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新挑战
(一)从参与网络文化的主体构成来看，青年人的网络社会化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潜在影响。当前网络媒体主要的宣传、传播、引导的对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年轻受众。他们是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希望所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有活力、最积极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所蒙蔽和利用的一代，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最难于引导、说服和教育的一代。由于网络提供的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虚拟社会，对于青少年来说，它很难形成像现实世界那样强烈的社会规范，在网络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很可能附带网络影响的消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建设还应包含建设主体主体意识的培育，它加大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改变了以往人们文化的传播途径，要求将社会的主流文化传递给青年个体，使个体接受主流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从网络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看，它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全新课题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网络参与。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人们表达意愿渠道、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功不可没。同时，又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引领网络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何净化网络环境，如何更好地加强网络管理，回答这些问题是新时代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引导网络文化，强化网络管理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上网群体与不上网群体的构成看，易形成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和谐社会建设我国互联网分布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是十分严重的。尽管我国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省份，以及直辖市，互联网水平发展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水平发展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是第一资源，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政府机关和大型的工作人员等一小部分人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管理资源，而且还掌握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信息资源。而其它较低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很难参与到网络文化中来。这不利“五个统筹”的实现，更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和谐网络: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加强虚实和谐建设
对虚拟现象的认同，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如前所述，网络和谐社会是是建设现实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和谐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执政者转变执政视角，从关注现实中的社会建设转移到现实和谐和网络和谐的共同建设。在信息化建设的今天，领导干部不关注网络社会的呼声和网络文化的建设，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和谐社会建设，就不能彻底地、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
(二)倡导和谐管理
首先，“和谐”表示不同事物“相应”且“配合得当”，多种要素相统一，本身蕴含着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灭异，这就要求执政者对网络管理抱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的积极态度。其次，要认识到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定会在网络上显现甚至被夸大，另一方面，网络管理和网络文化的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理论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治国理想和治国方略的一次大飞跃。
二、例子:美国参议员联合新闻会的网络分析
图1展示了在2008年左右，美国参议员之间共同参与新闻会的网络图。［43］图中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位参议员，每一条线代表两个参议员共同参加了一个或者多个新闻会。在此例中，我们通过研究这种共同参与关系来研究参议员之间的合作和支持。表1列出了美国参议员共同参与新闻会在个体、群体和网络层次的基本特征。简要起见，在个体层次只列举前20名参议员。中心度(Degree)反映的是个体拥有的关系数量。Clinton(即希拉里•克林顿，前美国国务卿)在该网络中最中心，和41位其他参议员共同参加过新闻会。Obama(即贝拉克•奥巴马，现美国总统)排名第六。Biden(即约瑟夫•拜登，现美国副总统)排名第14。密切度反映的是个体与其它个体之间的紧密程度(数学定义上，与其它个体的最短连接距离的总和成反比)。就其而言，Clinton也是傲居榜首。说明她只需要通过很少的中介就能够连接到其他参议员，反映了她潜在的网络动员能力。中介度反映的是个体担任其它个体间连接桥梁的作用。就其而言，Clinton还是居先。说明许多参议员需要通过她才能连接到其他参议员，反映她在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一般来说，中心度、密切度和中介度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也不尽一致，因为它们测量的是个体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的不同方面。关于网络术语的具体界定，可参见和Faust的著作。［44］在群体层次，由于本网是无向网，因此所有的关系(468个)都是双向关系。该网中有封闭式三角关系(即三个个体间互相连接的)712个。各类集团(即成员之间相互具有连接的团体)若干，包括6人集团13个，7人集团6个，8人和9人集团各1个。所有的参议员都可以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91人的大集群。在网络整体层次上，连接性(Density)，反映的是观察到的关系数占所有可能存在的关系数的比例。本网的连接性是0．11，说明只有11%的可能关系在本网实现了。中心性反映的是关系数量在个体间分布的不平等性，一般用0到1之间的分数表示。该网的中心性是0．35，偏低，说明关系的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少数参议员垄断大部分的关系连接。传导性反映的是封闭式三角形关系的可能性(通俗地讲，就是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可能性)。该网的传导性是0．31，说明有共同合作对象的两个参议员之间并不是特别可能存在合作。社会网络分析的另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比较个体间关系连接结构的相似度和进行分组。如果两个参议员具有类似的社会连接，它们的关系结构相似度就高，也表明他们可能属于同一个小群体。因此，可以根据连接的相似性，通过阶梯型分类法对成员进行小组。在上文例子中，参议员4和5的关系连接最类似，因此他们被归为一个小组。参议员14和48的关系连接最类似，他们被归为另一个小组。然后，这两个小组的关系结构又最类似，他们就被整合成为一个大组。如此反复，我们可以将所有参议员分成不同的小组。整体上看，这些参议员可以划分为三大群体。社会关系的形成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社会关系的形成可以基于两方面的成因。一方面，人们可能倾向于和具有优势社会经济地位和特定人口学特征的其他人建立关系。比如在政府工作中，职位低的人员可能会更多地向职位高的人员请教，工作经验不足的可能会更多地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请教等。再比如，同样背景(性别、学历、毕业学校、政党和籍贯等)的个体间也可能更容易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关系的建立具有内生性。比如，朋友的朋友也可能是朋友。这种传递式的朋友关系会导致网络中呈现许多闭合式的三角形关系。表2列出了用随机网络模型(ERGM)分析参议员联合新闻会网的结果。使用的软件是R中的软件包。［45］结果中的系数是对数机率比。模型一只包含了背景变量。其结果说明，与相比，共和党的参议员更少地参与联合新闻会，独立身份的参议员没有差别。相同政党的参议员并不比不同政党的参议员更多地一起召开新闻会，这可能是由于参议院中的组织结构以跨党派的委员会为主，所以新闻会经常是以跨党派的形式出现。但是，来自同一州的参议员明显地比来自不同州的参议员更多地联合召开新闻会，说明同州的参议员由于相同的地区利益有更多的合作。第二个模型中加入了三个内生性的网络结构。闭合式三角形反映的是传递性合作关系，即如果参议员甲和乙有合作关系，甲和丙有合作关系，那么乙和丙也可能有合作关系。开放式三角形(也称两步连接，twopath)反映的是非传递性的关系:即使参议员甲和乙、甲和丙各有合作关系，但是参议员乙和丙却没有合作关系。加权关系数反映的是关系分布的均匀性。模型二的结果表明，这个网络有较多的封闭式三角形，反映了参议员的合作关系具有传递性。但是没有统计证据表明这个网络具有显著不同的开放式三角形或者关系分布非常不平等。另外，加入这些内生性的网络结构并没有显著改变模型一中发现的党派效应和同州效应。共和党还是相对较少地共同参与联合新闻会，同州比不同州的参议员还是拥有更多的合作。根据模型拟合度来看，模型二相对较好。
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认知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上述人际关系类型，结合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等情况，我们设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21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试图通过调查得出现代大学生心目中应该重视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考虑到当今社会中所谓的“拼爹”观念盛行，我们在问卷中先预设了三个关于“拼爹”的问题，用以考察大学生对该问题的相关态度。经过前测和优化，人脉关系被调整为23种，每个问题设计了6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说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性别、来源地、年级、是否做过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驻新乡五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总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结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选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个专业，然后从每个专业中任意选择一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平均每个专业分配25份问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对预设问题的调查结果解读
