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一、实证——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实证与诠释是对事物的两种不同认知方式，发展而为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伴随社会哲学思潮的发展，西方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诠释向实证的转变。西方最早的教育管理研究方法是诠释。远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在雅典城的阿克德米(Academy)学园从事教学时，就进行了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他在《理想国》中阐述了其理想的教育管理体系。在中世纪的大学，大学教师围绕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发表自己的观点，争取大学的地位和权利。17世纪、18世纪，教育成为公共事业后，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研究，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和《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成为近代教育管理研究最早的成果。从总体来说，20世纪以前，教育管理研究很少采取实验、测量等方法，主要通过思辨、解释来探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等教育管理领域涉及的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属于诠释方法论的范畴。20世纪初，以佩恩和哈里斯为代表人物率先详细阐明了新的行政管理所需的新科学原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受思辨哲学的影响，仍然属于诠释的方法。而以教育学家桑代克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在20世纪初开展了美国规模庞大的学校调查运动，桑代克还认为“人性的真实情况可以成为量化的科学研究的材料”，他们运用调查、统计、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等方法对学校管理效率、财务效益、学生成绩等进行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揭开实证研究的序幕。而欧美出现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推动了欧美各国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为教育管理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生动素材。美国教育家杜威把哲学与教育等同起来，反对传统哲学，主张对社会和教育进行实证研究。他从对学校教育的现实弊端解剖着手，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观，只相信人的经验，认为有用就是真理。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教育学家格林菲斯、哈尔品等认为，教育管理科学只关注和研究纯粹的教育管理事实，而不应关注事实的价值。随着心理学、统计学等科学方法不断引入，教育管理实证研究范式出现繁荣的局面。
第二次转变是从实证向诠释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格林菲德为代表的解释(诠释)主义范式开始崭露头角。解释主义主张社会是由互动的个人组成的，人们并不机械地对行为做出反应，而是要在交互作用中对彼此的行为进行定义、解释和领悟。他们针对实证研究在教育管理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关心人的意识和情感、割裂事实与价值等不足，批判教育管理研究实证主义范式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认为不能用数学的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教育管理问题，也不能脱离事物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思想基础，抨击实证主义的事实孤立、价值中立等观点，提倡将教育管理问题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背景中进行研究，进而建构起具有整合性和辩证色彩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
第三次转变则是再次由诠释向实证转变。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后，以院校研究、校本管理等为代表的教育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院校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的学校调查运动。1974年美国发行《院校研究新方向》系列丛书，标志院校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美国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再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历程中，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和高等学校的管理系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以具体大学为研究对象，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校本管理则是近10年来兴起的学校民主管理、自我管理、效能管理研究，两个流派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归入实证主义的范畴。
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经历几次转变，出现许多不同范式，形成纷繁复杂的局面，但从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来看，总体上它形成了诠释一实证一诠释一实证的发展脉络，两种范式在论争中交替发展。但综观整个发展过程，西方教育管理研究主要借助以实验为基础产生的科学管理、行为管理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普遍注重实验与统计等方法的运用，形成了注重客观事实，讲求实证的传统。
二、诠释——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也有古老的传统。我国的教育发展以儒学的传承为主要线索，在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儒学的鼻祖孔子的经典中，就有许多关于教育管理方面的思想。由于受中国以思辨为主的传统哲学的影响，长期以来对教育管理的研究也以个人思辨和对传统经典的诠释为主，“中国的儒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先秦孔门定期规模，历经汉唐诸儒注疏疏解，北宋各家与南宋诸子畅其源流，王门诸子特加发挥，以至20世纪当代新儒家唐、牟、徐赋予新诠，可谓德泽深厚，绵延不绝”。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受西方实证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中国也曾出现过以实证为特征的教育管理研究，如晏阳初、陶行知等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等，但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改革，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从而掀起了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高潮，许多高等学校成立教育问题研究机构，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理念、性质、类型、培养目标、布局与结构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迅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翻译、解释国外教育理论，或以个人的概念、范畴与命题形式揭示教育“规律”，或注解教育政策与预测发展形势，其特征主要是以对文献的分析诠释和发表个人对教育的一般理解与观点，这些研究继承了我国以诠释为特征的教育管理研究传统。“我国在1981年～1997年这17年间共发表的2389篇教育管理论文中，采用实证、调查方式进行研究的文章大约有203篇，占整个文章数的8.49％，其他文章都属于思辨性研究”。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从宏观层面的大规模改革转变到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教育管理研究开始重视美国以实证研究为主的院校研究。但目前也是偏重于对院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引进、辨析，对院校研究的范围、内容、功能的探讨等方面，还没有有效运用院校研究的实证范式去研究现实问题，更没有形成新的范式。由于研究范式的单一，使得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在短暂的辉煌后陷入尴尬境地，研究成果大多是与教育管理现实脱节的理论或空洞说教，教育主管部门不看，学校领导不用，教育管理研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受到冷落，出现了边缘化倾向。
三、综合——教育管理研究未来范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可以归结为实证与诠释的交替。在长期的博弈中，实证与诠释都显示出了各自的一些不足，也都难以致对方于死地。实证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从现实世界中独立出来，假设一种人为设想的理想状况即实验环境来研究，而事实却往往是与教育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有些事单独看是有效的，但放在更大的环境或背景下看可能就得出相反结果，或者假设的环境条件不可能存在，则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同时，实证研究只重事实而排除价值判断的态度也存在缺陷，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成为“纯客观”的人，所以在选取样本、设定环境时所谓的“事实”也不是“纯客观”的事实，如果两个价值判断不同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起，“实证”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内部的因素源于科学哲学的内部革命，波普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论等直接动摇了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方法论原则的基本信念。而外在因素则是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诸如反种族运动、越战、石油危机、导弹危机等政治事件使得人们对依靠理想假设建立起来的教育理论感到怀疑。诠释克服了实证的孤立、非价值的缺点，但却容易陷入空泛和抽象。特别是诠释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空灵神秘的倾向，伽达默尔教授说“诠释学是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这就使得选用诠释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更容易脱离现实，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缺少定量研究，不能形成有针对性的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科学革命是一种范式的变换，理论流派之争很多时候也可以归结为范式选用的不同，但范式的背后总是和一定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哲学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范式的变化。哲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混沌到简单，再到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是指科学研究领域中与混沌、分形和非线性相关联的“复杂性”，而非指混乱、杂多、反复等意思。以前建立在实证哲学和诠释哲学基础上的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经历了思辩诠释、实验实证研究方法的分化后，未来将建立在复杂哲学的基础上，互取其长，逐步走向融合，建立形成一种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事实背后的价值，既重视实验和数据、又重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环境的综合范式。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特别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教育管理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脱离现实的教育管理研究不会有生命力。目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分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6年初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年会上就尖锐而又充满期待地指出，他很希望从浩繁的教育管理研究论文中，找到针对当前中国穷国办超大规模教育的现状来改革中国教育管理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或方法，但结果不如人意，很多文章要么是生吞活剥国外理论，要么是对国内现状的归纳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缺乏对现实问题、管理矛盾或困境等的深入研究。所以，在综合范式下，首要的是运用实证方法对现实问题材料的发现、收集、积累和整理，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理论的指导来进行研究，吸收、借鉴教育管理研究学术成果与相关理论的发展，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学术水平，避免就事论事。研究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做到不说大话、套话，避免人云亦云的重复。
