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21世纪，为了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化，在护理实践中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观念，以满足患者身心健康需要，已成为临床护理工作的方向。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科学加艺术层面上的艺术灵性［1］，这种灵性是一种护理的文化一种充满人性关爱和艺术特质的护理人员思想和理念。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患者多为脑卒中、帕金森病，是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病死率都很高的老年病。对这些患者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建立新型的护患关系
1.1护患关系形式的转变医学模式的转化使护患关系的形式从被动―主动、指导―合作型发展到如今共同参与型，从短暂到长远，从院内到院外，从简单的执行医嘱发药打针到指导并鼓励患者共同参与护理措施的决策，以增进其自我价值和控制能力，并进一步改善了护患关系。
1.2护士从单一角色的转换成为多功能角色护士从传统的治疗者转变成为治疗者、教育者、管理者于一身的新型角色，患者出院并不意味着护患关系的结束，而是进一步的延伸；护士往往与患者建立病情联系卡，用回访电信等方式为患者提供进一步服务，如饮食指导、康复指导、心理咨询等。这些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重点，这就意味着拓宽了护理的服务领域，成为新的护患关系的特征。
2改进服务流程，改善就诊环境，营造人文氛围（1）
为患者提供清洁、舒适、温馨的就诊环境，制订一系列便民措施，如备有针线、电话、轮椅、微波炉等。根据病情的需要提供私密性的诊疗环境。（2）随着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人们一旦患病，除希望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更希望安全舒适优雅的环境，所以可提供多元化的病房供患者选择。如有双人房的小间配有电视机，有四人房的大间等。（3）在病房和走廊内悬挂利于疾病康复的名人字画，并配以宜人的鲜花和盆景，中午休息时还播放轻松的背景音乐，以愉悦精神。（4）为避免与治疗检查相冲突，改变以往固定不变的功能锻炼时间，现根据患者个体化的需求全天候开放并由专人指导。（5）完善患者投诉处理制度，定期收集患者对医院服务中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改进。
3制定具有中西医特色的健康教育（1）
以整体观和辨证施护为指导。因人因时、因病而宜，采取有计划性、阶段性、针对性、连续的康复教育计划。把健康教育与专科教育相结合，将健康教育纳入护理常规，对专科健康因素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提高健康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2）根据中医在防重于治、注重养生的思想，建立一套基本的康复治疗方法，如练功十八法、针灸、推拿、熏洗等。如根据疾病的性质和患者的体质及食物的性味功效配置相应膳食，以配合治疗。促进了中医护理的可持续发展。这也顺应了现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3）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情、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的不同，其健康需求的不同教育方式也不同，制定了一系列不同风格的宣传品，如专科疾病宣传教育手册、宣传单、疾病健康教育折页、健康教育处方引种等，避免了宣教方式的单一化。4强化社会家庭支持
神经科患者多伴有不同的功能障碍，不但影响患者自身工作和生活能力，降低了生存质量，并且给家庭社会带来了生理、心理、经济等一系列的影响。当一个人患病时，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家庭成员及其他人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与支持称为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之间呈正相关［2］。社会支持是个体维持希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有利于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而有益健康［3］。（1）家庭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家庭担负着促进和保护患者健康的重要角色，故家属的知识、情绪、行为对患者的预后有直接的影响［4］。（2）家属除了需要理解同情之外，更需要专业人士为他们提供专业疾病知识，告知治疗与护理的方法、病情的变化和预后。改变了家属以往的一些错误观念如发病早期应卧床休息功能锻炼是以后的事，发病应立即补充高能量、高脂肪、高蛋白食物等。在医院护理的范畴外对处于压力中的家庭给予专业上的心理和社会支持，缓解家庭面临疾病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医疗等压力，并关注和满足了家属对信息的需求。并通过家务管理、提供医疗费用，接送患者就诊等支持方法，在患者和家属之间建立一种利于康复的心理环境，来改善患者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护理人员在护理中也提高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提高了判断性的思维能力。（3）在护理实践中致力于寻找社会的呼吁以引起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提高社会支持力度。
5小结
在护理实践中实施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后，改变了过去单一单向层面的模式，而向多层次双向全方位的立体结合模式发展，我科患者满意率一直保持在99.2%以上，健康教育覆盖率100%，无一例护理投诉。患者的满意度是衡量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护理的方向护理的要求，确立了护理服务模式的服务范畴。更好的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护理质量和专业技术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提供更多样的服务，进一步细化，如何进一步地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养，是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以真正地实现保证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赵可性.从人性护理理论看当代临床护理.护理学杂志，1994，41（1）：21-23.