问题一：有人认为现在是个“拼爹时代”，你认为？该问题的设置是为了考察大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从结果来看，认可（36．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正确”和“正确”）明显高于否定（21．5％的学生选择了“不正确”和“很不正确”）的认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达41．6％的学生选择了“说不清”。问题二：“拼爹时代”中的“爹”你认为是（可多选）。对于“拼爹时代”所谓的“爹”，“用得上的关系户”认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选“有钱人、有权人、用得上的关系户”（26．4％）。或许大家觉得“有钱人”、“有权人”可以是“用得上的关系户”，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对自己有用，就应该受到重视。问题三：与我无关，主要还得靠自己。该选项意在考察学生对将来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时的一种态度取向。结果显示，作为相对高素质的大学生，被调查学生在靠自己发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绝对大的比例（68．2％）。说明关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还是自己。同时四分之一强（25．9％）的学生选择“说不清”，说明大家对当前个人决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处于矛盾之中。
2．对各种人际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的分析
我们将问卷中的问题按照“重要”与“非常重要”选项选择结果合并解释为“相对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与“最不重要”选项解释为“相对不重要”。通过对比发现，排列前6位的人脉关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心目中这些人脉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与相对不重要性是非常稳定的。后面的人脉关系相对有些错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显，基本上都在相邻或隔一个位置的顺序上出现，说明大学生对这些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有细微的分歧，但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因此，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尝试着将大学生心目中的人脉关系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家人”、“同学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识的亲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上大学前的同学”6种人脉，认为相对重要的超过了六成人数。与预料一致，家人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不管是在哪个领域，说明最直接的血亲浓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无以替代。各选项中，“说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这相对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显然不成比例。选择前者的学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对自我顽强奋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个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证明了学生对于这种纯粹友情的珍视和对这种关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认可。“舍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除了家人，还会有谁能够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这种感情是永远难以割舍掉的。可能因为调查对象是大学生的缘故，大家对“有知识的亲戚”的信赖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预料，彰显了学生对知识重要性的认可与依赖。尽管当前社会现实日益证明“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不靠谱，但相对于当前日益异化的社会来说，知识的力量永远是正作用。金钱和权力只能给予你一时的帮助，而有知识的人对一个人的指导、示范或塑造作用影响的是人的一生。“共同爱好”是大学生走到一起寻找快乐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运动、郊游、看球赛、打游戏、去图书馆等等，这些爱好为彼此之间的大学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很多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此类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数学生的认可。作为曾经在一个“战壕”内艰苦奋战的“战友”，53．2％的学生依然惦记自己原来的同学，认为比较重要。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发小（问卷后面的列举中很多人列出）、小学、初高中同学。这份感情的确值得珍视。第二大类以相对重要性比例在半数（班主任或班级导师为49．6％，这里视作半数）及以上、六成以下为标准，包括“专业课老师”、“有权的亲戚”、“上大学前的老师”、“恋人的家属”、“班主任或班级导师”5种人脉。作为专业课老师，我们在看到结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会在学生心目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真的有些不安。当前社会外在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强，能坐冷板凳的人实在太少了。结果还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相对重要，一来说明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很看重，二来也说明学生比较认可专业课教师的授课等相关能力水平。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权贵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权的亲戚”得到大学生的重视绝对无可厚非。
众多的“萝卜招聘”现象无不强烈昭示着现代社会依然是有权人的天下。上大学前的学习生涯在中国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历程，学生们由几乎一无所知经过老师们的不断灌输，掌握了考上大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恋人家属”选项是前测结束后增加的，数据（51．1％）显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学生的认可。现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级导师”，通常由专业课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学生们专业学习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益。但这样往往容易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更畅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师还是非常负责地去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的。所以调查结果（49．6％）显示该角色的认可度比较好。第三大类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为标准，包括了“辅导员”、“有钱的亲戚”、“邻里”、“老乡校友”、“院系领导”、“大学其他同学”、“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种人脉。“辅导员”的角色在当前的高校当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和辅导员相联系，甚至学习也受其很大的影响，为之“翘课”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结果显示认为相对重要的占了相对多数（44．2％），选择一般的占了35．6％。在将来的社会中生存，得到“有钱的亲戚”的支持和帮助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43．9％的人选择了“一般”，41．5％的人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说明在大学生的心目中，金钱的力量在考验着大家的生存观念。只有10．9％的学生选择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国是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曾经那么亲切与和谐。然而现在社会的转型使得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部分异化，尤其对城市社区里生活的学生来说，邻居之间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邻里关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老乡”这个词曾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词汇，老乡彼此之间的照顾感觉很贴心。随着大规模的扩招，大学内老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间的感情和关系就显得淡漠起来。45．2％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选择了“重要”，地缘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院系领导”之于大学生的重要性，从结果来看，36．1％的学生选择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认为“一般”（39．6）的学生比例。事实上，从培养和就业的角度，院系领导对学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从课程设置和就业推荐等方面显示出来，不过学生似乎觉得影响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学中的其他同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高达52．1％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重要性一般。学生会干部似乎是积累人脉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数（47．9％）的同学认为这种关系对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从“重要”（28．7％）与“不重要”（10．8％）的对比来看，还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证明可用之处还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类，重要性认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课老师”、“加入社团的朋友”、“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普通朋友”、“经常交往的网友”5种人脉关系。