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成为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利用和转换太阳能是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世界上第一个认识到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为电能可能实现的是Becquere1，他在1839年发现涂布了卤化银颗粒的金属电极在电解液中产生了光电流，以后Brattain、Garrett及Gerisher等人先后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有关光电化学能量转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开辟了光电化学研究的新领域。1972年Honda和Fujishima应用n-TiO2电极成功的进行太阳能光分解水制氢，使人们认识到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为电能和化学能的应用前景。从此，以利用太阳能为背景的光电化学转换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科学研究前沿。光电化学太阳电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材料制备工艺简单，即使应用多晶半导体也可期望获得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可大大降低成本，增加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因此光电能量的直接转换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我国自1978年进行光电化学能量转换方面的研究，其进展情况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后期，为寻找廉价光电化学转换太阳能的方法和途径广泛地进行了各种半导体电极／电解液体系的光电化学转换研究；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人工化学模拟光合作用研究的深入，有机光敏染料体系的光电能量转换很快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新型纳米结构半导体和有机／纳米半导体复合材料成为光电化学能量转换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1常规和非常规半导体电极的光电化学太阳电池 用于光电化学太阳电池中半导体电极研究的材料包括有：Si、Ⅱ-Ⅵ族化合物CdX（X=S、Se、Te）、Ⅲ-Ⅴ族化合物（GaAs、InP）、二硫族层状化合物（MoS2、FeS2）、三元化合物（CuInSe2、CuInS2、AgInSe2）及氧化物半导体（TiO2、ZnO、Fe2O3）等，其中窄禁带半导体（Eg≤2.0eV）可获得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但存在光腐蚀现象，宽禁带半导体（Eg≥3.0eV）有良好的稳定性，但对太阳能的吸收率低。因此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提高光电效率和稳定性进行的。 同固体太阳电池一样，Si在光电化学电池研究中也是一个重点对象。Si是较理想的光电极材料，但在电解质水溶液中容易光腐蚀，其表面生成SiOX绝缘层使光电流急骤衰减。因此，克服光腐蚀是Si光电化学电池研究的主要内容。在n-Si电极表面化学沉积Au，形成Au与Si表面渗合层，可减少光腐蚀；用电沉积法将聚丁基紫精修饰于p-Si电极表面，也使光腐蚀明显下降。n型和P型外延硅（n／n+-Si、p／n+-Si）电极由于电荷分离效率高，其光电流较大。通过表面修饰几个纳米厚的金属层（Pt、Ni、Au、Cu、Co），进一步提高光稳定性，可以获得光电性能优越的光电化学电池。其中以真空蒸镀或溅射方法在外延硅表面修饰Pt或Ni以及Pt／Ni（Ni／Pt）复合层的效果较好，如Pt／n／n+-Si和Pt／p/n+-Si电极在KBr-Br2电解液中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2.2%和13.6%，用MOCVD方法在p／p+-Si电极表面覆盖TiO2薄膜形成异质结结构，不仅提高了光稳定性能，而且在一定电压下光电流增大了10倍。用同样的方法覆盖α-Fe2O3，和ZnO薄膜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用LB膜技术在n-Si电极表面修饰排列有序的Pt团簇（平均直径为4nm），其开路电压达到了0.685V。金属和金属氧化膜的表面修饰加速了光生空穴的界面转移，从而有效抑制了电极自身光腐蚀，同时也提高了光电性能。 Ⅱ-Ⅵ族化合物半导体CdX（X=S、Se、Te）是光电化学研究较为普遍的光电极材料，其主要优点是可用多种方法如粉末压片法、涂敷法、真空沉积、化学气相沉积、电沉积、化学溶液沉积以及喷涂热解法等制备，得到转换效率较高的多晶或薄膜光电极，这些方法价格低廉、简单易行，多数还可适用于大面积制备。在CdX（X=S、Se、Te）化合物中CdS的能隙较大（Eg=2.4eV），只能吸收小于517nm波长的太阳光，曾用压片烧结、涂敷、喷涂热分解制备各种CdS电极并用RuS2进行光谱敏化，将吸收截止波长由517nm延长至
地方文化资源包括市、县范围内的文艺人才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同文化发源紧密联结的文化设施、资金等。[1]地方文化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丰富并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感到现有教材包含的内容过于宽泛,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内容没有深入展开,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的地方文化则体现更少。因此,学校需要充分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切实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教师全面发展。本文认为,地方文化资源因其独特性、稀缺性和亲切性,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利用。
一、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意义
1.通过整理地方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把握其审美和道德意义,能使学生逐步了解和喜爱地方的优秀文化,进而培养他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作贡献的志向。
2.合理开发和利用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对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具有积极的意义。[2]用身边具体可感的地方文化资源来优化教学内容和过程,既可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又可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践与探究能力。
