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速发表网,咨询电话:400-838-9661

关于我们 登录/注册 购物车(0)

期刊 科普 SCI期刊 SCI发表 学术 出书

首页 > 优秀范文 > 马克思研究论文

马克思研究论文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3-03-22 17:46:21

马克思研究论文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1

关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大多后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以下一般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或更确切地说是本质主义)及其游戏形式的批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概念的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的批评。

比如最后一点就曾遭到JokobRogozinski的解建构主义观点的攻击。解建构理论必然要拒绝激进的决裂的原目的论的表象,一定得将该表象的存在合理性从这样的决裂的不可能性中直接抽出来。由此观点革命也是一个西方形而上学概念,它不应在现实的政治里被掩盖。

NiCOSP.Mouze“s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里曾系统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游戏方式。Mouze“s在他的研究中区分了还原论的两个典型,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里发现的。他按唯意志论的还原论对其理论进行分类,在这些理论中分为个别集团/阶级或者甚至个别人,所谓的“大牌演员”(中世纪君主),要么规范着其他集团(大概是政治的集团)

的行动要么规范整个结构(政治制度)。照Mouzelis的看法,在唯意志论的还原论里经济和政治机构也被个别集团或活动家们的确定的行动、策略和实践所决定。Mouzelis认为还原论的形式当然是自阿尔图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不时兴了并己为结构主义的还原论所替代。这里决定论的主管部门不再形成集团,而是形成体系概念,大约是要形成对保障再生产的;机能需求。Mouzelis接着说,千涉他国的国家一定程度上是基础且此种国家要建构成一种形态,使它会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需求所耙平。Mouzelis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主义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尽管有着关于相对的自律或者说‘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的程式陈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能有所帮助的概念,以帮助斟酌特殊动力以及历史的而非经济的方面。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非还原论者都没有给出政治和文化的理论。”(Mouzelist990,174)

撇开反还原论的批评不谈,与占典马克思主义不同,后马克思主义将其领域从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概念转到“政治的”和话语的概念之上。这个改变在方法上合乎对后结构主义的接受,这是一个运动,它叫做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与索绪尔;(Saussure)关于社会民主的论战K路。后马克思主义从这条道路获悉了拉康、德里达和福柯对这个主题的大部分看法。

拉刻劳和穆佛的:口在此时以一种更专业的观点作出了示范。他们的还原论批判以及话语概念是从拉康、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里得到的,这些理论被转用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为拉刻劳和穆佛所力主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概念的解建构(Dekonstruktion)以一

种双重的方式进行。解构(Destruktion):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决定论的想法遭到批评。建构(Konstruktion):社会和政治作为话语被重新概念化并被解释为霸权的接合(Artikulation)。拉刻劳和穆佛用他们为其计划选择的名称强调了这种双重性,:“然而一当我们理智的计划在这本书里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sch),那么明显同样地也是后马克思i义的(post—marxitisch)了。”(拉刻劳/穆佛,1991,37)这两种立场把后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它类似于NiCOSP.Mouzelis的最终的观点,这观点保留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里,即马克思肯定没死,而肯定还保持着生命力。

拉刻劳和穆佛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的政治和历史的部分里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了整体性要求、阶级还原论、革命论以及历史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第二和第三国际。一切都服从于还原论概念并与后结构主义的范式相反对,因为它们每一个同一性和完整性都归于一个中心。马克思主义还要求,整体性可以解释社会现象,由此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现象归结到经济过程(经济决定论)并记之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历史规律”),在其中某一确定阶级(阶级还原主义)注定将会通过革命把人类从剥削里解放出来。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即拉刻劳和穆佛最渴望解构掉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经济曾是统治一切的主管部门。在强版本里“上层建筑现象”——因此政治也——被解释为依据在生产过程中行为者的地位、对经济利益的纯粹反映。拉刻劳和穆佛把这种还原论的形式称为附带现象(epiphenomenalismus)。在弱版本即阿尔图塞(LouisAlthusser)理论的现代版本里,只有当经济将支配权能指派给一个确定的也许是非经济的主管部门时,它才是决定的。虽然阿尔图塞的理论是作为对古典经济主义的批判以及黑格力;式的表现的因果性的打击而登场的,但是它在打击表现的因果性时放弃了决定论的这个转变且还没有完全地放弃还原论的表象。

现在拉刻劳和穆佛通过把经济归结为一个多数话语(Diskursen)的交点,解建构了经济在马克思主义里的特权地位:预测话语、信息话语、权威话语、技术话语。这些话语开启了政治的因而是霸权的接合。这对拉刻劳和穆佛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政治并非事实上可以由经济确定卜来,只是根据拉刻劳和穆佛的看法它不是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的或者政治的主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具体研究主题。这更关系到拉刻劳和穆佛——就象Mouzelis一样——的本质的理解,在最后的主管部门里的决定就处于社会的或历史的“本性”之中。

在他们书的第二即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tisch)的部分中拉刻劳和穆佛为了他们的方案拯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概念,尤其是霸权概念。拉刻劳和穆佛追随着葛兰西(Gramsci)的俄罗斯社会民主霸权概念并对之作了改进。他们用作为政治的逻辑的霸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支配地位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域的支配地位,这领域现在包括着全部文明社会和经济的区域。所有关系由此而被打开为一个可能的话语霸权的接合——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亡作为整体的社会并不存在。

拉刻劳和穆佛的后马克思主义表明它不仅对政治理论并且对国家理论也有其重要性。当同一性不能完满地建立起来,如后结构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当社会没有本质,当社会以一个基本的非对称性被建构起来并且基厂所有这些理由社会不能再有一个分析的前提,那么国家的补充概念就会成为疑问。这一步曾被Bobjessop和他的学生CitimiRovirosaMadrazo的国家理论所贯彻。在拉刻劳和穆佛的社会不可能性的假设那里的间接结合中他们为国家设置这个问题,即是否也必须由此——比如由社会——说它没有本质、并不自在地表达完整的整体性、因此不可由建构而使其“存在”。

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在英美人的语言地区尤其是在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中也被拿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子相结合。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所谓的伯明翰学派受到包括它们被葛兰西所激发的文化研究在内的影响并在合众国中尤其是被JohnFiske所接受。GayatriChakravortySpivak以其解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她与MichaelRyan共同承担的一个工程——越出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的领域而最先为人熟知。他们通过超越出经济的本质主义表象而坚持了文本性(Textualitat)。如果经济被结构得如同一个文本,那么同一个解建构的处理方式也就适用于它,如同适用于每个其他文本——虽然Spivak承认了经济文本的特殊性。刘易斯(TomLewis)提供了将混沌理论与阿力;图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相结合的一个引子。刘易斯提议,要把历史理解为非线性体系并由此考虑到其不可预计性[原文为Unverhersagbarkeit,与后文不副,疑误,照后文改。可虽然非线性体系的发展是不可预计的,它还是在已被还原的意义上决定了,因为它以其最初的条件为基础。多元决定(Uberdetermination)在这里意味着,历史作为混沌动力体系——比如天气——是同时被决定和不可决定的。最近德里达也以一本预告了很长时间的关于马克思的书出了名。德里达在那本:书里追溯了马克思的精神和幽灵的纠缠(就象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那样:“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并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是这样一种企图,如果总是追溯着马克思的精神就会在我们身上祛除它。

(原文出自:W.Malachov,u.a(Hrsg.):RussischesLexikonzurwestlichenPhilosophie

derGegenwart,Moskau.俄罗斯当代西方哲学百科全:书,莫斯科)文献:

Barrett,Michele(1991):ThePoliticsOfTruth.FromMarxtOFoucault,Cambridge真理的政治,

从马克思到福柯Derrida,Jacques(1993):SpectresdeMarx,Paris马克思的幽灵

Geras,Norman(1987):Post-Marxism?,inNewLeftReviewl63,Mai/Juni后马克思主义?,以新左派观点

Jessop,Bob(1990):StateTheoryPuttingCapitalistStatesintheirPlace,Cambridge国家理论,把资本主义国家放回原位

Laclau,Ernesto,Mouffe,Chantal(1987):Post-MarxismwithoutApologies,in:NewLeftReview166(November/Dezember)不道歉的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观点

Laclau,Ernesto;Mouffe,Chantal(1985):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London/NewYork,dt:(1991)HegemonieundradikaleDemokratie,Wien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

Lechte,John(1994):Post-Marxism,in:(ders.):Fiftykeycontemporarythinkers,London/NewYork后马克思主义,载:当代五十思想家

