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女性主义是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以欧陆妇女解放为其内涵的文化思潮。它的第一次浪潮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其时段,以争取妇女的权利为其目标;而第二次浪潮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反对性别歧视为其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其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理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目的是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推动两者的深入发展。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教授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博士出版《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以下简称为《自然之死》)一书,试图从妇女与生态的双重视角来评介科学革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有机论与自然作为母亲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男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男权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派生物。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以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二分对立为其特点的机械论哲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而与之相反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女性主义则是以消解以上各种二分的有机论为其哲学基础。因此,有机论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根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非常集中地论述了有机论哲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包括人类早期朦胧的有机论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血肉相连、启蒙主义时期有机论的失落以及在当代的回归等等,其最基本的就是有机论所必然导致“自然作为人类母亲”的观点。
首先,麦茜特认为,人类早期为了生存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
人类来自自然并与自然紧密相连,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因此有机论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现实关系。麦茜特说,“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①。麦茜特记述了西方古代许多哲人对有机论的相关论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赋予整个世界以生命,并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动物,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物”。亚里斯多德也是以有机理论为基础强调自然的内在生长和发育的首要性。他在《形而上学》中将自然定义为“自然物体运动的源泉,或者潜存于这些物体之中,或者在一个整体的实在之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是综合了基督教哲学与柏拉图主义,将女性灵魂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较高级的部分由神的思想所形成,较低级的部分[自然]则产生现象世界。②
其次,自然作为女性与母亲。
事实证明,有机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自然比喻为女性与母亲,因为,有机论总是与自然所具有的诞育万物与哺育人类的特点相伴。正如麦茜特所说,“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③。麦茜特举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加以说明。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等作家的笔下,“自然是母性供养者形象,是把预定秩序赋予世界的上帝的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柯黛里亚“代表着乌托邦的自然,也代表着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统一的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代表着作为女性的另一类形象,即对过去时代母亲般仁慈怀抱的向往”;在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那赫所作的绘画《春天女神》中则有“代表着女性地球的女神躺在花床上,象征着和平的鸽子正在附近的涓涓溪流边吃食,小鹿在它远处的岸边饮水”。④麦茜特还举了著名的拉夫洛克将地球比喻为“该亚”的例子。她说,人类对自然的污染扰乱了地球母亲该亚的生活、破坏了她的身体。⑤
“该亚假说”是1970年由泽尔(Timothy Zell)首次提出,并由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于1972年加以完善并进行深入阐述的。主要将地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她不仅诞育了大地以其乳汁哺育万物而且是活的有生命的。这是一种形象而崭新的生态观念,成为当代生态理论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后来也有人将其称为“该亚定则”。“该亚定则”有力地说明了大地与自然的母性品格,特别是其内在的有机性与生命力。
最后是召唤一种新的有机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并力图使该亚将被治愈。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力地批判了机械论世界观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与自然之死,同时也预见了一种新的有机论的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她认为,相对论、量子论、过程物理学、新热力学以及混沌理论都是对机械论的挑战与突破,并预示着一种新的有机世界观的产生。她说,“支配着西方文化过去300年的机械形象,看起来正在被某种新的东西所替代。有些人称这种转型为一个‘新范式’;另一些人称它做‘深生态学’;还有一些人召唤一个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 ⑥。这个新的生态世界观是“一个非机械的科学和一个生态伦理学”,也是一种经受过新时代科技革命洗礼的有机世界观。这个新的有机世界观既保留了前现代时期有机世界观中人与自然血肉联系的价值内涵,同时又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内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麦茜特认为,它“必定支持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个新秩序建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以及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之上,这个生态系统将满足基本的人类物理和精神需要。也许,该亚将被治愈” ⑦。
二、机械论与自然之死
17世纪中期以降,有机论世界观逐步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之死”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正是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的重点论述之处。诚如她在书中所说,“而且‘科学革命’的新概念框架――机械主义――也一起引起了不同于有机论准则的新准则” ⑧。新的机械主义的秩序,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权力和控制的价值,将把自然交给死亡。
首先,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⑨
众所周知,16、17世纪之际,欧洲发生了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其重要标志就是传统的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这是哲学与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培根、霍布斯与法国的笛卡尔等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详细地论述了他们的机械论哲学观念。她称培根是公认的现代研究所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与皇家学会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⑩培根在当时的英国皇室具有重要地位,先后担任法律顾问、总检查官、枢密官、掌玺大臣、大法官与维鲁兰公爵等。他将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也就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以具体的科学实验为主的机械论方法。培根认为自然处于自由、错误与束缚三种状态,其中第三种“束缚”的状态就是“被置于限制、制作和塑造中,被技艺和人手做成新东西,像人工制品所表现出的那样”B11。在这里,自然成为被人限制、制作和塑造的完全被动之物。培根的机械论世界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624年所写的乌托邦著作《新大西岛》之中。他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虚构了一个“本森岛”,一个“等级化的、家长制的,仿照现代早期父权制家庭的模式”建构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乌托邦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叫做“所罗门宫”的科研机构,掌管所罗门宫的科学家成为统治者,推行一种“支持对自然的进攻态度,鼓吹‘掌握’和‘管理’大地”的培根式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破坏。麦茜特指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期技术统治主义运动中肇始的现代设计环境(planned environments)的思想,其起源还是在《新大西岛》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由人且为人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环境。这类环境一直不断地被机械主义的问题解决方式所产生,此种方式以基本不考虑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系统为特征。机械主义作为整体论思想的对立面忽视化工合成产品的环境后果,忽视人工环境对人的后果”B12。麦茜特对这个本森岛模式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她说,“培根机械主义的乌托邦完全与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相协调。机械主义把自然分成原子粒子,它就像本森岛的居民一样是被动的、惰性的。运动与变化由外部来推动:在自然中,最终的动因是上帝,17世纪的神圣天父、钟表匠和工程师;在本森岛,它就是家长下的所罗门宫的科学机构”B13。在法国,机械论哲学的推动者则是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理性与感性加以两分对立。他在自己的《方法谈》中表示自己要“掌握和拥有自然”。他在1622年的《论人》中把人体明确地描述为机器,而在1644年的《哲学原理》中则把宇宙重构为一个机械的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把运动通过有效的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移位”B14。另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将这种机械论哲学运用到社会领域,认为“政治实体由平等的原子式的存在所组成,它根据由共同的担忧而成的契约而统一到一起,并被来自上面的有力的君主所控制”B15。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为我们勾画了16、17世纪以来,机械论哲学观的大体面貌及其内在的僵化与荒谬。
其次,麦茜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机械论哲学观所造成的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及其对地球母亲健康的严重威胁。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一切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然与妇女的概念。她说,“自然的概念和妇女的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B16。这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说明一切的理论观念都是生存于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之上,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这些观念的内涵。这恰恰说明麦茜特女性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确立自己的生态观与女性观的。她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才沦为人类的奴隶并遭到蹂躏,因为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通过剥夺和改变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服装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场主手里,倾向于扩大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最后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她说,“今天,一个超出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臭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增多、氯氟烃的排放和酸雨,扰乱了地球母亲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将这位母亲命名为‘该亚’。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该亚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该亚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B17。她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蹂躏地球母亲的现实。从农业的角度,她说“虽然农业改良原本有益于土地,但一旦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之中,成为其积累和膨胀的加速器,久而久之,作为自然和人类资源基础的环境和村庄公社便成了其牺牲品”B18。化肥和农药造成难以遇见的副作用;单一的耕作导致病虫害的肆虐;新处女地的不断开垦破坏了整个的生态平衡。从沼泽的角度,她揭示了因为草场沼泽而被抽干,因为疾病而被诅咒,因为有野鸟而受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下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英法等国的沼泽地。从森林的角度,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森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纯粹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影响”B19。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向我们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地球母亲残遭蹂躏的画面。