3.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补充。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结构虽几经调整,但仍未摆脱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结构重复以及与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大学课程中所论述的理论深度和知识广度与中学课程差别不大,不能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生动性和可读性,不符合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活泼上进、求新好奇的特点。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大学课堂,纳入高校教学内容,可以弥补现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缺陷。地方文化资源进课堂,不仅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地域感,而且直观、形象、生动,如临其境,可以使大学生身心受到熏陶,这是现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无法做到的。
4.地方文化课程资源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地方文化课程资源与其他课程资源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亲切性和具体可感。地方文化课程资源贴近学生生活环境,学生觉得身临其境,其中各种事物的特征及相互关系就显得十分形象、具体。二是实践性和操作性强。面对既熟悉而又从未深究的地方文化,学生可去观察、考察、调查、体验、访问,操作起来既经济又简便易行。灵活、有效地利用学生身边的地域文化资源,可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更为真实的学习情境,将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社会实际有机地整合起来。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策略
地方文化资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而要使地方文化资源成功转化,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与校园文化三者之间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教学模式。
1.课堂教学内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纳入常规教学与管理,推进地方文化资源进教材、进课堂。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课堂、纳入教学内容,可以充实现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体系。而地方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无私奉献精神,坚定信念、敢于胜利的精神等,给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鲜活的内容,提供了不尽的源泉。学校可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个课程的教育教学中贯穿地方文化资源的有关内容,安排专题讲座。如张家港精神[3]、张闻明现象[4]。还可以借鉴已经编写好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辅导读物,帮助学生了解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如《张家港史记》[5]《沙洲县志》[6]。
2.实践教学外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体验式的教育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最佳方式是身临其境的实践体验方式。[7]地方文化资源恰恰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体验阵地和鲜活的教材,使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心灵的升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培育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在应用地方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要按照实践育人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学校应当努力与相关德育基地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可信的实践基地和一个坚实的平台。学校和教师应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发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活动,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内涵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使大学生自觉参与其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净化。实践体验结束后,学校要及时组织大学生进行总结、讨论、演讲,以巩固实践体验结果。
3.校园文化强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构建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体系。学校应当坚持用地方文化资源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来充实校园的文化建设,营造校园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氛围,通过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8]学校可以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线,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艺术、娱乐活动;利用学校的展板、宣传橱窗、校报、广播加强对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的广泛宣传;在校园网开设相关专栏,构建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的网络阵地等。总之,学校要努力营造校园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校园中处处可见、可感、可学,从而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在生动活泼中接受教育,把校园建成实践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坚强阵地,把大学生培育为能够展现民族精神、昂扬时代精神、具有创新精神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并把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体系,是拓展和丰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文化资源深度开发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课堂、实践与校园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我们的地方文化资源才能切实有效地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才能在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占祥.文化管理手册[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2]沈壮梅.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J].思想理论教育,2008(3):4-6.
