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荀子生平及其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6年。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适应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从时代背景看，早在西周后期，奴隶制就已经出现危机；春秋时期，奴隶制加速崩溃，在奴隶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发生并日益成熟；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渐具备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秦始皇最终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中国。荀子就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有着要求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强烈愿望，他的学术活动，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服务的。
从战国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科学水平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影响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关于“可以知，物之理”的认识论，就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成就所作的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概括。
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客观环境来看，战国时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荀子说当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正说明那个时候在政治领域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学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十分复杂、激烈的。这种独特的思想环境为荀子哲学社会思想的建立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二、荀子对百家之学的批判和继承
荀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对当时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特别是他对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的结果。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受了道家天道观的影响，道家天道观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的学说。荀子在此影响下，把天看作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天；同时荀子又把道家作为神秘实体的“道”改造成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道”，因而建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但是，荀子批评老子“有见于多訁出，无见于信”（《天论》）；对于庄子，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宋尹文学派对荀子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但是荀子又吸收了宋尹学派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自然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原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论，荀子剥掉了其神秘的成分，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认识论中来，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内容。
对于墨子，荀子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对墨子的批评集中在其“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的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荀子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荀子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
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了慎到和申不害，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執而不知知”（《解蔽》）。这是批评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和申不害片面的权势主义。当然，荀子本人并不否认法治和权势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礼治和尚贤使能的重要。
荀子自称是属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评得特别尖锐。他说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并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荀子把孔子这个儒家创始人誉为“大儒”，似乎还颇有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胸怀。然而从实质上看，荀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的批判态度。荀子否定了孔子唯心主义“天命”观，否定了孔子关于“圣人”“先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面（不过他同时也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关于“学而知之”的论点），改造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正名”论。在荀子的思想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意地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批判和继承其他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
荀子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以地主阶级利益为标准，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与继承；同时对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哲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综合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荀子观点述要
1.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括：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气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等基本内容。
2关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他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可以从以下四个层次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个层次是根本的指导方针,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三个坚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要求。
第二个层次是总体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第三个层次是工作重点,即“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当前的实际来看,就是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
第四个层次是工作导向,即“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社会要和谐,根本地取决于两条:一是要“把蛋糕做大”。这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二是要“把蛋糕分好”。这就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持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探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现实，本文将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一、具体含义：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世界
