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为重点，丰富科普宣传内容，把宣传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提高科普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积极推行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扩大计划生育服务领域，把技术服务从单纯的落实节育措施拓展到避孕节育全程服务、优生优育服务、生殖保健服务。(3)建立科学的管理和服务规范，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标准。(4)改进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建立宣传教育科学管理和综合服务相统一的经常性工作机制。我们的服务范围很广：从青春期到退出生育年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要做好优质服务，我们有很大的市场，如何去做，怎样做好？从青春期青少年教育开始，青年人选择对象不仅要求对方学历长相，还应当首先选择无近亲结婚，无遗传病家族史的人做配偶；婚后必须认识怎样才能生个健康的宝宝？首先做五项病原检测，如果正常，在准备怀孕之前3个月就开始口服福施福或叶酸；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逐步进入更年期，如何帮助育龄妇女顺利渡过更年期，我们有好多这方面的光盘、书籍，可以经常组织育龄妇女学习。（5）提高人口素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科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加强婚育咨询和指导，积极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工作。
2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现状
根据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要积极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开展孕情管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检查、计划生育手术、避孕药具发放及跟踪随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逐年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育龄群众对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计划生育系统技术服务起步晚，无论是服务阵地还是技术力量、服务设备等都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笔者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经常下基层为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康检查、优生优育知识咨询、发放避孕药具及各种宣传资料等，而真正愿意来接受服务的妇女并不多，约占应接受人数的60%～70%。群众对我们所服务的内容了解不深；到站检率很低；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不太感兴趣。这些情况表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现状并不乐观。
3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存在的问题
3.1老百姓不了解，不满意，不信任具体哪些是免费项目不了解（四术免费），对免费服务的质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是免费的服务就不会有好的质量。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查体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发现计划外妊娠的妇女，而不是诊治疾病，即便是健康检查，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不可能发现什么病，更不可能治疗什么病；对免费发放的宣传资料也持相似的态度，认为可能是些无关痛痒的资料，不会有什么实用价值。另外，担心避孕药具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没有致癌作用、会不会发胖、对夫妻性生活质量有没有影响等。都持有怀疑态度。的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场所少，网点不够，服务网络不健全；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过去我们的技术服务主要是放环、查环查孕、结扎和药具管理，也就是说现有的计划生育技术力量设备及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
3.2发放渠道不畅通，不便利，宣传服务不到位主要是指避孕药具，当然这些基层搞的比较好。但是有的部门避孕药具的发放渠道仍不畅通，有些单位没有做到送药具上门，单位职工在非上班时间又没办法领到避孕药具。不知道去哪里领取避孕药具，特别是下岗职工说自己经常去保健品商店去购买避孕药具，我们县药管站每年到市里提取足量的避孕药具，如果我们服务人员不提供服务，宣传不到位，育龄妇女不知道去哪里领取（免费的药具），这些药具有效期三年，如果不及时发放就会过期失效，造成浪费。这一项就靠我们去宣传服务。集中查体时，在农村育龄妇女因交通不便，或因农忙走不开，或把接受服务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么到站检查率必然很低。3.3担心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愿意接受我们为她们提供的上门服务过去我们乡镇技术人员非医学专业毕业的人员较多，学历偏低。根据现状我们不断组织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函授等方式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使她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得到提高，近几年各乡镇服务站充实了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数人，有效地提高了服务质量。计划生育工作本身对群众的吸引力不大。(1)日常计划生育工作中，管理性工作的比重大于服务性工作，在群众的心目中计划生育工作者与育龄群众的关系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差距仍然较大，对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活动兴趣不大；(2)每年2次的查体对她们，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育龄妇女意义不大，因为她们接受的卫生保健水平较高、项目较全。
3.4担心现有服务设备的精良程度不高，服务不完善过去乡镇的服务设备比较简陋，使用时间较长，更新换代不及时；我们县站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带到基层服务的设备不可能是大型的和功能优良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灵敏度不高，影响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吸引力。服务场所不固定，影响了服务质量。对非婚育龄人员服务范围没有重视。大多数人主观认为，非婚人群不是我们服务范围，没有主动提供避孕药具的义务，甚至被歧视；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规定了对未婚女青年的服务。既然杜绝不了非婚青年这种，你就给他提供市场服务。在公共场所安装自动取套机，这样可以达到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效果，也是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内容。
4思考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1；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034—05
一、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紧迫性
2010年5月，在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人口学界专家提出了一个社会建设的新理念，即在已有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基础上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经过近两年来的探讨和研究，目前人们的共识是，中国要建立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应该是一种“在稳定人口系统内部诸要素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探求与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要素相关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资源承载和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实践看，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有着强烈的紧迫性。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我国目前的人口现状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升级，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重新思考人口问题。二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经过近40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需要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做出准确归纳和总结，即我国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的出台和调整在保证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相互均衡方面的基本状况和本土性的经验教训。三是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需要。在目前生育率逐步降低、人口年龄老化、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城乡户籍壁垒仍存、人口素质偏低和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激化等现实人口问题面前，我们急需一种大人口观和全新的人口发展理念来改善目前的人口状况，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做出努力。四是构建中国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人口理论的需要。在中国人口目前出现阶段性特点和正在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提出一种新的适合人口长远均衡发展目标，统筹人口数量和质量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能够实现现代人口科学的重大突破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理论，以指导中国未来人口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人口领域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五是新形势下我国人口管理服务和综合改革进程推进的需要。在目前强调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下，人口管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其发展战略、具体发展路径均需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和效果相一致，而强调人口的均衡发展，可以从机制角度确保社会管理达到理想的状态。另外，中国目前的综合改革已取得明显的成效，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的人口群体，对综合改革的推进起着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一个从数量、素质、分布、结构都相对均衡合理的人口群体对我国未来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无疑会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我们转变人口发展理念、适应整个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着这一全新的提法，人口学界的专家学者均对其含义、现实意义、指标体系、实现路径及困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取得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阶段性成果。也有一些文献对其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和梳理。如陆杰华、黄匡时在《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基点理论思考》一文中，已提到了“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一般均衡理论和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等一系列基本思想对人口均衡社会进行理论基础的构建。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总体上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概念框架、理论框架、政策框架等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极其明确的阐释，尤其对人口均衡型社会赖以建立的思想资源的挖掘还很不到位，表现在已有的少数文献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浅显和缺乏系统性。笔者认为，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过程中，理论的构建同样具有非常极大的紧迫性。表现在：第一，任何一种建设目标的提出，都需要坚实的理论作为支撑，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也不例外，因而宏观而科学的理论建构是人口学界目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第二，关于是否放开二胎的论争，也需要我们尽快从理论层面去廓清，寻找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准确剖析相关人口转变理论、低生育率理论的基础上尽快尽早给出中国人口发展的近、远期目标，保证目前中国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第三，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前已经出现的严重的人口问题及其趋势，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理论构建联系起来，使现实问题的解决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路径。因此，本文拟围绕“人口均衡理论”的构建，挖掘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三大思想资源及其对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意义，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脉络和相互联系，同时提出理论建设的困境及其努力的方向，使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和科学，力争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最终实现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思想资源
（一）西方人口均衡思想
西方人口均衡思想是伴随着西方古代人口思想同时出现的，其中以古希腊最有代表性。如柏拉图、亚里十多德等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增长不利于维护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稳定、要依靠国家力量限制人口规模、使人口适度发展的思想。柏拉图在他的《法律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人口的有效规模只有在与其周围国家的土地和城市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才能够正确理解。就土地而言，需要确定的是供养适宜的公民数量需要多少土地——因为更多的认口是不必要的——但是，就人口数量而言，需要确定的是需要多少人方可抵御周围的部落。”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持适度人口的规模可以避免贫困，以及由此导致的叛乱和罪恶。虽然欧洲中世纪人口思想因为宗教势力的强大出现了以基督教为基点的鼓励增加人口的鲜明特色，但在之后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伴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凸显，许多思想家们又一次从理论层面对人口均衡这一观点进行了强调，形成了明显的人口均衡思想的思潮。如英国牧师威廉·德汉姆就认为，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必须保持平衡，因为地球只能给一定数量的动物提供空间和食物，或者说地球所能承载的所有动物的数量是一定的，如果他们的数量加倍增长，超过这个数量，那么他们就会陷于饥饿或毁灭。大卫·李嘉图也认为生产力大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不会长期继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将会导致贫困和人口过剩。瑞士学者西斯蒙同时认为，人口与财富直接必须保持比例；人口应按收入和劳动的需求来调节；人口过剩的原因是由于劳动需求的变化；人类的意志和法律可以限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对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增长关系的分析和说明，完全是建立他对两者之间不可能均衡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随之提出的备受批评的“两种抑制”，则是他为解决这一问题，使两者之间达到均衡的治世良方，虽然他的人口论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无情的批评，但他抓住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关系的学术视点，开辟了一个人口研究的新领域。与此同时，以坎南、威克塞尔、道尔顿、桑德斯、费伦齐、索维等人为代表的“适度人口理论”，更是基于经济学的立场开辟并深刻论述了人口适度的意义、标准和分类，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完善了人口经济学原理，同时论述了人口均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后，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当代西方控制人口增长的诸多学说，从更加广阔的角度，适应时代的需求，提出了基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一系列丰富的理论。以《世界的饥饿》《生存之路》《世界人口的危机》《世界动态学》为代表的一部分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思潮的兴起和兴盛。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人口压力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人口危机与社会发展停滞论”、“人炸与生态环境恶化论”、“人炸与自然资源枯竭论”、“人口控制与物质增长极限论”、“人口控制与人类有机增长论”等。20世纪80年代，西方研究者的目光更加犀利，也更加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提出了以“食物供应、土地负载能力的人口压力”、“经济增长极限、失业与贫困问题的人口压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现代化面临的人口压力”为理论视点的控制人口的新思想。