Lewis,Tom(1993):TheMarxistThing,in:AnnKaplan/MichaelSpnnker(ed.):TheAlthusserianLegacy,London/NewYork马克思主义的事务

Mouzelis,NicosP(1990):Post-MarxistAlternatives,London后马克思主义的抉择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2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列宁也指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行、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③就是说,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样,技术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现代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凡是人类的活动都伴有技术。于是,我们将技术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和人本技术。④正如吴国盛教授指出的,“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而一切技术问题都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⑤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狭义的“技术”即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过程。

1.自然技术是一个历史范畴。

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就得用历史的方法(按着客体的时间顺序,按着历史表明的具体形态,阐明客体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来考察。我们认为: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代的自然技术概念—“技巧、技能”说。

技术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源远流长。人类社会是从采集狩猎时期开始的。整个农业文明时代,都是简单(初级)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即以采掘、直接利用或简单加工和消费原始资源的活动方式为主的时代。生产的初始产品保持了其直接的自然属性。于是,在手工劳动中,主要依赖于如何获取和简单加工自然物质的技巧、经验和技能,并不断地充实而承传给后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猿揖别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⑥马克思也认为,古代自然技术是人们劳动的“经验”、“手艺”、“技巧”、“技能”和“秘诀”⑦。还说:在大工业“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和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⑧于是,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把技术的起源表述为由个人所获得而由社会保持下来的操作方法、技巧。

近代的自然技术概念——“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否定(或扬弃)而实现的。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迈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以开发、加工、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为主的复杂(高级)的物质性活动方式,这是对农业文明的技术范畴、技术基础的根本变革。正如列宁指出的,“从手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⑨这样,“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大工业第一次把巨大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即机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不是屈从于劳动者的直接技巧,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于是,机器就成为科学技术物化的综合体。正是这种机器的特征、机器生产的功能和原则,引起了技术观念的变化。然而,受机械自然观影响的人们,只看到了机器“代替劳动者而自己具有技巧和力量”、“直接的劳动则被贬低为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单纯的环节”⑩这个表面现象,而没有追究其现象的本质——“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的技术”(马克思语)。因此,“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由来和反映。

现代的自然技术概念——实践性的知识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从古代的主观形态转化为近代的客观形态,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然而,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业社会及其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业文明是以信息活动为主导的综合活动方式,信息、知识不仅成为物质性活动方式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信息业将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犹如工业社会的制造业一样)。显然,信息活动的内容主要不是从事物质性活动即经济活动,而是以发现、发明、创新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知识创新活动,即“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的动态过程,按照OECD的定义,这就是“知识经济”。[11]于是,信息活动方式就从工业社会后期的服务于物质性活动的附属地位转变为信息业社会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因此,信息业文明时代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彻底改变“技术即劳动资料”这个传统的落后的观念。于是,我们提出“技术是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社会或思维的方式方法体系,即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体系或实践性的知识体系”。[12]

其实,“技术的本质特征就是知识性,属于精神范畴,不是什么物质实体。”[13]首先,现实存在的技术,如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工具、机器或其他设备只是技术的一种物化形态,是形于外的现象,而藏于内的本质—技术原理,制造、使用和维修的方式方法,则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理论思维才能把握。因此,科学技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14]。其次,现实的技术是知识内容与外在形式的统一。同一种内容的技术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态或不同的物质载体(人、物、电磁波等),同一种形式的技术会在不同条件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容。因此,不能因为技术具有实物性的表现形式,就认为“技术是各种不同形态的物质”,甚至把技术与机器设备完全等同起来。同样,也不能因为技术具有观念性和实物性的两重表现形式,就把技术定义为“观念形态和物质手段的总和”。第三,技术,按照K·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既不是世界1—“物理世界的实体”或客观物质世界,也不是世界2—“精神状态世界”或主观精神世界,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类产物、“世界3”—“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精神世界,即技术的内容是精神的,其载体或外壳是物质的(因为科学技术同属于世界3,我们将科学定义为“理论性的知识体系”[15],就揭示了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第四,将技术等同于物质手段,就抹煞了技术成果与物质生产产品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样,它既否定了技术本身,也取消了技术成果的物化过程,既否定了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成果,又贬低了技术在现代生产力构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岂不是把物质手段、劳动资料视为“第一生产力”了吗?!第五,持“技术即劳动资料”论者中的某些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主张,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就不成了“劳动资料决定论”、“武器决定论”了吗?!显然,技术不能等同于物质手段或劳动资料。第六,把技术等同于它的运用甚至是它的物质产品,或者视为“物质手段与方法的总和”,并将其作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就会忽视技术及其发展过程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问题研究。于是,技术哲学就变成了设备哲学或人造物哲学。正如M.邦格指出的:“技术哲学把它的研究重点放在探讨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哲学问题以及技术过程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上”,“显然不是从技术的产物——汽车、药品、被治愈的病人或技术战争的牺牲者当中去探索”。“由于有些人把技术与它的运用甚至与它的物质产品等同起来,技术的概念方面就被轻视甚至被抹煞。(奇怪的是,不仅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实用主义者都忽视技术概念的丰富性,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对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科学作出正确的阐明。)”[16]因此,技术与其物质载体是有联系的,但绝非同一,犹如科学知识与其物质载体——纸张的关系一样。如果是同一的话,科学不就成了研究纸张或其他物质载体的学问了吗?!

所以,“技术即劳动资料”的观念,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2.“实践性的知识体系”:自然技术概念上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17]自然技术概念、观念上的“技巧”说—“劳动资料”说—“实践性知识体系”说就表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形式。初始形式的“技巧”说和对它的否定(“劳动资料”说)构成—对对立面,它们都包含着抽象的片面性,只有克服了这种片面性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即对这两种片面性的对立形式的综合。

“技巧”、“劳动资料”和“实践性知识”是技术的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或形态,即主观形式、客观形式和主客化形式(属于K·波普尔的“世界3”)。这三种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是并存的。但是,从本质或生成上说,劳动资料与其他两种形式之间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机器、机车等等劳动资料,“都是物化的智力”;从载体来说,劳动资料只是自然技术的物质载体中的一种(样品、机样、模型、纸张等等也是技术的物质载体),而古代的技巧、技能的载体是人(主要是工匠),现代技术的载体主要是现实的人,其中人的知识和一些技巧、技能既可以通过文字、语言、通讯网络等进行传播和扩散,又可以转移到机器、软盘等物质手段上;从作用和地位来说,“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18]

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19]“实践性知识体系”说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否定过的初始形式的东西,又维持和保存了第二阶段的全部积极内容,并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了综合。因此,技术概念上的演变如其他事物一样,也表现为前进性与回复性的统一——既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与波浪式的前进运动。

总之,自然技术概念的发展所表现的是从一种质(或质态)向另一种质(或质态)的变化。这种由旧到新的变化是一个消灭和生成的过程,即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今社会,人类正在迈向信息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还坚持“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说,显然是落后于时代之举。

1.马克思的技术范畴。

马克思于1873年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20](这里的“工艺学”,按照德语、英语和法语的词义,特别是其上下文的意思,学界都视为“技术”)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是指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首先表现在“人对自然”的关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从而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及其产生的过程中。于是就把技术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即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方法。

关于技术是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的思想,马克思还有一系列的论述。如他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1]这里讲的“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除了工艺流程(自然技术)之外,显然还包括组织管理在内的社会技术。马克思在谈到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分标志时还指出:“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或“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22]。马克思强调技术是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是“怎样生产”或生产“工艺”,而说什么“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劳动手段的总和”,显然是一种误解或歪曲。

马克思明确指出:技术属于知识范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3]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产力中既有“知识形态”,又有实物形态的物质手段,而且后者是由前者转变的“直接的生产力”。还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24]因此,在工厂里劳动的工人可以“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25]马克思还强调指出:技术知识是“精神生产领域”的产品。他说:“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26]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27]显然,作为“精神要素”和“精神生产”产品的技术,不是指工具、机器等物质设备。有人说什么“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或“是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不但没有类似的提法,而且他们对工具、机器、技术手段、技术装备、劳动资料等概念,分别给出了明确的不同于技术的定义。马克思多次指出:“机械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的结合而成的物”,“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是“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28]“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9]“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物化的智力。”[30]还说:“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31]因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32]这就非常明确地提示了机器等劳动资料与技术的本质区别。显然,所谓“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劳动手段的总和”的观念是强加给马克思的。