从具体含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个人、社会、国家与自然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都纳入到了它自身的范畴之内。换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自身的身心和谐，接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是社会各系统、阶层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以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状态。这一具体含义所包含的逻辑思维、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正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鲜明体现。《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也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由小及大、由里到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道德修养方式，即首先从自我个人的点滴实践做起，在加强自身德行的基础上逐步惠及家庭邻里，再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国家乃至天下，当人类社会实现了以个人身心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时，就是步入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同世界建立的基本思路方法，深刻体现了儒家大同思想的思想原则与价值追求。
二、原则特征：古代中国对道德和礼仪的价值追求
整体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结合，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诸如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特征，传统性则主要表现为诚信友爱、和平正义、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又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加以实现，这些原则既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指导性原则，也有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根本性原则。《资治通鉴•周纪》载：“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以德为本、为先的价值取向，即便是现代性特征也是在充分借鉴以道德礼仪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其基本原则既是党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礼仪内涵在新时期党治国理政之中的深刻体现。主席曾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离不开以道德原则为核心根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而反过来，正如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坚持的那样，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深刻体现出对道德和礼仪的一贯追求。
三、践行措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
十六大以来，同志针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现安全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力建设和谐文化，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正是着眼于中国社会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文化等问题，立足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其对建设和谐文化和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做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十分契合。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一说法从根本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着眼生活实际的实践思想，即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还是平日工作学子中的言语思想，都应该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坚持文明礼仪、落实道德原则，从而在不断提高自身德行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幸福和谐。而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措施的提出也正是遵循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观的基本理念与思路方法。
四、结论与行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根基所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论来源、精神支撑与思想智慧的源泉。从具体含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含义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延伸拓展，更是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新应用。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原则特征的形成则是古代中国史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新体现，意味着其以道德礼仪为根本的思想追求与价值观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被着重参考借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贯彻落实的具体实践措施也深刻蕴含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着眼现实、以德行修养为根本”的实践观。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借鉴参考，也是其得以真正实现的内在精神根基。由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党和国家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前提下，立足中国现实，大力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着重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1]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四书五经第一卷[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2页
[2]张文治编:国学治要（经部史部）[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76页
[3]（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一册）,卷第一周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月1日第2版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158页
在注重人力资本发展、在不断提高社会公民生活质量的今天，在日益追求生活品位的现代社会，“社会福利”已愈益受到公民的重视。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在孔子时期就被提出，渊源久远，在当时也颇具影响，但是因种种因素之影响，其发展仍显迟缓，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相比较而言，并不完善。
“社会福利”这个名词，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大部分人并不陌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福利不仅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社会成员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它不仅保障物质生活需要，还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给予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使其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一种社会政策。