[3]秦振华.张家港精神: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4]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张家港年鉴(2008)[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
[5]徐祖白.张家港史记[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丰富并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一、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是维系民族认同和社群存在的生命线，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地方性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在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天地起源、生命起源及其本民族历史变迁等方面独特的知识体系，并对之进行了包含自身价值观的文化解读，进而演化出宗教、道德、禁忌、村规民约等等的规约体系，有效地塑造着每个成员的观念与行为，保障了族群内部的秩序。尽管由于历史变迁导致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被当地民族视为行之有效的一些传统价值观通过强烈的认同感与风俗习惯积淀并传承了下来，通过代际传承，持续地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最终凝聚成反映民族性格的民族精神。少数民族社会以部落为基础，部落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缘、族缘和地缘交织重叠的村落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这种文化传承一方面强调以孝为先，尊老爱幼，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强调个体服从族群。《玛木待依》（意为《教育训世经》）是彝族文学名著，它对彝人的家庭、家支的尊卑秩序以及各种道德伦理要求做了详细的记载。它提倡团结友爱、尊老爱幼；主张勤俭节约、舍己为人；坚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称颂诚实忠厚，反对虚伪轻浮等等。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重诚信和重农牧的传统，重视善良、互助、谦虚、勤俭、坚韧等价值观，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价值观。
二是审美观的育人功能。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美和享受美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是人工而非自然的审美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一种能够对社会成员发挥精神教化作用的特殊意识形态方式。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体现本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审美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如各少数民族的民歌、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等等。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源于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中，民族的心理和情感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每个艺术家都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艺术家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必然要通过艺术实践表现出来，表现为艺术的民族情感。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方面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大学生通过领略和鉴赏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不仅可以感悟到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艺术，激发他们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兴趣和热爱，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更能够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蒙古族歌舞的审美教育功能。古老的蒙古族宴歌《六十个美》，唱出了六十个美好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老师的教诲、谦虚的美德、英雄的荣誉、崇高的事业、万民的安乐、天下的太平。”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通过纯美的音乐去感悟美，体会蒙古民族崇尚美、追求美的审美境界，进而在不经意间领悟到少数民族朴素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美育功效源自少数民族艺术内在的感染力、体现了人的本性，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可替代的。
地区性民族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摄取民族文化的长处，让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教育以鲜明的个性融入到国家乃至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体系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为例，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这里是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他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中的瑰宝。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
（一）“统一理论教材”与“鲜活地方文本”相结合
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主要是《马克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这些全国统一规范的教材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性，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的检验，这些系统化的教材体系对于培养当代青年大学生基本的理论素养，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笔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经验来看，这些教材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即在教材的知识结构中，偏重于全国的一般性的理论总结，对于地方性的经验摄入不多，缺乏适应地方院校的“鲜活文本”。
（二）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
组织高校大学生到民族文化博物馆、古代盐运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海龙屯遗址、“沙滩文化”世家文化遗迹、浙大西迁旧址、汉三贤、清三儒、诗乡、茶文化等文化实景中进行现场考察，实地感受这些不同文化形态的人文精神内涵。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相关地方文化的调查报告，以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辅助资料。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结合学术前沿，根据学生的志趣和自身条件，开展民族文化、精英文化、世家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把调查法、访谈法、讲授法、讨论法、归纳法等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方法系统，既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贵州由于地质构造原因，本地不产盐，需要从周边特别是四川运盐，加上当地山多路少，食盐运输特别困难，千年以来，穿梭于川黔古道的盐巴客，挑战大自然，用他们的血汗，历尽艰辛，运盐入黔。其中蕴含的坚毅、忍耐、顽强，是当代人追逐梦想所需要的人文精神。
结论
综上所述，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既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诸如长征文化、抗战文化、土司文化、沙滩文化、盐运文化等丰富的地方文化形式，及其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为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1]陈高昂.基于社会制度课程资源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探索[J].科技创新导报，2015，10：142-143.
[2]苏静.高校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的必要性[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01：63-65.