“公共课老师”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太好，事实证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选择相对重要的学生比例（26．7％）超过了认为相对不重要的学生比例（20．4％）。另外还有5．2％的学生处于纠结状态，表示“说不清”，近半的学生（47．6％）选择了“一般”。这里面的原因不应该单单归结为教师的问题，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等因素也是影响学生评价的重要方面。大学生社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相关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加入社团的朋友”的重要性认可度一般（51．5％），或许很多人进到社团之中更多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相关能力，而对于结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对较淡。当前大学生社团日益权力化和势利化趋势也对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响。对于“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多数人（48．1％）持中立态度，否定（23．8％）与肯定（22％）意见基本持平。显示目前的学生对这种人脉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太自信，毕竟在社会职场中这种关系相对较淡。区别于同学，大学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经过一定交往，彼此之间会成为“普通朋友”，但这种关系因缺乏长久的联系而相对较淡。但其中有17．4％的学生认为这种关系还是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帮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网友”在当前信息时代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很多人素不相识，通过网络聊天结为朋友。但大学生对这种关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认可度。即使设定为“经常交往的网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脉序列的最后一位，这种结果值得思考。
3．大学生总体信息的意外与正常结果
当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学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探讨，我们在调查时特地强调了按所选专业的男女生比例来发放问卷。可能这次调查的工科院系相对较少，女生比例大些还可以理解。但结果显示，总体比例中女生高达63．7％，的确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类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数据再次证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确有些失常。相对于男女生比例，对于普通高校来说，农村生源占据了77．8％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学生应该全是90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数据却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仅仅为8．2％。统计显示，来自城市（包括县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独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只有26人是独生子女，仅仅占到3．47％。
三、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及网络构建
（一）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
第一大类6组人脉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识的亲戚”两组，其他4组全是大学生同龄人，而且都是贴心和亲近的朋友关系，凸显了大学生对同代人中具有亲密友情的人脉的深深依赖。而前两者都具有血缘关系，家长最为亲近，亲戚也血脉相连，这种血缘人脉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亲情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而有知识亲戚的重要性远高于有权和有钱的，突出了大学生潜意识中对知识的高认知心理。第二大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学生的长辈，而且其中包含了3组老师人脉。从第一层最为核心的血缘和友缘人脉过渡到第二层的长辈人脉，可以看出大学生似乎对这些人脉有某种直接而强烈的内在需求，老师提供知识，有权的亲戚或许可以提供岗位，恋人的家属则可能提供将来最为重要的家庭基础。第三大类的人脉则表现了大学生的一种纠结心态，这些人脉看起来不很重要，却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辅导员”在大学里基本上掌控了学生可以获取的除知识外的其他所有资源，但许多普通学生又的确与之打交道不多。“有钱的亲戚”在当今“众多大山”的社会里或许可以提供最为“万能”的支持。远亲不如近邻，“邻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远不该忘记，但人们虽然对于现今社会“防盗门”的社区生态防盗功能不敢过于相信，但它隔开邻里亲情却作用明显。“老乡”，曾经多么亲切的称呼，现在却偶尔要提防，因为太多，否则最容易出现问题。“院系领导”本该令人尊敬，但现今的行政化大学时代，他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尽管本应是但绝非领导的中心，所以他们似乎有些遥远。“大学其他同学”太多了，想要记住真的很难，但当他们帮助自己的时候真应该心怀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吗？“学生干部”好像早已适应了钩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态而忘记了这里是服务学生的。最后一层的人脉关系似乎显示了无关紧要的感觉。很遗憾，“公共课老师”被大学生放到了这一层，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语吧。大学生社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则“加入社团的朋友”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人力资源理论中似乎强调“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层及以上人脉，但大学生将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较难理解。“普通朋友”和“经常交往的网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吧，否则他们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对大学生人脉网络的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类人脉关系可以称为心理依赖层，显然其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地位。第二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存支撑层，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活辅助层，这些人脉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许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为重要的帮助。第四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社交边缘层，这些人脉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学这个时代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难以体现也无从考量，至少从数据上显示其地位如此。
二、注重方法创新，拓展教育渠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网络文化建设新路径
方法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学校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网络媒体教育传播方式，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播和践行的网络空间以及舆论引导制高点。通过创新网络平台等教育和传播途径，努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有效发挥各部门积极性，打造网络新平台。在校级层面，重点打造五大平台，即新闻资讯类网站“成电新闻网”、综合服务类网站“学生之家”、聚合类网站“成电新媒体联盟”、导航类网站“成电导航网”、视频类“影像成电”等网络文化创作、教育和传播的系列平台。同时，基于学生学习科研和思想交流等需求，研发和应用“面聊”APP手机移动终端应用程序，面聊软件坚持“去面聊，趣发现”的指导思想，设置了荣誉勋章、讲座抢票、课程查询及评教、志愿服务、新生天地、就业抢先看、奖助勤贷申请、安全伴我行，有效地将生活服务与思想教育引导有机结合；学校的各职能部门积极进行微平台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传播，如党委组织部开发的“成电先锋”APP手机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将微党课、网上组织生活、互动讨论等融为一体，图书馆“书香成电”和“掌上图书馆”、档案馆“成电往事”微信平台等进行立志成才教育引导和传播；在学院层面，创建学院新闻网、微信平台、辅导员和学生微博微信等，如UESTC信软、资环港梦想湾、掌上大政管、青春生命等学院微平台。这些院校两级网络平台大力开展主题性、微细化、互动性的文化活动，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教育和践行的新渠道。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开辟网络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等各类网络学习资源，开设以社会热点为主题的微讲座、播放微电影等方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体式教育和传播，实现课堂上下、校园内外的互动结合，增强课堂教学实效性，引导大学生增强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进一步赢得青年大学生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定力和信心。广泛寻求媒体支持，建立校外联动机制。学校与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腾讯官方微博、四川新闻网等权威媒体建立了长期的校外媒体联动合作机制。与新浪微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电青春万岁”毕业晚会、“名校辩论邀请赛”均通过新浪微博、腾讯视频、中国大学生在线进行视频直播和图文报道，实现了以小见大的微传播和大效应，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实效的社会影响力。再如，开展主题性成电形象微博推广活动，以系列精美图片展现出成电优秀学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形象，基于联动效应实现40多家权威媒体广泛报道传播“我在成电等你”栏目。
1.1多维物元集合物元是形式化描述物的基本元[7]，复杂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具有多重特征，因此网络节点可用多维物元表示，称为节点物元。节点物元将节点的特征与特征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整地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自身所拥有的特征和性质，从而形成了信息完整的物元网络集合。由于物元的可变性、关联函数的可变性以及论域的可变性，导致了用物元表示的节点特征的可变性。将时间变量t引入模型则得到动态节点物元。物元可拓网络能够较合理地描述实际中复杂社会网络的各个侧面及其变化，从而能够描述解决网络中产生的矛盾问题的过程。
