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加速器。从宏观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市场开放领域的拓宽，我国农业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国际范围，新型主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大农场主等农业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从微观角度看，我国新型主体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减少生产成本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也就成为其高级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单靠新型主体凭自身力量去参与国际市场角逐，其立足过程将会极为漫长和曲折。财政金融服务支持将会从多方面加速新型主体国际化步伐。财政方面，可以安排专项资金，鼓励新型主体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专门用于境外农产品生产；可以对新型主体农产品出口进行适当奖励和安排出口检验检疫费补贴；可以建立出口保护与救助机制，帮助新型主体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问题。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支持新型主体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甚至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保险机制，发展新型主体出口农产品生产专项保险，增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在支持我国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成效显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可增加新型主体外向发展支持项目。
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在支持新型主体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一些见效慢但意义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会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过高。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还会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性，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但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支持新型主体构建的财政金融支农创新
（一）加大财政支农倾斜力度，开展金融支农专项服务，提高新型主体的受支持力度。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利益冲突，而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财政支农目标是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福祉，而部分地方涉农官员的目标却是富有功利性地博取民声和彰显政绩。为此，地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此促使执行官员的主观认识不产生偏离；确保其目标函数与政策初衷一致，通过监督机制改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成本并确保“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任何组织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呵护，具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于一体的新型主体更是如此。金融机构要将支农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和完善在“三农”服务大架构下的新型主体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服务；要针对新型主体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发展订单和保单类金融工具；要调整信贷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根据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金融产品。只有金融机构改变了为“三农”服务流于形式和挂在口头的传统，真正提高了农村资金供给能力，金融支农才能成为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杜绝财政支农附带行政报酬的现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降低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新公共服务理论（TheNewPublicServiceTheory）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承担为公民服务职责。行政报酬的索取显然违背了“为公民服务”宗旨，降低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地方涉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增强服务意识，不以部门利益或个人私欲控制和驾驭财政支农资金，不人为抬高新型主体受支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规范和公开财政支农办事程序，增强资金透明度，明确新型主体的资金申报、审批环节，做到办事制度化、程序化，从制度和流程上杜绝行政报酬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支农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富有特定公益性，政府理应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避免金融机构将各类成本完全转嫁给新型主体，抬高其贷款、保险成本。地方政府可建立新型主体贷款专项奖励基金，对涉及成本高、收益低的金融业务给予一定财政奖励，加大金融机构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对新型主体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针对新型主体的现实困境，完善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加大保费补贴投入力度，提高补贴比例，扩大覆盖范围，化解新型主体因担保物稀少而被迫承担高保费和接受不平等保约的困境。
1．2经营管理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业体系不完整休闲农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调查发现，该市休闲观光农业从业人员多为农村劳动力和当地村民，家族式经营为主，组织松散，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受过服务行业培训，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均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整个行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方式单一，主要是餐饮、采摘、垂钓等传统项目;投资多是单户，规模小，产业链短，和休闲农业相关的特色娱乐项目太少，没有集群效应可言;经营管理不规范，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如合肥大圩镇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1hm2=15亩)，大多数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管理，农民通过承包几百亩的果园，进行葡萄种植，并种植蔬菜、挖鱼塘、养鸡，自己经营餐饮，接待的游客大多以自驾游为主，提供的休闲娱乐项目多为釆摘、垂钓等传统休闲项目。没有将葡萄的产业链进行延伸。
1．3产品开发偏重资源导向，同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由于休闲农业门槛较低，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几道土菜、挖个鱼塘、刨一块菜地”开发的“农家乐”项目，数量上的快速增长造成竞争激烈。总体上来说普遍缺乏特色，产品质量低，单纯停留在餐饮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很少，缺乏与合肥自然、地理环境相融合，与合肥历史文化相渗透的特色项目。经营类型主要是观光娱乐型，基本都是上午摘草莓、采葡萄、钓鱼，中午吃农家菜，下午打麻将、打扑克，游客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而知识型、疗养型、体验型的经营者很少。如原先肥西三岗很有名气的仙湾湖山庄由于周边地区的“农家乐”同质化严重，再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亏本运营，如今已经转让改为“疗养院”。
1．4资源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优于城市的自然环境，而传统的乡村由于大量旅游者的涌入，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大多数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接待设施的“三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自然风貌，不利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地、庄稼，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经营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堪忧;多数休闲农业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大部分休闲农业景区没有城市公交线路直达;特别是有不少临河、临湖、临渠休闲农业项目缺乏安全保护措施，安全隐患较大。
1．5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品牌意识，公众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业的功能一直局限在传统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工业原料供应上，对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教育功能等常常予以忽略。大部分经营户的营销意识还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传单、发名片、靠回头客等传统手段，再加上本身“小、散、弱”，也没有资金进行相应的营销宣传。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景区由于设施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社会影响不大，知名度不高，尚未形成“一村一品”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如开通营销网站、微博、微信的还很少，许多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园不被人所认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认知度较低。
2合肥休闲农业开发对策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休闲农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前期规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完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休闲农业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互衔接。可围绕“森林合肥”建设，用足用活城市、山、岭、水、圩、湖等六大资源，深入推进产业、资源和空间整合，加快特色产业板块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近郊“农家乐”体验游、远郊乡村特色游、滨湖风情观光游、湖岛渔家风情游的现代休闲农业空间格局，构筑多元化、复合型休闲农业体系。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休闲农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企业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如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积极吸收个人老板和企业组织的投资;鼓励农民以土地的经营权出让入股等形式和手段来拓宽休闲农业的有效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在不影响区域的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审批要向休闲农业企业和项目倾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促进土地流转，为休闲农业经营户解除土地使用上的后顾之忧。
2．2强化行业规范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鼓励就近就业，以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农户，特别是当地青年人，可以利用合肥优质的科研资源，如从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聘请相关专家，定期、分批进行农业技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烹饪技术、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集中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创业，还可以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实习实训协议，提高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规范化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旅游局2006年制订了《合肥市乡村旅行(“农家乐”)示范区(点)等级评定标准》，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特殊农产品加工储存标准、自然资源保护标准、服务质量体系等一系列与休闲农业相关的标准及体系。可以通过建立地方行业自律委员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论坛等，实现农户直接参与，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土地入股、劳动力转为产业工人等各种经营模式，发挥休闲农业的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引导集群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利用长丰草莓、大圩葡萄、老乡鸡等一批样板典型向面上延伸覆盖，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水平上的提升，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