[3]李向东.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误区[J].继续教育研究，2015，03：132-13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8-0187-02
大家都知道，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时效性、思想性、理论性的特点，这要求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配备相应的信息化教学资源。高校政治理论课程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前提是从实际出发，立足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优化与整合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有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这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前提。同时，更好地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相关要求与制度，从而更好地对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
但是，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的利益率与许多发达国家大学有很大差距，这既制约了我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又不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时代目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的配置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教学资源优化配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才能够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平稳运行和高校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对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进行有效研究对大力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整体的教育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实际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利用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在浏览、学习网络教学资源方面的积极性和利用率较低，其中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信息化教学的资源内容陈旧，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兴趣很困难。某些政治理论课程网络平台上的一些信息是多年前的材料，由于缺乏及时的更新使得这些资源很难提升大学生的兴趣。
2.信息化教学的资源盲目堆集，使大学生查找起来难度加大。多数的高校政治理论课的网络平台上都有极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是这些网络平台上的资源在收集过程中缺乏合理的分类和有效的整理，致使许多大学生在使用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3.信息化教学的资源结构复杂，使政治理论课教师管理困难。由于很多教学资源不符合元数据分类的方法和标准，很多政治理论课程网络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往往会出现信息相互重叠、信息过多、相互包含的情况，从而使得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管理资源上遇到重重困难。
上述问题不断地提醒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通过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效性提升信息化教学的课堂教学效果，在此前提下需要对信息化教学素材进行合理科学的优化并加以整合。
二、优化与整合的目标
1.以提升德育素质培育为目标，对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大学生的德育素质培育，需要政治理论课系统的信息化教学资源。我们把建立在大学生的德育素质培育基础上的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归纳为“三个着重”。
（1）着重整合信息化视频资源，从而使大学生在视频欣赏中提升自身的素质。针对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视频资源特别丰富这一情况，教师要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此加以整合。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如历年的《感动中国》人物的视频，2007年和2009年的《道德的力量》。
（2）着重优化与整合师生的论坛资源，从而使大学生在感悟中提升自身的素质。师生论坛的目的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对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碰撞。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是激发大学生的思考，从而使大学生在思维碰撞中受到触动和启迪。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心灵哲理小短文是滋养大学生的精神食粮，因此将这类资源上传到相应的论坛栏目里，大学生就能从中获得一定的认知从而提升自身的素质。
（3）着重整合与此相关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让大学生在浏览网站时提升自身的素质。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的要求选择有特色的网站，并对大学生德育素质的培育方面作出相应的拓展。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选取“中国普法网”和“中国文明网”两个网站，选择其中具有特色的栏目，尤其是德育素质培育方面的栏目，以此作为大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并要求大学生在论坛上抒发学习后的感受，并能够选取其中自己感兴趣的教学案例进行认真的学习。
2.以提升能力素质培育为目标，对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
（1）积极运用社会实践资源更好地培育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优化与整合社会实践教学资源并更好地为参与网络资源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分为综合性和研究性两类。综合性实践是通过社会调查和爱国主义诗歌比赛等形式，是提高学生的沟通交往、组织协调、语言表达等能力。研究性实践通过读书、调查报告、影视观后感等方式提高学生信息查阅、语言组织和文章写作等能力。
（2）积极运用信息化论坛资源培育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为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在多种网络平台上开展创新论文大赛，同时我们为培育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力，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举办各类沙龙活动。总而言之，教师应善于应用各种信息化资源，培育大学生创新能力，并不断表扬和鼓励在创新方面成绩突出的学生，提高学生积极性。
3.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培育为目标，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网络教学资源。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网络教学传授科学理论知识，其目的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道德观教育和法制观教育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将网络教学资源优化与整合的过程概括为“两个大力加强”。
（1）大力加强书本知识的整合。在学生主动学习书本知识的前提下，教师更应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借阅图书，并在网络平台上提供书单。
