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产业推动工业设计的发展
做为不断创新产品理念的苹果公司，在2008年就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受美国欢迎的企业，苹果公司总能使用硅片和软件“不断制造奇迹”，乔布斯深知那时苹果公司不具备在基础技术和商业模式上进行颠覆的能力，所以选择了比较快速的以工业设计为创新点的iMac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苹果公司的发展史表明，工业设计产业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性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看出工业创新将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价值。工业设计创新产业作为集艺术文化为一体的创新性产业，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人文元素增添产品的附加值，也可以通过常以产业的发展，挖掘现在工业的发展规律，找出设计导向情感的交叉模式，开拓文化产业发展新的发展空间，推动文化与设计的整体上市。
3文化产业背景下工业设计的未来趋势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知识服务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工业发展对解决人类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所处的环境，需要中国多种文化元素融合到本质创新中去，不仅仅外显为中国创造更应该强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以民族文化来弥补诸多设计不足，以工业创新历年来创新表现民族底蕴。如今设计行业已成为集科学性和艺术性为一身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我国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新产业，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以文化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重要引擎，充分发挥文化与科学技术相互促进的关系，以科技文化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科技平台，以工业产品设计作为涵盖科技、文化、设计、多媒体等相关行业的多类平台。
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和职工之家等文化宣传教育阵地，使之成为企业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让职工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2.围绕生产经营，发挥活动优势。
企业文化建设只有融合到生产经营工作中，才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举办各种参与广泛，并能将“企业理念”完全融合到生产经营中的大型活动，如文艺汇演、文体活动、知识竞赛等，使职工群众耳濡目染地践行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促进生产经营发展，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3.围绕培育队伍，发挥教育优势。
“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创建学习型企业和培养知识型职工，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又是企业社会效益的体现。从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入手，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将企业文化内涵贯穿于适应职工特点的教育中，培育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打造优良队伍。
4.围绕“四项建设”，发挥参与优势。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与每位企业职工都息息相关。同样都需要每位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实践。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节能减排等活动，选树先进、塑造典型，激发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比、赶、超的氛围，发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应，鼓励职工建功立业，沉淀更深的文化底蕴。第五，围绕组织建设，发挥纽带优势。工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和工会工作的群众性、服务性特点，决定了工会工作要走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前列，深入开展“送温暖”等，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和支持，充分发挥好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高度重视工会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其一，从整体上设置好企业文化建设各项工作，分步骤、按计划组织各部分共同参与，一起建设好企业文化。
其二，增加相关投入，加强完善工会组织基础设施，频繁开展各个活动凝聚人心，增强企业凝聚力，并把企业文化贯穿在各个活动之中，强化大家的思想意识。
其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善于发现和总结来自于职工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善于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和共同点，提炼与升华企业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和发展外延。
其四，协助党政组织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培训，营造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有助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活动，充分发掘职工聪明才智，推动企业“四个文明”建设，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职工综合素养。
其五，通过切实有效的民主管理，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企业管理，为职工提供发挥聪明才智而各尽所能、各展其才的舞台和机会，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氛围。
三、充分发挥工会在企业文化深植落地中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是传承企业深厚文化底蕴和管理经验，顺应时代潮流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我们共同的意志，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企业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发展之本。企业文化的推进和落地深植，必须建立在全员践行的基础上，工会作为企业内个体人的群众性组织，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倡导优秀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职工综合素养，形成一种和谐环境，为企业文化落地深植提供广袤的沃土。
1、围绕生产经营，发挥导向作用，在策划活动项目上下功夫。
工会通过开展卓有成效、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举办寓教寓乐、健康有益的活动，如职工文艺汇演、专题知识竞赛（科技、安全、会计）等，充分利用“假日文化”（元旦、春节、三八、五一、七一、国庆等），科学策划“庆典文化”（矿庆、司庆），对职工进行核心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等教育，使职工群众耳濡目染地践行和认同企业文化理念，引导职工接受企业文化，产生归宿感和认同感，形成一种不竭动力，创造和谐、发展环境，实现公司“以人为本”和职工“以企为家”二者之间的高度融合，既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又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2、围绕宣传教育，发挥阵地作用，在满足需求载体上下功夫。
充分利用职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馆、黑板报、宣传栏、报刊杂志和职工之家等宣传教育阵地，甚至是厂房、车间、办公室、公路两旁等公共场所，使之成为传播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让职工耳闻目睹企业文化内涵，并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加大工会组织的软硬件设施和文化阵地的各种投入，添置活动设备（最好是与厂家联系而设计企业标识），改善活动环境（朝着有文化品味方面改善），增强活动创意（将企业标志充分运用到每项活动中，将企业品牌形象宣传语树立巨型户外广告），丰富活动内容（将企业文化内涵进行活动项目分解），拓宽活动载体（将企业文化内容制作成扑克牌、专题光碟或画像等），经常组织开展融合企业文化的、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职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学习及有利于成长的环境，使职工在寓教寓乐活动中丰富知识，陶冶情操，使企业文化强基固本。
3、围绕促进和谐，发挥凝聚作用，在关爱职工形式上下功夫。
