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作者：耿传辉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缺失
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银行更是面临着整个业务全面萎缩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业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纷纷发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连续跌破历史纪录。金融机构与股市的糟糕表现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事汽车、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与破产，其他各行业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从单纯的债券市场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国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开始联合行动，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到今日，这些行动和方法还是乏善可陈，没有对危机的缓解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依然巨大，投资者的信心依然在冰点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样繁多的欧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滥用？是什么让无数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持续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额利润？是什么使得本应该坚不可摧的法律与规则在这场危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许有很多，但其中长久以来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伦理的缺失。从金融伦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在金融服务行业、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伦理缺失问题。（一）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金融市场委托——关系中的人，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于金融服务是以一种合同关系提供给客户的，大多数的伦理难题都与公司对客人的义务有关。在这种客户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有些做法与实践显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则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并且每种做法与时间都有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个灰色区域内，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灰色区域，成为金融市场中最危险的地带，并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行业可能出现的违反金融伦理的行为有很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虚假与误导性声明；欺诈；隐瞒相关重要信息；炒单；不进行合适性推荐与风险公布。这几种行为违背了金融市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基本金融伦理的要求。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上述一种或多种违反金融伦理要求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美国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达到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次级债危机就产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开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量开始下降，房价也开始走低，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经济，也给银行和金融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次级债危机成了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导火索。［4］商业银行作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者，在贷款发放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次级抵押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没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资者说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利润与收入，完全没有按照委托——关系中的要求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将委托人的资产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这种风险在不久之后随着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各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新型债券的发放与销售，使这种风险迅速传至美国的信贷市场。近年来美国旺盛的信贷需求使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意识普遍淡化，为提高收益而忽视操作风险的倾向在业务扩张中亦不断强化。违约事件集中暴露后，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和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加之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一些金融机构提前催收可疑贷款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暴露又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在上面整个过程中，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险公司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金融伦理层面的责任。这些金融机构违背了自己在委托——关系中的义务，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委托人的资产大规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品市场之中试图赚取高额利润，而当最终信用泡沫破裂时，委托人的资产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作为为金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违约现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机构，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不顾投保人的利益，将大量的保险金投入到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通过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来获取利润。而当危机爆发，借款人无力偿还时，巨额的保险赔偿直接导致了大量保险公司的破产和投保人利益的损失。以美国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者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据AIG2007年底的数据，在CDS产品上，AIG担保的总金额高达5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差的情况下，这是AIG要赔付的最高金额。除了AIG的金融产品部门“贩卖保险”以外，AIG的人寿保险部门还同时购买了大量的MBS(房贷证券化)产品和CMBS(商业房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据AIG2007年年底数据，整个2867亿的投资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计算，AIG人寿保险在这两块资产上的风险敞口也达到近8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已经将曾经的保险业巨头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产的边缘。［5］（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伦理问题在这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债券的爆炸性的运用最终导致了资本泡沫的形成。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变革现有金融体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标是获取现在无法取得的高额利润。金融创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效率，其手段是通过银行运用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加快财富的积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宏观上是金融组织、金融制度的创新，微观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节约资本量的使用，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风险的缓释、对冲和转移。这个过程是通过使用金融杠杆、金融产品来实现金融市场间风险的转移。但金融杠杆若被随意、过快放大，且风险的转移和传递得不到有效监管，就极易导致金融泛滥，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同样要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首先，从委托——关系的角度来说，作为委托——关系中的人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为委托人带来过高的风险，这种衍生产品的运作方式与风险情况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会因这种衍生产品的广泛运用而受到损害，这些都应当是金融服务行业所考虑的内容。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样的考量显然被金融机构所忽视了。具有较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相应的保险服务等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并投放于市场之上。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金融伦理对人义务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度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加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作用，极具两面性。华尔街投行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事实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次级抵押贷款、CDS、MBS等一个又一个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利润为目的被创造出来，这种过度的创新与形式上的复杂化，导致了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尽管如此，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苛责。真正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任的，是开发和买卖这些衍生产品的人，他们违背了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对他们的要求，过度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对委托人和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金融伦理在金融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的金融伦理问题政府机构作为金融市场上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要分两个层面，其中政府监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规范市场行为，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与调控市场发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监督外，政府干预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隐患或金融危机时，政府对政府监管失效或监管失败进行的补救行为，即通过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场由非常规运行回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员之一，政府机构同样也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的监管与危机爆发后的干预两个方面。［6］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金融伦理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场上金融伦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点，并依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偏离了金融伦理的要求，过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导致了衍生品市场上监管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与市场运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抑制与削弱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和作用。这些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积极地介入金融市场，进行政府干预，所使用的主要干预手段有两种，一是修正相关的法律与法规，重建金融市场的秩序；二是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金融机构给予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依然面临许多金融伦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则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受到影响的行业除了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外，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对于大量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远远不够。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代表了众多投资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事实上，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获得救助的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屡次斥巨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进行救助时不得不以公平性为代价，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使金融危机得到缓解。