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B-0004-02
要深刻理解中国民族教育，就必须切实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而多民族、异文化就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现状。中国的民族教育是在多民族和多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对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关注。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民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差别性。
本文围绕多民族文化背景，重点探讨跨文化交流理论、跨文化教育理论及民族教育的基本理论内涵，从而探析中国民族教育的本质内涵特征。
一、多民族与跨文化交流理论
民族是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和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拥有56个民族，其中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逾1亿，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搞好民族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中国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现在“多民族”和“异文化”方面，因此必然导致了民族之间甚至是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的趋势出现。
跨文化交往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的交往。第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日益频繁，各种文化之间的相遇由偶尔变为频繁，由偶然趋向于必然。第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类存能够在类意识中确认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人作为类的存在，不可能独生独长于天地间”。[1]人类交往的必然性是由其社会性决定的。基于这两点，跨文化交往是人类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有时会因为个体和文化的差异性而出现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文化休克（个人对异文化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性隔离），更严重的会导致文化冲突。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跨文化交往概念的基础上，又逐步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1959年他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出版，在该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流’一词”。[2]
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的功能，正是通过交流文化才得以不断地发展。
“跨文化交流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3]跨文化交流理论侧重观察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交往双方的特点及交往的方式等，最终找到出现障碍的缘由及可能解决的办法。可见跨文化交流理论所倡导的不仅仅是异文化之间的了解，更是一种接受和包容。因此，跨文化交流理论成为理解中国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中国民族教育的构成基础。
二、多民族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多民族的现实带来的是异文化的内涵。这种异文化一方面丰富了社会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多民族的诉求。在我国，多民族诉求更多的指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宗教、民族传统等）。因此，在政治上，我国实行民族自治，坚持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在经济上，积极支持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提供特殊政策优惠；在宗教上，我国实行宗教自由，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在教育上，大力支持各民族地区教育，兴办民族高等教育、双语教育等。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都只有在真正理解了我国的“多民族、异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民族发展，而跨文化教育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视角。
跨文化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异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1998年版的《教育大词典》中对“跨文化教育（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定义是：①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同时进行多种文化的教育，或以一种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文化的教育。②在某个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去接受教育。③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
鲁卫群在博士论文《跨文化教育引论》中认为：“跨文化教育是对某一文化的受教育者进行相关于其他人类群体文化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时间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4]实践证明，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只是第一步，是否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则更深刻地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跨文化态度是跨文化教育理论中很重要的内涵。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就是开放、不歧视（平等）、相互鉴赏（尊重）、无偏见（客观）和谨慎的跨文化态度。
相较知识与观念态度层面，行为是更重要的层面，尤其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避免异文化间的冲突仅仅是被动地避开问题，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积极去了解、理解和包容。这就需要培养跨文化能力。第一，一种全面而准确地认知多民族、异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能力；第二，一种认同本民族，尊重异民族的跨文化比较能力；第三，在比较能力基础之上的取舍能力，因为合理的取舍可以为跨文化交流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而错误的取舍则可能导致跨文化的灾难。所以，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教育理论另一个重要内涵。
因此，跨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念，包括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对处于某一种文化背景的教育对象实施异文化内容的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积极促进教育对象与异文化的互动，从而达到使教育对象充分理解和尊重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和培养教育对象良好的跨文化交往的态度、较好的跨文化交往的能力的目的。
三、我国的民族教育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什么是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概念如何界定？“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则是指在多民族社会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进行的多元文化教育，即传承主流社会民族的文化，也传承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5]
民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有两点：其一，以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为主；其二，涉及并了解异文化的内容，促进民族团结和睦。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关系曾经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和睦。回望历史，民族仇视，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和战乱，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和睦，则社会生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只有实现民族的和睦与团结，才会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才会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教育。目前，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围绕民族团结原则，侧重于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常识、民族历史等知识性内容的教育。这类民族教育的目的大多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和自身文化发展。这就造成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也仅仅来自中国历史课程中极为有限的认识，无法全面了解我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甚至还不如大城市的人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了解得多；而少数民族的人们对汉族文化也存在着不信任感。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的现状是：第一，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偏向于注重知识类的学习，而忽视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没有形成体系。第二，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是民族政策的教育，知识内容大多是民族文化、优秀文化历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功历史实践等，即知识方面的介绍仅仅是有选择的介绍。第三，过于强调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而忽略了各民族之间共同生存的必然与需要。总的来说，我国民族教育存在与跨文化教育理论不一致的情况，各民族之间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相互认识上，而缺少对异文化的真正理解。
四、用跨文化教育理论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
我们需要用跨文化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民族教育，用跨文化的思想来实践民族教育。不能单纯强调对跨文化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应该更注重适宜的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教育，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开展民族教育。我们应该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最终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应根据跨文化教育理论树立更科学的教育理念，形成更开放的教育态度，具备更广阔的教育视野，建立更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更多样化和更和谐的校园文化；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专业知识扎实、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视野开阔、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目标，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站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把学校打造成为创新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基地；必须更主动和更自觉地融入世界跨文化民族教育发展的潮流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和优势，坚持继承，不断创新，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务实的态度，促进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平衡[6]。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最终使文明、灿烂的中华文化瑰宝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123.
[2]周荣艳著.浅析跨文化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23.
[3][5]哈经雄，滕星主编.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03，9.