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将企业文化内容穿插在内，全面了解职工的感知、动机、期望等，及时观察和掌握职工的实际生活情况（如病、灾），加强与职工交流思想和沟通情感，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地深入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甘露基金、慈善募捐等“暖心动情”活动和公益活动（如抗震救灾募捐活动），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宣扬，渗透企业文化知识，灌输企业文化内涵，传递企业文化理念，弘扬企业文化精神，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使职工围绕公司共同目标，群策群力，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
4、围绕贯彻落实，发挥造势作用，在培育参与对象上下功夫。
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教育阵地和载体（如前所述），大造声势（如张贴企业文化画报、制作小册、生产卡通纪念品），全程控制（善始善终、统筹兼顾地策划系列活动），全员参加（包括开会的统一着装，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群众参与（向职工家属宣传），广泛宣传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铺天盖地地进行企业理念内涵及其组织与个人层面之行为规范，以及包括行为规范总则、道德规范、礼仪规范、禁忌条例在内的员工行为规范等宣传教育。
5、围绕队伍素质，发挥教育作用，在改进培训方式上下功夫。
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关键就是创建学习型公司和培养知识型职工。从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入手，以培养“四有”职工为目标，以企业文化内涵为核心，将其始终贯穿于适应职工特点的每个教育环节中，如生产单位的每周安全、政治学习日，各单位的新员工入职教育（含三级安全教育），各单位的内训甚至外培中，使企业文化伴随职工成长。工会通过鼓励或组织职工参加函授、自学、送培、内训、专训等，开展形势任务、科学知识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以企业文化指导实践，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引导职工培育符合时代特征、体现行业和企业特点的内在精神，努力践行企业文化。
6、围绕共同发展，发挥激励作用，在塑造先进典型上下功夫。
开展蕴含企业文化的主题劳动竞赛、节能减排、岗位技术练兵、小改小革及合理化建议等活动，选树先进、塑造典型，评选表彰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及时发现能从先进典型身上体现出来的企业文化内涵之亮点，以先进事迹报告会、先进人物座谈会（如五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既朴实又深刻的宣讲与交流，全方位、多层面地巡回宣讲他们的先进事迹，弘扬所体现出的企业文化，激发每位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营造比、赶、超的氛围，发挥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多重效应，鼓励职工建功立业，引领职工相互促进，陶冶职工情操，促进公司和谐，沉淀更深的文化底蕴
7、围绕提升管理，发挥引导作用，在营造民主气氛上下功夫。
通过厂务公开、职代会、、调研、倡议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管理活动，引导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广泛征求职工群众意见（如职工代表），鼓励职工讨论并践行企业文化，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氛围，使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讨论与决策，使职工深刻体会到能与企业文化同行，促进企业文化落地深植，提升企业文化建设及管理。有效推动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企业各项管理沿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
8、围绕全面推进，发挥纽带作用，在落地深植主体上下功夫。
工会作为职工群众性组织，要使企业文化在企业“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按照工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及其群众性、服务性特点的要求，善于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和共同点，提炼与升华企业文化，不断丰富内涵和发展外延。同时，要成功地向广大职工灌输，坚持长期灌输，常抓不懈，使每位职工都有接受企业文化的时间，使职工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2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安全意识
一个发电企业全员安全意识强弱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全体员工安全意识、安全素质和良好习惯的体现，反映着企业安全文化程度。要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首先要从加强安全宣传教育，重点落实现场安全警示教育，完善安全管理体制，创新文化宣传载体，尝试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理念，切实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督促其在日常生产活动中注意自我保护。其次，要加强现场安全警示作用，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安全事故案例培训，促使员工时时牢记安全，自觉做好安全预防，做到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牢固树立“我要安全”的思想，使员工真正懂得违章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和技术素质。第三，要发挥三级安全监督网的作用，各尽其责，从最高领导到班组长，齐抓共管，层层把关。
3开展多种形式安全活动，积极宣传安全理念
利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向员工宣传灌输安全理念，形成良好舆论环境，促使员工潜移默化地受到安全警示和教育，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例如在企业建立“安全展室”，通过人身事故、设备事故、火灾事故以及典型违章案例等栏目，让全体干部、员工吸取公司内外不安全事件的经验、教训，使大家从中受到启发，树立“以人为本、珍爱生命、杜绝违章”的安全理念，确保安全生产长治久安。在安全生产活动月中，要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安全活动，通过安全经验交流、安全知识培训、宣传板报、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安全标语、防火知识宣传等活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推动和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健康发展。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协整分析给出了农民收入、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实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到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反映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还可以反映短期偏离的修正机制，估计结果如下。上述模型描述了均衡误差对农民收入增长短期动态的影响，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表明通过误差修正项的调节，可以使短期内的偏差在较短时间内向长期趋势调整，符合相反修正机制。从模型结果来看，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工业化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4499个单位；城镇化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3491个单位。说明工业化较城镇化来讲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6］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解决此类问题，该检验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对1至3的滞后期分别做因果检验，然后对结果做统计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避免简单一次判断所得出结论的武断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分别为1至3的工业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数分别为1和2的城镇化水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农民收入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由此说明河南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又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影响。
如今社会，物欲横飞，人们在满足富裕物质的同时，一些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生理心理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人性化设计、低碳绿色设计、和谐化设计等新概念的提出，要求设计的产品不仅能更好地实现人文关怀，而且要适应大自然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发展方向与需求，这些也是“和”这一设计理念在现代工业设计发展中的体现。
