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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阔的羌塘高原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属高原亚寒带和高原寒带气候。最热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低于10℃，年降水量东南部为200—400毫米，是良好的天然草场；西北部为60—150毫米，为高寒半荒漠、荒漠草原，牧草低矮稀疏，不适宜开发利用。在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中，天然草场占全区总面积的92.9%，仅次于新疆，居全国第二位；森林占6.8%，仅次于黑龙江，居全国第二位；耕地甚少，仅占0.3%，但冬小麦、青稞、油菜籽等单产为全国最高。各地因基础和条件不同，发展方向不一样。藏东南的热带、亚热带山地，可因地制宜发展水稻、玉米和茶树、柑桔、香蕉等粮食作物、经济乍物和水果，以丰富和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藏东南的森林，具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功用，应有计划的采伐和抚育，发挥以林护牧的作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为牧区中的农区，具备高产条件，应大力培养高产典型，多生产粮食和饲料，以促进牧业发展。广大天然.草场的利用，应注意合理轮牧，避免负载过重引起草场退化，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综上所述，生态环境独特，农业自然资源相对集中，不仅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也.是重要的后备林基地和一季喜凉作物高产地区。坚持以牧业为主、农林牧结合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资源、特别是气候资源的生产潜力，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在上文中我们论述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农牧业自身的发展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完善农业基础建设，建立合理的农田灌溉制度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水利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地理条件而言，水利设施的好坏直接决定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兴修水利以提高农地保灌率，平地筑田以保持水土，改土培肥以提高土地生产力。这样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牧林业综合协调发展当前的农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产业结构发展更是面临窘境。所以必须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必须强力打造以种植业为基础、畜牧业为主导、林业为保障的农村农业发展体系。
2.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存在的问题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根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的普及，计划经济下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农业生产也逐渐被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所代替。在政府扶持和财政支持下农村的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取得一定的发展，过去政府设定技术项目财政负担所有经费，现在是农民自己找项目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虽然农技推广的模式有所增多，但新型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推广效果远低于预期水平。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对高效多产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应该是巨大的，但总体上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并用于生产实践的农民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造成这些问题除了农技推广工作没有做到位外，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农业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行业，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存在着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影响风险等多种不可控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时根据经验耕种，农民用经验推断可能需要采取的耕种措施。对待农业新技术农民只是根据程序按部就班的耕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无法预测更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修正和补救。从根本上说农作物的生产离不开光照、土地、水源等自然因素的相互配合，新型科技成果的生产流程是否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也给农产品的生产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多种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失败让农民对新技术更加小心翼翼，时常持观望态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投入能力有限，分散到户的小块儿土地作业给新技术推广造成障碍。许多新型农业技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减轻作业者劳动强度等特点，这也是农民选择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原因。当前农村主要采用的生产模式，独门独户的生产使种植规模受到局限，达不到新技术要求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效果，没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产出比。新技术的效果没有显现出来并且生产效益没有明显提高，影响农民的期望和对新技术的后续采纳。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也限制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国农民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不到十分之一，小学及初中文化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剩下多为文盲和半文盲，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水平更是低于这个比例。农民在生产中技术接受能力较差，达不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再推广。
从三个数字谈起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马克思这段话启发我们，谈汉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要先看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多高?这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可以拿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主要产品——粮食的年产量作为代表。
第二个数字：劳动者的个人需要有多大?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农业劳动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这是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拿每个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数作为主要标志。
还有第三个数字：当时全国每人平均占有多少粮食?
先看汉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指原粮，下同)。计量汉代粮食数量有一些困难，其一是记载中“粟”有时也可指去壳的米；其二是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记载中的粮食量属何种量制有时不易分清；其三是西汉亩制有大亩小亩两种，有时也难于区分。我们这里把“粟”均作为原粮；把大多数出土量器如商鞅方升、汉上林共府升、新圜升等(容积约200毫升，当今0.2市升)作为大石一升的容积，把汉河平二年万年县铜斗的容积(1200毫升)作为小石一斗的容积(当大石的五分之三)；对于大亩小亩，则尽可能加以区分。这样计算出来的粮食量，在各种折算方法中是属于低的。
《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50石，汉代一石(汉有大石小石两种量制，这里指大石，下同)约当今0.2市石。则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10市石。当时最普遍的粮食作物是粟和小麦，折合市斤，粟(按1市石135斤计)约为1350市斤，小麦(按1市石145斤计)约为1450市斤。晁错讲这段话是要力陈农民的困苦，因此应是个偏低的数字。
《汉书•食货志》又载战国李悝言，但实际说的也是西汉初年的情况：“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平年)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战国秦汉的“一夫”不一定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个别男丁，常指一个耕作单位即一家，因此应和晁错说的一样，是一家两个劳动力种田百亩。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粟75石，约合今2025市斤。
《管子•治国》篇说的也是西汉初年的情况：“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里“一夫”也应是指的一家。则当时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粟100石，约合今2700市斤。这是属于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再参照其他记载，可知汉代正常年份一般田地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约在1300斤到2700斤之间。通常产量约为每亩一石半，则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在2000斤左右。
再看汉代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许多记载都说明汉代一家平均五口。《汉书•食货志》记李悝言大小口平均每人月食粟一石半。居延汉简记西汉屯田卒及家属每月领取口粮数，戍卒本人每月合大石二石，大男一石八斗，大女、使男一石三斗，使女、未使男一石，未使女七斗。则每家五口每月口粮约在6石至7.7石之间，每人每月口粮在1.2石到1.54石之间。西汉末《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36石，一月三石，平均每人一石半。都与李悝所说相近。秦汉记载中涉及当时人食量的有几十条材料，其中成年人每月食量从一石到三石不等，一般是二石。则大小口通计，每个农业人口口粮平均每月一石五斗左右应是通常情况，即每年约食粟18石，折合486市斤。
再看汉代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
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等所列举的十一二个全国户口数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全国人口大致保持在五千万人上下，其中农业人口约占四千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则每年粮食总产量约为320亿斤上下，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640斤，这是一个约莫估算的数字。
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农业生产发展的途径
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了两千年，并不等于我国农业生产在这两千年里没有发展。为了适应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情况，我国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靠扩大耕地面积，另方面更重要地则是走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途径。
这样的农业发展途径，在汉代已经形成了。
西汉人口的增长是惊人的。汉初承战乱之后，全国人口约600万或稍多一些。到约二百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即猛增到1200余万户，5959万余口。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从东汉中期以迄东汉末，人口大体稳定在900多万户，5000万口左右，比汉初增加到8倍左右。没有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这样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而人口的增长在当时则加速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人口的迅速增长相适应，汉代农业生产循着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这两个途径发展。
量的增长指荒地的开垦。汉初耕地数字不详，如以全国农业人口500万人，照李悝、晁错所说一家五口，耕地100小亩汉初，故秦地行大亩(240步一亩，当今0.6916市亩)，故六国地行小亩(100步一亩，当清亩0.31亩强，合0.2882市亩)，一大亩等于2.4小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用大亩。计，则全国耕地总面积在一亿小亩左右，合大亩四千一百多万亩左右。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耕地增到八亿二千七百余万大亩，东汉则长期稳定在近七亿大亩左右，约合今四亿八千万市亩，比汉初增长约十五六倍，这个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可以肯定的。
从前引李悝、晁错等议论来看，西汉初每家农户占有耕地100小亩，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20小亩，分别合今29市亩弱和5.76市亩。《汉书•赵充国传》言西汉屯田卒每人治田20大亩，合48小亩，与李悝、晁错所说的耕地数字相近。加上非农业人口，全国每户及每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比这还要少些。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及东汉共十一二个全国户口数及六个垦田数通计，平均全国每户占有耕地大亩70亩上下，每口大亩14亩上下，即每户占田48.6市亩，每人9.7市亩。这个数字比西汉初多了约一倍，不好解释，也许是由于荒地大量开垦的原故，更可能是垦田数字被夸大了(例如《后汉书•刘般传》就提到了这种情况)。
然而，汉代人口与耕地分布及农业发展是很不均衡的。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全国州部中，司隶校尉部和豫、冀、兖、青、徐五州，即今天陕西中部迄黄河下游地区，面积仅约占全国八分之一，而人口则占68%以上。尽管这里耕地开垦较多，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比例远较其他各州为大，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也较大，又不断向外移民，但人多地少是肯定的。崔《政论》就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因此这一带作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农业的发展必然靠质的提高，即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以大量劳动投入集约化经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随人口的迁徙而向边缘地区扩展。因此，在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途径中，精耕细作占着主导地位，并且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趋向。
在汉代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水平下，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多高呢?由于田有美恶，岁有丰歉，耕作技术有精粗，水田旱田有差别，种植作物有不同，所以记载中亩产相差很多。但从前引《汉书•食货志》及《管子•治国篇》可知，“中田”“平年”一小亩产粟、麦在一石到两石之间。此外，《淮南子•主术训》言中田亩产四石，《后汉书•仲长统传》言北方地区通肥硗之田计亩产三石，那都是指的大亩，折成小亩，年产分别为1.66石和1.25石，仍在一石到两石的范围之内。
因此，汉代正常年景一般田地一市亩产粟94—188市斤，平均约为140市斤。小麦100—200市斤，平均约为150市斤。
至于行“代田法”的旱地，每大亩年产可达六石，合一市亩产粟233市斤，小麦250市斤。水利田亩产可达小亩2.7石以上，合一市亩产粟253市斤，小麦272市斤以上。这是少数高产田的产量。至于以耕作园艺化为特征的“区种法”，据说中田每大亩可达13石，美田可达19石，分别合一市亩产粟505市斤和739市斤，麦542市斤和793市斤。即使属实，那也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
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途径及其主要趋向，也是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14亿余市亩，即增长到约3倍；单产从每亩约140斤增长到近300斤，约为2.2倍，二者相乘，总增约六七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六千万人增长到解放前的五亿多，约达十倍；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低到约2.8市亩，即仅为汉代的60%或29%。从宋以后，总的趋势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耕地面积和单产虽有增长，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却大大减少，人口增长已从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转而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了。除去封建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束缚越来越严重这个主要原因外，这就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口粮数长期在汉代已达到的水平线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国内虽然还有大片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与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除东北外仅增加1%。在这前后，单产也基本未增，而人口则从四亿多增到五亿多，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逐渐缩小，农民艰苦的生产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丝毫未得改善。可以这样说，不仅封建生产关系成了农业发展的严重桎梏，我国传统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本身在解放前也基本上走到了它的尽头。
传统农业生产的局限
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我国传统农业，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它的局限。
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人力的巨量耗费这些局限，已为人们熟知，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这里谈谈我国传统农业的另外两个局限。
其一，是单纯地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忽视了畜牧业。
从包括人工生产与直接获取自然物的最广义的农业(包括采集、渔猎、种植、畜牧、林业等等)，转变为专事人工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的农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能大大提高生产专门化的程度，有利于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相对的稳定，因而在历史上是进步的现象。我国大体上是在西周春秋期间实现了这一转变的。但在转变过程中畜牧业的发展却落后于农业。而欧洲中世纪走的却是农牧并重，种植业与畜牧业互相结合的道路。这样，我国农业失掉了畜牧业的支持和补充，形成了所谓的“跛足农业”。这种情况，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国的传统农业并非完全排斥畜牧业。战国秦汉时的所谓“重农派”，虽然把粮食生产看得高于一切，但并没有走到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抹杀其他一切的地步。战国秦汉时有关农业的著述中，还是在强调粮食生产为主的同时，把桑麻、六畜、园艺等放到了一定的辅助地位上。