纵观西方人口均衡思想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古典哲学家，还是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抑或是当代的生态理论的倡导者，都从当时社会的需要及其人口与军事、经济、生活资料、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出发，强调了人口作为社会存在中的重要力量，其数量、质量都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协调，否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自1843年恩格斯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始，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得到丰富和拓展，最终形成了非常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在该体系中，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发展和具体国情的均衡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家的人口均衡思想的梳理，分析这一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特征。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深刻论述了人及人口的本质，论述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论述了人口规律的本质，强调了人口生存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与其人口思想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形式的剖析，则是基于人口社会属性变化对原有均衡状态破坏所做的经典描述，即在社会人口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中，探究社会内部人口阶级结构的既有均衡遭受倾覆的原因，并进而洞悉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恩格斯的人口思想可概括为：社会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将会是有计划的生产；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人居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人口分布等。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反杜林论》中，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元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他指出：“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阐释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各个社会固有的人口规律、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人类自身生产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也是各社会共有的人口规律、人类自身生产与社会、环境相协调规律的基本要求等内容。列宁也认为，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会日益突出。他指出：“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的人口思想可概括为：人口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的生产要有计划；人口素质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中国的妇女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等。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的生育”。在整个50年代，多次强调了人口要有计划的发展并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更加完善的人口思想。邓小平的人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第一次把人口问题摆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加以观察和分析，深刻阐明了新时期人口问题的重要性、综合性、长期性，并以此为出发点，阐释了以下观点：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他指出：“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纵观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我们发现这一科学体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都强调了社会生产是两种生产的结合，两者缺一不可；第二，人类自身生产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主张在提高人口素质和合理分布人口的同时使人口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第四，中国人口众多作为一个基本国情，我们在安排社会生产方式、部署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可见，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对人口发展必须与其他社会要素相协调的观念和认识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积累和诸多纲领性认识为我们今天提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构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整个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文化智慧可以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天人合一的认识方法、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等。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强调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生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人要敬畏自然及其宇宙、人道要合于天道、整个社会要保护环境、讲求生态文明。综观中国古代的诸多典籍，都深刻地阐释了这一思想。荀子曰：“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晋代的葛洪认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宋儒张载也认为：“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就道家而言，这一思想更加突出和明晰。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庄子主张：“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人口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均衡，是一个相对复杂、可以充分体现事物之间关联性及辩证关系的问题。因为人口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所有相互联系着的物质的核心，它的数量、质量及结构方面的具体变化既受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同时，与人口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联一样，人类作为整个自然界抑或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系。或是人口压迫生产力、或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或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都是我们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或是人类为了自身的良好发展提出的或错误或者正确的理念。尽管人类在当时还没有树立一个极其明晰的“均衡”理念、或者是有关“均衡”的理论还没有作为主流思想被我们纳入到发展理念当中，但人类内心深处对均衡及和谐的追求并无平息。尤其是当人口面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的时候，人类的苦痛及挣扎更彰显了我们对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其他各要素之间良好关系的渴求。
将以上思想相与我们构建的人口均衡型社会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提供强大的传统力量，可以启发人们沿著人道-天道-生态-环境-社会这一思路，探究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最终要追求的文化精神和终极目标，进而更加关注身边的环境，尽量保持人口的数量和行为与环境的协调，自觉的调整目前人口的种种问题，最终实现人口均衡型社会。
以上我们分析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三大理论资源，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理论资源框架，即以西方人口均衡思想为借鉴、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以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传统力量，使三大思想资源形成合力，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点。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大，其中包括对人口史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史中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尤其近二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性的认识，对于历史上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仍然缺少专题性的著作。国外作品方面，仅以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较为全面。下面仅就查到的相关的国内重要论著加以整理介绍：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关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还处于待深化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著作和文章多侧重于社会学角度，而社会史方向的研究较薄弱，且多注重人口的增长、流动、迁移对社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方面。人口史学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学众多研究问题之一，以期在微观上对宏观研究进行一些细化的补充，期望在丰富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上，也让人们在微观上更加深刻了解这一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M].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
[2]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7
[3]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4.26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117-05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dimensions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and C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he OWOM usefulness of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setting up different scene by experiment method data analysis by SPSS21.0 softwar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near， the low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far， the high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When the spat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he main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psychological distance； CLT theory； virtual community； OWOM usefulness
虚拟社区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将具有共同兴趣或需求的若干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虚拟共同体。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或知识的共享与借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虚拟社区逐步成为电子商务领域重要的应用形式。虚拟社区的出现与发展实现了成员跨地域的互动交流，M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社会化媒体背景下，虚拟社区在线口碑营销已成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又一利器。
国外学者根据口碑效价将口碑划分为正面口碑和负面口碑。有研究表明负面口碑比正面口碑更易被广泛传播且为顾客所关注[2]。凯度的2015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用户开始担心社交媒体给生活所带来的影响，64.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影响，与上年相比下降12.1个百分点。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动态性以及随机性，使得消费者肆意发表个人评价甚至滋生脱离实际的信息；这些负面口碑会被大肆传播并被无限扩大，从而危害企业品牌形象[3]。因此，如何为在线口碑营造一个健康的虚拟社区扩散环境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大课题。关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研究，深入分析心理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影响，对于减少虚拟社区内脱离实际的口碑信息的肆意扩散，以及帮助企业利用虚拟社区平台达到口碑营销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对于虚拟社区口碑的研究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目前研究多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传播学理论等层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研究，学者们多利用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口碑属性、口碑传播及再传播等不同方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探究[8]。近些年，心理学理论逐步被运用到营销行为中，尤其是心理距离理论的应用。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 文献综述
1.1 口碑效价
依据Mudambi等人的定义，口碑效价是指口碑传播者的有利于接受者做出购买决策的在线口碑评论[4]。张敏等建立消费者冲动性消费模型，通过实验法分析网络口碑的属性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5]。王德胜等基于虚拟社区角度验证了抱怨反应对于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6]。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口碑营销的价值，尤其是负面口碑造成的影响，使得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口碑有效性的研究[4，7]。学者们多基于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传播者、口碑特征、接收者等不同角度对影响口碑有效性的因素进行探究[8]。