人性化设计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使设计师和企业把更多的目光从产品转移到使用者。以人为本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体现。人性化设计的“美”首先体现在产品的结构和造型上，以人机关系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产品结构的改良让使用者更省力、舒适，通过产品造型的创新使产品更具趣味性，满足人们轻松、幽默的心理；其次体现在材料和色彩上的选择与人的认知相一致，给人舒适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善”反映在人性化设计引导人们合理、适度的消费，倡导人们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人性化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也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本质所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针对眼药瓶设计了一款带有弹性的硅胶罩（如图1所示），使用者在用时可以翻过来，罩在眼上，可避免误操作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升产品使用的精准性，用完后可把硅胶罩翻下来，方便携带和包装。折叠自行车，是人性化设计的典型代表之一，它质量轻,折叠后体积很小，可轻松的提起，便于携带，是外出郊游的最佳选择（如图2所示）。人性化设计对于工业设计师和企业而言，不仅在设计技术层面上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要求工业设计师和企业对设计理念进行创新和变革，利用科学技术，使产品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生活产品，转化为有生命、有灵魂的生活产品。
20世纪初，资本与科技联姻，催生出一种以工业化生产和现代传媒技术为特征的新的文化样式――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带来文化的生产方式、存在状态和文化功能的变化，文化的商品化、消费化趋势不断加剧，使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而是商品，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市场上销售可以替代的项目被生产出来，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精神需要。文化工业是一种使控制变得更加密不透风，使社会统治秩序变得更加坚固的“社会水泥”。
一、“文化工业”让文化走向平庸
从《启蒙的辩证法》开始，阿多诺一直坚持用一个独特的术语“文化工业”，来指称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众文化现象。他强调，为了消除认为“大众文化”是从大众出发、并为大众服务的通俗文化这样一种误解，就必须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这个概念，这样才能突出大众文化是一种标准化、商业化的文化制作，并同自律性的艺术和自发性的通俗文化区别开来。[2]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工业”并不是真正服务于大众的，而是为了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而适合大众消费而特意制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性质的那些文化产品，它或多或少是刻意炮制出来的。
阿多诺等人一直注重作出以下分析：文化产品是一类受交换价值支配的特殊商品，文化工业仅仅注重经济效益。由于文化产品是按照工业生产目的、由工业生产流程所控制而生产出来的一种产品，因此便具有了商品性质。他讲到：“这样的文化产品是彻头彻尾的商品。文化工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使文化及艺术产品商品化，它是通过人为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3]p13-18文化工业产品是由实现其价值的交换原则所支配的，而不是由其自身内容以及和谐形式所决定的。
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艺术品并不是真正的或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艺术品，而只是伪装的艺术品。或者更直白的说，这些所谓的艺术品只是商品，它们从一生产出来开始就只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它们只具有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没艺术品真正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因而，在文化工业中生产出来的“艺术品”，则必然要服从市场规律。艺术的生产与传播要依赖于资金和技术，艺术作品乃至艺术家的纯粹性不得不在经济利益面前妥协，甚至有人认为，艺术家已经沦为资本家的雇员。如作者在书中提到：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也都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过程整合了所有生产要素，从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到最后制作成的音响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印在了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影片的内容都不过如此。
艺术与技术和经济纠缠在一起，使得艺术本身的特性荡然无存。文化工业抛弃艺术那种原来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按照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理解，“风格是所有艺术作品的保证，而文化工业则抵斥风格”。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实质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只会生产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而观众的艺术品位又会因大众文化的泛滥而普遍低下，他们只懂得欣赏“唐老鸭”而不懂得欣赏“赫本”，他们宁愿看小说改编的电影也不愿意看托尔斯泰的原著。机器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运转。它在决定消费的同时，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东西都当成了风险排除在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生产被消费兴趣所制约，消费兴趣又受限于市场上流行的产品。如此一来，社会中并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艺术品的商品化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艺术品的标准化，市场上所兜售的文化消费品其实质都是一个模子制出来的。人们看到的市场上的文化产品多样性是虚假的多样性，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所产生的幻觉”。
二、“文化工业”将沦为一种“反文化”
首先，由于没有文化素质作支撑，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带来其产品的“划一性”。《启蒙辩证法》第二部分――“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阿多诺开门见山地指出：“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工业社会的力量留在了人类心灵中。娱乐制造商知道，即使消费者心烦意乱，仍然会消费他们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这些经济机器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闲置的时候，都会像作品那样，为大众提供有力的支持。没有人会从每一个有声电影或每一个广播节目中推断出社会效果，但是社会效果却是为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就此，阿多诺说：“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模仿最终成为了绝对的模仿。”
其次，“文化工业”形成一种工业产品的“标准化”。文化工业是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工业生产过程不断重复，使文化工业从生产到产品都失掉了人们本性的自然流露，更多地是为了当下消费而生产的。显然这种产业化生产过程是在技术的标准化中运作的。因为文化工业生产与现代工业标准化生产有直接联系，所以它们总是按照一定标准、一定程序大规模生产出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等，其文化原型已被标本化。
最后，由文化工业的划一性、标准化，形成了文化产品的“无风格”。这主要在于“文化工业”扼杀文化创造性和个性的风格。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风格就是程式化，即在文化工业中，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只表现为一种风格，实际上则成为“无风格”。这是“作为所有风格中最僵化的风格，被人们谴责为最缺乏风格。”举例说，语言是现实的反映，文化工业中的语言也充斥着商业的目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喧嚣也是语焉不详的，它既不从本体上证实自己，也不否定自己，而正是这种实证的取向，成为了统治的有效工具。由于这种实证主义的取向，以及生活就是一切的观念，人们对终极追求和一般概念没有太大的兴趣，实际的利益追逐就是一切，因而在经验的世界里泰然处之，对于荒谬、欺骗、非正义、野蛮，甚至对人权的公然侵犯，也视为正常现象。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实证观念中被彻底地麻木了，而这正是统治追求的效果，在这种状态中，人们的否定性取向消失了，人们单向度的存在了，他们与这一社会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现代启蒙的真实取向，启蒙最终变质为欺骗了。[4]
三、“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操纵和控制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往往把在市场中的利润收益作为检视一切的实用尺度，面向市场成为文化的选择。文化受众在铺天盖地的商品性复制品中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文本的选择权。因此从电影、广播到流行音乐，都表现出个性的虚假。“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人们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个性，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社会权力，为社会权力所规定的普遍性决定着这些个性，他们的个性不过是自得其乐而已。这种特殊和普遍的统一体现着矛盾性与不合理性。