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等等。而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7］金融伦理的缺失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人士对于委托——关系中人义务的违背、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对于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破坏、金融市场上普遍的金融伦理问题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政府监管过程中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成为金融危机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而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所蕴含的金融伦理问题——不公平性，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却必须得到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重视。无论是从整个市场层面，还是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整体，抑或是作为个体的金融人士来说，金融伦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政府干预，金融伦理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未见缓解，欧债危机已经越过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国之势，整个欧元区面临着解体的考验，而金融领域的危机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重的。中国金融业当务之急应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伦理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事变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论文摘要：在美国金融危机向更深层次、向全球演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即金融危机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二是间接影响，即金融危机可能会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金融危机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对外贸易;风险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从外部需求角度来说，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更加恶化 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美国消费疲软，美国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美国经济评议会”10月29日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至38.0，创下1967年开始汇编指数以来最低点，并且远低于9月份的61.4点。根据以往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1个百分点，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降5-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降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我们对美的出口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随着美国外部需求的减少，我国出口多年来的高涨势头可能会终结。 2.由于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内缺乏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这种价格效应必然会给我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美元不断走软，对人民币汇率已经产生了影响。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息差进一步拉大，美国的刺激经济政策会导致美元更加泛滥，利率更加宽松，从而导致美元资本持续流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 3.金融危机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主导世界经济，但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虽然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近年来，我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担忧，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会更加抬头，但不会出现泛滥成灾的局面。人类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没有拯救灾难中的经济，反而使它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外，当今全球自由贸易的体制基本已经形成，以WTO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念已经深入到各国基本政策里面，而且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因此不可能说让受到金融冲击的国家，把WTO的规则、承诺抛到一边去，去采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的贸易政策，而只能找一些缝隙，找一些多边体、双边规则里面保留的空间，比如把贸易救济措施演变成贸易保护措施。 4.现有的订单货款拖欠，外贸企业出口坏账增加 由于美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收缩了贷款规模导致其国内外企业流动性资金减少，现金链断裂，从而影响投资和支付。由此，我国出口企业已出现订单货款难以收回，资金流动不足，难以支撑下去的情况，而这种现象正在增加。 5.融资困难，资金链紧张 大部分出口企业属于中小企业，他们的资金链非常紧张，既难以向银行贷款融资，还要缴纳台账保证金，而本来预收货款的融资也未能获得周转。一旦客户延长付款或者弃单，这些企业往往就有倒闭的危险。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1.政府层面 (1)拉动内需。从目前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依赖国外经济的出口和投资则会出现滑落，那么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选。首先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让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养老保障，这样可以将城乡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其次，开拓农村市场，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收效的过程;最后，加大农村、城镇、小城市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开发西部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平衡中国地域的经济发展。 (2)提供政府信用担保，协助出口企业融资。商务部联手外汇管理局，正在酝酿放松企业预收货款融资。这次调整，将有望取消10万美元以下每单的预收货款管制，届时，企业将可以对预收货款采用即时结汇，以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 2. 加强品牌、质量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 以广交会为例。尽管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下降。但是从现场情况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特产品大量涌现，成交活跃;节能环保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拥有自主品牌、自主设计、专利技术的产品和创新产品优势明显。及早推行市场多元化的企业，掌握了成交和定价的主动权，显示了较强的抵御金融风暴的能力。 同时，已经有一些出口企业采取了做强品牌转攻内销市场的策略，一旦成功，企业将摆脱在出口市场低价竞争的僵局。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经济结构也正在进行大的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被提高到了与出口、投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出口企业加大投入转型做内销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种转型决非易事， 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正确的策划、较强的执行能力。同样，也意味着要面临较大的转型风险，但有所作为总胜过坐以待毙。因此，虽然这次危机使很多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但是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还是能化“危”为“机”。 3.有效化解贸易摩擦 次贷危机恶化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壁垒会增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地使用，我国的外贸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我们应该及时做好应对措施，加大对外经贸的交涉力度，有效化解中外可能出现的贸易纠纷。大力推进出口多元化战略，在继续巩固和深化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此外，为了抵御发达国家通过贸易转嫁危机的做法，我们还要积极联合周边国家，建立统一的多边反应机制，健全进口监控体系，进一步完善针对反倾销的保障措施。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到海外进行投资。 4.适度降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上升，2008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0％，远远高于美国的22％和日本的27.7％。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风险很大，一旦国际市场环境恶化，本国经济将会受到剧烈冲击。韩国的外贸依存度略高于我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韩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已经达到惊人的两位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环境下。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们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 5.出口转内销 我国这个令世界所有企业都垂涎三尺的巨大市场，为企业出口转内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而出口型企业为了满足国际客户的需求，在生产管理、品质控制、供货时间、按国际消费需求进行产品研发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使得企业在转向内销的同时具体了成功的前提基础。但在国内市场，其品牌影响力及渠道建设短板不容忽视，这也是制约企业出口转内销的一个瓶颈。公司的内销越来越不好做，业务量在缩小，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不断增加，产品进卖场也很困难，而类似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大卖场，各种名目的费用往往压的企业喘不过气，更大的问题在于渠道管理经验的欠缺，致使出口转内销对于许多企业只是水中花，雾中月。 6.产业升级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2003年，全国就业人口74432万人。 劳动力成本低，已成为我国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在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出口生意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墨守成规、继续在产业链下游进行低价格、低技术含量的拼杀，这样的出口企业，难免被淘汰的命运。产业升级成为了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贡献，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对社会、经济带来的种种阵痛，从政府的角度、企业的自身，产业升级已经得到了共识，“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中国创造”。 7.拓展市场 欧美经济的倒退，直接导致了欧美市场的萎缩，虽然欧美市场一直以来作为我国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变通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大选新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即是改变、变通，那中国企业为什么不选择变通，而变通即变通出口市场，变通产品的销售渠道，南美国家巴西的快速发展，非洲的巨大市场，阿拉伯世界的强势消费力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充分拓展和取得更大成就的市场。 8.韬光养晦 伴随着美国各行业巨头的不断倒闭，众多企业开始采取积极的对策，全球最大也是最富盛誉的零售企业之一百思买近日就宣布减缓自己的扩张步伐，稳扎稳打。各大跨国公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 自身实力有限的前提下，我国企业又该如何应对?韬光养晦!相应的减小生产规模及出口规模，努力采取积极的手段降低成本，毅然割舍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在危机寒冬中以最小的损失代价来尽可能地保持企业的实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9.建立良好的风险防控机制和应收账款制度，有效地防范风险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国外的进口商和银行的信用普遍下降，这意味着在我们出口贸易中将会产生更多的信用风险。出口企业作为风险的主体，应主动防范风险。 (1)企业建立起信用评级体系，加强对国外客户资信的了解，对老客户要及时掌握其商业信用、债务偿还能力等动态信息，对新客户可借助信用管理公司对客户信用度进行调查，做好事前风险防范准备。 (2)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企业应尽可能选择信用证、银行保函等依托银行信用的贸易结算方式，努力减少商业赊账的额度。 (3)企业应加强出口合同管理，完善合同责权条款，严格履行合同，避免对方以不符合同为由拒付货款。 (4)企业应建立一套健全的应收账款制度，以保证降低风险。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汇储备甚微，甚至个别年份出现外汇储备为负的情况，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大量的外资流入，加之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观念，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截止到2008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9万亿美元，高居世界之首。