2.马克思的技术范畴是我们开展技术哲学研究的指南。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囿于“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的偏见,硬说“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是以劳动资料(技术)来划分的。”(库津语)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指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显然,这里所强调的是生产技术。他在“怎样生产”后面特意做了一个注释:“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只在“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33]他又指出: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34]马克思讲的使生产力诸要素“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显然不是指劳动资料,而是指生产技术。列宁也指出:“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的阶段。”[35]马克思还认为: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是劳动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而本身又不能完全体现出一个经济时代的特征。“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很早以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36]而大工业是“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才得以自立。”[37]

国内有些学者不仅也是这样误解的,而且还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决定论的思想”,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38]。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技术即劳动资料”或“技术装备”强加在马克思头上。他们说:“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其实,这句话是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鸟斯》一封信中讲的。这里的“技术装备”,应该是指劳动资料。而引用者把技术装备等同于技术,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技术“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那么,谁有技术或者谁的技术多,谁就会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没有任何区别了!正如恩格斯在该信末尾特别声明过的“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那样,我们认为,对“这种技术装备”理解为“这种技术装备(劳动资料)的占有关系”才符合该信的原意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是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这样,就把技术的本质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39],也就将技术视为由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构成的“内在的整体”,即“一门技术”。[40]

我们认为,社会技术是处理、协调或改造(善)人际社会关系的方式方法的集合。调整好人际社会关系的社会技术,也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1]又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42]“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43]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自然技术才是生产力,也就只注重自然技术,而忽略了社会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在提高“生产力的总和”上下功夫不够。因此,如何处理、协调、改造或改善人际社会关系,就成为当今世界一个人、集体、乃至于国家事业成败及其大小的重要关键。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既双向制约,又相互促进和塑造。而社会技术是自然技术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之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44]马克思还把社会技术作为现实生产力中“决定性因素”之一。他说:“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的。”[45]还说:“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46]要实现大规模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与协作和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只靠自然技术是绝对不行的,而且“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是由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我们认为,思维技术是开展和改进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集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科学技术“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7]。马克思也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48]思维技术是人(类)的专利,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然地伴随着思维技术。

总之,现实活动中的技术都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内在整体”,而一些学者囿于“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之偏见,一直把技术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义范围。于是,将技术哲学定义为“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或“自然改造论”,并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显然,这些观点和主张,不符合马克思关于技术是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能动关系”或“活动方式”的思想。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也是第一次把实践作为技术范畴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产生过程,即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双向作用的活动过程。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人一方面改造了外部世界,使其变成了人的活动客体;同时也改造了人,由此人才成为自身活动的主体。因此,人虽然最初来自于自然界,而人更是自己活动创造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这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9]而以往的技术概念,无论是“劳动资料”说,还是“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说都忽视甚至抹煞了人及其实践。

因此,传统的技术概念是抽象的、与人分离的、纯自然的。而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也是无”[50]。同时,他们又把“实践”看成为单纯物质性的活动,于是他们的技术仅仅指“自然技术”或“物质性技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1]其实,人对世界的关系都是通过统一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具体来说,以物质生产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自然的关系,以社会交往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社会的关系,以精神生产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思维的关系,以自身发展活动(一种特殊的实践)为中介实现自我对他人的关系。而且,在统一的“共同活动”中,它们又是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技术范畴不仅是提高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找到了返回现实世界,把人加以具体化的现实基础和道路;不仅是摒弃传统技术概念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是确立了能够彻底否定这种传统观念的实践思维方式。坚持这两点,就会实现技术哲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也为新时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①A·A·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科学史译丛,1980,1。

②[17][27][41][42][43][5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169页、607页、34页、39页、37页、362页、54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④[40]陈文化,关于21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第12页。

⑤吴国盛,哲学中的“技术转向”,哲学研究,2000,1。

⑥[4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0-151页。

⑦[20][22][33][36][37]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41页、374页、168页、169页、377页、386页。

⑧[18][25]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207-209页。

⑨[3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411页、44页。

⑩[23][30]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347页、358页。

[11]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第10页。

[12][13]陈文化,试论技术的定义与特征,自然信息,1983,4。

[14][26][46][47][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9页、第97-100页。

[15]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1-19。

[16]M·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1,第56页。

[19]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35页。

[21][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4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0页。

[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9页、41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8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页。

[38]陈凡,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科技日报,1998,10,10,牟焕森,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9,35。

[39]刘则渊,论科学技术与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第10页。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3

在马克思一生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除了早年的博士论文以外,直接谈及时空问题的,迄今未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个谜团,令人疑惑不解。时空观如同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真理观一样,是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为一切完备的哲学体系所必需。马克思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实是不可能存在时空空场的。那么,马克思的时空观在哪里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下面试作一间接的探寻和演绎。

物质时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而《反杜林论》恰恰是恩格斯集中论述时空问题的著作,那里曾专辟一章《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既然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全书,其中包括时空这一章已经“听”了,有所“了解”,并未提出异议,那么就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发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赞同的时空观。

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理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并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了空间的无限性和三维性以及时间的永恒性与一维性等原理。恩格斯对时空本质和特性的表述是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批判继承,代表了当时对时空认识的最高水平。

古代不可能有时空观,古人只能从自身活动和对自然界的变化的观察和体悟中形成顺序、间隔、距离、规模等模糊的时空意识。德谟克利特开独立的空间概念之先河,他的原子—虚空说实际上是把虚空理解为空间,认其为原子运动的场所。从此开始,对时空的研思越来越独立化、抽象化,走上了纯粹的哲学致思之路。

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把时空看成是主观感觉或意识的产物。贝克莱把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运用于时空,认为时空仅仅是人们心中的观念。他的名言是:“离开了心中观念的前后继承,时间是不存在的。”还说:“广袤所在之外……即是在他心中的。”康德也反对时空的客观性,认为时空不过是人类先验固有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在他看来,抽去感性,时空就不存在。黑格尔不仅认为时空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还杜撰了时空分离论,认为自然界先有空间,绝对观念外化为人类社会以后才出现时间。

与唯心主义相反,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时空的客观性,反对把时空看成是感性和意识的产物。但是他们又将时空的客观性无限夸大,把时空看成是脱离物质或与物质平行的独立存在。伽桑狄、洛克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奉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家一般都拥护和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虚空说,认为时空是物体运动的框架,这个框架存在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是均匀和绝对不变的。牛顿集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之大成,在实验观察及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他系统地论述了绝对时空的原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了庞大的经典力学体系。牛顿认为,“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时间在事物之外均匀流动,与外界无关,存在着“空无一物”和“空无一事”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面对的就是上述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机械论这两种时空观。它们虽然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同,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唯心主义时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玄想,是适应体系建构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独断。它既无生活实践的根基,也缺少坚强的逻辑,不过是对时空现象的一种主观化的曲解而已,驳倒它并非难事。而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特别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其性质和境遇则大不相同。由于绝对时空观符合人们日常的经验思维,加之在低速宏观领域内牛顿经典力学的全部原理在绝对时空中都畅通无阻,适合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一切工程设计,所以,绝对时空观长期统治着科学界和哲学界,要撼动它并非易事。

恩格斯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不仅推倒了唯心主义时空观坚持了时空的客观性,而且在恪守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时空准确地定义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时空离不开物质,如恩格斯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物质,当然都是无,都只是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另一方面,物质也离不开它的存在形式,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如恩格斯所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恩格斯给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定义又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时空观的界限,指明时空不是与物质平行或无关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面对恩格斯的定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时间既不是物质之外均匀流淌的河流,空间也不是盛原子的容器,相反,时空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与物质密不可分,只要是物质存在就必定占有空间,经历时间,而时空正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体现。这样,恩格斯就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彻底说清了,它不仅继承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时空的客观性、广延性、持续性等合理内核,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时空的本质予以科学的界说,从哲学上给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留下逻辑空间。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牛顿绝对时空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时空定义的预见性和正确性。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时空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时空的特性就应由物质的状况所决定,这是逻辑上的潜台词,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导引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揭示了时空对物质存在状态的依赖关系:狭义相对论指出,时空的特性是随着物体运动的速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发生“尺缩钟慢”的现象,即空间延伸缩短,时间因速率变慢而延长;广义相对论又进一步揭示了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指出物质质量分布越大,运动速度越快,引力场作用越强,则空间曲率越大,时间流逝也越慢。

爱因斯坦相对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时空观。1876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比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早近30年。当时的时空观念无论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没有进一步跃迁的准备和积淀。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凭借自己的哲学沉思,提出了时空是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正确理念,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感性观念的时空观,又反对了旧唯物主义割裂时空与物质本质关联的机械论时空观,还包容和孕育了后来时空观念深刻变革的前提和可能,给那个时代的时空观念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事实就使马克思在时空问题上无重新思考和重建的余地,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熟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空观,认同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而恩格斯对时空本质的揭示远远高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者的水平,克服了他们时空观的种种弊病,因此,在《反杜林论》中一接触到时空问题,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就十分自然了。