艺术品作为审美客体，它存在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审美主体――人对其接受方式的转变。人在对待传统艺术品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凝视与欣赏，在这种审美方式上，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已经将人的主体性消解殆尽：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康德的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联系；然而，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
在阿多诺那里，文化工业不仅通过广告来误导消费者，而且它还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欺骗。在这样的工业文明中，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艺术作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阿多诺认为，轻松艺术即消遣娱乐作品总是伴随着自主的影子，而完全丢掉严肃认真的信念。这种轻松艺术是缺乏真实社会前提的作品，它往往具有一种合乎实际的假象，但假象本身就是“真实”。尽管消遣娱乐活动完全是无拘无束地进行的，但它所带来的欢笑却成为骗取幸福的工具，于是形成的享乐也变成了呆板无聊的。这里的“享乐”固然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而头脑中什么都不想，忘记了一切痛苦与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可奈何”为基础的。实际上，这种享乐是一种逃避，逃避对恶劣现实的思想反抗。因此，消遣娱乐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这样一来，消遣娱乐活动就使消费者在进入带有社会影响的娱乐中，失掉了自己的思想。
面对“文化工业”渗透于一切的社会整体，个人实际上失去了自由，丧失了独立决断的能力，变成了社会的简单原子。也就是说，文化工业借助于科技手段，日益发展成为意识形态操控系统以实现自己的统治，它不仅调节了公众生活，而且控制了私人生活；不仅灌输思想，而且还渗透进人的心理结构。文化工业支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总之，“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3]p113这样，一切不适应这种“时代潮流”的人，就会随着经济上的寒酸而遭到抛弃，或者被看成是在精神上有怪癖的人。
实际上，文化工业正是通过诱导着大众放弃自己的反叛，平息了他们对社会的愤怒。阿多诺强调说：这种“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谎言”。[5]于是，文化工业就变成欺骗大众、束缚人们意识的工具。
四、结语
面对文化工业的日益发展，阿多诺认为，这种完全靠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正是以它的各种伪装面向大众制造假象，蛊惑大众，从而达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并获得巨大利润。[6]然而，我们在这些新的时代课题面前，是否应该从“文化工业”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呢？尽管学界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有关文化工业的批判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可是，一切就如施密特对《启蒙辩证法》的评价那样，我们“只有通过吸收和占据启蒙运动的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论证，才有可能让启蒙的希望永葆生机。”[7]
参考文献：
[1] 李玉杰.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前沿，2010（8）：172.
[2] 陈刚.大众文化与垄断资本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24.
[3]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张和平.单向度是西方文化工业的典型特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11.
[5] 阿多诺.抒情诗与社会[J].目标，1974（20）.
[6] 吕婷.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J].现代语文，2007（5）：114.
[7] 詹姆斯・施密特.、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5.
二、企业党建工作于企业文化的有机结合
（一）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来提升企业文化品质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是紧密相连的，提升企业效益是企业文化文化的目的之一，而要想树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就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企业文化的实施要重点围绕“人”、“成本”、“质量”三方面，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对员工的管理实施严格管理和人情关怀的统一管理，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员工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切切实实将人力资源当做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然后就是强化质量管理意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贯彻“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才能赢得新老顾客的认可，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加强成本控制意识，要想提高盈利，就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降低成本，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增加对责任成本的控制力度，降低成本消耗，做好物资采购的监督管理工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将管理作为创效的主要手段，通过人力资源、成本、质量、安全、环境的多方面综合管理，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才效益上的“三赢”。
（二）不断加强党建工作，强化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力度企业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企业文化建设给予有效支持，提倡健康向上的企业精神和以人文本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作为强化党组织政治领导作用的重要载体，将正确积极的价值观渗透到企业文化的每个方面。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若是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目标，是很容易被市场淘汰的，企业文化理念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导向作用，那么企业党组织就能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提炼出企业的核心文化理念，从而更有效的指导员工行为。
在内政方面，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2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课题，它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重建了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国家的地位。其中，从五四到建国，反传统主义解除了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长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动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传统主义在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一、工业化与革命伦理