1.2多维关系元集合社会网络分析中研究的重点即为节点间的关系数据，以往对于网络中节点连接关系的表示，大多停留在使用数值的基础之上，并不能体现出关系的“多重性”。关系元用以描述各类物元、事元、关系元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相互影响，对应着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变化、影响，关系元正是描述这类现象的形式化工具。本文中关系元用以表示网络节点间的关系。这样，网络节点间的关系就可以不只是“有”（1）或“无”（0），或者一个数值，而是可以有许多属性及测值的关系，并且可以表达相同节点之间的多种关系，充分地表达复杂社会网络中节点关系的多重性。1.3多维事元集合事元是描述事件的基本元素，在网络中，它不但能够表达节点的动态变化，而且能够反映外界环境对网络的影响。本研究中，一切改变网络结构的节点行为及环境变化都可以用事元表示。这样，可为后续的节点自动响应网络结构变化及网络动态演化研究提供更方便的实现途径。
2网络分析测度的整合
在复杂社会网络的多维可拓基元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网络分析方法，可对网络整体及节点进行一系列的测度分析，这些测度是网络分析方法的精髓，帮助研究者分析网络属性、状态、节点的社会属性及在网络中担当的角色、地位等。从传统社会学研究到复杂网络研究，对网络进行定量分析的测度指标有很多，但它们包含着递进的层次关系，即一些网络测度指标是在其他测度的基础之上得到的。这里讨论如何在可拓基元表示的复杂社会网络中进行网络分析测度的计算，如何将计算结果储存于基元之中，并且全面地总结传统社会学及复杂网络研究中常用的网络测度指标，将基本测度指标直接包含在节点物元、关系元之中，为其他深层次的网络测度指标的计算提供方便。
2.1网络关系元的基本属性社会网络分析中，节点间的连线，即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有若干基本的属性，包括前向节点、后向节点、是否有向、关系属性及关系值等。其中，关系属性、关系值可以包括不止一对，以此体现同一对节点之间的多重关系。
2.2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传统社会网络分析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各项测度指标均来自于WassermanandFaust[13]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这些指标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只涉及网络全体节点的基础网络测度指标，另一部分是在划分子群等结构操作之后的子群分析测度指标。基础网络测度又包括网络整体测度和节点测度。网络整体测度的表示，可以建立网络物元，将网络整体的特征及特征值直接存储于网络物元之中，形成总体的网络可拓物元。节点测度指标，包括节点基础测度指标及节点复杂测度指标，都可以直接进行计算，加入到节点物元或网络物元的特征及特征值阵列之中，形成各个节点的多维可拓物元集合。
2.3复杂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及网络的发展，大量的容量巨大的数据都可以通过各种基于计算机网络的数据库获取，这使得人们能够收集、分析远大于以前规模的数据[14]。大规模网络使网络结构分析的焦点从对单个的含节点数少的图以及图中个体节点或边的属性分析转变为对含大量节点数的图的统计属性进行研究。现有的一些复杂网络研究采用的重要定量分析统计指标包含表2所示内容。以上这些深入分析的复杂社会网络测度，都必须在网络关系属性、基础网络测度的基础之上进行计算，也就是在建立了基础的网络可拓物元、网络关系元集合与节点物元集合之后方可简便地运算得到。
3实例分析
以一个节点个数n=6的小学儿童群体为行动者的集合，其节点为Allison、Drew、Eliot、Keith、Ross和Sarah，则行动者集合N={n1=Allison,n2=Drew,n3=Eliot,n4=Keith,n5=Ross,n6=Sarah}。对于一个无向关系，比如说“住在附近”，用(*,*)表示其联系属于无向关系的行动者对。用<*,*>来表示属于有向关系的行动者对。检查这样的列表是杂乱困难的，但用多维关系元集合表示，则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下列所示的部分关系元集合。根据关系元集合中的数据信息，可以直接绘制出该网络社群图，为清晰地显示，将三重关系的社群图分别显示，如图2所示。利用网络物元、节点物元分别表示网络整体属性和节点属性，极大地体现了可拓物元的优点：信息的完整性及表达的条理性。节点物元及其属性可根据一系列的量化计算轻松完成，而网络整体属性也可一览无遗。该例中的网络物元集合如下所示。将网络及其变化过程利用可拓基元充分量化之后，还可进行进一步的计算与处理：1）利用网络数据，建立基于可拓基元的复杂社会网络模型，并利用计算机进行可视化仿真操作。2）根据网络特征，选择合适的网络结构测度指标评价复杂社会网络。3）结合可拓变换、可拓策略生成方法等，构建网络优化模型，将其细化为一系列判断条件下发生的事元。4）利用计算机实现自动化的网络优化动态仿真，并与优化前的网络测度指标进行对比，通过对优化过程的分析，找出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以及解决其中矛盾点的策略集。
作为一种新媒体同时也是自媒体，它从博客中来，同时微博又有它自身的传播特点。首先，微博有140个字符的内容限制，这决定了它的短小精致，可读性强；其次，博客主要以网络为媒介而微博主要以手机等移动互联网为媒介，从而微博有它得天独厚的即时性；再次，微博的用户量大面宽，互动频繁，是一种典型的社交网络。
同时，微博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话语权垄断，并且与传统媒体形成了有效互动，使得广大草根阶层网民的声音也可以传出并得以放大。整体而言，微博与其他媒体平台间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1]：
如图1所示，X代表微博平台，A、B、C、D、N代表各个微博用户。每个用户会有自己的其他传播平台，如：报刊、电视台、人人网、豆瓣、博客等，图中D1、D2、Dn即是微博用户D的其他传播平台。如图所示，其他传播平台和微博可能通过用户D建立起平台间的联系，从而使得信息得以跨平台的传播。如果聚焦到微博内用户之间的信息传播，微博的传播模型属于无标度网络模型[2]。如图2所示：
由以上两图可以看出，不管是微博系统中用户之间的相互传播还是微博与其他传统媒体的交互传播，现在社会的信息传播都是通过网状结构进行。因此，通过社会网络视角对微博进行结构上的分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社会网络分析在微博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有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图论法这三种方法。其中，中心性是社会网络结构研究的重要工具[3]，中心性分析方法占据学者研究的最大比重，而此方法又细分为点度中心性分析、中间中心性分析和接近中心性分析。
更具体的来讲，国内外学者通过社会网络视角对微博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以关系群体为导向，另一条以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
一、关系群体为导向的研究
关系群体为导向的研究把微博应用看作一个整体，并不细致对微博中的应用加以拆分讨论。平亮和宗利永通过“滚雪球”的采样方法对粉丝数超过10万的14个名人微博分别进行了点度、中间和接近中心性分析[4]。他们得出了如图3所示的微博名人社会网络关联图并且形成结论：即使同是意见领袖，由于他们的中心性不同，权力的形式会有所不同，在微博网络上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
解立群、颜清华等研究者选取50位粉丝超过10万的微博名人以及50位粉丝数少于10万的普通人作为样本，编号形成二值矩阵。运用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图论法这三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分析，提出“围观模型”(如图4所示)，同时也说明虽然理论上普通人能和名人直接交流，但现实中无法进入微博名人圈子内部，与名人交流的愿望实质上无法实现[5]。
Akshay Java等[6]通过对微博中信息源类用户结点的识别，并以用户结点之间联系的双向性为基准，利用图论法将网络社区从微博网络关联中分划表征出来。他们总结出微博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类网络社区，分别称之为：独立网络社区、多结点联结的网络社区以及单结点联结的多网络社区，对应如图5、图6、图7所示。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在独立网络社区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较多并分享彼此的经验经历等；而在多结点联结的网络社区和单结点联结的多网络社区中，不同网络社区之间的人们几乎没有情感交流。
二、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的研究
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的研究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微博不同应用功能上，研究者以微博中的关注、评论、转发、引用等不同应用功能为维度分别考量，虽也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但很少关注甚至忽视微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划分。此类研究往往从具体的微博热点事件着手，根据不同的微博应用功能分模块进行。
华东师范大学的袁毅、杨成明[7]在新浪微博平台上，随机选择一用户发表的一条关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博文，内容包括文字和图片，利用自编程序，采集一段时间周期内，转发、评论或者引用该贴的2466个用户并编号。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得出了关注网络(如图8)、评论网络(如图9)、转发网络(如图10)和引用网络(如图11)。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各种网络的不同特点，同时指出，用5W理论解读网络社区的信息交流，认为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采用任何方式、对任何人去发表意见的结论是不准确的，现实中的微博传播同样具有信息的不对等性。
三、研究展望
现阶段，国内外研究者对社会网络和微博的研究都热火朝天，而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对微博等新媒体的研究并不多见，此领域的研究前景仍然可观。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以关系群体为导向的研究仍缺乏普通人和普通人微博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微博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的研究也很薄弱。同时，微博虚拟社会网络与现实社会网络有着怎样的关系和互动仍不得而知。另外，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的微博研究作为一种结构研究与微博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也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入性。这些，都需要后续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来源：《今传媒》杂志 文/罗文伯 编选：）
(作者简介：罗文伯，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及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J].当代传播，2010(2).
[2]刘智.网络社区危机信息传播与干预研究[D].中国科技大学，2010.
[3]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平亮，宗利永.基于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的微博信息传播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0(6).