然而，作为农业辅助的家畜饲养，与农牧并重、互相结合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畜牧是处于很次要的地位。“重农派”这种对畜牧业和农牧关系的认识，是当时农业和畜牧业的现实情况的反映。汉代除去边疆草原地带外，内地的畜牧业实际上多属于副业性的小规模的家庭圈养，像《孟子》所说的“二母彘、五母鸡”之类，猪、羊等的大规模的饲养、放牧虽也见诸记载，实际上并没有发展起来。至于大牲畜如马、牛的饲养，则是为了役使、军需而非食用。即使是役使，数量也不足，以致汉代许多地方还不能推广牛耕，只能“(zhí音直，意为踩、踏)耒(lěi音垒，代表翻土农具)而耕”(即用人力翻土耕种)或用人力挽犁。这从汉代马、牛价格昂贵，盗牛盗马要重罚乃至处死，及禁止民间屠牛祷神等也可得到证明。总之，从汉代开始，除去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草原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结合的大规模的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像《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有50匹马或百多头牛或二百多头猪、羊的牧主，当时已是少见的与占有良田千亩的地主或千户侯相当的富人。至于像宣曲任氏、卜式那样的大牧主，就更少见了。汉以后，畜牧业落后于农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惟一的例外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畜牧业一度有所发展，但那是少数民族带来的游牧生产形式，它是以原有农业的破坏为代价而不是与农业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只是历史上的短暂现象。
我国农业走上忽视畜牧业的片面发展的道路，有它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畜牧业特别是大牲畜的饲养，生产周期比较长，一般超过一年，并且宜于大规模的经营，为个体小生产力所不及；人多地少，精耕细作，使土地利用率高(汉代农田基本不休闲，连续耕作，有些地区已经实行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算高，口粮标准低，吃饭问题未解决，种植饲料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地主经济又多半采用把土地分散给小农户耕种的方式，很少进行大规模的经营。这些都是我国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条件下畜牧业不易发展的原因。
畜牧业不发达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后果。它限制了食物品种的多样化及质量的改善，影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汉代农民往往每年只有几个节日才能吃上肉，粮食成了惟一的主食，粮食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的传统农业就不得不在努力发展粮食生产但粮食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圈子里打转。
另一个局限是忽视林业和水土保持。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发展途径是大量垦荒开田。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这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引起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破坏生态平衡，从而使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灾害频仍，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针对山西省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的特性，对农业耕作技术努力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明人吕坤说：“沁水农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粪少苗，熟锄多耕，壅本有法，去冗无差而已。其粟穗长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粪多力勤，八口饶养”，①因此吕坤得出结论：“膏田一亩，胜薄田十倍；精田一亩，胜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见，明代的山西农民对种田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并特别重视粪肥和勤锄，这样田地的收成，将比薄田多10倍。同时，对籽种的培育也十分重视。如雍正《山西通志》载：汾州(汾阳)以北，早谷有一窝蜂、关东黄，夏谷有四根齐、六根齐、九根齐、枰杆黄、老来白、临秋变等。汾州(汾阳)以南，早谷有马拖韁、白老汉、竹叶青；晚谷有潞州黄、一把箭。早谷以60日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为率，宜水田。潞州黄一种，早种则晚收，晚种则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隽藻著，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马首农言》，则详细总结了以寿阳县为代表的山西农业耕作技术。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亦有种于黍田者，亦有复种者。未种之前，应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为贵。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与春麦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种之，其田秋耕者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种之。小豆，种法与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与种春麦同时，皆系夏田，红豆不拘迟早，锄忌午日。绿豆与种小豆同时，宜午锄，若锄遇阴雨，多生旱虫。荞麦，多在本年麦田种之，有先耕后以耧种之，耕宜深二寸，耧深止一寸，种毕耙之，有和粪点者，耕止寸余深。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性喜湿布种之法。在耕作技术方面，祁隽藻说：犁之浅深有法，欲微深，则向前稍送之；欲微浅，则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则将上木贯打紧，下木贯打松；欲大浅，则反是。粪宜早运田中，不可迟延，三冬有暇即日运之，无暇日即至新春运之，田在河外，尤宜早运，冻解路淖，人力车力，均难施之，运毕须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过六寸，浅不过寸半，山田四寸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农业工具方面，祁隽藻说：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义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耧车，下种器也。镢，田器也。锸，锹也。所以开渠者。长铲，踏田器也。铁锨，惟宜土工。铧，锸粪，起土者也。铲开生地，铧耕熟地。北方多用铧，南方多用铲。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耨，除草器也。《马首农言》还搜集了不少农谚，如“谷雨耩山坡”；“小满种胡麻，到
秋只开花”；“麦望四月雨，立夏不种黑(豆)”；“四月四麦挑旗，五月端午麦秀齐”；“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冻煞黑豆荚”；“芒种急种黍，夏至也不迟”；“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夏至日得雨，一点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无雨，谷里无米”；“头伏搂，满罐油，二伏搂，半罐油，三伏搂，没来油”；“头伏萝卜末伏菜”；“立秋有雨万物收，处暑有雨万物丢”；“谷儿挂黄头，全凭锄一锄”；“过了闰月年，走马就种田”；“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庄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满前后，安瓜点豆”等，这些农谚正是古代山西农业耕作技术经验的结晶。
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
山西引进各种新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品种，历来有之，而尤以明清时期较多。例如：
马铃薯，俗称土豆，又名阳芋、山芋、地瓜、山药蛋。马铃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历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称：“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称山药蛋”。按《植物名实通考》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作者吴其濬曾任山西巡抚。说明马铃薯至迟在18世纪末以前已经传人山西，而且发展很快，清季“植尤广，边县以为粮”③。
玉蜀黍，通称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麦。农史学家大多认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产地。玉蜀黍约明代传到川陕两湖，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传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县志》卷3就有关于玉麦的记载。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种之”。光绪《五台新志》卷2载：五台县“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约元末明初被引进山西种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载：“山西都司布五十万匹，棉花十五万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给之”。说明当时的山西，已有办纳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产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说：沁水“有一亩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叶以来，麻类品才逐渐被棉织品所替代，所以崇祯《山西通志》卷7载：平阳府(临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种植面积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烟草，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日本传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张士英自闽携种归，初在曲沃，后来晋中、晋东南亦种之，“明季民穷，赖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红柿、番茄，原产南美洲，16世纪初传到欧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记载，但归花属类，可能是一种野生番茄，至少是仅供观赏，非食用品。雍正《泽州府志》载：“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涩”。山西把西番柿作为园艺蔬菜作物来栽培，大约是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
辣椒，又称番椒，原产地在南美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康熙《保德州志》卷3载有辣角子，由此看来，山西至迟在清初已经栽种辣椒。
甘薯，又名红薯，原产中美洲，16世纪时西班牙人移植于吕宋，此后由吕宋输入我国⑦。清乾隆年间，晋南谷地已引人种植⑧。
落花生，约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传人中国⑨。沁水县东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记载着东大村人赵家常，清咸丰年间贸易于宁陵(一说在河南，一说在安徽)，引进种花生技术，并劝导村人效种，获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数十家。沁河两岸的河
湾处，土质适宜于种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庄，凡种花生者，都是赵家常引种的延续。⑩
三、因地制宜的农作物区域分布与格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样，南北中气候差异很大。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逐渐形成山西农作物区域的分布与格局。大致山西境内农作物区域有如下7种类型：
1、晋南盆地一年两熟地带。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湿润，降水量较大，有数千年的农耕历史，农业较发达，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高梁、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草等。
2、晋东南山间盆地。这里是半湿润性气候，受干旱威胁小，有农作物精耕细作的历史，但热量不够，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子。
3、晋东南山地。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黄土丘陵地带，降水量较多，但常暴雨成灾，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
4、晋中平川盆地两年三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热量集中，水灌设施较好，基本上属半干旱区。主要种植冬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薯类、豆类、棉花、麻类等，有套种轮作历史，如冬小麦套种玉米，复种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晋西北高寒区。这里历史上为牧区，农业耕作粗放，农业生产水平较滞后，主要种植莜麦、马铃薯、谷糜、胡麻等温凉作物。
6、晋北一年一熟地带。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土地瘠薄，盐碱地沙荒地多，无霜期短，仅一百三四十天，风沙严重。主要种植冬小麦、莜麦、马铃薯、玉米、谷子、豆类及烟草等。也实行混种、间种、套种。如春小麦混种马铃薯、玉米间作胡麻等。
7．晋西黄土丘陵地区。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以种植小麦、玉米、谷糜为主，有粮豆间作或轮作传统。
总之，明清时期由于山西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吕坤说：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长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亩蜀秫，可收数十石者”⑾，一亩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农业生产又较明代有了较大发展。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新的农作物引进与扩种，丰富了作物栽培内容，推动了生产力，并且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增加了适应性较强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较好收成。特别是马铃薯在土地贫瘠的高寒地区种植后，已成为这些地区产量最高的粮、蔬作物。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可见马铃薯在这些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经济作物在山西种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逊《华北游记》称：“离开平阳府以后，我们在距离子阳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这里……发现很多棉花”。“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见许多用土墙围起来的村落，有很多的杨树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农工商部也称：“山西以虞县猗氏为产棉最盛之区，岁收约一百万斤，歉年亦收五七十万斤不等。次则解州、绛州、河津、芮城，又次则临晋、安邑、平陆、秸山等县”。⒁
注：
①吕坤《实政录》卷2。
②吕坤《实政录》卷2。
③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④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吕坤《实政录》卷2。
⑥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⑦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传人中国》，《历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第9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生态农业发展的直接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选择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式，其决定因素仍然是市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源配置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基于这一点，发展生态农业要顺“市”而为。当前发展生态农业的需求已初现端倪。生态农业经营者在面临传统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一般市场风险外，也会面临环境污染的生态风险，特别是他们精心营造生态产品的异质化、策划生态产品的市场细分时，还会面临其他不法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影响。为维护统一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环境，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首先政府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对农业面源污染提供公共治理服务。其次制定农业安全生产标准，切实加强农业产品质量监管，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监督链条，破解市场主体因“囚徒困境”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三是通过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的标识认证，保护不同级次生态农业品牌，让农业生产通过更加生态的方式而有利可图。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要让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互补而不跨界。从这方面看，生态农业发展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建的过程。
（二）农资价格波动不利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起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大大提高，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可以想象，如果农资价格无法保持稳定，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不够，会给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实施带来困扰。一方面，由于农民可能会因为农资价格上涨而出现抛荒的情况，或是改种对农资要求更低的农产品。另一方面，由于每年支农惠农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政府部门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范围、程度等方面的数据难以准确判断，从而影响未来一年支农惠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二、我国农资价格波动的历程回顾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农资价格波动的历程回顾改革开发至1994年以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农业生产力得到释放，对农资的需求大幅提高，农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1991年～1995年的“八五”期间农资价格上涨达到高峰。1996年全国农资价格上涨8.4%。此后的1997年～2002年农资价格下降，以上年价格为100，共价格指数分别为99.5%、94.5%、95.8%、99.1%、99.1%和99.7%。2003年～2007年，我国农资价格涨幅分别为1.4%、10.6%、8.3%、1.5%、7.7%，呈现强劲的上涨势头，2008年，农资涨幅高达20.3%。2009年，农资价格稍有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2010年起再度震荡上行，2010～2012年全国农资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2.9%、11.3%、5.6%。图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资价格指数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在1996年以前，我国农资价格稳步上升，其中在1989年～1990年，1993年～1996年，两次出现农资价格的巨大涨幅。经过1996年～2003年的价格调整，农资价格在2003年以后进入上升通道，2008年甚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涨幅。