2．3整合特色资源，挖掘地域文化，丰富产品类型合肥休闲农业发展应结合合肥“大湖名城”的基本定位，在“环巢湖”上多做文章。根据合肥现代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特色农业资源，构建现代休闲农业空间布局(表1)。针对目前休闲农业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少的不足，应通过连点成线，组线成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休闲农业资源，坚持以“农”字为特色，注重“土、特、奇”的开发原则，着重发展游客参与性和文化内涵较强的项目和产品，如特色民俗、民族表演，集体协作下河捕鱼、素质拓展等活动项目。合肥作为中部地区会展型城市，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的模式，开发高端产品，如商务型农家庄园等，实现休闲农业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
新形势下，要建设现代农业，需要依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充分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力智力支持。循环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模式，需要培育具有新理念、掌握新技能的新型农民。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基本上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初级技术能力。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不能满足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需要，农业经济效益不高，如何培养新型农民也成为当今社会局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要培养新型农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建设的投入，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要增加教育投资力度，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鼓励和宣传一部分富裕农民集资捐助教育。同时政府为农民提供入学贷款、为大学生到农村创业提供融资、信贷等优惠。农民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参与循环农业发展，需要的是信息和充分的供给。政府需对现有农业信息传播体系进行集成整合，完善循环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网站质量，扩充循环农业信息量，让农民与时俱进；要加强信息标准化建设，构建智能化农村社区信息平台，促进循环农业信息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全面、高效、快捷的为农民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促进农村信息化进程，加快信息进村入户，把政府上网工程的重点放在村组两级，不断提高农村基层适应市场，把握农业、科技发展前沿动态的能力，增强其参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
首先观念更新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前提。农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要转变农民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农业论文农业论文，树立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实施循环农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循环农业的实施建立强大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农村教育、宣传中，要将转变其思想观念放在首位，应适时引导他们抛弃传统的小农意识，走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误区，自觉融入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现代农业的大潮，使之感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生产劳动不再是单纯的体力消耗，而是“技能加体能”、知识加勤劳”的复合型支出。其次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农业劳动者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农业循环经济是知识经济，农民群众要树立“知识致富”的理念。21世纪，知识就是经济，谁拥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财富。没有知识的土地是贫瘠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让农民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耕耘土地，创造财富。开发农民的潜能，在生产中，变“体力劳动为主”为“脑力劳动为主”，运用各种工具辅助劳动，运用各种知识指导劳动，知识致富。第三，直接面向农民群众的基层领导干部在转变农民思想观念上具有表率作用核心期刊目录龙源期刊。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一旦正确的政策路线确定后，干部队伍便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直接影响着政策路线的正确实施。因此，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是要转变农村干部的思想观念。各级干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在发展道路上，要彻底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倾向，树立资源意识和环保意识。要深刻认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观念。
三 加强农民循环农业基础知识和科技知识的教育与培训
循环农业的实施，需要更多的农业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而这些技术又需要有较多文化和科技知识的农民才能掌握。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基础教育为依托，以农村职业教育为主体，以科技普及、培训和推广为重点的农村教育体系，造就一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当前农村正规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力发展农业短期培训和科技普及教育，加速农民知识化进程。要改革农村基础教育模式，在义务教育中加大循环农业基础知识和科技知识内容比重，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业专业毕业生，退休科技工作者到农村创办职业技术教育或科技进修学校，传播循环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
四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为循环农业提供组织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客观上要求农民再次走上合作制的道路，即农民在经营上自己组织起来，按照生产的需要组织不同形式、不同
摘要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下，搞好办点示范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同时，建立上下工作指导机构，搞好示范推广、培训等工作。
五 有组织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土地上将会影响农业生产率，无助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也会造成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有组织地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意义，也将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创作有力的条件。其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将增加他们的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工将有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教育、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会有较大提高。其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期间，用人单位将给予他们一定的培训机会。在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农民工也将进一步提高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其三，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生活过程中，会接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改变存留于部分农民身上的封闭意识和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使农村劳动力更具进取精神、开拓意识。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积累、生产资金的增加，农民采用先进技术和新的农业生产模式的主动性和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增强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动力。为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改变传统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消除各项对农村劳动力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加强农民工岗前培训，建立信息完备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民工有序、有组织地转移。
特色是旅游的魅力所在，也是农业生态观光园旅游活动吸引游客的保证，更是旅游经济的生命所在。农业生态观光园的特色应定位于：旅游与生态农业协调所体现的地域特色，即地域生态农业特色和地域农业文化特色。其景观要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突出“乡趣”、“野趣”，特别强调经济、实用，营造出有地方特色的观光农业景观。
1.2主题明确
主题就是旅游地发展的主要理念或核心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形成或强化旅游地特色，增强其竞争优势，满足核心客源市场的休闲、娱乐的需要。因此农业生态观光园的题是其建设、经营的核心，也是其卖点之一。“田园性”、“乡村性”和“生态性”是农业生态观光园的基本出发点。
1.3兼顾生态与开发
（1）生态旅游是崇尚自然、亲近自然和保护自然；
（2）生态旅游开展的前提是在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的基础上进行的：
（3）通过生态旅游的开展来宣传生态旅游的思想，明确生态保护的意义；
（4）通过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生态旅游的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建设的互动推进。这四项标准初步判定观光农园生态旅游的基本条件。
1.4以人为本，重在参与
现代旅游者越来越看重旅游经历，渴望参与，应设计一系列供旅游者参与的农业旅游项目，如跳民族舞蹈、钓鱼、野炊等，以丰富游客的旅游经历，提高游客的满意程度。强调对游客参与性活动的项目的开发建设游人在观光农业园区中是“看”与“被看”的主体，观光农业园最大的特色是，通过游人作为劳动（活动）的主体来体验和感受劳动的艰辛与快乐，并成为园区一景。
2、农业生态观光园规划设计的内容
2.1入口的规划设计
园区入口是面向游客的门户，是农业生态观光园的印象所在，在规划设计上遵循其生态、乡土的设计原则，可以考虑在入口处放置广场，在广场上设置具有民俗特色、富有田园气息的雕塑小品等，例如在入口处设置景观水车，既能吸引游客的视线，造成震撼感，同时又能体现出农业园的乡土特色。
2.2生产体验区的规划设计
生产体验区主要为进行农作物的生产，可细分为畜牧区、森林经营区、渔业生产区等。同时设有可供游人参与体验的蔬菜、花卉园艺生产，让游客认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参与农事活动并体验到农业生产的乐趣。
2.3科普示范区的规划设计
园内可架设玻璃温室大棚，种植日常生活中少见的新奇品种、野生品种，展示当今先进的无土栽培方式，如水培法、基质培、立体栽培等。以浓缩的典型农业或高科技模式传授系统的农业知识，增长教益。
2.4观光游览区的规划设计
观光游览区一般地形多变，同时栽培多种观赏型农田、瓜果，通过对不同植物或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姿态、花期、花色、季相、香、果、叶等的合理配植，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景观效果，加上珍稀动物的饲养观赏等，使游人身临其境感受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机。
2.5水体景观区的规划设计
在农业生态观光园中存在水体形式有湖、溪、泉、瀑等。为体现其生态自然性，溪流多为自然水体，一般是以观景、休闲娱乐为主，而湖塘大多则是用于生产的鱼塘、荷塘，在景观营造上应兼具生产、观景、娱乐的功能。在满足生产功能的同时也可满足游客观景娱乐的需求。游人也可泛舟其间自行采摘莲子、菱角或于岸边挥杆垂钓、捕虾捉蟹。
2.6休闲娱乐区的规划设计
本区应为农业生态观光园的核心区。在规划过程中应充分站在游客角度，开设尽可能多的游客感兴趣的娱乐活动，并进行大概划分，从而形成趣味丰富、适用面广的娱乐活动，满足游客的需要。
2.7民俗文化展示规划设计
民俗文化的体现应应用于园区的各处，大到园区主入口，小到角落的景观小品，都能体现其文化性，在规划设计中应注意通过强调园区设计的民俗文化性为园区整体增添魅力，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景观小品的文化体现，设计主题的文化展示，景物景点的命名来展示、特色民俗活动展示等。
二、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中心城市发展，推进城市群建设。