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两项调查，一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二是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于2008年在长春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两项调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调查问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关于食品风险的感知、行为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数据分别代表中国大城市、大中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公众风险感知情况。三城市调查均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区名册中随机抽取若干社区，再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随机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被访者是现居家中的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北京、长春和湘潭三市共获得有效问卷2153份，三个城市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987份、506份和660份。2．变量与测量方法（1）因变量。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调查者：假如市场上的一般黄瓜卖1块钱1斤，您愿意花多少钱买没有喷撒农药的黄瓜？以此测量被调查者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2）自变量。本研究中的主要自变量是个人讨论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网络，具体测量方法采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关系等信息［32］。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描述社会网络的情况。我们要求被访者回忆跟自己讨论问题最多的5个人，以及这些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类型、讨论的问题、关系亲密程度等。然后计算社会网络的密度、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员的比例等指标。以此为基础，我们建立了研究的自变量，包括：网络规模、平均熟悉程度、网络密度，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健康状况、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程度、自己或者家人的经历、自己最近七天的健康状况、已有的食品风险知识等。3．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我们在对其做对数处理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二、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PSS软件分析社会网络特征对有机蔬菜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模型一中分析的社会网是讨论网，即与被调查者讨论任何重要问题的成员构成的网络。统计结果表明，个人讨论网络的密度和网络中管理人员的比例显著地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则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研究结论也表明，相比较基准模型（仅仅包括控制变量的模型），在模型中增加网络特征变量，显著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都显著地影响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女性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降低；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在只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成立）。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提出网络影响风险行为可能存在两种机制，即传递知识（信息）和提供支持。根据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般认为密度较高的网络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同时网络中的管理人员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而更可能提供支持［32，33］，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员和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则更可能提供知识和信息。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点，我们又单独分析了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情况，这时的网络成员仅包括那些与被调查者讨论食品安全的成员。我们的假设是：由于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成员都会讨论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在这种网络中知识和信息传递是必然存在的，而社会支持的传递则不一定存在。从表2模型二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讨论网中，只有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显著地影响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其他网络特征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推测，既网络密度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更可能是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网络中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通过提供信息而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
(二)丰富引领技术手段提供技术保障要建立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预警是引导网络舆情的基础。传统的社会舆情引导是一种静态的、后发的引导，网络舆情的引导应是一种动态的、先发的引导，应贯穿于网络舆情的酝酿、发酵、形成、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引领网络舆情就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和预警系统。对海量网络舆情信息的采集、分析和预警已不可能依靠传统手工方式进行，必须利用当今先进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进行网页信息检索、自然语言识别和处理、文本分类和聚类、观点倾向性识别、主题检测与跟踪。传统媒体、科研院所、大型网站等机构建立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和预警系统，并且要共同架构起监控网络体系，统一协调行动以提供技术保障。2008年，人民网建立我国首家网络舆情监测室，为众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和热点舆情应对顾问，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我国需加大投入建立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为引领网络舆情提供科学指导。要构筑“防火墙”阻止极端有害信息传播。互联网是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微博的发展，对互联网实行完全的内容监管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对于网络舆情中含有明显的反华、、反人类这类极端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实施过滤技术处理以阻止其传播却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世界主导地位所必需的。目前采用的网络技术手段主要有防火墙、身份认证、加密、访问控制、安全操作系统、安全路由器及网络入侵检测技术等。要加速网络技术研发，强化对网络舆情信息的技术监管，防范违反法律法规、违背伦理道德、挑战公序良俗的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越轨”言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协调机制
(一)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统一领导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的人员和部门广泛而复杂，必须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首先要明确网络舆情引领主体及其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党政机关无疑是最重要的引领主体，也是领导责任主体。要明确党和政府的领导责任，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形成多层次立体式的引领格局。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各地方政府成立相应机构，改变了过去互联网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级政府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接主管，统一负责领导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引领网络舆情。要努力提高党和政府驾驭网络舆情的能力。如何正确对待网络舆论，科学有效引领网络舆情，考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总体而言，“从回避、无视，甚至惧怕网络舆论，到直面和回应网络舆论，再到合理有效地把网络建设成了解民意、征询民策、疏导民怨的途径，各级党政机关和团体对互联网舆情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都有了很明显的进步。”［5］然而，互联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还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不断学习，提高驾驭网络舆情的能力和水平。
(二)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科学考核机制首先，要建立引领网络舆情领导责任主体的考核制度。建立对引领网络舆情领导责任主体的考核制度，有助于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助于实现引领网络舆情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一是党政干部应成为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先行者，带头做到不编造、不传播、不跟从、不误导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舆论。二是要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党政机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责任和义务，并将此纳入到公务员考核工作中，作为晋级晋升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其次，要建立对引领网络舆情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考核制度。各级党和政府应负责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奖励制度，包括网络舆情预警机构、传统媒体、大型知名网站以及网宣网评个人的激励，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制定优惠政策，明确奖励措施。根据这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引领网络舆情中的表现进行日常考核，年度排名、评优，对业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和一定的奖励。还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网络舆情引领的惩戒制度，坚持“谁主办、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舆情引领不力的媒体、个人予以惩戒。
(三)建立处理网络舆情的快速联动机制首先，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信息上报制度。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的运行，经过网络舆情信息采集—舆情信息预处理—舆情信息分析—舆情预警信息报告，最后上报至相关的政府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根据汇集的预警分析报告作出判断和反应，对于有可能波及全国范围的网络舆情预警信息及时上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时间上争取主动，在空间上也争取回旋余地。其次，要建立网络舆情应对联动制度。网络舆情爆发后，立即启动舆情响应机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一协调，一是网络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通报事件进展，随即让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及时跟进，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二是传统媒体利用自身公信力的优势，澄清不实信息，消除公众疑虑，积极引领社会公众;三是相关部门妥善处理舆情事件，回应公众合理诉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舆情的基本内容
(一)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和网民心理