（二）我国农资价格波动的成因我国农资价格波动的成因主要包括：一是政策性因素。价格体制改革、农资流通体制改革及其他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资料的产业政策实施，都会给农资价格带来波动。比如，我国农资价格先后经历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及市场调节价等过程，农资流通体制也同样经历了“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分级管理”到“一主两辅渠道”最后转变为“三个渠道”并行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每一次体制改革，都会对农资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且几乎都是带来农资价格的上涨。[3]二是需求因素。农户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方，所有可能影响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因素最终都会反映到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上，进而影响到农资价格。从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规模、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水平以及农民对农产品价格的未来预期都有了很大提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三是供给因素。企业生产成本是决定其产品售价的基本因素，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如石油、天然气、用电、工业用地等原材料的价格都大幅攀升，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环节成本，同时也使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成本大大增加，直接推高了我国农资价格。同时，工业建设用地的成本也出现了数倍、数十倍的增加，给众多农资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生产成本压力，自然也会影响到农资价格。四是突发性因素。我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性事件，都可能会影响到国内的农资生产和市场价格。
三、稳定农资价格促进农业生产的对策研究
（一）建立健全农资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要通过有效的预警与监测体系，时刻监控农资市场的价格波动，第一时间对农资价格的异动作出反应，以保证农资价格始终处于合理的价位。一是要做好责任分解，依法明确职能部门的农资市场价格监管责任。[4]比如，农牧局该承担什么责任，供销社该承担什么责任，都应该明确，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加强日常市场执法的力度，实现农资市场监管的全覆盖。二是突出做好重点工作。农业生产具有时效性，各地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时间点，有计划地开展专项行动，以保证在重点农时，每一个重点地区、市场以及企业都始终处于有效的监管中，为农业生产提供放心的生产资料，维持农资价格的稳定。三是加强市场监测与预警。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市场作出反应与调整的信号，从价格的变化可以分析供求关系、市场不确定因素等。要在当前数量庞大的价格监测队伍基础上整合力量，形成更加具有专项性与综合性的价格监测体系。通过准确有效的价格监测，为政府加强农资市场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以保持农资市场的价格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严格的农资生产经营体系应建立严格的农资生产经营体系，为农资价格管理奠定基础。一是要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源头治理与准入。建立和完善农资产品生产与经营主体的信用档案。通过建档，将不符合市场要求的生产经营企业清理出农资市场。同时，加强对市场准入的审批，按照法定程序与权限，严格把关，消除市场隐患。二是打破区域封锁，推进农资生产的调整布局，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集团引领的农资生产经营市场体系，提高农资产品质量，保证市场足够的供给能力，从供求关系角度保持农资价格稳定。从以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过多，政府管理难度大。企业自身也以模仿生产为主，技术含量低，在加入WTO后的今天，显然无法与国外巨头企业竞争。加大企业集团的扶持势在必行，要通过打破区域封锁，不断调整农资生产的布局，鼓励企业进行强强联合或兼并，不断做大企业。同时，引导大企业大力实施品牌化战略，形成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提升市场竞争力，减少进口农资产品对农资体系的影响。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应该看到，农资价格并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厂家和流通企业，更多是来自于上游企业成本的增加。比如，石油价格的疯涨和电力价格的上升，必须要从整体上出台政策，降低农资生产企业的成本。实行对农资进口关税减免、对农资生产企业实行财政、税负扶持政策等，也可以对农资生产项目的土地、用水、用电等进行适当补贴等，从源头上降低农资生产成本，保障农资价格稳定。
农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环境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顾问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是企业内部成本核算的一个方面，是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属于会计范畴；农业环境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性的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分析农业生产行为实际对环境造成损害，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环境代价，属于公共环境经济问题。农业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农业生产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间接成本是指上游与下游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化肥、农药的生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因使用原料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皮革加工、秸秆造纸等。根据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环境成本还可以分为种植业环境成本、畜牧业环境成本、水产业环境成本等。本文所分析的农业环境成本是指种植业部门的直接环境成本，包括动植物资源成本、土壤资源成本、水资源成本、大气污染成本、生命健康成本等。
2农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核算环境成本的方法很多，如预防费用法、恢复费用法、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间接替代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不同的环境成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
2.1动植物资源成本核算
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其造成的损失是无价的，同样，各种动植物资源的恢复和保护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核算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可以采用恢复费用法和维护成本法。
恢复成本取决于恢复的面积和单位面积恢复的费用，恢复费用的具体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劳动力费用、动植物资源引进培育费用和相关的技术费用等。其中动植物资源的引进培育费用是关键，对植物的稀有程度越高，费用就越大，一般常见的资源引进，费用很低，甚至不需要具体的费用。恢复成本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保护成本是长期的，同样道理，动植物资源的稀有程度越高，保护的费用就越高，常见的动植物资源只需保证其生产空间，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费用。相反，如果需要对野生动植物生长进行控制，费用另当别论。
2.2土壤资源成本核算
土壤资源成本的核算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是恢复费用法，即将土壤的自然生产能力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费用；二是生产率变动法，选择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核算由于土壤自然肥力不同或变动而引起生产率变动所产生的净收益差异(E)。
式中，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C为单位成本；i为产品种类。
使用恢复费用法计算土壤资源成本，关键在于选择恢复土壤自然生产能力的方法和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如果采用休耕的方法，其成本就是正常耕种的净收益，如果采用种植绿肥等方法，在以上基础上，其成本还应该包括种植绿肥或其他方法所产生的净费用。
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干扰，采用生产率变动法很难直接测定由土壤肥力下降所引起的单位面积净收益的变化。土壤肥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单独测量化肥的超正常施用量，判定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首先是确定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单位面积净产值最大时化肥的最小施用量，然后计算化肥实际施用量与最小施用量之间的差额和相应的价值，最后将差价扣除因减少化肥施用而采取的其他环保手段的费用，就是使用化肥而产生的土壤资源成本。
如果替代费用超过减少化肥施用节省的成本，就会出现替代不经济，所以替代品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同等重要。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核算农药投入对土壤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事实上，无论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如何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损害，关键是把这种损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是可以由土壤自身进行修复，二是可以通过其他比较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修复。
2.3水资源成本核算
水资源环境成本有三项内容，核算也分三个方面。
核算水资源的浪费成本，关键在于确定水资源的价格、节水灌溉的用水标准以及相应所增加的灌溉设备费用，如果价格较低，水资源的浪费就是经济的。提高水价，水资源的环境成本就会由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节水灌溉的经济性就会增强。
2.3.2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
在我国北部平原地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来自于浅层地下水。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目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19个省区共形成了59个漏斗区。并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如地陷、裂缝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一是通过调查统计计算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预测灾害发生的概率和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2.3.3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
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来自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因此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与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类似。二者的差别在于水的流动性较强，水资源的污染会进一步对动植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损害的核算，可以分别参考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和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2.4大气污染环境成本核算
2.4.1温室效应的成本核算
农业生产的温室效应损失=温室效应造成的净损失×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农业生产N[，2]O排放量占N[，2]O总排放量的比例×N[，2]O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2.4.2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核算
首先确定秸秆燃烧所造成的损失项目，如交通事故、高速公路关闭、飞机停飞、火灾等，其次统计和计算相关项目的实际经济损失，最后将这些损失合计就是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其中涉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损失，核算方法参见关于生命与健康成本的核算。
2.5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在生产中与农药的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可以致病、致残甚至致亡，相应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以及由于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属于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的内容。与农业生产不相关的行为，如服药自杀所造成的损失不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精神损失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难以衡量，也不在核算的范围。通常使用人力资本法核算生命与健康成本。
人力资本法也叫工资损失法，它是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的潜在贡献，并以此来估算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损益。
进一步计算疾病成本和劳动能力丧失成本：
式中，R[，j]为农药对伤残的负责系数；Y[，0]为期望寿命(参考“WHO推荐的标准期望寿命表”)；Y[，j]为第j人的实际年龄；E[，j]为劳动能力损失系数(死亡者系数为1，伤残者根据伤残轻重确定，具体可参照GBD伤残等级分类)；W[，y]为年人均收入；D[，j]为年陪护费用。
3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
3.1维护土地的多样性
目前，农村土地耕地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边边角角都被利用，就是原来的河道、林地、草滩甚至坟地也被开垦变成了耕地。土地的过度利用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是使许多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农作物一统天下，不利于生物间的竞争与进化；二是土地耕地化使水土流失问题更趋严重，农作物的耕种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春播与秋播期间，地面没有任何植被覆盖；三是提高了旱灾与涝灾的成灾率，因为大量的水塘、沟渠甚至河道都被平整开垦为耕地，排涝蓄水以及灌溉的能力大大减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农村土地的多样性，林地、草地甚至荒地也要得到一定的保护，对池塘、河道、沟渠进行全面规划，禁止耕地对其侵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应该主要依靠技术与资金投入，而不是耕地面积的无限制扩张。
3.2科学施肥，减少无机肥施用量
全面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避免化肥的盲目使用。发展复合肥、生物有机肥，压缩无机肥的施用量。生物有机肥技术是以畜禽粪便为原料，以秸秆、豆粕等有机废弃物为辅料，配以多功能发酵菌种剂，通过连续池式好氧发酵，使之在5～7天内除臭、腐熟、脱水，最终成为高效活性生物有机肥。有机肥内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能不断释放出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和多种植物生长刺激素。肥中除含有氮、磷、钾三大元素外，还附有含钙、镁、硫、硅、锰、锌、硼等中量和微量元素。能增加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温能力，减少病虫害，改善作物品质。施用有机肥料的土地比施用传统化肥的土地一般增产10％以上。现在，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供不应求，发展生物有机肥，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3.3发展生物农药和物理捕虫技术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包括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由于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农药在我国的推广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而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要加强技术攻关，使生物农药产业不断取代化学农药，成为农药的主体。同时，应重视物理捕虫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如使用灯光、振频等物理方法诱虫、杀虫。根据昆虫趋光的天性，在其成蛾期间，在田间布置具有诱虫和杀虫功能的频振杀虫灯，杀虫效果不亚于使用农药，并且没有污染，还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山东龙口市在果树和蔬菜生产中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技术，全市目前已应用频振式杀虫灯3000多盏，控制果蔬面积6000多hm[2]，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150t，节约成本上百万元。
3.4推广与普及节水灌溉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将短缺600亿～700亿m[3]，推广和普及节水灌溉势在必行。截止到2002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只有2000万hm[2]，约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36％。其中防渗渠灌溉的面积1000万hm[2]，管道输水灌溉面积150多万hm[2]，喷灌面积230万hm[2]，微灌面积30万hm[2]。节水效果越好的方式，其应用面积越小。发展节水灌溉，一要解决技术问题，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与技术，在华北平原地区，应推广和普及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在城市郊区，发展喷灌和滴灌技术等。二要解决制度问题，建立农业用水的市场机制，有偿用水，利用价格杠杆，使农民自觉使用各种节水设备。
2模型验证
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联系，在建立计量模型对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时，往往很难区分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往往需要建立非结构化模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建模型，分析时间序列系统的相互联系以及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本研究利用VAR模型验证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货币供给量、原油价格之间动态联系，模型表述如。其中，Appit、Ampit、Mit、Coit分别为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货币供给量指数和原油进口价格指数，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年度数据整理得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源于CNKI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货币供给数量指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货币供给量（M1）计算得到，原油进口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月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所有数据均为2006—2012年的月度数据，不存在季节因素，无需进行季节调整。