1.2 心理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
心理距离以此刻此地的自我为参照，在时间、空间、社会以及假设性（概率）等维度上衡量了事物的认知距离[9]。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近些年国内外学者针对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余金艳等构建时间距离地图，虚拟商圈特征并验证了时间距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10]；张梦等基于酒店评论研究了不同时间和社会距离背景下不同类别评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11]；车诚等分析总结了时间和社会距离对网购决策的框架效应，为营销实践提供了参考[12]。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研究重点为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3 CLT理论
Trope和Liberman所阐述时间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逐步被扩展到心理距离的其他方面，并得到了验证[13]。解释水平被划分为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人们往往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对未来事件进行抽象性表征，用低解释水平对近期事件进行具体性表征[14]。解释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评价、消费者决策等研究中，为商家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柴俊武等将解释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解释水平对消费者的延伸评估的作用[15]；苏凇等基于CLT理论针对逆营销对消费者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x[16]；陈柏霖针对如何实现口碑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问题，结合CLT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对社交媒体口碑传播效果进行研究[1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空间距离是行为人以“此地”为参照，对空间距离远近程度的个体感知。Fujita等发现空间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时间距离相似，当空间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利用低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当空间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利用高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18]。消费者行为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距离中，为了此次研究情景的需要，本文将空间距离分为本市和外省市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空间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水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近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远时，接收者更倾向于高解释水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1：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
H1a：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1b：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2.1.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社会距离即自己与事件或者客体关系远近程度而形成的个体感知。美国学者Park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个人主观意愿下，与某群体之间远近程度的个人主观感受[18]。为方便此次研究情景，本文将社会距离划分为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倾向于高解释水平（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2：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的影响显著。
H2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2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2.1.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往往受多个因素共同的作用，根据以上假设可知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远近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具有交互作用。但是，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研究中的主效应哪个显著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越抽象的客体越难建立情感关系，感知到的心理距离也就越远[19]。因此，本文认为：当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情感关系造成的影响将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即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无显著差异；反之，当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尽管所生活的城市与不相似他人都很抽象，但是接收者更易对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情感。因此，这种情境下，空间距离产生的作用将更大，即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的，当传播者位于本地时，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
H3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3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为便于本文假设的描述，将本文假设总结如下。详见表1。
2.2 实验对象
本文选取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从上述学校在校生中随机抽取学生参加实验，为保证实验效果，对于被试者有如下要求：被试者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被试者半年内有过4次以上、或者两个月内至少有一次网购经历的学生参加实验，且在一年的时间内未参加过相似实验。
2.3 实验设计
本文共3个实验情景，分别为：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解释水平：高/低）、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为便于实验开展及数据分析，各因素测试项见表2。
本实验采用问卷法，问卷主要围绕“近社会（空间）距离/远社会（空间）距离对消费者感知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近时对低解释水平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为例：假设你准备买某一款短袖T恤，在某虚拟社区内看到了如下详细、具体的评论时，当口碑者是相似他人时，这些评论是否会对你的购买决策起到多大作用？
本实验共设置调查问卷16套，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网购经历，采取一般性选择；第二部分为对应的实验情景设置和测量项设定，采用Liker5点评分量表。每套问卷中，针对特定的实验场景的描述M行加粗，以便被试者对于实验场景的认知，被试者只可参与一次实验，实验地点设置在安静且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室里展开，以排除噪音及焦虑感等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实验开始时，由实验工作人员告知被试者实验要求及相关事宜，即实被试者被要求独立作答，避免互相交流造成的偏差，从而确保问卷的质量。为保障数据分析的便利性及有效性，每套问卷随机发放给70名以上的合格被试者，共计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8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67份。为便于分析，从每套问卷中随机抽取35份有效问卷，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560份。被试者中男生268人，女生292人，男女比例0.918：1，比例情况合理。被试者基本情况如下：
（1）年级分布情况：大一学生118人，大二学生128人，大三学生146人，大四学生107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11人，被试者涉及各年级层次且比例基本适合。如图1所示。
（2）专业分布情况：文史类39人，法学类67人，经管类90人，理科类168人，工科类185人，其他11人，专业分布情况合适。如图2所示。
3 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利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3.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结果可见：Cronbach’s Alpha = 0.917>0.7（具有较高的信度）、M本市=3.13
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空间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5、图3。
由表5可知，空间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可知，解释水平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造成的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 （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1a 、H1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0.920>0.7（具有较高的信度）、M相似他人=3.16
社会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8、图4。
由表8可知，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作用（Sig=0.000）大于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以得知假设H2a 、H2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社会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 0.833>0.7（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利用描述性统计对两者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M相似他人×本市=3.09，M相似他人×外省市=3.06，M不相似他人×本市=2.80，M不相似他人×外省市=2.23（即被试者对于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显著）。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口碑信息的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及解释水平的主效应进行检验，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社会距离F（1，278）=14.652， P
社会距离、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三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具有重要的交互作用，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详见表12、图5。
由表12可知，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两要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Sig=0.002）；同时可知，社会距离对口碑效价的作用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3 、H4成立，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及其交互作用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即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具体、局部及表面），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抽象、总体及本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较空间距离的效应而言，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更加显著，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近时，无论空间距离远近，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远时，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因此，本研究的建议分为对虚拟社区成员、消费者以及商家三部分。
（1）对于虚拟社区成员而言。虚拟社区具有动态开放性的特点，社区成员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及态度等；同时，虚拟社区信息来源广泛，良莠不齐，也极易造成虚假甚至捏造的口碑信息泛滥。因此，对于虚拟社区成员而言，应该合理适当地发表口碑信息，杜绝杜撰、传播虚假口碑信息，保证虚拟社区信息共享环境的真实性、可靠性。
（2）对于消费者而言。虚拟社区中，消费者可以极其方便地获得和借鉴自己想要的信息或知识。但是，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极易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制定。同时，本研究发现口碑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及空间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于口碑效价的感知，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及决策。因此，对于口碑信息质量的感知和辨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消费者在虚拟社区的情境中，应该加强对口碑真实性的辨识能力，确保自己购买决策的正确制定。
（3）对商家而言。在信息化时代迅猛发展的今天，首先，商家应该提高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尤其是负面口碑的关注度；其次，商家应该采取及时服务补救措施，及时消除消M者的抱怨，从而遏制虚拟社区中负面口碑的大肆传播。最后，商家应该努力做好产品品牌及服务工作，从而增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进而，通过消费者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达到口碑营销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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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是方法不够简便，不利于推广。此外，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许金声（1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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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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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转贴于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关键词:人口法人口行为 人口法律行为
key words: Population law population behavior Population legal act
要论述人口法律行为,就不得不提及人口法。因为没有独立的人口法的存在,人口法律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探讨无法附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人口法的独立性与否是人口法律行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人口法如果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的话,它就必须具有一般部门法都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即“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1】。行为和与之相关的关系是法律规范调整的根本对象。如果人口法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话,那影响人类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人口行为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其调整的根本对象。所以在论述人口法律行为之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此多费笔墨讨论一下人口法的独立性问题。
一、人口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吗?