结合实际，1理论学习坚持常态化。要认真落实《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精神。创新办法，完善途径，拓展阵地，健全制度，抓好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和“中心组学习示范点”创新活动，推动局机关和各单位中心组学习保持常态。
阅读大众理论读物。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与实践100例”宣传活动，2理论普及推行大众化。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各类学习活动。加强专题讲座、职工学堂、电化教育、干部培训、党政一把手和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学习载体建设，推动理论普及深入基层，走向大众。
集中攻关，3理论研究突出前沿化。各级中心组学习课题调研都要围绕实现率先发展、建设两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交通大部制改革等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及时转化，推出一批有价值、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舆论引导是重中之重。市交通建设进入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二、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宣传思想工作服务大局。2011年交通以大部制改革、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强结构调整，创新行业管理，提高发展质量，优化公共服务，为全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更好地发挥先行保障作用，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上下功夫。
全力抓好以“率先发展看”为主题的经济宣传，1经济宣传要持续推进。要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着力宣传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交通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宣传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宣传我市和交通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成效。
努力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要建设好交通信息中心。要适应媒体格局的新变化，2信息传播要更加健全。要正确把握今年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加强与上级媒体、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形成舆论引导的优势，全面展示交通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整体部署，重大成果和典型经验。
科学跨越的发展目标，3对外影响要不断扩大。要围绕全市又好又快率先发展的大局和交通转变方式。加大策划力度，用好激励机制，协调各类媒体，进一步塑造交通的良好形象。要依托重大活动和主流媒体，组织对外宣传，加强对外交流，扩大对外影响，加大正面引导力度，让社会各界了解交通、理解交通、宣传交通、维护交通。
凝聚起城市的精气神，三、深化文明创建工作。文明创建是一个渐进积累、不断提升的过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人民满意城市，彰显出交通的情行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建设人民满意城市，其核心就是体现时代的文明，其关键就是反映城市的和谐。人民满意城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已经到关键之年，交通系统文明建设要围绕全市创建的大局，站在新的起点和更高层次，对文明创建工作想深想透，创新出新，抓牢抓实。
教育提高，1积极弘扬核心价值理念。要按照思想引导。行为养成和政策调节几个方面整体联动、协调推进的要求，进一步凝聚全系统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讨论”道德模范评选、志愿者服务等系列活动，从各个不同层面弘扬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交通的文明素质。
2始终坚持人民满意目标。文明创建、人民满意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依靠人民、服务人民、
强化行业联创、品牌联创、城乡联创，3着力夯实基础创新机制。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求。确保硬件达标、数据达标和环境达标，为我市在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继续“争先进位”作贡献，为2011年的总测评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在创新载体、健全网络、培育典型、优化服务、办好实事上下功夫，推动行业和城市文明程度，推动市民文明素质渐进积累、不断提升。
协调处理好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五大关系，四、加强统一战线建设。统一战线要立足创业富民大舞台、形成服务经济大统战、促进和谐发展大团结、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交通工作会议要求。凝心聚力、开拓创新，为交通建设率先发展和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率先发展作出科贡献。
促进和谐的有效载体。2011年是市交通建设投资又一个高峰年，1深入推进创业富民工程。创业富民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抓手。将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加大站场、综合枢纽、港口建设力度，统一战线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围绕更好地服务城乡一体化和县城经济发展，服务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做文章、下功夫。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网络舆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民族地区这一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网络舆论又有着独特的特点，它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网络舆论在民族地区如何趋利避害，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大众认知，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新现象。
一、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特点
网络舆论有匿名性、集合性、互动性、民意聚合性等典型特征，而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除了上述几种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一）偏向性
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而地处边疆的民族区域更容易将舆论集中于民族与地域特色之上。这种舆论的偏向性在网络媒体中也多有体现。网络舆论的形成离不开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拿内蒙古地区来说，重点的网络媒体有中国蒙古语新闻网、正北方网、新华社内蒙古频道、内蒙古新闻网等。在这些重点网站上，常年开辟具有鲜明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栏目，并置于网站首页，而且不断地更新内容来保持受众的关注，比如正北方网的“走进草原”“草原文化”、新华社内蒙古频道的“草原金曲”“草原风光”等，这些栏目以介绍边疆风光、草原文化为主。而正北方网的“故事内蒙古”，则是介绍边疆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风俗文化等。除此之外，民族地区重点网站的首页头条通常都是地方性新闻，地方的气候变化、经济走势、重大活动等都是常见的焦点新闻题材。而实时滚动更新的短消息，更多的是关注民族地域内发生的新鲜事。
网络媒体偏向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议程设置，引导着网络舆论走向，更进一步影响了社会舆论。民族地域内的信息在传播活动中的比例偏重，使得受众在浏览网页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该类信息，所以在受众之间，地方性话题很容易形成。同时，民族地域性信息的不断涌现及该类信息对受众切身生活环境的涉及，使地域内的受众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该类信息上，网络舆论的偏向性使其呈现出了独特的民族地域特征。
（二）平实性
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发展有其自身局限。信息来源的不充分、高水平媒体从业人员的匮乏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都是制约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发展相对落后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网络媒体对国际甚至国内的重大新闻缺乏深入报道、分析拓展的能力，那只能转向于用贴近生活的地方新闻来吸引受众。在网络媒体的首页上，对国内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可能只是简单地转载自其他网站，而生活性的新闻却通常会有详细的报道。如正北方网站上“内蒙古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内蒙古将加大社保工作力度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这样的地方新闻报道，常与国内重大新闻一起居于头条新闻的位置。
民族地区网络媒体上，地方新闻文字质朴、通俗易懂，新闻标题具有地方语言特色，如“呼市18处隐患道路 交警告诉你该咋走”。同时新闻选材具有生活性、贴近性等特点，百姓生活为媒体关注重点。在这样的地方新闻环境中，生活性新闻更容易成为讨论热点，网络舆论具有平实细碎的特点。
二、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的特点
网络舆论的价值在于对话语权的解放，它重新定义了话语权的归属，并将其延伸到大众，有助于执政者直接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①网络舆论多为自发形成，它是受众表达真实想法的平台，因此，受众的异质性造成了网络舆论的多元化特点。而由于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特点，常常围绕民族地域事务展开，所以在这样的话题讨论中，受众更容易偏激甚至非理智地对立。在民族地区，非理智的网络舆论不论是对民众感情的伤害还是对社会影响来说，造成的后果都更为严重，所以，政府和媒体工作者对民族地区的网络媒体进行引导，实为必要。目前，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有网络新闻评论、新闻深入报道以及“意见领袖”观点等几种方式。综合来看，这些舆论引导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和特点。
（一）和谐健康
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是舆论引导的首要任务。和谐健康的舆论环境首要前提是信息来源可靠、真实无误。同时，这样的舆论环境不是指受众绝对的观点一致，而是受众就事论事、保持理智的心态来交流观点的网络环境。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网络舆论在社会舆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社会舆论走向，最后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对民族地区而言，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引导就更为必要，它关乎着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因此，可能引发争议的信息时，媒体从业人员的引导非常重要，对有争议的信息会从多种角度诠释，不能以偏概全，狭隘理解。当受众存在意见分歧时，媒体人员应理智引导，以中立姿态来中和受众观点；以公正的态度引导受众，避免言论过激化，化解网络矛盾，疏导网民情绪，形成健康有序的主流舆论，从而构建和谐健康的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环境。