2.1数据的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首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采取较常用的ADF检验法，对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结果说明所有变量均含有1个单位根，为一阶单整（表1）。当一组具有相同单位根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基于水平值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不存在错误识别问题，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是一致的[26]。现利用JJ方法检验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说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变量，协整关系成立（表2）。
2.2建立非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在非约束VAR模型中，由于在模型的右边仅包含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不存在同期相关性问题，即使扰动项有同期相关，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便能得到一致且有效的估计量。在滞后期的选择时，主要参考的是AIC准则和SC准则以及考虑模型的经济学意义，最后选择滞后3期值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为了检验所估计的VAR模型是否具有合适的滞后结构，本模型AR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图2），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通过观察依据以上各时间序列变量建立的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各时间序列都表现出强烈的惯性，其滞后值对当期值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参数估计量的T统计值具有显著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对农产品批发价格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选择的滞后3期模型中，滞后1期和滞后2期参数估计T统计量显著，滞后1期的系数大于0，而滞后2期的系数小于0；从计量模型看，其他内生变量滞后期值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小。2.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为说明当内生变量产生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需要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扰动项的变动如何传递到各个变量，以说明该冲击对其他变量影响的变化趋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冲击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在前两期上升较快，从第3期开始，其影响慢慢变弱，到12期时趋于0，说明了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冲击的正向响应。来自于原油价格的波动在第1期、第3期和第4期大于0，12期之内的其他时间都小于0。而农产品价格对来自于货币供给冲击的响应在12期之内都是负的，说明货币供给增加未必能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图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来自于农产品价格和原油价格的冲击响应首先是上升的，然后趋于下降，对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在第1期为正，后面11期均为负，说明货币也不是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原因。方差分解是通过某个变量基于冲击的方差对于被解释变量方差的相对贡献度来观测这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从而评价不同变量冲击的重要性。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从第3期开始，农产品价格自身的影响降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迅速增强。随着时间推移，原油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缓慢上升，12期之后逐渐平稳。通过方差分解发现，扣除农产品价格自有的惯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所占权重最大，并在第3期之后相对稳定（图5）。随着时间推移农产品价格影响程度逐渐上升，其自身价格波动的惯性下降，在15期之后各变量的冲击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程度平稳（图6）。
3预测与结论
中南、西南山区降水量丰沛，除秦岭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区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粤大小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桂黔滇岩溶山区虽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蕴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区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涨，使农业生产常遭干旱洪涝的威胁，故要发展生产就需兴修水利。然而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显著，地貌复杂多样，水热条件各异，致使兴修水利不易。明清时南方山区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和设施利用水资源，发展农田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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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明清南方山区开发研究”的论文之一。
①本文范围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内容参见拙作《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一文，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区农田水利的发展
(一)湖北丘陵山区和陕南山区
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地貌分属鄂北岗地、鄂东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为江汉平原。鄂北岗地和鄂东低山丘陵开发历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带在秦汉时分别修了长渠和木渠，引蛮河水灌田，渠道沿途还与陂池相连。此两渠历代皆有维修。唐宋时鄂北和鄂东开垦加快，塘堰修筑渐多。如崇阳县在唐宋时筑有华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枣阳县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涧9处，号称“灌田十万顷”。明清时除维修原有塘堰外，还兴建了许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县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黄陂县水利亦较发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称：“按黄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万计是利灌溉。”万历《襄阳府志·水利》载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万历时比原额新增168所。该府宜城县的长渠、木渠明清时多次维修，清光绪时长渠灌田4000顷，木渠灌田3000顷，加上东西两山水田，总计有水田11000顷，丰收年能收粘稻百万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州等明清时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县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带，泉水丰富。雍正《湖广通志》卷76称：“京山县地远多山泉，民引泉为机，堰水为业。”还利用温泉灌溉稻田，“其收数倍”③。钟祥县利用猪龙池等泉水灌溉农田百余顷，县西又有5泉灌田甚广。荆门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顷④。
鄂西山区山大林深，以往开发不够，人烟稀少，明清时期才有了较多的开发。北部荆襄地区，明前期进入的流民达百万之多，为了加强管理，成化十二年设置郧阳府，其时开垦荒田达143万亩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庆年间郧阳府人口比明万历时增加近8倍，荒地继续得到开垦。山农主要种植旱作物，但在山间平坝和河谷平原也兴修水利，发展水稻。如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以县西北30里的武阳堰、县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历久沦废，明弘治中知府胡伦主持修复。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顷⑥。另有横塘堰等十余处，各堰皆灌溉下种百余石之田⑦。郧西县“山岭之下，多成平坝”，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县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亩⑧。清道光时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载郧西县有20多堰，“每堰下种百数十石”，产稻较多。故《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谓：郧西“居民开成水田，连迁逾陌，故其产谷较胜洶阳、山阳诸邑。”竹溪县“川原乎旷，溪流潆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数十石田。水田风景“绝似江乡”，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⑨。房县“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万历中知县朱衣修筑此堰，“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管(涵管)七十余”，以时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万余亩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数十石田不等。同治《房县志·水利》称：“郧属六邑惟房犹号裕米之乡，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县虽“山势陡窄，鲜膏沃之地”，但县西宝丰一带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数处，各堰灌溉数石数十石田。保康县因山高谷深，水田较少，然亦建有十数处堰，所产稻谷可供县城之用⑾。此外郧阳府东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滩蓄水堰，灌田数百顷，万历中知州王家业又主持修治，清中叶时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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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黄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绪《宜城县乡土志》卷4《物产》。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湖广二》。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2、352。
⑤《明宪宗实录》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⑦《三省边防备览·民食》。此山区稻田面积以种计，大约一亩地合下种市斗4升，合仓斗6升7合之数，见同治《房县志》。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⑩王世贞：《潵潵堰斗门门碑》，载乾隆《房县志·艺文》。
⑾《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8。
南恩施地区为崇冈峻岭，林深箐密的山区，明代清初，这里多数为土司属地，大部分地方“土广人稀，荒山未辟”，开发程度很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主要种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①，开始兴修农田水利。如雍正末张冲知来凤县，“导浚水源，设甬道(凿山开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为膏腴水田。恩施县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区明清虽有较多的开发，但水利兴修仍然有限，农业以旱作物为主，水田约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陕南山区地貌属秦巴山地。除汉中盆地开发历史悠久，水利自古较发达外，其余地区到明清时期才得到真正开发。开发大体是从东向西。从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与郧阳地区接邻，明代前期亦是广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时升商县为州，增置商南、山阳二县，又划洛南、镇安辖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进入秦巴山地，山区进一步得到开发。
商州有丹水流过，下通汉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凿险滩以利水运。史称：“丹水自燕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车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③。水利的发展还与擅长种水田的流民迁入有关。《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商州，……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军糈之资不劳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较好外，其余的县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数十亩，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种植包谷等杂粮。
安康地区明代称金州，万历十一年改为兴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迁入，“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遂升为府。清代府属以“汉阴、平利水利为最，安康次之”。汉阴县沿月河作渠数十道，灌田2万2千余亩．清末时有官渠堰19处，民间私堰不下数百处，灌田数十万亩④。平利县有坝18处，引水灌田约四五万亩⑤。安康县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龙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龙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丰堰，两堰共灌田千余亩，至乾隆时灌溉面积扩大到万亩⑥。另外紫阳县、洶阳县清代水田亦有发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称：紫阳县“境内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沟窄水陡者，余悉开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阳县“居民因势开堰，虽无官渠，而稻田极多”⑦。
汉中盆地四周都是山县，明清时始兴修水利。南面的宁羌州(今宁强县)，嘉靖初知州李应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亩，获利甚饶。民自是争相仿效，凡山间平地有水之处概成良田”⑧。清代嘉庆时宁羌约有渠田万亩。西面的略阳县嘉靖《县志》记载；县境四面皆有稻田，东路两河口一带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岭子一带至铁佛寺止，西路横现河至今竹坝石门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带至五行三川止。水稻业的发展必然建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东面的定远(今镇巴县)清代有堰渠多处，灌溉稻田约二三万亩，以九军坝产稻最美。然总的来说，该山区堰渠仍少，故《三省边防备览》称；“讲民食，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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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来凤县志》卷8。
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1。
③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⑥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
⑦民国《陕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绪《宁羌州乡士志·政绩》。
(二)湖南丘陵山区
湖南北面为洞庭湖区，东、南、西三面环绕山地，中部以丘陵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呈串珠状排列。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下游地区开发最早，后来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岗地发展，唐宋时期中部丘陵地区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时堰更加发达，还大力设置筒车、龙骨车等灌溉农田，周围山地亦兴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时丘陵地区普遍讲究水利。如宁乡县于明成化间由民谢崇玺等修太阳坝，号称“灌田万顷”(实荫田5千亩)。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凿井挑塘筑堰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叠坝驾筒车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车，脚踏曰脚车，随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时祁阳县在湘江支流祁江、烟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两岸，居民因势乘便堵筑堰坝，兼用筒车引水灌田不下数十万亩．”其他小涧支流皆足以资蓄泄，还凿有众多池塘，“塘田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积超过了堰田。故称“祁阳宜稻，农皆水耕”②。零陵县在明代由知县陈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顷，民赖其利号曰陈公堰”⑧．湘东山地和南岭山地明清时随着大量开发山田亦兴建多种水利设施。清代平江县“重梯作垄”“半岭凿塘”④。醴陵等县“多山田，皆资于陂泽池塘灌溉，惟近河设筒车以荫”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处⑥。攸县因有陂堰灌溉，多种植早稻，早稻收获后再种大豆、荞麦，形成一年两熟制。山上多开成梯田，种植一季稻⑦。郴州不仅修筑陂堰塘坝，还有“筒车之处动以千计”⑧。桂阳州“山顶上皆田，而顶上多泉，并无旱暎之忧”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扬崇任知府，“境内山田多旱，崇亲视渠堰，连岁有秋”⑩。清代时更“勤于垦荒，山麓皆治”，“垦山为陇，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载该府水利：“永明(今江永县)、江华皆赖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较多，江华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较少。……新田山丛地狭，然其南十都为陂五十，其北四都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资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税额多。于永明至八属，山田可通笕引泉者，每种旱稻。法类区田。取水艰者，纯种包谷及杂粮，其用力也少，其收获也逸。”该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资、沅、澧流域：明清时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区外，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在资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阳县铁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县筒车灌溉普遍，在12条资水支流“沿岸，民设筒车壅坝水激之使自环转，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间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见高田水涸禾苗易涸，亲诣田间，相视水道．令民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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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宁乡县志》卷8《风俗》。
⑧嘉庆《祁阳县志》卷4引旧志。
⑧雍正《湖广通志》卷45引(明一统志》。