1.1研究生的生源组成比较复杂
随着研究生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生的生源组成逐渐变得复杂，有的是本科毕业直接考研、有的是推荐免试升学、有的是工作后考研，由于学生的年龄、身份和社会阅历不同，加大了研究生管理教育的难度。
1.2研究生课程学习安排给思想教育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目前，各高校研究生的课程安排基本一致，第一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程，第二年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课题研究工作，第三年撰写学位论文、实习、找工作。三年的学习时间，研究生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学校，给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1.3研究生自我意识明显
研究生知识水平较高，富于理想，思想比较成熟，已经具备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集体意识相对薄弱，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2实现研究生“三自”教育的有效途径
2.1党组织建设促进研究生“三自”教育
研究生党支部是发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的重要组织依托。目前，研究生中党员比例较高，因此，研究生党建工作应在研究生管理和综合素质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生党建工作是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根本和切入点。党组织建设在研究生“三自”教育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2.1.1研究生党支部的自身建设
由于研究生知识水平较高，独立意识和民主意识较强，因此，在研究生党支部建设中仅仅发挥辅导员的作用是不够的，还应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体作用。在设立研究生党支部时，广范征求研究生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让他们畅所欲言，对设立党支部的优劣进行辩析。在选拔支部干部成员时，不能流于形式，要通过深入交流、演讲、投票等方式确定党支部的干部人选。通过以上流程产生一支大家认可、素质高的干部队伍，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研究生党支部的战斗力，在研究生党支部的建设中更好地实现研究生“三自”教育。
2.1.2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的先锋作用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不仅关系到党员队伍的整体形象，还可以感染和带动周围群众，增强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分配研究生宿舍时，可根据党员与群众的比例和专业特点进行安排，充分发挥党员在宿舍中的模范作用，创造和谐稳定宿舍。通过这种途径，也有利于党员及时向老师反馈研究生的思想动态、生活情况等，便于辅导员及时发现问题，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可以通过对研究生党员的公开监督，开展研究生党员思想教育活动，让研究生党员在日常活动中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关爱他人、帮助他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
2.1.3组织形式多样的党组织活动
在党组织建设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是实现研究生“三自”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活动的自我策划、自我开展、自我总结，提高“三自”教育的效果。例如，组织纪念党日活动、红色圣地考察、红色文化调查等，在活动中，研究生通过自己策划活动方案、活动流程、活动时间、注意事项及其它安排等，充分实现“三自”教育的功能，同时，也增强了研究生的自我组织能力。
2.2社会实践活动深化研究生“三自”教育
社会实践活动对研究生实现“三自”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生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效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首先，学校要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其次，要制定完善的社会实践章程，从活动经费、活动计划、活动实施、活动总结表彰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再次，研究生导师要充分认识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并给予研究生大力支持，为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关心和指导;最后，要建立稳定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并尽可能的拓宽，为研究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2.1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研究生志愿者服务活动可以采用咨询服务、进社区服务、义务家教、关爱弱势群体、大型赛事等多种形式。在志愿者服务活动过程中，可以让研究生深入社会、研究社会，通过对社会的观察，使他们了解到基层民众的需求，学会如何用学到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从而提高研究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通过志愿者服务活动，还可以锻炼研究生的组织能力、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交际能力，以及培养研究生“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品质，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
2.2.2适当从事兼职工作
在学习期间，大部分研究生都会从事兼职工作。在从事兼职工作的过程中，研究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还增强了研究生的自我服务能力，也能帮助研究生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通过兼职工作，还可以让研究生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督促研究生转变观念，不再仅局限于书本，而是主动向社会学习，弥补自身不足，为以后的就业打好基础。
2.2.3深入开展社会调查
研究生的社会调查应主要针对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和专业问题。通过社会调查，引导研究生关注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在专业问题的调查中，研究生通过设计问题、分析调查材料和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可以拓宽研究生的专业知识领域，还可以起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效果。
2.3文体活动辅助研究生“三自”教育
目前，国内各高校本科学生的文体活动都比较成熟，但在研究生中由于各种原因文体活动难以有效开展，而文体活动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也是锻炼学生的一个重要平台。在研究生中开展文体活动，不仅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乐趣，还可以增强研究生的集体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实现研究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例如，研究生迎新生文艺晚会由研究生自行策划、自编自导，在活动中能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新生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也展示了新老研究生的文艺才华。另外，通过研究生自己组织学术讲坛、学术讲座、研究生辩论赛等，不仅可以拓宽研究生专业知识的广度，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也能达到研究生自我服务的功效。
随着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到来，教育形式、教育手段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络教育为主体的现代远程教育形式，给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对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及其特性的研究，是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远程教育经济分析、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远程教育机构发展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结合教育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研究成果，从各层面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成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界定了现代远程教育相关成本的涵义，并从教育成本研究目的、划分标准、成本性态等不同角度，对远程教育成本进行了分类，设计了远程教育系统成本的计算方法，建立了相应的成本计算数学模型，为进一步研究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奠定了基础。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概念(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概念。教育成本概念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1958年,英国研究教育经济学学者约翰·维泽在出版的《教育成本》专著中计量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首次提出了教育成本概念。从维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把教育经费视为了教育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1963年出版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提出了“教育全部要素成本”概念，他认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和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两部分,其实质上是教育的货币成本和教育的机会成本。对此，笔者将其称之为广义教育成本。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虽然大陆学者王善迈、靳希斌、袁连生，中国台湾学者盖浙生等一些代表人物对教育成本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归纳总结来看,都认为教育成本的本质是提供或接受教育服务时所耗费资源的价值量。在这个成本概念中，不考虑教育的机会成本。依照我国学者对教育成本的一般性定义笔者给出了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即指在网络环境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多种媒体资源进行教学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或接受该种形式教育服务时所发生的资源实际消耗价值量。在这个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中，笔者注重的是“资源实际消耗”，即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物化劳动价值量和活劳动价值量实际消耗的货币形态表现——货币成本，较之我国学者提出的教育成本一般概念更为具体化，笔者称之为“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二)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模式。会计成本是指针对一定核算对象、可用货币计量的成本费用。