（二）认知共通
民族地区存在着多元文化，网络信息必然也会涉及到不同文化，所以网络舆论环境也更为复杂。民族地区的各种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让各个民族来参与讨论共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地区间文化自觉形成的阻碍。“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其发展的趋向。” ②在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养成是一个不同文化揉合交汇的过程，它对民族和地区间凝聚力的形成非常重要。但传统媒体给受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较少，文化自觉在这种氛围中很难形成。此时，网络媒体则以新的传播形态给文化自觉的形成提供了机会与平台。在网络媒体上，信息可以开放性地传递给每一位受众，所以各个民族的受众都有可能接触同一则信息。此外，网络媒体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使受众能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使得多重文化进行交汇成为可能。多重文化的交流，可能会观念一致，但也可能发生碰撞，而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就是为了避免因文化理念不同而导致的舆论矛盾，进而避免可能升级的民族矛盾。
因此，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本着沟通文化、共通多民族情感的原则来开展。民族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文化之间可能有着极大差异，但人类情感是共通的，在不同民族与地域之间，都可以取得一致认知。在面对敏感话题时，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应从大局着眼，回避敏感的民族文化碰撞，引导受众将话题转向共通的情感认知，以感性的态度揉和各方争论。比如在内蒙古地区，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汉族的喜庆之日，但对蒙古族来说，这一天却有着相反的民族意义，不应该隆重庆祝。这样的文化差异，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就值得注意，网络媒体就会淡化节日对汉族的意义，不能在一片喜庆中忽略其他民族的情感。在对节日的报道中，以报道其内含的美好情感为重点，如该节日代表的家人团聚、和睦亲情等这些共通的价值准则。民族文化非常敏感，而网络舆论引导不仅要避免民族文化禁忌，更应站在人类共通的情感的立场上，宣扬普世价值，以更好地沟通融合各民族人民情感。
（三）积极正面
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除了要注意和谐健康信息的、认知一致观点的处理之外，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引导受众尤为重要。在当今社会，网络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如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在抵制事件中，以及在其他的抗震救灾事件中，网络舆论成为汇聚社会正能量的平台。但是，网络舆论也具有两面性，既能发挥正面的作用，也会有负面影响。网络舆论是自发的民意的汇聚，在受众参与话题讨论过程中，有针对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的话语，也不乏有极端的、消极的话语出现。偏激的话语会煽动受众情绪，使受众的讨论偏离主题，而负面言论的扩散更不利于网络舆论发挥正面作用。在悲观消极的情绪影响下，网络只能沦为发泄的阵地，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而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中消极情绪的扩散，会混淆受众视听，影响受众对整体社会大环境失去理智的判断力，不良的网络舆论进而有可能扩散为社会舆论。
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发生矛盾，而对事件如何解读是网络媒体引导所要考虑的问题。事物具有两面性，媒体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和思维析事明理、解疑释惑，信息要深度剖析，要看到问题中积极的一面，引导网络媒体中正面的、主导性的舆论走向。在民族地区，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分析问题、集众之力解决问题是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这对避免网络中负面舆论的扩散、消除受众不必要的消极情绪，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网络舆论引导在促进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网络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另一个观点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观点汇集或碰撞、沟通流畅或磕绊，对受众来说都是一种思维的拓展。思想观点在网络对话中相互传递，互通有无的交流也使受众扩大了眼界。“较为一致的网络舆论是受众观点融合、基本达成共识之后形成的一种民意表达。舆论和谐既不是意见一律，也不是意见消失，而是不同意见之间能够相互包容、借鉴和融通，以理性精神实现某种价值平衡。”③ 这样的网络舆论更容易成为网络主导舆论，从而吸引更多受众参与讨论、不断扩大舆论影响，甚至影响社会舆论与社会生活。基于主导性网络舆论的重要性，网络舆论引导就甚为必要。优秀的网络舆论引导不仅为受众提供正确的信息、健康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舆论引导可以为舆论走向指明方向，融合受众正面、有建设性的意见，来帮助网络舆论发挥强大且积极的影响力。在突发性事件中，网络舆论引导要趋利避害，避免事态恶化，起到亡羊补牢之功效。而在日常生活中，网络舆论引导更多侧重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日常的网络生活中，信息量最大的是生活琐事，邻里纠纷、天气变化等也有可能成为新闻头条，而在这样的信息背后，隐藏着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社会认知以及民众的心态和素质。日常的生活信息，是民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都会关心的信息。对这样的信息不同文化间的间隙最小，据此形成的网络舆论，如受众跟帖讨论的天气变化、粮食物价走势等，意见都较为一致，很少出现剧烈的意见冲突。这里的网络舆论引导就表现在议程设置上，以民众共同感兴趣的信息将其注意力吸引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易达成共识的话题，给文化背景不同的受众提供交流的平台。而长时期的稳定的舆论环境，对平和展开其他话题的讨论也有帮助。所以提供易交流的、有共识的话题是网络舆论引导在促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间进行平和对话的第一步，这也为受众之间顺利进行其他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
而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情况更为复杂。民族地区存在着多元文化，有单一的民族文化，也有混合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日常生活中文化的交流无处不在，但在网络平台上，跨文化交流更为直接，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会被放大。涉及到文化的话题通常会变得敏感，如民族文化、地域风俗等。受众在网络上讨论此类话题时，如氛围良好，那对各方都是增长知识、开拓眼界的一次机会，但如果言语稍有偏激，那就容易引发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而在网络舆论中，不是所有不良言论都是受众故意为之，受众偏激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某一种文化或风俗的不了解，而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深入了解的渠道也不多见。所以，网络舆论引导的第二步是在版面上设置专栏，用多种传播形式让受众有渠道了解不同的文化。这种网络舆论引导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用深入浅出地介绍，将各种文化的精髓摆在受众面前，让有兴趣的受众随时可以了解。
当然，等待受众自发来浏览专栏有其被动性，所以网络舆论引导的第三步是更为直接、更有针对性地文章，表明态度。网络媒体有关文化的头条新闻时，通常都是有相关事件发生，如举办某种文化盛宴或是有地区骚乱等。在这种时机下，正面的文化讯息带来的喜庆氛围很容易让受众情绪高涨，而绝大多数受众积极正面的情绪会让他们由衷地产生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情况下，网络舆论是统一正面的、言论一致的，网络舆论引导只需顺势而为。但在另外一种负面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引导就需要用不断的讯息和评论，让恶性事件透明化，让受众知晓事件的始末。只有让受众充分了解，才能有效地安抚受众的情绪，阻止谣言扩散，防止社会舆论的恶化。对负面事件正确地解读，是网络媒体引导的重中之重，也是一次向受众宣扬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机会。网络媒体的评论文章，不仅是对事件本身的解读，更是一种文化求同存异、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体舆论思想的表达。在这种时机下，利用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宣扬积极正面的主流舆论，表明对不同文化尊重的态度，这样的网络舆论引导才能化解危机，正确引导受众认知。
四、小结
民族地区的网络舆论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没有一种舆论引导方式是绝对永恒的、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也应遵循网络媒体发展的规律，根据受众的接受力、大环境的变化等适时调整。同时，不管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如何变化，应该看到网络舆论引导在民族地区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多元互补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④网络舆论引导是民族地区文化多元互补的辅助，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并引导这种交流走向积极正面的方向。
网络媒体为受众提供交流不同观点的平台，而网络舆论引导将多元文化和睦并存，取其精髓、去其糟粕，以共通的人类价值观使大多数受众达成共识。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网络舆论引导也日益凸显出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所以如何合理有效、积极正面地利用网络舆论引导，促进民族融合，最终促进整个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梁晨.浅谈新闻网站的网络舆论引导[J].新闻传播.2010/2
[2] [3]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中图分类号：G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5（b）-0169-01
1 研究的目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职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占据一定比例，民族观教育是此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与民族类院校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又较少，民族观教育相对不受重视，教育方式、方法也不够灵活。同时，高职高专类院校学生素质与本科类院校相比又存在着一定差距。民族观教育形式切忌单一、死板，需要建立更有趣、更灵活地教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正是一所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类院校。在该校中，少数民族学生有“抱团”现象，尤其是预科一年期间，与汉族同学交往较少，小型冲突时有发生。冲突的表象是民族问题，表象之下其实隐含着民族观问题、人际交往心理及技巧等多方面的问题。为减少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学的交往冲突，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技巧，促进民族和谐，进行民族教育观及大学生人际交往训练是必要的。