④同治《平江县志》卷1《《赋役》。
⑤嘉庆《醴陵县志》卷4《水利》。
⑥民国(醴陵县志．水利》引旧志。
⑦顺治《攸县志》卷18《农事》。
⑧嘉庆《郴州总志》卷5。
⑨赵宗文：《教绥民多垦水田论》，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⑩正德《湖广图经志书》卷13。
⑾隆庆(宝庆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县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该府溆浦县早在三国时已开辟序溪(即溆水)一带良田数百顷，成为宜稻之地。明清时水利更加发达。明成化三年当地民覃希纯筑干工坝，灌区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坝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龙湾水灌田四万有奇。”清同治《溆浦县志》称“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还修筑山塘，“因山为池，于两山中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为堤使厚而坚，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个塘皆如此筑成，类似今之水库。山区的陂在溪流上筑坝，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坝，能蓄积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说明山区水资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较好。明万历末蔡心一知麻阳县，“麻阳多石田苦无水，心一相地势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载：麻阳县有塘堰130余所，芷江县有塘堰泉134所，黔阳县有106所。该府水利设施多样；府境之水“资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凿地而潴水者曰塘，举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转轮激水曰车陂，亦曰车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较多发展。如明成化间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万顷”③。然而在永顺府、乾州厅、永绥厅和凤凰厅一带，史称“苗地山多田少，种稻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④，还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塘堰沟渠很少，筒车和水车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发达。
(三)四川丘陵山区
四川西部属青藏高原，以牧业为主，东部为四川盆地，以农业为主。盆地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中部为方山丘陵山，东部为平行岭谷区．盆地四周围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兴修水利工程，南起乐山。北到绵阳的水田农业区秦汉时已形成。其余地区多山丘，唐宋时得到较快开垦，但多开成畲田种植旱作物，只沿河两岸引水种稻，南宋时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过唐宋盛期，开垦记载较少，但农业技术有所提高，在川中、川东丘陵区多有兴修山湾塘堰的记载。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开垦山丘地，提倡兴修水利，山丘区水利有了较快的发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宁、富顺、井研等州县都有兴修塘堰的活动。合州在明洪武时修筑塘堰150处⑥．中江县于成化二十年由知县王皋主持兴修陂塘⑦。遂宁县在嘉靖时太史杨名撰有《劝农亭记》，称“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等语⑧。积极倡导水利。富顺县北10里的朱家堰，为明代创置⑨。在井研县，嘉靖时知县萧溥筑高滩、潺泊二堰，其后知县杜如桂兴建塘堰更多⑩。川东明代时只有部分地区水利发展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县，“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赖之”⑾。在江津县，“明嘉靖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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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广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广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⑥万历《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⑧乾隆《遂宁县志》卷2。
⑨光绪《叙州府志·水利》。
⑩光绪《井研县志·建置》。
⑾道光《广西通志辑要》卷4。
令杨元吉劝农修塘堰车闸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记载：长寿县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丰都县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宁县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县水利兴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户口凋残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奖励垦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穷人如楚陕闽粤之民迁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没土著的现象。康雍时四川弃荒地已得到垦复，乾嘉时进入大量扩殖山丘的阶段，同时积极修筑梯田，发展农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区，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县令黄光灿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区②。仁寿县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华阳、彭山、仁寿3县田14000亩③。资阳县“县属水田全藉塘堰以资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车为最。”咸丰《资阳县志》载有塘堰26座，而筒车堰仅资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内江县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资州的水利情况。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载所属犍为县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荣县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远县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绵州、潼川府发展塘堰较多。绵州在乾隆中开翥鹤堰，灌下游山田数万亩；嘉庆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万亩；还有史君堰，亦灌田l万亩⑤。潼川府的三台县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绵及其子熊升龙先后建成惠泽堰，灌溉潼绵二属田16500余亩⑥。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知县沈昭兴倡捐修复永成堰，计可灌田2万亩⑦。射洪县在乾隆二十五年由县令何辰主持修广寒堰，堰坝用石砌成．石缝熔铁汁灌之，溉田3千亩⑧。光绪《蓬溪县志》卷11载县内有堰沟241条，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县刘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宁县西南有广济堰，康熙五十八年知县施士狱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约灌田万亩。县东北有永济堰，乾隆九年知县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杨渡坝田2万余亩。乾隆时全县共修堰130余处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乐至县，劝民开沟筑堰。道光时统计乐知全县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县令江伍圆谕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处⑾。潼川府一带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区．清代努力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川中其他州县，清代亦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繁不胜举。
川东地区；长江从该区中间穿过，低山与谷地平行相间排列，故“川东一带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时努力克服地形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其中以重庆府水利兴修最多。在巴县，雍正元年开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⒀。乾隆时知县王尔鉴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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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
②光绪《井研县志》卷4《建置》。
⑧光绪《资州直隶州·水利》。
④嘉庆《内江县志》引旧志。
⑤同治《直隶绵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国《三台县志》卷2《堤堰》．
⑦光绪《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宁县志》卷3《水利)。
⑩道光《乐至县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县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厅志》卷2(水利》。
⒀民国《巴县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182，旧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县，乾隆十九年单思迈知永川，筑堰300，塘数百处。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数十倍于前，合计堰700余，塘2800余处，水利从此大兴”②．在江津县，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义、二十九年黄正澄先后奉文陆续新修渠堰97道，开筑新塘238口，补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县计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县)。嘉庆间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数千亩，道光初又筑散水坝、马滩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县清代时塘堰少，就架设龙骨车灌田。如定远县，“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⑤。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亦发展灌溉种植水稻。“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水稻多种在平坝地区。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县西的临江市又有水田数百顷⑥。“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5千余⑦。又奉节县在乾嘉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时该府一些平坝地区排水不畅，因此进行了排涝工程．如奉节县南岸齐峨山坝地，巫山县坪垄坝和大宁县(今巫溪县)羊乔坝，四周为山环绕，溪流从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开垦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现淤寒，清代多次进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区：川北水利多数地区从清代始兴。如龙安府石泉县：“民业山，唯种荞麦充粮”，乾隆中石泉知县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宁府的阆中县。嘉庆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学锦在城东北2里筑石坝．开通济渠，以灌负郭田；又制筒车引江入渠，济冬春之不足，“环阆旧无堤堰，兹渠成而水利始兴”⑩。东面大巴山区，“连山叠巘，绝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属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开垦土山，无石则旋绕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时在南江县北大坝地方，筑坝开渠，营治稻田⑾。光绪《太平县志·风俗》称；“昔为老林，今虽多半开垦，然地气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处依山凿田引水作堰，故种稻者三，种杂粮者七。”可见川北地区清代多有开垦，还修筑梯田引水种稻。但因山多而高，粮食作物还是以旱作为主，主要在低处及平坝地方兴修水利。经营稻田。川南叙州府在清代也有开发，各州县多兴修塘堰灌溉，以宜宾、南溪修建较多。其南溪县合堰，光绪间修，可灌田万余亩，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亩。此外兴文县除修堰外，还架设筒车灌溉，架筒车的河称之为水车河。因叙州府为四川边地，清代设屯兵守戌，屯兵亦从事开垦活动。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厅卫守备，令民开垦田畴，教以播种，又在北门外修筑堤堰，引龙洞泉水，灌溉大坝田数千亩，此处“初犹土也”，是种植旱作物的，兴水利后改种水稻⑿。川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清代水利亦得到发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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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县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县志》卷2，光绪《永川县志》卷2。
⑧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民国《江津县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国《续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庆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
⑦同治《万县志》卷9《地理志》。
⑧光绪《奉节县志》卷8《水利》。
⑨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⑩道光《保宁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实录》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绪《叙州府志》卷6《水利》。
酉阳直隶州，开发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阳州，“教民辟荒菁，兴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该州秀山县巨丰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丰堰筑于嘉庆二年；黔江县据道光六年统计，旧有蓄水塘114口，新开塘58口，旧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泸州的九姓乡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长官司吏目黄飞龙修土地岩大堰，灌田千亩；乾隆十三年长官司任户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亩；嘉庆十六年长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长15里。灌田6百余亩③。彝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宁远府，原来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兴利。咸丰《冕宁县志》卷5称：“前此资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导渐多砌堰。”
明清时四川水利最发达的地区仍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区水利明代主要发展川中、川东塘堰水利，清代时四川各山丘区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山丘区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规模小，灌溉面积仍然有限。清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提倡种植水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气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时期往往缺水，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从雍正乾隆起开始推广“冬水田”种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获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备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实是一种大面积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汇集径流多的地块，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类冬水田称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亩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种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开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区分布很是普遍。《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川东“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绿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道光时王培苟讲；四川“江流不经之处，甚多山田，层累而上，山上可种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顶，层层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积冬水亦可种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发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弥补了山丘区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广的缺陷，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四川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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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②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志。
③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1《山川》。
④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5。
⑤嘉庆《眉州属志》卷9《风土志》。
(四)粤桂丘陵山区
广东丘陵山区最早开发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迁开发加快，兴修水利的记载增多。明代“以中州谪戍之民填实岭表卫所，于是州县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粤之旧”①。当时主要开发珠江和韩江三角洲，但山丘区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亦有水利兴修的活动。清代一再颁布鼓励开垦山场荒地的政策，于是粤东山丘区普遍得到开发，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坝，并引泉架车灌溉农田。
粤北山区：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间修筑保昌县陂塘9所，始兴县陂塘7所。之后永乐、成化、嘉靖年间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间，南雄知州罗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复14座，新开塘97口，共溉田2．1万多亩③。道光时程含章在南雄“尝开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乐昌县在洪武二年由知县索彦胜筑官陂，灌田百余顷，清代顺治时改建为石陂⑤。据万历《广东通志》卷27统计，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处。西面的连州在明代永乐间筑阳山县黄村陂、连陂、中峒陂、大陂、朝头陂等；景泰间又筑龙板陂。粤北山区自然条件差，水利的兴修使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得以改善。