(一)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
所谓人口法的独立性是指人口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什么是法律体系?目前法学界的提法和界说很多,但是较为普遍的提法是,认为法律体系即就是一国现行法律部门体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法律部门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法律部门”也称为“部门法”,“它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3】其基本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划分标准:除上述两个主要的标准外,还有独立价值辨别法、法规数量辨别法、方便归纳辨别法等标准。
(二)人口法独立性遭忽视的原因
在我国2001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委员长的工作报告中“20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确立的目标设计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可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而没有我们所期盼的“人口法”。但是做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我国当前的人口现状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变人口包袱为人口财富的计划必须依法制定和实施《人口法》。“人口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环境承载、资源耗费、基因繁衍、劳动力提供、社会安定等诸多方面,在没有《人口法》的国度里搞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想象的。”【4】于是学者们本着对社会、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开始呼吁积极制定统摄规范和调整我国人口生育、婚姻、管理、流动、死亡等影响人口生产关系的基本法《人口法》。“人口问题是我国本世纪和下世纪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人口问题的解决和基本国策的落实,同样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因此加强对人口法的研究,重视人口立法和执法,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5】
那么人口法到底是否具有独立性呢?它的本质属性又是什么?做为我国最高立法机构不可能无视关系国富民强、子孙后代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那为什么有无其独立标示的地位呢。其实,没有独立的文字标示,就否认了“人口法”的存在!依笔者现在的观点来看,我国立法机关之所以没有单独设计“人口法”这一基本的法律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客观实际的需要。因为要在一个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各异的人口大国制定一部效力统一的调整人口关系的基本法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第二,主观方面,学者们的所谓对“人口法”属性的论证,影响和主导了立法者们的立法意图。在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人口法属于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并属的“社会法”之中。中国著名的经济法学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信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6】 既然有了“社会法”这个法律部门,做为其子部门的“人口法”无需谈及。第三,我国各级部门和广大的公民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还不很深刻,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理解不够,对无序的人口行为造成的灾难简单地归结为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
(三)人口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
如果我们按照学术界对法律部门的判断标准的通说来,人口法应是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应该列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列,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口法与社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笔者后文在单独论述此问题。由于篇幅的缘故,这里笔者重点谈论一下人口法的独立性问题。
第一,从人口法是否有独立调整的社会关系来看,人口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法的调整对象概括地说应该是人口生产关系,它是人类在进行自身种的繁衍中,即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杨新科、张全仁等人认为“人口法实际上是指协调人口生产和再生产、人口优生优育以及人口管理等等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认为人口法的调整对象是人口生产过程和人口管理等;【7】西南财经大学李国和君认为“人口法是调整人口关系,组织管理人口、规范人口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指导、干预、管理人口运行的重要工具。”【8】他将人口法的调整对象定位于“人口运行过程”。中国著名人口学家、人口法学研究集大成者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明立教授将人口法的调整范围缩小为“直接影响人口过程的社会关系和人口行为”,将非直接的影响关系排除在外。【9】笔者认为人口法的调整对象应该是“与人口生产再生产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人口关系和人口行为”。它主要包括三大块:人口过程(如:生育、死亡等)、人口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抚养收养关系等)和人口行为。
人口生产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是人在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它同样也要受到社会方式的制约。总之,人口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特定的调整对象,是其他的法律领域所无法包容和取代的,这就是人口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成立的重要客观依据。【10】
第二,从人口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即从人口法存在的价值来看),人口法是“人口为了其自身的发展,在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对法这一特殊社会规范的需求”的结果。当世界人口进入高速增长的今天,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生态型要求人们努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对人口生育、人口健康成长、人口流动管理、人口的合理分布、人口发展规模、人口死亡等关系人口质量和国民素质的、与经济无关的人口因素必须加以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这是人口法的社会职责所在,是其存在的价值所在。尤其是伴随着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态问题、人口分布问题和人口素质问题等人口问题出现时,促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对人口法的需求。
(四)人口法不是社会法,它与社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上述来看,人口法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的、满足人口生产与再生产需求的、协调与之相关的人口过程、人口关系和人口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具有独立性,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与维系和保障社会利益的社会法有关系,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它不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按照法律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所体现的利益,法律被划分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公法主要代表和反映国家利益,私法主要体现个人利益,而社会法主要反映社会利益。如果从人口法所体现和代表的利益来看,笔者认为是三者的有机兼顾,既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功能,也有维护公民个人利益的表现,还有深系社会利益的功用。人口法的确具有与普通法律不同之处!它的出现将使“传统的法学理论面临人口生育法制新领域的挑战”。【11】很多理论问题是无法用传统的法学理论来理解和诠释的。
二、人口法律行为是人口法的基本范畴
(一)人口法律行为的理解
1、法律行为
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它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意思)表示行为与非表示行为(事实行为)、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不作为)。法律行为具有下列特点:(一)法律行为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即:法律行为能够产生社会效果,造成社会影响,具有交互性。其行为在主要方面都是社会指向的,纯粹自我指向的行为,一般是不具有法律意义的。
(二)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性。即:法律行为由法律规定、受法律调整、能够发生法律效力或产生法律效果。(三)法律行为是能够为人们的意志所控制的行为,具有意志性。在法律上,纯粹无意识(无意志)的行为(如完全的精神病人所实施的行为),不能看作是法律行为。【12】
2、人口法律行为
按照上述的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意义,人口法律行为应该是指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实施的、能够发生人口法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的行为。在这个涵义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词“人口法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也就是说在人口法未产生之前的人口行为不属于人口法律行为的范畴。
这其实也是比较符合人类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的。“人口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最先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还未进入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的时候,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再生产已经不再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过去那种人口行为的私人性、家庭性和自然性正在被淡化,而其社会性和科学性却在被日益强化。关注人口行为‘的口号堂而皇之地提到了每个公民面前。【13】再后来随着人类由感性走向理性、由盲目走向自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宏观发展与微观的调控也逐渐地被纳入人口法律的规制范围,从而实现了由人口行为向人口法律行为的过度与跨越。
3、人口法律行为与人口行为
(1)人口行为
要彻底弄清“人口法律行为”的内涵,我们就不得不谈及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口行为”。我们不妨从二者的比较中找寻它们的差异,从而深入领悟人口法律行为的本质。
对于“人口行为”的涵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关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活动范围,即是人口行为”【14】这应该是最广义的人口行为概念了。有的认为“人口行为就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意识等社会刺激和个人生理、心理等刺激引起的人们在婚育、死亡、迁移、流动等方面的行为。人口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人口行为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即人口生育行为、死亡行为和流动迁移行为”【15】这是一种狭义的人口行为概念。对“人口行为”有着深入研究的我国著名人口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明立教授根据人口变动所涉及的领域将人口行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并指出狭义的人口行为是指人们做出的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行为,也就是直接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行为,包括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哺乳行为、个人生活消费行为等等。广义的人口行为是指人们做出的会对整个人口过程造成某种变化或后果的行为,除包括引起人口自然变动的人口再生产行为之外,还包括引起人口的地域变动和社会变动的各种行为活动。例如人口的迁移流动行为、人口融合行为、人口的经济活动行为等等。【16】这个概念是非常符合人口这个社会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客观实际的,是较为科学的定义。