马克思一生有计划但却没有机会写出正面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专著,因而也没有可能去展示自己在物质、运动、时空等一切哲学都不可或缺的重大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可以想像,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观点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谈到时空观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时空观。各方面的情况都显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述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时空观。这个时空观是从旧唯物主义那里承袭过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了的,但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如同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列宁这句话虽然不甚精确,但道出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时空这类唯物主义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同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相一致是必然的,而认同恩格斯更加精确完备的时空观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实践时空:实践活动的广延和持续

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还只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一个方面,仅局限于这一方面并不能使我们满足,而且严格说来,也未能使我们的认识有更大长进。一直以来时空问题无人问津,特别是马克思的时空观成为哲学研究中的寂静领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认识到此就停步不前了,总觉得该说的都说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似乎已经告罄。其实远非如此,按照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时空观,存在着把唯物主义时空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潜能及余地,而这是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而不是虚玄的世界乃是人生活的世界,世界的奥秘首先在于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把世界归结为人,使世界和自然人化,这只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第一层次。还要继续追问:人何以为人?人的奥秘在哪里?马克思回答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劳动、实践是创造生命和世界的活动,人通过劳动而生成,通过实践而自立,劳动实践是人及自然和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和奥秘所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劳动和实践提到如同世界的本原和本体的崇高地位,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地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并说它哪怕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样,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者与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相比在对世界的理解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马克思总结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相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对世界、自然、对象、事物、感性这种理解上的根本区别,为马克思时空观的变革准备了逻辑前提,奠定了马克思新时空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既然用实践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确立了实践活动的世界基础地位,那么原来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也就必然相应地向实践转移。经过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时空已不局限于与物质相联结,为物质而存在,只表征物质存在的持续性和广延性。而是相反,时空开始与实践活动相关联,为实践而存在,用以表征实践活动的规模大小和持续的长短。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时空既是他一贯认同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明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特性。这样,先前唯物主义时空观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论时空就被彻底克服了,传统时空观的抽象性及由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加诸的一切弊病也就都被扬弃了。从此,实践活动成为时空的载体,上升为时空观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新时空观的一切要素和特点也都由此演绎而来。

马克思说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特性,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就永远伴随,生生不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如同物质一样,其时间和空间也具有无限和永恒的特性。但是,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任何具体的实践,其时空持续和规模又是暂时的、有限的,永恒和暂时、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和统一是马克思新时空观的根本特点。

正确处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使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相宜适度,这是个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新时空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时空由原来对物质存在的“解释”转向对实践活动的规模和持续性的关注,使时空问题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时刻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说,采取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这对实践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中战线过长,行动拖沓,不能速战速决会导致战役的失败;经济建设中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战线太长,贪多求快,也会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年代,事事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片面要求多、快,根本不可能好、省。所有这些事实都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适度问题。

马克思一生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但他从未直接谈论过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选择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时空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那么,对时空就不应像从前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主体都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尺度,这就不能不使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和理论主张带有时空的倾向性和倾斜度。比如,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力量,不能囿于一国或民族范围内去理解;人类历史发展是从民族史、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驱动世界历史潮流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遵从国际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也十分广阔,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建立了第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革命。可以看出,马克思倾向于大尺度的宽广视野,反对狭小封闭的手工业方式,类似今天广泛流行的说法,叫做“做大做强”,“发挥规模效益”。

在时间问题上,马克思倾向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既有对革命的急切期待,多次预言革命的发生,但他又不主张巴黎公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革命,可是革命一旦发生,他又能正确对待。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可是晚年又明确表示,他“人老了”,对革命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本来马克思一向主张革命要有序地进行,在时间上应按部就班,首先要经历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然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可是晚年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他又反对革命后的俄国立即跳入资本主义火坑,主张在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时间上与原来的主张相比既是一种无序,但又明显带有抓住机遇,相机行事之意。

总之,伴随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马克思在时空观上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他把对世界的实践理解带到时空观中,使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变成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过去以本体论思维方式所理解的时空,由于只具有“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的意义,其实践功能就全部让位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了。由于相对论时空观离现实太远,绝对时空观在日常生活中又畅通无阻,所以绝对时空观虽被批判,但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并无妨碍。人们照样可以把时空理喻为均匀不变的河流和贮藏器,并用以计量实践活动的规模和速度。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信息时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尺缩钟慢”效应

马克思的实践时空观开时空与实践对接的先河,使时空成为人类实践活动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

“二战”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革命,迅速地把世界推进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高速化,与从前相比,一切都处在快速运转中。交通便利快捷,信息传递神速,计算快速简单,生活节奏加快。这一切都诱发时空的变化,并导致新时空观念的萌生。

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时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空间就会缩小,而时间就会变慢。这里描述的是接近光速这种极高速度下的时空变化,人的实践活动速度的变化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当今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已经达到每秒上百亿次,其速度之快,足以影响和带动时空的变化了。

说来也颇为神奇,如果我们沿着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思路,把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提升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用实践的持续和规模来指谓时空,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运转的背景下,时空确实朝着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指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空间缩短,人类正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地球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空间规模的缺乏和宝贵,地大物博不存在了,土地稀少,资源奇缺,海洋和地球空间争夺激烈,人和动物也在争夺生存空间。万里之遥,瞬间通话,洲际之隔,半日到达,今日的世界犹如一台电脑,在股掌方寸之中,人生的斗争拼搏犹如棋盘上的博弈。其次是时间变慢,单位时间效率大增,“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正在到来。高速意味着效率,而效率就意味着时间的节省,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效益。如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耗费了很多时间,其效率自然低下。只有时间过得慢,用较少的时间间隔产生出相当于“二十年”、“几千年”的效益才能体现出高速的意义。所以,速度快、空间小的另一面必然是时钟变慢,这主要通过效益竞争、寿命延长、生产流程加速、策划研发、推销等非生产要素的增加等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来。时间弥足珍贵,必须一分一秒地充分发挥其效益,倏忽而过,无所事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时空变化正在多方面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给传统的生活习俗、节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空间变小使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多,交往越来越超出民族或地域的狭小范围,而趋向国际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验证和充实。交往的增多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的商品、资本都会冲击本国市场,行业垄断逐渐被打破,在人们密切交往的同时,磨擦纷争也会增多,交往的诚信受到考验,法律和道德的救助越来越成为必需。

第二,空间变小将使世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为了摆脱由此而来的烦躁,地球将面临更深度的开发。一方面城市扩大,土地减少,耕地、林地、草地不断锐减;另一方面,地铁增多,高层建筑拔地林立,海洋的进一步开发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相对宽裕的自由空间,以求得安逸和清静。人类的这种本性和需求是难以遏止的,所以,土地、空间、海洋的竞争永无终结,由此将大大改变地球的面貌,加剧生态危机。同时也会从相反方面激起一部分人的出世情怀,他们厌倦交往,逃避斗争,过分迷恋电脑,在其虚拟的场景中讨生活,以满足自己对空间的需求感。

第三,空间缩小导致与空间相关联的产品价格高昂,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房屋、道路和农产品都是土地的产物,直接关系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粮食可以通过科技革命,大幅度提高单产来平衡粮价,而房屋和道路所占据的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用越少,这就不能不使房屋和道路的价格总趋势绝对升高。比较起来,道路尚有海洋、空间、地下可用来分流,而房屋价格最易长期居高不下,占据人们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发达国家,人们几乎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解决住房问题,我国也出现类似趋势。这就说明,人们虽不明了空间的哲理,但生活的现实已使他们确信,拥有自己的一块空间该是多么重要。

第四,时间变慢昭示我们应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时间变慢对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是间接感受到的,主要是与从前相比照。过去,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下,时光不知不觉一晃而过,与此同时,成就鲜有,常有光阴似箭的虚度感。而当代,时间的含金量极高,每一时刻都联结着巨大的效益,乘飞机可以一小时就飞到千里之外,一部复杂的电脑和汽车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组装起来。所以现代时间十分珍贵,都是一秒一秒数着过去的。时间变慢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改善,人们会产生一种仔细品味生活,充分享受生活的时代认同感。寿命成倍地延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为温饱而奔波的危机感消失了,电视、上网、锻炼、旅游等享受生活的众多乐天项目被开发出来。这一切都有一个背后的潜台词:时间在变慢、效率在提高、寿命在增长、生活在变好。因此,必须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是时代的昭示,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新的课题,我们要从时空观的演变上确立这种哲学的自觉。

