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1－0092－06
一、引言
在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先后出现了“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两种代表性理论。国际化过程模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Uppsala模型(umodel)和创新模型(Imodel)，其中Uppsala模型的影响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本文所讨论的过程模型，指的是Uppsala模型。在研究文献中，“国际新创企业”、“天生全球化”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概念，本文将“天生全球化”相关研究也一并视为国际新创企业模型的一部分。
“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这两种理论对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和行为的假设存在着巨大差异：过程模型假设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渐进式的，其行为策略是反应式(Reactive)的；国际创业模型则假设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快速的，其行为策略是主动式(Pmactive)的。在理论解释力方面，国际化过程模型能够很好地刻画中小企业渐进式国际化行为，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能够识别并解释当前越来越明显的“加速国际化”趋势。然而，如果将中小企业国际化速度看作一个连续的光谱，现有的两种理论实质上仅仅分析了位于两端的国际化行为，而缺乏对处于中间状态、更具一般性的国际化行为的关注。显然，该研究领域缺乏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笔者认为，对两种现有中小企业国际化模型的比较分析，是尝试建构中小企业国际化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鉴于两种现有理论都高度重视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选取知识作为比较分析的主要视角。本文共分成5个部分，正文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讨论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的作用；正文第四部分从理论根源、知识角色、知识来源与获取机制等维度对两种理论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正文的结尾部分对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研究结论。
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中的作用
(一)经验知识与渐进式国际化
在国际化过程模型(uppsala Model)中，企业国际化被描述为一个依赖于经验知识的渐进过程(Johanson和Vahlne，1977)。传统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关于知识有如下假设(Petersen，Pedersen和Sharma，2003)：1.对企业国际化过程具有关键作用的知识是市场专有的。由于每一个国外市场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在一个市场中获取的知识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被用于其他市场；2.这些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源自于当前的市场活动，知识获取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3.知识嵌入于个体之中，即通过个人经验获取市场专有知识并存储于个体之中；4.作为第二、三项假设的合理延伸，嵌入个体的经验知识难以在组织内传播；5.对国外市场的不可逆的资源承诺随着经验知识的获取而成比例递增。
基于上述假设，国际化过程模型以市场知识、市场承诺、当前商务活动和承诺决策等变量来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渐进性体现在进入模式选择和目标市场筛选两个方面：首先，企业在特定国外市场中的进入模式依照一种链式结构演进，即从不规律的出口开始，到通过独立的业务代表出口，再到在国外成立销售分支机构，直至最后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其次，企业在进行国际市场筛选时，依次进入心理距离不断加大的新市场。所谓心理距离是指诸如语言、文化、政治体系等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Johanson和Vahlne，1990)。
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基本逻辑可以表述为一个循环过程：首先，企业向国外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定程度的风险，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日常活动同时也诱发了经验学习，进而导致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其次，随着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的增加，企业在特定国外市场中感知到的风险不断降低，这将刺激企业进一步向该市场配置更多的资源。由此可见，经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中扮演着资源规制者的角色(Prashantham，2005)，也就是说，企业经验知识的水平决定了企业向国际市场投入资源的水平。经验知识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利用商业机会(Johanson和Vahlne，2006)。
(二)经验知识的主要类型
在初始的国际化过程模型中，只假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验知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除了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之外，还存在着更为一般化的、不特定于任何国际市场或进入模式的经验知识。
Eriksson等(1997，2000)在市场和企业层面对经验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他们开发出测量经验知识的三个构念。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被分解为“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两个构念。商务知识是指关于客户、市场和竞争者的经验知识。制度知识是指关于政府、制度框架、规则、规范和价值观的经验知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帮助企业了解国外市场的机遇和问题。
企业层面的经验知识是特定于具体企业的一般化知识，被称作“国际化知识”。国际化知识是关于企业自身从事国际化运营的能力与资源的知识，是企业在如何组织国际化活动方面积累的经验，这种知识决定了特定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方式。国际化知识帮助企业了解在不同国际化情境下需要具备何种知识，以及在何处寻求这些知识。与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不同，国际化知识不是嵌入于个体，而是嵌入于企业的惯例和结构之中。Eriksson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化知识与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以及感知的国际化成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是国际化知识与感知的国际化成本之间的中介变量。
除上述类型外，Johanson和Vahlne(2009)还发现了更一般化的网络经验知识。他们认为，在国际商务网络中，商业伙伴之间的互动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特定于关系的网络经验知识，这种知识帮助网络成员了解商业伙伴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国际商务网络所具有的多样化特征，可能对开发一般化的网络经验知识产生积极影响。
(三)经验知识的获取机制
国际化过程模型中最基本的知识获取机制是从当前经营活动中积累关于特定市场经验知识的“干中学”过程。在模型提出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对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知识获取机制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Forsgren(2002)指出了国际化过程模型(Uppsala模
型)在知识获取机制方面的两点不足之处。首先，组织学习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具有不同的维度，但是国际化过程模型仅仅强调了通过自身经验学习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通过模仿进行学习、通过招募个人和合并组织进行学习以及通过搜寻和扫描新信息进行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机制。经验学习并不是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知识的唯一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拥有这些知识的组织或者模仿具有高合法性组织的行为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其次，组织学习既包括提高组织效能的“利用”式学习，也包括提高组织对潜在备选方案认识的“探索”式学习(March，1991)。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现有活动中学习，后者则强调对潜在活动的学习。国际化过程模型仅仅讨论了针对企业当前活动的“利用”式学习，却没有对寻找当前活动替代方案的“探索”式学习作出更多解释。
作为对学术批评和挑战的回应，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创立者从国际商务网络视角对模型进行了修正(Johanson和Vahlne，2009)。在修正后的模型里，知识(机会)、关系承诺决策、学习(信任构建)以及网络位置取代市场知识、市场承诺、当前商务活动和承诺决策，成为新模型的主要变量。企业被视为嵌入于多元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商务网络之中，国际化是企业强化其网络地位的行动结果。在新模型中，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一个网络关系的发展过程，成功的国际化要求企业建立起一个或更多的网络关系。企业的知识、信任和承诺都是关系特定的，企业通过商务网络关系学习知识、建立信任、发展承诺并识别环境中的商业机会。虽然Johanson和Vahlne在新模型中仍然坚持将经验学习作为国际化过程中获取基础性知识的主要机制，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其他的知识开发途径有可能成为经验学习的补充。修正后的模型认为，国际商务网络中的知识开发不仅仅是从其他网络行动者处学习已有知识，还包括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知识。
三、知识在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者们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并不是像国际化过程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进行渐进式的国际化，而是从企业建立初期起就迅速走向国际，这些企业被称为“国际新创企业”(0fiaR和McDougall，1997)，或者“天生全球化”企业(Madsen和Servais，1997)。由于国际化过程模型无力对中小企业的“加速国际化”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受到国际新创企业模型(或天生全球化模型)的挑战，而后者则成为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创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针对新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展开的大量研究中，知识在新创企业国际化中的影响和作用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前经验
企业家先前经验的重要性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挑战国际化过程模型的主要理由之一(Oviatt和Mc－Dougml，1997)。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认为，很多新创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成立初期就进行国际化，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创立者或经理人在企业创建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国际化知识与经验。创业者的知识和经验并不是只能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得，海外教育背景、先前的工作经历、海外的社会资本等等，都有可能使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对其拟进人的国际市场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Crick和Jones(2000)的案例研究显示，新创企业经理人先前的国际市场工作经历，帮助他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处理复杂的国际运作以及风险和资源评估的经验，建立了创业后可利用的客户网络和市场联系。这一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新创企业何以能够在创立初期就采取外向型市场拓展战略。此外，从知识获取的角度来说，企业家的先前经验使新创企业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催化企业获取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额外知识(Oviatt和Mcdougall，2005)。
不过，先前经验并不是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一个充要条件。在Chetty和Campbell―Hunt(2004)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中，不论是传统国际化的案例企业还是天生全球化的案例企业，其创立者或高层管理者大多都具有先前的国际工作经验或者海外生活背景。因此，仅凭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还不足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国际化模式。
(二)技术知识
除了市场经验知识外，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还高度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事实上，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大量的研究样本都来自于生物、电子等高技术产业。知识强度被识别为新创企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Prashan~am，2005)。所谓知识强度是指企业依赖其活动和产出中的固有知识来获取竞争优势的程度(Aufio，Sapienza和Almeida，2000)。
Cheuy和Campbell－Hunt(2004)发现，天生全球化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发具有全球市场潜力的创新型产品。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天生全球化企业大多采取“聚焦－成长”战略，即深度聚焦于一个狭窄的利基细分市场并在其中寻求建立市场支配地位。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国际化逻辑是以创新优势为基础快速实现全球扩展，这种战略要求企业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集中使用资源。基于同样的逻辑，天生全球化企业的产品往往是技术密集型的、高度专业化的，并且在每个国家都只有少量的客户。天生全球化企业倾向于控制一个狭窄的产品范围，并在该市场中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声誉的领导者。因此，技术创新是天生全球化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量。