成都平原城市群优势很明显，全国第四大航空港、西部交通枢纽和西部金融中心，进一步加强巩固成都在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财富论坛也给成都带来了极大地机遇，全球500强企业一半以上进驻成都，打造国际经济金融、IT中心。同时积极建设绵阳科技中心和德阳制造业中心，形成成德绵经济带。川南城市群具有产业和区位优势，宜宾、泸州的白酒、化工业发达，优先发展白酒产业，推进白酒金三角发展。并且川南四个城市都靠近长江或支流，泸州、宜宾是省内重要的码头港口。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也很发达。川东北城市群的资源优势主要是天然气，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天然气发展产业来壮大经济实力。攀西城市群的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很丰富，以凉山和攀枝花为支撑点，凉山优先发展旅游业，追求“绿色GDP”，变劣势为优势，攀枝花重点发展铁矿产业。
2.以龙头企业为重点，并行发展各种行业协会，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
首先，必须有龙头企业带动。政府要提供资金、政策支持，为龙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对龙头企业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龙头企业自身要改善管理水平，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发挥好辐射带头作用。另外，积极组建各类农产品行业协会，加速农民组织化。农产品协会负责与政府沟通，为农民或龙头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协调市场价格和行业管理，分工合作，反对不正当竞争，一致对外，反倾销、反歧视。同时因其带有公益性，省及地方政府应给予农产品行业协会资金和政策支持。
1.发挥大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园区发展。在发展产业园区时，运城市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培育和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规模实力大、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培育产业龙头，壮大骨干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运城市高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抢占主攻产业自主创新的“制高点”，同时政府注重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发挥园区聚集优势，培育重点产业发展。园区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集聚，实现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集聚起规模效应，放大比较优势。运城市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发展时注重园区对产业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区以老城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产业;龙门区以铝工业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产业;万春区以樊村镇和王家岭循环经济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
3.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运城市把园区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如，夏县水头工业园区充分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围绕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现有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加工制造区、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三大产业区域，加强园区建设，建成夏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工业聚集的核心、项目对接的基地、产业升级的高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区。
(二)园区社区化
1.园区社区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指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和一体化发展，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化提供基础支持;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园区把产业集聚起来，而产业的入驻和发展必然要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地的高级人才，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园区，这就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条件，尤其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如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在生产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园区内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场、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2.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园区社区化的本质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一是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为先导，打造城市综合体;二是以中小学为依托，打造教育园区;三是加快建设商品房住宅小区，引进现代化医疗机构，培育新型商业形态，完善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承载能力。
3.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战略基础，通过城市周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农村社区化可以通过工业园区化的带动快速形成。如，运城市稷山县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投资近2亿元完成“县城低碳产业聚集区”、“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翟店纸包装文化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园区周边农村的社区化发展。
(三)社区城镇化
1.社区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社区的发展推动城市交通、排水、污染处理、水电供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区、生活区、商业区、娱乐区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从而使社区发展为新兴城镇，进而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推进必将创造更多的生活和生产需求，推动商贸、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文化和服装等生活业和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吸引力，加快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2.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包括老城区社区的城镇化和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运城市通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促进社区城镇化。老城区改造，通过机关、企业外迁，形成商业区和服务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质。如，平陆县筹资8.2亿元，重点实施打通新老城区的“两街一路”(春元街东西扩及中段改造、向阳街改扩建、傅岩路南扩)、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的“两馆一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幼儿园)、“两个市场”(春元街蔬菜市场、太阳文体广场)、“六大工程”(天然气进企入户、垃圾填埋场、星级公厕达标、天眼工程、汽车客运站、三线入地)等14个项目。特别是在“两街一路”拓宽改造中，坚持最大程度规范程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区的渗透与融合。运城市通过拓展建设新城区促进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新城区通过工业新区建设，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依托。对新城区通盘考虑、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围绕新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推进社区城镇化发展。
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连片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连片示范区，即围绕“抓典型、出精品、成规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县一区、一区10村”的要求，使集中连片示范区达到道路循环、产业相连、林网方田、设施齐全、环境美观的标准。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如，垣曲县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方式，分类编制全县行政村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点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相对集中、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中资金和项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主导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改善力度，引导和吸引山庄窝铺、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区域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四)土地规模化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流转。运城市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道路，使土地向职业农民、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手中集中，让有进城意愿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释放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不必再邻地而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为农民搬入城镇排除思想、地理、经济上的障碍。运城市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转方式多样。呈现出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二是流转模式多元。有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场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多种。有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四是土地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粮棉等作物生产，还用于果蔬、花卉等农业生产和观光农业开发。
2.调整村庄结构促进土地规模化。近年来，随着运城市“八区联动”的全面推进，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许多城郊村已变为城中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安家就业，造成一些村庄形成空壳村。面对目前的村庄情况，运城市对村庄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3.建设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流转。为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城市通过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金融提供服务。同时，运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一个有效的对接平台，让农村资产、资源流动起来，激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权益，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不担心农民反悔收回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土地顺利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五)城乡生态化
1.坚持生态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生态优先，走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低碳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第一，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第二，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第三，要求工业入区、入园，促进产业集群，既可以集中处理污染，又可以使各产业分享外部经济。第四，加强节能环保宣传，鼓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第五，加强城市绿地资源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第六，倡导绿色消费，减少消费污染。第七，重视调解资源占用与分配、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冲突，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2.用城乡生态化增强城镇吸引力。运城市的城镇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建设，通过绿化、净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数，增强城镇的吸引力，让农民向往进城，愿意进城。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步伐，深入推进。