一、如何研究社会福利思想——“惯习”的特质
综观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思想，根据其历史演变、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变迁、伦理道德思想等背景的研究，其福利思想、福利制度的制订都是“惯习”的指导与牵引。
“惯习”这一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他认为，“惯习”高于理性，因为它兼顾了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谈论“惯习”就是宣称个体、个人、主体都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理性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人类思维在社会性方面是受到限制的。正如我们认识的社会福利思想一样，它不能是绝对的感性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理性，因此，只有“惯习”这一理论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解读与诠释。
布迪厄的“惯习”观认为：“惯习”是随着个人不断接触的社会境况，经过日积月累而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的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的社会环境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形塑的惯性和外在现实约束的痕迹。
个人是社会最小的组成部分，个人形成组织，形成社会，由个人的感知与渴望滋生，逐渐形成组织的要求，最终由国家立法保证，社会的制度形成并依法实施，经过实践的洗礼，这种个体的要求，个体的性情倾向即“惯习”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大，要求日益紧迫，进而形成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要求，即形成“社会惯习”。并且“惯习”是随着实践的环境而改变的，正如布迪厄在解释“惯习”与“场域”的关系时指出：“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歧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可见，“惯习”受“场域”的制约，福利思想自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把握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只要从它的思想高度出发，把握它的核心思想——它的“惯习”观，就会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初始及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二、研究社会福利的思想——“惯习”的主旨
社会中应存在怎样的福利制度，这些福利制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作用，这些往往都是受个体的需求，政府的政策，社会的思想而决定，然而这些思想与准则并非一成不变，凝固冥化，而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客观物理变化而改变。以布迪厄的“惯习”观出发来探究这一理念，恰到好处。布迪厄的“惯习”所指的不是个体的、技能性的熟练习惯，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布迪厄强调“惯习”一词的关键是“禀性”。个体禀性的形成，是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化的结果，我们正是在尊重个体禀性的同时，遵循社会化的规律，遵循社会发生发展的法则，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形成社会福利思想。
不论是社会学家所认为的，社会福利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以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均衡地发展；还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社会福利是为了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经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或者是政治学家的社会福利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保证政治秩序，再或者是法学家们所说的，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福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等，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是受何种理念支配，其均可归根于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受当时的“社会场域”所制约，所驱使，既有历史的继承与摒弃，又有随当时“社会场域”而重新建构的思想和理念，进而建构其社会福利制度，其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被认为是“福利思想”，其形成可以被认为是“褔利惯习”的支配与主导。
“惯习”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性情倾向、思想观念是在实践中获得，持续不断地发挥各种实践作用，而且又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惯习”这种主观与客观并存、实践与理论并存的特殊理论，是一种颇具意义的理论，并十分有助于应用到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之中。
三、研究社会福利思想的意义——“惯习”的品质
在研究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模式中，很多学者采用福利意识形态作为分类的标准。很明显，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其福利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福利观念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简单地说，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福利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福利思想明显地体现出阶段性、具体性和微观性，而这恰恰与“惯习”的品质相通，相融合。对于“惯习”的明晰理解就是“惯习”是铭刻于身体之中的、成为一种塑造某种倾向、某种理念的本能技能，并深受实践的制约与导引，是典型的本性与实践相融、相协调的知性理论体系建构，智性的实践体系生成。它具有主动生成性，能够即时把场域或周围环境中的新因素纳入自身，从而进行调整和重塑自身，并重新建构实践对象，作为外在社会性在体内的积淀因素，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操作行为和操作技能。
社会福利思想的不断演变与进步，体现着“惯习”的优秀品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要求而改变，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创新，是社会福利场域中的最基本的“惯习”。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重建是当下中国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传统和现状，并与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相比较，从“惯习”的品质出发：从微观上以人本主义为准则，充分考虑个人的实际需求，以最大能量地满足个体需要；从经验上以实践为立足点，抓紧抓实，以点至全，做到全面而周到；从宏观上以社会进步、经济增长、提高全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明晰社会福利场域中的“惯习”，使人们能够深刻了解和解释社会世界，构建适应中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福利制度。
参考文献
［1］丁建定，魏科科.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11.
马克思当年在谈矛盾的同一性时，曾经指出同一性有三个方面，它们是：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
3、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
这里说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而被马克思列在首位的对立双方的“直接的同一性”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同一性之所以为同一性的灵魂所在。以它为指导来研究思想和社会，必将取得巨大收获。
【练习】
1、第一段陈述了史学研究中的“两步矫正”，对“两步矫正”阐述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步矫正是因为王朝更替的记录和帝王将相的家谱占据了历史著作的所有页面，无法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B、第一步矫正后，历史著述的主旋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替换了争权夺位的宫闱之争。