1、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为依托（劳力、原料和市场）而完成其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一点从英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即可略见一斑。印度是英伦诸岛的15倍。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依仗其宗主国地位，对出口到印度的机器纺织品仅收2.5％的税，而对印度输往英国的纺织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则高达75％；加之英国机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因此印度从英国进口商品剧增。从1818到1836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为300多万英镑；而到1855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则增加了1倍，达660多万英镑；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1834年到1858年间，出口总额由812万英镑增加到2850万英镑，但输出货物几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粮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印度原有制造业趋于崩溃：“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3]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现了国民经济农业化的倒退现象，棉花、茶叶、咖啡等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英国的工业化与印度的农业化几乎同期发生，二者相反相成，互为因??/P>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从广大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一方面维系着从资本积累到技术更新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根本排除了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之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彻底摆脱出来，但这只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扫清了外部障碍。对于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资金与技术的匮乏和落后构成了约束其工业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将中国与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做一比较。
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它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如第1章所述，由于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特别是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裸的直接军事征服和占领的方式，在欧美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维新以后，与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的是，一条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在该路线之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呈现出扭曲的结构：一方面，重化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另一方面，生丝、棉纱和纺织品的生产主要用于出口赚汇，以便进口武器装备及其制造所需的钢铁和机器设备。以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5]
与日本模式形成对比，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2、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5]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将收归国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则将扫除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6]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8]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因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9]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从而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3年经济恢复，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1950年），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1950－53年）的持续进行，对于苏联来说，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完成适度的工业化目标，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在远东地区牵制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
在1949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8.6％，工业仅为25.1％，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工业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农业，1957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33.5％和43.8％。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1957年的45％，1978年的56.9％。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80％。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
3、1949年以后，中共党并未因获得执政党地位和掌握国家机器而放弃原有的反传统主义立场。相反，从50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70年代中叶评法批儒，反对传统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体系的立场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在时代，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内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才能使广大劳动阶级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之后，不仅避免了重新沦为单纯的“统治的对象”的命运，而且像在革命战争时代一样，能够继续调动他们的潜力，参与大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和内外战争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极为薄弱。1952年，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26.7％，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该比重已达到45.2％，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49年已达到65.5％，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更高达75％。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更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的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只能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依靠社会内部完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194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为557亿元，1957年为1606亿元，到1978年达6846亿元，增长迅速。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未超过1957年的水平；各种布匹的年人均消费量，1952年是17.12尺，1957年是20.47尺，1978年为24.11尺；在城镇居民住房方面，1952年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1978年反降为4.2平方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与同期国民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增长相比，反差强烈。为实现工业革命，中国人民年复一年地付出着牺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牺牲主要出于一种全新的生活－工作伦理，这就是“艰苦奋斗”。为区别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创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工作伦理称为“革命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革命伦理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隶史观（阶级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颠覆了传统秩序的思想空间内，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尊与卑、贵与贱、高雅与通俗、心智与身体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质受到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确曾扬眉吐气，空前绝后般地获得了他们的价值和尊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奉献，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仅仅维持着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国，由于快速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革命伦理便成为对这种资源匮乏状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资源之一。
二、反传统主义的新内涵
