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1袁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关键词】 中医医史文献 学科 机遇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袁 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如《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燏黄、黄胜白。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萹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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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林榕，林端宜.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于秀萍，刘典恩.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12）：14-16.
[5]陶功定.生态医学思想是贯穿《黄帝内经》的主线[J].山西中医，2004，20（3）：36-40.
中药发展历史悠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药早于医”。对于历史而言，只看一点，不免模糊，贯成一线来看，会使学员对中药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在整个中药学课程教学中，对于本草学发展史的讲解最能体现中药史的内容。在讲解中，要避免平铺直叙，若只管唐宋元明清地下来，仅把本草学著作和本草学家当作与历史相关联的一些符号，这样的教学效果必然不好。如果能举出有说服力的例子，引发思维，自然切入研究本草史的讲解，则会有所裨益。譬如，中药木通是常用的中药，前些年西方大剂量单用减肥，引发了大规模的“马兜铃肾”的问题，西方学者把脏水泼到中医药身上。考察通草、木通的本草发展史，存在一个品种变迁的问题，只有理清这个问题，才能昭彰正确的认识。通草是古今常用的中药之一，通过历代的本草考证，其正品应该是木通科植物木通，由于本草中的混乱，而使通脱木逐渐取而代之称为通草的正品。而原来木通科植物木通，不再称为通草，而专以木通为其名，以马兜铃科植物东北马兜铃入药充作木通入药（即关木通），是不妥当的。如上分析可见，中药品种讲究正品，配伍讲究七情，“马兜铃肾”问题的出现，说白了西方的应用违背了中医学的理论，出了问题，脏水绝不能都泼到中医的身上。只有研究本草史，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如此切入本草史的讲解，学生印象自然会比较深刻。
2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借用
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是很丰富，涉及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中药学课堂教学中，能够不失时机的借用，会为课堂增色不少。宋代辛弃疾有诗：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盲吾已甚，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只甘松竹共凄凉。”当讲到相关中药时，引用之，可以为讲解增色，不仅有助于中药的讲解，也可以加强对传统文学的理解。明代龚庭贤所著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是文学性和学术性俱佳的作品，如“枳实味苦，消食除痞，破积化痰，冲墙倒壁”，非常形象生动。在授课中，若能“择其善者而引用之”，对于提升教学效果非常有益。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引用，应该讲究引用自然，不耗费过多时间，否则就有可能偏离教学主线。这就要求授课者对多看、多读、多记，到用的时候就能做到信手拈来，为课堂教学增色。
3重要历史人物的启迪意义
公共选修课是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人文科学素养而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的课程。但目前公共选修课的效果并不理想[1]。如何上好公共选修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代药物科学》是为了使学生接受药学的相关教育，概要地了解药学各学科的发展历史、基本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主要成就及药学的发展前沿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而对药物及制药行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开设的一门校级公共选修课程[2]。该课程自开设以来得到了学生的好评，先后被评为校级通识教育核心选修课和校级精品课程。如何更好地加强课程建设，让学生在课堂上既学习到丰富的药学知识，又很好地提高学生科学素养是本课程作为理工科的校级公共选修课一直追求的目标。笔者将以《当代药物科学》课程为例，分析问题，希望能对理工科公共选修课的开设提供参考。
1.公共选修课的受众广，学生专业背景各不相同
公共选修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选修该课程的学生涉及各个专业。通过对选修本课程的学生组成进行分析发现，学生中文科生占有很大比例。学生专业背景不同，对药学相关知识的掌握也不尽相同。如何把一门理工科的课程讲深入浅出，既让文科专业的学生听懂并理解，又让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学习到内容新颖的知识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对课程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公共选修课承担传授科学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任务
公共选修课的主要任务一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二是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通过总结该课程的授课经验，笔者认识到，《当代药物科学》课程的内容除了要介绍药学的基本知识和前沿内容之外，还要增加一些关于药物的发展史及药物研发相关的知识，通过药物研发的过程提高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这对各专业学生都非常重要。首先，文科专业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比较少。对药物的发展史及药物研发过程进行讲解，可使学生了解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内容及研究的思维方法。其次，理科专业学生通过对药物发现过程及对科学家科学精神的了解可以提高科学研究兴趣，使其更具有创新精神。