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发展的基本态势，这是引领网络舆情的先决条件。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后我国网络舆情迅猛发展，其发展态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载体多样，微博、微信成为新宠。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传统的三大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微信的发展使传播载体更多样化。由于微博、微信的信息传播更具便捷性、无封锁性而成为网民新宠。“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变成了微博客，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5］二是关注内容广泛，对政治、民生问题尤为敏感。从2003年孙志刚案、刘涌案到2008年汶川地震、周久耕案、反支持奥运再到2013年案、李某某案、雾霾天气戏谑，网络舆情关注的事件类型多样，但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对政治与民生问题的关注，是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关注的焦点。”［6］三是社会影响渐强，正向作用舆情占多数。在web2．0技术推动下，“网络舆论对于传统舆论格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已经无法忽视，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政府和公众的沟通中网络舆论已经趋近成为一股主流的力量。”“近年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甚至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很快就会达到甚至会超过预期的影响力。”［7］而且“数据显示，起正向作用的网络舆论占绝大多数，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十分明显”［6］。准确把握网民心理，这是科学引领网络舆情的必备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深刻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深刻调整。这种社会变动带来的社会心理重大变化，包括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政治体制转型带来的社会无助感，文化体制转型带来的迷茫感，社会转型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感、焦虑感等等。当意见观点、利益诉求的表达在现实世界渠道相对狭窄不够畅通的条件下，虚拟世界就成了最佳选择，网络就成了发表意见、宣泄情绪的空间。为此，一是要准确把握网民的这些心理状况，不随意对网民的正当情绪发泄和意见表达一概简单删除，使网络不只是非理性发泄的空间场所，而且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宝库;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层面向社会心理层面转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自觉。
(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
在理论论证与现实回应的相互印证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领网络舆情在于其是否有强大的引领力，在于其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这就启示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一是理论要彻底，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理论要关照现实，在主义和问题的相互关照中，着力回答和解决历史与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9］在一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对话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过程，既是网络舆情向“善”向“美”的过程，也是构建网民价值观的过程，必须抛弃单向灌输模式，实现双向多向互动交流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的价值要求与网民多元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就决定必须实现价值观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价值观的最大限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呼唤高尚的理想道德信念，这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的主导地位。”［9］要通过对话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对话中实现引领。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途径
1．主流网站与传统媒体合力引领。网络纷繁复杂，要求每个传播主体都能发挥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作用，使网络舆情朝正确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网络阵地的占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舆情的引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责无旁贷。目前“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呼应更加紧密”［10］。因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努力形成主流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引领合力。一是党政官网与传统媒体要形成合力。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积极作为，利用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经验、能力以及社会公信力方面的优势，与党政官网形成引领合力。二是重点网站与传统媒体要形成合力。网络舆情通常是某一信息源在重要门户网站或重要社区论坛引发广泛关注后形成。必须使重点网站与传统媒体密切配合形成引领合力。“主动引领网络舆情是传统媒体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需要。”［11］
（二）模型构建本文具体考察社会网络及结构对中小企业信贷能力和信贷成本的影响。考虑到部分企业的借贷额、借贷成本和失信次数为零，我们利用Tobit模型来研究社会网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实证模型如。其中，Y为因变量，主要包括中小企业的“信贷总额”“银行信贷额”“民间借贷额”“融资成本”和“守信次数”。“守信次数”主要用来检验社会网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约束能力和强度；解释变量Xi包括社会网络的规模、质量和弹性三大变量，或者是两类结构变量当中的四个变量。αi为社会网络系数，表示社会网络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变量Zi主要包括中小企业主的家庭财富和守信次数；βi是家庭财富或信用水平的弹性；ε为随机项。由于被调查人员在年龄、地域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别不大，且只有极少几名女性，我们没有像杨汝岱等(2011)[9]，Li等（2011）[12]，钟春平等（2010）和金烨、李宏彬（2009）那样考虑户主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
二、社会网络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的统计描述
（一）我们给出了社会网络的规模、质量和弹性与融资间的描述性统计表1的第一、二行分别用电话联系人总量、年均通话量和危机期网络成员来电量分别表示社会网络的规模、质量和弹性，并进一步按数量高低分为三个类别，表示三类社会网络层次不同的中小企业主。数量越大，中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层次越高，规模、质量和弹性越大。表中其余数据则表示具有不同社会网络的中小企业主的平均融资量。由表可知：（1）中小企业主的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质量越高、网络的弹性越强，其各种融资量也会越高，说明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2）中小企业主的网络层次低于某个数值时，其民间融资量大于银行信贷；高于该值时，银行信贷会多于民间融资量，表明银行信贷比民间金融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更高。（3）社会网络的质量和弹性比社会网络规模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更大。
（二）表2给出了中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的职业结构与五种主要融资模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分别表示不同融资模式下中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拥有的各类型网络成员的平均人数。由表2可知，相比于通过其他渠道融通资金的中小企业主，获得银行信贷的中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中各类型的成员都要更多，尤其是政府官员和银行信贷主管成员的平均数量要多得多。而通过民间借贷和股权融资的中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当中的各类成员又要远远多于通过内源融资渠道实现融资的中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成员。表明中小企业的社会网络的构成能够有效影响其融资模式。
（三）表3给出了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中社会网络规模、质量和弹性的描述性统计关系由表3可知，获得银行信贷的中小企业主的三项指标都要高于通过民间融资的被调查人的三个指标（均为年均量），表明银行融资对社会网络的要求更高，相比于民间融资，银行融资更加依赖于融资者的社会关系。（四）表4给出了中小企业主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成员在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中的重要性主要用在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中通过这四种成员获得融资的次数和金额在融资总次数和融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只要是在五服之内的人员均划分为亲戚；交易伙伴则只包含纯交易关系而无其他日常往来的人员；既有朋友关系又存在交易关系的人员划入交易伙伴之列；其他人员，包括政府部门或组织等都划入其他成员）来描述。民间融资则包括所有非正规渠道融资，如私人借贷。由表4可知：（1）在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中，朋友是最重要的，通过朋友融资的金额比重和次数比重分别高达57.7%和36.9%。如果考虑划入其他类型中的数量，比重会进一步加大。（2）交易伙伴是重要的融资来源。根据调查，来自交易伙伴的大部分融资都是以商业信贷的形式实现。（3）亲戚在融资中的作用似乎并不如通常所想的那么大。通常，在人们的眼中，亲戚是最重要的社会网络成员，在融资过程当中应占据重要地位。但调查表明，亲戚只在股权融资中占据主要地位，在其他融资中的作用相对有限。考虑到调查区域比较明显的宗族氛围和亲戚的范围，我们的检验可能低估了这一变量的作用。
三、实证检验
（一）社会网络与融资额的关系检验1.网络总量指标的影响表5的第一部分给出了社会网络指标、财富量和守信次数与中小企业融资额度（包括银行融资额和民间融资额）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由表可知，中小企业的借贷总额与社会网络的三项指标、家庭财富量和守信次数都呈正向关系，说明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并且社会网络的质量和弹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要大于社会网络的规模的影响。从两种融资形式来看，社会网络质量和弹性对银行融资的影响更大，而其他相关指标对民间融资的影响更大。表明银行融资对社会网络质量和弹性的依赖性更大，而民间融资更加依赖于社会网络的规模、家庭的财富量和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2.网络职业结构的影响表5的第二部分给出了社会网络的职业结构对银行信贷和民间金融的影响情况。由表可知，各变量都与中小企业的融资呈正向关系，表明各变量，尤其是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其中，除了社会网络当中的银行职员数对银行信贷的影响要大于对民间融资的影响之外，其他各变量对民间融资的影响均要大于对银行信贷的影响。从银行融资来看，政府职员和银行职员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当，其他两类成员则影响极其有限；从民间融资来看，政府职员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企业高管数的影响较大，剩余两类关系人的影响较小。3.网络亲疏结构的影响表5的第三部分给出了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对哪一种融资类型，朋友的影响都是最高的，亲戚的影响次之，其他两类影响较小。而各变量对民间融资的影响也都要远远大于对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程度。表5的三个检验还说明，无论是在借贷总额、民间融资还是银行融资中，中小企业主的个人财富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民间融资当中，该变量的影响总是最大的。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主的个人财富越大，其可能拥有的抵押品价值越大，偿债能力越强，其借贷风险则会更小，因此，中小企业融资也就越容易，融资量也会越高。另外，企业主的守信次数或者说信用水平对民间融资的影响极大，对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则极小，而社会网络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比对民间融资的影响更大，则好像与想象的情况有所出入。通常观点是，银行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应该更为关注，民间借贷则更为关注双边私人关系。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银行信贷大多以抵押信贷为主，其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而非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使得借款人的社会关系而非信用水平成为获得银行信贷的关键。而民间融资主要以信用贷款为主，贷款人更加关注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及其还款能力而非双边关系。