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之后，反传统主义便愈来愈呈现出新的内涵。由于反传统主义的实质是颠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的正统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头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体地说，是随着“上智”或“精英”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自1952年全国范围的运动基本完成，3亿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之后，广大农村地区便已消灭了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国20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演变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主要矛头开始从反封建主义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对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场分别针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全面展开。与此相呼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包括对知识阶层西化派代表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改造，从“三反”、“五反”到反，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
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彻底摆脱了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与此同时，也作为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遏制。应当从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5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西欧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社会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对外扩张开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西欧工业革命正是以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额利润为前提而启动和完成的。然而，刚刚摆脱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来看，它的工业革命，包括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反对并超越西方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所谓“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原则。因此，也可以说，就在中国大规模实施现代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反相承地经历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过程。
2、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中叶唯一可以效仿的范例就是苏联计划体制。苏联体制是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苏联体制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由于苏联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即使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苏联以国家统合从资金、技术到思想舆论等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它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和政治高压导致的社会创伤。因此从50年代后期，中国便开始摸索超越苏联计划体制的道路。如果说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是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那么50年代后期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则分别是政治生活、学术文艺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实验。
由于党内党外的因素，这些实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并未止步，相反，这种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这就是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修正主义思潮。
3、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必须由全体成员共享。这是前述社会主义的生活－工作伦理得以形成并持续存在的前提。假如党群关系疏离，特别是出现少数人实际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逐渐被侵蚀和扭曲。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能与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形成辩证统一的话，计划体制也会逐渐压抑和取消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劳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益衰萎，革命的生活－工作伦理日趋瓦解。于是小至一个企业大到整个社会必然缺乏活力，由此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社会经济趋于停滞。实际上，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面临困境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为重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往往采取将工作业绩与小团体及个人利益相捆绑的方式，长期的结果必然使主人翁意识及革命伦理彻底让位于利益驱动原则。公有制企业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工作伦理的支撑，效益将进一步恶化。改革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就可能以全面私有化，即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占有方式的彻底解体而告结束。
毋庸讳言，晚年思想的核心正是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可能发生异化的规律。而这一探索恰好是从反思苏联体制的经验教训为起点的。
在中共第二次会议上，向全党提出：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说：“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这里缺乏辩证法。”[11]
技术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它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政治则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因此说：“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12]由于任何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任何一种技术都隐含有相应的政治含义。如果有人不承认“技术即政治”的命题，那么，这并不表明存在着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技术，而只说明人们正在不自觉地被一种盲目的政治所左右。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准，国民经济的技术密度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技术因素必然忽视人的因素，特别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因素，从而可能导致党群关系的疏离。“专家路线”从来是“一长制”的共生现象。由此，也必然从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于是群众重新沦为群氓，社会主义便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在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13]教科书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相关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劳动者管理国家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家奉为圭臬的计划体制提出深刻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不对头”三个字，并指出：“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4、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60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20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20年。