粤东山丘区：明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置了许多州县，如和平县、长宁县(今新丰县)、永安县(今紫金县)、连平州、饶平县(治下饶)、大浦县、平远县、镇平县(今蕉岭县)等。这些山区州县或多或少都有水利兴置。如饶平县嘉靖时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长宁等山邑“作渠导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长溪作转轮车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边的河源县水利以圳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数十百顷，无忧于旱也”⑦。粤东的嘉应州(治今梅县)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开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杨古状、白土三乡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东南沿山田3千余亩，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长乐县(治今五华县西北华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较大，如周琯圳，位于县南50里，县人周琯所凿，泉流30里，灌田万余亩⑧；镰子角树拦土陂，道光二十一年乡人凌华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见粤东水利在明清时得到较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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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庆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兴县志·陂塘》。
③道光《广东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与所属牧令书》，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8。
⑤同治《乐昌县志》卷3《水利》。
⑥万历《广东通志》卷34，万历《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县志》卷10《水利》。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6。
粤西山丘区：肇庆府和罗定州有西江从它们境内流过，水利条件较好，开发也早，明清时继续发展。据万历《广东通志·水利》载：肇庆府新兴县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间的有云区陂，灌田60余顷；罗马陂，灌田40余顷；观登陂，灌田70余顷。景泰五年又筑黄莫陂，灌田120余顷。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马菴陂，灌田100余顷；社墟陂，灌田500余顷。康熙《肇庆府志·水利》载山区县的陂数：新兴县陂7、阳春县13、恩平县10、广宁县19、封川县16、开建县31陂共灌田300顷、德庆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顷。以上陂灌溉面积都较大。又据《嘉庆一统志》卷448记载，德庆州还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间。罗定州于明万历五年升泷水县置，领东安(今云浮县)、西宁(今郁南县)二县。此二县“层峦叠障”，多徭僮之民，万历五年设县后，闽广之人多移籍于此，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观知泷水县，已“辟荒田九百顷，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万历十四年，西宁知县林致礼又开东、西圳，“凿山通圳，绕郭东西数十里”，灌田百余顷②。清康熙《罗定州志·陂塘》载：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106亩；东安县有陂36；西宁县有陂10，还有东、西两圳。高、雷、廉(今属广西)等府除雷州半岛为台地平原地貌，宋元时已大力开发水利，明清时水利较发达外，其他地区山深土旷，明清时才真正得到开发，尤其是乾隆后山场荒地开垦迅速，但由于“山岗硗瘠者居多”，“无泉源可资灌溉”，水利兴修仍是不多。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条，但无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活动。廉州府弃地更多，水利处于初创阶段。如嘉靖间张岳守廉州，“广为陂池，教民稼穑，当时田畴之利开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载有8个陂塘为张岳倡筑。然清初，因“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当地人民仍“未谙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垦辟成“地”，种植旱作物，而未垦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积极倡导水利，如乾隆时知府周硕勋特雇工匠造水车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车分发到合浦县试演。还募江南熟习农业之人来廉州府城附近开成水田50亩以为倡率，乡民于是得知水田营治之方法，重视耕种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县共承垦水田3640亩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坝渐多，水田也渐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称：“迄嘉庆至今种田之法更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岭蛹淡田多以灰粪培植，故其收成视常有加。”道光《钦州志·舆地》亦称：“前此不粪不耘，今则先冬犁田以晒雪，当春进粪以插秧，……附山者凿沟筑坝，在原者凿井开池，近水者制车造桔或引灌。”由于讲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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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罗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岛山地台地区：海南岛沿海多台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岭。琼山县因临近雷州半岛，地形又较平坦，故首先得到开发，宋元时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扩大到沿海四周的台地。因“琼郡田多倚山垦辟”，故其水利设施大多具有山丘区的特征。正德《琼台志》有较详的水利记载，以琼山县水利工程最多，有26处，其中迈容车坝，“绝溪筑栅作水车升水灌田千余顷。”此水车应为筒车之类。其次是崖州有17处，其中椰根陂、湳乙沟、水南沟、桶井、达陇沟、埋鹅陂皆各灌田100余顷，仰重沟灌田200余顷。其他州县如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儋州、昌化、万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沟(渠)、坝、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几处水利效益较大，如大江，源自沙锅岭，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两岸皆截流作堰，架车灌田千余顷；湳丹坝，元末酋长陈荐观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统二年县丞何晖复筑坝，灌田干余顷。又德义泉、那细泉皆灌田百余顷。岛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为便利。有谚云：“东路槟榔西路米，盖郡东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给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农垦荒政策，大陆移民在嘉庆后大量迁入海南岛，部分移民深入山区，开辟山地。同时黎族所居的山区亦进一步开垦，多辟为稻田。张庆长《黎岐纪闻》称；黎族“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广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区广布山地丘陵。明清时开发加快，明代采取招民开垦、移民屯垦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代仍实行鼓励垦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广西，还迁入到桂西少数民族居住区，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开来。由于努力垦殖，广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为733万亩，嘉庆时增到920万亩。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山地丘陵区兴建了不少陂塘堰坝水利工程。
桂东北山地：明洪武年间先后两次大修桂林府兴安灵渠，恢复了漕运的畅通，并可“溉田万顷”③。永乐、成化间又修筑。清代修浚灵渠达10多次。灵渠是明清时广西的重点工程。府南的阳朔县灌溉也较好。康熙《阳朔县志·田土》中将“田”分为四类，皆有灌溉设施。文中说：“陂田，平畴沃壤得水最先，涝旱无忧；车田，平畴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车激水，潦旱无忧；山田，高原峻垄凿水通亩，常忧旱魃；坑田，山径之间因泉垦地常忧涝。”该县小河甚多，故以筑坝成陂引水和架筒车提水的水田占多数。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时开发还不够，到清代时才渐开垦。康熙时“耕作既久，林蓊渐尽，山原旷土，遍布垦种，……无复昔日枭獍之虑。”康熙《全州志·水利》载：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属灌阳县有塘坝陂32座。全州还多泉水，灌田甚多。平乐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带宋代已利用此两江水灌溉田畴，明代因江水泛滥，“两江左右弃田万余顷”，嘉靖间广西参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为石堤以备旱潦”④。清代荔浦县还在濒江之地筑坝架车灌田。有山国之称的富川县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引灌农田，“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溉为井田；平冈汙泽筑堤蓄水留坝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县、平乐县、永安州(今蒙山县)等多利用溪河筑坝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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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处“顷”应为“亩”。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县志》卷1《水利》。
桂东南山地丘陵：该地明清时努力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如梧州府的怀集县(今属广东省)明嘉靖间在怀溪南倡筑僮家陂，万历末被水冲坏重筑，灌田百余顷。万历十年还凿石开圳引天马山泉水灌田。乾隆《广西通志·山川》载怀集县有41个陂塘。该府容县在嘉庆年间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顷以上。同时期苍梧县在江水上筑陂架车灌溉者有6处，共灌田400余顷，另外还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称：“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术农民百计讲求，甃砖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笕，树栅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县)水利亦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农田所占比例较高。光绪《郁林州志·陂坝》载：“郁林州田亩有陂坝水灌溉者谓之陂垌，无水溉者谓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积占田亩总数的40％。与其他山区州县相比，这一比例是较高的。南宁府的横县在明代水利就不错，农田中多塘池，还引溪涧水灌溉。嘉靖时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载：“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水车)。”城内还设有鱼塘360口。府治宣化县(今南宁市)亦多有水利兴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铜鼓陂(永乐二年筑)、川山陂、龙门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间知府赵良壁又带领民众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开发不够，明清时才得到较多开发，兴修水利记载渐多。桂西又多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这一时期土司州县也兴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仅八百余户”，“瘴雾昏塞，薄午始开”，经明代开发后，“今治四野宽旷，轩豁秀丽”，“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益比内地矣”⑤。清·道光时李彦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开水田，试种早稻，求是种而栽焉。盖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种者渐多。”并制造水车，取水灌溉⑥。该府宾州(今宾阳县)明清时水利修筑较多。永乐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亩。万历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饶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闸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万历《宾州志·陂塘》载：州有陂66，塘4；所属上林县有陂35，塘3。府南武缘县清代时在8条河溪上筑堰架车，共灌910顷农田⑦。太平府的崇善县“山石绵延，巉崖险窍”，明正德时土官赵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时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筹修平峒水陂。庆远府宜山县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库银2400两，给各垦户以为工本，在县城东南20里的洛潢河筑坝修堤，到乾隆十九年，“兹堤坝石工俱已告竣，实丈得可垦田六千二百余亩”⑧。然总的来说，桂西开发程度比桂东低，水利兴修也有限。
明清广西水利发展的特点，我们可据嘉庆《广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统计数作些分析。据统计广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179处(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县、平南、桂平、贵县共55处)，其中河溪沟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车条数73。这些统计数字虽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广西水利的特点：①因广西山丘分布广泛，为了拦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为重要的灌溉设施。②广西河流众多，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条，其余小河小溪更多，这些自然河溪水资源得到了颇多利用。③广西泉水和岩洞地下水丰富，引泉或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数量约占工程总数的10％。④明清广西筑堰架设筒车灌溉发展很快，20多个县都有此设施，广布在桂中、桂东南、桂西南地区。筒车设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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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②谈迁：《国榷》卷10。
③嘉庆《南宁府志》卷3《陂塘》。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苏浚：《广西郡县志》，《粤西文载》卷11。
⑥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早稻之法》。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实录》卷455。
(五)云贵高原山区
云、贵地区高原山地分别占两省总面积的94％和95％。明清以前开发不够。云南惟滇池、洱海坝子一带农业水利较发展，而广大山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烟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贵州省建制较晚，到明永乐十一年才设立行省，建省前经济发展缓慢，水利只兴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贵地区大量设置屯田，移民开垦。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时曾达126万多亩，占全省在册总耕地面积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称：“云南屯田最为重要，……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偏列于原野。”贵州设有20卫，共有屯田95万余亩。明代兴修水利多与屯田有关。清代移入云贵的汉民更多，水利兴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区：明代主要在滇东南盘江流域兴修水利．滇东高原盆地(坝子)和湖盆众多，著名的如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明代皆进行了治理利用，如浚凿尾闾、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涝水，修筑堤坝，开挖渠沟以灌溉农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围)。阳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县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汤池渠和文公渠两项水利工程。县西北引湖水的旧汤池沟，“广不盈尺”，灌溉面积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为了满足屯田灌溉的需要，发卒15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领，从阳宗海北端“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开凿6里长的汤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铁池河(南盘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阔丈有二，深称之”①。灌溉宜良坝子治农田数万亩。之后嘉靖年间，由临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汤池渠的扩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县北江头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拦河低坝，又于坝上游开渠至宜良县城下，长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军民田二百余顷”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阳宗海作水源。
抚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县)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与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长80余里。明代除利用两湖水灌溉农田外，重点是治理两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两条流入海口河的山沟牛舌箐和梅子箐两岸建石坝，使山水循轨顺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畅泄，减轻了湖滨农田的洪涝灾情。
异龙湖位于临安府石屏州治东2里，周150里。异龙湖灌溉效益颇大，“计湖上下两旁灌田三百余顷”③。但沿湖农田常遭洪患，需进行治理。明嘉靖年间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闸”，对湖尾间海口河进行整治，筑坝设闸控制湖水的蓄泄。在异龙湖水排入泸江处，隆庆和万历年间进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县城北3里，湖周长150里，地跨通海、宁州(今华宁县)、河西三州县，湖周围有农田约90000亩，半数需赖其灌溉。明代对入湖溪河进行疏浚，筑堤拦蓄山水成湖池，以对山洪起缓冲作用。又对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进行疏挖，使湖水顺利泄入南盘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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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显：《汤池渠记》，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县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舆地志》。