从会计的角度讨论成本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是谁的成本，二是成本是否可计量。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依然是一个笼统宽泛的成本概念。从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看，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是个人、教育机构、国家（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教育会计成本时应针对某一教育成本承担主体而言，即个人教育成本、教育机构成本、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目前我国远程学历教育机构与普通学历教育机构有所不同。在管理体制上，它是一个“二元交叉管理系统”，一个教学服务网络结构体系。在这个教学服务网络系统中，一方面，各级层是分别独立的法人单位，人、财、物受地方行政部门制约，另一方面，在教学资源、教学管理、教学支持服务上形成了教学管理网络系统，系统各个层级之间存在资源共享、相互支持服务的关系，也即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因此，其教育成本承担主体具有系统成本承担主体特点。现代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宏观上是指整个远程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货币成本,也即整个远程教育系统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总成本；微观上，远程教育会计成本是指构成远程系统的各教学单位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子成本。系统总成本等于构成系统的各子成本之和。本文所讨论的远程教育成本均是指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二、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分类(一)按成本支出与成本核算对象的关系,可将远程教育成本分为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教育总成本。直接教育成本是指为对某一成本核算对象（如某专业、学生、课程等）提供直接教育服务而发生的支付费用的总和
近年来，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了对社会传统秩序的冲击。道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社会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开始下降。因此，社会对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道德新秩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为了提高德育质量．国家已经加大了对德育的投人，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德育的实效性问题，即德育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学生的思想形成和行为塑造方面的实际效果，成为目前德育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研究者们归纳总结了若干学校德育低效的原因，包括学校德育观念陈旧落后，学校德育内容缺乏时代性，与社会生活相脱离，学校德育目标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教师主体意识缺失和学生主体性失落，学校德育方法简单化和成人化等。从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德育管理缺失是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关于德育管理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国内学者如屠大华认为，“中小学德育管理是学校管理者通过对学校德育各要素实施组织、协调、指挥、控制，以保持德育各要素的适度状态和良好的运转机能，从而有效地完成现代学校德育任务的活动。”黄兆龙认为，“现代学校德育管理，指的是现代学校系统中管理者依据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科学，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品德教育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评价，不断增强学校德育系统功效，以最佳达成学校德育和德育管理目标的动态过程。”但在我们看来，德育管理不仅涉及了学校管理者，同时也涉及了德育中各方面的人员，包括学生，教师及德育管理体制的建立者，是四个主体之间共同完成的一项工作。
一、学生层面管理
学生层次的管理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的自主管理．一个是以学生为德育客体中的教师队伍管理。一方面，学生必须进行自我德育管理，自尊，自爱，自我约束等等。“自我”是心理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和整合，学生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包括学业自我管理，生活自我管理。德育的自我管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德育教师必须围绕学生开展德育工作。注重学生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把握规律性，创造德育环境和各方面德育条件，有条不紊地进行学生德育工作。我们觉得德育管理必须先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道德问题，而后再从管理角度对其加以分析，才能促进德育管理的有效开展。
(一)我国当前学生存在的主要思想道德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学生的思想道德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大或小，或轻或重，即有学生个体因素形成的，也有管理失范造成的。我国当前学生主要有以下主要的思想道德问题：
1．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缺乏科学的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缺乏坚定的正确立场，政治信仰迷茫，政治方向上出现偏差。少数人把理想、信念、追求、情操等看成是美好的空谈、虚无的梦幻，无理想、无信念、无追求、无激情，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2．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从目前学生的价值取向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功利型”价值观。他们信奉“有用即真理”。二是“自我型”的人生价值观。个人价值和个人目标与社会价值目标割裂，从而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三是“多元型”的价值取向。不仅对社会、对集体缺乏应有的高度责任感，对父母的责任感也不强，缺乏进取精神。
3．诚信意识淡薄，诚信缺失严重目前学生诚信缺失的突出表现是考试作弊严重。管理者们不得不以强制性手段——签订考试诚信合同来控制这类问题的继续恶化。但这些强制性的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抓住学生诚信意识危机的命脉，只治标而不能治本。
4．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个人英雄主义较为严重．不善于团结和协作，对他人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尊重。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学生个人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意识大为强化。个人空间相对增大，集体观念相对薄弱。这同现阶段家庭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家庭构成相关，学生的个人意识膨胀，集体主义观念便相对来说难以迅速建立。
5．艰苦奋斗精神淡化，追求物质享受倾向明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不少人忽视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教育，一些学生淡化了艰苦奋斗的观念，害怕艰苦、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投机取巧的思想有所滋长。大部分学生都是家里的“独苗苗”，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家长的过度保护，学校以学习为教育根本，社会以成材为导向．使得学生不再像以前能够得到艰苦奋斗的经验。
(二)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学生自我德育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自我管理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对学生的教育。自我管理能创造一种亲切的、自由的、和谐的教育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对中学生的教育。提高学生自我教育意识与能力，既有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又能调动所有的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通过自我管理，学生在平等、民主、亲密、和谐、富于情趣的班集体活动中认识自己、教育自己。其次，学生自我管理有利于学生表现自己的意愿和才干学生自我管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因，学生参与班级管理，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意愿和才干。可以说，培养中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是从根本上遵循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再次．学生自我管理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自我管理正是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增长管理才干提供一个平台。长期在自我管理环境中成长的学生，长大以后会有进取心。不墨守成规．有较强的适应性，这也与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培养人才的目标相一致。
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是实现自我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自我管理则是高水平的自我教育的成就和标志。”借鉴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真正的管理是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而学生的自我管理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在老师的组织和引导下，逐渐学会自我管理。
第一，实现班级的自我管理。首先是引导学生认识到班级和自己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当学生有了自我教育的愿望和行动纲领并付之于行动后，班主任及时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拟出自我教育计划，对教育有成效的成员及时鼓励、推广，使学生个体自我管理独立地、主动地、持久地进行下去。
第二，全校社团的自我管理。中学不同于小学，尤其是现在的中学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社会的面越来越广，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个性的发展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因此要合理加以引导。发展其兴趣和特长，广泛开展学校的各类社团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到各种形式的自我管理中来。在展示个性、陶冶情操的同时，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也得到提高。
第三，日常生活的全员管理。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不是少数学生的事情，应当让全体学生参与其中。要注意延伸学生自我德育管理的领域，将学生的德育同学校各种活动结合起来，如让学生参与到维护学校纪律，校容校风，制定某些规章制度等．使学生在参与中获得自我管理的意识培养。
二、教师层面管理
教师层面的德育管理同样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师德育教学管理，一个是以德育课教师为核心的管理。中国历来主张德教为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在道德教育中，教师的权威地位和重要不容质疑：教师承担着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的传授任务，指点解答学生的道德疑惑，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是学生的道德学习榜样，是德育实践的楷模，是学生崇敬和仰赖的对象，学校育人目标的实现、学生品德发展的促进，都需要在教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言行点滴中渗透体现。但在当前情况下，学校德育的低效性同德育主要实施者教师的师德素养问题不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当前德育教师的主要问题德育教师是德育主要的实施者，是连接学生和德育管理者的中介，是实现德育管理观念的先锋，是修订和完善德育管理体制的实验员，作用举足轻重。在德育实践中，教师在一些方面却已经表现出相当严重的问题，必须重视和分析。当前德育教师的主要问题有：