然而从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从衍生债券市场危机到金融市场危机，使世界经济蒙受很大的损失，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而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储备币种，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数量，对中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1金融危机下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1.1贸易顺差额的下降，导致外汇储备增速降低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必然会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快速衰退,从而导致中国出口需求继续回落；由于前期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出口退税的取消等外贸政策改变、能源和环保等社会成本的不断上涨、新劳动法的出台等都将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并将导致出口增速下降。央行2009年1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但同比少增加441亿美元。说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速在下降，但2008年12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所以规模还是呈现上升态势的。
1.2外汇储备在缩水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外债处负责人最近表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低于19000亿美元，为2003年12月份以来首次下降。主要原因是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资产，占全部储备资产的70%，还包括美国国债。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必然造成消费需求的衰退，而美国政府想恢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要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通过增发货币向金融体系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造成通胀的加剧，从而造成美元以及美元资产贬值。
2我国外汇储备中存在的问题
2.1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提高机会成本
高额外汇储备使机会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资本的有效使用率。外汇储备是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外国银行的，如果不是用于储蓄而用于对外投资的话，可以用于进口或投资，那么收益率则要远远高于储蓄收益，这样就构成了外汇储蓄的机会成本。由此可以看出越多的外汇储备，就有更多的机会成本。
2.2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1994年初，我国实行了单一汇率制度，在对资本与金融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的结售汇制度。该制度规定，除了允许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设外汇现汇账户外，对中资企业实行强制结汇，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除少数非贸易非经营性收入外，都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的结算周转头寸等都是有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实际情况核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外汇市场最大的买入者。近年来，我国连续贸易顺差，中国人民银行只能购买超额的外汇，这就造成了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大，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形成过分宽裕的货币供给，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人民银行对国内的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2.3结构相对单一，增大了储备风险
目前，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较大，每当美元贬值或美国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时，我国外汇储备都会随之贬值，从而造成外汇储备的损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地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也将十分激烈，因此汇率风险增大。另外，一国大量地持有另一国的货币资产，势必会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假使中美关系恶化，我国很可能面临持有的美元资产被冻结的风险，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重大损失。
3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建议
3.1外汇储备的规模应当适度
首先需要定义何为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关于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至今也没有各国应该保持多少合适的同一指标。就我国来看，外汇储备的规模应当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进口用汇的需要。
鉴于人民币不是国际硬通货，我国只能通过持有外汇储备来应对净出口为负值时的情况，按照《国际金融》教材中的理论，满足三个月的进口额是衡量一国外汇储备适度的重要标准。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我国的近几个月的顺差额在不断下降，但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总体规模还是过于庞大，使我们要面临很大的风险。
所以，针对现在国际经济衰退的情况和我国人民长久形成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观念，外汇储备满足六个月的进口需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干预外汇市场的需要。
为了平抑短期内的汇率波动，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入市操作，其数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与市场交易吞吐量和汇率波动幅度。参考国际经验，同时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其比例确定为该国外汇市场交易额的15%。
（3）国际政治军事的需要。
因为从经验和实际上看，国际政治军事因素对国际储备需求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如持有大量储备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严峻而紧张的国际政治、军事局势。日本面临着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和修改教科书、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军事外交问题；中国面临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时紧时缓的中美关系等问题；韩国面临独岛（竹岛）领土之争和紧张的朝核危机等问题等等，因此，国际政治和军事风险应该在储备需求决定上占有关键而重要的位置。国际储备规模应该与一国发生国际政治军事风险的概率和程度成正相关。发生的概率越大、冲击的程度越深，则需要持有国际储备的规模就越大。
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应当在综合考虑以上几个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适当的数量，防止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前提下我国的外汇储备面临成本过高，风险过大的问题。
3.2深化结售汇制度改革，加大“藏汇于民”的力度
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管局宣布，境内机构即日起可自行保留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13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适当降低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速度，应该进一步改革结售汇制度，由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放宽企业、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同时，进一步放宽居民出国留学、出境旅游等用汇条件和额度限制。从而由原有的“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过渡，旨在加速外汇储备分流，减轻国家储备外汇的压力与成本。
3.3扩大外汇储备的运用范围，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率
（1）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黄金非货币化的实施，各个国家已经将黄金储备降为二级储备，据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2月的有关数据，我国的黄金储备为600吨，较前几年几乎未有增加,在我国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非常低，仅占我国国际储备的1.2%。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的今天，作为硬通货，适当的增加黄金储备，有助于改善我国国际储备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汇率风险，有助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2）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储备。
将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进口国内紧缺的能源物资，建立战略物资储备，创新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模式。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于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石油、矿产、天然气、稀有金属等，应当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情况，选择价格波动的有利时机,积极扩大采购，进行战略性储备。进一步拓宽国家外汇储备的用途，分散国家外汇储备的经营风险。
（3）将部分外汇储备应用到国内建设。
通常外汇储备是储存在其他国家银行的，往往由于汇率的风险使其大受损失。我国应把一部分外汇应用于提高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增加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医疗保障、发展教育等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让人民真正意义上获得好处。也可以向商业银行注入外汇资本金，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能够安全度过，提高银行的竞争力。
3.4加强外汇的结构管理
出于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盈利性等因素的考虑，我国改变了原来的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而实施“一篮子”的货币政策，灵活性大大提高，安全系数也随之升高。但我国货币政策的体制仍然很不成熟，当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还是非常之大。因此，我们更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适合我国经济现状的外汇储备结构。在“一篮子”的货币中加大欧元和日元的比重，同时，由于我国对亚太地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交往密切，外汇储备中也应当适当的增加韩元、新加坡元、港元等货币的比重。
参考文献
［1］张长全，蒋少华，陈洋林.我国高额外汇储备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8）.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逐年扩大，外贸竞争力不断提高，但仍存在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偏弱、出口效益低下、国际市场环境有所恶化的问题。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外贸高速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完善外贸促进体系、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培植跨国企业和国际品牌等策略，才能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 外贸竞争力 外贸战略 贸易竞争力指数 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很好地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总额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递增到21738亿美元，已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3位。30年来，我国外贸总额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18.7%，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78%上升到现在的8.9%。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拉动GDP增长2.8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机会，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1%。目前我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日本、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东盟第四大出口市场。 但我国还远远不是世界贸易强国。因为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数量增长和价格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在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已逐渐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从宏观经济的指标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风险较大;从国际交换中的利益分配来看，我国仍处低端，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并不对称;在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一半，国民收益并不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我国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我国所处的位置较为被动。因此，如何在持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尽快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实现贸易强国梦，是我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正当我国外贸高速发展之际，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出口竞争力下降，我国商品出口呈现减速发展趋势。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下降5%-6%。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比2007年回落5.7个百分点，外贸增速是“入世”7年来首次低于20%，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减速明显。