④参见《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东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还在南盘江的支流上筑坝，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坝、交水坝，白石江上的陆凉新坝，泸川的永惠坝，弥勒州的构甸坝等。天生坝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盘江上游干流)，明天启间总兵杨禄筑，开有东西二渠，“城南北三乡八伍二铺田亩咸资灌溉，合州水利莫广于此”①。交水坝，位于沾益州城东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坝，起初为土坝易冲毁，宣德十年曲靖千户梅用“率军构木凿石为坝”，建成拦河的木石坝，并增筑石闸，灌溉农田百余顷②。陆凉新坝，位于今陆良县城东的白石江中，明天启年间创筑，清雍正年间在其下游10里处重新修筑，故称为新坝，有13孔闸坝，灌溉22个村寨农田，成为南盘江上最大的拦河闸坝工程。永惠坝，位于广西府(治今泸西县)西4里泸源洞处，即南盘江支流泸川的伏流河段至岩洞出露处。万历二十二年知府主持兴修，坝的两岸开挖两条渠道，附近田地成为膏腴之地③。构甸坝，位于广西府弥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万历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处的龙潭哨、黑龙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拦水闸坝，并开有上、中、东、西4条渠道，灌溉竹园坝子30000多亩农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区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围)。洱海东南云南县明代所修陂坝灌溉效益较大。如景泰年间，云南县巡行副使周鉴等倡修宝泉坝(今名游峰坝)，位于县城西北20里，可积水御旱。县东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间分守参政石简倡议筑陂凿渠，灌溉县东南平壤千顷。县东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复，又新兴坝、段家坝等也皆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县)有坝淜近20处，“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祯间知府孔元德又筑丰乐溯，聚水溉田岁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时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督促各州县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丽泽开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000余亩；宜良县在被淹洼地开河5道排水；临安府泸江水因流入岩洞泄水受阻。进行凿石疏河筑坝等工程，解除了田庐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导李浩寨山泉开成大渠灌溉农田等。又临安府之阿迷州、蒙自县，曲靖府之寻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镇南州，东川府，武定州之禄劝县，大理府之云南县、浪穹县，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兴修⑦，从而促进了水稻业的发展。后据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调查，前此滇中已兴水利工程有70多处，工程形式有凿源泉，浚河身，筑坝闸，开堰塘，设枧槽，架水车，筑堤埂，开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职的张允随撰《论云南水利》一文，论述了云南多山条件下水利工程的特点。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区，农业耕作技术有了进步，亦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如开化府多壮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设府。府境泉水多汇聚形成龙潭，康熙七年引府西异龙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龙潭有65所皆被利用来灌溉农田⑧。临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时辟山开成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光绪《云南通志稿·风俗》载：“临属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可见滇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开辟梯田引水种稻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时开有多条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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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弥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8。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80。
⑦鄂尔泰：《兴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陈宏谋：《请通查兴修水利状》，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6。
⑨《嘉庆一统志》卷488。
贵州高原山区：明代贵州建省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官吏的主持下兴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继续发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东南有少量水利兴修。如今遵义地区余庆县明代为余庆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置县，建立城池，招抚汉苗开垦田地，始相水势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沟灌田，订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东南都匀府，明代都匀司指挥胡纲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诸田，后人称此堰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员积极倡导水利，如康熙时石阡府郡守罗文思作《堰说》、《塘说》、《塘法》、《坝法》等③，促进了山丘区水利的发展。清代贵州所修水利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分布在贵阳、安顺、都匀、镇远、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怀厅，共有堤堰、陂塘、沟渠、井泉47处，其中镇远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数干亩”。天柱县东有龙塘，灌田百余顷，岩头坝灌田1200亩，博皮寨坝灌田9900亩。实际上清代贵州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远超以上记载数。如天柱县康熙年间就已筑成大小水坝36座，灌溉面积达8910亩，此外还有清水江、北门江、西江、白水冲以及龙泉、龙塘等天然水资源可资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进，努力设置筒车、木槽等设施灌溉农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轮(筒车)，“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丈，筒多者极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养苗溪，源出岩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识略》卷1载贵阳府依据水利状况将田分为“滥田”、“水车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带田”等，采用多种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遵义府也运用多样水利措施发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较好。
然而贵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经地表河流的侵蚀及地下水流的溶蚀，大部分地表崎岖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较普遍，这给兴修水利造成诸多困难和不便，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清时贵州的水利化程度较低。
以上分别对中南、西南山区明清时的水利发展作了综述。水利的发展对这些地区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区有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水文条件，因此山区农业生产亦具有特殊性，这又影响和制约了水利的发展。
二、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与农业生产
南方山区在明清时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表现在垦殖的力度上，不仅河谷平坝和山间盆地开垦得几无旷土，还大力开垦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从浅山区推进到深山区，梯田多种植水稻，水稻生长离不开水，于是梯田就与水利事业相互促进发展。由于山区多山的地形特点，形成了山区独特的“立体农业”，而水利的发展也受立体农业的影响和制约。明清南方山区水利的发展使灌溉面积大为增加，因而使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促进了山区各业的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山区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区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水利和农业的发展各地很不乎衡，这对今天的农业生产还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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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深：《三堰考》，康熙《余庆县志》卷8。
②民国《都匀县志稿》卷4。
③康熙《贵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县志·山川》。
⑤光绪《黎平府志·食货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农具》。
⑥康熙《贵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义府志》卷16。
(一)水利与山区梯田的开辟
南方为了开垦丘陵山地，很早就对山坡地采取“层蹬横削”的方法，修成一层层如阶梯式的田，以种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词的记载。宋元时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广东等丘陵山区有了广泛的发展，明清时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种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梯田的发展促使山区水利设施有了增加，为更多地利用山区水资源创造了条件。从以往开发不够的西南山区进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东、川北、川南深山区筑有梯田。川东梯田有不少为楚粤移居之人所开，清后期所开梯田更多。石硅厅“于高山竣岭上随其高下曲折而垦之围有稻田，远望若阶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绪《大宁县志》载：县西南“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②。万源、广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叙永厅、屏山县、雷波厅等山地多辟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积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称云南省“东西迤数千里，重崖复岭坡陀漫衍无一平区，农田皆依山开筑塍隰层叠，随山高下，谓之梯田”③。武定州禄劝县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无半坦倚山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临安府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河流两岸亦开成壮观的梯田。故乾隆《滇南闻见录·地部稻田》称：“山田层级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贵州北部遵义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开辟成梯田种稻。如道光《思南府续志》称：“谷雨前后山间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贵州开垦的梯田更多。咸丰时吴振械《黔语》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颠俯视，如万镜开奁也。地势稍宽阔处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积雨水和径流，地块稍大的还可修筑塘堰工程。这样灌溉更有保证。从上述可知清代时西南地区梯田及其灌溉面积有较大发展，南方其他地区明清时开辟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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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厅新志·风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齐学裘：《闻见续笔》，光绪《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贤：《谢刺史宗枋传》，乾隆《禄劝县志》卷8。
(二)水利与山区的立体农业
由于山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高山与深谷纵横交错，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类型。例如在同一山体，山下河谷是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半山腰是温带，到了山顶则是寒带气候了。同时，土壤、水资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带性分异，因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异，构成山区的“立体农业”，这既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决定了水利设施的多样性。
由于水稻喜热喜湿，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区的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灌溉、防洪除涝等水利工程亦主要兴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则主要种植旱作物，发展经济林和畜牧业，很少兴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厅志·风俗》载：“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春种夏耘秋获，高低气候不齐成熟各有早晚。低处田宜稻种不一，地宜御麦俗名包谷种亦不一。田则依山泉溪涧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车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麦油菜为小春，春种春末夏初收，连稻谷岁二登。半高处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处无田，地宜洋芋荞麦种皆不一，岁止一登。……高处穷民悉以洋芋为食，外来就食者亦颇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道光《(广东)广宁县志》卷12称：“农有二类：在山者为山农，种旱禾、种蓝靛、种姜、种瓜、种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艺稻者。耕水田者为平地农，止以种禾为事，岁两熟，俗呼两造。”水田的灌溉设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当山峡溪涧累石障水以资荫注。间有田高于水者，则作车系筒旁，设木槽车轮，因水激荡施转如环，其筒下则平，能贮水上，则所贮之水，倾入木槽，因而顺流灌田，一车之利可及数十亩。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峡无围基之筑，岁或旱潦被害恒轻”。邻近的封川县将田分为6类：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泽灌之。山埇田者，山沟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顶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濒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滨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势的差异，使水资源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设施亦随山区地形地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见山区的立体农业对水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时随着垦殖范围的扩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开山种植杂粮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开垦初期增加迅速，之后开田种稻渐减少，即是说山区开垦由于地势的限制，在进入开垦山地阶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将会增大，兴修水利也将更加艰巨。因此，山区的农业优势适于多种经营，既要努力开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林副业和畜牧业。
(三)水利与山区的粮食生产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区得到迅速开发，而努力开垦土地发展粮食生产是这一时期山区经济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适应南方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加上产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区各地积极兴修水利，扩种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如湖北荆襄地区，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定居，他们“依山而居，编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击鼓而歌，悉力耕山，野无旷土。”清代更努力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据不完全统计，嘉庆时郧阳府有灌溉设施的水田约有20万亩，总水田面积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计有50万亩，而明代洪武时该地区的总耕地数才15万多亩③。又如四川川东明清之前水田较少，清代由于农田水利和冬水田的发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宁县(今开江县)在清后期，“泽农居十分之七，故以水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谓之关冬水，阡陌注满望若平湖。其傍山麓与高阜处名曰螃田，同时亦潴水”④。该县水田已占到农田总数的70％。广西、广东、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地方官员劝垦水田、督修水利之举。广西由于人口相对较少，稻田面积扩大后粮食自给有余，东可以运往广东供民用，西可以调到云南作军粮。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区水稻业很发达。如永州府永明县塘堰水利发达，稻米生产多，其桃川乡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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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县志·舆地》。
②同治《郧阳志·风俗》。
③天顺《襄阳郡志》卷1。又《三省边防备览》卷9称“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嘉庆时郧阳府有耕地494万余亩。
④同治《新宁县志》卷3。
米每年输到梧州、佛山不下万石①。该府“祁阳县农务，全在稻田，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②。稻田多赖有发达的灌溉事业，仅在河流上筑堰坝。兼用筒车灌田就达数十万亩，还开有众多的池塘，灌溉面积超过了堰田。可见水稻种植与水利兴修是相互促进的。在云南北部因为降雨量偏少，还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丽江府志·风俗》载：“十二月……农人引水灌麦”。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对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据近人分析：贵州遵义附近有灌溉之水田与无灌溉之水田，每亩稻谷产量相差达40％③。明清时情况应相同。可见兴修水利是山区粮食稳产增产的一有效途径。