（二）社会网络与融资成本的关系检验1.总体描述表6给出了社会网络总量指标、社会网络职业结构指标和社会网络关系亲疏结构指标对中小企业借贷成本的影响。由表可知，除中小企业主的个人家庭财富之外，其他解释变量都与因变量成负相关关系，这与通常的观点基本一致。即社会网络关系越密切，企业的信用水平越高，则融资成本越低。但企业主的个人财富量为什么会同企业融资成本呈反相关关系则比较令人难以理解。我们猜测，可能是中小企业主的个人财富量越大，其对融资成本的容忍度和承担能力也会越高，因此愿意付出的交易成本也会越大（调查未发现借款利率随个人财富上升具有上升的态势）。事实上，调查表明，个人财富越多的中小企业主，其用于请客送礼的资金就会越多，有时甚至远高于借贷的利息成本。检验表明，在三种状况之下，社会网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2.总借贷成本表6的第2列给出了变量对中小企业总借贷成本的影响检验结果。从网络总量指标来看，社会网络弹性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社会网络的质量、网络规模；从社会网络的职业结构的影响来看，其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政府职员、企业高管、银行职员和一般成员。从网络的关系亲疏结构来看，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朋友、亲戚、交易伙伴和一般成员。不过，家庭财富和信用水平同样是影响借贷成本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个人财富的影响极大。3.银行融资成本表6的第3列给出了各变量对中小企业银行融资成本的影响的检验结果。从网络总量指标来看，各变量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社会网络的质量、家庭财富、网络弹性和网络规模；从社会网络的职业结构的影响来看，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银行职员、政府职员、家庭财富、企业高管和一般成员。以上两种情况中，企业的守信次数对于企业融资成本几乎都不具有影响；从网络关系亲疏结构来看，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财富、朋友、亲戚、交易伙伴、一般成员和守信次数。其中，个人财富的影响同样最大。4.民间融资成本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2）***、**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3）所有结果均为稳健性方差下的模型结。表6的第4列给出了各变量对中小企业银行民间融资成本的影响检验结果。从网络总量指标来看，社会网络指标变量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网络弹性、网络质量和网络规模；从社会网络的职业结构来看，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企业高管、银行职员、政府职员和一般成员；从网络关系亲疏结构来看，由大到小依次为朋友、亲戚、纯交易伙伴和一般成员。在民间融资当中，无论是守信次数还是家庭财富都是影响融资成本的重要变量。5.银行融资与民间融资的差异总体而言，银行对社会网络质量和弹性的依赖程度更大，而民间融资对社会网络规模的依赖更高，这与Demir＆weitekamp（2007）、Fiorillo＆Sabatini（201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除社会网络之外，家庭的财富总量和信用水平对民间融资的影响要高于二者对银行融资的影响。朋友对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两种融资类型的成本的影响都最为显著。
互联网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信息传递快捷、获取方便、信息内容丰富、交往全球性、隐蔽性和思想互动性的特点被广泛运用，改变着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生活方式，及建立在生活和生存方式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观念[1]。而这种改变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对还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伦理道德观念将影响他们对国家、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和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和深入研究讨论。
一、对网络伦理道德的认识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手段和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社会价值形态，它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随着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网络道德亦不例外。所谓网络伦理道德，是指网民利用网络进行活动和交往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道德关系。与现实社会道德相比网络道德是一种新的道德形态，它与现实道德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现实社会道德规范是网络道德的基础。网络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延伸与拓展。是针对网上行为的特殊性而相应作出的对现实社会道德的细化和充实。网络道德除具有一般道德所具有的特性外，同时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自主性等鲜明的特点[1]。
二、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问题表现
1．价值观扭曲
网络是开放、自由的空间，由于目前尚未建立和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使得一些西方的有害的思想充斥其中。我们的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少理论根基与人生阅历，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在此情况下长期接触网络，就易于被这些学说所迷惑而出现思想上的混乱和动荡[2]。当前大学中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就是其体现，而长此以往学校的正面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受到巨大挑战。
2．沉迷于网络色情难以自拔
网络社会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这其中不仅有无穷的有用知识，同样有着各种垃圾一样的信息和看上去很美的害人的诱惑。这些诱惑中，色情最为突出。国外有许多纯免费开放，尽管网络技术可以过滤掉一部分，但相当多的还是可以长驱直入的。同时，一些正规网站甚至是知名的大网站也有意无意地借助色情的东西吸引眼球，以增加访问量。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色情充斥网络：打开一个网站，的与遮掩的色情就会扑面而来：文字的、音乐的、图片的、动画的、电影的和聊天互动的等等，想躲都躲不开！时间长了，沉迷色情就成为自然。而这种色情沉迷会使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将变得非常压抑、自卑、脆弱，甚至与他人打交道都会变得困难。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大学生自控能力有限，极容易因为网络色情内容和信息的诱惑而致网络色情成瘾。这种成瘾的一大严重后果是为了得到性，可能直接对异性犯，这样不仅违背了伦理道德而且为国法所不容。
3．迷失自我
互联网提供的东西很多，娱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娱乐中网络游戏（简称网游），又是最为重要和最受欢迎的娱乐，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没有进行过网上娱乐的极少，而没有进行过网游的更是少之又少。网络游戏以其联网性和虚拟性等特点，通过为游戏者提供虚拟世界来充分表达和展示自己，使游戏者最大限度地得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自尊和自信，因此，一些大学生乐此不疲。而沉迷网游的伦理道德危害在于网络游戏频繁的角色转换，会使大学生的人格统一性受到影响和破坏，容易出现双重人格及多重人格：生活中的有缺陷的“我”，“网游”中寻找完美的另一个“我”。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我是“常态”，要改变获得长久完美的“我”只有沉醉于虚幻的“网游”了，而这样的后果是迷失自我，甚至发生心理疾患。当前大学生中因“网游”而有“网瘾”心理疾患的不在少数，有了这样的心理疾患，学生的学习天职也就难以履行了。
4．道德情感淡漠
网络的互动性特点使网络世界中存在着网络人际关系，而这种网络人际关系具有的虚拟性、平等性及匿名性，彻底地改变了大学生的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也为大学生重新建构新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能。但是，当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的开展网络交往时，就可能会过于迷恋网络上的人际交往。特别是当大学生现实世界中遭遇人际挫折或者失败以后，更可能会逃避现实人际交往，沉迷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聊天的盛行就是体现），淡化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而长此以往会使大学生对现实交往淡漠及现实人际交往技能退化，这样一来，性格内向的学生会更加封闭，自卑的学生会越来越丧失信心，而诚信的大学生也可能会因为网络匿名性而学会欺骗。
5．丧失是非观念
网络世界是一个言论约束少的地域，网络中不乏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时代精神、推动了网络文化发展。然而网络的虚拟性、网络地址的隐蔽性和网民身份的难以确定性，也使许多人包括少数大学生利用网络的这些特点，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释放于各种论坛、博客、聊天室等网络场所。这其中不乏造谣生事，对他人进行谩骂、攻击、恶意中伤、侮辱和诽谤的言论。而网络的公开性和内容传播的快捷性，使网络言论信息一旦，就可能形成相当广泛的波及面，甚至可能永远流动、永远无法恢复原状，从而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给受侵害人造成巨大创伤。
三、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网络伦理道德失范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栋梁，对他们应该倍加呵护和积极引导，使他们德、智都没有缺失，特别是不能让他们迷失于网络科技。因此，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技术、法律和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防范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行为发生：
1．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使其跟上时展
网络的普及与使用，深刻地改变着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环境，直接影响着传统德育教育的主导地位。先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强调启发疏导，但主要还是面对面的“我传授，你接受”的单向直达模式，强调以教育者为中心，把受教育者——学生放在从属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学生所处环境单纯，接触的事物少，教师的讲授往往成为影响学生最为重要的元素。而现在有了互联网，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更直接地接触社会，接受来自网络的“立体”型信息。为此，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进行变革：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跟上时展，从而达到学生乐于接受教育、信服教育内容，自觉排斥网际的“异端邪说”的效果，从而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
2．加强对大学生情感关怀，让他们的心结疏解于现实社会
如前所述，大学生忘我的迷恋网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从现实生活得不到需要的温暖关爱，转而寻求网络。如果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必要关爱和在其遇到挫折时进行必要的心理抚慰，那他们必然会减低对网络社会的依赖。而由过度依赖网络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就可以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高校可以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这方面工作，如可以在校内依托校医院开设常设的定点的心理诊所，还可以利用校园网开设心理网站，开展网上心理服务，制作心理宣传网页进行心理常识教育；开设网上心理关爱咨询热线，进行对话辅导，帮助大学生疏解心理、情感问题。
3．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使用时的伦理道德素养
我国有几千年伦理道德底蕴，只是网络发展速度过快，人们在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下难以适应，才容易出现道德缺失。因此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使用时的伦理道德素养，引导大学生上网行为，就非常可行了。为此，首先，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应开设有关网络伦理道德课程，通过持久、深入教育，使伦理道德思想深入人心，增强个人的道德责任心，提高国民的整体网络伦理道德水准；其次对大学生还应开设相关讲座，如大学生刚入学时候就开设技术价值观的讲座，使他们能在合理价值观指导下，成为合格网络公民。
4．加强法律、规范建设，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
人光靠自律往往是难以真正约束住自己的，特别是在“独处”的情况下，上网行为往往多就是一种“独处”状况，因此，靠自律约束上网行为不做违反伦理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是不够的，在自律之外还需要靠他律来约束。基于此，政府或民间团体应出台相应网络使用规则，以规范网络使用者的行为，对违背伦理道德规范的给予社会舆论监督与惩罚。这样会有利于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
5．不断提高网络技术，阻止不良信息的获取、传播