2013年1到2014年5月之间在我院神经内科见习的82名学生，其中男生32位，女生50位，学生年龄分布在20岁到24岁之间，平均年龄(22．24±1．3)岁，所有学生见习前平均成绩在60-100分之间，平均分(81．24±8．3)。将两组见习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见习前成绩状况等资料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2．方法
对照组41位实习生实施传统一般带教方法，实验组具体方法为由带教老师讲解关于神经内科的书本知识，并在课上传授临床经验以及临床示教操作为主。对照组41位实习生实施循证护理带教，实验组教学过程具体过程如下:
(1)成立循证指导小组，由经验丰富或者经过培训的护士长或者责任护师组成。首先，对41位实验组学生进行神内科常见疾病的课程指导教育，对神内科流行病理论知识指导，为学生耐心讲解常用的临床知识。让学生对神经患者的病史、临床特征、检查结果进行仔细分析，指出患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2)指导学生循证医学的基本知识，对循证医学资源数据库进行介绍、学习文献的评价方法以及指导学生分析循证医学的结论等。包括EBM研究效果如何，对患者的影响，结果正确与否，力求为EBM问题的提出提供科学依据，力求为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及时必要的改革。(3)针对患者情况结合临床知识对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最终决策。并且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指导学生加强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沟通，对患者出现的情形进行全面分析，锻炼学生分析患者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的能力以及搜集信息的能力。全面培养见习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实验产生数据，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在检验水准α=0．05的情况下分析两种带教方式下两组学生的成绩，如果P＜0．05，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种带教方案差异显著。
4．指标
对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临床疾病诊断能力进行评定。理论成绩采用笔试方式，满分为100分，临床疾病诊断能力的评分由循证指导小组进行，满分为100分。
二、结果
对两组学生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采用EBM带教的实验组41位见习生，理论知识平均成绩为(95．42±8．14)，相比之下，采用传统带教的对照组仅为(84．78±10．47);临床疾病诊断考核中，实验组的平均成绩为(94．48±7．97)，对照组仅为(78．45±11．54)。不难发现，实验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在理论知识和临床疾病诊断考核中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选取两组患者的年龄均在60岁以下并且没有其它病症及合并症，本组患者的病程在1～10年之间，平均病程（7．7±1．3）年。在78例脑卒中患者里，其中脑梗死41例，脑出血37例，随机法分成对照组39例和康复护理组39例。
1．2疗效标准判定
根据卫生部病科质量控制标准分为：1）显效的标准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0％～100％，病残程度为0度；2）有效的标准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7％～91％，病残1～3度；3）无效的标准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
1．3方法
给予对照组39例患者常规护理方法，针对患者出现的病症问题采用相对应的病症处理方法，以保证和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的稳定性。给予观察组39例患者康复护理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3．1心理康复护理
脑卒中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神经功能缺损，例如偏瘫和失语等现象，这些神经功能的缺损引起的病症对患者与人们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沟通，进行正常的健康起居带来了不便。因此，作为护理人员要主动和患者交谈，用引导式的方式进行心理交谈，及时了解患者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针对患者的心理反馈进行合理的护理方式，帮助患者树立信心，转移其焦虑情绪，保证以良好的心态和状态进行病症治疗和护理
1．3．2并发症护理
脑卒中是一种产生并发症的疾病，如口腔疾病、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处理不当会加重患者病情。因此，作为医护人员要加强地对患者的护理检查，不仅要加强对患者进行定期的口腔护理和清洁，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对患者粪便的观察也要加入护理日程，以免患者出现应激性溃疡现象。
1．3．3康复训练护理
脑卒中患者容易出现偏瘫、失语等临床症状，进行运动训练护理对于脑卒中患者病症的恢复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机体运动时可以帮助患者唤醒运动感觉，对恢复机能感觉有重要意义，医护人员要指导患者抬高下肢，加强患肢的被动性活动次数，这样的方式可以预防患者出现下肢深部血栓现象。在指导训练的过程中配合其它理疗方法进行肢体的按摩，对患侧进行按摩以加快病情缓解，医护人员要积极帮助患者进行肢体运动，并循序渐进增加活动量，在运动过程中要保障合理的运动时间和强度，保证患者个人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运动。
1．4统计学分析
对于本文所有数据均采用SSPSS12．0统计学软件进行t检验，这两组数据是经过统计学处理之后且无显著性差异（P＞0．05），是具有可比性的数据。
2结果
经过3个月的临床护理观察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87．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66．6％），观察组的显效例数是23例，有效例数为11例，无效例数为5例，总有效率为87．1％；对照组显效例数为17例，有效例数为9例，无效例数为13例，总有效率为66．6％。
选取2010年1月～2012年1月在我院接受诊断和治疗的70例神经内科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5例，女25例。年龄24～68岁，平均47．6岁。所有患者经过临床诊断均为神经内科疾病，其中重症肌无力21例(占30．00%)，三叉神经痛13例(占18．57%)，坐骨神经痛11例(占15．71%)，神经系统变性疾病10例(占14．29%)，遗传病8例(占11．43%)，周围神经病(四肢麻木、无力)7例(占10．00%)。根据随机原则将其等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基础护理，试验组患者接受基础护理和心理护理。基础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用药护理。在患者治疗过程中，由于经常服药，容易产生厌恶感，可能发生不吃药、自己减少药量的情况。由于无法遵从医嘱服药，因而很难达到治疗目的，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情的改善。护理人员要督促患者按时服药，向患者说明不按时服药的后果，引起患者的重视。(2)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神经内科的患者在治疗后出现后遗症的几率较大，致残率较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协助患者进行神经功能锻炼。药物治疗结束后定期到医院复查，还要向患者普及神经内科疾病的相关知识，让患者认识、了解疾病，掌握疾病的预防、治疗方法，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心理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保持良好沟通。许多患者由于疾病产生伤感、抑郁、烦躁、孤僻、易激动等不良情绪。对此护理人员要耐心与之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解答患者疑问，尽量帮助患者消除顾虑，配合治疗。(2)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患者初入医院时，容易产生陌生感和焦虑感，护理人员及时主动与患者接触，真诚地与之交流，给患者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建立信任感。同时主动向患者介绍医院情况、治疗方法等，消除其心理顾虑，自觉配合治疗。(3)争取家属配合。在治疗过程中向家属进行宣传教育，普及疾病知识，避免患者受到不良外界刺激，争取家属的配合，加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4)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病房的环境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起着巨大作用，适宜的温度、湿度，良好的通风，柔和的光线，干净的床单、被褥都会让患者感到温馨和舒适，有助于患者康复。