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玩具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玩具出口增速大幅下滑，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4388家，比2007年下降49%，全年共出口玩具86.3亿美元，同比增长1.8%，增速回落18.5个百分点。商务部对35家行业协会、10个沿海省市和400家重点出口企业的初步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下行的压力加大，出口增速可能较2008年大幅度回落，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比2007年回落4.5个百分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速回落至7年来最低点。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我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造成严峻挑战。 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实证分析 面对恶化的外部贸易环境，应详尽分析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以期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本文拟选取能较好衡量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条件来具体分析和评价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 (一)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是用来分析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对外贸易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可以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大小变化来表 示。当比重大于1时，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得以改善和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反之，则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在恶化，竞争力也在衰退。 图1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5年为第一阶段，大部分年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但变化幅度不大，而且有反弹。198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工业制成品首次超过50%。但在1985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例再一次超过50%，而工业制成品则降为49.4%。1986-2005年为第二阶段，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则迅速下降。从1986年起，我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一直超过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1990年，初级产品所占份额降到25.6%，到2005年，则降至6.44%;同时，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总额比重持续上升，1990年，这一比重为74.4%，到2005年，达到93.4%。可见，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工业制成品在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 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比重的变化。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工产品，轻纺、橡胶和矿冶产品及相关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其他未分类产品。其中，化工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可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其他产品则可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由表1可知，1992年以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产品转变，产品具有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特点。1992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降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特点。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哪一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贸易竞争能力。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表明一个国家的某类产品是净出口还是净进口，以及净出口、净进口的相对规模。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则为出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外贸竞争力，该国为该类产品的净出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0，则为进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较弱，该国是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等于0，则为水平型分工，说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与国际水平基本相当，其进出口仅是国际间进行的产品品种交换。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具有如下基本特点: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80-1985年呈上升趋势，但从1986年开始下降，虽然1990年有所反弹，但1991年之后持续下滑，1995年开始为负值，这表明初级产品整体上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比较竞争劣势愈加明显;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表现为持续升势，但升势不明显，1980年该指数为负值，处于比较劣势状态，但1990年开始转为正值，且上升趋势不变，表明工业制成品总体上已摆脱了比较劣势，但在国际竞争中还只具有较弱的比较竞争优势;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竞争力指数在1980-2003年期间是负值，其中1985-1986年处于谷底，2011年后转为正值，表明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竞争劣势，但其国际竞争力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的比率，反映了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用RCAij表示j国在i类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 表2所示，从1995年开始，[SITC0-4]的RCA值都小于1，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在 初级产品的出口上已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杂项制品[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包括皮革制品、纺织服装等制成品[SITC6]的RCA值均大于1，表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整体上均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SITC7]和未列明化学品及相关产品[SITC5]的RCA值绝大多数年份都小于1，表明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不具备显性比较优势，且[SITC5]呈逐年下降趋势，[SITC7]则逐渐递增，显示出最快的增长速率。 (四)贸易条件分析 贸易条件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与竞争力，一般分为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种。价格贸易条件是指以某年为基期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反映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有所增加，则该国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恶化。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商品的数量指数的乘积，反映一国在出口基础上总的进口能力的大小。 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从1980年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其中，1997-2005年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明显。从价格贸易条件的评价公式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由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所引起。出口数量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总体呈上升走势，但前者升幅大于后者，尤其是1999年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这种变化说明，多年来我国出口一直是高度依赖数量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这表现为我国出口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在出口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的贸易利益增长并没有与贸易数量增长呈同比例关系，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我国仅仅依靠数量扩张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这也说明我国有必要加快外贸商品结构优化和升级步伐。 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外贸竞争力呈逐年增强态势，但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竞争力逐渐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贸易条件却在逐年恶化，贸易利益没有与贸易数量同比例增长。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流通和研发环节处于劣势，在资本、技术和品牌方面与贸易强国差距较大。 依据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和国际贸易竞争理论，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提升策略。 (一)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最大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而这源于我国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充分利用好劳动力丰裕这一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提高劳动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然而，这种要素成本竞争受到“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竞争力随要素投入的增多而逐步减弱。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必须向高档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才有持续的更强的竞争力。因此，我国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高新技术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渗透，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加其附加值。我国可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加大引进力度，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壮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我国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使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这样，我国就能在实现传统要素收益最大化，传统优势产业得到壮大的同时，生产要素结构得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二)完善外贸促进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现行的外贸促进政策在扩大外贸出口、提升外贸竞争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政策和措施已不太适应外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市场化、规范化、支持度方面有所欠缺，对我国现行的外贸政策和措施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构建起稳定、规范和统一的外贸促进体系。为此，要加强外贸立法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外贸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增强管理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便利的运行环境和稳定有序的制度平台。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出口促进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划出专款作为出口促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经费，建立国家研发资助基金、品牌发展基金、重点商品出口促进基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基金等，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要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外贸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扩展使用范围和品种，降低出口企业的相关风险。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要增加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投入，发挥行业商会、驻外经贸机构、行业中介机构等组织的桥梁和服务作用，开展国际市场信息调研，加快信息反馈，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帮助。 (三)加快产业集聚，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我国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结构小而散，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致使生产和经营成本增高，研究开发投入少，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国有经济包揽过多，行业分布过宽，力量分散，严重制约了其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我国要利用世界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强经济开发区规划，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分割，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整合各类企业和产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集聚分散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整体优势，做大产业规模，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发挥企业集聚优势，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其国际竞争力自然就强。 (四)加强技术创新，创建知名品牌 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但整体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较低，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处于工业制成品生产末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而知识、技术和品牌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波特认为，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是一国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我国要提升外贸竞争力，就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机制，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能力。为此，国家要加大研发投入，启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素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我国还应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从国际市场价值链看，30%的产品增加值来自生产环节，70%来自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环节。 我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创建国际知名品牌。要创建国际知名品牌，就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品牌发展中优胜劣汰的作用，鼓励和扶持企业争创名牌，为自主品牌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可通过以下措施促进商品品牌建设:为品牌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政府应建立专款基金，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术革新，创建自主品牌;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对一批在竞争中已处明显优势的国产品牌倍加珍惜，通过各种传媒大力宣传;推动名牌企业走出国门;政府多方面为名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便利;加大自主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广知识产权法，防止恶意侵权行为，合理利用法律保护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五)培植大型企业集团，推进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经营战略、结构和竞争方式是构成一国外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外贸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说，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国家就要重视本国企业自身素质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而最能体现一国外贸竞争实力的就是外向型大企业集团或称跨国公司。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我国仅有10家，表明我国能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竞争的企业微乎其微。因此，培育和造就一批能跨国经营的工商企业集团，是我国成功跨向贸易强国的现实要求，也是提 高我国经济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利益所在。培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可通过股权分享、联合投资、合并重组等方法，逐步把我国在海外的中小企业整合为达到一定资本规模和业务拓展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同时，要推进大企业、大集团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并购重组。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遵照市场规律，打破地区和行业界限，鼓励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扩股融资、债务重组等金融方式实现战略性并购。另外组建大型银行财团，推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2008年主要出口市场的排位同2007年相比略有变化，东盟超过韩国成为我第四大出口市场。十大出口市场排位按顺序为欧盟、美国、香港地区、日本、东盟、韩国、俄罗斯、印度、台湾地区、加拿大。尽管欧盟经济出现衰退但实力仍在，我国对欧盟出口仍保持较强的势头，出口增长幅度达到19.5％；对美国出口增幅继续放缓至12.7％，所占比重从2007年的19％降至17％。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香港地区经济和台湾省经济均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得该地区进出口加工行业萎缩，我国内地对香港地区和台湾省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2008年增幅分别为3.4％和10.3％，占总出口的比重比上年下降。日本经济多年来增长低迷，市场需求萎缩，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汇率大幅升值使我国对日本出口的竞争力有所提高，2008年我国对日本的出口增幅达到13.8％，高于2007年的11.4％的增幅；对日本出口首次出现顺差。由于近年来我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加快，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大大提高，2008年我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幅达到20.7％。由于韩元汇率大幅贬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2008年我国韩国出口增幅高达31％。作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出口市场，2008年新兴市场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出现萎缩，但需求仍然增长强劲，虽然我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出口比2007年的增幅有很大下降，但仍是我国十大出口市场中增幅最大的，增幅分别达到27.4％和31.2％。近年来加元大幅升值使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增长，但是出口竞争力下降，进口萎缩，2008年我国对加拿大出口增幅为12.6％。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亚洲贸易关系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地缘关系和经济的原因，亚洲国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50％，也是我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为了减缓世界经济衰退对双边的冲击，2008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双边高层往来频繁，加强了合作，特别是中日关系回暖，大大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我国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为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沙特和阿联酋。近年来由于我国加快了和东盟的自贸区建设，同东盟的贸易迅速发展，东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的地位日益重要，2008年东盟超过香港成为我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东盟经济增长放缓，但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马来西亚经济增幅达到4.6％；经济的强劲增长，给中国和马来西亚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带来了机遇，马来西亚一跃超过新加坡成为我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和台湾省由于对出口依赖程度较大而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2008年我国对日本进出口增幅降为10.4％。由于通过投资把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转到我国，日本一直是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和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年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及从日本进口增幅均放缓，对日本贸易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顺差，顺差额为107亿美元。由于近几年石油价格的上涨，给沙特和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也不断改善了沙特和阿联酋的投资环境，2008年沙特和阿联酋经济强劲增长，进出口贸易大幅增加。2008年中国对沙特和阿联酋的贸易增长幅度分别达到64.7％和40.5％，是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增幅最大的。
(三)我国对非洲的进出口变化。
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两年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八项举措，中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为非洲经济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2007年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肆虐蔓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经济结构单一，非洲对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外资的依赖性强。西方国家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减少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同时政局的不稳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使外资抽逃，非洲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经济增长放缓。但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洲的承包工程和投资都大幅增长，带动中非经贸关系稳定增长，2008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6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4.2％。我国对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安哥拉、南非、苏丹、埃及、尼日利亚、刚果(布)、利比亚、摩洛哥、赤道几内亚和贝宁。
(四)我国同欧洲的贸易关系。
欧洲是我国在亚洲外最大的贸易来源地，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2008年我国对欧洲的贸易突破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我国对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是德国、俄罗斯、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经济出现衰退，但经济实力和基本面是好的，我国对欧洲的贸易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幅达到19.5％。2008年中国和欧盟双方领导人从中欧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决定建立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为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动力。欧盟是我国对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7％。受世界经济危机的牵连，冰岛经济面临支付危机和破产，国内需求萎缩，我国对冰岛的出口仅增长0.8％，进口下降1.2％。独联体是我国的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区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通胀率大幅上涨，贸易保护措施加强，中国共遭受5个独联体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9起，反倾销调查6起，保障措施调查3起，涉案金额3亿美元。
(五)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其他地区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陷入衰退，唯独拉丁美洲的经济一枝独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5300亿美元(第三季度末)，地区经济2003年以来连续六年年均增长5％，2007年增长4.6％。拉美一直是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发展重点，是中国资源性产品和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稳步发展，2008年，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署了多项政府间协议和企业合作协议，1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核心和重点。中拉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大大推动了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2008年4月，中国与智利正式签署服务贸易协定；中国与哥斯达黎加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正式启动；中秘双边已经完成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将于2009年正式签署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2008年中拉贸易额达到1433.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为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2008年中国对拉美其他国家如巴哈马、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的经贸易关系发展顺利，进出口贸易有较大幅增长。但是对古巴的进出口贸易则由于古巴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下降1.3％，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降19％。
(六)我国和北美洲的贸易关系变化。