技术知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应该是新创企业加速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一个新创企业试图在成立早期就进行国际化，那么他不仅需要国际市场经验丰富并且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经理人)来发现国际市场机会，而且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来提品和服务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
(三)动态能力
Weerawardnea等人(2007)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对知识在天生全球化企业加速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重新进行了概念化。Weerawardnea等人认为，解释天生全球化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的现有理论之所以是不完备的，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认识到，天生全球化企业及其创立者们的学习行为在企业合法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创业者个体特征、市场聚焦学习能力、内部聚焦学习能力、网络能力、营销能力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开发能力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抽象了新创企业合法成立之前的内外部学习过程，为新创企业的加速国际化行为提供了以能力为基础的理论解释。Mort和Weerawardnea(2006)的研究也发现，网络能力可以有力地促进新创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知识，识别和快速利用国际市场机会。
简言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认为，动态能力帮助企业开发知识，铺平了企业加速进入国际市场的道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并不必然是路径依赖的，而可能是以企业中个体能力和
组织能力的培育和重构为基础，实现激进的、打破框架约束的变革(Prange和Verdier，2010)。
(四)国际化成长
除了解释加速国际化现象的成因外，企业在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持续成长也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知识再一次成为国际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解释变量。
Autio，Sapienza和Almeida(2000)认为知识和学习是新企业成长的关键驱动因素，知识和学习的重要性在高技术产业这样的动态环境中要更加突出。他们实证分析了国际市场进入时间、知识强度和难以模仿性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与国际化成长负相关、知识强度与国际化成长正相关。也就是说，在新创企业早期发展阶段里，国际化时间越是提前、产品的知识强度越高，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成长绩效也就越好。在Yli－Renko，Autio和Tontti(2002)的研究中，他们以芬兰高技术新创企业为样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市场知识、知识强度与国际化成长之问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培育内外部社会资本，高技术新创企业能够有效强化其技术和市场知识基础，这种扎实的知识积累和创造为新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Zahra，Ireland和Hitt，(2000)实证检验了新创企业国际化模式(多样性、市场进入模式)对技术学习的影响，以及技术学习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化(多样性、进入模式)是提高新创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而技术知识的积累对于新创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快速的产品引入以及竞争优势的获取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知识视角下两种国际化模型的比较分析
在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知识都是解释和预测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关键变量。不过，在关于知识与中小企业国际化之间关系的具体阐释上，两种理论既有显著的差异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区别和联系可以通过理论根源、知识角色、知识来源、知识获取机制等维度进行的对比分析而得以厘清。
(一)理论根源
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国际化过程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成长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则是国际商务理论和创业理论的交叉研究。然而，如果从知识的视角看来，虽然关注的焦点不同，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根源，即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Sapienza等，2003)。国际化.过程模型重点强调了Penrose(1959)企业成长理论中管理知识(即经验知识)的作用，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则强调了企业家知识的作用。
(二)知识角色
国际化过程模型将市场经验知识作为资源承诺(市场承诺和关系承诺)的前提，高水平的市场经验知识将导致高水平的资源承诺，反之亦然。因此，市场经验知识的角色是资源的“规制者”。在过程模型中，经验知识也可以看作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充分条件。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Johanson和Vahle，2006；2009)还强调了经验知识对于识别和利用国际市场机会的作用。
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否认市场经验知识对于企业资源投入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更加强调技术知识的影响。产品和技术知识的积累，使企业能够识别和利用国际市场中新的生产性机会。技术能力促进企业创造优质产品、改进现有产品以及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和效能。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小规模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世界范围内利基市场的专业化需求(Knight和Cavusgil，2004)。在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技术知识可以看作是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知识来源与获取机制
在知识来源方面，两种理论模型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过程模型关于知识来源和获取机制的观点，只是特别强调了企业家(创业团队)先前经验的重要性。企业家(创业团队)的先前经验被认为是新创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资源禀赋，能够支撑新创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并采取多样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然而，对于企业家(创业团队)究竟以何种方式积累起这些经验和知识，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先前知识成为模型的一个外生变量。其次，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采取了网络视角，以“学习、创造和信任构建”取代了原始模型中的“当前活动”构念，这意味着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将企业的网络关系视为知识的主要来源(Johanson和Vahle，2009)。与之相似的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也高度重视网络关系对于新创企业快速知识开发的影响，网络关系在许多研究中都被当作新创企业知识的前因变量(Yli－Renko，Autio和Tontti，2002；Freeman等，2010)。
在知识获取机制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和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差异主要有三点：1.在学习内容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增添了对技术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讨论(zahra，Ireland和Hitt，2000)；2.在学习策略方面，国际新创企业的主要学习策略是“探索”式学习(Sharma和Blomstermo，2003)，而国际化过程模型中的主要学习策略是“利用”式学习；3.在学习机制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更可能采用从其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和模仿式学习，而国际化过程模型描述的企业更可能采用从直接经验中学习(Sehwen和Kabst，2009)。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然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否定经验学习在获取市场知识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不过，由于新创企业拥有先前经验并因此具备更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所以能够实现更快速的学习。
他在致辞中指出，为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成效，中国迫切需要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构建道路。在中国走向一个全球大国的过程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参与并发展全球治理成为当前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平等互信、包容互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兼具原则性、务实性、指导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基础，以话语霸权为支撑的西方话语体系遇到了强大的挑战，受到越来越多地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强劲的学术自觉和复兴运动，其核心是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国际关系学也参与到一场学术自觉和复兴运动中来，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构建道路需要立足于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唯有如此，理论构建的系统工程才能够得到扎实推进，迈向全球强国的理论准备才能够做到足够自信。
研讨会由一个主旨发言和两个专题研讨组成，下面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概述。
一、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主旨发言。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利益和价值的重构。例如，“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社会和谐”都需要解决利益和价值的重构问题。总的说来，中国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以及国际体系转型等问题都需要进行价值和利益的重构。将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利益等利益重构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新的国家利益重构，国家利益不再仅仅是由制度是否被颠覆，是否被侵犯，领土是否完整等几类核心利益构成。上述几类核心利益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利益的重构中将发生变形，而变形的这部分利益就是大国之间真正的利益重合部分。变形的部分越大，大国之间的利益重合就越多；相反，变形的部分越少，即越是坚守传统的核心利益时，大国之间重合的利益就越少。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找到大国问利益重构的生长点，找到大国间利益重构的空间。此外，黄仁伟教授还从利益的依存、利益的渗透、利益的让渡、利益的生成、利益的妥协等五个方面提出利益重构的路径。
在谈到价值重构时，黄仁伟教授指出利益的重构必然导致价值的重构，因为价值是利益的长远判断，利益上升为精神状态就变为价值，所以价值（value）就是利益（interest）。没有interest作为基础的value是不存在的，所以价值具有深层次的物质基础。对利益的重构也反映了价值重构的必然性。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重构主要包括对世界体系的价值再判断、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价值判断、对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价值标准是多元还是一元的判断。最后，黄仁伟教授总结道，如果利益和价值重构问题不解决，新型大国关系也就建立不起来。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相关思考对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主持了第一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的专题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俞正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钱皓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做了题为“中美欧三边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发言。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丰富，既包括大国与大国的新型关系，也包括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大国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他以中欧关系为例，指出中欧之间不是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对手关系，也不是盟友关系，而是一种“选手”式的、偏向合作的竞争关系和共同体内的成员关系。其中，后三种元素是构建中欧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方面。面对当前欧洲不健康的竞争心态，他提出中国应该采取防御性的竞争策略，将欧洲拉回健康的竞争轨道，使其认识到有更好的互动方式。谈到中美关系时，陈志敏教授指出，在东亚地区，中美不是完全对抗。中国对美日都很重要，它不是美日问的“第三者”，中美关系的调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契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在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必须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而认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则显得极为重要。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共同利益上升；二是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威胁增多；三是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和调整阶段。