（2）大力加强信息化的自测平台建设。信息化自测平台主要形式是各类题目，通过自测了解学生认识和知识结构。因此各类题目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即要有知识运用的题目，也要考查到具体的概念、原理；既要有知识记忆性题目，也要有综合分析的题目。我们以单项自测和综合自测分类组织试题库，整合大量试题加以分类、归纳，减少重复性，加强实用性、时效性，并通过网络化自测平台建设使学生可以在课后完成自测。
三、优化与整合对教师的要求
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一要有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二要加强优化和整合，三要构建完善的信息化教学平台。对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与整合，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宽阔的视野，同时又要具备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教学的能力。
1.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开放的思维、宽阔的视野。在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现代教育也要与之接轨，这就对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宽阔的视野就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2.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较高的素质。
（1）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信息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本领。开创与建立信息化教学平台既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应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的能力。教师要更多地采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方式开展教学，改变传统思维，成为信息化教学资源使用的引导者。
（2）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备跨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由于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涉及多学科、各领域，包括新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因此需要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对其具有较宽泛的知识面，对各学科、各领域都要有一定的涉猎。
3.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与现代学生生活实际贴近的情怀。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建设信息化网络教学资源时要考虑学生实际，把与学生生活、学习和思想相贴近的信息化的网络教学资源加以整合。只有通过与学生的兴趣、需要、能力相贴近的资源才能充分调动他们使用资源的热情，进而使之乐学、勤学和善学。这是我们将信息化资源真正发挥作用的根本之所在，也就是建设信息化资源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学习、主动学习、提高教学效率，更有效地完成知识传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第一，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网络教学资源，需要明确优化与整合的方向。作为信息化教学主导的教师必须认识到要不断丰富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知识面以及个人素质，这样我们建设的信息化教学平台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网络学习活动，进而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
第二，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资源，还需要深入研究混合式教学、翻转课教学，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应用网络化信息化教学的效果。
第三，在信息化教学资源优化与整合时，教师也应认识到信息化教学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积极挖掘、不断发现，优化与整合信息化教学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信息化教学终将成为我们的常规教学手段，信息化资源也将成为学生成长的先进文化资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必须是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的的各种要素。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它/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0[1](p21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必须具有上述信息并服务于这一教育教学内容和目的,否则,便不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积极作用的发挥是经过教育者的合理开发利用而实现的。资源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于可以为人类创造财富,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经由人的开发利用方可完成。同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本身并不会自发地对教育教学过程发挥现实的作用,它对于教育教学的价值意义,只有通过教育者的合理开发并运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之中才能真正得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积极作用的发挥程度,不仅取决于资源本身,更取决于教育者对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识是否明确、选择是否合理、运用是否得当。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就是教育者对一定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挖掘、选择、开发和运用的过程。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必须具有与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共存的特征。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认识水平的高低制约着对资源开发的价值认识,而社会发展程度制约着资源开发的条件。因此,每一时代的人们所利用的资源只能是在现实中存在着的且具备开发条件的资源形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也是如此,它必须是某一时期在现实中已经拥有的,并且被教育者所认知和能够开发利用的。如果教育者的认识水平不到位,或者受技术条件的限制,某些资源虽然已经存在,但无法得到应有的开发和有效的利用,冠之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0亦恐难符其实。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的类型划分