1．教师的德育观念日益淡化一些研究者调查发现，在倡导落实全员育人、大德育观的背景下，教师的德育观念日益淡化。相当一部分教师不愿意担任班主任，害怕承担学生问题带来的责任，工作中只管教学，不管教育．课堂上没有体现德育渗透，对待问题学生不敢管不愿管、放任纵容，害怕学生打击报复，很少主动配合管理班级、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能推则推。
2．教师的师德素养问题严重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失落对教师形成冲击，一些教师向家长索要财务、暗示家长送礼、利用家长关系为自己办事：从事有偿家教．或炒股经商而影响正常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师随意用侮辱性的语言辱骂学生，变相体罚，甚至批评指责家长等等．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教师应该有的责任。
3．师生关系紧张德育过程中教师仍然习惯以权威家长式的态度对待学生，采用强令式、指令式的教育方式，凭借奖惩权威，专制压服学生．强迫学生接受和服从既定的道德规则．不太关注学生的心理需要和情感需要，忽视对学生人格特点和个性发展的尊重，不善于化解师生间的矛盾．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造成师生关系紧张，不利于德育的实施。
4．教师德育能力和技巧缺乏一些教师缺乏终身学习观念和自我提升意识，不能主动把握社会道德动态和道德信息，不注重自身道德知识的更新和充实，不注重德育方式方法的改进提高，不注重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研究，德育能力落后．德育技巧缺乏．不能满足学生道德成长的新要求。
(二)加强德育教师队伍管理鉴于教师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教师问题，改变学校德育低效现象，需要多方合力。教师自身需要进行自我管理．学校领导对教师进行统一辅助式的管理和教育，此外还需要学生家长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
第一，教师必须提高自我德育意识和能力。首先要树立“德育首位”意识。要将“德育首位”意识落实在教师的德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中。以德育引领学生全面而自觉的发展，即前面提到的引导学生德育自主管理；坚持教书育人，以实践活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在素质教育的大前提下，利用减负加强德育工作。其次要提升以师德为核心的教师德育素质。加强自身师德培养，提高道德知识素养和德育能力，保持稳定情绪，提高心理素质。再次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要以“民主平等”重新定位师生关系，要以“爱”营造师生和谐空间，要以“沟通和理解”赢得教育先机。
第二，围绕“大德育体系”对教师进行管理。一要营造大德育体系下的教师团体德育氛围。二要善于发挥其他学科教师的德育优势。学校要重视学科教师的德育优势，要注重培养学科教师的德育能力。三要树立全员育人观念，建立相应德育系统。四要加强教师德育培训。无要制定合理的评价考核制度。
第三，学校领导管理与教育行政部门监督管理。要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督导评估的导向作用，促进学校德育工作；要完善教师德育培训制度；要加强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双向联系．共同参与到学校德育管理中去。
三、学校领导层面管理
德育管理的学校领导管理层面是被广泛论及的关于德育管理的核心成分，是德育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在一定程度说，德育管理由学校领导统筹规划，是将德育管理体制实施的第一人，在整个德育中具有统率作用。也正因为此，学校领导的责任重大，他们所造成的失误对德育工作的展开影响重大而深远德育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德育目标的管理、德育计划管理、德育组织管理、德育队伍管理和德育过程管理。这些内容都需要学校领导；统率全局，亲历亲为。此外，德育管理价值的理解和体现，德育管理原则的确认和坚持，德育管理机制的维护和实现及德育管理技术的提高和选用等等．都必须由学校领导者、德育管理者去分析和考虑。
(一)目前学校德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德育管理思想内容的封闭性长期的德育改革与发展中仍存在着“唯德本论”“唯校本论”“唯国本论”的弊端，“唯德本论”就是以德育论德育．没有很好地处理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的关系，“唯校本论”就是认为思想道德建设唯学校止，没有将学校、家庭、社会很好地联系为一体．“唯国本论”是指在国家内部谈德育，没有建立与世界部分德育思想、内容的互补共融。这无疑会阻碍新世纪我国德育管理事业的发展。
2．德育管理目标的理想性从各级各类德育目标系统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德育目标过于理想化与完美化，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知识经济都是实事求是的经济，只有具有匹配的政治、思想、品德的人才能更好地为之服务，理想化的德育目标对应着德育管理工作的完美性，从而形成了某种定势：无论学生出现什么问题，都希望到德育处找到解决办法。这种理想化、完美性的德育目标显然不适应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只能使我们与时代相脱离。
3．德育管理价值的他本性传统德育价值实质就是“利他”或者说“奉献”。从”为了他人的”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再发展到“舍己为人”的他本性思想成为中国德育史的关键词。我们首先要摆正利他性与利己性的关系，唯利他性会使人们在享受高尚情操所带来的快慰时产出一种发自个体内部的自然性的种种疑惑。处理好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解决目前德育管理价值中存在着的市场经济多元化与德育一元化，德育价值功能紊乱等矛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4．德育管理方式的机械性德育思想内容的封闭性必然导致德育管理方式的机械性。在学校中．德育的地位没有真正得到重视，被认为是一种软性的东西，虽然建立起德育管理的机构系统，但往往都是充当智育主战场的配角，教书育人在思想上应是平等的，或者说育人才是最重要的；家庭中，家长认为，德育的主阵地应在学校，家庭的教育作用只是做好学生的物质供给而已，家庭所关心的是学生的成绩如何，以及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社会将德育归于学校与家庭，没有真正意识到环境的作用。因此，真正地处理好各种关系，建立灵活的德育管理方式，把德育真正落在实处，对于新世纪我国德育管理工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二)德育管理领导者的管理正如前面所说，德育管理领导者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的存在，对其的管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德育管理领导者的管理重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同学生的自我管理，教师的自我管理一样．学校领导者同样需要自我管理，且其重要性更为突出和关键。管理者要善于接受新的德育管理观念，德育管理方式方法，德育管理技术等等，善于提升德育管理意识，使之与德育管理现状，德育管理目标等相适宜。
第二，德育管理体制的约束管理。健全的德育管理体制能够对德育管理者形成约束作用，使其围绕着德育管理体制的要求开展德育工作。德育管理者应该在德育管理体制的指导下，有条不紊的开展德育管理工作．并善于与德育实践相结合．从实践反馈中发现德育管理体制中的不足，及时反馈给上级领导部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直接管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对学校领导进行监督，同时要善于从反馈的信息中发现问题及时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定期接收德育管理者的反馈信息．监督其管理工作的展开。
第四，学校各部门人员及学生的监督管理。学校领导同样也需要受学校其他人员，包括所有老师，行政人员以及所有学生的监督。在整个德育工作中，使之上下一体，环环相扣，这样才能获得德育的高效性。
四、完善德育管理的思路与方法
学校德育工作涉及四个主体：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德育管理体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以在这四个主体身上表现出来。如上文所述，学生思想道德出现了问题直接反映出德育工作的失效和问题的存在；德育工作的失效或缺乏实效性则直接反映出学校德育管理的失职和问题的存在；德育管理问题的存在同样直接反映出德育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和疏漏，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将这四者的关系概括为：
如上所示，这四个主体都是双向联系的，任何一方出现了问题，必然会在其他三者身上有所体现。所以，我国中学德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从学生、教师及德育管理者三个方面着手．不可切断其中的联系。笔者认为，学校德育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1．融人德育管理新观念改革现有德育管理必须接收德育管理的新观念：(1)德育的价值管理：以共生性为主体，并兼有单子性的某些特点。(2)德育的目标管理：立足于民族性之上坚持全球视野。(3)德育内容管理：重视多元性的同时，积极探求同一性的普世伦理。(4)德育方式管理：坚持开放性与协作性的统一。(5)德育过程管理：强化终身性过程管理，建立生态性管理观念。
2．坚持“与时俱进，整合创新”的德育管理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我国建国以来德育管理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从建国到“”前德育管理的批判改造与初步发展。第二，时期的德育管理的异化。第三，改革开放初期德育管理的本体回归与曲折发展。第四，世纪之交德育管理发展的新时期。各个时期的德育管理都表现不同的时代特点，只有与时俱近才能同时展共同进步，只有整合创新才能适应具有时代特色的德育工作。
3．形成德育回归生活，德育与学科发展整合的德育范式新德育倡导德育培养回归生活，因为道德只有通过人们自己的生活才能得以发展，回归生活的课程才是真正综合的课程。具体地说：一要注重让学生接触自然和社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增加现实体验，在体验中丰富情感’锻炼意志，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克服“重认知灌输、轻能力培养”的德育弊端；二要增加学生体验机会，加强师生谈心活动等方式，着重于在学生理解上下功夫，促进学生的道德内化，形成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克服“重教化、轻内化”的德育弊端；三要加强家校联系，发挥学校对家庭的帮助指导作用，使家长形成与学校一致的教育理念，掌握一定的教育技巧和方法；四要充分发挥社区环境育人的功能，充分利用社区教育资源，通过社区教育的组织形式．使德育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促进青少年灵魂塑造的德育合力的形成。
管理是一种古老而又常新的名词，说其古老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被使用，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说其常新是因为对管理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管”在中国古代典藉中的最初意义是钥匙，掌管钥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而发展成为动词，有“主管、控制”的意思。“理”原来是指玉的纹理，作动词时指治玉，《朝非子》记载“玉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引申为治理，所以古文中管理有“主管、治理、控制”等涵义。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是指专门机构进行协调和控制各种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活动。管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
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管理，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实现的管理，这些管理方式以国家的暴力工具作为后盾，通过它们的强制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管理方式被称为“软”管理，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管理的目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类社会管理方式相比较，硬管理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覆盖面较小、严密性差等缺陷。因而我们不可能运用行政手段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令人满意的管理，同时法律也不可能对大大小小的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地给予规定。而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软管理的优势所在，因而社会生活本身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等软管理手段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对行政、法律管理的不足之处予以弥补。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作用。