他提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有新思维，应该构建新的“观”和“国家利益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要从中国概念做起”的发言。他的发言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实践。首先、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实践过程与过去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实践是不一样的。如果用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理论生搬硬套地解释东亚国际关系，会存在很大局限性。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从较为同质的国内政治实践引发而来，但是在面对当今世界各国较为丰富的国内政治实践时出现了困境。因为所有的外交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的根都必须落在其国内政治实践上。第二、有关理论创新和机遇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介绍和大规模引进理论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引进的理论中以美国特色的理论居多，对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以及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理论非常少。其次、在做理论创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别人的体系之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由于没有体系，很容易被别人收编。辛辛苦苦做的案例分析，成果却被别人拿走。虽然在别人的逻辑基础上创新也可以，但是一方面会很难；另一方面在自己逻辑体系下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三、挖掘中国概念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苏长和以“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大一统”和“均势原理”、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为例，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的概念差异。第四，通过留学生教育来推广中国价值观。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朱杰进副教授做了题为“G20视角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发言。他指出，G20正在从一个短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走向长期应对机制，但是其议题明显都是短期议题，反而是G8开始从事长期机制的制定。因此，对于G20而言，现阶段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压力，特别是制订长效机制方面还处在比较困难的阶段。在G20框架内，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化方式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的专题研讨，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郭树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做了题为“国际体系转型中安全规范认识的变化”的发言。他指出，中国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对国际规范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战略方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机制上面，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规范挑战。他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国际体系中的某些规范开始不认同了，至少在执行当中会产生很多摩擦。现存的规则，更多地反映了体系内发达国的历史烙印和主导国的文化价值观。中国的对现结构下规范的不认同，会引发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忧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郭学堂教授做了题为“大国协调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一个误区，即凡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渐渐有了理论自觉意识，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和建设自己的理论，但在建设“中国学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认为，学者们在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两个凡是”：第一、“凡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第二、“凡是还在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或者还在继续发展西方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好的研究”。他提出，理论研究应该注意三方面：理论要活学活用；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一定要大众化或通俗化。最后，他以大国协调为分析视角，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产生的启发作了论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的发言。他指出，规则的制定以及规则的执行是全球治理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要想影响规则的制定，首先就要提出倡议。一般而言，单个国家提出倡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国家在提出倡议时往往选择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谈判集团或者说倡议联盟。这样的谈判集团或倡议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性的，即主动寻求设置对自己有利的议程；另外一种是防御性的，即防止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倡议联盟设置对自己不利的议程。在阐明了谈判集团或议题联盟的相关概念问题之后，刘宏松副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如何参与和组建倡议联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说，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问题而产生的理论思考。国内方面，中共十明确了发展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要求；国际方面，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后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他以此为背景，首先分析了传统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线性发展思维，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程度要强于非西方国家；二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三是发展的条件而非发展的目的成了发展的主要内容；四是发展更多讲求技术性而不是全面性。随后，他又分析了中非新兴伙伴关系的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启示。一是理念启示，具体包括怎样看待发展落后国、非西方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区别及南南合作的意义；二是方法启示，主要是资源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三是新的平台，例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峰会等；四是新的动力，这方面主要指资金动力，即中国在援助非洲国家时提供的大量资金。
总结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了全面而精彩的总结，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首先，要明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的基础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的思考应该放在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总体框架下，同时还要突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点。
第二，对中国国际关系前沿问题一定要有理论的思考，并且应该包括从理论创建，到对理论架构的深化等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思考顺序。例如在本次研讨会第一个议题“新兴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中，俞正棵教授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和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苏长和教授提出的几对“中国概念”等，都属于对理论有一定的创建。在理论创新的时候，既需要有对理论创新的勇气，也需要有理论创新的恒心与耐心。
第三，关于理论的应用。这里也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要有战略性思维；二是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思考；三是要实现理论对实践的贯彻。
此外，杨洁勉教授还解释了在理论研究中“思想要快一步，行动要慢半拍”的道理，勉励上海的国际关系学人开拓创新，提高学术水准，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做出上海学人应有的贡献。
1、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逢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希望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信息的需求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甚，越来越活跃和复杂。在这一国际形势下，如何赢得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点，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立场，确保在激烈的国际舆论交锋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加强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最为关键。而高标准、多元化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也为国际传播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复合型人才，顾名思义，是指具有两个或以上专业(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人才。郭可认为，解决国际传播中被动局面，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由此看来，以国际传播为导向的英语复合型人是当下各个传媒院校的诉求，也是顺应媒介发展趋势，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必然追求。
2、国内传媒院校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瓶颈
当前我国各大传媒院校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传统培养模式，即“传媒专业+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包括综合院校的新闻院、系创办的国际新闻专业，是国际新闻传媒人才的最主要来源。二是外语院校国际新闻专业培养模式，即“外语专业+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一般是外语院校依托自身的英语优势，增设部分新闻课程，按照近年流行的复合型人才模式进行专业培养。这两大块构成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流。
通过以上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同时也根据笔者调研，目前国内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2.1课程设置零散孤立，缺乏系统性
目前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使每一门相关课程都有效地服务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呈现为一种互不交融的大“拼盘”，实质上只是完成了英语与新闻学科的简单叠加而非融合。由于该专业是面向新闻传媒、对外交流(文化、外交、经济等)领域，培养具有宽厚的人文社科理论基础，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通晓英语国家文化习俗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培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新闻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实践教学，而紧紧围绕这两门学科所设置的两大课程模块却未达到有效融合，缺乏统一的专业导向，从而使我们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陷入瓶颈。
2.2途径上相互脱节，缺乏整合性
近年来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不尽人意，尤其新闻和英语专业是两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理论教学、实训与社会实践诸方面相互脱节、缺乏整合性。高校基本上是延续传统的教学途径和方式，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有限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又隔靴搔痒，远离社会第一线。这些自然使得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无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无法将学理研究与社会体验结合起来。
2.3师资配置上各自独立，缺乏协同性
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复合型师资队伍又是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基础，进行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复合性专业教育，决定了其师资队伍必然有着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国内各个高校英语新闻专业的老师大多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他们的英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如果单靠其所掌握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来从事教学，是很难适应改革需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老师更新知识，在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素质的同时，促进能力的多元化，知识结构的合理化。
3、国内高校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策略
3.1以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为导向，新闻为特色，确保课程设置的系统性