3.城乡生态化注重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灵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远景导引，文化产业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关键。运城市在促进城乡生态化、一体化发展时，既遵循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衔接现代气息的植入。如，盐湖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盐湖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块，让游客在休闲娱乐中感知运城根祖文化、盐文化、关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来把盐湖风景区打造成山水相连、林湖辉映、历史厚重、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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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60-05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不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已经给予了明确、清晰、肯定的回答，学界也普遍认同。不过，也有少数研究者发出了不同声音。其中，宋飞琼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30期发表了宋飞琼教授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宋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和部分论者言论的分析，归纳出了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上。然后，再以其课题组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对这三个假设予以全盘否定，最后做出论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
本文认为，宋文的分析与论断，存在逻辑漏洞和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一、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质疑
宋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是基于对其设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的否定。从逻辑上看，如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真是这“三个假设”，且又被否定，自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伪命题。但问题是这“三个假设”真的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界定？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被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研究者都普遍认同的定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从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功能、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不同角度理解和定义。比如，有人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在农村、由农村人举办的、以培养农村技能型人才为目的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广义的“面向农村”的“大农村职业教育”，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尽管“农村职业教育”歧义纷呈，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歧义，即“农村职业教育”至少包括了“农村职业学校教育”和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农业生产人才，也要培养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实用人才。似乎宋文有意回避了大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共性的理解，刻意把“农村职业教育”限定为“主要由办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构成”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把县域内不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以及非正规的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排除在外，这显然有混淆概念、以小指大、偷梁换柱之嫌。按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实际上，宋文否定的就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个命题，而是“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所以，宋文不应从一般意义上得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如何设定？宋文通过对1980-2015年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以及期刊论文观点的分析，归纳出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在此，对这“三个假设”的对错，笔者暂时“存而不论”，重点要对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客观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为农村社会培养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新世纪，我国逐步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留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宋文的“三个假设”只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形势不同，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实际作用的认识和政策期许不同。除此之外，似乎说明不了太多的其他问题。所谓“前提”在逻辑学上是指“宣示理由或证据的陈述”，必须支持或蕴含结论的所有要求。无疑，“三个假设”并不足以支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所有要求，所以也就不是前提。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察，还是基于理论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应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诉求。尽管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它们实际存在，就有继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
二、对“三个假设”全盘否定的质疑
为深入讨论问题，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并没有错，是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宋文最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宋文对“三个假设”的全盘否定，明显存在理据不足。下文将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一）农村发展真的不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宋文认为：“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对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假设不成立：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新的农机具似“傻瓜相机”，很容易操作，一些新技术帮助简化了生产工艺。二是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参与、合作组织或企业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该服务体系支撑下，农业生产过程被程式化，不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宋文以生产过程分析理论和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实地调查，为其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笔者认为，宋文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下漏洞：其一，生产过程分析理论表明的是可以从生产的典型任务、主要环节、岗位职责、从业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清晰地理解、认识生产过程，并不表明对农业经济主体的职业能力要求必然降低，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必然减少。其二，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企业集中养殖”“公司+农户养殖”“二者混合养殖”逐渐成为种植业、养殖业三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现代农业发展初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还比较低端，从业者可以“干中学”，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着做”，此时，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够明显。单纯利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不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产业的理念为指导、以产业关联关系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现代产业组织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的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有机系统。”[1]随着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都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涉农专业人才，对涉农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会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所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即使存在宋文所说的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数量需求有所减少的情况，也不否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潜在的大量需求。毫无疑问，无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如何发达、农业科学技术应用达到何种水平，其有效运作和合理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涉农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的人力支持。其三，宋文调查的只是中部某省五县（市）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种植业、养殖业，样本数量有限。宋文忽视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特点。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禀赋迥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区域差异性。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山高路远、田地分散，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我国也还有许多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其小农生产意识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给与耐心的“手把手”指导。有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亟需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为现代农业发展供给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2]。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培养培训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
至于宋文所说的一些农业企业不愿意招收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不能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否愿意”与实际“是否需要”完全是两回事，“不愿意”并不表示实际“不需要”。
在笔者看来，“农村需要大量的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不但在过去的三十年成立，就是再过三十年也成立。