著名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权威张尉萍教授在1999年就曾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学是治党、治国、治企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党，治党首先是从思想政治上的治，从严治党，首先要在思想政治上从严，第二大功能是治国，……特别是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西方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想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第三是治企，现代企业奉行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已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教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当代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从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具体地说通过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增强整体意识，自觉地接受管理；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可以使人们主动地进行自我控制、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能否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管理的成败至关重要。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管理的好处，并自觉地加入其中，主动处理好人际关系，有利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借鉴
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活动，其它社会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考察某种活动，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个名称，而要看它所指称的事物是否确定存在，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出现以前，任何统治阶级都在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正如陆庆壬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上各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们持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道义上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夏商时期，国王的对外扩张被称为“天讨、天罚”，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特别是有德的统治者是接受天的意志来管理民众的。这种“德治”的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等人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思想。汉朝时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被上天赋予“圣人之性”的人，天生为善应做统治者，而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能作顺民工。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符合前者的人是至善的，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后一类人则需要被教化，被奴役。在西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宣称人天生有三种质，分别是由金子、银子和铜铁做成的。金质人富于天才和智慧是天生的统治者；银质人勇敢善战，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铜铁质的人唯利是图、追求享受因而是被统治者。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根本不将奴隶归于人的范畴，认为他们是“有生命的财产”，是“优于其它工具的工具”。欧洲中世纪官方神学家则公开宣称，统治者实施统治是上帝的“旨意”。马克思曾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律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资产阶级则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民众传播“正义”“善良”“天赋人权”等抽象的概念，把阶级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并号召人们为其努力奋斗。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还被用来约束、限制个别统治者过分的行为，以免危及整个政治统治。在中国古代，就要求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而要符合一定“德行”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求个别有钱人不能过于为富不仁，要有一些“善举”。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历史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取得了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不能取得的“效果”。抛开其特定的内容不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三、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要求
有些学者认识到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曾盛聪先生撰文提出：“从性质上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宣传教育的范畴，后者属于行政组织范畴，实践上前者是使人解惑明理的过程，后者是使人认同执行的过程。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展和管理科学的不断深化，两者的相通性日益凸显，它们之间交互渗透、互为借鉴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笔者认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已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迫切的要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表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调节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人群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很显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发展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2002年3月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发展生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来加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说服强势群体自觉出让部分利益，帮助其它社会阶层致富，这就是所要求的“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弱势人群纠正心理偏差，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沟通人际关系的剂。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成功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不相同，对利益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大量的，有时甚至会以激烈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协调人际关系是新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选择上就会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和相近的做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际摩擦，减少人际“内耗”，从而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民办职业教育的性质与任务
在探讨此问题前，首先应明确民办教育的概念及应用领域。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办学主体是否具有政府权能为标准而将学校划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指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学校，私立学校指由非政府机构举办的学校，包括不具有政府权能的社会力量。在此我们也认为，民办学校即私立学校，所有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都可称民办教育。按照国际习惯一般将民办教育称为私立教育较为合适，在中国则以民办教育较符合国情与教育发展形势。故在一般描述国外民办教育时冠之以私立教育，而在研究中国情况时则以民办教育统称之。
国际私立教育发展与成熟的历史研究表明，教育的民主化与法制化；教育的自主性与公共性，二者是保证私立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教育的民主化将普及教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广泛的民办教育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则促进和保证了私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而教育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则为私立教育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基础。这些属性，保证了私立教育在欧美等国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与公立教育相比日益显示出其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如美国私立教育已逐渐从昔日的宗教教育为主发展为与公立教育同等教育目的与内容、在教学及管理上独具一格的学校。日本私立教育的产生及内容更多地受西方教育民主思想的影响，通过法制化手段保证及促进了私立教育的发展，使教育从贵族阶层的特权普及入一般民众社会，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但是无论何种原因，可以说，私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基础上，社会的需求最终促成了它的存在与发展，补充公立或国办教育之不足，提供公民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其性质与任务也是紧紧围绕社会需求而定的。所不同在于，如果说以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立教育以进行知识传授及普及教育，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为主，而现代社会的私立教育则更多地倾向于满足个体需要，追求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内容与要求。这也反映出现代社会对教育系统的价值与内容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可以说，私立教育的性质与任务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与需求而进行变革，以保证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二、私立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层次与规模