另外,麦茜特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拼命地压榨妇女,力主妇女应该驯服并老老实实地待在被驱使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机械论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同时导致了男权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压榨妇女。她说,“与难以驾奴的自然相联系的象征是妇女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B20。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与思想观念中也充斥着将女性妖魔化的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当时的许多作品将妇女描写成任性傲慢、殴打欺骗丈夫、酗酒之人。医生约翰•韦尔在《争论论题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女人心智和精神脆弱,很容易被负担她们头脑的黑胆汁恶化她们的理性。当时的人类学家则认为,自然和妇女都处于比文化低的层次。苏格兰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则认为,既然肉体服从于精神,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在男人之下,自然规律决定男人应命令女人。当时的医学专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在生殖中女人只提供质料,而运动的本原则来自男性的,灵魂通过男性系统传递等等。麦茜特在总结资本主义时代的以机械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所导致的妇女的被压迫时写道,“对妇女来说,‘科学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没有带来人们以为会带来的精神启蒙、客观性,也没有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倒是与之在传统上是一致的”B21。
三、生态社会建设的理想ぁ―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的同时实现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压榨自然与妇女的深刻批判,而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同时实现的生态理想社会的构想。
她首先在很大的程度上肯定了17世纪早期产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社会形态及其留给我们的有关思想财富。
这两个社会形态她将其命名为“有机乌托邦”。这两个乌托邦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ommaso Campanella’s City of the Sun,1602)和安德烈的《基督徒城》(Johann Valentin Andrea’s Christianopoli’s,1619)。他们两人都曾试图将这种乌托邦理想国付诸现实,康帕内拉曾经组织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太阳城》即是他在狱中的作品。而安德烈则组织过这种乌托邦计划的实施,当然最后也失败了。但这种生态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却为人类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智慧与启示。这两个乌托邦都力倡有机论思想。麦茜特认为都“表达了一种公社共享的哲学,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财富的利益”B22,也就是说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继承原始的人与自然有机和谐的有机论思想,以之为社会建设的指导。而且,这两个乌托邦的“建造者”又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其信仰里,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任何物质都有生命。
正是在有机论的指导下,这两个乌托邦都坚持整体论,而这种整体论实际上也是有机论的具体表现。麦茜特在论述这种整体论时指出,“它成长于农民经验和村庄文化,以差异性层次为基础,却强调共同体的首位性、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内部同意与自我管理的理想。这里,公共整体仍然大于和更重要于部分之和,但部分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B23。这个与有机论紧密相关的整体论生态观成为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撑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如麦茜特所说,“今天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生存的关键是系统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B24。由此说明,生态的有机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再一个就是妇女的解放及其权利的实现。麦茜特认为,“乌托邦共同体是以男女之间、工匠与主人之间的更加平等为出发点的”B25。并说,“在基督徒城和太阳城里,妇女的解放程度高于现实中的16世纪社会”B26。
她还介绍了当代其他生态理论家提出的生态乌托邦构想。
她认为前述17世纪早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仅仅代表了“社会革命的前工业形式”,也就是说还是未经过工业革命的思想成果。于是,在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一些生态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乌托邦。这种生态乌托邦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个是试图将“是”与“应该”即道德与科学加以统一;再就是试图将继续享受现代科技与人同环境的和谐相处加以统一。她提到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这个当代的生态乌托邦描写了美国的北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于1980年脱离联邦政府后所构成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静止的生态乌托邦中,社会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与指导,妇女成为社会的领导与主要党派的领袖,废除了私有制,人们生活在小型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现代生活与生态保护高度一致。但麦茜特认为这还只不过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愿望”B27。
最后,麦茜特认为面对愈来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必须再次倒转”B28。
麦茜特认为,在当代社会自然生态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更加说明由放射性废料、杀虫剂、塑料、光化学烟雾和碳氟化合物所导致的地球疾病,乃至自然之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机械论世界观已经占据压倒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与妇女被压榨的情形根本无法改变。她说,“由17世纪自然哲学家发展出来的机械自然观,基于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西方数学传统,至今仍然在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B29。又说,“关于自然的机械论假定,迫使我们日益增长地走向人工环境,对人类生活的越来越多的方面施行机械控制,而且丢失了生命本身的质量”B30。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限制了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麦茜特是历史论者,力主一切的观念都是历史与社会的建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自然保护和生态运动争取妇女权利和自由的结合,已经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既是对自然也是对妇女的压制”B31。为此,这个“世界必须再次倒转”不仅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而且要“改革在消耗自然和劳动人民中创造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适应性的新的社会模式”。B32这就将社会革命的问题提到了生态运动与生态女权运动面前,具有相当的革命色彩,正是麦茜特《自然之死》一书及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特色所在。
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后,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家格洛特•费尔蒂在她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概括了女性生态批评发展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与作品;第二阶段,追溯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发掘其内涵;第三阶段,考察包括经典文本在内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内在结构。B33
当代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内涵丰富,目前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如上所说的对有机论与自然母亲观点以及生态理想社会建设的倡导,对机械论与自然之死的批判等等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同时还有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借鉴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恰如鲁克尔特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的《潜入残骸》一文时所说:“男性对待与摧毁女性的方法与男性对待与摧毁自然的方法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B34
第二,发掘文学作品与其它作品中有关大地母亲形象的丰富内容。例如英国科学家接任洛克对于大地母亲该亚的发掘与阐释,发展出十分重要的生态定律――《该亚定则》。
第三,对妇女特有的生存场所的描写与阐释。例如威廉•霍沃斯在《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所说:“今天,生态文学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与性别批评家当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关注位置观念(the idea of place),这种位置观念起到了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女性的位置’(a woman’s place),这个位置通常被描述成阁楼或储物间,在个体寻找到合适的环境之前,这个位置就是容纳并且扶养这些个体的地方。”B35
第四,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也有价值重建的性质,因为在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很容易被忽视与曲解,需要站到正确的女性立场上来给予重评。
第五,鼓励广大女性积极参与生态女性文学创作,参与其它生态运动,真正成为保护女性权益、保护地球、保护孩子的主力。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的接近,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所以,可以说,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①[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同①,第11-15页。
③ 同①,第2页。
④ 同①,第6-10页。
⑤ [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⑥ 同⑤,第3页。
⑦ 同⑤,第5页。
⑧ 同①,第210页。
⑨ 同⑤,第3页。
⑩ 同①,第181页。
B11同①,第188页。
B12同①,第205页。
B13同①,第204页。
B14同①,第224页。
B15同①,第229-230页。
B16同⑤,第3页。
B17同⑤,第1页。
B18同①,第60页。
B19同①,第70页。
B20同①,第146页。
B21同①,第180页。
B22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85页。
B24同①,第93页。
B25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101页。
B27同①,第109页。
B28同①,第327页。
B29同①,第322页。
B30同①,第323页。
B31同①,第326页。
B32同①,第327页。
B33[美]切瑞尔•格罗费尔蒂(著)《前言: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B34[美]威廉•鲁克特(著)《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B35[美]威廉•霍沃斯(著)《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Ecological Feminist Criticism
ZENG Fan-ren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6-0087-09
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随欧洲殖民者流散到新欧洲，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引起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造成当地人口急剧下降，带给殖民地本土人重大灾难，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时下（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欧洲疾病、动物、植物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包括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在内的后殖民理论专家和学者大都在系列人类文化命题中运思西方殖民主义经验，侧重于生命有机体中人类因素的作用，忽视文学作品描写的生命有机体中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因素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通过相关文学文本透视其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深入考察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和植物三个主要的生命有机体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引起国内学者对生态殖民主义的关注。
在展开论述之前，须对本文中的“生态系统”、“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殖民文学”三个重要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在本文中，“生态系统”主要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如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等）及其赖以生存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岩石、阳光、空气、水分等）构成的系统。①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这些食物链又纵横交织、紧密结合成复杂的食物网，维持着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历史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触动了殖民地食物链中某些环节，牵动了特定区域的食物网，引起殖民地生态系统的恶化，带给殖民地本土人灾难。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微寄生物病原体（疾病）、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有机体随欧洲人移居遥远异国所产生的结果，如欧洲疾病导致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欧洲动物大量繁殖，贪婪地吞噬当地的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中的“生态殖民文学”则指那些描写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破坏殖民地生态系统平衡的经验和结果的文字。