（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二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理由是：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质量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好农场、养殖场等实习实训基地，需要较好的办学设备、较充足的办学经费投入，等等。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财政困难，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极为薄弱、教学设备非常短缺。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更不可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宋文以此证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无异于浪费钱财、毫无意义。
对宋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质疑：其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真的如此不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在职教经费投入、职教师资培养、贫困生资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办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以及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涌现出了大批办学条件好、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也已基本形成。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和服务网络不断向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的延伸，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培训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尽管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岂可因此就罔顾事实，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贡献和实际价值？其二，农村职业学校不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吗？宋文认为，具有“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高等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培养目标（宋文中的“高等农业院校”属于城市职业教育机构）。因为只有高等农业院校才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人文环境和具体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些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主体，也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从国家政策和地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例如，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安溪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文化水平不高。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果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完全可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中的独特优势。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比城市职业教育机构更了解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土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高等院校、涉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通过分工协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以国家和地方开展的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共同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假如真的如宋文所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合格的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那就更加说明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三）农村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三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宋文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农村职业教育不能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成了伪命题。
按宋文的叙述，其访谈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接受过农村职业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只要能离开农村，一定选择离开农村；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实属无奈之举；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也是离开农村。简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难以让农村青年留在农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城市人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培养。尽管这种教育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不合理，但实际上也把一部分农村青年留在了农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城市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量的用工需求，的确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进城。不过，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惠农、惠民政策。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延伸，特别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区域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些接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农村青年开始在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者也不乏其人。或许30年前，农村人接受职业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想象！
退一步说，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村青年全都留在农村就合理？难道我们需要这种“画地为牢”的农村职业教育？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培养实用人才，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简言之，无论是让农村青年“留农”还是“离农”，都是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文错误地定义了“农村职业教育”，错误地设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错误论断。我们应坚信，只要我国农村社会还存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依旧任重道远。当然，我们要发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作者简介：张胜军（1965-），男，湖北黄梅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李翠珍（1965-），女，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YJA880097），主持人：张胜军；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2014年招标课题“江西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JD1492），主持人：肖称萍。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9-0057-0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中心环节。自2012年中央1号文《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试点工作。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尚处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种适切的发展模式。对于如何立足国情构建这种适切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概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浪潮，出现了众多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以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具影响力。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治理”被“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观念相区别，甚至对立起来。”[1]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又将“多中心”概念引入其中，用来阐述其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并做出了实证贡献，最终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企业、社会组织以及遵循市场法则运行的私人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而且，相关决策也是在资源交换、信任和协商的基础上，由各主体共同行使决策权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倡政府的权利下放和权利收缩，通过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克服公共事务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弊端，减少“搭便车”、规避责任等行为的出现，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机制，以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化。
依据对中心治理理论内涵的解析，本文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界定为：政府部门、教育与培训机构（包括各类学校、培训机构、成人教育组织等）、社会公益组织、企业、农村社区、农村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决策、平等竞争、互动合作，共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效供给的一种方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成果即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属于公共事务[3]，理应实现多中心治理。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价值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对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有效供给，具有多方面价值。
（一）有利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虽然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但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经济人”特征，决定了政府容易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独断专行，造成诸多的决策失误和无效决策。掌握大量、全面、真实的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而政府拥有的决策知识和信息总是有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强调决策中心下移和多层次展开，要求政府之外的主体，如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培训对象等都能参与决策，依靠集体智慧，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有利于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资源瓶颈
现代政府应是“善治”理念下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尽管政府理应对属于公共事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承担巨大责任，但这种责任必然有其边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多种资源，如合格的师资队伍、充足的经费投入、务实的培训课程、良好的培训场所和物质设备等。其中许多资源为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或私营业主所占有，而政府或不占有或占有不充分。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无疑可以极大地丰富培训资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不少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对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这就更需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府单中心治理必然会遭遇到的资源瓶颈。
（三）有利于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