1．3观察指标
对患者进行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共设20道题，每题分值为1～5分，最终得分＞80分视为非常满意;60～80分视为比较满意;＜60分视为不满意。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等级资料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1.2方法试验组患者运用规范化的健康教育护理方式，对照组患者运用传统护理措施。对于试验组来说，应该先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对相关的健康知识进行熟知和了解，并对操作方法进行掌握。按照相应的经验和资历，把护理人员分为两个小组，让资历高以及经验丰富的护师作为护理组长，年轻并且经验相对较少的护理人员担任责任护士，对相关的健康知识进行宣传。护理组长以及责任护士需要每天对病房进行深入的查看，并单独向家属以及患者进行健康宣传。具体如下：①教学态度。护理人员应该运用比较周到的服务理念以及热情来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在与患者交流和沟通时，应该专注、随和并且平易近人，将健康教育的重点用比较简单明了的方式进行表达，面对患者时一定不能急切。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将各个肢体进行锻炼的方法向患者进行讲解，使其在锻炼的过程中更加快速康复。②正确进行评估。在确定患者需要进行住院治疗时，应该与家属以及患者做好沟通工作，并对其基本信息进行掌握，比如患者的病史、文化程度以及饮食习惯等。系统并全面的检查患者的情况，比如阳性体征、反射以及肌力等，从而使资料掌握快速和及时。③宣传和教育。对家属以及患者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比如患者的病情、药物具有的不良反应、预后、治疗方法以及治疗效果等。并对检查前的注意事项以及饮食等方面进行告知。④出院指导。在患者确定要出院时，应该对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并对良好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的重要性进行讲解，告知患者应该适当进行肢体功能锻炼，需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这对于病情的好转是非常重要的。
1.3统计学分析对本次研究的数据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观察指标利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两组患者知识掌握情况，分为良好、中等、差，并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
2结果
在两组患者中，试验组对疾病掌握程度良好占87.3%，中等占6.4%，对照组掌握程度良好占50.9%，中等占33.6%，试验组比对照组的掌握程度要好；试验组满意度为95.4%，明显高于对照组87.3%。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两方面，一般资料及专业技能需求。一般资料包括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及医院级别等条目。专业技能需求设置了为4个方面，25个条目，主要为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的相关知识，包括言语康复及吞咽障碍的康复(7个);物理疗法(6个);认知障碍的康复(6个)及康复评定(6个)。每个条目均为单项选择题，选项分别为非常需求、需求、一般、不需求，分别计4、3、2、1分，总分为100分，得分越高代表需求越高。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114份，剔除信息不全的问卷，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00份。
1.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对象共100名，年龄24～25岁，平均年龄(26.85±7.13);其中护师及其以上职称43名，护士57名;本科及其以上学历32名，大专或中专68名;平均从事神经内科的工作年限为(4.13±2.08)年。
2.2护理人员继续教育需求情况
本次调查所得护理人员对专业技能需求总得分为(65.87±12.31)分，其中言语康复及吞咽障碍的康复方向为(21.35±7.68)分;物理疗法方向(11.67±6.35)分;认知障碍的康复(18.76±6.84)分及康复评定方向(14.06±5.19)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群对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的相关知识的续教育需求较大，尤其在言语康复及吞咽障碍的康复方向和认知障碍的康复方向。
2.3神经内科护理人员继续教育需求情况相关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医院级别外，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等其余因素不同情况的对继续教育需求存在影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越小、职称和学历越低、工作年限越短者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度越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是神经内科护理人员对继续教育需求的独立影响因素。
3讨论
主管单位：广州军区联勤部卫生部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9-122X
国内刊号：44-1459/R
邮发代号：46-217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月刊）创刊于1996年，是由广州军区联勤部卫生部主管，广州军区总医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神经外科领域专业性学术期刊。是“以最小的治疗创伤获取最大的治疗效果”为理念的一本实用性较强，针对性较好的神经外科高科技杂志。《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为中文核心期刊（外科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全军医学优秀期刊，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 IPD）和波兰《哥白尼索引》正式收录。
分类号B845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08.008意识起源问题，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并称人类面临的三大基础性科学难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另外两大问题的解决都获得极大进展，意识问题却成为了现代科学没有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霍涌泉， 2006）。二十世纪末，意识这个原本属于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受到诸多其他学科的共同关注。事实上，意识问题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被规定为本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百余年来，意识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却几经变故。如果以心理学对待意识的态度为依据，可以将本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意识的主导阶段；意识的否定阶段和意识的回归阶段。心理学诞生之初，尽管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和意动心理学对心理学科保持着不同的理解，但都主张研究意识，区别在于不同的学派关注的是意识的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因此，这个阶段可以视为意识的主导阶段。然而，由于后来的符茨堡学派无意象思维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内省的怀疑，进而导致了极端的行为主义者对意识的否定。由此，心理学进入了对意识的否定阶段。于是，意识在心理学中沉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的兴起，使得意识重新回到心理学家的视野。