此外，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AlfredW·Crosby）在其《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以下简称《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该书名又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杜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提醒世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像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的小说《瓦解》（ThingsFallApart）所描写的那样瓦解东方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且还破坏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克罗斯彼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与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概念意义相近、关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做出区分：“帝国主义”指强势宗主国统治远方他国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即移居于遥远的他国。［1］8但赛氏区分忽略了强势西方宗主国（如欧洲列国）的疾病、动物和植物参与其征服远方他国实践活动（即生态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据赛义德，“移居于遥远的他国”是“殖民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其实，不仅欧洲人移居他国，而且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亦随欧洲人移居他国；再说，移居他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结果，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及其带给当地人的灾难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结果。所以，生态帝国主义侧重于实践，生态殖民主义侧重于结果。
一、欧洲疾病——隐形杀手
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即东方被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到被称为“俄罗斯人”的西方入侵者于17、18世纪拓居于西伯利亚，他们将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等病原体带入西伯利亚。这些疾病在当地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导致大量当地西伯利亚人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环境急剧退化。［2］38可见，西方殖民者并非纯然无杂地拓居于东方被殖民地，随其同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原或病菌；这些病原或病菌在“新欧洲”随欧洲人扩张而扩张，形成克罗斯彼所称的“欧洲生物扩张”（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克罗斯彼论述的欧洲生物扩张中的三大主要因素“杂草”、“动物”和“疾病”构成“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是寄主及其微寄生物的合成体。此处的“微寄生物”主要指寄生于寄主体内的病毒、病菌、真菌、病原，它们随寄主扩张而扩张。故此，我们不可抛开欧洲殖民者体内所携带的病原体而单独考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微寄生物病原体会把没有免疫力的寄主杀死。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引言中描写的那场在1348-1352年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又称鼠疫）短短的数月内就吞噬了10万多佛罗伦萨居民，使昔日生气怏然、人声鼎沸、繁华美丽的佛罗伦萨城瞬间变得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哀鸿遍野。［3］3-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忒拜城也因瘟疫肆虐而变得人畜病死、土地荒芜。但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初次被病原体感染后，其免疫记忆对同样病原体的再次侵袭产生快速反应，体内特定细胞会直接攻击并吞没病原体细胞，同时体内抗体量迅速上升，产生一定的免疫力，抑制病原体的感染，甚至杀死病原体。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虐杀寄主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同时又诱发寄主产生免疫力而反被寄主杀死。后来欧洲人甚至能够生产疫苗来加强寄主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如拜伦在《唐璜》中所作：“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祸害；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4］75
第6期罗世平：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殖民文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受到寄主强力攻击或抵抗的微寄生物病原体的传染力急剧下降，不能随心所欲地再次享用同一寄主；此时的病原体需要寻找还未获得免疫力的新的易感寄主，转换寄主，将其寄生的适合度重新扩大到极致，以维持其生长、发育和繁衍。欧洲人的远航探险、征战侵略、殖民扩张、旅行考察、迁徙移居、商贸往来、说教传道等使欧洲人与新欧洲本土人广泛接触。如此的广泛接触为欧洲获得免疫力的旧寄主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寻找新的易感寄主、实现寄主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获得某种疾病免疫力的欧洲种群（population）生态学中的种群（population）是指栖息在某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分布在同一区域的许多同种生物个体自然组成的生物系统。种群具有共同的基因库（genepool），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自然并产生出有生殖力的后代，因此，种群是种族生存的前提，是系统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单一地生存于世，生物个体必然在某一时期与同种及其他种类的许多个体联系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群体才能生存。种群的英文“population”不仅指生活于同一区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口”，而且还指栖息于同一地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养或野生的“牲口”，如马群、牛群、羊群等，故早期研究昆虫、鱼类、鸟类的生态学者又将“population”译成“虫口”、“鱼口”、“鸟口”。（来源：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中的寄主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突破旧的疾病疆界，将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种群，从而打破了新欧洲种群原有的寄主与其体内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带给佛罗伦萨人和忒拜城人弥天大难的黑死病之类的瘟疫突破旧欧洲疾病疆界，蔓延到新欧洲或新世界，将灾难降临到对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头上，为欧洲人征服当地人充当了隐形杀手，夺去数以万计当地人的生命，使得原住居民人口锐减，斗志丧失，帝国消亡。
欧洲人携带病原体到新欧洲去征服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在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中已有所表露：“据说那大痘（即梅毒——笔注）之患是来自美洲，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4］76众所共知，早在16世纪初，入侵美洲的欧洲士兵就将天花带入美洲，结果天花迅速在整个美洲蔓延，吞噬了半数美洲当地人口的生命。1520年，西班牙王国驻古巴总督维拉斯奎斯率军队1500人讨伐征服阿兹提克帝国的科尔特斯，但被科尔特斯率军击败收编。讨伐军中一名染有天花病的士兵把天花病从欧洲传入美洲。最初天花病出现在申泼拉镇（今墨西哥哈拉帕城一带），然后迅速蔓延到阿兹提克帝国全境，进而传遍美洲大陆，在短时期内吞噬美洲半数以上的人口的生命，很多染上天花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灭绝。因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从没有过天花病毒，所以当地印第安人对此病毫无免疫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又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andPostcolonialLiterature）中所言，“继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占领了美洲后，当地土著人就因天花、麻疹的流行而开始了所谓的‘大死亡’，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5］21但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的真正成因并非是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柯帝兹率领区区数百名随从就成功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被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在其《瘟疫与人》（PlaguesandPeoples）中称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6］显然，麦克尼尔以此提醒人们，史学家忽略了在这场以少胜多战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传染病。在麦克尼尔看来，促成几百西班牙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西班牙人的科技优势、火药枪炮、，而是他们传给阿兹提克人的传染病。他在《瘟疫与人》的序言中道出这一真正的原因：“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6］毫无疑问，麦克尼尔在此道出的原因与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命题相一致，即，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
在克罗斯彼所描述的900-1900年生态帝国主义时期内出现的欧洲殖民者迁徙和移居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携带传染病原到新世界。旧世界的病原菌通常随寄主搭乘远洋航船漂洋过海，到达新世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加那利群岛，将痢疾、梅毒、花柳病等传染给岛上的关切人。例如，欧洲男子通过女关切人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梅毒传染给毫无免疫力的关切人，导致关切人口急剧下降、甚至灭绝。［7］122-164在17世纪末，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西班牙人的目光或气味就足以使他们丧命。”［7］36-37虽然这位传教士的言辞过于夸张，但其所言至少说明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很容易染上外来疾病而丧失生命。
在1768-1771年间，英国“奋进”号远征船船长詹姆斯·库克在其前往澳洲的划时代航行中察觉到他的船员将一种疾病带到太平洋的岛屿，并在当地迅速蔓延，他为此而深感愧疚。当“奋进”号到达塔西提岛后几天，库克写道，“我们的船只到达几天后，我们的一些人就得这种病（梅毒病——笔注），而这些在皇家‘海豚’号到来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有理由认为（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带来的，这一点让我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所做的应该是尽我的能力阻止它的进一步蔓延……”［8］131-132库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因为确实有欧洲船只将某种疾病带到太平洋岛屿，如彼德·奥顿（PeterAughton）所肯定的那样，“不能否认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欧洲船只确实给太平洋的岛带来过性病。”［8］133所以，在克罗斯彼描述的“生物扩张”过程中，疾病伴随欧洲人流散而流散。
我们在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duMaurier）的《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JamaicaInn；Frenchman’sCreek）中看到，玛丽的母亲料理的那个“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根本无以治疗。瘟疫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9］13-14再者，18世纪随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的天花病导致著名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妹妹月貌花容消失殆尽，于是又见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的失去美丽的妹妹》。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LittleWomen）中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贝丝不幸染上猩红热而离开人世。当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AlejandroMorales）的代表作《布娃娃瘟疫》（TheRagDollPlagues）的第一卷描写了发生于18世纪末墨西哥的瘟疫灾害。书中主人公、西班牙王国御医团里最年轻的医生格雷高利奥·雷维尔塔斯于1788年被派往被称之为“新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协助新西班牙总督改善殖民地墨西哥的医疗状况。当时，墨西哥南方一种被称为“布娃娃”的瘟疫盛行，）患“布娃娃”瘟疫而死的尸体软软的，像个布娃娃，因此得名“布娃娃”瘟疫。感染上“布娃娃”瘟疫的病人的手指和脚趾肿大，数日后变红，不久骨肉化脓，四肢糜烂，病毒蔓延到躯体，致使患者死亡。短短的三个月里就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据诺贝尔·戴维·库克（NobleDavidCook）估计，“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高达1500万，但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后，其人口就减少到150万。”［10］4-5总之，欧洲殖民种群在接触新欧洲被殖民种群时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给了后者，使其人口锐减、民族衰退。但由于微寄生物病原体寄生于寄主体内，不易被人察觉，所以人们考察欧洲人迁徙过程时，往往关注于寄主的迁徙移居，却忽略了随之迁徙移居而流散蔓延的微寄生物病原体。
二、欧洲动物──不速之客
欧洲生物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多个不同的种群（如人口、牲口、植物，或人群、羊群、牛群、马群、鸡群等）一同迁徙移居，而非某个种群（如人口或人群）单独迁徙或移居于异国他乡，即，欧洲生物扩张通常以多个不同的种群组成的群落（community）为其迁徙移居的基本单位。生态学中所说的“群落”是指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多个不同种群组成的集合整体。［11］194如果说种群是个体的集合体，那么群落就是种群的集合体。据此，欧洲殖民扩张是欧洲人连同欧洲动物和欧洲植物一起迁徙或移居到新欧洲殖民地的欧洲群落扩张。欧洲殖民者不仅随身带入新欧洲殖民地致人死命的疾病，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带入同样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我们不妨先考察欧洲动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动物在“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中处于杂草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属于第二营养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转化者），它一方面消费第一环节上杂草提供的食物，另一方面又生产供第三环节上的欧洲人消费的食物；或言之，它是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欧洲人能够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如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牛奶、羊奶等）的转化者。草食动物扮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它的消费量不能超过第一营养级上杂草的生产量，否则第一环节（或第一营养级）上杂草植物就会不堪重负，终止食物供应，导致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生态环境退化。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兔子，但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初期，欧洲兔子被引进澳大利亚。1859年一个名叫波米的农民因思乡恋井，将24只野兔从英格兰带入澳大利亚以解乡愁。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于这些野兔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它们以其特有的杂乱迅猛繁殖，泛滥成灾。它们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啃吃树皮嫩枝，它们在地下打洞而居，破坏土壤河堤，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考琳·麦卡洛（ColleenMcCullough）的小说《荆棘鸟》（TheThornBirds）中，鲍勃真实地道出了兔子带给澳大利亚的灾难：“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12］415再看：