从世界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公、私立并举的教育体制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古已有之，它是人类社会传递文化遗产的一种工具，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已，世界各国的教育体制中各级各类学校都是由国立、公立、私立三类学校构成。从教育类型来看，各类教育中都存有私立学校，但相对而言，属于普通教育内容的私立教育比私立职业教育易得到发展，因此，世界各国教育体制中属普通和高等教育之私立教育较为发达；从各类学校发挥的作用来看，传播宗教知识内容一直作为私立普通教育机构的主要教育教学内容，这也就限制了以传授技能与技术为主的私立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职业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对私立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现实要求，如教学内容与手段的限制。何种类型与层次的私立职业教育发展最为合适，或那一层次的教育最适合私立职业教育的发展，认真学习发达国家私立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发现在大多数国家的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由国家承担，而中学后或培训性质的职业教育则大多数为私立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由于其教育体制中完全的或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职业中学相对较少，因此所有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均是在公立中学实施，这类公立中学设有一定数量的职业课程。而属高中后非学术性、非学历教育的职业培训学校则大多为私立性质，据统计在美国这类学校目前已达7071所，其中私立6514所，占有92.8％；同时由于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都将在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在美国除为继续进行学位课程的公立性的社区学院外，大量的是属于私立性质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据统计这二类机构的比例为1比6，也就是说在美国属于中学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大多数为私立的。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有关统计资料，到1992年底，在日本属于高中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中最为发达的是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和专门学校，共有2494所，占总数的86.7％，另有私立短期大学499所，占84.4％。总结美日二发达国家私立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经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私立职业教育或培训在非学历教育和中等层次之上发展较为合理并能获得较大的价值；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或在属于职业技术培训内容方面更易获得发展。美日二国私立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私立高中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内容主要承担者，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
三、民办职业教育与企业办职业培训的关系
关于此问题，主要的模糊认识在于①企业教育是否也是民办教育，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后，企业的办学行为与办学主体与企业的所有制间的关系问题；②如果企业办学属于民办职业教育范畴，但现实的反映表明它又不等同于纯粹意义上的民办职业教育，其与民办职业教育的不同点在何处；③如果企业教育随着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作相应的改革，企业作为民办教育如何发展；④我国企业教育与国外企业教育的不同，也就是企业教育不能成为企业内的独立存在体，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其民办意义体现在何处。
对此类问题，本人认为，①企业职业教育属于民办职业教育，这是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公开，管理科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正在逐步成为市场主体和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变化，决定了其所从事的职业教育的性质，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合资企业所进行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当然属于民办职业教育或私立职业教育，必须明确的是，企业教育尤其是企业开展的培训，是以企业发展为本，企业教育的目的在于提供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人才，以满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需要。企业教育成为企业发展行为，企业教育与企业生产与经营纳入同步发展轨道，这样企业教育行为也属于企业的一种经营行为。但是企业办学由于企业性质的复杂性，使得办学主体及性质也呈现出多种特性。在企业教育类型上，从国外情况来看，有企业与企业联办，企业与社会联办，企业委托其他企业、行业、社会办等，企业给予经费资助或提供教学实习场所。
②企业职业培训属于民办职业教育，而且随着职业教育多样化的发展，企业开展的职业教育将成为今后民办职业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理由在于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鼓励与支持政策和企业职业培训发展为民办职业教育的社会必然性。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其中明确指出社会力量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这样企业所承担的教育形式在法律上已成为社会力量办学的组成部分。另从我国国情来看，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教育任务及职业培训的机构，大多数是一些企业或由行业组织的培训机构，可以说，企业办学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但企业的改革冲击最大的也是企业办学这一领域，如何在企业所有制形式转变过程中，使企业的办学适应企业转变需要并及时作相应的改革，是企业教育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关键。目前企业教育向民办教育体制转变，并与其它培训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四、民办职业教育与政府的资助
目前，世界上大多国家的私立学校大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接受政府资助，政府在经费上的资助，使私立学校具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也是维持和发展私立学校的必要条件，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资助，有效地实现对私立学校发展的控制，保证私立学校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并发挥作用。可以说，政府的扶持政策与财政资助，是私立教育发展的保障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私立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国外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包括低息贷款、税收优惠、政府资助，在日本最为著名的为1970年的《私学振兴财团法》和1975年的《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自此，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常费用补助金，最高达学校经常费用的50％。另有一种形式是通过对民办学校学习者进行资助的方式来实现的，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主要以学生贷款、奖学金、专项补贴等方式进行资助，这种资助保证了有才华、但受经济困扰的学生能够接受平等的、较好的教育机会与权利，学校则通过稳定生源、质量提高而间接受益。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对私立教育的资助，是私立教育获得与公立教育发展的同等条件，承担相同的任务，且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与物力来扶持私立教育发展，并通过资金资助作为重要的管理手段。如果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发挥在私立教育中的管理职责，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五、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途径与形式
私立教育在实行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很快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驱动，东西方经济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我国如果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纯私立教育只能是少数，民办教育的发展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与现实需要。对于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可能还是以通过对现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办学主体多样化的形式而实现，诸如国有民办、民办公助、政企联办、依托名牌学校来办、中外合资办学等多种类型。在这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试验与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与成绩，如浙江省开展的公办职业学校改制试点，实行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与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加强企校联合，推行“国有民办”相结合。宁波在职业学校推行的“国有民营”改革试点，在办学质量较高，效益较好的国有学校实行民办运行机制，逐渐减少政府投入，增强学校活力。温州市所属瓯海区301所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中，属于国有民办的3所，民办公助的138所，企业家合作办学的18所，部门、社会团体办学的11所、私人办学的131所。而江西省则探索出了一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出路，如新余市职业教育实行的“一校两制，校中设校”的模式。可以说，目前我国民办职业教育在改革原有单一办学模式的过程中，已经探索出一些发展的途径与模式，民办职业教育已成为当地发展职业教育的生力军。民办职业教育发展实现了与办学体制改革的紧密结合。
同时，发展民办职业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与社会需求，现有公办职业学校在办学上存在着诸如教育投入不足，学校数量不够，专业设置单一，毕业生分配困难，管理体制上的不畅等问题，而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仍很大，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有1450万初中毕业生，其中约有350万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仍然有近1100万初中毕业生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每年招生数大约在420万人，这样还有近700万初中毕业生没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今后中国民办职业教育将随着教育体制，特别是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而成为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今后教育加快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研究探索中国民办职业教育的特色与发展方向，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任务。
参考资料：