(2)“人口法律行为”与“人口行为”的比较
A、二者的相同点
人口法律行为和人口行为都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一种,都具有本质的社会属性。
B、二者的区别
现在我们可以将“人口法律行为”与“人口行为”做一下比较:
从有无“法律性”来看,人口法律行为强调该行为必须是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引起和发生人口法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的行为。 凡是纳入社会规范包括法律、行政和道德规范的人口行为,都是或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后果的行为。如果不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和效果,那就不属于法律行为,尽管它属于人口行为。因此较之于人口行为,法律人口行为具有鲜明的“法律性”,它的发生能够引起人们之间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而人口行为就没有法律性的特别。因为“在没有确立规范的人口制度、人口政策和人口法制的社会里, 自由的、任意的,尤其是作用于人口再生产过程(人口自然变动过程―――自己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的行为仍属于人口行为。未纳入规范范围的自主性人口行为,不受社会规范的限制和约束。”【17】
从有无“价值判断”来看,部分人口行为并无明显的价值好坏的判断,例如男女之间的自主的、女人的哺乳行为、维持人口生命活动的个人生活消费行为等,呈现中性的色彩。但是人口法律行为就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判断。“在确立了人口制度和人口法律制度的社会里,人口行为不仅受到特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且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限制和约束,从而使人们的人口行为因不同性质而区分为不同的人口行为类型一一合法性人口行为、违法性人口行为、禁止性人口行为、义务性人口行为、授权性人口行为、自主性人口行为、有计划的人口行为、盲目性人口行为,等等。”【18】
从二者的社会属性来看,人口行为具有二重属性。人口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生物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属性。“作为一种生命生产活动,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行为都是社会行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行为都必须纳入社会规范进行限制和约束” 。【19】但是人口法律行为做为人的活动,必须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行为受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是社会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社会趋向性。”【2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口行为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人口法律行为只有一重属性(社会属性)。
C、二者的联系
人口法律行为是人口行为的下位概念,它是“受到人口法律规范、能够引起人口法律意义和效果的人口行为”,是不可缺失的一种人口行为。因此一旦人口行为纳入了人口法律规范的范围,就转为人口法律行为。
(二)人口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
人口法律行为做为一种重要法律行为,它除具有一般的法律行为必须具有的“法律性和社会性”的共同特征以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基本特征。
1、人口法律行为只存在于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被深深地打上“人口”的烙印。
2、人口法律行为主要通过个人行为来实现,“尽管实施人口行为的主体可以是多个,但是最终都须通过个人得以实现・・・・・・・因此,个人和家庭施行何种人口行为对整个人口变动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1】
(三)人口法律行为的种类
借助法理学中不同学者关于法律行为划分的标准,可以对人口法律行为主要进行下列分类。
1、根据人口行为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合法、非法的人口法律行为;
2、从人口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可分为授权性、义务性和自主性人口法律行为;
3、根据人口行为主体的数量不同,分为单方、双方和多方人口法律行为;
4、根据人口行为方式的不同,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人口法律行为;
5、根据人口行为有无目的性,可以分为目的性和盲目性人口法律行为;
6、根据人口行为有无意思的参与,可以分为意志和事实人口法律行为;等等。
三、人口法律行为理论的意义
(一)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对人口法律的立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随着市场经济活动不断深入日益复杂化,而法律固有的滞后性顽疾有时无法跟上现实,因此如果要进行人口立法就必须需要相应的理论依据作支持。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必然带动人口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的空前活跃,这也必然推动人口立法步伐的加快,可见,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对人口立法推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可以促使广大公民认真看待人口行为,从而规范自己的人口行为
通过对人口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懂得“过去那种人口行为的私人性、家庭性和自然性正在被淡化,而其公开性、社会性和科学性却在被日益强化”,一旦他们的人口行为被纳入了人口法的规范之中,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从而自觉关注和规范人口行为。
(三)人口法律行为理论可以促使广大公民认识到其具有的社会性和法律性,从而维护自己、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在人口法律行为理论支撑下的“人口法律规范的制定,为公民行使正常的符合社会人口运行秩序的各种人口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侵害公民合法人口行为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公民可以依据人口法律规范赋予的权利享受各种权益。”人口法律行为的是社会性,将使我们知晓“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也许是十分随意的人口行为,它却牵动着国家的、中央领导人的神经!联系着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从而“为了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维护正常的人口秩序和公共安全,注意规范自己人口行为,克服人口生产的盲目性,增强人口再生产的科学性和自觉性,做一个清醒的人口行为的实施者。”【22】
注释:
【1】付子堂主编 《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 2005年8月版P112-113
【2】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P127
【3】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P128
【4】汤啸天:我国亟待制定人口法 《探索与争鸣》1998.6 第18页
【5】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第48页
【6】程信和:关于社会法问题兼论开展人口法研究《南方人口》1996年第3期
【7】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第48页
【8】李国和:我国人口法的特征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2期 第26页
【9】参见陈明立教授于2006-1-4 12:09:00发表在其博客上的《人口法学研究与法学理论创新》一文
【10】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第48页
【11】参见陈明立教授于2006-1-4 12:09:00发表在其博客上的《人口法学研究与法学理论创新》一文
【12】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P150-152
【13】陈明立:公民,请规范您的人口行为
【14】徐建华:浅谈人口行为与资源、环境之关系《西北人口》 1989年02期
【15】来自老龄网
【16】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7
【17】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7
【18】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7
【19】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8
【20】付子堂主编 《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 2005年8月版第186-187页
【21】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8
【22】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P49
参考文献:
[1] 付子堂主编 《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2]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
[3] 陈明立:略论规范公民的人口行为《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 杨新科、张全仁:关于人口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一、建立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必要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种社会形态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会走出独特的人口发展道路，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凝聚成各自的人口学理论。同时，各民族国家的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某种人口思想或理论，把它们当作该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前提和依据，从而不断深化和丰富已有的人口学思想及理论。因此，人口学理论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设置的原则与要求、目标及任务、途径及方法。16世纪以后，人口数量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学家们就人口生殖力与土地供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逐步建立了人口生产、人口保障、人口教育、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以及婚姻家庭等制度，以便提升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了以控制人口增殖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善了优生优育、婚姻家庭、养老医疗以及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人口教育等政策，这为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一，打造本土人口学话语体系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人口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及表达方式，展示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而形成了体现人口学科理论体系与思想内容的概念逻辑、知识体系及话语方式，彰显出人口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性质与地位、对象及任务、功能与目标，这是人口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之处。同时，各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也会形成为其他国家人口学科所接纳并共享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这是各国人口学科得以便利交流、展开学术对话、形成学术共识、推进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它体现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各国人口学科共同遵守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一种话语方式实际上都是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或表达习惯，人口学科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与行动中也会赋予其特殊内涵，形成了具有各民族国家及各种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特色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本民族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表达方式，它意味着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受到各民族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既要看到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注意到各国人口学科所面临着不同的主题、任务及战略目标。既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一般共性而否定各国人口学科及人口学发展的独特性质，也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特殊性而忽视甚至抛弃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吸收以往人口学科及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国家的人口学发展实际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系统而科学地回答本国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促进本民族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而为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建设及人口学理论发展开启另一扇窗户，这是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生活多彩性的集中体现与内在使然。