2008年北美的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席卷整个北美洲。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经济出现衰退，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实体经济受到牵连，美国的汽车三巨头面临重组和倒闭，国内消费急剧萎缩，进出口大幅下降。作为美国在北美自贸区的重要伙伴加拿大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牵连，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国内需求萎缩。2008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同2007年相比增长进一步放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进一步下降，对美国贸易增长放缓至10.5％，对加拿大放缓至13.8％。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预计2009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增速进一步下降，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七)我国和大洋洲的贸易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澳洲，澳大利亚金融体系受到一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定程度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滑0.5％，出现八年来的首次萎缩。中国同澳洲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政府很重视同澳州的贸易关系，加快了同澳州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2008年4月7日中国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正在加快同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区建设的谈判。2008年举行了三轮自贸区谈判，在2008年12月举行的第13轮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双方就FTA框架内容、货物贸易市场准入、专业服务、金融和教育服务、知识产权、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磋商。2008年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大幅增长，增幅达到33.3％，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至2.6％，中国同澳大利亚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到了36％，同新西兰贸易增幅略微放缓。2009年预计中澳经贸关系将保持高速增长。
二、机遇和挑战
(一)世界经济危机带来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巩固我国以亚太为中心的贸易格局。
亚太贸易体系目前已经形成，这个体系是使用亚洲的廉价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为亚洲外的市场提供服务。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且将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增幅低于外贸平均增长幅度，我国对亚洲和北美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在下降，我国对拉美的贸易增幅大于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长水平，对拉美贸易占比不断增加。尽管2008年我国对亚太地区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5年78％降至77％，其中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75.8％降至72.2％，进口占比从2005年的82.2％降至％80％，但由于历史、地缘、传统、投资偏好、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我国在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等因素，亚太地区不仅仍将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主要地区，而且随着美国、日本、韩国对我国的高新技术的产业转移，我国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水平将不断提高和深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
(二)我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任何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同“金砖”三国的垂直型水平分工将进一步加强。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和矿产品，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则需要从我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我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贸易近年悄然增长。2008年我国对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进出口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为从2005年的1％上升到2％、从2％上升到2.2％和从1％上升到1.9％。近几年国际市场石油和铁矿石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把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印度也通过加征铁矿石出口关税提高了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成本。
(三)作为拉美、非洲和澳洲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其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中国对拉美、非洲和澳洲进出口贸易结构相似，即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进口矿产品、能源和农产品。2004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拉贸易在2005年达到500亿美元，2007年跨过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2008年达到1434亿美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近40％，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5.6％。近几年根据美洲国家发展银行统计，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大幅增长。拉美的一些经济大国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对中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5％。中国是秘鲁和巴西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智利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澳洲，中国日益成为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进口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机遇。在非洲，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大，也已取代了日本成为非洲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四)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和领先地位。但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国际分工层次将得到调整。进一步广化、深化和合理化。
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长期处在贸易不平衡的不正常状况，这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在经济危机中，双方应加强国际间政策的协调力度，调整产业结构，使双方的分工向广化和和深化发展，朝着有利于双边经济发展的均衡的贸易结构目标发展。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同其他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一样，由于承接了日本等国国际产业间的一次又一次的转移，我国与美国、欧盟和日太在国际分工中逐渐形成水平型分工，进出口商品结构相似，但价格差别较大，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产品价格、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近几年我国政府推行加工贸易升级换代的政策，将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逐渐提高，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我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状况将是长期的。
(五)随着中国和拉美、非洲贸易的迅速扩大，贸易不平衡将成为我国与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对拉美、非洲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迅速增加，其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日渐凸显。拉美和非洲国家及地区将逐渐成为我国出口发展的重点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拉美、非洲和我国周边市场的消费水平较低，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依赖性较强，我国对拉美、非洲的矿产品和能源进口将大幅增加，这种贸易结构将使我国对拉美、非洲的贸易不平衡日益严重，同他们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增加。
(六)在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调整中的贸易保护倾向值得关注。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因国内各党派对中国的态度尖锐对立而经常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其对中国贸易政策有时甚至朝不利于我国的贸易保护方向发展。在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过去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但是迫于压力对中国的政策仍然会有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不断鼓吹中国，要求其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人权和环保等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中国应当改变经济增长政策，减少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使中美贸易均衡发展。虽然欧盟已经放宽了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但作为一个封闭的市场，为了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维护区域经济的利益，欧盟内部区域贸易保护的倾向会更为严重，排他性更强。由于日本政府近几年调整了对华政策，两国的政治关系回暖，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仍然会追随美国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建议和对策
(一)坚持“双赢”、“共赢”的合作原则。
我国的全球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原则是在发展、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都有利的“双赢”和“共赢”的目标。我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也会受到牵连。应该转换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运用人民币汇率政策、进口管理手段、利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鼓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励进口，积极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促进中国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通过引进外资政策的调整和进口体制的改革，同美国、欧盟和日本建立一种和谐发展的新型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美国、欧盟和日本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出口高技术和设备，而我国则对他们出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取所需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二)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的双边协调机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协调。
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是垂直分工，双方在合作中都将得到最大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合作中应进行协调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应建立国家间、中介组织间和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和通报机制。通过双边政府和民间组织积极有效地进行协调，对产品市场、资源市场和信息市场有效、节约、有秩序地充分开发和利用，发挥彼此的长处，进行更多层次的国际分工。
(三)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产品市场、国别市场以及投资市场多元化战略。
1895年由爪哇政府官方建立。1897年荷兰管理者将其重组为合作银行。1946年更名为印尼人民银行。1950年成为国有商业银行。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3600个村银行作为各种补贴性政府贷款的渠道，但都无法持续。1984年村银行被重组为独立的利润中心并实行商业化的微型金融运作。1985年村银行开始盈利。1992年成为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成为上市公司。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盈利性的微型金融体系。