回顾历史，在1750－180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30％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19.7％，到1900年为6.2％，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2.3％，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1760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200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1928年2月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5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1982年，第11－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二卷，第65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105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70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选集》第二卷，第675页。
[6]同上，第678页。
[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五卷，第81页。
[8]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5卷，第92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50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7－308页。
[11]《在中国共产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8年5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1998年。
[14]同上，上卷，第275－276页。
2.建立起健全的统计管理制度。另一种改进目前我国化工企业内部统计问题的方法就是需要建立起健全的统计管理制度，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化工企业的领导需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加以重视，将统计数据的重视程度提升到和财务数据一样高的地位。同时也需要将企业内部的各项统计工作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制定起十分健全的统计管理制度，并且设置科学合理的指标，真正的发挥出指标体系以及报表体系的作用，帮助化工企业拥有有价值的信息。
3.加强统计工作信息化的建设。在目前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让化工企业的统计工作正常进行，就需要构建起高效率的信息资源渠道，从而形成一个包括了资金、资源、市场以及原料的统计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化工企业需要建立起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实现统计信息能够进行共享。而通过这种形式，也能够实现数据输送的网络化、信息的自动化、统计信息的管理数据化等目标，充分的将计算机的强大作用应用于化工企业的日常统计活动中。
企业是人的集合体。而企业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并非所有的关系或行为的范围和形式都是可以事先预测的。企业文化会引导企业成员自觉地作出符合企业价值观的行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会激励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符合企业需要的行为；受同一价值观的影响，企业员工在不同时空的行为准则必然会趋向相互协调一致。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悄然走来。知识在企业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人事管理、财务制度等经营活动中的作用正日显重要。知识及其运用的产品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知识化是我们在愈来愈多的企业中可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客观现象。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也不管人们是否或愿意，知识经济正逐渐取代工业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反攻能
企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为“企业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由这种价值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这种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可能未被明确宣布，但他们通常隐含于企业成员作为其行为前提的思维模式的假设中，是已经被企业成员无意识地普遍认可的。他们的行为会自觉地，甚至是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影响。
企业文化对企业成员的行为影响具体表现在行为导向、行为激励以及行为协调等三个方面。因此，企业文化具有也具有行为导向功能、行为激励功能和行为协调功能。
企业文化的反功能与企业文化的功能相对应的：当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企业的战略选择相适应时，企业文化便表现出上述的行为导向、激励以及协调的作用。然而，当企业战略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需要进行调整时，企业文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否则人们所熟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就可能导致人们在行为准则上惯性，从而严重阻滞的战略调整，企业文化因此而表现出制约企业发展的反攻能或负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是一柄双刃剑，其功能和反攻能可能表现得同样出色。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充分利用文化引导这个低成本的管理、特别是战略管理的工具；同时，又更应关注在战略调整时的文化改造，以避免文化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制约作用。
二、工业社会中企业文化的特征
在迄今为止的工业社会中，企业文化通常是事后总结的结果，主要与历史和传统有关，因此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企业文化是作为企业经营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的
企业文化的概念在管理研究中大概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日美企业经营方式以及美国不同企业经营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美日的一些学者的出了“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企业文化起支持作用”的结论，但这些成功的企业文化都不是企业可以追求的结果，而是企业经营者，甚至十几代经营者在企业实践中通过自己的领导风格与行为方式对企业员工的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成了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被企业员工广泛认同的结果。
2.企业文化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组织的记忆
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经过岁月流逝逐渐积累而成的。在历史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反映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所体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所以用企业文化来引导员工的行为，实际上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员工今天的行动。
3.企业文化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发挥作用的
在工业社会中，企业通过制度结构规范不同参与者类群间的权利关系，通过统一指挥、分层授权的层级结构来规范制约员工在企业经营中的正式关系，通过设计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来制约和诱导员工的行为。而企业文化则是作为一种补充，主要在制度结构和层级结构不能触及的地方发挥作用。
4.企业文化是一元的
在历史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倡导一种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具有异种价值观的员工是难以融入企业文化氛围的，其行为通常难以被企业的其他员工所接受。工业社会的企业文化，根据定义排斥异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企业文化的这种一元性与工业社会中层级组织的等级指挥、标准作业、规则一致的特点以及影响这些特点的早期工业社会的消费需求的无差异性是互相呼应的。三、知识经济与企业文化创新
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将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的基础，从而将对企业文化带来以下四个方面的调整。
1.企业文化将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
文化手段重要性的这种变化是与层级结构的网络化改造相关的。在层级结构中，管理中枢利用严格的等级制度统一指挥和控制着整个企业的活动，而在实行分权化管理的网络化层级结构中，各工作单元也是决策中心。管理中枢主要通过信息的提供去影响、引导和协调这些单元的决策以及决策的组织实施。在这些情况下，用被企业员工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去影响各工作单元在不同时空的行为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文化”将成为保证和促进网络化层级结构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一体化的粘合剂。
2.企业文化将是人们自觉创造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一种副产品