要调整和优化培养方案，力求更加契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规律。国际传播人才应当打牢“五个根底”，即新闻业务根底、新媒体业务根底、各方面知识根底、外语根底、国际知识和国际视野的根底。我们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外语”和“国际”比重，强化学生外语能力训练，拓宽国际视野，营造国际化环境和氛围；该培养模式就是要体现新闻特色，即“英语+新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英语作为专业始终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学习并掌握新闻学相关理论，将英语和新闻两方面的课程找到一个有机的结合点并加以融合，绝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把外语专业办成“四不像”的专业。
3.2重视实践教学，要打通并整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及各方面要素
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既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解析与传授以建立学生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也需要配套的实验与实训课程，需要学生走向社会，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强化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学校应在在全国多个城市与多家媒体单位建立合作项目，并创建新闻实践基地，学生利用寒暑假有组织地前往各地新闻媒体单位，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基地实习。
3.3要在国际传播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引领下改造和重塑教师队伍
前面提到由于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因而很难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能力多元化、层次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改变长期以来外语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状况，优化教师队伍，使教师自身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高层次的学历，培养出以英语为主体的多学科专业(新闻、经济、法律等)的复合型专业教师队伍。要以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实现教师在学科和专业立足点上的转化，尽快找到新旧专业间的结合点。可通过自修、培训、访学、参与实践等方式使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优化，从而达到师资队伍自身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孙习成，传媒背景下作为国际传播者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考试刊，2009(31)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1理工文融合
理工文融合——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理学与工学融合——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按2个培养人才的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即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的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的本科生则尽量按“准融合模式”培养。前3年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本科生课程设置按一级学科设置，第4年，环境科学课程设置稍偏向理科，环境工程课程设置稍偏向工科。再兼及一系列人文素养训练，使学生充分理解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权利、义务、责任、价值与尊严如何去实现，建立起道德底线与价值底线，使学生成才欲望更加强烈，向成才目标更加努力。理工文融合——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加强了学生在相关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更加激发了学生成才的欲望，向成才目标更加努力，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2教学和科研结合
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教学要发展，提高科研水平是关键。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教师科研水平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科研，就没有学科发展，对本科生就没有吸引力，也没有高质量本科生；没有高水平科研，教师的水平提不高，也就没有高水平教学；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精神人才，一定要以一流的科研为背景，注重科研对教学的渗透，通过高水平教师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起点的科研促进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队伍也十分重要。目前我院已形成一支以高学历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85%，法国、德国、加拿大博士后各2名，德国、加拿大、日本博士各2名，俄罗斯博士1名。目前，已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项目、中德、中加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100个。由于项目数量较多、级别较高、影响较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全部能够真题实做。硕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5篇以上论文，博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10篇以上论文(至少3篇SCI、EI、ISTP论文)。培养的博士生已有多名在国内大学任教授，部分在国外高校任教。杨春平博士荣获2001年、2002年美国俄亥俄水环境学会第75届、第76届年会研究生科研论文竞赛奖第2名、第3名；硕士生秦肖生、李海英、杨麒、苏小康荣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98级本科生汤琳荣获2001年全国三好学生称号(全国约1225万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仅有100余名生学获此殊荣)；98级本科生汤琳、钟华荣获2001年诺基亚全国大学生“实现可能”创意大赛一等奖；贺迅、李辉、藏津津荣获2004年全国生物多样性最有价值建议奖。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而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3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教师创新研究水平、创新教学能力、发表高水平SCI论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与国内外一流大师、一流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的机会。教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创新研究和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激发、拓宽和提高。学院1997年获环境工程博士点后，开始借助国际合作平台。1997年建成中德环境技术中心，1998年承担荷兰政府UWEP项目，1999年承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目，2000年建立中加能源环境生态中心。2002年建成环境科学博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表了较多高水平SCI论文。近5年600余篇，SCI收录156篇，SCI引用267次；EI收录128篇；ISTP收录129篇。《SCIENCE》VOL301的Highlights对谢争教授等发表在System.Biol.52，283(2003)的论文“Sequenceandstructure”给予高度评价。为了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大师、一流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的交流，近5年邀请国际能源协会主席PeterCatania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JamesJ·Heckman教授、德国Karlsruhe大学Hahn教授(德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刘鸿亮院士等国内外著名专家举办了20多次讲座。
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ino-GermanySymposiumontheWetlandsRegionalizationofEcosystemServicesintheYangtzeRiverBasi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I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ina-CanadaWorkshoponWatershedManage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CIDATier2Project：098/S47074-296)”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IEF及ISEI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r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Z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并与加拿大Regina大学、德国Hannover大学、美国UniversityofCincinnati等20家国际著名大学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4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1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人才培养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本科生按“准融合模式培养”的办学思路。明确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4.2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办学思路。明确了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4.3教学和国际接轨的关系
我们提出了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教师科研的创新研究水平、发表高水平的SCI论文，进而提高教师的创新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学生与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的机会。教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在与国内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过程中，创新研究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激发、拓宽和提高。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
5成果应用情况
5.1与国内著名大学共同研讨
为了做好理工文融合、教学与科研结合、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研究工作，湖南大学虚心向国内各高校学习，目前约与国内30所高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昌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华大学、吉首大学、长沙电力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在如何培养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办学理念，提高了人才培养模式成果。
5.2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通过实践本项目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及国际影响显著提高。曾光明教授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年)、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4年)、中国青年科技奖(2003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高校青年教师奖(2000年)；黄国和教授获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刘云国教授荣获湖南大学师德标兵(2006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湖南大学教学标兵(2004)等。已经培养本科生1700名、硕士生500名、博士生48名，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5.3与企业和政府合作
与企业和政府合作，建设了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示范基地4个：长沙固体废物资源化示范基地、佳宇大气污染控制示范基地、长沙水污染控制示范基地、洞庭湖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示范基地。建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2个：中德环境技术中心、中加能源生态环境中心。
5.4主办国际大会
近5年主办国际大会5次：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ino-GermanySymposiumontheWetlandsRegionalizationofEcosystemServicesintheYangtzeRiverBasi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I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ina-CanadaWorkshoponWatershedManage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CIDATier2Project：098/S47074-296)”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IEF及ISEI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r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Z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
5.5与国际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2)02−0018−04