(四)水利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时南方山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水利的发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是山区粮食生产的基地，兴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区还成为商品粮输出区。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发达，出产粮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区坡度较缓，海拔不高，明清时也得到很大开发，为了发展水稻生产，努力开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积径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区明清吋大力开发，兴修众多塘堰发展水稻生产。但有一部分梯田因无灌溉设施，是为雨养田，也称为雷鸣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时往往改种旱作物，成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条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积仍较大，这一状况在南方山区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区有许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带外，这些地区垦殖的山地以旱坡地为主，几无水利设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适合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如湘鄂西山区、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等明清时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但经济仍较落后，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仍流行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总之，明清时南方山区因各地的地形地质、气候状况、水土资源、开发程度、经济条件、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水利的兴修是很不平衡的，这使山区各地的差距进一一步拉大，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布局，甚至对今日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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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永明县志·农事》。
②宣统《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永州府》。
③民国《遵义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锷撰)。
DEVELOPMENTOFWATER-CONSERVANCYWORKSANDITS
RELATIONSHIPWITHAGRICULTURALPRODUCTION
随着农业科技不断革新，化学化技术、机械化技术等高碳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以化石能源为基础，呈现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高碳农业生产特征。目前，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农业机械化耕作大面积推广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化学化产品过量投入等造就了我国农产品产值连年增长的辉煌，但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碳源增加、碳汇减少等问题。这种高碳化农业生产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成为农业低碳化发展的障碍。高碳农业技术大规模超量应用，依靠高碳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发展路径对农业生产显示出明显的双重性。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依靠高投入、高能耗换来高产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但高产出与化学化产品过量投入、农业机械化技术广泛使用密切相关。研究证明，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化产品对农业的增产效果明显。化肥在不同农业增产影响因素中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效应最强。从2005年到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8402.19万吨增长到57120.85万吨，增长18.01%，而化肥的折纯量却由4636.58万吨增长到5704.24万吨，增长了23.02%，快于粮食的增长幅度。说明化肥投入增加对粮食增产作用明显，但利用效率递减。农业化学品生产耗费大量能源，会形成巨大的碳排放；农药、化肥等化学品长期超量投入，农业面污染严重，土壤质量急剧下降，农产品品质受到严重影响，农业持续发展受限。同时，农业机械投入的增加也促使粮食总产增加。如2005年至2011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由68397.8万千瓦时增加到97734.66万千瓦时，粮食产量也由48402.1万吨增加到57120.8万吨，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产量逐步增长。2011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比2000年增长85.9%。这表明近年来农业机械化水平及投入强度和能源消费增幅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目前我国农业机械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农业机械质量和操作技术落后导致土壤油污污染，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农业效益的化学化农业、高能耗机械化道路急需改变。
（二）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需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基于石油化工技术和机械化技术的高碳农业生产路径，在带来农业产值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碳排放增加、农产品品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是一种难以持续的生产发展路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这种生产路径，进行低碳生产路径创新。农业生产路径的创新是提高低碳农业的有效方法，能从根本上克服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利于低碳发展的因素，意义重大。发展低碳农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其发展对农业生产路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生产不能再走化石能源技术、机械化技术高度依赖的高碳农业发展道路，生态低碳高效将是我国未来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新选择。未来我们要改变对高碳农业生产的路径依赖，走生态高效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
二、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困境
（一）思想认识偏差导致低碳农业创新受限
目前，我们对低碳农业认识上还存在一定偏差。低碳农业走的是一条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高效益发展道路，有利于实现节本增效，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取得经济和生态效益双赢，而且具备碳汇功能，有利于碳固定、碳吸收。但低碳农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比较优势还未充分显现，其生态价值功能未被认识。人们甚至怀疑低碳农业技术的增产效果，更不用说自觉践行低碳农业生产路径。目前，化石能源技术和机械化技术增产效果仍较明显，农业生产形成对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的依赖。在当前高投入才能高产出的理念支配下，低碳农业意识还未普遍形成。
（二）低碳技术创新瓶颈制约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
农业从“高碳”走向“低碳”，是一个从传统发展路径向创新性发展路径转变，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关键。目前我国农业由高碳向低碳转变最大的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受技术水平限制，目前我国低碳技术创新起点低，高端技术难以突破，低碳技术创新成果不多。再加上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环境差，资金投入不足，科研人员流失严重，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导致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和推广。这些都导致我国农业低碳生产路径的创新能力不足。
（三）农民素质偏低构成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障碍
农民是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主体和实践者，其低碳素养直接制约低碳农业生产路径的选择。低碳农业是高科技支持的农业，需要农户具备一定的教育基础和科技素质。当前，我国农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员不到一半，文化素质整体较低。农民的科技意识不强。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公报，2006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人，初中以下占50.6%。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低，很难适应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需求。同时，农民非农产业收入高，不愿再进行精细农田管理，往往用省工省时的化肥农药和大机械化收割等简单物化投入换来更多打工时间。农民低碳素养低，难以自觉促进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
（四）分散农业经营与低碳农业规模效益不适应
目前，我国农业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经营风险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需求，阻碍了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土地流转，但仍不能适应低碳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需求。截至2012年底，我国土地流转面积约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超过270多万户，土地流转规模仍不能满足规模化生产发展需要。
三、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策略
创新农业生产路径，实现高碳向低碳转变已成当务之急。如何加快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愈益成为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重点。积极探索，创造良好环境尤为重要。
（一）转变观念，树立低碳农业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将低碳化发展理念贯穿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为此，政府要转变态度，高度重视。根据低碳农业发展要求，探索和制定科学的低碳农业发展技术路线图，加大资金投入和宣传引导，将农业生产引导到低碳农业上来。农户作为应用主体，要形成低碳农业意识，充分认识低碳农业是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全面繁荣的大事，使低碳农业成为自觉选择。建立低碳农业示范园区，争取较高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示范带动，会影响更多农户树立低碳理念，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二）技术创新，实现低碳农业生产新突破
技术进步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关键，只有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由高碳转向低碳。目前，必须围绕低碳农业发展需求，大力研发和推广先进的节能降耗型、生态环保型、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提供清洁生产技术、测土配方技术、农药化肥减量及替代技术、能源利用增效技术等关键性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提高生物质能源使用效率。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国际农业科技资源，在更高起点上实现自主创新和跨越发展。
（三）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低碳农业生产路径
实现农业的低碳转型，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可供选择，主要有减源型、增汇型和低碳乡村建设模式。减源化生产，利用低碳农业技术，尽量减少化学化产品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并在清洁生产中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增汇型生产，利用耕地、林地、草地等进行固碳，提高碳吸收能力；低碳乡村建设，创造优美发展环境，大力发展低碳休闲旅游，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多重效益。各地在进行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过程中，一定要因地制宜，依据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选择恰当的发展模式，也可综合利用多种发展模式，提升低碳生产水平。
（四）规模经营，夯实农业低碳转型基础
农业分散经营，既增加了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成本，也增加了农户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低碳转型。规模化生产对低碳农业比较效益的实现意义重大。为此，我们要积极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加快低碳农业技术的规模普及和应用。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提高农业合作组织规范运行水平，夯实农业低碳转型的基础。
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
（一）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与能力提高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本质上是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它是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细碎的土地耕作模式转变为具有适度规模的生产模式，形成农业生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可以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农田水利设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为确保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就会加强。此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的强大，使经营者积累更多的资本；组织的创新还可以将社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与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比，经营主体拥有更多的资金保障和人力支持，可以建立与农田水利的战略合作关系，衍生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单位与产业，增强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
（二）减少了农业经营者与水利单位的交易费用
以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以后，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将细碎的土地整合起来，通过组织的扩张，借助于组织对市场的替代，变市场交易为组织内的交易，减少了交易费用，避免了农田灌溉利益的纠纷。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还能够培育一批具有市场运作能力的经营者，在农田灌溉中，经营者可以利用规模效应，建立与供水单位的直接交易渠道，减少政府和其他中介组织的参与，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
（三）降低了农田灌溉成本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可以实现与农田水利灌溉的对接，有利于选择适合自然特点和农业种植的农田灌溉方式。农业生产经营者如果自建农田水利设施，如建设水井、池塘，则可以通过集中灌溉，提高水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灌溉成本；如果选择使用社会供水系统，如向水库等供水单位购买水，由于土地的适度集中，经营者为了节约用水，会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的终端沟渠，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流失，而且减少了灌溉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田灌溉的经济外部性，这些都将降低农田灌溉成本。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机制的创新
（一）加快农田水利交易的市场化改造
伴随着市场机制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传统的政府主导下农田水利建设模式也必将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将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下的农田水利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下，需要培育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形成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此，需要将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水库、塘堰和湖泊等设施通过经营改制，利用承包等经营方式，将其培育成为农田水利市场供给方，组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田灌溉公司，开发适合农田灌溉的交易渠道和平台，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农田灌溉。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具有形成垄断的条件，而且因为自然环境、农业种植因素，其价格机制极为脆弱，为确保农业生产，需要建立确保粮食安全和体现水资源价值的政府主导型定价机制。而作为水利主管部门，不再从事具体的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责任，只须负责大型水利设施、水网、渠道等设施的建设管理，而且在相对农田灌溉中还可以发挥市场监管作用，制订农田灌溉指导价格，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以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经营者通过土地的适度集中，利用土地、人力和机械等资源的规模利用优势，可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率，由于经营者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增强，也有意愿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还需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和效率的低下。针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特点，对于水库和大中型湖、塘、堰等设施，可以吸引具有建设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单位参与承包建设；对于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可以建立专业的打井引水公司、农田灌溉公司等，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田灌溉服务；为形成有效的农田水利市场，还可以组建专业的农田灌溉中介组织，建立供水单位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活跃农田灌溉市场，提高灌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