3.精心设计授课内容，重视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
《当代药物科学》课程可能涉及的内容可谓浩如烟海，如何从众多的教学素材中选取合适的教学内容，是该课程成功的关键。考虑到公共选修课的特点，笔者在公共选修课的教学内容选择上着重加强了如下几部分。
第一，强化《当代药物科学》课程内容中药物的发展史部分内容。通过该部分内容的讲解，学生了解到人类药学的发展史，认识到药物研发的重要性，与制药产业发展的意义。在该部分内容的讲解中，着重讲解我国古代的药学发展的辉煌历史，及我国近代药学发展滞后的情况，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及为我国科研事业奉献的热情。
第二，加强对药学研究前沿知识的介绍。在该部分内容中重点介绍药物研发中的组合化学、高通量筛选、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生物制药等相关知识。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药学的进步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人类的健康长寿需要科学的发展保障，以此激发同学们投身科学研究，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奋斗的热情。
第三，在课程体系中加强中药相关内容的讲解。通过该部分内容的讲解，学生认识到我国有着光辉的药学发展史，同时，中医中药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介绍中药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归经、炮制及中药现代化等内容，让学生了解中医中药的主要内容与科学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医中药的认识及传承中医中药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在讲解天然药物化学及化学药物内容时，重点讲解一些药物的发现的历史。如在讲解抗疟药物青蒿素时，详细讲解青蒿素发现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特别是屠呦呦教授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在科学研究中文献调研、大胆假设、认真论证的重要性；在讲解抗肿瘤药物紫杉醇时，重点介绍该药物的发现历史的漫长性，从发现该化合物到该化合物被临床应用于肿瘤的治疗，到全合成，有多少科学家进行过不懈的努力。通过该实例，学生了解了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是对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
公共选修课程一般为大班授课，选课人数一般在100人以上，如何在大班级授课过程中更好地传授人文科学精神，需要采用多样化、合理的教学手段。首先，采用多媒体课件可以强化视听效果，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适当采用PPT课件，关于药物历史、研发、生产的短片等多媒体手段。其次，演示实验可以增强学生对科学原理和方法的理解，使学生对药物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例如，在讲解到生物碱的提取中可以演示生化法提取茶叶中咖啡因的实验[3]。学生通过该演示实验对升华法提取天然产物的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同时对药学实验也跃跃欲试，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再次，课堂讨论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氛围。例如，在讲解抗老年痴呆药物时，首先，给学生讲解老年痴呆疾病是一种多病因的疾病。氧化、金属离子、神经递质的减少、β-淀粉样蛋白、雌激素等因素在老年痴呆的发生发展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治疗该疾病的主要药物为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4]。然后让学生讨论如何开发出新型的抗老年痴呆的药物。我们惊奇地发现，学生通过短暂的讨论之后能够给出多靶向药物的研究思路[5]。而这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老年痴呆疾病新药的研发方法。因此，让学生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
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我们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对《当代药物科学》进行教学改革，希望通过加强课程建设，让学生在课堂上既学习到丰富的药学知识，又很好地提高科学素养，进而将该课程建设成为学生满意的公共选修课程。
参考文献：
[1]黄晓靓.大学公共选修课现状调查与思考.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5：130-131.
[2]史大华，刘玮炜，孙吉佑，陶传洲，跃强，唐丽娟.公共选修课《当代药物科学》的教学初探.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42-42.
[3]杨玉权.用直接升华法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14：55.
中图分类号：K8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一、第巴桑吉嘉措身世背景论述
众所周知，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期，对于藏族历史而言是个多事的年代。自17世纪中叶开始，藏传佛教之格鲁教派和噶举教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噶举教派以当时后藏地区的藏巴汗政权势力为强大后盾，与集中于前藏地区的格鲁教派对峙，以至兵戎相见。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格鲁教派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鉴于此，五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为谋求格鲁教派的生存和长足发展，他毅然决定求助外援――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自此，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固始汗强大的军事势力统治的藏巴汗地方政权，进而建立起“噶丹颇章”地方政权，第五世达赖喇嘛成为地方的政教领袖。同时，固始汗以“持教法王”的身份掌握实权，蒙古和硕特部驻足。