国际创业目前是国际商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Schumpeter将创造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以及构建新的组织形式等都视为是创业[1]。Knight将创业视为经历不确定性的过程[2]。根据Schumpeter和Knight的定义，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以已有产品进入新市场或者拓展原有市场，销售新产品，开展新业务，拓展新渠道等都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因此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国际创业的过程。Zahra和George(2002)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提出国际创业的整合模型，将国际创业分为国际化程度、速度和范围三个维度[3]。因此本文选择国际化程度、范围来探讨企业国际创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并得出企业国际化创业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线性、U型、倒U型、S型等不同观点。由于对该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对此进行理论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结果。不少研究认为国际化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如通过国际化会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范畴经济与相互学习（Kogut，1984[4]，1985[5]），共享彼此特有的能力或核心竞争力（Hitt等，1997[6]），从而提升企业利益。部分实证研究证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Grant，1987[7]；Delios等，1999[8]）。Gomes和Ramaswamy（1999[9]）认为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国际化程度对经营绩效有正的影响，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深入，其对绩效的影响有一个逐渐递减的边际收益，会呈现出一个正的但边际效率递减的模型。企业国际化在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相应地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外市场，面临着陌生的环境，文化的差异，加之消费者购买心理及偏好的迥异，以及管理、监督上的困难，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学习成本，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部分学者得出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存在负向线性相关关系（Michel 等，1986[10]；Collins，1990[1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明显，真正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因素为企业自身的优势，如Shaked（1986）[12]在针对58家美国跨国企业和43家非美国跨国企业，Buhner（1987）[13]对德国40家企业，Sambharya（1995）[14]对美国53家多国企业进行研究都发现，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Morck和Yeung（1991）[15]在国际化对投资人的价值研究中发现，研发支出与广告支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可借由国际化予以强化，但是国际化本身对绩效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综合考虑企业国际化的成本与收益，以曲线关系来研究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U型关系模型和倒U型关系模型。近年又有学者综合各方面的观点，得出了S型关系。Ruigrok和Wagner（2003）[16]认为企业在国际化早期因为对国外环境的不熟悉，存在着文化差异、资源和能力不足等因素，国际化的成本会高于国际化的利益，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国际化经验的积累，进一步的国际化会对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从而得出U型曲线关系。Sullivan（1994）[17]认为海外市场的扩张可以立即给企业带来正面的利益，但当其国际化程度超越某个点之后，由于协调成本大幅提高、管理日益复杂、组织资源的能力跟不上企业国际化扩张的速度等原因，导致过度的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Hitt，Hoskisson和Kim（1997）[6]认为，虽然国际化可以为组织带来很多利益，但随着国际化的增加，将伴随大量的成本，成本逐渐大于其获取的利益，从而令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出现倒U型关系。Contractor，Kundu和Hsu（2003）[18]对美国103家服务企业研究后发现，国际化扩张存在三个阶段。由于存在国外不利因素、初始学习成本、未达到规模经济等，初级国际化企业随着国际化的开始，企业绩效是不断下降的。对于中级国际化企业而言，由于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的作用，获取低成本的资源，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等，企业绩效随着国际化的扩张是不断上升的。对于高级国际化企业而言，文化距离的扩大，过于分散的市场会产生大量的协调成本，其绩效是随着进一步国际化扩张而下降的，呈现出S型曲线。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不多，且结论各不相同。台湾学者乔友庆、于卓民和林月云（2002）[19]以台湾大型制造厂商为样本，发现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王国顺和胡莎（2006）[20]以329家拥有出口业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发现中国目前制造企业的出口行为对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以出口比例衡量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利率显著负相关。薛有志和周杰（2007）[21]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企业国际化对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鲁慧玲（2008）[22]通过对374家有出口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2005、2006两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验证了国际化程度DOI与绩效ROA（总资产收益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并发现DOI与绩效ROS（销售利润率）之间关系不显著，但方向(正向或负向)与ROA一致，同时计算出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绩效最低时的国际化程度是37%。杨一尘和余颖（2008）[23]以15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国际化程度对公司经营业绩有影响，且当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时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王辉、张俊玲通过对我国彩电行业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化经营，充分融入国际领先的创新环境，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同场创新、合作创新等来提升企业内在的创新能力，借此实现新的绩效增长契机。[24]王福胜、孙妮娜、王虹妹(2009)[25]从沪深两市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行业中选取3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绩效、结构和态度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得出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呈正向线性相关关系，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国际经营的涉入程度来实现提高自身经营绩效的目标。
三、企业国际化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再结合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创业经营的实际，笔者认为，国际化经营的三阶段理论对大部分企业都是适应的，甚至不管是之前得出的线形、U形，倒U形关系都可以在三阶段理论中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契合点，也存在与之对应的解释[26]，只是不同的结论可能正好处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同生命周期中。国际化经营的三阶段理论从增值收益、增量成本的角度为企业国际化创业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纵向的深度解释。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一阶段（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由于交易双方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气候、文化等多方面的先天差异，使得其初始国际化进程异常复杂及不确定，这会大大加大企业获取其市场信息的成本。其次，交易双方因为彼此的不熟悉，双方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的不确定会增加交易谈判与监督履约的成本，预防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也会提高企业事后履约的成本。因此在企业国际化初始阶段，出口导致的增量成本远大于出口带来的收益，从而会使得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一开始呈现负相关。
当企业克服初始阶段的困难，步入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二阶段（Later 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会使得企业的单位增量收益大于其成本，企业绩效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逐步提高，呈现正相关关系。尽管在这一阶段中，企业仍然存在着相应成本的增加，但是企业克服了初始的交易困难，通过熟悉国外环境，加深交易双方的了解，建立更多稳定、信任、长期的交易往来，改变自身在国外市场网络中的位置，形成国外市场上广泛的企业关系网络，从而更容易获取有利知识、优势资源、商业机会，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企业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达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交易成本内部化，这会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获利能力进一步提高，使得收益的增量远大于成本的增量，从而表现为企业绩效的提升。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三阶段（Exce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即企业国际化扩张达到一定程度脱离了国际化经营的最佳状态后，国际化经营的进一步扩大，范围更广，涉及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市场严重分散，文化距离扩大，管理成本加剧，全球市场的协调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成本的增加以及所带来的风险大于企业的收益，企业国际化的进一步加剧会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并且在这一阶段，部分企业因为在享受第二阶段国际化所带来的长期超额收益后或因为本身其他长期的战略追求或企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扩张上反应不够迅速，并不会意识到自身的过度国际化问题[27]，也不会及时采取行动来抑制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的负面影响。
笔者对企业国际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企业在经历第三个阶段后，在国际化的继续扩张过程中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企业对内能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主动式管理，进行相应的内部变革，实现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匹配；对外能对国际经营环境保持高度敏感，从企业所处环境和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并能敏锐地从中发现所存在的机遇，充分把握利用，对企业目前的经营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避免逆国际化发展，并在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企业则会进入一个循环的周期。因此，在企业国际化三阶段后可能存在第四阶段甚至第五阶段，如图1所示。
四、总结及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三阶段理论和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深入地探讨了不同阶段企业国际创业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企业国际创业的初始阶段，国际化经营并不带来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反而使之降低，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在国际创业之前，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本土业务的盈利能否承受初始国际化带来的国外业务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积极地熟悉外国市场，开展充分的前期调查，做好充足的准备。在国际创业的第一阶段，企业应更进一步了解目标市场，熟悉目标市场顾客的喜好，获取更多的经验知识，争取在外国市场构建广大的关系网络，与当地政府部门、经销商、客户等构建强关系连结，并积极拓展弱关系连结，为企业第二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第二阶段，国际化的加深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应充分利用前期的经营成果，提升企业本身的网络能力，并注重改革创新，发现并利用这一阶段的有利机遇，开辟新的市场，拓展新的客户，研发新的产品，并注重本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以适应越来越广大的外部市场，以避免或者延缓第三阶段的负面影响。在第三阶段，国际化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企业则不应该按照原有模式进行经营，应该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主动的超前行动，加大研发投入，保持高度警觉，更好地利用国际经营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政策机遇或商业机遇，从而减轻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在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Schumpeter，J A. Change and the entrepreneu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
[2]F.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1964.
[3]Zahra，S A，Korri，J S，Yu，J F. Cognition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exploita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5，14(2):129-146.
[4]Kogut，B. Normativ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Value-added Chain and Strategic Group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4（15）：151-167.
[5]Kogut，B.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Profiting from Operational Flexibility[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5：27-38.
[6]Hitt，M，R.Hoskisson，H.Kim.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40(4):767-798.