C、第二步矫正是在人类的历史被描述成为逻辑方程的极端形式下，历史研究者们对传统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提倡。
D、第二步矫正后，社会史重在研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思想史刻意去挖掘人民大众的非文本的思想。
2、对第二段加横线语句中“史学历史”和“这一环节”的理解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A、“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这一环节”指代“两步矫正”。
B、“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的历史；“这一环节”指代“又一步矫正”。
C、“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这一环节”指代“又一步的矫正”。
D、“史学历史”即编写、研究历史的历史；“这一环节”指代“两步矫正”。
3、末尾一句说：“以它为指导来研究思想和社会，必将取得巨大收获。”对句中“思想”和“社会”的关系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思想在社会中产生，社会需要思想。
B、思想是社会，社会是思想。
C、思想创造社会，社会创造思想。
D、思想是观念化的，社会是物质化的。
4、根据文段内容，下列推断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我们的祖国一有历史，就有了编写历史、研究历史的历史，它们相伴出现，相随而来。
B、唯物史观的兴起，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历史著述的主旋律，也才开始提倡重视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C、鼓励足够的力量去分别进入和加强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队伍，就能够编写出真正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巨著来。
D、“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未曾垦殖的园地”，暗示了关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挑战性和复杂性。
1、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此种现象的情况，社会冲突就会产生。从马克思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资源不平衡——合法性质疑——集体利益的形成——暴力性冲突”的冲突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两阶级间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导致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致使被统治群体内部形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识和认同，随着矛盾发展的尖锐化，加之一系列促成冲突发生的条件的成熟，必将形成极端化的暴力性冲突。暴力冲突是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和资源再分配达成的最彻底的方式，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唯一方法。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发生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源分布的现实不平衡，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并采取方法解决这种不均，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马克思对冲突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正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根源、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暴力性冲突的深刻认识。之所以有如上贡献，也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
2、韦伯的社会冲突思想
由于韦伯冲突思想的理论立场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以至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韦伯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认为不那么激烈的非革命性冲突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韦伯归纳的社会冲突进程可以概括为“撤销合法性——魅力型领袖的作用——新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冲突的产生源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并进一步产生了撤销其合法性的诉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冲突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如果被统治者赢得了魅力型领袖的支持，则可能发生冲突，反之，则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如果社会冲突发生，新的规则与制度必然建立，在这种规则与制度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由此循环往复。韦伯批判、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取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
1）、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源分布不平衡产生社会冲突的观点，并由此发展出三个更为具体的变量：权利、财富和声望，认为阶级不是影响资源分布的唯一因素。
2）、对于被统治者撤销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分析中，除了资源与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因素之外，还存在社会差距程度和关于权利、财富、声望在社会等级间的社会流动程度两大因素，这一点对于后人的社会冲突思想都有重要启发。
3）、基于社会控制的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构想。
3、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齐美尔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形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他区分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对于冲突暴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内部和整个社会的功能。齐美尔肯定了冲突激烈程度与情感投入程度的相关性，阐述了团结紧密程度与对冲突的理解程度两大因素对冲突激烈程度的影响，并认为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非物质性冲突更有可能提升冲突的暴力性。如果冲突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发挥作用，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能降低，反之，如果冲突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提高。齐美尔对于冲突的功能分析，在于研究冲突如何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的比较
1、理论渊源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辩证”二字在辩证冲突论中的含义有二：
（1）社会的两面性；