第五,时空适度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人类作为智慧动物,在实践活动中凭借自发本能都会意识到时空适度的重要性,因为时空的失衡意味着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从前时空不适度造成的危害远不及今天来得大,人们也经常重视不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规模大小,工人人数的多少,浪费程度多大,往往不予计算或者算不出来,因此出现许多规模过大、效益不高的超级大厂。“”及“”以前搞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成风,规模过大、时间过长,从不计算投入产出,更出现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荒唐事。而“”中遍地开花的大炼钢铁的小铁炉,后来允许兴建的大量小煤矿、小金矿等又是规模过小,技术落后,不断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为训。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4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威力,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创新了的理论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1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曾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9

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注释:

1杨海英:《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6期。

2胡海波、杨宝忠:《论理论创新的社会价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

4梁树发:《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6王建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

7周光讯,徐献军:《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8孔寒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5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3)06-0001-05

正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之一。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国尚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它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力推崇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它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笔者拟就在从事此项研究中所想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问题一:为什么现在需要大力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

根据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理解,所谓文本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马克思的文本来理解的。但什么是马克思的文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无需反思的简单问题。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对于读者当然是确定的,但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性质,却并不是对于所有读者都是一样确定无疑的,因此,马克思的文本肯定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由此可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界出现的“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热,从理论上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解释学所积极提倡的一种研究方法,文本(text)研究所极力强调的是解读文本,努力做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马克思文本研究是西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展的一项研究工作,但对于中国来说,这项研究才刚刚起步不久,而且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因也是较为复杂与特殊的。

第一,公允地说,在中国,倡导读马克思原著并不是现在的首创,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大力号召大家读马克思原著。但是,由于当时的重点只是强调带着问题去读,力求在读中做到活学活用,因此,尽管这种“读”也是解读文本的一种形式,但它却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谈不上对马克思文本的正确理解,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而正是以往的这种“读”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看到目前大力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在今天,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之一就在于,力求在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过程中,纠正以往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纠缠过去的问题不放,让过去的问题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对于过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加以纠正。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张扬”正确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纠正”以往错误理解的过程。

第二,我国学界最初一些人提出应当“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主要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他们开展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工作就是为了得到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根据马克思文本中的不同内容,一些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或“超越”的实践哲学;而另一些人则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有些人甚至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人类学,等等。很显然,目前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是杂乱的,甚至有些结论是迥然相异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促使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第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这是由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点,马克思思想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完善(甚至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值得我们从文本上不断地反复推敲;第二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与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区分中弄清事情的真相;第三点,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思想是经过“中转站”(先是日本、欧洲,后是苏联)传播过来的,由此我们实际上所获得的是“打了折扣”的真相。因此,正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些特点,在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有着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第四,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在于这是回应一些挑战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一百五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过去这种声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而自欧解体之后,这种声音主要出现在俄罗斯等国。应当说,目前在俄罗斯等国出现的对马克思挑战的声音具有更大危险性,因为这是从熟知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人们的内部发出的反面声音,这些人深知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所在。在俄罗斯,199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与赞成》,1999年又出版了《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这些著作都是直接针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我们只有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才能积极回应其中的挑战。

第五,从目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这一提法使我们看到了与时代保持同步发展这一硬道理。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发展,与时俱进解决的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即适者生存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呢?其实,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主要依据除了在时代中寻找之外,还应该在马克思文本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在与时俱进中变得面目全非,这同时也表明我们必须注重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其与时俱进的重要依据,而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旗号而把一些非马克思的东西(甚至是反马克思的东西)硬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本质,失去其本来面貌,丢掉其科学性。

问题二:中国学者以中国的话语形式与语境能够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吗?

应当说,倡导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以中国的话语形式与语境能够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文本吗?马克思文本研究难道只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吗?

作为解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曾经对正确地理解文本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他认为,在语言方面必须做到:(1)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2)在与周围其他语词构成的意义整体中,也就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去理解每个语词的意义(整体性原则)。而在精神方面,他所提出的条件是:理解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作者(创作时)的精神境地,即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重新体验或再现作者的原意。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被称为客观主义解释学,他所强调的是解释的客观性。而以他所提出的条件,我们要想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文本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并且这种难度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因为无论从话语形式还是从语境角度来看,中国学者都不具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效果历史意识作具体说明时,作为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的伽达默尔曾经明确说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境的意识。”“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并不处于这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的认识。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乃是一项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也适合于诠释学处境,也就是说,适合于我们发现自己总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处于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对这种处境的阐释,也就是说,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1](P387)正是从伽达默尔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现代解释学对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解释学的巨大修正,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学者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与优势所在。伽达默尔所提出的效果历史意识展示了一种开放性的逻辑结构,他极力强调的是,我们总是处于某种处境中去实现对文本的理解的,而这种理解实际上就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尽管中国学者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不具有话语形式与语境方面的优势;但是,中国学者却拥有另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就是中国现在所在进行的这场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是马克思文本的主要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对于我们来说,即是马克思文本,引者注)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1](P387)。这个“处境”是一种价值连城的“馈赠”,是以十几亿的中国人所开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基础的,它使中国学者有了在理论与实践的对比中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西方学者之所以十分关注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就在于他们缺乏中国学者的这种处境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弥补话语形式与语境方面的不足。当然,可能性是一回事,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的优势,但是,要把这种优势变成现实的存在,尚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问题三:怎样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

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国尚属刚刚起步的事业,而在西方,这项研究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如德里达等)在这项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但是,在中国我们更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展开研究。

第一,绝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文本。长期以来,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现象在我国较为严重,与此相关的事例俯拾即是。例如,在哲学领域,我们有照搬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传统;在经济领域,我们曾经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作为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之一,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和依据症候阅读法给近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方面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以来的非斯大林化,两次冲击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而为了从中脱离出来,我们就必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力图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阿尔都塞还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随教条主义的结束而过时,相反它们仍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在阿尔都塞看来,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因此,首先的任务是要我们直接阅读经典著作作好阅读方法前提的批判。阿尔都塞明确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等等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当年强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阿尔都塞还主张,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2](P1-63)。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只要我们尽力杜绝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文本,那么我们就既不会因为教条主义而被推入到理论的死胡同,也不会因为教条主义没有结束而无法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2](P1-63)。

第二,胡乱地、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身上的文本研究,是绝对不可取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程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附加现象”。也就是说,许多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身上,从而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曲解。其实,人们现在之所以总在质疑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因为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附加现象”。我们知道,伽达默尔曾经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称为先人之见或偏见,认为它们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他明确说道:“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1](P378)正因为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或前理解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出现“附加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过,“附加现象”的难以避免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胡乱地、毫无根据地将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文本研究,致使这种研究结果不仅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程产生帮助,反而会起到极坏的影响。

第三,历史地研究马克思文本,而不能断章取义。尽管施莱尔马赫的客观主义解释学在整体上受到了伽达默尔的质疑,但是,他的“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被否定。正因为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历史地研究马克思文本。客观地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那段历史毕竟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为此,想要超越地域、文化与历史所带来的距离而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本来意义,肯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按照历史来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原则。如果我们放弃这个原则,那么,只意味着那种断章取义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做法可以大行其道。在历史性原则上的任何退让,都有可能给那种断章取义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

第四,马克思文本研究应与研究马克思文本相结合。从广义上看,文本研究所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对文本本身的考证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学),而且包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而就此而论,文本研究与研究文本之间构成的是包容关系。也就是说,研究文本构成文本研究的内容,人们谈论文本研究时是不能将研究文本排斥在外的,而且人们甚至可以说文本研究中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不过,倘若从狭义上看,文本研究实际上与研究文本之间并不构成包容关系。从狭义上说,所谓研究文本的研究对象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是带有文本考证性质的,版本考证是属于它的研究内容之一;而所谓文本研究则专指一种解释性与理解性的活动,这种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本的意义。当人们以“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为主旨展开研究时,这种研究是狭义上的文本研究,因为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文本的意义,它所希望的是理解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当然,应当看到,尽管文本研究与研究文本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很显然,马克思文本研究并不可能是凭空进行的,它的根据仍然是文本。正因如此,研究马克思文本所获得的成果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文本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而科学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倘若忽视了这些成果,可能会对文本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热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其实这种热炒所真正表明的是,人们已经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借鉴研究文本的成果,对于深化文本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当然事不遂人愿,MEGA2在西方目前只出了54卷,原计划出版114卷,而且它被译为中文尚需要一段过程,因此,MEGA2真正能为我们所用尚需要一段时间。