这就引起了后来蒙藏上层人物间长期的政治斗争，上层统治阶层形成一种蒙藏政治势力交错对峙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教派对峙、蒙藏政治势力联合执政的历史大背景下，第巴桑吉嘉措于公元1653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蛇年）出生在拉萨北郊埝卜仁的大贵族仲麦巴家族，父亲阿苏，母亲布赤加姆①。其叔叔仲麦巴陈列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第二任“第巴”②。桑吉嘉措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由于历史的机遇，1660年，即桑吉嘉措八岁之时，有幸朝拜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并聆听其教诲。此后，桑吉嘉措便留在达赖喇嘛身边，接受种种严格的教育和特殊的培养。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寄予厚望，决定要将他培养成一个学识渊博并具有果敢政治魄力的。由此可以推断，五世达赖喇嘛不仅有意把桑吉嘉措培养成佛学人才，并且有意把他训练成学识渊博、政治敏锐的政教活动家和格鲁派的接班人。有的学者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这种宠爱和特殊关照，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认为，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种观点持否定的态度。
后来，桑吉嘉措学有所成，以盖世才华登上噶丹颇章地方政府之“第巴”要职，达赖喇嘛掌管地方的政务，从此也成为格鲁教派政权历史上的第五位“第巴”。他先后执政20多年，期间以出众的才能、显赫的权势、非凡的魄力，叱咤风云于历史舞台，最终因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对于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第巴桑吉嘉措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学者，他一身作为颇多，是一位罕见的历史人物。
二、对藏族医学的贡献
（一）整理旧籍，继承先人成果
桑吉嘉措从16岁开始就拜师学医，开始学习《四部医典》（藏文《居悉》），同时钻研大量汉地与印度的医学典籍。众所周知，《四部医典》最早为公元8世纪时的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所著，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失传。桑吉嘉措针对《四部医典》原传本残缺及纰漏现象，决心整理以《四部医典》为主的医药旧典籍，并付诸行动。
1687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火兔年），桑吉嘉措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校正了《四部医典》，主要参阅《月王药诊》、《八支精要》、《月光》、《毕吉黄色经函》、《教诲明灯十三条》、《大小甘露精华》、《十八分支》等古典藏医书籍，尤其是重点参阅宇妥云丹贡布的《亲手翻阅书》和舒卡年尼多吉的《藏箱之四部医典》，同时对照历代各种重要版本，诸如老苏卡版、扎当版、总噶版、干木保版、德丹版、乌东版的《四部医典》，对比分析，进行核实、研究，最后以《扎当居悉》为底本，加以校勘和全面整理、注释《四部医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吉嘉措在发展藏医学事业上极其重视继承前人的成果，他认真总结医学前辈们的经验成果，善于汲取其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和提高。本人认为，桑吉嘉措这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的科学态度，在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意义，很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
经第巴桑吉嘉措校正后形成的扎当版《四部医典》，是目前较早的刻版传本，它含《本续》（藏文《杂居》）、《释续》（藏文《解局》）、《诀窍续》（藏文《曼阿局》）和《后续》（藏文《启迈局》）四部，共157章，3200多页，约24.1万字。其内容十分广泛，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从药物到方剂、从卫生保健到胚胎发育、几乎医药学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堪称藏医学之经典著作。
（二）著书立说，夯实医药理论
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其两者是相互促进、一脉相承的。桑吉嘉措在善于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富于开创，因此，他在藏医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处于领先地位。
1688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龙年），第巴桑吉嘉措撰写《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通常简称《蓝琉璃》）一书，并于次年在刊行。此书把当时的藏医学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一，《蓝琉璃》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原则，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作者对藏族地区南、北两派学说的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诸家之长，聚集精华于一体。既体现了历史传统的特色，又具有时展的气息。无怪乎后来的藏医大师达娃俄西指出，如此著作首先必须对前辈大师的医学秘诀有清楚的理解，尚能写出。其二，《四部医典》原以韵文体写成，虽然朗朗上口，但理解起来很费劲。而第巴桑吉嘉措所著的《蓝琉璃》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为藏医药的普及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后来有人称赞说，宇妥云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如同金锁，而第巴桑吉嘉措的《蓝琉璃》则是一把开启走向藏医学光明大道的钥匙。由此不难看出，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在藏医学上的地位。