（2）社会冲突的普遍性。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此外，马克思社会变迁论也对达伦多夫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而韦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在关于社会冲突进程的命题上。达伦多夫以“强制性协作组合”（ICAs）作为理论假设，ICAs中的冲突过程可以概括为“权利与权威结构——对立群体的产生——冲突产生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社会系统变迁的制度化”。由此可看出，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权利权威结构，这无疑来自于韦伯的观点。而对于ICAs的理论分析方式，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又是相同的——都是以社会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为出发点，进而分析由利益对抗到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和条件，然后阐述冲突导致的结果为社会的再组织。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主要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科塞接受了齐美尔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低烈度和低暴力度的社会冲突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科塞的理论基于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他却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冲突的正功能。受齐美尔的影响，科塞以形式社会学作为分析冲突的角度，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低烈度和低暴力性的冲突对于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整合功能。科塞发展、完善了齐美尔的冲突理论，如，在低烈度与低暴力性的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功能整合性的分析上，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整合性效果主要为以下三点：可以释放敌意、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相互依赖性高的体系中规范协议可以降低冲突的发生。科塞却由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发展出五方面的功能：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水平、释放敌意、提高意识、促进协作联合和提高联盟弹性。这是对冲突正功能更为细致的探讨，丰富了齐美尔思想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关于社会冲突许多方面的论述中，科塞和齐美尔是非常相似的。以至于柯林斯称这一理论为“齐美尔——科塞冲突论思想”。
2、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
（1）社会冲突的原因达伦多夫和科塞均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稀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均匀，但具体的分析角度不同。受马克思的影响，达伦多夫从被统治者的认识水平角度出发研究冲突。而科塞受韦伯影响较多，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的撤销是冲突实现的起点和前提。达伦多夫从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冲突可能发生的因素，即准群体中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理论体系和章程的形成、统治者的许可、准群体成员的沟通程度、征募成员的机会。科塞则是侧重于分析了影响合法性撤销的因素：疏导不满的渠道和社会流动程度。同时科塞也受齐美尔影响，分析了冲突群体对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卷入对冲突发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达伦多夫强调权利与权威结构在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稀有资源的追逐将打破原有的权利与权威结构，产生新的权利与权威结构，因此，达伦多夫把冲突看做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并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框架下看待社会冲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稀有资源分布不均，是制度性制约的结果。由于科塞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认为冲突的直接起因在于主体方面，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所以科塞直接采用了前人对于利益不平等的说法，对于利益不平等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2）社会冲突的暴力性问题达伦多夫和科塞都肯定了情感卷入程度与冲突暴力性的相关。不同的是，达伦多夫从冲突群体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影响冲突暴力性的因素，其一是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冲突群体间相互调节达成的能力不足；第三，对被统治者的剥夺由绝对转入相对。而科塞则是区分了物质性冲突和非物质性冲突，并认为二者对冲突的暴力性影响不同。他指出，越是涉及现实问题的冲突，涉入者越倾向于解决问题，而冲突只是一种作为目的的手段，涉入者趋于找到一种协商利益的方式。因此越是在此种情况下，冲突越可能是低暴力性的。如果是非物质性的冲突，涉入者被卷入核心价值观，投入大量情感，则冲突可能是高暴力性的。科塞强调了社会分化程度对冲突暴力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越低，即组织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则冲突越可能是高暴力性的。反之，社会组织分化程度高，各个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一个单位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单位的发展与配合，则群体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更趋于寻找协调和妥协，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暴力性。这种观点是功能主义立场的。
（3）冲突的结果达伦多夫的冲突论思想起源于其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分析。他倾向于研究那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并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动态而非稳定的过程。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是社会变迁。从其对强协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冲突引起权威的再分配，而再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将形成新的资源分布不均，而新的资源分布不均引起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再引起权威的再分配，由此循环往复。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变化，社会变迁是权威结构的变迁。科塞则将社会冲突区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如上文所述，现实性冲突往往是低暴力性和低烈度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多为激烈的暴力的革命性冲突。科塞同样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一种社会系统的进步和整合。科塞指出，现实性冲突导致的社会变迁促使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增加其团结，使社会系统更好的适应环境。
（4）冲突的调控科塞的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冲突的正功能，他侧重研究的是低暴力性和不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承认这样的冲突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认为它们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关于社会冲突的调控，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使得敌对情绪得以释放的社会安全机制。同时科塞指出了这种制度没有使敌对现实得到改变，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达伦多夫认为革命性的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变迁，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达伦多夫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冲突的压制并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冲突，而如果统治阶级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起冲突的利益问题，提供被统治阶级意志向上流通的机会和途径，双方对冲突问题进行协商，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发生。达伦多夫认为调节暴力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利益有明确的共识、存在处理矛盾的公共机构、冲突双方约定了处理冲突中涉及的各类规则。