2 研究的理论依据
有学者提出，民族观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同属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意识控制。还有学者系统的提出了“民族意识控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控制的中心内容。其中就主要包括了对民族知识的认知和决策意念。同时，有学者认为民族观教育也就是一种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内化的过程。
人际交往训练，作为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主要的理论依据有学习理论、群体动力学理论、人际交往理论、人际沟通理论等。其中学习理论，尤其是行为派学习理论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观察学习不等同于模仿，具有认知性。
故从某种角度说，民族观教育和人际交往训练都是一种意识内化的过程。用人际交往训练方法将民族认同、民族意识与个人行为、个人意识结合起来，改变民族交往中的认知方式，无论是人际认知还是民族认知。
3 研究的训练方案
3.1 训练方案的目标
由于人际交往是存在一定目的性和方向性的，所以交往的个体必然在交往之前就必然需要一定的情感和心理准备。在存在民族差异的人际交往中，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便成为影响到个体交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交往训练的一大任务便是使参与成员理解民族情绪、民族意识对自身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影响，帮助参与个体做好心理上的接纳准备。
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是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外界事物的过程。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学生民族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外部环境和学校内部生活接触老师、同学的过程，即概念形成的过程。所以人际交往训练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使参与成员在民族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民族融合性的认知方式。
3.2 训练方案的内容
本次训练活动计划安排4次，每周1次，每次预计1个小时。第一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大风吹”、主题活动“滚雪球”和“同舟共济”；第二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我们一定是最棒的”和主题活动“团队建设”、“大脑结构图介绍”；第三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心有千千结”和主题活动“信任背摔”、“飞越黄河”；第四次训练活动包括主题活动“定向越野”。
3.3 训练方案的实施
随机抽取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班级4个，共192人实施前测。测试问卷为自主编写问卷《民族观调查问卷》及《大学生人际关系调查问卷》，根据问卷所得总分及关键题得分筛选出有同质性问题的学生40人，分成实验组20人、对照组20人。实验组20人参与四次训练活动，训练活动完成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共计40人参加后测，使用问卷同前测。测试后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后两次的问卷得分进行整理录入，使用spss20.0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4 研究的结果结论
使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前后问卷得分差异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小。研究组参与人员较少，所以在选择被试和实验组上就有很大限制，不能选择大样本进行研究。在拓展活动训练中，指导教师只有三人，所以只能选择小样本进行研究。这对数据的回收和分析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使用spss进行分析的时候，小样本的前后测T检验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的T检验分析结果显著性不高。结果不显著的另一原因是交往训练次数少，四次拓展训练导致实验的深度和持久性只能显现较为细微的效果。
数据分析结果并不显著，但实施过程中在每次主题活动后的分享会上，大部分参与学生表示内心有所触动，对团队协作和与他人交流的方式有所感悟，并十分希望再次参与此类活动。组织者通过切身观察，发现部分学生随着参与时间的推移和次数的增多，参与训练活动时情绪和态度有明显变化，从被动到主动，从话少到热情。
该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作为研究主要内容的训练活动，其项目不够丰富、时间不够持久。对参与学生的追踪调查不够全面，未对训练以外的生活学习进行干预，不能形成立体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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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23-04
“推动建设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思想提出以来，学者们对“民族互嵌”的研究可谓热烈，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关“民族互嵌”的相关主要概念阐释和理论内涵。二是“民族互嵌”的可能性分析、基本特征及功能定位。三是有关“民族互嵌”的建构路径。四是有关“民族互嵌”的意义。此外也开展了微观层面的相关调查分析加以验证，这些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的研究十分必要，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来说，当前的“民族互嵌”研究还应关注民族间交往互动的隐形地带，即文化间性。本文拟基于文化间性视角，从民族互嵌出发，分析促进民族互嵌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并运用文化间性理论对当下我国民族政策进行反思。
一、民族互嵌与文化间性
我们知道，民族构建有两大基本纽带即文化和政治，二者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所具备的相互区分之功能是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的来源”，[1]不同的个体因书写表述共同的语言文字、身着相同的民族服饰、参与相同的宗教仪式和节日风俗，来判断他者为“我族”还是“他族”，并对进一步的交往进行初步判断，这是文化层面个体判断的本能。“民族互嵌”研究实质上是针对多民族的跨文化交往和如何促成融洽的跨文化交往行为之研究，跨文化交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定位语均为“文化”（如、生活习俗、现实发展和文化误解引起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即是导致民族关系危机和民族间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的根源，间性特质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
“文化间性”一词源于社会交往理论，来自西方战后迄今的哲学阐释中颇为引人注目的话语“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提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 [2]即个体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因为与其他人的关联，倘若不属于某个社会群体，这个个体的“自我”和“主体性”就无从说起。国内学界探讨文化间性时，王才勇率先指出“每一种文化就都有一个间性特质的问题，即在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显出的特质”。[3]这说明“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旨归”。[4]从这一基本概念来看，其主旨意涵与中国民族工作中争取实现“尊重差异，和谐统一”的基本目标相通。笔者着重对文化这一基本纽带开展民族互嵌的探讨，而理想的民族互嵌则意味着不同民族间互相承认他者主体的存在，并正视而不是忽视他者主体间的差异，且不畏惧差异。文化间性视角提倡“从主体间入手，找到众主体皆可接受的一个平衡支点”，[5]对我国的民族互嵌而言，这个平衡支点建立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共识之上，而民族互嵌研究之隐形地带――文化间性产生于多民族共在同一社区场域的事实中，这也是党中央重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原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56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文化关键符号）都是这些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里，慢慢沉淀和形成的、既最深层又最基础的部分，它们促成了民族成员的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而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本民族存在的目的和需要，又突出表现成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特性的存在是浓缩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感情的产物，其本质上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当我们开展跨文化交往的民族互嵌研究时必须认识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能引发彼此反响的内在关联。
文化间性思想强调多元共存、平等对话，这与党中央提出的“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相通，凸显了它并不是独白型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当前党中央提出“民族互嵌”的两个关键点在于“空间互嵌”和“精神互嵌”，相对于空间互嵌，多民族的“精神互嵌”即彼此之间的文化融通和心理接纳显得更为重要。学者郝亚明指出，“嵌入式民族结构不追求民族结构同化，而试图建立一种民族间的内在关联，以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意蕴来确保民族关系的平等与和谐。”[6]可以看出，文化间性理论与“民族互嵌”思想本质较为相近，二者都主张多元和差异，并在差异中产生新的更高的统一，即试图超越一元化强力政治的多元共存，逐步实现和谐互补的理想状态。
二、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
上文阐述了文化间性理论与民族互嵌的相通之处，那么我们应该积极考虑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以期获得预期效果。“所谓交往理性，就是要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终止工具理性在科学领域的独断与主宰，让话语性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并通过实践（包括劳动实践和语言实践），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建立其有机的联系。”[7]57“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实践中的理性要求，实乃思维着、行动着、言说着的主体在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中的根本态度与最终立足点。他确信只有按照交往理性要求，一个社会或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进而协调他们的行动，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生产活动中取得成功。”[8]对民族互嵌来说，交往理性同样重要。哈贝马斯倡导社会交往中要个人服从整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合理交往，而“这个交往的基础并非简单的‘求同存异’，而是要在不同主体间确立可能得到共识的基本规范”。[9]民族互嵌亦非简单的“求同存异”，而是在国家统一下的“求同”和“存异”，在“存异”基础上的“求同”，这个“同”最后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旨归。因此，当前我国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应包括：