[7]Grant，R.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Among British Manufacturing Compan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7（18）:79-89.
[8]Delios，Andrew and Paul W.Beamish，Geographic Scope，product diversification，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8)：711-727.
[9]Gomes L， Ramaswamy K.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9，30(1)：173-188.
[10] Michel，Allen，Israel Shak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VS domestic corporations: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6，17(3):89-100.
[11] Collins，J. Markham. A market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U.S. firms active in domestic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0，21(2):271-287.
[12] Shaked，Israel. Are multinational coporations safe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6，17(1):75-80.
[13] Buhner，Rolf. Assessing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of West German corpo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7，8(1):25-37.
[14] Sambharya，Rakesh B. The combined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U.S.-bas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1995，35(3):197-218.
[15] Morck，R，B. Yeung. Why investors value multinationa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1991，64(2)：165-187.
[16] W.Ruigrok，H. Wagne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A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3，（43）：63-88.
[17] Sullivan，D. Measuring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 firm[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25(2):325-342.
[18] Contractor F，Kundu S，Hsu C. A Three Stag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e Link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Service Secto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34 (1)：5-18.
[19] 乔友庆，于卓民，林月云.国际化程度与产品差异化能力对厂商绩效之影响：台湾大型制造厂商之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02，19(5): 811-842.
[20] 王国顺，胡莎.企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究[J].系统工程，2006，24(12):80-83.
[21] 薛有志，周杰.产品多元化、国际化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商业评论，2007，10(3):77-86.
[22] 鲁慧玲.中国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23] 杨一尘，余颖.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基于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科学技术与工程，2008，8(15)：4418-4421.
[24] 王辉，张俊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化成长——来自中国彩电行业的成长经验[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3）：312-318.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3-0026-04
[作者简介]李沐纯，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华南理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财务管理。(广东广州510006)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渗透，并对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立足站稳，规模与效率成为根本。中小企业借助于机制灵活、产权清晰、决策迅速、低成本、集群等优势(樊增强，2005；孔泰，2004)，以信息技术利用为契机，同样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大展拳脚。
一、概念界定
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各国主要基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并以定量为主。定量界定包括企业雇佣人数、企业资产和企业经营收入等三方面。在2000年9月，我国经贸委中小企业司提出企业划分标准的最新方案中，将资产总额和年销售额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划分为小型企业，资产总额或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5亿元之间的企业划分为中型企业。
中小企业国际化是近30年来跨国公司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国外学术界的主流刊物上有关研究层出不穷。国际化阶段论流派(Carlson，1975；Fo~gem&johanson.1975；Johanson&Vahlne，1977)将国际化视作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过程。我国学者梁能(2000，2001)提出国际化是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包括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企业自身的国际化。对于选择国际化方式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公司内、外两方面进行探讨，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竞争状况、政府影响、文化、合作伙伴、市场规模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经验、关键资源、公司战略、知识扩散风险等(Hill，Hwang&Kim，1990；Erralnilli&Rao.1993；Osland，Taylor&Zou，2001)。
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借助经济学等基本理论的发展，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主要包括国际化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网络论、资源基础论、互联网影响论、天生全球化理论等。
1 国际化阶段论
国际化阶段论由Carlson(1975)，Forsgern&Johanson(1975)，Johanson&Wiederheim-Paul(1975)，Johanson&Vahlne(1977)等为代表的北欧学派提出。该学派借助于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企业国际化视作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过程。企业资源投入量在阶段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增加，对海外市场信息渠道的控制能力逐渐增强，同时不断地获取、整合及利用国外市场的相关知识，逐渐进入“心理距离”越来越大的市场，从而保证在最小的不确定条件下获得最佳商业机会。部分学者针对该理论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有Bilkey & Tesar(1977)对美国威斯康星中小企业出口行为的考察；Johanson and Nonaka(1983)对日本企业出口战略的经验研究；Ali&Camp(1993)对阶段论模型进行的检验也表明该模型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George(2000)运用结构方程以美国68个中小企业为样本，得出企业国际化步骤的系统性与国际化表现和绩效正相关，呼吁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遵循系统化步骤，例如动机和战略规划、市场调研、市场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对意外和困难的规划和补充战略等。
2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T.WeHs(1983)在19世纪80年代指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将国家市场特征与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小市场需求服务为目的，充分发挥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成本与低价格优势，并有效利用“民族纽带”进行跨国投资，使得在多层次、多元化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即使存在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等劣势，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1983)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变动的过程中，集中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的技术创新往往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些创新活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同样可以构筑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3 网络论
约翰逊和麦特森(Johanson and Mattsson，1985)等学者认为，国际化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建立、发展网络关系，因为企业在国际生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国际化的程度。处于天然网络之中的中小企业为了开展国际化经营，就必须与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及政府组织建立并保持持续、动态的联系，并在共同学习过程中进行拓展、渗透与整合。例如，通过与新市场上的国外企业建立关系，实现国际扩张；或者通过与国外已有网络加强协作，实现渗透；也可以通过完善自己在不同国家网络中的地位，实现国际性的整合。
国际化网络理论借助于网络的概念，强调在市场网络中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对国际化产生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成果见表1：
4 资源基础论
沿着Penrose(1959)开创的资源基础论，许多学者以中小企业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Bloodgood(1996)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与累积的有形、无形资源储备有直接关系。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资源储备的企业比其他竞争者更具优势，更易国际化。Karagozoglu andLindell(1998)研究了美国34个小型科技企业，发现44％的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和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44％的企业存在收集国际市场信息的困难；32％的企业与国际竞争者相比存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困难，从而意识到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是小型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并进行了讨论。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小企业也拥有一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其中，企业家能力是中小企业国际化资源基础中的一个重点。不受国内常规导向束缚的中小企业，比那些束缚较长时间后再进行国际化的竞争对手表现更为出色。
5 互联网影响论
以Internet为代表的网络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使得其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成为近些年一个新的研究热点。Internet技
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企业改进与海外顾客的沟通方式，便于企业接近目标顾客，克服心理、运行、组织和市场障碍(Hamill&Gregory，1997)，因此，使一些中小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国际化经营。Bermet(1997)、Kalakota&Whinston(1997)等通过深入研究，将Internet在降低国际市场开拓成本方面的功能归纳为六方面：低成本存储大量信息；强有力却又价格低廉的信息搜索、组织和传播手段；根据需要提供交互式信息；提供给顾客生动的产品体验；作为交易媒介；作为某些特定产品(如软件等)的在线销售媒介，降低卖方的进入成本。这些优势帮助企业把产品销售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向不熟悉的市场渗透，树立国际化意识，避免建立海外销售分部和免于受国外文化和商业习惯的影响。Hsieh&Lin(1998)的研究还表明，Intemet还有助于小企业建立有效的企业合作联盟，帮助小企业实施有效的全球化战略。
6 天生全球化理论
近10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天生的全球化企业现象(相关研究成果见表2)。例如，Oviatt&McDougall(1993)的研究表明，借助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近10年来许多中小企业从成立之初就活跃于全球市场，利用多国资源向多国销售并从中积极寻求竞争优势。总体说来，这些被学者们称之为的“Innate exporters”(Ganitsky，1989)、“Intemadonal new venture”(oviatt&McDougall，1993)的主要特征，就是销售中相当部分收入来自国际市场。国际化速度与程度成为定义天生国际企业的主要参数。