其三，《蓝琉璃》对原著《四部医典》的药物种类加以扩展，并对“六味、八性、十七效”③作了进一步阐释说明，这对藏医学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蓝琉璃》的问世使《四部医典》变得较通俗易懂，历代医学家把《四部医典》尊为藏医学的必修教科书，又把《蓝琉璃》奉为它的标准注解本，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第巴桑吉嘉措还写了很多藏医学方面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晚年之时，凭借对藏医学的长期研究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撰写了《医学概论贤人喜筵》。这是一部有关藏医学史方面的著作，书中收集有关医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加以系统总结。以桑吉嘉措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来看，他掌握着当时宫廷里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比其他作者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完成此书。此书观点新颖，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从传说时期一直到桑吉嘉措本人执政时期的藏族医学发展情况，还重点论述了宇妥云丹贡布、查瓦温嘉、措吉雄努等藏医学史上重要人物的业绩，是一部比较权威的藏医学史著作，它对研究古代藏医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开设学校，培养藏医人才
第巴桑吉嘉措对藏医文化的贡献精神，还表现在他热心发展藏医学教育事业上。藏医学教育在“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就重视医学人才培养，鼓励大力地培养接班人，并先后在哲蚌寺设立“索日卓潘林”（即“藏医学利众院”），同时下令恢复日喀则的医学校，命名为“昌松堆白林”（意为“仙医云集寺”）。所有的医学校都招收优秀青年入学，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兼学草药药物学知识。后来，第巴桑吉嘉措发现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是个很好的地方，他察看风水地相，决定在此开设医学校。1696年，他在拉萨药王山上重新创办了一所藏医专业学校，这就是以培养优秀的藏医学人才而闻名的药王山医学利众院（藏语为“加波日卓潘林”）。同时，这所藏学学校成为乃至整个藏区的第一所官办正规高等医学院。
学校建成以后，桑吉嘉措亲自主持管理，他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课程内容，教材主要以《四部医典》为主，同时开设《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草药秘方》等课程。除了学医，还要学习天文历算、历史、语法等，学院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医学院规定学制为3年、6年、9年不等。其生源有三个渠道，分别是：各大寺选送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僧人；从藏军的士兵中派人培训；招收具有一定医学基础的各地社会青年入学。最初学生为20、30人左右，后发展到70余人，人数最多时达170多人。④这所学校一直是近代培养藏医人才的主要场所。桑吉嘉措在主持开办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培养藏医学人才事业上，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他从藏医学科实际出发，采取医药不分家的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既懂医理，又通药性。尤其重视教学上的实践活动，规定学员每年必须外出采药一段时间，以便实地掌握草药的采集和识别知识，增强了临床效果。对此，桑吉嘉措本人也身体力行，每年夏秋时节，他经常外出采药，辨认各种草药。在他所撰写的《藏医史》还着重提及如何辨别药物，这些足以证明桑吉嘉措对辨别药物之实践的极其重视。
在开办药王山众利院的同时，第巴桑吉嘉措还于布达拉宫的“拉旺”（即神灵之权利的意思，亦称“神权”）角，设立医学提高班，专门从各地聘请高级医药学者前来讲座、授课，开展藏医学术交流活动使学员的医术水平不断提高，办学效果日益显著。第巴桑吉嘉措在执政期间将心血倾注于藏医教育事业，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发展藏医专门教育，一方面使医学纳入了正规教学轨道，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藏医学者；另一方面也促使藏医理论日趋完善定型，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绘制“曼唐”，丰富唐卡艺术
为了更好地开展藏医学院教学，切实培养一批具有实用性的藏医学人才，第巴桑吉嘉措不遗余力地为之创造条件。值得称赞的是藏医系列彩色挂图的绘制，这种彩绘挂图藏语称为“曼唐”，从称谓上不难得知它就是藏族特有的唐卡艺术的一种类，是用图画的形式形象地表达藏医学的内容。这种‘曼唐’曾在藏医南北两派中出现过，但主要是解剖方面、放血穴位以及草药方面的标本图。作为系统介绍藏医各个方面的全部内容的彩绘挂图，在第巴桑吉嘉措以前尚未出现过。
第巴桑吉嘉措在撰写《藏医史》一书时，亲自主持召集全藏区著名的医学家和画家到拉萨，以北方学派名医伦丁都智吉美所绘《四部医典教学图画》为底本，综合《月王药诊》和各派画稿，增补必要的内容，具体分工进行着色绘制，并于1703年制成79幅成套《四部医典彩色系列挂图》（又称“曼唐”），具体有：《本续》方面共绘有4幅，《释续》方面有35幅，《诀窍续》方面有16幅，《后续》方面有24幅，共计79幅。⑤他主持绘制“曼唐”在藏族医学发展史上是个重大的创举。这一整套“曼唐”的出现使博大精深的藏医学理论更趋形象化、具体化，为藏医学习和传承提供了捷径。它的绘制不但丰富和完善了传统藏族医学的解剖学，而且大大促进了趋重于理论学习的藏族医学向临床实践的转变。
此套“曼唐”是现存藏医学彩图的完整的蓝本。其内容涵盖广泛，举凡基础理论、药物治疗、生理解剖、防病治病、临床各科和饮食起居等等，无不涉及，具有丰富的医学内容。其中有关人体胚胎学的“曼唐”，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人体由父精和母血的结合开始为原动力逐周发育，一直到38周左右分娩等概况，这充分表明了人胚的发育是动物进化的重复过程，这一藏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胚胎发育理论基本吻合，当时藏族医学的发达与先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曼唐”对于继承和保存古代藏医学遗产，普及藏医学知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像这样数目众多、卷帙浩繁的彩绘图，不但是藏医学史上的一大宝贵遗产，而且是藏族特有艺术――唐卡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艺术宝库，在藏族文化艺术、藏医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三、结论