第二，突破传统学科话语体系的局限性需要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对应着人口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的文化及思维系统，具有民族性、文化性以及历史性特征，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在人口领域内的反映与折光，蕴含着各国对人口与婚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地理环境、人口与教育及人力资本、人口与保障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等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不同的民族特别是不同的种族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及家庭与社会观念自然就会有所差异，不同的国家及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人口生产及再生产的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实践并为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繁荣人口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人口学理论不断推向深入的前提与可靠依据。可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依仗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一大批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学者依据发达国家的实际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人口学科的概念范畴及命题原理，强调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的普世性、普适性与真理性，试图统治人口学科的话语权，居高临下地推广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及学说，主导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人口学理论研究，而不去考虑他们的人口学理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条件性与适用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往往把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当成解决本国人口问题的依据，直接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用的概念命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果非但不能有效解决本国人口问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实际，扎实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形成可解释性以及全面性的人口学理论，建构起能够有效指导本国人口政策实践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着力突破发达国家人口学科话语体系的单一性与狭隘性，寻求更加丰富、更为科学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第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文化及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收入结构差异较大，面临的人口矛盾与问题、需要实现的人口目标不尽相同：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进入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这些省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已超过16%[1]，而部分西部地区尚未出现这一问题，但面临着未富先老、先老还穷问题的威胁。就人口红利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而出现的人口红利日益减弱、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等问题；就人口就业来说，我们面临着将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压力，以及促进就业方式的转型以及就业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从流动人口角度看，中国每年产生的流动人口达到2.5亿左右，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众多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问题运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手段及方法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实际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甚至在数十万非洲难民潮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难以奏效，更遑论解决数以亿计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简单地采取同一种人口学理论，特别是套用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显然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这就需要站在世界人口第一这个基点上重新审视古今中外人口学思想观点，“重建中国人口学理论”[2]，揭示出人口问题的本质与实质，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增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立足于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的国情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政策建议，以便使我们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将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实现人口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统一。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40年来的建设，我们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人口学领域尤其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等领域近年来出现的矛盾折射出现行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简单地套用西方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人口学理论是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变动与人口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口变动与发展总要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特定的社会形态。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乃至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人口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人口变动规律，这就为产生不同的人口学说、形成不同的人口学理论派别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不同的人口学家因其自身的认识程度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也会产生相异的人口学理论，形成丰富的人口学理论资源及理论派别。从学术史上看，无论是主张人口自然生产说、人口社会再生产说，还是基于经济增长、生育率或死亡率视角的总人口发展过程理论，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老龄化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化理论、增长极限理论以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实际上都是把人权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特别强调人口的自然再生产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如此，凭借先发优势，借助计量技术，抓住后发国家急于赶超的心理，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人口学理论，进而润物无声地输出了这一理论赖以存在的人权基础，试图把后发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及人口政策依附于发达国家，全然不顾后发国家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与人口结构，全然不顾人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别性与民族性差异，凡是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政策就被打上侵犯人权的烙印，凡是与发达国家相异的人口学理论观点则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殊不知，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本身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涉及温饱权、健康权、福利权、民族权及发展权等，而不仅仅只是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选举权与政治自由权；人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人权观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人口学理论；人权也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它与各民族国家的生育文化及生活态度有关，是各民族国家生活史的写照与延续；它涉及的层面是复杂多样的而不是简单划一的，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西方人权观的这些缺陷决定了简单地套用它不可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人口政策的科学设计。
二是一味地依赖西方人口学理论派别与内容。回顾建国以来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两种生产理论”上面，没有自觉地将人口研究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3]，更多地注重实证研究特别是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人口政策研究，而忽视人口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尤其忽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批判地继承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口学理论体系。一些学者往往照搬西方人口学理论产生的人权基础，简单地沿袭了F?W?诺特斯坦、E?坎南、A?索维、J?斯彭格勒、A?柯尔以及D?R?福尔肯伯格等人的“人口转变”、“适度人口”、“人口控制”以及“人口可持续”等理论，强调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普遍性地产生出生率下降幅度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情形，这种“时滞现象”是影响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4]为此，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提出最优人口数量及其因应措施，认为要实现经济强国就要将人口总数控制在7亿到16亿之间[5]，进而把17亿作为我们的生命线，并以此提出各种人口政策。实际上，西方学者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人口自然生产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适度人口以及人口控制等诸种形态的理论隐含着“最大收益何以持续”以及“人口是产业最大收益的唯一变量”等两个“模糊性和伸缩性”问题[6]，隐含着人口惯性增长同一性以及人口变动周期相似性等理论前提，更蕴含着人口变动的跨文化性。因此，简单地依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内容与理论派别将使得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假设以及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总是拾发达国家的牙慧而无法系统地提出并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自然就难以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