三、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开放边境互市贸易，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放宽企业自营进出口管理及通讯技术和设施变革等，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热潮。与实践发展相映照，国际化逐步成为国内管理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大量的著作和文献涌现，经过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早期国际化研究以描述和引介国外理论和观点为主，大多数文献停留在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动因、条件、影响因素、模式等方面的浅表层次的分析与探讨，定性研究多，定量和实证研究缺乏，多数研究泛泛而谈，缺乏深度。第二，2003年以后在我国的高层次学术期刊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国际化环境角度，如研究企业集群、地方政府的作用；国际市场战略，如OEM、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方式或进入模式战略以及国际战略联盟等；解释国际化过程的适用模型，如对国际化阶段模型适用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国际化成长中体现的共生、群居、独居等模式；应用创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关理论解释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创业或国际化新创企业现象。主要研究结论见表3。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樊友乐和尹柳营(2001)、廖勇凯(2004)、黄兆银(2005)、尹红欣(2006)、韦昌鑫和冯德连(2006)等对欧盟、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国际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发展和政府支持两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一些可借鉴的做法。
四、结论与前瞻性研究
当前，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无论在国际还是我国学术界都相当活跃，研究角度和领域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制度、文化、社会网络、营销、企业家和创新等，非常广泛。不同领域或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程度解释，但也存在较多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1 当前关于国际化的研究绝大多数针对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所选取的数据也大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企业研究在国际主流杂志上还十分鲜见。
2 对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研究仍占主流，由于数据资料可取得性、代表性等的一系列障碍，使得针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经验研究与定量考察不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049-02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教育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家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发展到今天，全国已有新闻专业和传播学硕士点数十个、新闻博士点十多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上万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流合作亟需加强，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须加大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而国内部分以培养优秀国际传播人才为重要办学目标的高等院校都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不同程度的探索。
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
（一）办学模式的创新
国际新闻传播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办学模式的创新。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五所院校采用了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别于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体制，且不同于西方新闻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主导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投入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此，国内的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其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新社等6家媒体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解决了教育与媒体实际工作相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教育部门的老问题[1]。而这5所院校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制定并实施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
（二）依托本校资源，发挥“外语”与“新闻”的优势
国内高校依托本校的教学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分别是“外语（新闻）”，“新闻（外语）”，以及“外语新闻”。其中，“外语（新闻）”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偏重外语教学，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2年的基础语言学习，然后采开始接触各类用汉语或者外语开设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课。在此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语言水平能达到较高水平，借助这一优势，并结合新闻知识，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厦门大学采用的是“新闻（外语）”这一模式，在优秀的本科教学背景下，厦门大学尤其注重新闻专业课程以及人文学科课程的开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国内众多媒体中担当编辑，记者，以及管理人员，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外语新闻”模式，即外语与新闻并重，其典型则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入学后进行一年的外语学习，然后进入新闻相关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则加入国际新闻采访、编译、写作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语言水平上要比普通的新闻专业学生要高，而新闻素养则比一般的外语专业学生要好，具备这种素质的学生往往深受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社等大型媒体的青睐[2]。
（三）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的日益优化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课程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5所高校针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需要，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过程中尤其突出英语新闻采编、国际新闻采编和多媒体采编等课程，将新闻理论、采访以及英文写作融于一体，使学生具备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实际动手能力，且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英文采访与报道奠定基础。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媒介界限日益模糊，新的传播手段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传媒迫切需要能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国内外环境，以及融合媒介特征和综合性采编方式的全能新闻人才[3]。为适应这种趋势，国内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旨在培养通晓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掌握媒介融合规律，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传播问题，适应传媒，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高级传播人才，开设《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新闻编辑》、《媒介融合与新闻实务》等主干课程。
另外，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保证。为此，不少国内高校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不再限定为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它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学生完成的新闻报道和实习实践成果的研究报告。采用“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高。
（四）师资队伍向业内延伸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教育发展和改革全局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复合型师资队伍之上的。“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是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教师以外，聘请具有海外和进修经历、外国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等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传媒大学称得上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典型，聘请新闻业内人士，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同时具有较高外语素质的教师。此外，还聘请国内外各大新闻机构的主编，优秀记者，制片人，编导等举办各种讲座，让学生真正接触到新闻界的精英，丰富其阅历，为未来的新闻从业道路做好铺垫。
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设置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不少院校已开设国际传播专业，而在教育部的培养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一专业名称，有的在英语语言专业名下，有的挂靠在新闻专业名下，还有的则挂靠在中文专业名下[4]，这一现状并不利于国际传播专业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兴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类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法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西班牙语节目主持）、英语（国际新闻）等专业，由于专业方向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将外语与新闻课程实现融合，充其量只是叠加在一起。由于该专业培养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熟悉对外传播规律，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汉语两种语言从事播音与主持及语言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培养不能忽视。同时，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也要加强，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这两大模块并没有有效融合，由于没有统一的专业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给“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师资队伍建设是优化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的关键，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根基所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求其教师队伍具备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所配备的师资队伍上来看，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仍占据多数，他们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是缺乏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及实践经历，而真正具有媒体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教师并不多。这不仅导致教育与实践相脱节，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中去，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三、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国际传播人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列为我国未来广电行业第三大紧缺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专业设置问题的路径：树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提高专业课程内涵和质量
高校应将学科与专业同步发展，“将专业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形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有效地为本科专业建设服务，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构建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声誉与竞争力”（唐纪良，2008）[5]。
（二）课程设置问题的路径：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国际传播专业过于杂乱，需要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等，以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性和层次性。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以及国际视野的提高
此外，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加强课程内容的融合[6]。媒介融合趋势对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另外，为顺应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国际传播人才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文语言文字能力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中英文口语表达与文字组织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具备从事国际传播业务能力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人员的国际流动，教育的国际合作等等都使得如今的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J].现代传播，2009（5）.