提高网络道德意识是通过提高学生的自律性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而加强法规建设是通过提高学生的他律性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这两方面都必不可少，而通过提高网络技术手段，阻止不良信息的获取、传播扩散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同前两种手段相辅相成的。为此，国家或网络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建立一套网络安全体系，严格审查、控制网上信息内容和流通渠道。例如通过防火墙和加密技术防止网络上的非法进入者；利用一些过滤系统、软件过滤掉有害的、不健康的网站、信息等；同时还可以通过技术跟踪手段，使有关机构可以对网络责任主体的网上行为进行调查和控制，确定网络主体应承担的责任，以警示网上行为等。
尽管出现网络伦理道德问题的大学生是极少数，但由于网络伦理道德问题复杂而难解，并且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学校、家庭和社会必须要重视，齐心协力谋求对策进行解决，否则问题越来越多，对大学生的成长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国际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把各部门、各行业乃至各国、各地区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网络时空，形成所谓的“网络社会”。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为社会带来的变化激起了莘莘学子投身科学、报效祖国的热情，促进了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但是，正如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利剑，由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比具有开放性、自由性、隐匿性、异化性等特点，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给大学生的道德培养带来某些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在封闭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德育理论与方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由此产生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加以探讨，并尽快找出对策。
一、网络对大学生人格发展和道德培养的负面影响
1．道德冷漠现象的产生，人际情感的疏远
网络的发展消除了人类跨地域沟通的时滞，拓展了人类的交往空间，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类的沟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道德冷漠现象与人际情感的疏远，其根源在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为人对网络的依赖所取代。
有些大学生沉湎于“网络社会”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他人与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他们终日与个人终端打交道进行网上交往，言谈举止都被转换成二进制的语言，人的音容笑貌以数字化字符方式在屏幕上传播，人成了数码化存在。在“人一机一人”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他人、社会接触的机会，这极有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导致个人产生紧张、孤僻、冷漠及其它心理健康问题，对大学生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2．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严峻挑战，严重的网络道德行为失范突现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以全球性、开放性、全方位的国际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社会，正在动摇着传统社会道德的基础。在网络社会里，主体行为往往是在“虚拟现实”的情形下进行的。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匿形而导致的模糊使规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已难以再放到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中加以认识、检验和运用。一方面，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由于不适应网络运行的新环境，受到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面对新的网络领域，又一时没有形成新的道德规范，由此导致网络道德行为失范出现，有的已相当严重。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网络犯罪。有些大学生法制观念极为淡薄，有时出于好奇心或仅出于显示自己高超的电脑技术，竟置国家、社会于不顾，在网上充当黑客，非法窃取国家机密，非法使用他人信息，制作和传播电脑病毒等，这在国内外已屡次发生。二是传播暴力和色情信息。在网络大量快速传递的信息中，混杂着许多反道德、不健康的内容，主要包括暴力和色情信息。“信息污染”不仅毒害人们的心灵，而且容易诱发犯罪，且危害更加严重。
3．文化扩张进一步加剧，造成网络文化侵略
文化扩张不是一个新现象。虽然国际互联网使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在网上交汇，但它带来的不一定是信息资源共享的趋于平等，有可能是信息“贫富”的进一步分化。
由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在网络传播技术的手段上取得优势地位，信息传播单向流动的态势更加明显。而这种信息单向大量“倾倒”不同于单纯工业化产品倾销的地方，是在于其所负载的明显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可见，文化扩张进一步加剧。恰好西方批判传播学家席勒早就指出的“它(资本主义)有效地兜售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套信念，这套信念把人类幸福同个人越来越多地占有商品和越来越大量地享受服务联系起来，以获取物质的东西取代爱、友谊或与之相等的事物。”这些内容对大学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
这场“无硝烟的战争”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非但没有结束，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发表的题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的报告与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是企图用“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去占领世界，统治世界，最终实现思想的征服。
以上主要从三方面分析了网络对大学生道德培养和人格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提出这些并非因噎废食，而是未雨绸缪。如何消除其负面影响?这是21世纪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一个紧迫任务。
二、转变德育观念，开拓德育工作新思路
观念是行为的指导。首先，从封闭型的德育观向开放型的德育观转变。互联网的普及和运用使我们面对着一个空前广阔开放的信息世界。而长期以来，德育工作一直处于一种封闭的系统中，囿于校园一隅。显然，这种“象牙塔”式的教育，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所以德育工作应主动向社会开放，充分发挥其信息选择和文化整合功能，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获取有益的养分，在频繁的社会交往中辐射自己的能量，从而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这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拓宽工作视野，不断探索，逐步建构一个以社会为中心，学校、家庭为基础的德育体系。
其次，从传统的防范型德育观向主动发展型德育观转变。伴随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爆炸烈度会进一步加深，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碰撞将变得经常，青年学生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他们知识的来源、经验的获得、观念的确立将更多地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因而信息接受的主动性、积极性、选择性大大增强。而传统防范型德育观往往把学生看作德育的客体，它试图借助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理论，使学生无条件接纳和认同既定的道德价值和规范，忽视了道德的主体性本质，阻碍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我们要彻底改变传统防范型德育观，确立主动发展型德育观。德育工作者应从单纯传授道德知识方面转移到让学生掌握“批判武器”，提高道德辨析力、判断力、选择力和创造力教育上，尽量利用网络教学创设一个平等、和谐、互动的学习情境，鼓励学生参与教育过程和真实的生活，引导他们学会主动选择，自我教育，从而自觉地把社会外在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我道德需要，促进他们健康地发展。
三、网络时代德育工作的策略、方法
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德育工作，不应仅限于培养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也不限于思想政治教育，还应包括真、善、美的追求和人生观、价值观、爱国主义、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以及心理素质的教育，总之，应把德育工作放在信息社会人们面临的挑战这一大背景下来思考，来进行。
1．积极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精华，加强网络伦理教育
网络的利弊完全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网络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其实是服务于人本身。所以，网络时代的德育工作应着力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价值，实现高技术和高情感的平衡。
虽然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受到严峻挑战，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优秀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国家、社稷为重，淡漠功利思想，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网络时代仍具有发扬光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我们应在网络上大量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信息，增强信息独立性，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使他们能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网络。
2．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
在网络社会中，大学生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我们应当有主流导向。网络时代的德育更要突出爱国主义主旋律，抓好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首先，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力度，使青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建设祖国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次，还要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相结合，把集体主义原则作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要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引导大学生对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方现代化是从物质追求泛滥、道德荒凉之路走过来的，我们没有必要去重蹈覆辙。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并不代表人的精神就富有、文明了，引导大学生看到人类幸福的前景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拥有，更重要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
3．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大学生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德育工作更应重视心理素质教育。21世纪，仅让学生“学会生存”还是不够的，还应引导学生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网上心理咨询等手段，让学生“学会关心”，从关心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关心社会、国家的经济、生态利益，关心全球的生活条件，培养他们内在的网络道德责任感，最终“学会做人”。
4．更新德育工作的手段，加快德育现代化步伐
目前，我国学校德育手段的现代化建设相当不足，德育软件的开发更是远远落后，学校德育没有很好地运用现代多媒体教育和信息技术手段。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加快实现德育手段现代化，是高校德育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德育软件应该力求把那些比较深奥的理论编成一个个生动形象的计算机程序，以吸引学生主动使用，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高校还应给大学生提供非线型的电子教材，融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以增强德育的实际效果。我们要大力组织思想品德教育电子教材加入各种形式的计算机网络，其教材要做到少而精，才能在网上分秒必争，尽可能收到最大效果；其教材也要做到经济实用，减免网上使用费，以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只有如此，德育电子教材，才能被网络用户青睐，并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达到良好的网上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