天干得很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12］416
于是，人们把罪过归于波米，鲍勃抱怨道，“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12］416小说直接表明来自英国的兔子给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破坏：“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12］416显而易见，兔炸使兔子消费量超过杂草生产的食物量，导致食物链断裂，生态失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动物一方面摄食前一个环节上的杂草，另一方面又被后一个环节上的人食用，即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彭斯在其诗歌《赶羊上山》中唱道，“把母羊赶上山岗，赶到长着野草的地方，赶到流着溪水的地方，我的好亲人。”［13］17听罢彭斯“赶羊上山，采食野草”的诗歌，就见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TheForsyteSaga）餐桌上的头菜羊胛肉：“羊胛肉……这道菜在福尔赛家宴会上是公认的头菜。福尔赛家不论哪一房请客都没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14］51可见，羊肉及其它草食动物肉（如牛肉、鸡肉、猪肉等）是欧洲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无论在旧世界或新世界，牲口（如羊口、牛口、猪口等）在很多情况下是欧洲殖民者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以致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通常组成群落一起生活。在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女尼的教士的故事》中的那个寡妇依靠其死去的丈夫留下的一块地、几只鸡、几头猪、几头牛和一只羊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且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她（寡妇）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她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手下管辖七个母鸡……”［15］675同样，华兹华斯诗作《最后一头羊》中的那个成年汉子靠一头母羊生小羊赚钱结婚、养活6个孩子，其诗曰：“可我呀却买了一头母羊；我把它生下的羊儿喂养，它们一头头都非常壮健；后来我结婚，富裕起来，要多少就有多少钱；我的羊已有二十头上下，而每年这数字还在增加。羊的头数一年年在增长；就凭那原先的一头母羊；……它们越多，我们家越富有……”［16］36-37鲁滨孙在孤岛上驯养当地山羊，以获取羊肉和羊奶养活自己。如鲁滨孙自己所述，“我经常考虑能不能弄到一两只小羊，繁殖出一群驯羊，等我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供我作食料。”［17］98后来他捕到一只老公羊、一只小公羊和两只小母羊，并把它们驯养起来，实现了他养羊取食、维持生命的目的。他说，“不到一年半，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十二只山羊了；又过了两年，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我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了。”［17］130这也说明，欧洲人擅长驯化动物，孤岛上的鲁滨孙显然比当地土著人更擅长驯化动物。欧洲殖民者带到新欧洲并驯化的动物主要有牛、马、猪、羊、驴、鸡、猫等。鲁滨孙在荒岛上驯养山羊，建立了一个包括狗、猫、羊、鹦鹉在内的热闹家庭。［17］65-66牲口不仅被用来维持生计、赚钱致富，而且还常用来耕田犁地、载物运货。在彭斯的诗歌《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中，老农赠送礼品麦子一把给曾为其辛劳耕作的老马麦琪，并向它恭贺新年，“恭贺新禧，麦琪，请收下这点麦子喂肚皮！……拉犁你也肯出力，四马之中你走最里，你和我常在三月天气，连续八个钟头，一次耕十亩田地，一同把汗流。……你拉车也是好样，最陡的山坡也敢上；……只把脚步稍稍放长，车子就跑得顺利。”［18］131-134牲口种群的这些利用价值足以将人口种群和牲口种群紧紧地联在一起，共同生活。
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不仅组成群落一起生活，而且组成群落一同乘船漂洋过海、迁徙移居异国他乡。在驶往澳洲的“奋进”号船上，库克及其船员带有羊、鸡、猫、狗等动物。如奥顿所述，“从‘海豚’号上挑选的第五个成员就是船上的山羊，就是这只动物，以后被约翰逊冠以无上的荣誉，有以下文字为证：‘环球两次，只有这只山羊，作为神的第二侍从，神灵赐以它，以后再不用产奶。’”［8］20虽然“奋进”号“在比斯开湾时，甲板上的两条狗、几只绵羊、一只山羊和船上的猫以及装着三四打母鸡的几个大板条箱也被冲跑了，”［8］34但我们由此可见欧洲人确实带着动物同船漂洋过海、驾往异国。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游回到斜搁在沙滩上的遇难船上，找到一些欧洲麦子，他说，“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17］43这说明鲁滨孙等一行在从英国出航时把一些家禽带上了船。除在海难中死去的动物外，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幸存下来，如鲁滨孙所述，“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我把两只猫都带到岸上；至于那条狗，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二天自动跳下船来，泅到岸上，来找我的，后来做了我多年的忠仆。”［17］55-56这说明，由人口和牲口（或动物）不同种群组成的群落不仅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且还共乘同一船，如“海豚”号或“奋进”号远洋探险船，飘移到东方被殖民地。早在公元10世纪晚期，欧洲人来到格陵兰岛南部建立殖民地，他们不但在那里建造教堂、住宅，而且带来牛羊，在牧草稀疏的土地上放牧。15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公羊和母羊、公牛和母牛投放到亚速尔群岛啃食青草、生殖繁衍。当1439年葡萄牙国王首次允准葡萄人在亚速尔群岛上定居时，那里已经牛羊成群了。欧洲人征服加那利群岛时，为使该岛“欧洲化”而引进了狗、山羊、猪、绵羊、马、驴、牛、骆驼、兔子、鸽子、鸡、鸭子等不同的欧洲动物种群。欧洲动物的到来使殖民地食物链中间环节“草食动物”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量的动物抢食有限的牧草，导致大面积草地超载放牧，食物链始端环节断裂，杂草质量迅速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欧洲动物不仅掠食殖民地有限的牧草，而且参与欧洲帝国军队征服当地民族的战争，甚或亲自向土著人直接发起攻击。如“在1880年的马温战争中，跟随在66步兵团士兵后面的是役畜——大约2000匹骆驼、500头矮种马、100头骡子和350头驴子，加上100多头公牛……它们背上驮着弹药、补给品和帐篷。”［19］9-11欧洲殖民侵略军时常利用这些身强力壮的大动物攻打本土人，例如，西班牙人利用战马进攻阿兹提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公牛打先锋战胜了斯库利林人。无疑，作为欧洲人坐骑的马在征服殖民地土著人的战斗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欧洲小动物也直接与欧洲殖民军士兵并肩战斗，亲自攻击殖民地土著人，且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沉默的战斗英雄。据伊芙琳·勒·切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时期，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19］2切尼紧接着举例说，“白色短毛狗鲍比是1880年马温战争中66步兵团的宠物。另外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19］2-3显然，像鲍比这样的欧洲“英雄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征服土著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欧洲植物──秘密武器
现让我们考察欧洲植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克罗斯彼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强调欧洲人带到新欧洲的主要植物是“杂草”。克罗斯彼所称的杂草“指的是任何在乱七八糟的土地上蔓延得很快并能竞争过其他植物的植物。”［20］156-157根据这个定义，杂草包括或好或坏、有利或有弊的植物甚或作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杂草是生命有机体的主要生产者，由绿色植物和具有化能合成、光合作用的细菌组成，能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其它生命有机体（如草食动物和人）提供食物。所以，杂草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光合作用所固定的能量以化学键能的形式储存备用、或以牧草、作物和食物的形式进入“杂草动物人”或“作物人”的食物链，环环传递，形成能量流。
由于杂草在生命有机体生产、食物制造和能量转化中所起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总会想方设法将欧洲杂草（包括作物）带入新欧洲供欧洲殖民动物和欧洲殖民者食用。据克罗斯比，杂草是这样移居的：“在移居的植物中，地中海地区的杂草无疑是头一个成功的横渡者；进行短程跳跃而到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砍掉了森林的山坡上，尔后进行长途航海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20］157这些被引进的杂草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得很茂盛——确实长得顶好。［21］10，97-98面对如此茂盛的杂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贡柴罗感叹道，“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22］28-29据安德鲁·H·克拉克（AndrewH·Clark）的考察，来自旧欧洲的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是移居美洲的先驱植物。18世纪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随身携带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野燕麦、雀麦、黑麦草等植物来到美洲。这些植物随着西方殖民者，如士兵、传教士等，沿着海滨地区的山岭进入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流域，［23］748-751由此向其他更广泛地区拓展。
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外来杂草种类适应了新欧洲的生存条件，茂盛地生长。克罗斯比很有把握地断定，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描写的杂草（如芹叶钩吻、荨麻等）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洲的土壤里扎根了。［20］162在《暴风雨》中，如果贡柴罗当上岛上的岛王，安东尼奥肯定，“他（贡柴罗）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22］3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车前草”移居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24］24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杂草长在英国殖民者踏走过的地方。鲁滨孙无意中把从欧洲带来的谷粒抖落在岛上一块岩石脚下，后来鲁滨孙说，“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我看见那些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茎子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17］68这样，多种欧洲植物移居于新欧洲，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克拉克提供的数据，在圣华金流域的外来植物占草地草本植物的63%，占林地草本植物的66%，占灌木林草本植物的54%。［23］750这一切说明，欧洲植物与欧洲的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者、拓居者、殖民官一样具有侵略性。如此“植物扩张”同样侵占大片土地，抢夺庄稼地、破坏森林，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
16世纪引入秘鲁的一种叫做特雷博尔的欧洲杂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侵占了很多庄稼地，埋没地里的庄稼，为扩张的欧洲动物提供优质草料。另有很强侵略性的欧洲桃树、白三叶草、禾草、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野洋蓟、荠菜、繁缕等逾百种杂草在随后的世纪里进入美洲殖民地。［20］164-166这些杂草或粘附于牲口毛皮翻山越岭、或随风飞散飘落、或随河流雨水流散，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据克罗斯彼，当欧洲橘子落地烂掉后，其籽儿就随河流雨水流散到各地，长成橘树林。［7］66-67这样，杂草通过成千上万的杂草籽儿和大量的球茎、根茎的片断等多种方式四处传播、繁衍蔓延。例如，野生大蒜在北美殖民地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繁衍，成为当地麦农的灾星。有些杂草的籽儿轻得不到0.0001克，可以随空气的运动飞散到其它地方，如苦苣菜、蒲公英的籽儿随风飘得很远。另些杂草带粘性或带钩的籽儿则抓攀上兽毛和衣服免费旅行到新地方。还有许多杂草（如匍匐冰草）通过地面或地下根茎或长匐茎的伸展来传播，以浓密的丛簇方式向前推进，把挡路的其他植物淹没闷死。［25］686-687从英国引进的“车前草”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其叶子把其它植物完全遮住或挤向旁边。移居到新欧洲的杂草为移居到新欧洲的牲口提供了重要的饲料，而这些牲口又为它们的主人效劳。这样杂草对欧洲殖民者是极其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人有意携带多种植物到达新南威尔士寻找殖民地，到1803年3月，英国人带来的植物超过200种……其中一些植物立即就占据了当地杂草（如马齿苋）的地盘。由此可见，面对旧世界植物的侵略，澳大利亚的植物群显得何等脆弱。”CommonwealthofAustraliaHistoricalRecordsofAustralia，SeriesI，Governors’DispatchestoandFromEngland（TheLibraryCommitteeoftheCommonwealthParliament，1914-25），IV234-41.例如，扩张性很强的“白三叶草……快速前移，在气候湿润的墨尔本定居下来而‘常常破坏了其他的植被’”。［20］169“苦苣菜似乎在墨尔本及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长得很繁茂……将较无侵略性的青草完全挤出一些牧场。与西北欧气候十分相似的塔斯马尼亚对于新的杂草也很相宜，因而两耳草和拳参与开拓殖民地的人们齐步前进。”［20］169根据克罗斯彼的引介，约150种来自欧洲的植物侵占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扎根生长。［20］170“在加拿大，有60%较重要的农地杂草来自欧洲；在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有177种明确地是来自欧洲；在澳大利亚，适应该地生长环境的异域植物的种类总数约为800种。”［20］171欧洲杂草的引进使美洲、澳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欧洲殖民者一般在新欧洲建立符合他们要求的生态系统，这要求他们首先要解构殖民地原有的本土生态系统。结果，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定居者们飞快地砍伐树木，使土生的野草暴露在烈日下，而牲畜们也飞速地啃食着土生野草和草本植物。”［20］286在每一寸土地都被树林覆盖的马德拉岛上，欧洲殖民者为耕种作物、畜牧牲口而清理树林、开辟空地。殖民者为省力、省时、省钱，竟然放火焚烧岛上树林，严重破坏了岛上原始树林的生态环境。