四、余 论
综上可知，文化间性理论用于“民族互嵌”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可以说，其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了更宽和更深的学术研究视角。笔者认为：基于文化层面来说，“民族互嵌”的终极目标是从文化间性迈向公共性。我国多民族文化间性的存在与解读是实现“民族互嵌”公共性必不可少的环节。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这个发展和转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推动建设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一定意义来看，就是尝试把民族社区内的一般层次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J识，内化为生命个体超越文化实体局限以通向自由本性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情怀，换句话说，当民族社区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求同存异能够避免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避免不同民族文化因误会等因素导致的族际关系破坏，可帮助我们在民族社区这一场域中生发出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情怀，这顺应了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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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主要承担管区内的交通安全宣传、群众咨询求助，以及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劝阻、疏导、纠正等工作职责。
1年多来，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战高温、冒严寒，全力开展管区道路秩序整治。在北京路和凤凰街北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无论白天黑夜总能看到她们英姿飒爽、一丝不苟地指挥过往行人和车辆的身影。平常巡逻时，女子中队采取滚动式服务，在社区里、在公交车上、在十字路口，随处可见她们搀扶老人、帮助小孩，纠正行人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将文明服务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2010年7月，魏兵主动联系武警消防总队领导，结合武警“新条例”，对千名消防官兵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通过播放交通事故案例，让官兵们从案例中认识到加强交通法规常识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同年9月，魏兵带领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全体队员首次走进了银川市阳光幼儿园，开启了“大手拉小手，共走安全路”的宣传序幕，通过这种宣传方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家长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做到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一、引言
现代社会，车辆是人们出行最基本的代步工具。在带来诸多方便和福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财产、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损害。交通事故系常见的侵权类型，处理这些事故的基本原则即《侵权法》第四十八条，其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这一指示参照性的规范，将交通事故处理所依据的限定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处理交通事故与侵权损害赔偿有密切关系的，就是第七十三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所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此处所提之“证据”是否就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或者是作为最终分配民事责任的标准？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性质的理论探讨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性质，意见不一：有认为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书，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是具有刑事责任认定性质的文书；也有人认为认定书为鉴定结论。[i]有人认为认定书是证据，此方面代表性观点有书证说、鉴定说、综合证据说。就鉴定说前述已经将其批评否定，有人就书证说、综合证据说提出质疑。[ii]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是证据，这还得从证据本身入手。将证据看作为大前提，交通事故认定书看作为小前提，当证据内涵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与该内涵对应，则其是证据。民事诉讼中，能够做为证据使用的是否就只有《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八种证据，除了这八种法律文本所载之证据之外，其他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诉讼中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在民事诉讼中，因诉讼证明的对象不仅仅是争议的案件事实，还包括经验法则，外国法律等。故证据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用以证明诉讼主张成立与否的根据。[iii]按这一定义，在诉讼中用来证明诉讼主张之材料、手段，不论其真实性或是否为法院判决的根据，都是证据。因此，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材料，都可称之为证据。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六十三条该条第一款，将“证据有下列几种”修改为“证据包括”。依文义解释，“有下列几种”将证据的外延予以明确的封闭，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必须符合“下列几种”的形式，才能被称为证据。“证据包括”，依文义解释，“包括”后面的众多项种概念被包含于属概念之中，这里种概念包含于属概念之中，但属概念又不全是特定种概念的相加。如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包含于权利，但权利并不等于前述具体权利。同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八项证据种类包含于证据，证据是属概念，后列八项证据是种概念，二者不是简单数学式相加相等。因之，证据的内涵是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而此处的证据外延却是“八项证据”。此“八种证据”是否能穷尽证据的外延，其划分标准亦有探讨之处。[iv]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警部门勘验现场、检查、调查情况和根据有关检验、鉴定结论而制作的。是对第一现场的记录，所载之内容，具有很高的客观性。由常理可知，交通事故现场因其所处的特殊场所，极易遭到破环，且无法恢复或原景重现。而其内容，反映了事故发生时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具体的主客观情况，并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明确的分析记载。从这一意义理解，其能证明交通事故的客观事实，与证据的内涵一致，其可以作为证据。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性质在诉讼中的实证表现
“葛宇斐诉某某案”[v]裁判要旨谓：“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依上开判决要义，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所采依据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规则原则有所不同。交通事故认定结论所追究的是原因责任，即归责所考量的是行为人可责的行为原因，而不评价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若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为意外事故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均无责任。这里之无责，是指当事人双方都没违反道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而在诉讼中法院审判推理所采的依据却相异，据笔者实证研究所参考的判决中有两例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为意外事故的，一是前述“葛宇斐诉某某案”，二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与陈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vi]。在两起案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为意外事故，法院法官则主要考虑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各自具体的主客观原因对事故结果产生的大小来分配民事责任的比例。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却不仅仅是记载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原因、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或意外原因、及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等。据考察，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判决反映直接采用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确定案件的事实、分配当事人民事责任大小。在部分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存在缺陷，如“甲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vii]，就致损结果大小的原因，除肇事人因素外，还有受害人自身因素。此类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证明案件的全部事实。因而，在审理过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可以用来证明案件待证之事实，但具体的民事责任须依侵权法归责原则进行认定，而不是为图“省事”，照搬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全部内容。
四、结论
综上所述，证据的内涵可以确定，其外延不仅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之八种形式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能够客观的反映出交通事故的全部或一部分事实，其符合证据的内涵。因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
注释：
[i] 参见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一）[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9.
[ii] 参见赵信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的质疑[J].法学论坛，2009（6）.
[iii]参见张卫平.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4.