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影响或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所有主体，如政府、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培训教师和培训对象，等等。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冲突。如果这些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长远发展的桎梏。
博弈论也认为，当博弈各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这就意味着各利益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将会逐步放弃自我“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互惠的合作策略，以创造“多赢”的博弈机会[4]。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解决多元培训主体的利益冲突，强化彼此的合作行为，为培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四）有利于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大体分为如下几种类型：1.现代农业生产型人才，如种粮大户、农场工人、养殖专业户等；2.现代农业经营型人才，如运用市场法则从事农产品加工、仓贮、运输、销售的从业人员；3.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型人才，如植保员、信息员、防疫员、水利员、农机修理工等；4.现代农业管理型人才，如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等；5.现代农业发展带头人，如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户、家庭农场主等。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之间，还有行业之别和层次高低之分。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主要包括：有一定文化和技术基础的青壮年农民、农村干部、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家庭农场主、种粮大户、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大学生等。这些培训对象成分复杂、个体差异显著。
培训对象的复杂性、差异性，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类型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出了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提供的农民培训是唯一的卖方市场，培训对象只能被动地消费，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企业、私人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团体等非政府主体供给。有了丰富的培训产品供给，培训对象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偏好，选择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培训产品。
（五）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质量
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通常以两种方式为农民提供教育与培训产品：一是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教育行政机构、农业部门、妇联等，直接开展相关的农民教育和培训活动；二是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威，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指派一些学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农业科研院所等，开展农民教育与培训。无论是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是由政府单中心决策和分配资源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培训。由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其培训的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证。
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机制通常比政府控制更具效率。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就都可以提供培训产品和服务，培训资源也将通过市场法则配置，这就势必导致公共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以及私人机构之间的竞争行为。为占有培训市场份额、取得竞争优势，所有参与竞争的培训机构和组织，就要通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培训投入、改革培训教学方式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培训产品。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有活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竞争格局。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也应循此逻辑。
（一）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应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农村社区、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中，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例如，政府应扮演好“掌舵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信息收集与、政策供给、制度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扮演好“培训教学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师资供给、课程开发、理论教学等方面，发挥其智力优势；企业有场地、原料、设备等实训资源，应扮演好“培训责任共担者”的角色，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能培训的主力；农村社区则应扮演好“组织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环境建设、组织动员等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只有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才有可能满足不同培训对象的个性化培训需求。因此，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形成一个基于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的多元化主体结构，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必要前提。
（二）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在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是权力中心，是政策决策的最后“拍板人”。政府通过行政权威和行政命令，建立以控制为特征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结构，开展“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通常存在缺乏针对性、实效性，不但造成了宝贵培训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也常常导致了培训政策目标的实际漂移。
要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必须构建一种基于主体地位平等、权力向度多中心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尽管各主体的角色、职责和权利内容不尽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控制和支配关系。政府和其他主体一样，都是这个扁平化的互动治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各主体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各主体，在真诚对话、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的培训决策，不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也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容易得到各主体的心理认同和实际执行。
（三）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
不同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多中心治理需要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例如，政策工具具有引导、监督、激励、评价功能；制度工具对主体行为具有规范功能；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拨款等经济工具，具有激励功能；网络、媒体等信息工具，具有信息、信息传播功能；社会公益性组织、大学生自愿者等志愿性工具，因其公益性和专业性，具有较强的专业支持功能。因此，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工具结构。
（四）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要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际运用，还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主要应包括：1.政府要转变职能，在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合作机制；2.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3.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4.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农村社区、社会公益性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家庭农场主、城乡居民等，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5.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资源的使用效益；6.建立多中心的监督机制，强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和质量的全方位督查和评估。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正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借政策东风和思维创新，立足国情，构建一个结构合理、运行有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
[作者简介]陈宏涛(1977- ),男,天津人,天津农学院农学系,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天津 300384)
[课题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沿海都市型农业背景下农学学科特色专业质量建设标准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02-0901)中国论文联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18-0100-02
随着农业科技和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模式。同时,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变革,农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这些外部环境条件的不断改变促使地方农业院校农学专业需根据自身的性质、现实发展状态,找准专业特色和优势,科学、准确地进行专业定位并适时调整。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积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开展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地方农业经济建设和地方农业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特质
1.行业性。从知识结构来说,面向“三农”,根据农业发展的最新要求构建知识体系。由于应用型本科是以行业为中心设置专业,不是面向具体的职业岗位(群),专业口径应更宽,专业基础理论则应该更厚①,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作物生产的专业知识,例如大田作物耕作栽培、遗传育种、农产品贮藏及加工、技术推广的知识,从而具有发展潜能和技术创新能力。
2.应用性。从能力结构来说,应用型人才应该具有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及将解决方案付诸实施的实践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性”不仅是继承性应用,而且是创造性应用,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社会性。从素质结构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社会能力,如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调查研究与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交际能力等。
二、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着力点
1.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往由于重理论轻技能、重教学轻实践,致使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就业能力较差。应从实际出发,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重点,强化素质教育,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满足社会需求的动态培养。随着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推进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产业结构正由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对农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不能一味与重点大学看齐,应该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将新农村建设需求作为“中心”依据,强调“地方性、应用性”,形成自己的特色。