[2] 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J].当代传播，2010（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2 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构建
金融市场收益序列方差的时变性或异方差性已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具体可根据相关统计量进行检验），也因如此，本文所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将建立在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理论基础上。对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建模，容易想到Bollerslev提出的异 方差GARCH模 型 和Taylor提出的SV模型，根据Joans［18］与余素红和张世英［19］对两类模型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比较可知，包含随机波动变化的SV类模型在样本拟合和随机模拟上均优于GARCH类模型，故本文选用SV类模型为基本的均值溢出与波动溢出度量模型，并参考多元GRACH过程把SV模型扩展为多元随机波动模型，引入波动传染项，也称风险传染项，进而构成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过程如下：首先，结合市场间均值溢出效应和SV模型构建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均值方程为：考虑到i市场第t期价格收益yi，t的波动hii，t主要受前期市场波动hii，t－l、该市场微观结构Mi，t－1（Jun［20］对SV模型中微观变量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证明了提前一期的微观变量更具备理论价值）及其他市场前期风险传染项hji，t－1影响，其中j≠i，据此构建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波动方程为：笔者认为影响市场间风险传染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前期风险传染大小和风险传染对应两个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原因是：风险传染类似波动存在集聚效应（该结论在实证部分能得到验证），故与风险传染前期大小有关；风险传染发生是源于其他市场收益的波动，因此与该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有关；而与被传染市场已实现波动有关是因为被传染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大小将影响风险传染效果的强弱，所以存在以上关系，即风险传染项hji，t受前期风险传染hji，t－1以及风险传染中两市场前期已实现波动yii，t－1和yjj，t－1影响。考虑风险传染的随机效应，引入风险传染新息项ηji，t，进而构成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风险传染方程为：根据模型构建可知，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共存在三类新息项，即均值方程新息项、波动方程新息项以及风险传染方程新息项，结合SV模型和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对其假设如下：假设1 相同市场的均值新息项与波动新息项间相关系数，以及不同市场的均值新息项和波动新息 项 间 相 关 系 数 均 为0，即cor（εi，t，ηii，t）＝ 0，cor（εi，t，εj，t）＝0，cor（ηii，t，ηjj，t）＝0。假设2 风险传染方程新息项与均值方程新息项及波动方程新息项相关系数为0，即cor（εi，t，ηji，t）＝0，cor（ηji，t，ηii，t）＝0，cor（ηji，t，ηjj，t）＝0。结合以上均值方程（1）、波动方程（2）以及风险传染方程（3）就构成了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考虑一般两市场情形，构建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如下：对于一般的随机波动（SV）模型由于存在双随机变量，经典的极大似然方法无法求解，而本文为了对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染进行有效测度，又引入了一个属于潜变量的风险传染项，故用于求解SV模型的伪似然估计和矩估计方法都无法一次性对其有效求解。因此，文中将选用对模型设定要求不强，并能有效求解潜变量的方法———基于贝叶斯推断的马尔可夫蒙特卡罗（MCMC）方法对新模型进行参数求解，具体见第3节。
3 基于MCMC方法的模型一次性求解
Meyer［21］对 利 用 贝 叶 斯 马 尔 可 夫 蒙 特 卡 罗（MCMC）方法求解SV模型进行了详细阐述，证明了该方法相比伪极大似然估计和矩估计方法在稳定性和精确度上均有所提高。其后，Jun［20］进一步完善和扩展了SV模型的MCMC迭代求解方法。结合上述文献中MCMC算法的求解原理以及卢斌和华仁海［22］用MCMC方法求解潜变量的启示，本文提出以下基于MCMC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参数求解方法，方法以两市场风险传染为例，多市场风险传染模型的MCMC方法求解类似，仅复杂程度不同。首先，把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中均值方程，波动方程以及风险传染方程转变为如下形式：根据首期无风险传染假设，则有：h12，1＝h21，1＝0，进一步可计算两市场波动初始值满足：根据上文对均值新息、波动新息以及风险传染新息的相关系数假设有：通过以上联合分布的构建和先验分布的设置，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参数及潜变量就可以在贝叶斯分析框架下使用Gibbs抽样器从待估参数和潜变量的联合后验分布 ［θ，Y｜X］中进行抽样和推断。因为Gibbs抽样是一种迭代抽样方法，当迭代次数趋于无穷时能确保抽出样本就是原来待估参数和潜变量的联合后验分布，具体计算可使用BUGS进行。限于篇幅，模型后验分布推导以及算法迭代步骤文中没有详细给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当然，利用BUGS软件进行编程和计算上述分析也足够了。以上构建了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及其基于MCMC算法的参数一次性求解方法。当存在多个市场时风险传染模型可类似构建，同时MCMC求解步骤不变，但完全条件概率和后验密度分析存在一定差异。
4 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
4．1 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的期铜为研究对象，运用本文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对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进行实证，原因在于：沪铜上市早（1993年）、成熟度高、国际影响力强（交易量居世界前列，亚洲最大期铜交易中心，其中2009年成交量超LME期铜居世界首位）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用SHFE期铝和LME期铜进行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的测度和实证，原因在于：我国金属期货均于SHFE市场交易，影响沪铜价格的金属期货可能有铝、锌、黄金、螺纹钢、线材与铅，但后五种金属期 货 上 市 时 间 较 晚 （2007年 后 上 市），无论市场规模、交易量以及流动性都较小，对沪铜影响小，因此本文仅选用沪铝进行场内风险传染 实 证；其 次，LME交 易 所 拥 有 国 际 期 铜 定 价权，交易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故选择LME期铜进行沪铜场外风险传染实证。可同理引入其他期货交易所期铜与SHFE交易所其他金属期货进行沪铜场外与场内风险传染实证，其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及MCMC求解方法不变。数据选自2003年1月2日至2010年12月16日沪铜连三、沪铝连三与LME期铜三月连续价格收益对数差分形成的复合收益率序列，及其成交量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保 持与LME市场 三月期连 续 数 据 一 致，剔 除 两 市 场 节 假 日 交 易 数据，其中成交量为微观结构，最后得到1817笔同日期的交易 数 据 （虽 然 两 市 日 交 易 时 间 完 全 错开，但笔者认为其对长时间跨度的低频数据分析影响不大）。三个对数收益率时间序列经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序列，基本统计数据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知：沪铜、沪铝与LME期铜的对数收益率序列均不为标准正态分布，存在一定的尖峰厚尾特征（可把均值新息项的正态分布变为学生T分布进行厚尾处理），三个时间序列滞后一阶自回归残差平方的Ling－Box Q统计表明均存在ARCH效应，合适异方差的GRACH和SV建模；由均值和方差大小可知，三个期货市场收益和风险正比关系明显，其中来自收益波动的非随机风险LME期铜最大。根据表2和表3的交叉相关系数可知：SHFE市场1期领先沪铜与当前沪铝的相关系数显著；SHFE市场当期沪铜与LME市场滞后1期期铜的相关系数显著，由此可知：沪铜场内和场外存在均值溢出现象，其滞后期为1，故均值方程可设定为滞后1阶的VAR形式。
4．2 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与分析
分别对沪铜和沪铝以及沪铜和LME期铜构建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进行沪铜的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模型求解采用文中构建的MCMC迭代算法，迭代过程由Gibbs抽样实现，分别进行5000次迭代，直到每个系数的迭代结果都趋于稳定，再由最后1000个迭代数据均值进行贝叶斯推断，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
由上表可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均值方程系数可知，市场均值溢出中沪铝对沪铜以及沪铜对LME期铜的风险传染很小，且在95％的置信区间内影响关系正负不定，沪铜对沪铝以及LME铜对沪铜均存在均值溢出的风险传染，但后者数值较小仅为0．0536，该结论与交叉相关系数结果正好相符，同时也验证了市场间风险传染主要来自随机波动溢出而不是非随机均值溢出效应的结论［14］，而沪铜对沪铝均值溢出影响大的原因与我国期货市场形成及投资者背景有主要关系。（2）根据波动方程系数可知，沪铜市场受沪铝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小且为负值（－0．0259，其原因将在后文结合图形进行解释），沪铝市场受沪铜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相对较大（0．0670）；沪铜受LME期铜风险传染影响系数高达0．1258，而LME期铜受沪铜风险传染的影响仅为0．0653，这反映了沪铜在国际期铜定价中影响还相对较小。根据波动新息项方差系数可知，沪铝随机波动性最大，沪铜次之，LME期铜最小（可见图1和图3），这恰恰与非随机收益的波动相反，具体原因笔者认为与市场成熟度、市场参与者构成以及政府政策出台有一定关系，如国内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成分高、政策出台机制不够完善等，这些都能导致期货市场较大的随机波动。（3）根据风险传染方程系数可知，风险传染项主要受波动源市场的影响 （c122和c211值相对较大），受前期风险传染影响 （c12和c21）较小。风险传染项与被传染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关系在沪铜和沪铝的场内传染中呈正相关（和c222），而在沪铜收益的已实现波 动 与LME期 铜 的 风 险 传 染 中 呈 负 相 关（－0．1166），笔者认为这与沪铜和LME期铜之间替代性、沪铜与沪铝的同宏观环境变动有一定关系。但其中沪铜对LME期铜的风险传染受LME期铜收益波动影响较大（0．5786）以及与其他场内风险传染不一致的现象还有待深入探讨。根据MCMC方法的求解结果能进一步得到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中时变波动项和时变风险传染项，具体如图1—图4所示，图中实（粗）线和虚（细）线分别对应y1，t和y2，t的时变波动与时变风险传染，其刻度分别为左边坐标轴和右边坐标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