在本·奥克利（BenOkri）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TheFamishedRoad）中我们看到，非洲某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原来过着平静和谐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使那里的道路逐渐变宽，房屋日益增多，但本土野草越来越少，树林滥遭砍伐、森林向后退缩。在加那利群岛上，欧洲人大量种植甘蔗和生产糖，结果岛上的森林让位于蔗田，而森林的减少又导致岛上降雨量的减少，降雨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被称为“外来植物”或“外来杂草”的欧洲黑莓（悬钩子属植物）在加那利群岛上迅速蔓延，严重侵蚀了岛上土地，成为当地一害。在V·S·奈保尔（Naipaul）描写的《自由国度》（InAFreeState）中，读者所见的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荒芜景象：“道路的一旁是一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每一个峰丘都可以看出树木被砍伐过的痕迹。现在这片被废弃了的土地上一片荒芜……”［26］136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杂草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而延伸到新欧洲，食物链交织成的食物网也随之扩展至新世界。食物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把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本土人，使其人口锐减、甚至消亡。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欧洲动物一方面掠食新欧洲杂草，增加了绿草消费者数量，使杂草不堪重负，供不应求；一方面又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人能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供养欧洲殖民者；另外，许多种动物还充当役畜或兵畜，加入征服土著人的战斗。食物链始端环节上的欧洲杂草在新欧洲侵占土地，埋没庄稼，破坏森林。简言之，欧洲生物扩张导致新欧洲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解构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并按欧洲人的要求重构新欧洲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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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34-02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流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人类遇到的生态难题，为人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使由原来“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考，获得一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在该著作中，他们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施密特、弗洛姆、沙夫和鲁道夫・巴罗。其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影响极大，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著作。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分析批判中借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人的解放应以自然解放为前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是直接原因，试图用修正和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出了消费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等解决办法。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福斯特、奥康纳、格伦德曼和佩珀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缺陷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解决的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1.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不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呈现了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生产和消费被当代资本主义所操纵，危机由原来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领域已经转向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追逐，导致了生产的扩大和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指出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2.异化消费理论
那么，这种生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即这种消费并不真正的是人们需要某种商品，而是受到媒体广告和流行时尚的控制，人们用这种获得大量商品的消费来得到人生的乐趣，来表达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3.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
对于如何解决生态危机，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去官僚化为基础的。所谓分散化，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幸福。
随着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会去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合理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本质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但是，作为一种与实践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
其次，通过实现“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企图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可能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保持现在的贫穷和落后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用小技术取代大规模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还是后来的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来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主义的理想色彩。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流派，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引导。
启示之一：生态危机理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实质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把重心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在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建立人们分配和利用生态资源中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
启示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势必具有比工业文明更高的生产力。不能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启示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人们过去只是把异化消费的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我国的消费状况则讳莫如深，其实在当代中国，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这股“民间的”异化消费之风正疯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道德观念。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观，一方面，应该尊重正当的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意识到生态文明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
参考文献：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190-06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西方现代生态主义思想渊源已久，从卢梭（Jearl Jacques Rousseau）、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具有理性良知和自然爱心的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即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中，卢梭是现代自然主义发起人，主张简朴自然的生活，以在丛林中居住的实际行动宣告回归自然；梭罗是生态中心主义创始人，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赞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作品《瓦尔登湖》（Walden）以诗意的语言描写了他在瓦尔登湖融入大自然的恬美；利奥波德提倡建立生态保护区，作品《像山一样思考》（ThinMngLike a Mountain）和《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认为土地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财产，土地的使用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问题，要在人和土地之间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这些人积聚起来的反工业文明的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传统发展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终于开启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1962年，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事实，揭露了自然生态遭受人类严重破坏的恶果，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震动，现代生态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此时，正直欧美大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评范围。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
1.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改变人类传统看待女性和自然的方式以及文学书写方式，由此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并进一步改变人类生存的世界。持社会生态观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多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把自然活动和女性生育同样看成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产。美国的克里斯汀·维瑟（Christian R.Weisser）和西德尼·多布林（Sidney I.Dobrin）是著名的女性生态学家，她们在生态写作的批评方面颇有建树。在《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Natural Discourse Toward Ecocomposition，2002）里，她们指出：“不管一个人如何沉浸于对荒野的迷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和认定的。”她们站在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角度上，把马克思关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对象化的存在即人化自然的观点融汇进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的活动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人类的写作同样也没有离开过自然。诚如爱德华·怀特（Edward M.White）在《自然话语》的序言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最早的写作就有着人类与环境的交织：亚当夏娃伊甸园里贪吃背井离乡，奥德修斯顶风破浪千里返乡，诸如此类。‘生态写作’（Ecocomposition）可能是个新词，但是它论述着人类最古老的关注话题。”虽然人类一直关注自然，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新的人文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著名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有凯伦·沃伦（Karen Waren）、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Mies）、珍妮特·别尔（Janet Biehl）等人，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以及一系列造成等级次序的非正义不平等状态。他们注重批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除了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说的影子，主张文化主体多元化，力求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澳大利亚的普鲁姆德的著作《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theMastery of Nature，1993），在理论建构上独具体系，从柏拉图的死亡哲学、笛卡尔的人类权力梦想，直到机械理性的利己主义等构成的父系社会文化逻辑延续发展的深层脉络展开了分析批判，深刻系统地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命运，成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该著作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有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比较钟爱这些作家作品：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海浪》，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声音》，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lson）的《宠儿》《秀拉》和《最蓝的眼睛》，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和《子午线》，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克莱尔·山下（Clare Tei Yamashita）的《脐橙的回归线》（Tropic ofOrange），尼拉·拉尔森（Nella Larsen）的《流逝》（Passing），以及男性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头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关注这些作品中由于性别、族裔、出身等多重身份和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恶化等给女性带来的生存体验。