对教育教学资源进行科学分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理论研究和实际有效运用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遵循的标准和研究的视角、方法不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可按照多种模式进行划分,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的形态,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是指以自然形态存在的、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利用的具有社会有效性和相对稀缺性的自然物质或自然环境的总称,如祖国的山川湖泊、辽阔的国土面积、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矿产资源、多样的动植物资源等。社会资源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它是指由人的活动介入的、可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利用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包括主体资源、政策资源、理论资源、文化资源等。主体资源是指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主体、发挥积极育人作用的组织和个人,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组织和教师、相关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等。政策资源是指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及其目标实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如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6(中发〔2004〕16号)、5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6(教社政〔2005〕5号)、5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6(教社科〔2008〕5号)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主题,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大理论资源。文化资源是指可以开发利用并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文化活动形式及其成果,譬如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科学和教育发展水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其中,以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最重要的文化资源。
(二)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的属性,可分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物质资源是指以实物形式表现的资源,包括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媒介资源等,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场地、经费、设备、图书、报刊、网络,以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利用的革命遗址、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等。精神资源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存在,是指一切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开发利用的健康向上的思想意识、科学理论、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方式、精神品质、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等。例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0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0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它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
(三)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发生作用的方式,可分为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显性资源是指具有明确目的和意图、专门对教育对象公开实施、可直接运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显性资源的类型很多,如党的历史和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重要节庆日和历史纪念日,思想政治理论课,哲学社会科学相关课程,党团组织举办的党课、团课,等等。专门性、公开性、组织性是显性资源的基本特征。隐性资源是指间接的、隐含性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施加影响的资源。比如,社会的环境氛围、传统的文化习俗、校风校训及校园文化活动、师者风范与师生关系,以及其他专业课程和实习课程等,这些都会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隐性资源。隐性资源的鲜明特征是内隐性、渗透性、广泛性、持久性等。
(四)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的时间维度,可分为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历史资源是指历史积淀和遗留下来的、可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开发利用的资源,主要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悠久的道德传统。比如,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推崇/仁爱0原则,追求人际和谐;讲究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倡导言行一致,恪守诚实守信;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以及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中国古代优良的道德传统,这些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丰富的历史资源。现实资源是指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并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资源。比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先后形成和培育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0、/两弹一星0精神、/抗洪0精神、抗击/非典0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人物;等等。这些都可称之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现实资源,也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此外,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能否再生,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前者如法规、政策、理论等;后者如历史文物资源、革命文物资源等。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的空间分布,还可分为校内资源和校外资源等。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的功能分析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中,诸多资源被开发利用并服务于教育教学的目的和任务。这些资源所具有的效能和发挥的作用,既取决于资源本身,也取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需要。具体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承载了如下功能和作用: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原材料0。原材料在工业中是/原料0与/材料0的统称,没有原材料,即使再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手段也不可能生产出产品来。同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不能凭空产生或实现,它必须以相应的教育教学资源构成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依托的平台。没有教育教学资源作为/原材料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0。只有通过一定的理念、方法、手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资源加以合理开发、加工并有效利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由此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原材料0,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最终实现。没有丰富而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源作为基础保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就无从谈起。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军队院校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技能与服务方式的深刻变革。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一体化集成服务的新路子，对于全面整合与利用全军院校政治理论教育信息资源，进一步拓展《军队政治理论学科数字图书馆》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文献信息资源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和保证部队“打得赢”、“不变质”中的联合服务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集成服务的必要性