邵金荣张文《美国私立教育：历史、现状与启示》教育研究1994.6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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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建设强大国防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使命，是每一个公民的历史职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把战争向信息化形态推进，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又一次军事变革。新军事变革对各国国防建设提出新要求，根本在于国防人才的培养。我国在这次军事变革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国防人才的培养，因此军委提出了军队生长干部要逐步走开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从更大范围选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地方院校学科门类齐全、资源丰富，具有培养国防人才的优势。近年来地方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探索出成功经验，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地方院校国防生招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与军队签约培养国防生的地方院校已达117所，在校国防生近7万名，已有3万名毕业国防生补充到我军各条战线。[1]第二，报名参军入伍学生数逐年增加。据南方日报报导，从2001年2000余名大学生入伍，到2009年将有13万大学生进军营，年度总量扩大了近60倍教育管理论文，部队的每一个班排都将有大学生士兵。第三，地方院校国防教育工作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把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纳入到法制轨道，为国防教育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地方院校依照法规，逐步开展起国防教育工作。
经过多年的摸索，地方院校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国防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提供了智力保证，加快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在总结地方院校培养国防人才培养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地方院校在对全体大学生国防教育，提升大学生整体国防素质上还存在欠缺，突出表现在：
1.地方院校部分大学生国防价值观淡薄
为了解大学生国防知识掌握情况，我们随机对某专业的大一和大四学生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能全部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学生仅占40.1%，说明地方院校虽然开展了国防教育，但大学生的国防知识并不十分丰富论文格式。少数学生把学好知识和早日成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而为之奋斗，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公民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薄弱，个人主义盛行。在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的社会和家庭教育背景下，学生缺乏对应有的公民责任意识的共鸣，因而不能认真地接受国防教育。在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调查中， 31.6%的同学认为最值得尊重的职业是军人，占比例最大。但当询问“如果你有机会从军或国家需要，你是否愿意参军”时，只有18.7%的同学选择了很愿意，有35%的同学表示比较愿意，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占17.7%；当问及“是否考虑过毕业后到军队或军工行业去就业”时，考虑的占43.5%，没有考虑的占56.5%。从调查结果分析，当今大学生国防职业价值观淡薄，应该得到加强。[2]
2，高校国防教育管理机构、保障机制不健全
自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后，高校国防教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从基本的军事技能训练到专业的国防知识教育，极大的提高了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国防素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管理机构不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有的高校在武装部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国防教育教研室，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及任课教师，但有部分高校根本无健全的、专业的、职责明确的国防教育管理机构，造成国防教育流于形式，消减了国防教育效果，达不到为国防建设培养后备力量的目的。此外，许多高校认为地方院校毕业生不会有多的学生从事国防事业教育管理论文，因此没有必要在国防教育中投入过多的人力和财力，造成地方院校缺少军事理论课教师和国防教育经费。地方院校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也遇到一个尴尬的情况，由于多数高校缺乏国防教育相关的学科，很难引进高水平的军事理论课教师。引进少数军事理论课教师，由于缺乏开展科学研究的条件，工作热情下降，影响教育效果。
3.国防教育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
目前多数地方院校国防教育形式为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军事训练集中于一段时间内进行，要完成规定的科目及政治教育，工作量偏大，而且由于高校招生规模较大，军训人数多，军训内容大都约定俗成，运作方式凭着老感觉、老思维、老经验在进行，所以军事训练形式上难以突破，使得学生感到军事训练枯燥，盼望早日结束。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地方院校应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国防教育推进地方院校国防人才培养工作。依靠教育的特殊功能，达到改变大学生国防素质的目的，增强大学生为国防服务的意识，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的开展，力争为国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国防人才。
1．从国家安危高度强化大学生的国防职业价值观
首先，各高校在对大学生的专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时，很少进行国防职业价值观的教育，造成大学生普遍产生国防行业地域偏僻、生活艰苦的偏见，致使地方院校大学生国防行业就业比例偏低。因此，应结合国防教育，大力开展国防职业价值观教育，逐步让大学生树立起投身国防、建设国防、现身国防的职业价值观念。其次，当代大学生是中国80后的一代，出生于和平时期，成长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期，多数学生为独生子女。他们缺乏艰苦锻炼，更由于没有经历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造成危机感较弱，甚至缺乏。因次，有必要结合国防教育提升他们的忧患意识，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大学时代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强化的关键时期，要结合国防教育，逐步扭转他们的自我意识、利益观念，树立起以爱国主义、奉献牺牲精神为核心的国防职业价值观念教育管理论文，为国家培养更多国防中坚力量做准备。第三，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淡薄使得他们对国家安全有关概念掌握不准确，对国家安全工作不了解，认识片面，有部分学生不清楚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承担什么义务。又由于大学生成长环境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追求享乐，拜金主义思想盛行，奢靡之风日盛，使一些大学生居安不思危，社会责任感不强，警惕性不高，客观上起到削弱国防意识的作用。外国敌对势力很有可能抓住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淡薄的弱点，进行思想渗透。因此，也有必要从国家安危、人民幸福的高度强化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树立起正确的国防职业价值观，克服享受的思想。[3]第四，大学生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是未来现代科学技术的拥有者。他们走出校门后，接受一定时期的实践磨练，定能成为行业的技术骨干，他们的言行举止将影响周围的的一批人，因此他们国防观念的强弱将能对全民国防带来影响。
2．建立职责明确的国防教育管理及保障体系
国外地方院校形成的从国家到高校自身完善教育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非军事院校的军事训练，属于国防后备力量动员体制的组成部分，由军方直接负责。在英国，国防部预备役局在全国数十所大学中设立了陆军军官训练团、海军训练中心和空军飞行中队，分别负责所在地区几所大学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宣传工作。[4]
为保证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的顺利开展，各高校要单独建立职责明确的武装部或国防教育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学生军事训练、军事理论课、日常国防教育活动开展的管理工作论文格式。地方院校要落实国防教育教师编制，选配好国防教育课教师，搞好国防教育教师培训进修和职称评聘工作，努力建设一支热爱国防教育事业，年龄、职称、专业结构以及生师比较为合理、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国防教育师资队伍，以满足国防教育工作的需要。地方院校应主动与地方部队沟通联系，争取地方部队在军训教官的选拔、培训和派遣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地方教育和财政部门要搞好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经费预算，加大对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各地方院校要把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到学校教育经费中给予保障。[5]
3．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工作
发达国家组建专门的训练团队对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地方院校进行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除了开展以学生军训为主要形式的国防教育外，还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相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在国防教育的方式上下功夫。[3]目前我国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停留在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上，完成这两项“规定动作”就认为完成了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缺少“自选动作”。地方院校可以发挥团学组织的作用，成立国防类社团教育管理论文，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建立国防类社团可以在学生中开展自我教育，拓展教育形式。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避免单一的灌输式教育形式，可以增强教育效果。国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单靠上几节教育课和听几次报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广泛、深入，持久上下功夫；坚持把国防教育纳入到高校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到教学的总体规划、纳入到素质教育计划中去。
面对新世纪，拥有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国防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国防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离不开国防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地方院校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自身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学生的正面引导，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并且投入到国防建设中来，真正地做到不辱使命。新的世纪，新的征程，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将要迎接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虽然总体趋势是和平的，但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火此起彼伏，国际社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地方院校要切实担负起历史使命，不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人才，而且应加强国防教育，培养更多、更好的国防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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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学科门类齐全、资源丰富，具有培养国防人才的优势。近年来地方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探索出成功经验，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地方院校国防生招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与军队签约培养国防生的地方院校已达117所，在校国防生近7万名，已有3万名毕业国防生补充到我军各条战线。[1]第二，报名参军入伍学生数逐年增加。据南方日报报导，从2001年2000余名大学生入伍，到2009年将有13万大学生进军营，年度总量扩大了近60倍教育管理论文，部队的每一个班排都将有大学生士兵。第三，地方院校国防教育工作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把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纳入到法制轨道，为国防教育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地方院校依照法规，逐步开展起国防教育工作。