三是把西方人口学方法当成唯一科学的方法。人口研究方法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加精准地认识人口现象、掌握人口规律的手段与工具，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量化研究是人口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人口数据收集、人口指标测量、人口模型建立及其人口预测等方法，不断优化生命表、人口普查和间接估计、人口发展方程预测模型以及出生性别比MFC数学模型等方法，以便于对我国复杂的人口现象进行“科学严谨的统计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规律”[7]，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应当注意的是，国外人口统计测量、模型建构与估算技术方法都是在西方人口学理论影响下对西方人口理论的验证，它是基于本国人口变动这一“社会事实”之上的方法假设、数据模拟、数据检验与方法修正，这些方法在建立与使用中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以及人口变动实际特别是“稳定人口”实际当成方法论建构的“假设与条件”，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很适合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实际，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实践。但是，把这些方法移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失去了人口研究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失去了该方法所附有的前提、假设与条件，进而消解了各民族国家人口生活的丰富性、文化性与社会结构性。例如，以常住人口为主、以结构式访谈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普查技术无法保证中国人口调查的有效性以及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用这种结构式访谈形式虽然可以反映被访者本人的生育意愿，但并不能体现被访者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又如，依据发达国家关于失业人员数量及其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同样难以了解到中国“真实的失业形势和失业者的真实问题”[8]。再如，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周期性的人口流动等让任何一种国外人口学方法都黯然失色。然而，大多数学者往往把国外人口学方法当成分析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不仅不去反思国外各种人口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不去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方法，不去寻找人口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与逻辑必然性，甚至“误用和滥用”国外的人口统计方法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现象[9]，依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科学地指导我们的人口政策实践，难以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结合本国的人口发展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口实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增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理论自信。
三、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
我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人口学界数百年来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人口政策实践，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特有的人口规模、人口特性、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文化，探索并运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及其政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理论依据，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抽象，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回答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为世界人口学研究提供中国模式。
先进人口文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涵。构建和发展先进人口文化，就是从观念习俗、制度规范等层面，倡导推进少生优育、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新风尚，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构建和发展先进人口文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人们婚育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具体实践。那么，如何构建和发展先进人口文化，其基本路径在哪里？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着重围绕创新二字，在以下几方面做足做好文章。
一、创新人口文化内涵，在融入上下功夫
人口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男女平等、少生快富、生女生男顺其自然、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现代化人口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涵，是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基础。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实践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均观念，不断深化两种生产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口与经济、文化、社会科学发展的本质联系，不断丰富“恋、婚、孕、产、育、教”的文化内涵，切实把人口文化延伸到生命全过程，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提供先进的文化引导。各地要在创新人口文化内涵的同时，切实要把人口文化宣传融入到主流媒体大宣传之中，统一安排，统筹落实。融入到先进文化大发展之中，统一规划，统筹推进。融入到社区大家庭建设之中，统一部署，共建共享。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人口文化创新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人们的婚育行为，提升人们的文明素养。人口计生职能部门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发挥行业优势，促进人口文化宣传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刊有“文”，节日有“行”，让群众普遍享有免费的人口文化公共服务。
二、创新人口文化载体，在渗透上下功夫
先进人口文化对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普惠性。各地在创新人口文化载体中要立足家庭、面向社会，全方位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人口文化的多元化需求。各地要抓住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人口文化功能建设，进一步拓展乡镇人口文化传播中心、村（居）人口文化小区、社区人口文化大院和“会员之家”、“幸福家庭”的文化功能，坚持在传播中创新人口文化载体，在创新中提升人口文化覆盖面。人口计生部门要切实把人口文化渗透到生产、生活、生育、生态等各项社会活动中，让人们在田间地头、车间码头、医院诊所、茶余饭后、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日常活动中充分感受到良好的人口文化氛围，达到润物细无声。
三、创新人口文化活动，在结合上下功夫
随着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各地在开展人口文化活动中一定要坚持多形式、多结合、多倡导，避免“文化暴力”，培养群众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要坚持把人口文化服务活动与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与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相结合，与创建幸福家庭相结合，在结合中增强人口文化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人口计生部门要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围绕育龄人群不同文化需求，广泛开展基本国策与法律法规教育，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教育，少生优生与人口早期教育，勤劳致富与就业创业教育，诚信友爱与奉献社会教育，充分发挥人口文化在提高人口素质中的引领作用。
四、创新人口文化品牌，在规范上下功夫
在现代性话语中，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民间文艺的发达，代表着前现代时期的文化状态，封闭落后、自给自足、淳朴自然，充满牧歌情调。这种文化状态，具体到人际关系领域，则是人们大多处于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极少有跨越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与人际交往，即便是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也几乎是整个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体迁徙，这种整体性的迁徙产生的文化后果，是人们在迁徙的同时，背负着共同体的精神行囊。在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中，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孤立与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比如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就是在这样一种乡土社会中，口头文学成为人们相互交流情感、智慧、经验的重要的草根艺术形式。口头文学的发达，人们使用的传播媒介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乡土社会中，文字一直不属于人们的交流工具。费孝通先生还认为，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到20世纪的初期，都还不属于乡下人的东西，在乡土社会中，基本上是“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个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需要。”[3]