2.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是另一支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经常被视为激进派，致力于彻底颠覆父权文化根基，建立新的宗教伦理秩序，恢复并发扬母性信仰传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一次多元化主体向权力话语中心移位的解放运动，既有社会身份地位的解放，又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解放。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温迪·布朗（WendV Brown）认为：“解放主义充满了带有自我在建中的个人主体性……但是资本、种族、性属、性别这些因素构成了民主体系中的个置。”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就是打破权力对主体建构的压抑，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民族、性别及性属，都能够拥有文化政治主体的位置。首先他们致力于在文化根基上，解放女性的精神世界，还原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再容忍男性社会的压抑。这点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里格外重要。
精神生态主义继承了精神女性主义对大地母神的热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土耳其查脱户耶克的考古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这是一个女性神祗倍受尊崇的，没有暴力、战争、杀戮的原始乌托邦社会。随着考古发现的大量女性神像的出土和女性原始乌托邦社会的发现，女性主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异神教运动高潮，很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异神教运动和生态运动一起催生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去父神化的统治，重回大地母神，实现女性精神自由等。1971年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Davis）发表了《第一性》（the First Sex），1973年玛丽·达利（Mary Dalv）发表了《在父神之外》（BeyondGod the Father），1976年墨林·斯通（Merlin Stone）发表了《当上帝是女人时》（When God Was a Woman）。她们认为如今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剥削和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中，父权神教起到了帮凶作用。这些人后来成长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人类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剥削和统治。
1983年罗斯玛丽·卢瑟的著作《性别主义与上帝言说》（Sexism and God-Talk：Toward a FeministTheology）发表，文笔优美流畅，塑造了天堂女神的动人形象，既是一部理论阐释性的著作，又是一部难得的优美散文。其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学想象和意象设计十分成功。在书的前言中，她明确指出：“现在，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来讲，反对生态恶化的斗争与反对父权统治的斗争是连在一起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行动能力，发起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批判男性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推崇大地母神崇拜，认为女性与大地的关系就是有机的生态关系，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多喜欢隐喻的使用，像罗斯玛丽那样，将生态系统化身为自然母亲，赋予优雅亲和的女性意象。罗斯玛丽的多部作品都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别主义者与上帝言说》，还有1994年的《盖亚和上帝：拯救地球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Healing）、1996年的《以我们自己的声音：美国女性宗教书写四百年》（In Our Own Voices：Four Centuriesof meriean Women’s Religious Writing）、2005年的《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宗教一体化》（Integrating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m Religions）等等，不断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神学理论的建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另一位倍受尊崇的大家是斯塔霍克（Starhawk），她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大地神学派的最重要人物，集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提倡大地母神信仰，反战反核，投身妇女运动、新异教徒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和反全球一体化运动。早在1979年斯塔霍克就发表了《精神之舞：远古大地母神的新生》（The Spiral Dance：a Rebirth of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Great Goddess），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1982年斯塔霍克的《梦想黑暗：魔法、性和政治》发表，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探索了宗教及其仪式对人类生存的影响。1993年斯塔霍克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五元素》（The Fifth Sacred Thing），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乌托邦小说，借鉴了东方古老的五行智慧，认为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有意识的生物世界，除了空气、火、水和土，还有更为神圣的第五元素。该作品获得了朗姆达文学奖（Lambda LiteraryAward）中的最佳科幻小说奖。
目前，斯塔霍克新的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最后的绿野女巫》（The Last Wild Witch），一部女性主义生态寓言作品，获得了鹦鹉螺图书奖（Nautilus BookAward）。她的作品充满神秘的、魔力的、震撼的力量，大地母神宽忍而厚重，事物既有灵性的内在，又有彼此灵性的关联，当过度此消彼长、平衡不在的时候，生存危机就会发生，只有选取相互关爱的生活方式，才能重建和谐世界。她在作品中所阐释的精神信念无异于就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宣言，她说：“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地球的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我们中没有哪个比别个更高或更低。只有正义才能确保一切的和谐；只有生态平衡才能维持自由。而只有自由了，我们唤为‘精神’的第五元素才能充盈。敬重神圣，就是为食物、生计、居住、知识、自由和美留下繁荣的空间，敬神就是使爱成为可能。”这也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要旨所在。
3.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流派，其现实影响力更为直接而长久。从绿色环保运动到深层生态学思想，绿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爱护自然、保护动物、关爱地球、物种平等。她们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反战反暴力，反污染反资源滥用，反食肉反虐待动物，维护世界和平、两性平等和倡导自然无国界和素食主义。在生态有机伦理观的影响下，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主张站在生态万物的角度上，通过移情（empathy）的艺术手法，以女性的或各种动植物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和述说这个世界。事实上，热爱大自然和保护动物的思想由来已久，文学史上对自然的审美曾经成为古典文学或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分。如山林池沼成就了荷马、但丁、斯宾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雪莱、席勒、济慈、艾略特等大诗人笔下的诸多诗篇，也增添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哈代、海明威等人作品中的景致，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美丽或多难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本身并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存在，不具有审美主体性。
正是在审美主体性这点上，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加以重新解读，她们认为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他者，一如女性是父权统治的他者一样，遭到了人类一元中心主义文化的统治、压迫和剥削。所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用自然的视角，去审视文化中的自然。为此，她们发现了女性作家笔下自然表现的不同，如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弗吉尼亚·沃尔夫、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笔下的自然更是自然本身，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审美品格。多萝西·华兹华斯是威廉姆·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同他哥哥一样，也写作了一些湖畔诗歌，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发现了这些诗与其兄长诗歌对自然不同的审美；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的自然笔触更是具有自然本身视角的叙述张力；玛丽安·摩尔的《章鱼》《跳鼠》等更是展现了自然界生灵的世界；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更是以优美流畅的自然笔触而著称。除了对自然叙述的视角不同，男性作家海明威们对自然描述的话语的立场，也受到了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父权社会视自然为人类的仓库、人类的狩猎场、人类的战场，不断对自然的横征暴敛、肆意践踏，才导致了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壤流失、沙漠泛滥、河水污染等等无数人为的自然灾难。
近年在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并迅即进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作家玛尔妮·穆勒（Marnie Muller）的小说《绿火：骚扰伊甸园，一部厄瓜多尔雨林的小说》（Green Fire：Assault on Eden，a novelof the Ecuadorian Rainforest），一出版就获得好评。该作品展现了帝国主义殖民公司对厄瓜多尔原始雨林的破坏，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正在被殖民经济吞噬的可怕景象。苏珊娜·安托内特Susanne Antonetta的小说《身体毒素：一部环境的回忆录》（Body Toxic：An Environmental Memoir）同样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回忆录以充满田园诗意的语言，记录了恶化的环境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书写了在环境恶化影响下，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美国梦的破灭。其文笔颇有当年卡森的功力，因而受到如潮好评。可以说，苏珊娜以文学的形式对当今环境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女性声音。芭芭拉·金索瓦（Barbara Kingsolver），美国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的神话小说《毒木圣经》（ThePoisonwood Bible）描述了一个传教家庭在环境恶化的刚果的遭遇，提出了生态正义与环境的问题。文学批评界对这些作品以各种奖项的形式来作为肯定、鼓励和回报。《绿火》最初发表于1994年，在1995年就一举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玛利亚·托马斯优秀小说奖（Maria Thomas Award）、纽约图书馆最受青年喜爱图书奖。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十分注重挖掘整理绿色文学的传统，寻求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命脉，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其中，最显著的文化史建构就是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运动。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1883年出版的专著《饮食伦理》（The Ethics of Dief）成为动物保护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著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v）因为撰写了1892年该书的俄文版前言以及他曾经一度宣扬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也被一并迎入这一阵营。此外，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发表于1975年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AnimalLiberation：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中的理论更是被纳入到绿色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中。
对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贡献最大的两位批评家是玛蒂·黑尔（Marti Kneel）和卡罗·阿丹姆斯（Carol J.Adams）。玛蒂·黑尔于1982年同蒂娜·弗里斯克（TinaFrisco）一起创建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联盟之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组织”（FAR），以结束对女性和动物的虐待为行动目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重要阵地，该组织创办了以自己名称命名的学术期刊《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Feminis for Animal Rights）。2007年玛蒂·黑尔出版了《自然伦理》（Nature Ethics：An EcofeministPerspective），理论性地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素食主义，提醒人们关注动物被囚禁的问题，以及男性社会力图对动物生殖及物种衍化的人为统治，这是一部她本人思想的集大成式的著作。她在书中说道：“作为一个完整体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我看来，不应该只是一种思潮，它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引领我们负责任的意识模式。”卡罗1990年创办了《肉食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期刊，继续建设动物保护女性主义的理论领域。除了前后撰写了一百多篇动物保护论文，卡罗还于2003年重新评论出版了霍华德·威廉姆斯的《饮食伦理》，最终把它打造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时至今日，素食运动正在成为人们饮食的新模式。