1.融资政策和方法。印尼人民银行拥有微型银行、零售银行、企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四个部门，其中微型金融服务由微型银行（也称为村银行）提供。贷款产品主要有营运资本贷款和投资贷款两种。贷款数量要根据借款者现有收入流来决定并要求提供储蓄存款、土地、家具、摩托车之类的抵押物。贷款金额最小3美元，最大5000美元。贷款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4个月（营运资本贷款）或者36个月（投资贷款）。贷款可以按月、季或半年分期偿还。如果没有按期偿还，利率要提高0.5%。贷款偿还率非常高，可高达98.34%。储蓄产品主要有：①村储蓄交易数量无限制，深受需要充分满足流动性的低收入家庭喜爱，除规定最小余额（不足10美元）外，免费开立账户，真实利率为正，每6个月组织一次摸彩并以实物形式奖励。因为摸彩在分支银行举行，赢者在较小区域内，大多数人都知道谁赢了，这使摸彩非常流行。微型银行账户的75.7%都是村储蓄。②城市地区的储蓄账户强调安全性。③政府储蓄比村储蓄小，不普遍，主要是因为每月提取次数不能超过两次且以现金形式提供摸彩奖励，而大多数存款者喜欢实物形式的奖励。村银行的目标是用范围广泛的农村经济活动信贷取代直接农业信贷；用正的、能够充分覆盖成本的贷款利率取代补贴性信贷；向农村人口提供储蓄和信贷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主要特点是：①有效的管理。每一个村银行的管理都非常有效。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实行特别的员工激励机制，经营受到监督，超额资金可以存入印尼人民银行分支银行。②偿还激励。村银行的偿还率超过98%，主要是因为偿还激励体系。如果借款者连续6个月都能够按时还款，那么所支付利息的25%会重新返还给借款者。如果借款者没有违约，就可获得更大数额的贷款。③储蓄动员。强调储蓄是其成功的另一个秘诀。一开始就有多种储蓄产品，且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目标，填充了最贫困农户的空缺。这使村银行增加了贷款数量，也更为持续，储蓄贷款比率为225%。④可持续性和盈利性。村银行最基本的政策变化是从“分配信贷”转向“激励贷款偿还和动员储蓄”，结果是向农村低收入家庭（以前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提供信贷和储蓄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财务可持续性；向农村贫困者提供服务的同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盈利。⑤关注贫困。村银行定位于整个印尼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者。87%的贷款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贷款，而公司贷款仅为13%。客户大部分处于印尼贫困阶层。小规模农民和渔民收入产生计划受到监管并由分支银行（其目标是贫困的农民）管理。⑥村银行体系的自治。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村银行自由决定贷款期限和价格且贷款过程快。新借款者仅需1周，重复借款者需要的时间更少。⑦经营标准化。实行严格的经营标准，贷款损失准备比其他国家的国有银行高，一般为3%（其他国家为2%），超期3个月或更长的贷款损失准备是100%。⑧广泛的网络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13个地区办公室、324个分支银行、4049个村银行（96%都盈利）、148个次分支办公室和240个村服务点，形成印尼范围最广的银行网络，向农村客户提供贷款、存款和汇款转移等全方位的银行服务。
（二）孟加拉格兰明银行
作为非政府组织计划于1976年由•尤努斯教授在Jabra村进行小额信贷实验而开创。实验项目由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由尤努斯教授提供担保。1983年依据格兰明银行法建立，成为专门为穷人服务的银行，不受银行法或其他金融机构法约束，不受利率管制，也不受政府其他政策的约束。其股份大部分由成员拥有，少部分由政府拥有。
1.融资政策和方法。格兰明银行的微型金融是亚洲最流行并被广泛复制的模式，而且多数都成功了，尤其是在宽覆盖面和高偿还率方面。格兰明信托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和印尼等全球37个国家帮助复制该计划，基本做法：①特别关注穷人，尤其是最贫困的妇女。②促进参与并保证按时还款的金融服务机制（大部分是按星期支付的小额贷款；形式固定的小组，自我选择贷款活动；贷款仅用于产生收入，根据以前的还款记录再次获得贷款的资格）。③财务自我持续。
2.主要特点是：①贷款不需抵押物和担保。这种基于相互信任、责任、参与和创造性的银行体系给孟加拉农村地区最贫困的借款者提供贷款而且不要求抵押物。银行不希望将借款者诉诸法律以防备贷款违约；也不要求借款者签署任何法律文件。因为客户收入低，缺乏传统抵押物，贷款通过连带责任小组发放，并与强制储蓄相联系。尽管每一个借款者必须属于五人小组，但小组不需要向其他成员提供贷款担保。偿还责任由个人借款者承担，小组和中心则监督每个人的行为，没有人出现偿还问题。②穷人所有的穷人银行。94%的权益性资产由银行的穷人借款者（大多数是妇女）所有，剩余的6%由政府拥有。从一开始，银行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善农村穷人的环境，向他们提供信贷和储蓄便利以及一些非金融的社会计划。信贷是战胜贫困，促进贫困者社会经济条件改善的催化剂。③覆盖面和可持续性。拥有8418838个借款者，96%是妇女；2567个分支银行，在81386个村庄提供金融服务，覆盖了孟加拉97%的村庄；总员工超过25156人；总存款1682.69百万美元，其中成员存款占总存款的62%。贷款资金100%来源于存款，超过56%的存款来自于自己的借款者。存款余额是贷款余额的158%。如果将存款和自有资源加起来，是贷款余额的175%。④具有吸引力的利率和高偿还率。存款利率最低8.5%，最高12%。孟加拉政府将政府经营的小额信贷计划利率定为11%，而格兰明银行的利率比政府利率低，其中：收入产生贷款利率20%，住房贷款利率8%，学生贷款利率5%，极度贫困成员（乞丐）贷款利率0%。所有利息都是单利。贷款偿还率高达97.14%。除1983年、1991年和1992年，每年都有盈利。⑤贫困消减。65%的格兰明借款家庭已经超出贫困线，其余家庭正稳步接近贫困线。
（三）危地马拉农村银行
其前身是1970年建立的旨在管理政府给农业部门的信贷资助并由政府拥有的发展银行。1998年1月1日开始运作，目前是危地马拉盈利最多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排第三，有300多个，大部分业务在农村地区。
1.融资政策和方法。它的主要目标是向信用社、非政府组织、小规模农民协会和中小企业提供储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任务是在产生盈利的同时不忽视社会责任，如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为农民、商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银行服务。采用的基本方法是：适宜的信贷评估技术；贷款多样化；对农业贷款的限制；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2.主要特点是：①成功转型。转型和私有化过程非常成功，覆盖面、盈利性和自我持续性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好。②盈利性。利润持续增长，已成为危地马拉银行体系中最具盈利性的银行之一。事实上，从权益性资产回报率指标来看，它位居第三。这证明，正确地向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是能够盈利的；要促进微型、中小型企业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能够盈利。③自我持续性。在过去的很多年都没有获得任何补贴，这意味着它产生了足够多的利润来覆盖成本，不依赖补贴也可生存。④覆盖面。按照覆盖面的广度、深度和质量来看，它也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任务。这表明向大量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和聚集大量储蓄是可能的。不像一些政府拥有的公共发展银行，它能够大量扩大其地理覆盖面，目前是中美洲国家拥有最多服务点的银行。⑤服务数量增长。按照登记的实际平均贷款量来看，因为它的高质量服务赢得了客户信任，客户对它的信贷服务需求非常高。同样，按照登记的实际负债增长率来看，它的债权者（主要是存款者）不仅相信它，而且对它所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质量非常满意。⑥有效的利率。信贷量的实际增长不是由于它收取了补贴性的利率，而是因为收取了具有竞争性的有效的利率，它的有效利率总是低于平均市场利率。⑦引人注目的贷款收回率。评价一家银行的信贷服务质量，只有正的客户增加是不充分的；因为正的增加也许是因为它的利率低。这种正的增加也许是由于坏的客户选择，或者银行收取的利率太高引起了“逆向选择”。因此，有必要评价机构的贷款收回率。它加强管理，减少违约率，将未收回贷款降到最小，因此将贷款收回率提高到98.82%。
（四）哥伦比亚爱喜利达银行
于1993年成立，是非政府组织，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信贷，得到国际发展的大力支持。因为其经营网络的扩展和盈利能力的提高，国际合作者决定让其转化为银行。2000年10月7日，哥伦比亚国家银行给爱喜利达银行颁发营业执照。在转型过程中，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将资产和在借的负债（来自捐助者的长期贷款）转移给了新的爱喜利达银行。作为回报，它收到了400万美元银行资本的32%；爱喜利达银行员工协会，是建立的一种信托，给员工的股息高达19%，剩下的49%由四家外国投资者等额持有。自转型以来，扩大了业务，资产增长率超过15%。
1.融资政策和方法。它努力以合理价格提供高质量的银行产品和服务，满足金融部门、商业部门和一般公众的需要。锁定市场较低端部分，向个人（小企业贷款）和小组（微型企业贷款）提供贷款，无歧视地满足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银行服务需要。为了有资格获得个人贷款，申请者必须满足的条件包括：是土地和建筑物或替代物的所有者；是分支机构经营所在地的居民；不希望搬迁，除非贷款已经完全还清；有赚钱的生意或安全的收入来源，有能力偿还贷款。
2.主要特点是：①覆盖面结构。从地理上讲，它在哥伦比亚有最大的银行网络提供储蓄、转账和其他金融服务。在离消费者较近的地方建立了很多地区办公室和服务网点提供便捷的服务。管理者认为，办公室离消费者越近，银行就越能更快、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这是它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时期，其他商业银行都没有这样做。②获得客户。保证客户总是能够获得金融服务。银行认为金融中介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关键因素，利用国内储蓄进行投资可以减少对外国资本的相对依赖。③消费者的好处。目标群是小微企业、中型企业和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一般公众。小微企业消费者可以在银行借款或储蓄，而不用从生意所在地旅行跑到金融服务供给者那里。如果他们想要用信用卡购买或者收回销货款，银行都可以满足这些支付和收款需求。④产品和服务。为服务、贸易、制造、农业和农业相关活动提供贷款。所有贷款的发放和偿还都在分支机构和办公室做。小微企业或小组贷款是一种成员相互担保的小组贷款，贷款数量不超过380美元。如果一个成员违约，其他成员必须为他支付。中小企业贷款数量从10000美元到70000美元不等，是有抵押的贷款。⑤训练和教育。在小微企业填写商业计划表后向其提供基本的商业计划发展培训，主要用于决定每一个客户能够获得多少贷款，解释利用银行服务合理管理资本的重要性；介绍资金转移和其他银行产品。为方便起见，大多数培训都在客户那里做，持续两个小时，客户可以带上有文化的亲戚帮助他们读、写和计算。⑥管理能力。为使银行平稳运行，行政管理者建立了信贷、金融、现金管理、消费者服务、内部控制、人力资源、员工管理等政策，并确信所有分支机构和办公室都在严格执行，尤其是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专业化管理要求精细的IT和信息管理系统。IT要求更为严格的使用管理报告的管理责任。在精细的系统下，行政管理能够追索到无效并在问题更为严重之前及时解决。至于分支机构员工，他们可以更有效率地工作。银行管理一直集中在经营风险、资产负债管理、内部控制和审计、信息技术这些关键的管理区域。
二、经验借鉴及几点思考
（一）经验借鉴
在分析了这些金融机构各自的特点、贷款技术、运行模式、客户基础、可持续性、覆盖面等等后，可以总结出以下可供借鉴的经验：①分散化的结构可以扩大客户覆盖面；②合格的、训练有素的、有高度责任心的基层员工对贷款效率有正面作用；③简单的贷款审批程序能够减少贷款处理、审批和发放时间；④与熟悉农民的机构合作可以减少客户信息成本和贷款者的风险；⑤农村贷款在地方和目标方面的多元化有助于平衡因农业贷款季节性而引起的员工工作负担，也可以帮助贷款者抵抗协同性风险；⑥单个贷款产品和贷款偿还计划表的确立与借款者的贷款偿还能力相协调，可以减少贷款违约成本；⑦员工激励机制可以激励员工，有效地提高效率；⑧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形成相互信任，促进贷款偿还；⑨应该向农民借款者提供基本的非金融服务支持，如农业发展、财务管理培训；⑩新信息技术为银行采用银行自动化、电子数据处理和发展新农业贷款产品的创新提供了可能。这些经验可以帮助银行设计既能够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又对农村金融有健康影响的政策。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过程中，需要侧重于发展目前还比较缺乏的微型农村金融，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微型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系统。
（二）几点思考
1.明确微型金融的目标定位。
微型金融是向被边缘化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印尼人民银行村银行定位于整个印尼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者；孟加拉格兰明银行定位于穷人所有的穷人银行；危地马拉农村银行定位于向信用社、非政府组织、小规模农民协会、微小中型企业提供储蓄、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哥伦比亚爱喜利达银行锁定市场较低端部分，向个人和小组提供贷款，没有歧视地满足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银行服务需要。这提示我国农村微型金融体系构造中一定明确目标地位，不能偏离了微型金融的真正内涵。
2.向被边缘化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则，按商业化模式运作，才具有可持续性。
补贴信贷已经在世界范围失败了，而无补贴、完全市场化的微型金融革命却出现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中一定要坚持这一点，不能演变为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3.强调微型金融机构的储蓄功能。
有了聚集资金的能力，微型金融机构才可持续地扩大贷款规模，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如果只能贷款，不能吸收存款，那么这样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持续的。至于吸收存款可能引发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监管体系来解决。
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动荡逐步引发成为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这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出口贸易已经严重受挫。中国海关总署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中国出口额6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5.7％；进口额约60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1％，贸易顺差不足5。亿美元，远低于1月的近400亿美元，自去年11月以来，我国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贸易负增长。
1影响出口的原因
首先，外需下降导致出口减少，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国外订单数量大幅减少，这成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恶化的主要原因，其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各国政府为了减缓经济衰退，保证产业安全，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和减少失业，利用技术、环保等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商品进行阻碍，再次，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而人民币相对坚挺，外贸企业的价格优势减弱，这给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最后，企业融资不顺，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亏损打击了银行的信心，银行收紧信贷标准，导致信贷短缺。特别是对于某些中小型的外贸企业。面对信贷融资的不顾，再加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纷纷承受不了压力，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倒闭。
2外贸企业的应对措施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具备的应对变革与激烈的外部竞争并且取胜于竞争对手的集合。我国外贸企业想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稳步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2．1优化管理、降低成本
我国外贸出口商品能受到世界市场的亲睐。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商品具有价格优势，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优势使得我国企业生产成本低廉，在出口时能以低价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国外贸企业如果还想保持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就必须注意对企业进行优化管理，特别是节省企业开支，比如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流程、降低材料单耗、增加材料的利用程度，控制管理费用等来降低成本费用，使价格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2．2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我国出口商品当中，有很多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还不具有达到品牌效应的标准，这使得我国外贸企业丧失了部分赢利空间，如果外贸企业能够深入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把关、加速创新研发来提高技术水平，以形成品牌效应，那么企业不但能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我国的外贸企业必须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优势。