最近几十年，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 以及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ERP）、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等技术的日趋成熟，意识的脑与神经机制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然而，关于意识研究却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一，心理学一直以“意识”和“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我们甚至缺乏对这两个概念的清晰界定――当然，这可能有些苛求心理学，因为包括在其他领域，给意识下一个公允的定义也非常困难。意识尽管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它涉及的面非常广，由此引发的问题非心理学一门学科可以承担；其二，心理学目前关于意识的研究主要偏重实验而缺乏成熟的理论建构，而这些实验研究，基本都只涉及到具体的某种意识表现，比如注意、无意识思维、觉知等，并未对意识问题本身进行系统成熟的思考，并达到能与哲学对话的水平；其三，大量来自脑与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对于增进我们理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如何与传统理论相互砥砺，涌现出新的意识学说，尚是一个问题。
最近，陈巍博士的新作《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就是从理论心理学视野出发，以神经现象学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为线索，将来自神经科学、现象学与心智哲学等交叉学科内关于意识经验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初步厘清以心理学为核心的学科群关于意识经验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甫一出版，本书就得到了来自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神经现象学的历史与现状，包括神经现象学运动概述及其诞生的背景；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神经现象学的内涵和具体的研究，包括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第三部分是本书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本部分在评价神经现象学的价值和贡献的同时，也客观地呈现了当前此领域的争论与困境，充分展示了作者对本领域的独特思考，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书通过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新思路，对神经现象学的系统考察与论证，综合梳理了当前神经现象学运动成果，展现了神经现象学的全貌，具体表现为：（1）区分了狭义与广义的神经现象学。通过对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本书区分出以瓦雷拉和加勒斯为代表的三种神经现象学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狭义神经现象学”与“广义神经现象学”，并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形态各自的特点。这是国内外同类研究中未曾见到的。（2）从西方现象学与当代认知科学这两股源流中追溯了神经现象学的思想背景。（3）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方面，梳理与分析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这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由于神经现象学工作者大多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较少涉及对神经现象学理论内涵的论证，即便是以瓦雷拉为代表的狭义的神经现象学，也只是初步设想了宏观的学科框架。本书通过对狭义与广义神经现象学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析，尝试提炼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包括其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特征），这将为神经现象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学科的理论基础。（4）将神经现象学的对象和领域，从两个交互的维度划分为四个方面。这种划分方式有效地将分布在不同领域内，针对不同对象的零散、无序的神经现象学研究统合起来，并加以明确的归类，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同类研究的一致性与异类研究的差异性，这对于展现神经现象学研究的概貌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巍， 2016）。
除了梳理和整合之外，本书还对一些具体的内容进行了理论的反思和建构，这包括：读心的双重机制观、具身交互主体性、自闭症的原初交互主体理论。这些观点与理论本身作为神经现象学的组成部分将充实神经现象学的实体理论，并有助于其未来学科体系与元理论的建构。总体而言，本书具有如下两大特色：
第一，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前神经现象学领域关于意识问题的最新进展，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恰如作者所说，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学者，很少进行理论建构，这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容易迷失在前辈们的具体研究之中，难以一览神经现象学之全貌。而陈巍博士通过多年的努力，不仅从历史的层面介绍了神经现象学运动的背景、代表人物，分析了广义的神经现象学和狭义的神经现象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全面展示了神经现象学的理论内涵；又从基础和应用两个角度展示了神经现象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这对于让后来的研究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初窥神经现象学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作为理论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生论心理学学者未来的努力方向。当前，国内理论心理学学者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从事理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申报项目难、发表成果难、学术地位低等原因，许多理论心理学的学者开始转向，理论心理学的阵地严重萎缩。由于理论心理学界势单力薄，因此，国内心理学界尽管有许多实证的成果，但却缺乏代表性理论的建构；尽管有诸多心理学的从业者，但却缺乏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大家。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建构，缺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作，国内心理学表现出“有山头、没学派”的局面（舒跃育， 2014）。那么，如何将心理学诸多领域乃至邻近学科的实证研究的成果进行整合，从而让我国对国际心理学产生更大的学术贡献？当前，国内理论心理学家的用武之地何在？陈巍博士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那就是，以问题为中心，总结并整合邻近多学科对某一问题的所有成果，特别是来自实证方面的最新成果，实现理论上的建构（陈巍， 汪寅， 2015）。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本领域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并有效推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对于新生代的理论心理学的学者而言，如何有效整合来自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成果，如何以问题为中心建构知识体系并促进本领域的实证研究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展现理论价值的重要方面。但这也对理论心理学学者提出挑战：从事理论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它需要比实证心理学家更加宽阔的视野并能把握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成果，有更加广阔的跨学科的学术背景。陈巍博士将自己的本项研究视为一场学术冒险，但他的研究却启发了同辈的其他理论研究者，当前从事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进行这样的冒险。
然而，恰如上文所述，本书试图整合并展现当前国际关于神经现象学这个跨学科领域的全貌，但这项工作的任务实在太艰巨了，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讲尤其如此。因此，本书的优点本身也就暗含着本书的不足。