（5）冲突的功能达伦多夫看到了冲突的破坏性，而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整合功能，冲突群体内部冲突可以使群体边界更加明确、加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决策集中化、对群体成员行为产生强制性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冲突可以提高冲突关系的调节程度和提高社会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合数量，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进步的作用。
一、生平与背景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今县）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少时“颖敏绝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死后受人诘毁，削爵夺谥，籍没家产。至崇祯时才得以，著有《张文忠公全集》，又《张太岳集》。要论及张居正的社会思想，必须要有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张居正的思想脉络和特点与明王朝的社会现实不可分隔，明王朝的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是他改革思想的动力，也是改革思想的内容。张居正在明穆宗时因其才华受到重用，参与政事，到明神宗时成为内阁首辅，名声显赫。这一时期正是明朝的中期，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到隆庆元年，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拥有实权的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时弊的改革，他的社会思想都蕴含在其改革之中，以往对于张居正的研究都是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比较多，但是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略论，当然他的社会思想也蕴含在其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之中，不可割裂二者。
二、论社会变迁
张居正的社会变迁思想为其推行各种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或者寻求合法性的支持。他的社会变迁思想可以用“反虚谈，尚实效”概括。在社会变迁上遵循的是荀子的“法后王”逻辑，反对取法上古，用以前的法则和规律适用于当今之世。他认为王朝的发展是一个变迁的过程，由开国之初转至王朝中兴继而出现兴衰颓势。这个过程是任何朝代所经历的历史规律，开国之初的社会具有务实性，具有大刀阔斧的改革特点，人情素朴，风气良正，不浮夸，不浮虚。经由这样的开世太平达到王朝的中兴，安居乐业，民国安稳，而真是这样的风气或者说居安思危意识的缺乏，统治阶级的歌舞升平，终日沉浸在“制礼作乐，铺张繁盛之事”，在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取措之中，为了安稳现状，维持统治阶级的稳定，不涉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及矛盾，小修小补使规章制度及各种法令越来越多，繁文缛节，形式泛滥，这其实是王朝衰退的征兆。而张居正认识到明王朝正陷入到这种的历史的规律之中，立国两百年，且摇摇欲坠。他主张有选择性的变革，不可盲目变革，要“审机度势．更化宜民。”为了让明王朝回到以前那种开世太平的轨道，他开启了改革之举。
三、论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明朝中期，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国家赋税沉重，当政者贪污腐化，明争暗斗，政治极为腐败。国内起义不断，边防废弛，内外交困，明王朝政府正陷落于通知的危机之中。在对待社会危机上，张居正面对财政危机和民情疾苦双重态势提出了相应的措施：（1）体民情，减赋税。明代的赋税严重，尤以“带征钱粮”为重，累积的赋税与同年并交。张居正说：“安民之道，在查其疾苦而已。”曾多次上书安民，为民除疾苦，他认为带征之法虽是完久欠，实则“减新收”，今年欠的累积到明年，这样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他提出对于当年的拖欠的给予免除来缓解民众负担。（2）抑豪右，宽民力。他认为明朝当下正是由于豪强争相土地兼并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就会陷入贫困，而豪强的赋税轻而造成国用空虚，这是重要的一方面。例外，又与官府勾结，贿赂官员，用官员之法欺压百姓，而法纪对他们却无效，造成民众苦不堪言。张居正针对这些提出了清丈全国土地方针，查勘豪强隐没的土地来减轻民众的痛苦，增加国家税收。还规定了出功臣的赐地以外，其余田地均与民众一体办纳粮差。
综上所述，张居正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他的社会变迁论、社会控制论与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上。社会变迁思想为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合法性思想基础，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王朝变化，不取法上古，以实际情况为准则。总之，他提出的“尊主庇民”的思想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主流，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与同时代的激进自由思想家李贽不同，他的意识形态浓重，与朱元璋强化集权策略的治国之术并无二致，这样说来。除了他的有益贡献之外，他的进步思想甚少，固守着封建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意志。
参 考 文 献
[1]《张太岳集・答河道吴自湖》
[2]《张太岳集・杂著》
1.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并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多元化，这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应运而生，人们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多样，一些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也在滋长、渗透，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应当承认，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并存，是一种既成事实。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否定社会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关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
2.获取物质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多种人生价值的愿望并存。当今社会，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趋利性明显增强，利益观念不断强化，已成为社会思想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追求相应的物质回报，提高生活水平，成为人们的正常要求。物质利益的大小成为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局限于物质利益的满足，成就动机更加明显，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日益强烈，精神需求的层次逐渐提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相互渗透、相互贯穿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3.道德观念的进步与道德行为的失范并存。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些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得到满足之后，道德意识、道德情感也在增强。总体来说，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断进步。同时，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道德标准的多元化与人们行为的趋利性，容易造成人们道德行为的失范。由于制度缺陷和人们自律意识不足，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自身弱点日益显现出来，引发了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道德观念的进步与道德行为的失范并存于当今社会生活中，使人们的道德困惑更为普遍，道德选择更趋复杂。
4.个体自主意识的强化与群体归属感的弱化并存。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每个人都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选择性日趋提高，自主意识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们适应社会的要求，进行自我设计，追求自我发展。同时，人们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阶层分化不断加深，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无主管单位的人和游离于社会管理体制之外的人逐渐增多。这使得人们在利益诉求和精神家园上找不到或缺乏群体归属感。个体自主意识的强化与群体归属感的弱化相互作用，将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