第五,与“问题视域”联系起来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在对处境的进一步解释中,伽达默尔鲜明地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1](P388)在这里,伽达默尔不仅明确地提出了“问题视域”概念,而且还强调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

既然问题视域如此重要,那么,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就不应该忽视它的存在,而应该在争取赢得问题视域的基础上理解文本的意义。客观地说,解释者只有带着自己的问题视域进入到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中,才能在与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对话中达到“视域融合”,在两个视域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马克思文本的新的意义。过去我们读马克思原著所提倡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读,但其读出来的结果却有将马克思思想歪曲化、庸俗化的倾向,而现在我们则强调“问题视域”的重要性,这之间有区别吗?其实“问题”与“问题视域”是有区别的:“问题”是实在性的,而“问题视域”则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问题,是由文本的“问题视域”与解释者的“问题视域”两方面组成的。在具体性问题的引导下解读马克思文本,势必会使解读的结果过于针对性,而使理论丧失其一般性的意义;但是围绕“问题视域”所谈论的解读马克思文本,这种解读是以与文本的问题对话作为其存在形式的,其结果是达到“视域融合”,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新的解答。由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太多的新问题等待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决与回答,例如劳动价值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等,因此,就当前而言,与“问题视域”联系起来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创立其文本时所拥有的问题视域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问题视域,显然是有所区别的;但是,通过在问题对话中实现“视域融合”,我们便有可能在揭示马克思文本意义的同时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问题四:如何深入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

马克思哲学文本是马克思文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深入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有其特殊性。

目前,与经济学等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在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首先会遇到那些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思想模式,这些模式的存在使得人们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中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困难的存在,在我国学界出现了多种研究思路并存的局面,例如,哲学体系重建模式、对话比较派研究范式以及语境回归派等等。客观地说,哲学体系重建模式是与传统的固定的思想模式直接对抗的结果,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对抗中取代;对话比较派研究范式与语境回归派所选择的路径则是在回避中生存。因此,这三种思路都具有其可取之处,但又都不尽如人意。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问题视阈”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要使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真正深入下去,我们仍然需要重视问题视域的特殊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围绕哲学所特有的问题视域而展开文本解读作为深入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应该说,马克思对哲学所作出的解释,是由他所拥有的哲学问题视域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脱离他所拥有的哲学问题视域来理解他的哲学的性质。当然,人们之所以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有多种理解,也是与他的哲学问题视域分不开的。马克思生前未能留下完整的专门的哲学著作,因此,人们只有从他的哲学问题视阈中去寻找他对哲学的理解以及对他的哲学定性。“回到马克思”的作者带着自己的哲学问题视阈而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这个马克思所拥有的特殊的哲学问题视阈中,从而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读马克思”的作者带着自己的哲学问题视阈深入到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解这个马克思所拥有的特殊的哲学问题视阈中,从而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多种多样的解读结论的出现,只能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问题视阈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哲学问题视阈,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的多样性。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哲学解读结论的多样性,我们一定要统一到马克思的哲学问题视阈的多样性上来,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顺我们的思路。

每个问题视阈所能看到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包括在每个问题视阈中的问题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处于某个特定的问题视阈的人们不要过于热切地企盼处于其他问题视阈的人们也能看到自己所看到的问题,甚至得出与自己相同的结论。第二,处于一定问题视阈的人们尊重持有其他问题视阈的人们的问题。当前,哲学界存在的体系之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因为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些症结的存在。由于主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人与主张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人所处的问题视阈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所看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倘若他们互相不承认对方的特殊的问题视阈的存在意义,甚至对于对方没有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问题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最终只会出现互不相让,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这种状态显然是不利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的。

收稿日期:2003-06-11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6

一、分野的渊源与原因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是着重反映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列宁主义路线;一条则是着重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那么,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需要。

在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面临的斗争实践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由斯大林所概括的从物质观讲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首先应当明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戈尔曼曾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骞克”。但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主流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反映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文所比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在俄国之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十月革命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爆发的大革命浪潮却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使它无法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义施以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够成熟,它们对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认识和准备不足;等等。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稳定,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情况下,也仍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这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实践上的挫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发达的、因而也是阶级斗争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而事实却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那么,西方革命道路和前途到底如何,不能不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使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胁和损害;和专制主义作风的滋长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践踏。由此,实践上的这些错误加之理论上的某些僵化与教条主义现象,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心存忧虑望而生畏。

对实践的严厉批评、在理论上的试图反思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最初与列宁一样,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构决定论”和宿命主义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同样的批判、同样源于经典理论,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分野现象。

按照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的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他还认为,由于卢卡奇、柯尔施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的异化理论和创造性实践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黑格尔根源,并使之充满活力,因而就能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又不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唯心主义化。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企图通过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加速”历史进程。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哲学上既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观点,也开始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则深受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影响,开始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对此,它从一开始也就受到来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

在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人物之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峰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阐发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具体原因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要求减低、革命意识弱化的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动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结构、大众文化、本能冲动等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大量的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试图寻求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途径。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也走上了重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道路。

第二,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无产阶级始终作为被统治者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理论和革命家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他们反对哲学理论体系化,反对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僵化起来,坚持哲学理论的动态性,把哲学理论的阐发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显然,这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和维护性特点相比较,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根本上,这是由于其哲学思想在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反对实证主义对现实所持的消极顺应态度,提倡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发扬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他们在理论上注重哲学思辨,反对实例的通俗化证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思潮的结合,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的大量吸收,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理论思辨性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实证性又是不同的。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受其革命实践特殊性决定的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的重视与关注,也是其出现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概括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等人基本上没有见到或注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晚期著作中继承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从偏重客体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线索和内容出发,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客体性的特点。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1932

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重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们反对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社会发展的根据、规律、关系、结构等客体性问题,主张高扬哲学对象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表现形态与内容的差异

应当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高度重视辩证法,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化倾向,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僵化模式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从表现形态来看,东方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开始,经过斯大林、的发展,形成了一元的、单线式的以领袖人物著作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它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由表现形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容的差异:

第一,在历史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为主流的派别,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上不同,它们往往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人的本身上,强调从人出发,以人为重心;并且与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看成历史的推动力不同,它们往往把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推动力;

第二,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否认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它们强调总体性、全面性的革命,并更为注重阶级意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第三,在认识论方面,与列宁从不依赖于人的物质或客观实在出发不同,它们强调主、客体的同一,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与列宁把认识的本质规定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同,它们认为主客体的同一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具体活动,即实践活动;对于认识与实践关系,与列宁的把客观实在看作认识的源泉、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过程的环节不同,它们往往把实践的概念提到首位,看作历史观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基本范畴,因而把认识看作实践的一个环节;与列宁把概念认识的辩证法看作客观实在辩证的反映不同,它们一般否认本体论的自然辩证法的独立存在,而把辩证法当作主体性或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学说;与列宁把对立统一学说看作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不同,它们把总体性范畴看成辩证法的“本质”。

从以上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批判和指责;他们大多数都认为恩格斯、列宁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因此他们都从马克思本人的、尤其是早期的著作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把矛头指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或实践哲学,反对把它当作是普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世界观,反对或否认反映论和自然辩证法;他们都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的或当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同时,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人、人的意识、主体、主观性等范畴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他们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关键问题。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学说,反对反映论,反对自然辩证法等等,归结至一点,就是反对忽视人、主体和主观性的作用;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归结一点,就是要把人、主体和主体性等范畴恢复或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在这一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无偏激和错误,但是,对人、主体和主观性的重视,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和我们所要吸取的最有价值、最可借鉴之处。

三、在差异中实现互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和任务,而且也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面临的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在全球化背景条件下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里的关键就是二者之间有没有互补的前提和基础?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很复杂的,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反思和定位,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从总的和根本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道,他们也是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并探索革命的道路。

虽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分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就由此判定是非;不能因为他们责难以列宁为代表的

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简单地把他们看作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唯我独马”、“唯我独革”,先验地和人为地划定一条马克思主义和“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这里应当明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是不是一种发展的理论是两个问题,是一种争论,不是对立。如果有些证明是对的就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还未证明的就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所以,判断的依据只能看其有没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且继承多少、继承内容不能单纯用我们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去评判。如若用我们的标准去评判,等于说西方的革命要用我们的理论去指导。十月革命的方式,我们就有过教训。所以,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产生这些差别和分歧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探讨不同背景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深入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各种观点的长处和不足,从比较、评价和借鉴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指导功能。

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理论风云,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更加理解了他们努力的实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先驱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向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发起了冲击;第一次为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的理论追求,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在当代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或正在结出硕果,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具有启发性意义。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可以肯定,他们的探索和创新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思潮,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命力。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这些国家的革命与前途而提出的种种理论观点,虽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局限性,虽存有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倾向性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它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仍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实现有益的互补。那么,从这样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出发,又如何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补呢?概括来讲是:

1.使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客体性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主体性研究统一起来。应当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而言,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既坚持客体性又注重主体性并使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健康发展。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7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完善,在互动中实现双赢。因此,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应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原则,把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理论自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揭示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总体中的批判精神。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大精深,如何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与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过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作过程去理解;二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从认识论角度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从主体角度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批判。

第二,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a)。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b);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c)。这两个理论假设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包括对事物本身特殊规律和对事物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d)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五个假设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认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浏览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可以断言,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第四,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内在的逻辑转换,进而建构起了科学的社会批判学说。具体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无疑义的。问题的分歧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从哪个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理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我认为问题的切入点还应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灵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走向成熟。社会与理论的互动构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现实途径。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理论所独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马克思著作之丰,内容之巨,人们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特征的把握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活动基本上经历着两步回溯或还原过程:第一,从表面现象向深层本质的回溯或还原。马克思习惯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价值学判断,说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极方面,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质向人的活动的回溯或还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还原之后,没有停留于此,没有把这些深层的和本质的存在或基础当作给定的和终极的实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存在或基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把它们回溯或还原到人的基本活动,即劳动或实践的层面上。从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出发,扬弃各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意识的基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1.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所谓科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所谓价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是有机统一的。2.批判与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从对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这种发展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种批判。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着自我发展,发展中又体现着批判,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彻底的。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些特点有:1.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2.坚持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3.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4.坚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总之,批判性视角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一个重要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于其他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独具特色。

四、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他对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类命运的一种不懈尝试。但西方学者在赞同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片面的阐发,使马克思哲学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与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认为只有抓住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存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以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理论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而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以证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实性。而且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全部历史生活的生产者,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1.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是通过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革命的主体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3.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学说的还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弗尔,他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们揭示:控制消费的官僚机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经验深处,消除异化的设想必须从自我改造入手,使人们克服社会制度的网络影响,去掉国家机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认识到国家机器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现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撩开异化现实的面纱。

乍看起来,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但实际上它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割裂开来,片面地弘扬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它们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主体性的研究取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它们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最终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从而使它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越来越远,而成为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五、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揭示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内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认识处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路搭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现代社会,学界有如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寻找终极的和绝对的实体来作为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如自然、逻各斯、上帝、理性、技术、绝对理念等等。而在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术等支柱相继坍塌或动摇。因此,以怀疑和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片面解读,实现了对实证科学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这种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其他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现实;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凯尔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深刻挖掘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根源,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用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张奎良.跨世纪的哲学回响[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4]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5]俞吾金.实践诠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吕世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孙麾.批判性论辩的科学价值[J].哲学研究,1997,(6).

[8]仰海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视界[J].哲学研究,1997,(8).

[9]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J].求是学刊,1996,(4).

[10]卞绍斌.唯物史观:纯粹实证科学还是哲学的社会批判学说[J].理论探讨,1998,(6).

[11]赵泳.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J].教学与研究,1994,(3).

[12]程家明.社会自我批判与超越[J].江汉论坛,1995,(6).

[13]李亚宁,王仲士.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J].四川大学学报,1995,(4).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8

第一,从本体论来讲,马克思认为实践基础上的人及其活动是本体。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是任何哲学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马克思之前的传统本体论哲学由于没能从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生活出发追问和思考世界本源,因而往往把世界本源归结为自然界、神或客观精神等。马克思把实践基础上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处于具体生活世界的人当作其学说的基础。马克思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传统本体论哲学所指向的对象转向到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全面论证和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属人性及其本质。马克思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第二,从历史观来讲,马克思认为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在创造着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历史是人的活动,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历史的前提,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因此,“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在本质上依靠人,实践基础上的人在“合目的性”的基础上书写着人类历史,从而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秘密,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从价值论来讲,马克思把人作为目的和终极目标。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或利用还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幸福。维科指出“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问啦世界上任何关系都是相对人而言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马克思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奋斗了一生。

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自己的学说,超越了传统思辨哲学,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也实现了对人的认识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对人的认识建立在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科学性是指马克思对人的认识建立在新的研究范式(实践)的基础上和唯物史观之上,从而更具有革命性;价值性是指马克思把人当作目的、主体来看待,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客体来看待,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价值取向。正是由于对人的价值性的认识,使马克思学说具有了人文关怀之维度。由于对人的科学性认识,推演出马克思学说的科学之维度。马克思学说正是在人文关怀之维度下,使科学之维度越走越远。以致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其实不然。正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新夏指出:马克思“这只是研究重点的转变,而并非研究主旨的嬗变,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对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追求,而是意味着将这一追求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这种转向,不是不再关心人,而是在新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隐性的人文关怀。在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的人文关怀维度是显性的,在中晚期的著作中,其人文关怀维度是隐性的,正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菜伦所指出的:“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低、更细致地、在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体;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I回Ⅲ因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贯穿始终的。

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之区别

(一)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之区别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具有共性即二者都强调人的价值、重视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作用。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切入点不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一定程度是对宗教神学的反动。费尔巴哈是以“神人”的关系为切入点来阐述自己的人本主义,正如费尔巴哈所说:“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思想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题是人。”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宗教的基础,人是宗教的中心,人是宗教的终结,人是人的作品,而不是神的作品,任何宗教都是人自身的异化,因而费尔巴哈说:“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就有这么大的价值,绝不会再多一些。”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为切人点,马克思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不平等、不公正,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享受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身体健康,绝大多数人处于非人的“异化”状态。正是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常状况是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的切人点。

第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中的“人”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中的“人”不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人首先是自然人,他认为“人的基础是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次,费尔巴哈认为人是生物人或生理人,他认为人不是理性的实现工具,而是具有感性、欲望的人,因此他指出:“人的最内在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再次,费尔巴哈把人们所吃的、喝的东西看作人的本质。“我所吃的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反过来说,我也是它的本质。因此,可喝的水,即能够组成为血的组成部分的水是带有人性的水,是人的本质,正是因为人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具有含水的血和本质的含水的生物。”而马克思人本思想的人首先是社会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马克思人本思想的人是主体人,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认识社会,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人。再次,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人,马克思不仅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而且更为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他认为社会属性决定人的本质,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

第三,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同。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建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把唯心主义赶出了其最后的避难所,建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人本思想正是建立在自己锻造出的这一新的理论武器之上。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是建立在直观的唯物主义和在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之上的。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具有直观性、机械性,缺少事物之间的往返流动。当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当他探讨历史问题时,绝不是唯物主义者。

第四,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理论诣趣和目的不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切人点是“神人”(宗教与人)的关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了宗教神学,使人对神、上帝的崇拜变成对自己的崇拜,使宗教神学变成人本学。由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理论诣趣和目的可以归结为:建立一种爱的宗教,以爱的宗教代替人的宗教。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宣扬人类的爱,“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凹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的切入点是人与人的不公正关系,其理论诣趣和目的是改变这种大多数人的非人的生存状态,使大多人获得解放,使他们能够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之区别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都关注人、重视人,把对人的研究和关注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此而言,二者是相同的。但是二者又存在区别:第一,二者理论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自马克思·韦伯以来,人们对技术理性的关注有增无减。正如马尔库赛在《单面人》中指出,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1Oll它越来越变成统治人、奴役人的力量。正是由于技术理性及其带来的物质丰富的世界,使人们不知所措,出现了所谓的生存焦虑。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现代的人却感到心神不安,并越来越困惑不解。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这些方法的网络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侧重于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使人异化、使人丧失生存意义等的批判。马克思也关注技术对人统治的的问题,但马克思更侧重于对人对人的统治、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异化、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丧失生存意义的批判,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来阐述人本思想。

第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人的认识不同。总的来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一般人性、普遍人性,往往把人从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考察“纯粹的人”。因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视野中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是脱离具体生活世界的人。而马克思则认为,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人,是具体生活世界的人,是“社会特质”的人。

第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从非理性角度来理解人、关注人,而马克思人本思想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人、关注人。从非理性的角度来认识人,这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传统哲学“理性人”的反动。在传统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中,理性淹没了人自身,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使人丧失了自我。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人的生命本能、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变革传统西方哲学,去解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即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实践这块“哲人之石”上。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中的人是在具体实践基础上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具体生活世界的人。这样就消解了理性对人的淹没和统治,还人以本真的状态。