[iv]参见张嘉军，张红战.我国证据种类的反思与重构[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
外交决策是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目标而针对外交方面的事务制定有关战略、政策及策略等的过程。美国外交决策主要由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机构等核心圈提出、制定和实施，但核心圈的一些因素如利益集团、思想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等也会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公众舆论虽然不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但在世界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下，公众舆论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探讨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外交决策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提高我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美国公众舆论的特点
公众舆论，又称“民意”。美国著名学者小V・O・基认为，公众舆论指的是“政府认为必须审慎对待的个人意见”；伯纳德・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还有学者认为，公众舆论是“公众对国家政治、政府政策、公共问题和对负责处理这些政策或问题的人所公开表示的意见”。[1]以上关于公共舆论概念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舆论首先是个人的意见，二是对外交政策发挥作用是群体的意见。因此，公众舆论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就某一问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仰的综合。[2]
在美国，公众舆论具有以下特点：
1、公众舆论是公民参与政治、监督制约和影响政府行为的一种形式
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公民享有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权利，公众舆论是公民行使民利和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通过对现行方针政策和政府行为发表意见和看法，实现对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的监督，使之服从服务于既定的社会共同意志，符合公众共同利益。公众舆论反映着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公众的同意是政府运行的基础，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正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舆论，世界的皇后。谁主宰了一个民族的舆论，谁就主宰了这个民族的行动。”
2、公众舆论具有多样性和一定的非理性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种族背景、以及年龄、性别等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对国家的内外政策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因而舆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又由于普通大众受教育水平、认知水平以及获取信息量太少等的限制，对国际关系问题常常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甚至不能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对政府采取某种外交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缺乏深入的专业思考。因此，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当本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利害冲突时，公众的民族情感因素往往会大于理智因素，常常会冲动地、随意地、情绪化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出一种非理性。
3、公众舆论常受到精英舆论的影响，具有可控制性和可引导性
在美国，公众舆论分为大众舆论和精英舆论。“大众舆论”是发自于普通百姓的舆论，反映的是下层人民的呼声，往往不是理性的反应和有目的的思考。“精英舆论”是那些知识功底深厚、思考超前、思维深刻、更有大局观的精英分子发出的舆论。决策理论中的精英论认为，精英们在外交政策领域，拥有信息优势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意识，对国际事务的反应比普通大众迅速而理智，他们是无可取代的传媒和公众的“信息源”，能够操控和引导公众舆论。此外，由于政府控制了主流媒体，因而可以利用传媒通过议题设置，对有利于推行自己意志的事情进行大肆渲染，而对另外一类事情则会采取淡化处理，从而达到引导控制公众舆论的目的。
4、网络舆论成为公众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Web2.0时代。美国是世界上网络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博客、微博、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为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也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网民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还可以参与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创造，发表自己对某些政策或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既为政府了解公众观点提供了重要途径，同时也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
5、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样价值观的国家，但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的一致推崇，使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常常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意识形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惟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这使美国人一般只信任和依赖美国的媒体，即他们获取国际信息的渠道基本上来自美国媒体。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美国公众和政府在是非价值判断上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公众会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3]例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在美国政府的渲染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恐怖国家”，萨达姆政权是一个“邪恶政权”，80%以上的民众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
二、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有多大的作用，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并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公众对国际事务缺乏知识和信息，其态度和看法必然是肤浅的、不连贯的、缺乏知识和价值结构支撑的；公众对外交的参与妨碍了外交的效率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因此公众舆论不足以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3]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公众舆论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价值，并非都是非理性的；公众对国际事务缺乏知识和了解并不排除直觉和公识的存在；美国民众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经常参与政治事务，因此，公众舆论是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干预性变量，对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4]
纵观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外交决策的高度专业性与秘密性时效性、民主制度对公众舆论的尊重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既不可低估也不可高估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舆论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依据之一
影响和决定一国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分为国外和国内两大方面。国外因素包括世界战略格局、国际形势、外交关系和本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国内因素包括国家的自然属性、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公众舆论虽然不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常常是一种非理性的思考，但在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下，如果执政当局的外交决策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不仅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且会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甚至失去执政权。所以总统和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仅要征求智囊专家的意见，还要关注民众的声音，了解公众舆论的倾向，把公众舆论作为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5]如果舆论支持，政府推行外交政策时就顺利的多。比如，9.11事件后，美国民众中弥漫着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受此影响，公众舆论普遍要求和支持政府使用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和他们认为可能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从而为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内舆论支持。
2、公众舆论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框架和行动范围
公众舆论代表民意，反映公众关注的热点，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和参照系数。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对外意识一定程度上会限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合法范围和作用区域。特别是当公众舆论非常强烈时，会严重制约外交政策的目标框架和行动范围。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精英们）一直对美国公众进行“共产主义威胁”、“中国是赤色的、巨大的、敌对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台湾是美国的盟友”等舆论引导，受此影响，中国大陆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面目狰狞的。70年代后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试图改变对华政策，放弃台湾而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和舆论的制约，从而延缓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
3、公众舆论有助于美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美国前副国务卿钮瑟慕指出：“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的接受和支持。”[6]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提高政府决策准确性、有效性，降低决策失误概率的前提。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意的采纳，没有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就谈不上科学决策。[7]外交不同于内政，它的专业性、机密性、时效性与灵活性特点，决定了外交政策一般只能由外交决策核心圈的人参与制订，以达到高度集中统一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和“民主”国家，公众有权利参与公共决策，有权利对现行方针政策进行评价和批判，以实现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执行结果的监督制约，促使外交决策部门在合法范围内，在维护公众共同利益前提下制定和执行决策。如果外交决策出现了危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公众舆论就会发出警告或呼吁，引起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重视，促使其及时修订完善相应政策，或者中止政策措施执行，弥补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等。因此，美国著名学者伯纳德・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
三、对我国外交决策的启示
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同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就中国目前而言，外交政策不受舆论干扰的程度比美国要高。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舆论的逐渐开放、公众对外交关注度的提升，中国外交决策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亟需加强对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中影响力的研究，关注、尊重和有效引导。
1、既要重视民意，又不能唯民意
外交决策关乎国家重大利益，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秘密性与时效性，而普通民众由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认识常常是肤浅、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偏激的，因此外交决策应当由那些富有经验、具有大局观和战略眼光、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家们做出，而不能唯民意是从，被公众舆论牵着鼻子走。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国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和获取国际信息渠道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人参与到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中国的外交决策如果一味强调专家决策，而不顾公众舆论，就会引发民众对政府外交乃至政府形象与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满，从而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负能量。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要考虑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还要认真对待国内的舆论与民意，对公众舆论做客观、细致的分析和评估，把它作为体察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在对外关系和国内民意之间进行适度的平衡。
2、加强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作用
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其活动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是社会公众的“耳目”和“喉舌”，是当然的社会“舆论领袖”。[8]在我国，主流媒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神圣使命。如前文所述，普通大众由于受教育水平、认知水平、观察问题的视角、信息量太少等的限制，其舆论常常具有非理性。尤其是当发生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时候，一些民众凭个人对具体事件的感受和一时的情感容易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例如，在最近的等周边问题上，就出现了部分民众要求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要更强硬、更有作为，甚至开战的言论。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作用，通过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对外交事件进行及时、准确的报道，包括及时地向公众提供外交决策中非保密的各种信息，从而掌握话语权，引导民众理性看待国际问题，化解公众中的非理性舆论压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减少破坏社会稳定的舆论震荡，防止公众思想发生混乱。
3、重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在Web2.0时代，广大网民可以通过BBS发表言论、QQ签名请愿、微博观点等方式参与外交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通过将个人意见转化为多数人的集合意见形成合力的方式影响外交决策。[9]因此，外交决策部门一方面要重视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积极对待网络舆论，从网络舆论中感受公众舆论的走向，感受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好恶，从而作出更加合乎民心，更为合情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要借助网络舆论调查，问计于民，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外交决策最大限度地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年来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网络舆论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许多官方网站建立了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网络论坛，如《人民日报》网站上的“强国论坛”，新华社网站上的“发展论坛”，外交部网站上的“中国外交论坛”等等；外交部也不断地邀请外交官和专家在其网站上与网友们就关注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在线交流，显示出中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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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民族交往的内涵。
