理的“度”或“点”在哪里？从原则上说，这个“度”或“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生态经济价值观面对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确立合理的“度”或“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节制、适度。与“认识你自己”一样，“凡事勿过度”也是古希腊德尔斐（Delphi）神庙门楣上的铭言。以中道原则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和伦理观倡导节制和适度的原则，即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还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都应该是适度的。节制、适度原则是整体论自然观在价值论层面的具体表达：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自然界的顺应;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发展权的尊重。因此，节制、适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之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机械论经济观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因而突出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对生态系统制约性的忽视使机械论经济观包含着自然资源无限性的暗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质上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它认为可以通过经济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因此，机械论经济观主张的是一种过度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增长应该节制、适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代内矛盾与代际矛盾的协调等都必须通过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中道原则来落实。对他人、后代人的伦理责任也必须通过节制、适度的原则来实现。因此，要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就必须把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伦理问题是首要的”[1]17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经济学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态经济学的成熟有赖于一门相应的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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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C]//包利民.西方哲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69.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