一是积极顺应军队院校教育信息化的需要。“实施军队院校教育信息化工程”，是中央军委和总部根据“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作出的重要决策。“实施军队院校教育信息化工程”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实现教育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共享化。因此，积极推行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集成服务，既是顺应军队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实现军队院校文献信息资源集成化、服务利用共享化和教育训练远程化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全面提升军队院校整体现代化办学水平的必然要求。
二是实现“全军院校一个馆”建设目标的需要。“全军院校一个馆”，是总部机关早在1998年就确立的全军军事训练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奋斗目标。《军队院校图书馆建设和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经过五年的努力，把全军院校图书馆基本建成信息资源丰富、布局优化、特色鲜明、联合共享、动态发展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和知识服务体系，初步实现“全军院校一个馆”的建设目标。因此，积极推行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集成服务，即是依托了‘军训网”对各院校，尤其是对政治院校的政治理论教育的特色文献信息资源实施有序的整合和联合服务保障，也是实现“全军院校一个馆”建设目标的重要步骤。
三是克服目前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弊端的需要。近年来，全军院校在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多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就目前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来看，仍然存在着松散管理与条块分割、标准不一与自成体系、自产自给与重复建设、经费紧张与技术力量有限、规模偏小与尚未真正形成共享保障合力等弊端。积极推行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集成服务，是克服目前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实施全军院校数字图书馆工程及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大联合、优化整合与高效利用各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保证。
二、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集成服务的基本思路
(一)构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导航集成系统。运用“军训网”、“因特网”交互技术及《军队政治理论学科数字图书馆》的“信息雷达”、“知识导航”等搜索引擎应用功能，开发与建立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导航集成系统，分别将“军训网”、“因特网”上被选定的政治理论教育相关信息资源的网站地址、栏目名称、文献信息目录和内容摘要等指引信息，按照政治理论学科专业以及特定用户某一个研究领域和信息源载体形态与种类的要求，加以分类排序、规范整合集成，建立诸如“冠状树”结构的导航路线图和自助式搜索界面，同时建立一个能基本覆盖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学科专业及可以直接链接检索的知识信息导航库，直接帮助与引导“军训网”读者搜索和获取有较高利用价值的信息资源。
(二)构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重点学科特色数据库集成系统。据了解，目前全军政治院校及相关院校研发或正在建设的特色数据库，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军队文化工作、军事新闻传播学、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军事信息管理和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达20个左右，我院还相继建立了“政工”、“军旗”、“军心”、“军魂”等4个特色网站。这些分布在各单位的数据库和网站，不仅涵盖了全军院校政治理论重点建设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而且都具有一定规模和基本形成更新维护制度。运用数字图书馆现有的“信息雷达”、“站点分布式检索”等应用工具及挖掘、转载、复制等方法，依据《军队"2110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专业领域指南》公布的重点学科专业目录和相关标准规范，把这些数据库和网站的全文信息资源进行搜索查询、统一标引分类和有序整合集成，实行自动和便捷的查询检索，为全军院校政治理论重点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与科研提供针对。
(三)构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原生文献信息资源整合集成系统。通过建立健全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原生文献信息资源合作共建的长效运行机制，依托“军训网”网络环境及军队院校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MDLS)数字化生存平台和各院校现有设备与技术，采取统筹规划与协作分工、分布建设与统一整合、实物交互与网上递交、自动与在线共享相结合的途径，对分散在各政治院校及相关院校政治系(教研室)的各类公开发行刊物、自编教材与著作、学术科研成果、研究生毕业论文、内部简报与研究资料、专题讲座与报告等原生特色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分期分批地收集递交、规范化加工和集中统一整合，建立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原生文献信息资源联合数据库及集成服务网站，确保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总中心和各联合院校门户网站的原生文献信息资源的及时自动更新维护和实时利用。
(四)构建军队政治理论教学相关信息资源集成系统。协调联合全军政治院校及相关院校政治系(教研室)，以《军队院校图书馆联合书目中心》搜索查询到的政治理论教学相关文献信息资源目录为基数，统筹分工联建，按照先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再公共学科专业，以及课程教学和科研需求的轻重缓急，一方面有计划地对馆藏非密级教学参考书刊资料进行分期分批数字化加工;另一方面对军内外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相关的网络课件、专题讲座报告、最新教材和专著等资源进行连续不断的收集加工和更新维护，并将其与原生文献信息资源一道，依据专业课程进行分类排序、合理配置、整合集成，建立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学相关文献信息资源联合数据库和集成服务网站，直接为各院校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课程教学提供服务保障。同时，利用《军队院校图书馆联合书目中心))查询系统，适时开展军队院校图书馆政治理论教育相关馆藏印刷型书刊的馆际互借活动。