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这就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的最新理论概括，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和” 的精神，也是当前民族关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 “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 p. 166）从民族交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关照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民族交往是什么。按照 金 炳 镐 先 生 的 观 点，民 族 交 往 是 指”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3］而和谐民族交往意指 ”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生存发 展的共 同 需 要 和 共 同 的 愿望“。［2］（ p. 112）可见， ”和谐“ 是 ”民族交往“ 的目标追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谐民族交往就是强调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活动引导、统一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 发 展 观 中，创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关系。
二、和谐民族交往的思想渊源。
（ 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很早就有 ”和而不同“ 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精神遗产，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之间和谐交往共同发展赖以借鉴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郑语》载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和“ 是以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婴论述 ”和与同异“，他对 ”同“的批评是：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孔子也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和而不同“是君子 ”尚义“，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又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苟同于他人；”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被利益所左右，对自己有利就苟同于他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与人争执。《易传》中有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厚德载物“ 就是君子效法地之坤德，具有博大宽容的精神。 《中庸》 则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小德“ 是讲差异性，”大德“是讲统一性，天地间 ”万物并育“、”道并行“，虽然有差异，但其 ”不相害“、”不相悖“，在差异中有其统一与和谐。概括起来说， ”和而不同“ 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宗旨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尚书·尧典》 中讲到的 ”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互相尊重，和睦 相 处。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虑。“［7］（ p. 196）兼容并蓄，相反相成。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之于当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既认同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 代替 ”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与和谐，逐渐走向人类文化的 ”多元一体“。只有 ”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 ”和实生物“， ”殊途同归“；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 ”同而不和“、 ”同则不继“了。
（ 二） 克己复礼 仁者爱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 三） 上善若水，有容乃大。
对 ”善“ 的向往与共生理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不懈追求，老子讲 ”上善若水“，［11］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滋养，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有容乃大“，源自 《尚书·君陈》： ”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12］意思是说，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忌恨，对于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才能够成功。必须宽容，德才算大。 《古兰经箴言》里讲： ”只因来自安拉的怜恤，你要对他们和气； 如果你粗暴傲气，他们必定从你周围远去； 你应该体谅他们，为饶恕他们而求祈； 处理事情要跟他们商议，你要是已作决断，就该对安拉仰赖托依，安拉对仰赖者确实欢喜。“［13］清代回族学者马智在其著作 《清真指南》 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14］这种 ”善“ 的思想及其包容共生的理念告诉我们： 民族之间的交往攸关民族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汲取不同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通过交流和交融，民族文化才有机会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威信和地位，各个民族的文明及智慧也才有可能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2］（ p. 106）各民族和谐共生的要求必将使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谐共生“ 以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力求实现不同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的一致性。转贴于
三、和谐民族交往的现实意义。
和谐民族交往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民族成员、群体之间，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睦顺畅，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团结的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思想渊源，在民族交往中保持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政通人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基础。
政通人和是和谐社会的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稳定，体现在民族交往中就是民意通畅、民气顺达、民心安定、民风朴实、民间祥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加强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充分重视、真正确认少数民族在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总体指导下，尊重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的自我选择与创造精神，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对接与调适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环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和主动适应； 同时要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尽可能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使少数民族能够依据制度实现政治参与，减少或杜绝非制度政治参与，以正常途径和渠道解决少数民族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利益保护问题。对于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充分运用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以实现各种民族利益要求都得到合理满足。其次实现政通人和要充分依靠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也是政通人和的重要保障。民族和谐是法治建设的目的，法治是建设民族和谐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已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法治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合作、协调民族利益冲突的任务更加迫切。 ”坚持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处理族群 （ 民族） 问题，……所有公民不论族裔 （ 民族） 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5］”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16］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民族法治就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证民族事务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交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民族交往心理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不管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这就说明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实施，合理疏导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的民族交往。
（ 二） 利益共享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动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以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增强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承认和尊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非根本利益上，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践行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克服原有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资源合作开发中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 ”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17］”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8］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民族平等的社会基础即经济关系中结成的纽带。只有实现了利益共享，才能不断发展共同利益。民族利益包括民族总体利益和民族个体利益。从民族个体成员来说，民族总体利益是比较抽象的，难以体会和辨明的，而民族个体利益则是直接感受和容易辨明的。正是由于民族个体成员都是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和感受到民族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事关民族个体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并在实践中逐步优化为稳定的方式或内容，才能推动和谐的民族交往日益巩固和发展。
（ 三） 文化认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导向。
当前各民族人员流动、杂居现象增多，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成为常态。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往、共存、共荣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保障，各民族多元异质文化的和谐共存、共荣，也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民族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有力地支持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同时，各民族表层文化共存相安无事，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却常常隐藏着冲突。文化发生变迁时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与感觉错位，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民 族意识 作为 ”民族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积淀“［3］（ p. 110）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共性影响，充分发挥和依靠这种公共性的影响来促进和推动民族间的信任与和谐。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9］这一政策主张为促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二是共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认同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20］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数千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各民族和谐交往得到不断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舆论导向。
（ 四） 包容共生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条件。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 p. 270）和谐民族关系的 ”多元、共生、互补“ 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机制。 ”多元“ 是社会和谐的逻辑前提； ”共生“ 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共生，就无所谓和谐； ”互补“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多元、共生、互补“的结构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资源的共聚汇生、互补共进。实践证明，各民族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源泉，民族多样性结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21］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民族之间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取长补短的重要交往活动，也是杂居诸民族持久奔小康的第一生活需要。商贸互动，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生活达到有机互补，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互通语言越多，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越有可能，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2］（ p. 259）语言交流是民族之间交际和交流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人口较少民族主动学习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是一种必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在许多场合使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自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也不乏局限，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民族特性的专门表达领域时可能缺乏合适的表达词汇，这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色用语可以借入到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达到语言互补，加深民族间的感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是民族间相互交融、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不同民族通婚后，历史背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会在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亲情中淡化。特别是作为下一代的孩子出生后，他的成长过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承载者，又是作为父母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的承接者，有助于淡化父母的民族差异，也是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融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华大家庭中，56 个民族一条心是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最浓厚的根基。各民族之间在通商、通语、通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深化到 ”通心“，前 ”三通“ 是 ”通心“ 的铺垫和过渡， ”通心“ 是 ”前三通“ 发展的结果，民族间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的关键就是 ”心“ 离不开，即共同的心理、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才能使全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达到民族之间的心理和谐。［22］总之，实现和谐民族交往就要在政治层面突出政通人和，追求 ”和实生物“。在经济层面实现利益共享，在文化层面，则要从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 在社会生活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民族 特 色 和 潜 力 的 优 势，包 容 共 生，实 现”四通“，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新华网，2006 － 10 － 18.
〔2 〕金炳镐。 民族关系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国语·战国策 ［M］。 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48—149.