3.强调体系优化的科学培养。遵循农业教育发展规律,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等方面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结合专业特色,使各环节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应在重视动手能力实践性培养的同时又重视理论基础的教育,避免延续应试教育②。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培养形成创新的意识。
4.增强学生主体性意识的培养。目前大学生内心的主体性意识比较强烈,如果过于强调统一性,忽视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就会使学生自主性和主动性丧失,影响创新精神的形成。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能统一规格、千人一面,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活化人才培养机制,唤醒和培育学生的主体性意识,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三、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与进展
1997年开始,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在进行人才培养回顾与思考的同时,以“学校—学生—社会”为主线进行调查研究,探讨高等农业院校素质体系,教育思想转向素质教育,根据人才培养状况和需求,确立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城效型、复合型农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重新界定了“增厚基础,拓宽专业口径”的内涵③。
2000年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我国成功加入wto,尤其是农业生产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改变,农学专业以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努力形成与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结合天津地区的特点和学生对就业及个性发展的需要,研究都市型农业院校农学专业学生在21世纪综合素质提高需要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要求。1999～2004级近400名农学专业学生参与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实施方案的试行,他们的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高,知识结构更完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
从2005年“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开始,是农学专业建设质量大幅提升的阶段,也是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形成阶段。为适应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与完善,建立了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两段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2008年农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部级特色专业。农学专业朝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确立了“三创一基”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创造、创新、创业意识和提高基本技能),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需求,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内容的确定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环节的管理与社会需求接轨,凸显出为地方农业经济社会服务的特色。
四、培养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措施
1.立足地方经济建设,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立足于地方实践需要,服务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社会对农业人才的需求,培养面向“三农”、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高级农业人才。科学构建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体现“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根据天津农业经济发展规划,在专业方向设置等方面以“农”为本,重新审视人才培养过程,对教学模式、教学计划等诸多方面进行适当调整,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作为构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主线,从而培养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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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随着社会需求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夯实基础、拓宽领域、强化实践、突出特色,使课程体系具有“通、实、广、跨”的特点。通,即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打通培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实,即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比重增加,使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广,即将教学面由产中向产前、产后拓展;跨,即增加跨学科选修课程种类,鼓励学生修双学位和跨专业选修,拓宽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培养。专业课程从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遵循专业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为学生继续深造做好积淀;另一方面,根据天津农业的发展特点及作物种类设置课程,同时也设置了反映学科发展和交叉边缘的课程,如“作物育种学”“遗传学”“作物栽培学”。开设了与生物技术相关的课程“分子生物学”;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应用型“农业推广”课程;为了让学生了解大农业,整合了“现代农业概论”,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进一步拓宽了专业知识向产前、产后延伸。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建设了农业分析、作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工程等实验室和植物细胞工程研究中心、特用作物改良工程中心、天津中日水稻品质食味研究中心(天津市级研究中心)。加大了大型仪器设备和农科类实践教学设备的投入,实验室对全体农学专业本科生开放,使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研究。加强学校与社会、专业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利用社会多种不同的教学环境资源,构建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先后与农业企业共建了七个产学研一体化的校外实践基地。
在教学中做到课堂教学、实验课教学、田间生产实践三段教学环节紧密结合,形成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践、设计性实验相互衔接,学科间知识相互渗透的多层次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所有的实验教学都编制了教学大纲,实验开出率100%。充分利用本专业的教师全部在主持或参加市级以上课题的有利条件,让学生较早参与教师的科研实验和课题研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形成了“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专业实践”三元结构的教学模式。譬如在近两年教师的28项科研项目中,吸纳了全部农学专业本科生。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科研团队合作。建设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注重专业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培养,爱岗敬业,优势互补。引进人才既看学历、职称,更注重实际学术水平、研究成果和职业道德,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的有效机制。积极开展教研活动,重视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学生参与性的培养。农学专业已拥有专任教师21名,其中教授10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3人。近两年,教师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被sci、ei收录12篇,申请专利2项,承担科研项目28项,其中部级5项,省部级23项,增强了教师的科研水平。
5.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有效地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会为载体,积极引导社团开展校园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专业实验竞赛、文化创意大赛、创业大赛等科技竞赛平台。组织学生申报天津农学院科技创新课题,安排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作为学生课题项目的指导教师。通过课题立项,学生科研积极性提高,有效地培养了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近三年来,本科生申报学校科技创新项目45项。同时,我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了优异成绩。学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其中在核心期刊9篇。考取研究生数量比例稳定在30%左右。
6.建立灵活的管理运行机制。积极推行学分制,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反馈系统,做好教学督导工作,定期对教学文件、试卷及实验的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学生评教、教师评教、领导听课等制度形成多条教学信息交流反馈途径。严格考试管理制度,考试方式由单一的闭卷考试改为开卷、口试、论文、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结合。在考试内容上,侧重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
五、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天津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部级特色专业,应充分发挥农科专业优势,紧紧围绕沿海都市型农业经济发展需要,把握好专业发展方向。按照注重社会需求特点、同类互补和发挥自身优势的原则,突出专业方向的特色建设,走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注释]
①徐理勤,顾建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运行条件探讨[j].高教探索,2007(2):58.
[中图分类号]F30,F3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28-03
发展现代农业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已然走向｡而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新型农民的参与｡只有用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来培育新型农民,才能更好地完成旧式农民向新型农民的嬗变｡
一､关于两对关系的粗浅认识
(一)传统农业与旧式农民
传统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适应这种农业的需要,相应有了旧式农民,其突出特征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国家发展农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则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数情况下(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国家越想通过农业强国或立国而愈不能强国或立国,农民越想通过农业生产来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需要)却越难以维持生计｡如果考虑到“天灾人祸”的因素,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局面则更为尴尬｡
(二)现代农业与新型农民
现代农业的特征是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和产业经营一体化[1]｡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新型农民随即呼之欲出｡从理论上讲,新型农民的突出特征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讲文明､守法纪｡各国的国情不同,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是为了国计民生的需要｡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离开农业的发展其后果不堪设想｡而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就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更好生活的需要｡