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是绿色生态女性主义里目前最活跃的分支，它甚至促使整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重心转向动物权力保护和绿色素食运动。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动物保护的支持者，她们撰写了很多知名著作与文章，宣传动物权力，重新议定人类、女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伦理学如今已成为显学。格里塔·伽德1993年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Animals andNature），书中精选了格里塔本人和马蒂·黑尔等人的文章，以动物伦理为主题编写的这部生态女性主义文集，被文学批评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独特著作；1997年又出版了《生态政治学：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色世界》（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s andtheGreens），更是把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综合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面貌。1997年，凯伦·沃伦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文化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Culture andNature）发表，除了阐释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实践，还涉及了女性、动物和文化的关系等许多现实问题。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热点
如今，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普及，不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在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而且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理念加入进文化研究、电影制作、动画制作、新闻报道、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已经走出单一文字文本的传统模式，而进入超文本的巨制之中。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已经走向大文化批判的路子，越来越将文化的因素和影响力融合进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很多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也因此得到重新批评，很多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好评如潮的情形下，甚至被很快地改编成影视作品，而迅速走人千家万户。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无论是乌托邦的还是反乌托邦的，因为其思想内容的伦理深度，而深受电影制作公司的青睐。其实，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之际，电影等新兴媒体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即使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性质的作品，也不乏有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因子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批评异军突起。美国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及其作品成为倍受批评界欢迎的佼佼者。近年来她的作品接连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间成为非常成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引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的格外关注。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就对奎恩及其作品进行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0年评论家艾米·克拉克（AmyClarke）更是出版了一本专著《厄秀拉·勒奎因的后女性主义旅程》（Ursula K.Le Guin’s Journey toPost-Feminism），专门评论奎恩的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认为厄秀拉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后女性主义转向是其作品不断获得成功的原因，并对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给予了肯定。厄秀拉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女性主义作家，值得中国学人注意的是，她不但自己翻译了中国的《道德经》，而且把道家阴阳两极相辅相生的神奇理念注入到自己的系列作品中，万物一体这种神奇而古老的东方智慧，引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鸣，促使她的作品不断获得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奎恩的科幻代表作《地海传奇》（TalesfromEarthsea，2001），精心打造出一个灵性四溢的虚拟王国，表现出生态万物彼此相依相生的道家意识，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生态整体观达成一致。她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评为女性主义科幻经典，在这里厄秀拉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两性同体、相辅相成、看重原始生命动力、没有性别歧视和生态压迫的神奇世界。厄秀拉以其女性特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女性主义思考，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与人类文化迥异的两性和谐相生的社会，她的作品因而带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乌托邦色彩。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94—02中国论文联盟
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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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论文联盟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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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四、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的情谊，这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像环境保护者那样虽然倡导的保护环境，但却以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也不像女权主义者那样虽然争取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权利，但却仍然将男性、女性视为对立的两种群体；这种回归是女性运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实现自然的价值，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用自己保护自然、珍爱自然的实践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生态模式。因此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不仅加深了对作品中的生态女权价值观的理解，也对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 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在早期的美国，清教主义不仅推动了人们个性解放、促成建立现代劳动、职业和财富观、以宗教的理想勾勒出国家未来追求的目标，而且它们奠定了今日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铸就了美国民族特性。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垦，美国工业的蒸蒸日上，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来探究，我们发现一个生态失衡的危机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陷入不和谐的境地，人自身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濒临崩溃。
一、 自然生态危机
在清教徒的思想中，他们怀着一种使命感、神圣感在创业，将在美国的开拓疆土、扩大产业、增加财富视为天职，以建造他们的伊甸园。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逐渐形成，“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改变了对自然的态度，将自然视做为人类而存在的事物，把自然当做可随意蹂躏的“俘获物”他们以征服与主宰大自然为自豪，甚至以残害弱小生命为快乐。
即而随着工业机械文明的盲目扩展，以及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美国南方被迫加入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美丽的原始森林逐渐被砍伐殆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所占据。空气、土地、水等受到工业废气、化学废物的严重污染，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被隆隆的机械声所淹没，而人与自然生态的纽带也被工业机器的利刃斩断。正是由于工业机械文明发展中人类的贪婪、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人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美国南方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与持续遭到人为的摧残与破坏。正如艾比所言，人类的“原罪，真正的原罪”，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盲目破坏了这个自然的乐园。[1]
在许多清教徒的笔下，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自然生态遭受危机的世界，霍桑的小说《红字》是以清教社会的波士顿为背景，人们要恪守清规戒律，否则会被施以刑罚，海斯特就是因为犯了通奸罪而被罚戴上红A字，清教社会的这一无情的烙印对自然森林的影响无处在。
霍桑虽然在《红字》中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自然景象，但几乎每一处对自然的描述都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小说的第一章“狱门”中，象征着文明社会的监狱的那间狰狞而阴森可怕的木屋呈现出一番凄凉景象，大门上面沉重的大头铁钉长满了铁锈，监狱旁边的草坪上长满了很不雅观的植物。然而，霍桑笔锋一转，在监狱入口的另一面的门槛上设想了一丛野玫瑰，这种美与丑的对比预示着故事中文明社会与大自然的冲突，并以野玫瑰上缀满了宝石般晶莹的花朵来期望缓解自然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福克纳著名的“荒野三部曲”《古老的部族》、《熊》和《三角洲之秋》以及《八月之光》《去吧，摩西》中多处提及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以此所造成的生态危机。
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对工业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进行了谴责，只要有森林的地方就有伐木厂，森林和土地被机器践踏蹂踊之后变得贫瘩荒凉。铁路的修建和出现加快了伐木厂、机器蚕食自然资源的速度。自然生态在一天天的遭受破坏，这种自然生态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福克纳在多部小说中都描写了铁路进驻森林的景象，铁路修进了大森林，成片的树木在运送木材的火车的运行中消失，大森林在迅速消失，荒野在消逝。自然生态也在迅速消失。
人们因为他们自身的贪欲而对土地进行无限制的占有、掠夺。加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森林的减少，水土流失的加剧，一系列的自然灾害随之而来，人们失去了自身的家园，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人不得不承受自己所造成的恶果，再不重视这种自然生态危机，保护我们的人类的家园，自然对我们报复的会更加强烈。自然的苦果也会等着人类自己去蚕食。
二、精神生态的危机
在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的双重威胁下，人类的精神生态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进入精神道德的混乱状态。对生态的关注不仅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还要重视人的精神生态以及这种危机意识。清教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造成了许多文学作品中人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扭曲，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悲剧。
霍桑《红字》中的女人公赫斯特・普林便是这样一位背负着罪责，默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他者”。作者通过披露清教社会当权者的道貌岸然、牧师丁梅斯代尔的虚伪以及医生奇林沃思的疯狂复仇，揭示了当时社会严重的精神生态失衡，并通过赞扬海斯特心灵的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表明只有达到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实现心灵的回归，才能解决精神生态危机。霍桑通过真实的场景和现实的清教哲学，成功地描述了清教社会的残酷和它对人性的扼杀：在当时清教的严酷状态下，社会生态已严重失衡，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亟待解决。
奥尼尔的许多剧本也揭示出清教主义传统思想对人类精神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破坏。《榆树下的欲望》和《奇异的插曲》等剧深刻地揭示了清教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悲剧。在《悲悼》中，奥尼尔有意以新英格兰为背景，并把曼侬一家描绘得冷漠、严酷和毫无欢乐，像荒芜的景色那样。他们深深地受到束缚人心的清教主义道德准则的影响，行为受到限制，欲望受到抑制，无法表达正常的感情。
奥尼尔是采用各种方法加以表现孟南家的清教传统的，孟南家的这座门前装点着白色希腊庙宇式门廊的住宅就是这一传统的象征。孟南家的住宅就是清教主义社会的缩影，宅中人注定无法逃脱注定的命运。清教主义思想严重地破坏和扭曲了剧中人的精神生态。
20世纪以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在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贫穷，走向文明富足的同时，却给人类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但自然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幸福感也急剧下降，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于是，惊慌失措的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试图从思想和精神层面找出造成今天危机四伏局面的原因。
三、 结语
如今，自然环境恶化日益加剧，精神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变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生态失衡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蔓延，人们越来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物欲横流。霍桑在他的小说《红字》中以超前的生态意识揭露了所谓的人类文明给大自然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即人类应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心灵，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都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不仅对自然肩负着重要的生态责任，需要切实保护好自然的家园，人类也要守护好自己精神的家园，让这种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离我们远去。还我们一个健康的绿色的生态家园。
参考文献：
[1]邓志伟.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论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2]范冬萍.生态道德与人类素质[J].自然辩证法