〔5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7.
〔6 〕李军等主编。 五经全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2.
〔8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一、和谐民族交往的内涵。
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这就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的最新理论概括，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和” 的精神，也是当前民族关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 “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 p. 166）从民族交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关照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民族交往是什么。按照 金 炳 镐 先 生 的 观 点，民 族 交 往 是 指”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3］而和谐民族交往意指 ”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生存发 展的共 同 需 要 和 共 同 的 愿望“。［2］（ p. 112）可见， ”和谐“ 是 ”民族交往“ 的目标追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谐民族交往就是强调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活动引导、统一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 发 展 观 中，创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关系。
二、和谐民族交往的思想渊源。
（ 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很早就有 ”和而不同“ 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精神遗产，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之间和谐交往共同发展赖以借鉴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郑语》载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和“ 是以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婴论述 ”和与同异“，他对 ”同“的批评是：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孔子也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和而不同“是君子 ”尚义“，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又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苟同于他人；”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被利益所左右，对自己有利就苟同于他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与人争执。《易传》中有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厚德载物“ 就是君子效法地之坤德，具有博大宽容的精神。 《中庸》 则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小德“ 是讲差异性，”大德“是讲统一性，天地间 ”万物并育“、”道并行“，虽然有差异，但其 ”不相害“、”不相悖“，在差异中有其统一与和谐。概括起来说， ”和而不同“ 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宗旨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尚书·尧典》 中讲到的 ”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互相尊重，和睦 相 处。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虑。“［7］（ p. 196）兼容并蓄，相反相成。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之于当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既认同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 代替 ”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与和谐，逐渐走向人类文化的 ”多元一体“。只有 ”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 ”和实生物“， ”殊途同归“；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 ”同而不和“、 ”同则不继“了。
（ 二） 克己复礼 仁者爱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 三） 上善若水，有容乃大。
对 ”善“ 的向往与共生理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不懈追求，老子讲 ”上善若水“，［11］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滋养，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有容乃大“，源自 《尚书·君陈》： ”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12］意思是说，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忌恨，对于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才能够成功。必须宽容，德才算大。 《古兰经箴言》里讲： ”只因来自安拉的怜恤，你要对他们和气； 如果你粗暴傲气，他们必定从你周围远去； 你应该体谅他们，为饶恕他们而求祈； 处理事情要跟他们商议，你要是已作决断，就该对安拉仰赖托依，安拉对仰赖者确实欢喜。“［13］清代回族学者马智在其著作 《清真指南》 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14］这种 ”善“ 的思想及其包容共生的理念告诉我们： 民族之间的交往攸关民族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汲取不同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通过交流和交融，民族文化才有机会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威信和地位，各个民族的文明及智慧也才有可能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2］（ p. 106）各民族和谐共生的要求必将使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谐共生“ 以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力求实现不同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的一致性。
三、和谐民族交往的现实意义。
和谐民族交往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民族成员、群体之间，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睦顺畅，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团结的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思想渊源，在民族交往中保持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政通人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基础。
政通人和是和谐社会的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稳定，体现在民族交往中就是民意通畅、民气顺达、民心安定、民风朴实、民间祥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加强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充分重视、真正确认少数民族在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总体指导下，尊重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的自我选择与创造精神，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对接与调适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环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和主动适应； 同时要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尽可能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使少数民族能够依据制度实现政治参与，减少或杜绝非制度政治参与，以正常途径和渠道解决少数民族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利益保护问题。对于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充分运用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以实现各种民族利益要求都得到合理满足。其次实现政通人和要充分依靠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也是政通人和的重要保障。民族和谐是法治建设的目的，法治是建设民族和谐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已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法治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合作、协调民族利益冲突的任务更加迫切。 ”坚持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处理族群 （ 民族） 问题，……所有公民不论族裔 （ 民族） 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5］”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16］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民族法治就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证民族事务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交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民族交往心理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不管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这就说明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实施，合理疏导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的民族交往。
（ 二） 利益共享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动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以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增强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承认和尊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非根本利益上，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践行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克服原有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资源合作开发中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 ”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17］”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8］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民族平等的社会基础即经济关系中结成的纽带。只有实现了利益共享，才能不断发展共同利益。民族利益包括民族总体利益和民族个体利益。从民族个体成员来说，民族总体利益是比较抽象的，难以体会和辨明的，而民族个体利益则是直接感受和容易辨明的。正是由于民族个体成员都是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和感受到民族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事关民族个体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并在实践中逐步优化为稳定的方式或内容，才能推动和谐的民族交往日益巩固和发展。
（ 三） 文化认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导向。
当前各民族人员流动、杂居现象增多，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成为常态。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往、共存、共荣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保障，各民族多元异质文化的和谐共存、共荣，也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民族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有力地支持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同时，各民族表层文化共存相安无事，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却常常隐藏着冲突。文化发生变迁时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与感觉错位，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民 族意识 作为 ”民族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积淀“［3］（ p. 110）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共性影响，充分发挥和依靠这种公共性的影响来促进和推动民族间的信任与和谐。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9］这一政策主张为促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二是共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认同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20］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数千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各民族和谐交往得到不断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舆论导向。
（ 四） 包容共生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条件。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 p. 270）和谐民族关系的 ”多元、共生、互补“ 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机制。 ”多元“ 是社会和谐的逻辑前提； ”共生“ 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共生，就无所谓和谐； ”互补“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多元、共生、互补“的结构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资源的共聚汇生、互补共进。实践证明，各民族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源泉，民族多样性结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21］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民族之间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取长补短的重要交往活动，也是杂居诸民族持久奔小康的第一生活需要。商贸互动，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生活达到有机互补，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互通语言越多，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越有可能，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2］（ p. 259）语言交流是民族之间交际和交流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人口较少民族主动学习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是一种必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在许多场合使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自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也不乏局限，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民族特性的专门表达领域时可能缺乏合适的表达词汇，这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色用语可以借入到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达到语言互补，加深民族间的感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是民族间相互交融、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不同民族通婚后，历史背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会在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亲情中淡化。特别是作为下一代的孩子出生后，他的成长过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承载者，又是作为父母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的承接者，有助于淡化父母的民族差异，也是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融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华大家庭中，56 个民族一条心是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最浓厚的根基。各民族之间在通商、通语、通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深化到 ”通心“，前 ”三通“ 是 ”通心“ 的铺垫和过渡， ”通心“ 是 ”前三通“ 发展的结果，民族间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的关键就是 ”心“ 离不开，即共同的心理、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才能使全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达到民族之间的心理和谐。［22］总之，实现和谐民族交往就要在政治层面突出政通人和，追求 ”和实生物“。在经济层面实现利益共享，在文化层面，则要从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 在社会生活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民族 特 色 和 潜 力 的 优 势，包 容 共 生，实 现”四通“，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新华网，2006 － 10 － 18.
〔2 〕金炳镐。 民族关系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国语·战国策 ［m］。 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48—149.
〔5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7.
〔6 〕李军等主编。 五经全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2.
〔8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