首先，本书对神经现象学运动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那么广义的神经现象学方面，能否全面囊括所有这方面的成果？作者所作的许多理论梳理，可谓是对神经现象学这场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定性。一方面，这些定性和分类本身可能就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同时，对于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尚未盖棺，如何定论？
其次，作者问鼎意识这一跨学科问题，本身就是一场学术冒险，对于这样一个宏观的跨学科问题，作者能否解决好不同学科之间因学科争端引发的对具体问题的争端？如果争端不能解决，那么如何整合？事实上，作者已经将自己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者认为神经现象学为解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可能，它代表着“第三种文化”，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认为神经现象学的哲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本身有违背现象学原则的风险，因为神经现象学在本质上，要么是科学的哲学化，要么是哲学的科学化，最终依然逃离不了的两种文化二元对立的局面。
最后，神经现象学究竟只是一种设想，还是能在消解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的对立上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再比如说，身心二元论的问题。神经现象学通过“活体”桥接了心理与物理的关系，可是，在生命体内，只要谈到身心关系问题，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就会存在，那么，神经现象学似乎无法解决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当然，这些问题，大都是本领域内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里提给作者有些苛刻，毕竟瑕不掩瑜。同时，我们期望在不远的将来，陈巍博士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以更有启发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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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swer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Consciousness Problem――A Review on Book “Neurophenomenology： An Approach in 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 for Integrating Brain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SHU Yueyu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3-001-03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的理论观点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当代,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的生产力、凝聚力、号召力,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理论发展、理论创新,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和近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等曾经提出过精神生产概念,并做了有益的探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施托尔希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前人关于精神生产的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社会分工分为依据,阐述了有关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理论观点及其相关范畴。
1845年问世的《神圣家族》,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精神产品,是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历史观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指出精神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时,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在这里,马克思思格斯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生产的内涵及其特征。但精神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畴,已经闪烁在书中。尤其是把精神生产的结果视为“精神作品”,认为精神作品生产也存在规模、结构和必需的时间等,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思想观点。《神圣家族》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但它所涉及到内容,诸如哲学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学等等,作为精神财富,本身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显然,社会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制约着人的全部生活以及全部社会活动,当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和社会提供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质。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既是相互改造的前提,又表现为相互改造的结果。人们通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变革或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其主观世界、精神世界也得到不断的改造和提高,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指出社会生产包括了精神生产,而且明确地指出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它“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展影响”。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社会生产中划分出精神生产,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生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等重要观点。
科学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认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而这种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离开来的东西,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只可能依靠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不仅明确提出科学是一般精神产品,而且阐述了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等重要观点。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世界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原则、交换关系、交换规律随着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渗透于整个世界市场,不断融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物质生产的价值观领域,而且还带来了政治、科技、文化、思想观点等精神产品的世界流与借鉴。所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学则成为“世界的文学”,这一基本观点充分表明,在物质产品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基础上,必然伴随着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中,不仅提出了精神生产、精神创造、精神作品、精神活动等一系列相关的范畴,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精神产品的典型形式――科学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精神产品的国际化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精神产品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精神产品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当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实践,不断用新观点、新思维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