[3]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苏福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4]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以巨大的伦理优势来同时掌握两支军队⑦ 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在新中国尚未宣布成立、新政权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台的情况下召开的。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即将掌握国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或讲话，或做报告⑧。这固然是一个先进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时惯于舆论先行的经验的再一次运用，而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来看，这样的阵势先声夺人，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政治已实行了对文学的君临，它表明受到高度重视的文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性质、作用与功能、对象与主体，都经过了新的确认，也意味着文学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文学产品的传播与接受，都要被纳入国家体制，文学的创作、阅读与批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行为，不带有自发性，也不再拥有高度的自由。而褫夺文学的私人性将其充入公共空间，其合法性在于这样做是为了神圣的人民，是革命的需要。在毛泽东的人生意识和政治话语中，“革命”和“人民”是两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词，人民是其目的，革命是其手段，伴随了毛全部的政治生涯。在这次文代会上，毛的简短的讲话就表露了这位目标高远、意志坚毅的革命家同人民建立的伦理关系，它的实际效果是使革命获得了巨大的伦理优势。他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⑨ 在短短的几句话里，“人民”出现了七次。与其说是有意强调，不如说是毛个人的“人民情结”的不经意的流露。而这里预告的一个不容抗拒的现实是，在新中国，政权的掌握者与文学艺术家是一种主客关系（人称的使用大有奥妙，“我们”——作为先锋队和人民的领路人的政党和她的领袖——以主体自居，“你们”——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就只能是客体了。不平等的文化关系被公然建立起来。文化领导权似乎来自天授，天就是“上帝”——人民。在“你们 ”“ 我们”的表述中，由于“我们”=“人民”，“你们”也就成了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异在”，这是历史唯物论话语的必然推演结果。文艺工作者处于被改造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得到明确。称谓中还有一个单数的“我”，但这个“我”正是复数“我们”的化身，亦即党的化身，党为人民谋利益，其实际政治伦理关系是这样代换出来的：人民=我们=我。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隐含了个人与历史的深刻关系）在新中国的门槛前，文艺队伍已被“革命”完全收编，只有少数异己分子（如沈从文）被拒之门外⑩。
人民情结不属于毛泽东个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有的特质，是所有投身人民革命的人必须接受的精神装置。这次几支文艺队伍会师的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给大会的贺电中就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1] “人民”出现的频率之高引人关注。这似乎让我们找到了解开革命领导阶级权力建构秘密的一把钥匙。谁赢得了人民，谁就有了主宰历史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前文的“我们”）当然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里面正隐含着一个文化领导权的摄取机制。这一机制的安全性来自于社会主义伦理在能指层面上的优先性。人类生活中的多数原则在权力角逐中被成功地运用。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里，多数与少数的对比经常出现，革命的合理与合法性就建立在革命阶级——劳动人民是大多数，而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人数上是极少数?[12]。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符合伦理道德，对少数剥削者、压迫者予以剥夺亦天经地义。革命就是团结和解放多数，打击和消灭少数，讲话里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正源于这一逻辑。文学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革命的行动需要意识形态为其提供真理性。毛泽东的革命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先验正确的真理基座上。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想象，既是对真理的阐释，又是对真理的强化。它所导致的当代文学生态的一度恶化，都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关。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新中国文学，是以社会主义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一词经常与“革命”一词相连。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实质就是伦理的转向，或者说实行新的社会伦理，即由私有制出现以来的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控制社会资源，变成由占多数的弱势群体来共享生产生活资源（其失误在于注意了分配上的公平，而忽视了生产与创造。由于人创造能力有差异，因此吃大锅饭式的分配上的公平，实际掩盖了另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将限制人的潜能的发挥，因而造成社会进步缓慢）。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里，弱势群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毛在《湘江评论》时期提到，“吃饭问题最大”，确实有真知灼见。没有什么比解决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更能获得伦理优势。他同时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的确是找到了通向未来（激进派都是政治上的未来主义者）的历史之门。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正是毛泽东实现他的救世抱负的唯一道路。发动革命要靠宣传，而文学是最好的宣传工具。工具论的文学观是社会主义伦理赋予革命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结果。而文化追求的悖论也存在其中。奉行实践主义的毛泽东，在想象中建立起了与人民的互惠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巩固始终要靠“声音”和虚拟的形象来实现。这个“声音”和虚拟的形象就是他在文艺界发动的思想斗争（目的是取得话语权。为达到目的，首先要自设对立面）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学。革命成功后掌握政权的毛泽东，被明星意识——做人民的救星——所驱动，日益陷入与能指的人民的虚幻性关系的深渊。正如孟繁华指出的“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13]。实际上不仅仅是追随，而还有利用，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道德优势维持对于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这个残梦般的想象越是不可靠（以至产生乌托邦焦虑），他就越要给它泼上更浓的色彩以自我刺激，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成为十七年后期的主要文学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文学以延安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根本的文学方针，这一方针因依托革命伦理而穿越新旧时代的界限，形成了当代文学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自身有严密的逻辑关系。1. 既然为工农兵，文学就势必要求做到内容的通俗化，形式的民族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2. 文学说是为工农兵，但并不是给他们娱乐和精神享受的，而是用文学教育他们、团结他们（这里又出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悖论：一方面认人民为历史的主体，在以他们为文学的主人公时，对他们必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即不能写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即使现在有缺点，以后是不会有的（故只能歌颂而不是暴露）。实际上要求我们按理想的样子去写，也就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谁要是不按这样的现实去写，谁就“歪曲”了现实，就要被质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理想中的生活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又把人民置于被教育的位置（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他们（始终）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这说明，文学不过是革命的宣传工具。3. 所以，文学必须配合现实斗争，配合中心工作（要及时才好）。4. 文学必须写重大题材（革命斗争与农村题材），文学的价值与题材有直接关系，宏大叙事由此决定。5. 重大题材重在反映革命斗争，而革命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精神。6. 所以塑造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作品被理解为生活的教科书，其作用是为现实斗争中的人们创造生活的典范）。英雄的斗争决定了文学的美学风格——明朗、豪迈、崇高（与将人圣化的革命道德理想有关）。7. 重大题材的表现、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遵循统一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8. 为防止上述文学规范的遭到逾越，所以要进行文学批评。“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周扬语）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一体化工程的牢固程度，任何对它的冲击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多样化的文学生态断难形成。革命功利主义文学的盛行，压抑了以审美或娱乐为主导倾向的文学，十七年文学很难表现生活与文学的复杂性，造成了人的思想的简单，也不利于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
由社会主义伦理冲动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并没有实现它的倡导者毛泽东所希望的让劳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文化上的同构对应（群体本位、政治道德化与强求人的圣化），决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觉醒（人被鼓动投身革命集体，成为社会主人，获得的是外加的主体性，而不是自省的主体性）。另外，阶级斗争的鼓吹，严重地恶化了人性，破坏了人际关系，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新时期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看成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人文传统、切断文化血脉，用阶级性和斗争意识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营造的红色文化生态的后遗症。■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① 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出版社1999年版）里，对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有精辟的论述。这种文学规范的建立，既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文学创作任务的明确规定、文学写作题材等级的划分，也包括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等。
② 十七年里，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发生过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规模较大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对萧也牧等创作的批评（1951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的反修斗争（1963—1964）等。最后一次斗争与批判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文革”十年，更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这些批判，往往发动全国人民以群体的力量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对被指认为错误或反动的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压倒式批判。反映了强大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写作惯性的冲突。
③ 十七年文学创作以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题材，渲染斗争的艰苦与牺牲的崇高，讴歌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体，出现《红日》、《红岩》、《红旗谱》等一大批作品，这些创作在九十年代以来被称作“红色经典”。
④ 由于写作环境的改变，一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文学体制下，要么放弃了文学创作，如沈从文、钱钟书和“九叶”诗人等，要么进行了紧急的自我调整，如冯至、巴金等。作家一再被提醒要配合现实，写重大题材，塑造英雄形象。只要出现与社会主义写作规范相抵牾的创作，都要受到严厉的批判。本来可以有更多的像《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类的作品，但由于批判与打击，这类创作就难以出现或继续。
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⑥ 毛泽东在他的名作《愚公移山》里，就把“人民”比作“上帝”。
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一开始就讲到：“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见《毛泽东文艺论集》，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毛曾幽默地将这两支军队戏称为朱总司令（朱德）和鲁总司令（鲁迅）的军队。
⑧ 在这个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致祝辞，周恩来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莅临大会做了简短有力的讲话。
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⑩ 在三四十年代就取得很高创作成就的沈从文，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没有被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身为北大教授，有‘著作等身’之称的著名作家、北方文坛领袖，同时主编平津四份文艺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重要报人和文艺主持人——有着如此之多重要身份的沈从文居然被排除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之外，显然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误或遗漏。”“拒绝沈从文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是新政权有意义为之的”，即有意对其“采取冷藏的办法置之不理”。（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84、8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在进入新中国之前，左翼文艺阵营对沈从文的文艺思想组织了声色俱厉的批判，（特别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精神崩溃。如贺桂梅所说，“沈从文此时遭遇的文坛批判和被弃置的命运，事实上意味着他将无法在新体制中找到立足之地”（同上书，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