在乡土社会中，许多富有智慧与情感的口头文学家，他们不仅仅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乡土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民间历史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而且还被赋予神性的魅力与色彩，在公众性的祭祀仪式、社区庆典中往往扮演着神人沟通者的角色。一般来说，这些口头文学家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天才的表演能力，这些方面使之成为地方性的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权威人物，正是这些神性人物，使乡土社会的时间观念永远处于一种循环的历史状态，人们对于当下事物的理解，往往借助历史、传统来证明其当下的意义与合法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乡土社会中不识字民众表达情感、传承历史、评判当下的工具。不用说前文字时代，即便是进入文字时代之后，乡土社会的口头文学与庙堂性的作家文学之间，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审美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口头文学少雕琢、去粉饰、存真情、直抒胸臆，既充满浪漫想像，也直面现实人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学形式，口头文学张扬的思想，历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大的距离。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口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他者”，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口头文学大量充斥着迥异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在相当多的口头文学作品中，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宣泄着下层阶级普遍的社会愤懑与抵抗情绪，正因为这一缘故，口头文学从来都被上层统治者视为“鄙俗”、“浅陋”，而被排斥在圣贤文化之外。进入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之后，口头文学的传播媒介与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封闭性的传播范围，以及宣扬相对稳定、保守的地方性意识形态，都与现代性话语中的“发展”、“进步”等诉求相悖逆，更重要的是，“文字下乡”、[4]以印刷术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发达，冲击了几千年来乡土社会面对面的信息传播方式，以文字书写为代表的信息传播，使乡民可以通过文字媒介跨越封闭的社区局限，建立超越社区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于当下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借鉴，更增加了共时的参照体系。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文字的书写强化了时-空的伸延，使人们的社会关系达到了口承文艺所无法实现的更为广大的时-空范域。[5]口头文学对讲述者个人的讲述才能有一个较高的要求，其本身的瞬间性、记忆性、传承性等特点，与文字以及其他现代传播媒介的可复制性、永久性等特点相比较，从总体而言，决定了它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时代的式微命运。
口头文学的式微命运，也体现了以文字为主要手段的现代传播媒介对于“历史”创造的控制，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斥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即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
然而，口头文学的总体式微命运，与口头文学的某些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并不相悖，民间口头文学的生命永远都存在于鲜活的口耳相传之中。比如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民谣、笑话之类，说明民间文学仍然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世界。民谣的发达，从中国古史史实可以发现，那些在街头巷尾的普通老百姓当中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之类具有深切的当下性。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证明，民谣反映了一定时代的民心、民意，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舆论，在很多时候，民谣甚至预示了政治变迁的趋势。我们可以想像，远在《诗经》时代，采诗官们所采录到的民间歌谣远不止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采诗官们肯定删削了不少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民间歌谣，而使民谣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舆论价值，而只剩下文学价值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反映社会舆论的民谣应该发挥了更强大的政治舆论与斗争功能。在当时有一首童谣唱道：“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歌谣在街头巷尾的黄口小儿中广泛传唱，不久，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政治危机。秦朝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民间以歌谣的形式预示了秦王暴政必将覆亡的命运。西汉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揭露了刘邦成就霸业之后的独夫心态与行为。东汉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直刺宦官专权的腐败朝政，“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则以藏字的方式，暗含了对董卓弄权的抨击。“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揭露了宋朝乱世的政治没落景象。……中国古代历史的民谣反映民心，进而演变出政治变迁的社会戏剧层出不穷。因此，无论是古代民谣，抑或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民心所向的民谣，都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形式，更重要的，它具有十分严肃的政治内容，代表着一种社会舆论，在貌似“以谣传谣”、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流传形式之中，传达的则是深刻的社会政治信息。
政治与舆论
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面临全面改革的时期。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少数官僚的腐化堕落败坏了执政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某些区域经济秩序的混乱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改革开放以前支撑社会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值此道德体系调整，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之际，社会的道德水平呈现整体滑坡的现象。从中国社会发展史看，当社会处于剧烈变动转型的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舆论的相对开放或者相对压抑，都有可能带来民间舆论的普遍盛行。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境，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普通民众相对具有抒发主观情志的自由；另一方面，改革所带来的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法运用旧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加以理解，也无法纳入到旧有的规范秩序之中，新的规范秩序又尚未建立。老百姓热切地期望更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诸多困惑、不解、迷惘，甚至激愤，都有可能通过民谣的形式宣泄出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民间都能够及时地以民谣的形式表达民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论。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民谣一方面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更是一种社会的舆论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惩治官僚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这种集体性的社会情绪，必然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民谣则是这一普遍的社会情绪的口头表述形式。对于少数官僚的贪污腐化现象，民谣运用简洁的语言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抨击，“贪官污吏，满天遍地；挥霍钱财，花天酒地；群众吃苦，怨天怨地。”[6]“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官员的行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的制度加以制约，不具备相互监督的监管体制，公务员的薪金水平也有待提高，这些都是官僚腐化堕落的制度因素，而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以及集权政治下的“当官发财”意识则是官场腐败的思想根源。由于官员的腐化堕落，致使政府官员的升迁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以才、德作为衡量的标准，反而助长了许多庸人跑官、买官，任人唯亲，任人唯财，民间对此也有相应的民谣加以描画：“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会塞不如会要”。
官场腐化的现象，大到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小到吃喝玩乐。对于官僚的吃喝玩乐风气，老百姓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言——夫人语录——形式进行讽刺，“出门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人劝酒，不理睬，长计议，养身体。吃不了，带回来，自家用，省得买。喝多了，也回来，见野花，不要采”。还有一首民谣戏拟老婆告状的口气，以叙事的形式将官场的吃喝风淋漓尽致地加以披露：“一路春风一路歌，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这样吃喝对不对？纪委回答很干脆：湖吃海喝是不对，大吃大喝是浪费，该喝不喝也不对。瞧，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县委会，书记说：还是纪委说得对！说着起身往外退：对不起，我们也要去赴宴会。”甚至有一首民谣，仿毛泽东《长征》韵脚，讽刺官场的吃喝玩乐风：“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7]然而，也有一部分官员虽然贪图物质与色欲享受，但是又慑于法律的威力，所以不得不保持低标准的“自律”，这些官员竟然恬不知耻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礼不受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作为约束自己行为的“新四项基本原则”。[8]
在很多情况下，官场腐败体现为数字腐败，因为各种统计数字关系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于是，虚假的数字便成了许多官员升迁的依据与法宝。民谣对此也有深刻的洞见：“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还要高，不然乌纱掉。”还有不少官员盲目贪大求洋，追求所谓“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老百姓发现，官员的政绩将沉重的负担转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谣将官员的政绩与普通百姓的负担对照起来：“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台下饿肚皮”。
执政党的干部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与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关心民生疾苦，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却也使政府官员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作风，对某些官员来说，下乡成了走过场，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不求实效，更有甚者，吃喝玩乐，劳民伤财。对于如此“调查研究”的方式，民谣予以无情的嘲弄：“坐在车上看，围着餐桌听，结论早已定”。“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春天鲤鱼肥，下乡喝两杯；夏天山区凉，下乡好地方；秋天螃蟹鲜，下乡解解馋；冬天狗肉香，下乡尝一尝”。
对于某些败坏了政府形象的官员，也有民谣高度概括，刻画出新时期的官场“群丑图”，民谣运用民间文学惯常的类型化手法加以刻画，诸如“九平干部”：“口中讲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凭，右手握酒瓶，对上会摆平，对下能铲平，家中有暖瓶，外头有花瓶，生活上水平”；“三脸干部”：“喝酒喝红了脸，钓鱼钓黑了脸，打麻将捂白了脸”；“三公干部”：“办公桌前黑脸像包公，酒席桌上红脸像关公，回家路上摇摇晃晃像济公”。
改革开放将全民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展现代化的建设，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但是，以发展为诉求的现代性话语却牺牲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比如义利之辩的“重义轻利”，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则几乎被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荡涤干净，许多人失去了高远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道德操守，而沉迷于金钱与利益的欲望。民谣这样描述当下的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拜金主义思潮与吃喝玩乐思想沆瀣一气，共同败坏了社会风气，“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拜金主义流风所致，导致许多地区经济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假冒伪劣产品破坏了良性经济秩序，制假贩假售假，谋取个人、部门、地方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德置若罔闻。对于此等社会现象 ，民谣对利欲熏心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捞得几十万，顶多判两年”；“不靠天，不靠地，专门靠制假，一年两个亿”；“货假不要紧，只有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丧尽天良求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