在二者关系上,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新型农民,其对技术手段､集约经营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农民来提供,发展现代农业只能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新型农民的培育虽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农业的刺激但又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这一大环境,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二､中国现状:混合型农业与参差型农民
客观地讲,在目前的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现代农业的成分,对农民的估计更不例外｡这一点,在经济落后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一)混合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胶着运行
我国农业严格说来,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被注入了许多现代农业的因子,目前二者正处于交并发展的过程中｡
1.从机械化作业程度上看｡我国农机装备水平普遍较低,距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甚远,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只局限于在局部地区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水平较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实现了高度农业机械化｡耕地较少的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实现了全面机械化,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达到95%以上｡而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正处于初､中级阶段,农机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35.9%,部分地区仍主要靠手工和畜力劳动｡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农民购买农机呈现出了“三多”的显著特点,即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多,插秧机､收割机多,高质量､高性能机械多,农机装备结构日益优化｡但从总体看,我国目前仍存在小型拖拉机多､高性能动力机械少,主机多､配套机具少的问题｡并且农机作业项目单一,而发达国家多是采用复式作业｡三是机械化应用范围小｡目前我国机械化生产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三大粮食作物中,除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外,水稻栽植和收获及玉米机收水平还很低｡在经济作物､养殖和农产品贮藏､保鲜及加工等方面,标准化生产体系薄弱,机械化生产程度较低,许多方面机械化生产还是空白[2]｡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农业的水平还相当低下,传统农业还需要极大程度的改造｡
2.从农业产业化水平上看｡跟我国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情形一样,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也是东高西低｡平原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高些,但这也只是相对的高,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高达80%以上｡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大多在2.0-3.7：1以上,而我国只有约0.4：1;发达国家的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总值的90%,而我国仅占25%左右[3]｡这说明目前我国传统农业仍然占据很大比重｡
3.从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使用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进步｡到2005年,我国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上升到48%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献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仅有30%-40%,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且已经转化为技术的普及率也仅为30%左右[4],这也说明我国现代农业步伐建设迟缓｡
(二)参差型农民:旧式农民和准新型农民相伴而生
就目前看来,在我国,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占据绝对比例｡不过,新型农民的影子已经开始显现｡
1.从受教育文化程度上看｡如果我们粗略地把旧式农民和新型农民的文化或受教育标准界定在高中水平程度(只是为研究需要的假定),那么,据有关资料统计,农村劳动力中37%的人文化程度为小学､文盲和半文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3%[5]｡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文盲和半文盲数达到4300万,占该标准总数的5.2%,而农村初中以下劳动力的比重则高达91.2%｡另据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则GDP增加9%｡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已达到11年,其中美国18.04年,法国15.96年,日本11.87年,而同期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5年,这还包括大量的文盲[6]｡正如人力资本理论专家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指出的:“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获得能力水平的差别”｡“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7]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农业没有很好发展是因为缺少新型农民,而我国新型农民的培育还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2.从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上看｡在我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接受过技能培训,而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很少受过技能培训｡据资料表明,在全国目前的4.9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而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达到70%以上[8]｡这说明我国农民对“懂技术”这一要求的差距太大,其中绝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农民｡
3.从拥有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上看｡农业技术人员是最接近新型农民的群体,他们有文化､懂技术,但我国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相当缺乏｡建国以来,我国培养的高中级农业技术人才累计达247万人,但至今尚在农村第一线工作的仅有76.8万人｡发达国家每百亩耕地拥有1名农业技术人才,而我国目前平均每百名劳动者只有科技人才0.023人,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0.049名科技人才,平均每7000头牧畜只有1名畜牧人才,平均203万亩草原只有1名牧业人才｡全国145万个乡镇企业中只有139个工程技术人才[9]｡这一高技术含量群体数量的低下,说明新型农民在农村仍然是稀缺资源｡
三､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言,中国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这个大环境,但又不能全指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来完成｡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新型农民的培育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二者都是动态的､同期的发展过程,不是说先培育好了新型农民再来发展现代农业,更不是说等有了现代农业的粗具规模再来培育新型农民｡
(一)当前理论界对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的观点概览
1.在培育内容上,当前理论界的聚焦点是提高农民素质(2006,蒋成凤､李德),包括文化素质､生产技能､思想道德素质(2006)钟瑞添;2007,张小利;2007,陈华)和身体素质(2007,谢恩魁)等｡
2.在培育方式上,大家的意见是大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2006,钟瑞添)､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06,贾超)､科技示范带动､科技扶贫助农(2007,刘宝亭)､实施“农村读书兴农”工程(2007,谢恩魁)以及建立健全农村科普网络(2007,周琳琅)等｡
3.在实现途径上,主要观点有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经营水平(2007,周琳琅)､积极发展农业种养专业大户(2007,李勇)以及农民工回乡创业(2007,朱隽､冯华)等｡
4.在保障措施上,主要观点有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实施政策倾斜(2007,赵泉民､李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2007,朱隽､冯华)等｡
(二)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理念指导:明确培育新型农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抓新型农民的培育工作过程中,作为培训主体――主要是指各教育机构,一定要明确培育对象(农民)的文化技术需求以及市场对农民的需求,即知晓如何培育和定位现代农民的职业走向｡这样,就应根据本人､本地发展实际或外出务工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文化或技术的培训工作,即教育培训工作“要实际,要管用”｡
2.产业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型农民的结合点｡“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口号｡为此,必须结合明确的产业来进行培育｡目前,有专家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并对全国作出大量的调查后指出发展现代农业,重点或突破口是发展现代畜牧业(2007,万宝瑞)｡我们当然不是说各地都要发展畜牧业,但这个产业也就是培育新型农民的突破口,一定要选准,切不可片面发展､面面俱到,而应“有的放矢”｡
3.市场导向:农民涅的生存空间｡现代农业是市场农业,这一道理谁都知晓,农民也不例外,但农民并不一定知晓如何进入市场､怎样才能进入并占领市场,这一点也是判别旧式农民和新型农民的分水岭｡提高这种能力,正如中央文件中所说的只有“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才能具备｡
4.标准统一: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唯一标识｡中国农产品一直未能很好占领国际市场,关键一条是生产或技术规格与国际标准要求不一致｡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国家应抓紧制定相应的生产规格和技术标准,以便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参照执行｡
5.分步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较好选择｡我国国情太复杂,各地差别太大,农民素质根本不可能整齐划一｡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和培育新型农民,只能分类指导､分步进行｡尤其是对新型农民的培育,其要求程度也应当有所区别｡笔者认为,我们对中国新型农民的培育应至少分两个群体,一是高标准群体,即中央所提出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因为中国有9亿左右的农民,能达到这一要求的毕竟是少数,且要求全体农民或大多数农民达到这三项要求也不现实｡另一个是一般群体或大众群体,对他们的要求只要达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三项中的一项或以上便可认同为新型农民｡
6.政策延续:发展现代农业和培育新型农民的强力保障｡近几年在农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活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概念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些地方在执行起来时,不能很好理解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延续和深入,认为这是在玩概念游戏,前天挂“农业产业化经营办公室”,昨天换为“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今天改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一项政策尤其是一项好的政策应该保持其延续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现在所做的“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这项工作,也应该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而不宜“跟风应景”｡
参考文献:
[1]赵泉民,李怡.现代农业视野下的新型农民培育研究[J].理论导刊,2007，(8).
[2]“十五”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综述[EB/OL].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http?押//amic.agri.省略.2007-04-11.
[3][4]周琳琅.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几个问题[J].经济问题探索，2007，(5).
[5]刘宝亭.建设现代农业要着力提高农民素质[J].理论学习,2007，(7).
[6]李华.试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的培育[J].教育与职业,20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