综上论述，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医学方面业绩卓著。可以说，他是自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以来，对推动藏族医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对藏族医学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上承传统藏医系统完整的医药理论，下启新式公办藏医教学的先河，这对藏族医学的传承和再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具有历史意义。然而，第巴桑吉嘉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生活在一个政教合一制度的社会里，自身对藏传佛教怀有特殊的情愫，他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受时代性和阶级性的限制，他的诸多论著中可能存在一些纯唯心的观点和思想。尽管如此，当我们还原历史时不难发现，他是清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论述他对藏族医学的贡献业绩，对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不仅如此，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诸如对藏族历史学、建筑学、天文历算和文学方面的业绩，涉及藏族传统“十明”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以他的盖世才华，本可以在藏族文化领域中有更多的作为，但由于政治身份的特殊性，被卷入政治斗争，死于非命，使自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他一生继承和发展藏文化，推动藏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藏文化的瑰丽宝库。
参考文献：
[1]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
[2]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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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柏萍、卓玛 著：《试论藏族杰出人物第巴桑结嘉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注解
①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5月出版：P819；
②第巴：为藏语音译词，原指部落酋长或头人。格鲁派执掌政教大权，建立噶丹颇章政权，随之地方政府的首领称之为“第巴”，达赖喇嘛总揽政务。
③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P236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8-0011-01
藏医药是继中医药之后的第二大传统医药，位居四大民族医药（藏、蒙、维、傣）之首。南派藏医药特色突出，探讨南派藏医药的发展现状，对发展藏医药有重要意义。南派藏医药植根于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康巴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对产生于南方河谷地带的藏药材以及好发于温热带地区疾病的瘟疫、赤巴病等常见疾病深入观察和研究，本文通过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南派藏医药的起源、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南派藏医药的起源
藏传医学历史悠久，公元8世纪藏族人元丹・贡布所著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使藏医学发展到成熟阶段[1]。宿喀・娘尼多吉被称为“南派藏医药”理论创始人，他以《四部医典》的理论为指导，对产生于藏南河谷地带的藏药材和藏族山区常见疾病进行探讨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南派藏医药学派便应运而生，随着藏医药的传播和发展，其极大丰富藏医药学理论[2]。南派藏医药一直到藏医药大师司都・确吉迥列的时代，南北派藏医药学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2南派藏医药的特点
甘孜州的南派藏医药一度成为藏医药中坚力量，领导了整个藏医药学的继承、发扬。以嘉央・青则江布等藏族同胞为杰出代表的十九世纪初南派藏医药学家，使藏医药有了空前的发展[3]。南派藏医药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草药鉴别》、《草药性味》、《草药生态》、《晶珠本草》。南派藏医药擅长推拿、按摩、擦涂、火罐等综合治疗。南派藏医学长于治疗脾胃疾病、肝胆疾病和高原性风湿等病症[4]。
3目前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发展现状
四川甘孜州是南派藏医药发源地[5]。以大德格为中心的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业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本土原始藏传宗教盛行时期。近年来，甘孜州德格等县藏医院接受了境外爱国藏胞和民族宗教人士的捐资办学，开设多期藏医药培训班，对南派藏医药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作者对甘孜州藏医院、德格县藏医院考察发现，藏药制药及藏药植物栽培等学科高级人才缺乏，高级人才问题成为南派藏医药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6]。
4发展南派藏医药的思考
南派藏医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是新时期发展民族医药的必经之路。作为一名藏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保护方式包括：首先是加强南派藏医药的培养，人才是促进藏医药发展关键。重点培养好藏区藏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民族医院临床藏医学和藏药制药技术这三大领域的技术人才。通过集中培训和技术扶持政策，将藏医药大师的理论和方法等传承给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一代藏医药人员，将其发扬光大；其次应加强对南派藏医药在民族地区临床试验的推广，让广大群众认可藏医药的疗效，建立民间疗法档案为藏医药的研究、开发奠定基础[7]；第三，加强对四川康巴地区藏药资源保护，通过开展对虫草，松茸等野生藏药的普查，提出甘孜州野生藏药材保护计划，实现藏医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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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