2．3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避险工具和方案，在经营管理方面，企业应该管理好海外应收账款，避免形成呆账坏账。面对汇率波动风险，在与国外企业进行账款结算支付时，应收进硬货币、支付软货币‘企业可以恰当运用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未来汇率和财务成本，通过保值方案规避风险，外贸企业在选择出口目标市场时，还可以采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方式，减少对其中一个市场的依赖，积极发展新兴市场，开拓出口新渠道，保证出口的顺利进行。可喜的是，在上海召开的第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参展商们普遍认为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商品颇为亲睐，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但去年对这些市场的出口是稳中有升，在低迷时期转战新兴市场不失为明智之举。3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是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外贸出口给人民带来了机遇，面临出口额的持续走低，对我国就业率产生了严峻影响。加上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存在，为了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我国政府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及适度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来支持外贸企业。
3．1鼓励银行对外贸企业融资
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企业资金周转不顺必然导致产量下降、裁员求生存，这些问题更多的体现在中小企业身上，政府应鼓励银行向外贸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与此同时，推进贸易融资政策的出台，着重加强对中小型企业在出口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资金担保等方面的支持，更好的惠及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3．2加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外贸环境
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在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十七大提出我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我国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强与他国的合作，可以为我国外贸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各国通过互相降低或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可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此外，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摩擦很多，政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能对此起到缓和作用。
3．3采取政府补助、出口退税政策
当前形势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补助以弥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部分出口损失。此外，出口退税也是一种有效的鼓励外贸企业出口的手段，减少企业成本和负担，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优势，当然，国际上会有反对我国采取出口退税的声音，认为这会对他国企业造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要求，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政府有权利进行政策的调整来保障经济稳定，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保证贸易稳定与良好的就业。
3．4稳定汇率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相关分析
1．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预作用漠视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因此，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
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2]。也就是说，究其更深入的原因，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
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响警报，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预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
因此，与其说普遍认为美国监管重叠和空白之结构性缺点是危机的祸根和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隐藏在这种结构性缺点之后的政府干预缺失更应是危机深层次的缺陷。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
2．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理念变化———呼吁调整政府干预具体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的确反映了美国监管者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不断反思，并明显地建议调整政府干预的具体方式和加深力度。从未雨绸缪角度来看，华尔街金融风暴不但证明了政府应当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和救助，实际也证明了为预防危机，一国的金融监管中适度的政府干预是绝对需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论”的差异主要不体现在要不要政府干预，而在于干预“度”的把握，在于干预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断离不开具体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监管需求。回顾美国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伴随着经济的起伏，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此次呼吁加强监管也是这样的规律使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金融监管是否适度性的思考也应从中国具体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需求出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政府干预适度性分析
1．金融监管价值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态势决定，目前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为首要的价值目标从过度论者的理由不难看出，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限制自由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主要从中国金融运行价值角度出发作出判断，但实际上，同一时段，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具体价值观的具象内容是不同的：金融运行主要体现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行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统性；而金融监管是通过法律授权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某种干预，其侧重于对行为的评价，因此，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具有滞后性但相对较宏观；因此，金融监管的价值观必须随金融运行态势的效果而定，不能简单地附随于金融运行本身：即当金融运行态势处于金融安全时，金融监管主要体现为对竞争机制的维护，自由竞争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价值追求；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当金融运行出现不安全的状况，金融监管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安全的追求，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利，较大程度地赋予监管机关权力来实现金融的稳定；如果金融风险未能得到控制，出现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那么金融安全将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因此，金融监管的价值判断要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判断并取决于金融运行的效果。
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金融运行态势，尽管中国金融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正如政府干预过度论者所担忧的一样，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一些旧有的痼疾，其间蕴藏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中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基础还并不牢靠，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作为保障金融运行的后盾决定了其当前应以保障金融安全为首要价值。
如此看来，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着力保护国有金融机构是有其“苦衷”的，也是忍阵痛而顾大局之必须。
2．金融监管市场化应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化为前提，中国尚不具备该前提当然，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完善的金融监管需要人为能动地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但这种效果单纯靠市场化是无法达到的，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个阶段和过程。何况就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而言，除了经济货币化比率，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其他指标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在2000年，中国的金融化比重为229％，远低于同期美国（364％）、英国（356％）、日本（312％）等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也低于新加坡（319％）这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另，在银行竞争格局中，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格局虽然在弱化，竞争因素在增强，但还未形成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格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在中国资本项目的汇兑管理力度和对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中国仍保持较为严格的管理[5]。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上述转轨体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决定了中国金融系统自身不具备完备的自我稳定机制，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非经济力量予以干预，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否则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统的累计性风险，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这也违背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初衷。
3．市场机制、行业自律，目前，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市场失灵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的优势中国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培育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虽然也的确刻不容缓，但由于目前行业自律组织发展伊始，不平等的谈判力量将使监管效果微乎其微，此种情况下政府恰恰应起到培育市场机制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预，而且其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其一，富有权威性的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并且直接实施检查，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减少个人在交易中要负担的交易费用，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其二，由政府出面维护金融体系的有效和稳定，能够避免因免费搭车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填补了市场失灵形成的真空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缓慢。政府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市场失败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金融这一特殊领域尤为如此。实际上二战后，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还实行了政府干预的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金融改革也正朝这个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目前的政府监管作用无法与上述这种理想化描述相比拟，也的确会带来若干负面影响，但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却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局部缺陷可以通过调整具体方式和范围来达到完善。相形之下，强调干预过度论者“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扬论调则显得缺乏理性。当前，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和监管改革提示我们，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然不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