一是精神产品的理论范畴和内涵进一步丰富。精神产品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是精神生产者劳动智慧的结晶。从具体形态来看,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包括进入流通领域和非流通领域的文化产品。就前者而言,是指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具有交换价值的那部分文化商品;后者则是指各级政府或社会各界所提供的公共性文化产品。从交换方式来看,传统体制下以产品经济形式提供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已被抛弃,多数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从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看,不仅肯定精神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而且对其价值量决定、交换特点、价格变动规律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精神产品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价值导向功能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系统化。从精神产品的效用评价看,强调把个别经济效益的追求与社会价值的评价结合起来,强调“主旋律”、“核心价值”在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中的引导功能,已经成为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是“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创新。“物质生产力”主要是指人类在适应、改造、调控自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物质力量,而“精神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地使用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概念,但没有系统展开论述。当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以精神生产力为主导的特征,精神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实事上,社会文明愈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智力愈发达,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渗透就愈强,从而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力就愈大。因此,强化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精神生产力水平,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或前提。
三是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经济、政治、社会文明发展相协调的观念创新。这种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也表现为量上的协调。所谓“质”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的内容要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等等;所谓“量”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在数量、规模、形式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以及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都有一个数量和规模的问题。数量少、规模小,普及率不高,就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消费和享受的公平性,不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力和精神创造力;同时,精神产品还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全面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广大人民的心声、要求、愿望,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充分体现人民是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
四是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不断拓展、消费市场日益繁荣。目前我国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包括图书报刊生产和发行、电影生产和发行、音像制品生产和发行、新闻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网络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表演艺术创作、工艺美术作品创作、文化旅游产品生产、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普及等等。而文化商品的交换市场其分类也日益多样化,如以区域为标准,文化市场可分为国内、国际、城市、农村文化市场等;以文化市场要素为标准,又可将文化市场分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人才市场、文化信息市场、文化科技市场、文化设施市场等。在对精神产品分类的研究中,还有学者提出了“公共精神产品”、“物质载体型精神产品”、“物态化精神产品”等概念。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每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形成既是对以往积极思想成果的继承,同时又在回答时代提出的新的实践问题中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需求等重要的思想内容。
在邓小平看来“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强调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等等。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思想成果,从战略高度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方针和原则,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科技教育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包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善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等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成果。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强调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包括“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思想库”作用、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同志的这些重要的论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了壮阔的前景,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品、精神财富、精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发展创新的又一丰硕成果。
实践证明:精神文化的力量可以坚固一个民族的根基,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塑造民族的精神灵魂,而精神文化的创新却可以为一个民族带来持久的创造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进而提高整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