第四,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人的主体性的态度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反对人的主体性,反对主体主义(人类中心论);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主张对人的主体性要辩证地分析。传统哲学一味强调主体的决定作用,人以自然的主人自居,一味地对自然开发和掠夺,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反对人的主体性反对主体主义(人类中心论);而马克思人本思想则认为不能笼统地反对人的主体性,要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区别开来。今天我们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等问题,并不是因为人的主体性造成的,而是没有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遵守客观规律有机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之区别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政治生活中民众力量的一种认知,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统治阶级看到了民众身上蕴藏着“载舟覆舟”的巨大力量和作用,认识到只有“保民”才能“自保”,只有爱民才能延续、稳固自己的统治。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架构是等级制,在传统等级制度下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使民以道”,即民众如何为统治阶级所用,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专制统治功能。尽管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助于减轻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但从根本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是把民众看成维护其封建统治的“资本”。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对当时处于被压迫境地、被边缘化了的绝大多数人(广大无产阶级)的关怀和关注,是为了使他们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表现为马克思对他们的终极人文关怀,表现为把民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统治学”,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解放学”。

三、认识、把握马克思人本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为我们重读马克思提供了新的视角

界定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有利于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遮蔽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批评马克思学说是“见物不见人”、存在“人学空场”。界定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有利于我们正本清源,以一种新的话语系统来重新解读马克思,进而真正地“回到马克思”,从而揭示马克思学说的真谛,有利于使马克思人本思想“走近当代”。马克思的文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做出新的解读。源源不断的、富有新意的解读,不但能从现代意义上揭示出马克思历史文本的本质内涵,而且也能够使人类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在与新的现实生活的碰撞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讯》(1946)一文中曾经指出:“不管人们以何种立场来看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基础,以存在的历史的观点看来,对有世界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已经在共产主义中坚定不移地说出来了。”氆这种“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就是马克思的人本思想。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文本,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贯穿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组成部分的一条主线。笔者认为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及相关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该把马克思人本思想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本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研究它的真谛,研究它的发展,研究它在人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这样,我们的学科建设才会有勃勃生机。而界定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为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重读马克思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与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逻辑必然它既体现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同时又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马克思人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深刻认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有利于我们从理论根基上来正确理解“以人为本”,进而来批判对“以人为本”的各种错误理解。首先马克思人本思想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实践基础上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处于具体生活世界的人。马克思曾经在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的人”时指出:“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因此不言而喻,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而“以人为本”所讲的人也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我们要批判那种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看成抽象的人的错误观点。其次,马克思人本思想所讲的人,是从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全人类来讲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讲了个体的人(每个人),又讲了群体的人(联合体)他还曾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它自身”,实际上讲了全人类。因而我们理解“以人为本”的人,也不能只抓住某一个方面,而应该看到它包括一切人民群众,要批判那种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看成一部分人或一部分群体的错误认识。再次,马克思认为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在创造着人类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样,“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客体的人,而是主体的人,不能用慈善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弱势群体,不能仅仅把他们看成被同情的对象,而应该把他们看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改革开放的创造力量,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最后,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把人作为目的和终极目标,但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本来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应该是自然的看护者,而不应该是主宰者。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只有这样才能共生共存。

(三)有利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的产生是以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前提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存在的问题的批判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经济属于人类共同的优秀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它也存在自身的缺点。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马克思就给予了关注和批判。首先,市场经济本身是“逐利”经济,它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以此来实现资源在不同市场竞争主体间的优化配置,所以市场主体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这一原则来进行,否则就要被淘汰。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了人的“物欲横流”、“人格物化”,即出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其次,由于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完成都要经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所以在人们看来,货币似乎就是万能的,能够带来幸福和一切,因而产生了对货币的崇拜,从而变成了货币的奴仆。再次,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资本家只是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对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改善不够,这些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现在有些人为了追逐利润,不择手段,甚至置道德和法律而不顾,泯灭良知。有些人评判人的价值不是以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多少为标准而是以其拥有的金钱数量的多少为标准。有些包工头为了追逐财富,对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的改善重视不够。尽管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是破坏性的,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它的认识必须是建设性的、理性的、自觉的和辩证分析的。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存在问题的批判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以及在其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一部分人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非正义现象给予了批判。马克思对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广大无产阶级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构成其一生的主要活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是要让最少受惠者受益最大。如罗尔斯所说的:“整个社会是所有成员组成的,任何个人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整体——即其他人对于整体的贡献。由于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具有排他性,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权利或机会的平等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谈,公共权力必须对他们有所倾斜。”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存在的。我们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必须充分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的)的利益需要,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马克思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关注依然是我们现代社会发展的主题。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要注定走上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依赖关系,消灭阶级对立和奴隶般的社会分工之路,以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人与生俱来的美好理想。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追求全面发展、彻底解放的历史。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指出的:“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为目标。”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把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提升到“人”的层面来考量,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以人为本”的框架中,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也是马克思人本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H].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4]维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现代建构[}1].新华文摘,2005,(19).

[6]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H].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H].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H].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H].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美]赫伯特·马尔库赛.单面人[H].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1]冯川.弗洛姆文集[H].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H].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讯[H].法兰克福(德文版)。1975.

[14]易小明.论“以人为本”的时代神韵[H].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

[15]罗尔斯.正义论[H].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9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10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考文献]

[1]光辉的历程,庄严的使命─学习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2]/gb/special/2001-07/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页。

[5]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7]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57页。

[8]《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9]《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马克思研究论文例11

近几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研究生招生41.5万,2010年研究生招生47.2万,2011年研究生招生49.5万。研究生是我国目前接受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群体,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对我国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发挥生力军作用的重要群体。现阶段,我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同志作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实施新时期的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任务。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我们急迫需要大量的有先进理论武装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而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要源泉,他们的素质如何关系到创新型国家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塑造研究生群体的品质与灵魂,把他们培养成科学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在研究生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有利于这个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使他们牢记国家的使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去。

2.在研究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是研究生群体健康成长的需要

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必须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各方面素质都得到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加强和推进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必然有利于研究生群体的顺利成长及其健康人格的塑造。研究生正处于人生特殊而又关键的时期,他们接受了四年本科阶段教育以后,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身体发育达到高峰,精力充沛,社会参与意识愈加浓厚。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或社会阅历不足,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还不够深刻,辨别和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有待加强。相比较而言,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但同时由于部分研究生在政治评价与判断上不够,比较容易受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注重对研究生群体进行正确的引导就会导致他们出现人格的障碍、信仰的缺失,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成才。况且,思想政治素质是一个人各种素质的灵魂,政治信仰对研究生的成长和成才起着主导和统率作用,正确的政治信仰使他们能够在今后各种社会实践中把握正确的方向。所以,推进研究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对于全面提高研究生素质,培养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在研究生群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外,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研究生群体是国家未来的高层次人才,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可见,在研究生群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不仅是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研究生要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实践活动,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4.在研究生群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是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需要

课程设置调整的基本原则在于: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贴近研究生思想和学习实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要求主要是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帮助研究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积极推进研究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也是更好地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性的需要。高等学校要积极贯彻落实这一新的课程设置方案,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为抓手,不断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性,努力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二、在研究生群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路径分析

1.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土壤,在研究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思潮和主张,有无政府主义思潮、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还有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主张,但为什么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它们都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重视劳苦大众的幸福。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最后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普通群众的利益,如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中国近代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在新时期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当前高校的研究生知识比较丰富,但知识结构相对不平衡。由于受到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他们普遍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只注重一些实用型的有利于自己找工作的课程学习,尤其是理工科的研究生,很多导师感慨他们论文中的中文不通畅,他们了解西方文化超过了对自己祖国文化的了解。缺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色调的熏陶,就缺少了品格和胸怀;面对社会上物质至上的风气他们根本还招无力,从而成为物质至上的崇拜者;他们缺乏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缺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对于高雅和正义的审美,结果是对于恶俗浮躁浮浅的东西趋之若鹜。因此,要引导研究生多关心历史研究历史,培养他们历史的厚重感和民族的自豪感,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素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

2.引导研究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进一步推进,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相互激荡。西方思想纷至沓来,作为青年的研究生处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文化是相互对立的,如西方文化中的过于强调个体的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更着重强调国家民族集体利益就是矛盾的。当然西方文化毕竟孕育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也有其合理的因素,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消极的东西,比如过于重视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过于追求物质刺激的物质主义,我们要排斥。我们要引导研究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明辨是非,不断提高政治免疫力,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拓宽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提高他们自身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把马克思主义与研究生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有其自然科学前提,它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之上的,它也是在批判性地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优秀成果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的具体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要引导研究生把马克思主义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研究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问题,从而促进专业的学习和专业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