文化一旦成为企业管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手段，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旦成为协调和统一人们行为的主要工具，人们便不能再消极地等待，让文化在经过漫长的岁月流逝后再缓慢形成。实际上，在网络化的层级结构中，当管理中枢无需直接利用权力去分配和协调下属单位的活动后，其重要的工作内容就不仅是组织信息的收集、处理与传播，而是要通过基本政策的制定，借助各种沟通渠道，去倡导某种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文化，总结和介绍这种文化影响下成功工作单元的事例，以促进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被各工作单元迅速普遍地接受，并使之成为影响他们行为选择的基本规范。
3.作为人们自觉行为结果的企业文化不仅是记忆型的，而且是学习型的或者更准确说，主要不是记忆型的，而是学习型的
传统工业社会的企业文化体现的主要是企业的“组织记忆”。这种记忆记录了企业过去成功的经验。假使环境参数不发生重要变化，人们依据昨天的经验和惯例还可以应对未来的变化。然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环境是急剧变化的，过去的，过去成功的经验在今天崭新的现实面前往往显得无力。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在客观上需要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的不断创新。这种创新要求企业文化必须是学习型的。
实际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组织记忆的形成。在管理中枢的倡导和推动下，人们必须迅速学习新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因此，网络化层级结构中的企业文化首先是自觉学习的结果，网络化的层级结构也将有利于组织文化的学习：各工作单元与外界的广泛接触将会使组织不断习得新的知识。而组织内纵横交错的沟通网络则会使得各单元习得的知识与经验在组织内迅速传播。知识的迅速习得与经验的迅速交流将促使网络化层级组织不断创新并推广新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
2.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差异。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虽然存在很多共性，这并不代表两者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在所属范畴、功能以及工作重心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据我们党在企业中的政治需求，以及职工思想行为诉求而开展的工作模式，其在服从思想意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服务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因此，企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而企业文化是大部分职工自发遵守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企业文化是在其长期生产经营中逐渐形成的，而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职工认识并遵守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态度，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在本质上属于文化范畴。企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政治功能和管理功能，其可以确保党的各项理论方针可以彻底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中，通过协调企业职工与企业、管理者、其他职工之间的关系来激发其工作热情，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塑造积极健康的内部文化，通过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增强职工自信心，在全部职工的心中树立一个正确的道德标杆和行为准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是强调企业与社会战略目标的一致性，而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重点是培养企业个性，注重企业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传统、个性以及氛围等方面的区别，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所属范畴、功能以及工作重心等方面有着很多差异。
3.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本文通过研究认为虽然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很多共性，但是不能用其中的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这是因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当前一种较为成熟的管理学，其在加强企业管理质量、管理效率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而思想政治工作在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极大作用。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各自领域中都有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企业发展方向这一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无法达成的，而企业文化建设完善创新性企业管理这一功能，是企业无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而实现的。再者，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彼此独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一个方向，而企业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途经，以便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注重通过培养员工的社会使命感来对其行为进行约束，而企业文化建设注重通过塑造企业整体“个性”来强调企业使命，因此，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相互协作来加强两项工作模式的效果，同时也对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及手段有着优秀的作用，对实现现在企业管理中的生存、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1.“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人是社会生产领域中众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一个具有变动的极具灵活性的存在，所以企业在实现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发展模式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而企业文化建设在发挥作用过程中也紧扣人性化管理这一原则，这对保持企业职工思想上的统一有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以遵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自身存在规律作为前提，以科学性、时效性为指导，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及管理现状，力求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
2.企业文化活动作为载体。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自身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存在及具体的表现形式，承载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极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强调企业职工的参与性、积极性，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来传达、宣传企业文化，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开座谈会的方式让职工畅所欲言，可以将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和对企业发展的见解作为话题，企业管理人员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员工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对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融合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3.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企业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党与政、工、团之间的各种活动来调动企业职工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让企业职工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企业主人，必须在企业发展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精神，遇到困难敢于向前不可畏首畏尾，通过具体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铺好路，为党建工作能够卓有成效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企业的建设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