经过多年的摸索，地方院校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国防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提供了智力保证，加快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在总结地方院校培养国防人才培养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地方院校在对全体大学生国防教育，提升大学生整体国防素质上还存在欠缺，突出表现在：
1.地方院校部分大学生国防价值观淡薄
为了解大学生国防知识掌握情况，我们随机对某专业的大一和大四学生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能全部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学生仅占40.1%，说明地方院校虽然开展了国防教育，但大学生的国防知识并不十分丰富论文格式。少数学生把学好知识和早日成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而为之奋斗，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公民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薄弱，个人主义盛行。在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的社会和家庭教育背景下，学生缺乏对应有的公民责任意识的共鸣，因而不能认真地接受国防教育。在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调查中， 31.6%的同学认为最值得尊重的职业是军人，占比例最大。但当询问“如果你有机会从军或国家需要，你是否愿意参军”时，只有18.7%的同学选择了很愿意，有35%的同学表示比较愿意，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占17.7%；当问及“是否考虑过毕业后到军队或军工行业去就业”时，考虑的占43.5%，没有考虑的占56.5%。从调查结果分析，当今大学生国防职业价值观淡薄，应该得到加强。[2]
2，高校国防教育管理机构、保障机制不健全
自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后，高校国防教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从基本的军事技能训练到专业的国防知识教育，极大的提高了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国防素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管理机构不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有的高校在武装部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国防教育教研室，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及任课教师，但有部分高校根本无健全的、专业的、职责明确的国防教育管理机构，造成国防教育流于形式，消减了国防教育效果，达不到为国防建设培养后备力量的目的。此外，许多高校认为地方院校毕业生不会有多的学生从事国防事业教育管理论文，因此没有必要在国防教育中投入过多的人力和财力，造成地方院校缺少军事理论课教师和国防教育经费。地方院校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也遇到一个尴尬的情况，由于多数高校缺乏国防教育相关的学科，很难引进高水平的军事理论课教师。引进少数军事理论课教师，由于缺乏开展科学研究的条件，工作热情下降，影响教育效果。
3.国防教育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
目前多数地方院校国防教育形式为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军事训练集中于一段时间内进行，要完成规定的科目及政治教育，工作量偏大，而且由于高校招生规模较大，军训人数多，军训内容大都约定俗成，运作方式凭着老感觉、老思维、老经验在进行，所以军事训练形式上难以突破，使得学生感到军事训练枯燥，盼望早日结束。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地方院校应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国防教育推进地方院校国防人才培养工作。依靠教育的特殊功能，达到改变大学生国防素质的目的，增强大学生为国防服务的意识，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的开展，力争为国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国防人才。
1．从国家安危高度强化大学生的国防职业价值观
首先，各高校在对大学生的专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时，很少进行国防职业价值观的教育，造成大学生普遍产生国防行业地域偏僻、生活艰苦的偏见，致使地方院校大学生国防行业就业比例偏低。因此，应结合国防教育，大力开展国防职业价值观教育，逐步让大学生树立起投身国防、建设国防、现身国防的职业价值观念。其次，当代大学生是中国80后的一代，出生于和平时期，成长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期，多数学生为独生子女。他们缺乏艰苦锻炼，更由于没有经历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造成危机感较弱，甚至缺乏。因次，有必要结合国防教育提升他们的忧患意识，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大学时代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强化的关键时期，要结合国防教育，逐步扭转他们的自我意识、利益观念，树立起以爱国主义、奉献牺牲精神为核心的国防职业价值观念教育管理论文，为国家培养更多国防中坚力量做准备。第三，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淡薄使得他们对国家安全有关概念掌握不准确，对国家安全工作不了解，认识片面，有部分学生不清楚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承担什么义务。又由于大学生成长环境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追求享乐，拜金主义思想盛行，奢靡之风日盛，使一些大学生居安不思危，社会责任感不强，警惕性不高，客观上起到削弱国防意识的作用。外国敌对势力很有可能抓住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淡薄的弱点，进行思想渗透。因此，也有必要从国家安危、人民幸福的高度强化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树立起正确的国防职业价值观，克服享受的思想。[3]第四，大学生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是未来现代科学技术的拥有者。他们走出校门后，接受一定时期的实践磨练，定能成为行业的技术骨干，他们的言行举止将影响周围的的一批人，因此他们国防观念的强弱将能对全民国防带来影响。
2．建立职责明确的国防教育管理及保障体系
国外地方院校形成的从国家到高校自身完善教育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非军事院校的军事训练，属于国防后备力量动员体制的组成部分，由军方直接负责。在英国，国防部预备役局在全国数十所大学中设立了陆军军官训练团、海军训练中心和空军飞行中队，分别负责所在地区几所大学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宣传工作。[4]
为保证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的顺利开展，各高校要单独建立职责明确的武装部或国防教育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学生军事训练、军事理论课、日常国防教育活动开展的管理工作论文格式。地方院校要落实国防教育教师编制，选配好国防教育课教师，搞好国防教育教师培训进修和职称评聘工作，努力建设一支热爱国防教育事业，年龄、职称、专业结构以及生师比较为合理、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国防教育师资队伍，以满足国防教育工作的需要。地方院校应主动与地方部队沟通联系，争取地方部队在军训教官的选拔、培训和派遣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地方教育和财政部门要搞好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经费预算，加大对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各地方院校要把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到学校教育经费中给予保障。[5]
3．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工作
发达国家组建专门的训练团队对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地方院校进行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除了开展以学生军训为主要形式的国防教育外，还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相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在国防教育的方式上下功夫。[3]目前我国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停留在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上，完成这两项“规定动作”就认为完成了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缺少“自选动作”。地方院校可以发挥团学组织的作用，成立国防类社团教育管理论文，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建立国防类社团可以在学生中开展自我教育，拓展教育形式。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避免单一的灌输式教育形式，可以增强教育效果。国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单靠上几节教育课和听几次报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广泛、深入，持久上下功夫；坚持把国防教育纳入到高校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到教学的总体规划、纳入到素质教育计划中去。
面对新世纪，拥有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国防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国防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离不开国防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地方院校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自身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学生的正面引导，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并且投入到国防建设中来，真正地做到不辱使命。新的世纪，新的征程，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将要迎接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虽然总体趋势是和平的，但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火此起彼伏，国际社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地方院校要切实担负起历史使命，不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人才，而且应加强国防教育，培养更多、更好的国防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马鹰，黄家富.国防生招生10年回顾：菁菁校园砥砺军中利剑［N］.中国教育报，2010-11-11(3).
[2]眭国荣，黄丽侠.工科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分析及思考[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7(1).
[3]师雷宏.中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湖南：中南大学，2006.
[4]张纪光.国外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对我国普通高校的启示[J].安康学院学报，2008，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