(五)构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专家参考咨询集成系统。依托军队院校现有数字图书馆开发与应用平台，构建学科专家与智能工具有机结合的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专家参考咨询集成系统。该系统由专家人才库、咨询工作站、推理与获取机制和用户界面组成。其主要功能:一是建立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专家人才库。在网上公布专家人才的自然概况、教学科研成果、专业研究方向和咨询资历等息，让咨询者有针对性地了解和掌握咨询专家人才的情况。二是建立智能化推理和咨询信息库管理系统。前者能在跟踪分析咨询者需求和进行实时咨询解答过程中，指导和帮助咨询者获得相关咨询信息;后者能对已咨询过的信息源进行自动搜索整合、及时更新扩充和咨询信息，为新咨询者提供参考咨询信息。三是建立专家联合咨询工作站。该工作站主要是根据各院校学科专业分布和协议分工建立专家教授联合咨询站点，通过制作个性化网页、开设电子信箱和BBS等运作方式来实现。由于该工作站采取的是联合咨询模式，尽管网上的咨询专家所在的位置是虚拟的、不同的，但咨询者的需求能从四面八方获得满意的答案与信息服务，实现专家与咨询者之间由过去的一对一传统咨询模式向网络环境下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的新咨询模式转变。
(六)构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联合数字图书馆系统。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联合数字图书馆系统，主要由全军政治院校及有关院校政治系(教研室)联合共建。考虑到各院校学科专业特色和网络设备条件、数字化建设程度、技术力量及驻地比较分散等实际情况，拟以全军院校整体数字图书馆和各院校现有数字化设备系统为技术支撑，建立信息资源互动调度、有序整合管理和网络信息共享检索的政治理论教育联合数字图书馆集成系统，实现“军训网”域内的统一规范管理、统一界面的检索与利用;拟以军队院校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MDLS )为开发平台，联合共建文献信息数字化加工和自动化系统，实现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分工合作、分布建设与有序整合;依据国际“DC核心元数据”、国家和军队“中文元数据方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建立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元数据及分类规范标准体系，实现同学科专业信息资源有序整合与统一界面快速准确检索;以联合共建共享为目的，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建设与利用的协作分工机制，实现联合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实时交互、应用导航、主动推送和高效管理与利用。
三、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集成服务的主要措施
一、目前文献学的研究现状与理论缺陷
知识一旦产生，人类文化就必须运用或是收藏而形成文献。文献学伴随文献的产生而产生的。文献学成为一门有理论意义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是中国文化最先提出它的理论体系。文献的内涵，中国人从先秦时期开始，学者们就认为文献就是典籍。典籍是用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所以我国的文献典籍在很大意义上被局限在传世纸质文献上。在这一基本观念之下，文献学所注重的是文献的实物载体的整理与保藏。因之，中国传统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学用体系。中国文献学在文献整理中，注意文献的分类，形成中国文献学行之有效的四部分类，并为图书的保藏提供了完整的庋藏模式。以整理典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刊学、辨伪学、辑佚学，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繁杂的理论与实践方法论。但是这些理论与方法如何整合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结构，中国人无心于这项工作，因而中国的文献学研究其实并不研究什么是文献和文献的本质，注重的是整理的具体方法。这套方法是经典的，经受住了长期实践的检验。然而，由于没有理论核心的支撑这些方法是散乱而缺少结构的。将具体的文献整理工作上升为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是20世纪才出现的。1920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形成的一个地方学术流派的文献研究方法称为“文献学”。第一次用“文献学”一词来批判文献学科。梁起超的文献学概念与历史学概念还不大能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梁启超的文献学就是历史文献的整理方法论。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文献学在理论意义上中国第一部文献学专著。此后，国家危殆，战祸不断，文献学研究更多是学者们的勾稽整理，文献学学科体系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后，文献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研究机构一般只是文献的整理机构。高校不设文献研究课目。50年代末期，王欣夫在复旦大学讲授目录、版本、校雠课程内容。80年代初，文献学学术研究空前高涨，学科体系逐步建立，一批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学术成果产生。
近三十年来，中国文献学在研究的理论深度与方法改进上有着显著的成就，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进步。
第一方面是，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文献学理论体系。这对于缺乏理论体系的中国古代文献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很多学术功底深厚的文献学家苦心经营的结果。具有标志性成果和极高学术价值的是一批文献通论与基本理论著作产生。从80年代到今的30多年时间里，有通论性文献学论著达300余种正式出版，大大繁荣了文献学的研究。这些通论性的著作，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作为文献学教学的教材。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罗孟祯《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新编》等是这类著作的代表。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注重实践的优良传统的总结与提高。将文献形体特点、整理的方法、文献学发展的学术传统作了全面整理，并针对古代文献学不太重视理论探讨的不足，对文献学理论进行系统构架，建立了文献学的完整体系。尤其是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在建构学科体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方面的成就是运用已有的理论成就为指导，对专科文献进行整理研究。随着文学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经济文献、科技文献、法律文献、中医药文献、简帛文献、宗教文献研究的全面展开，中国文献学的基础研究在各个分支学科领域取得进展，相关材料编撰成书，掀起一个文献整理的高潮。
文献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它也是有重大不足与缺陷的。这种不足与缺陷不但是中国文献学的，甚至是世界文献研究中的共同问题。这就是将文献研究等同于文献辨伪研究。辨伪研究也是传统文献研究最为成熟的具有体系的上研究方法，无疑有其精采之处。传统文献学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方法，但是这些理论与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关于文献的静态研究。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古典文献学理论，在版本、校勘、辨伪上有着文献序列比较论证的成功方式，在文献的形体保存上有目录学的成功经验。但是传统文献学只认识文献在某一时段出现之后的静止现象，而对文献文献是怎样产生？如何发生演变？如何在实际知识中发生作用？传统文献研究不关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不研究文献的本质规律。这样使文献学步入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使文献学与社会严重脱离，以致于造成一种大众性误解，以为文献学就是古庙青灯，就是常年累月与故纸堆打交道，因而人们一谈到文献学就被视为畏途，大学招研究生文献学是最冷门的专业。文献学被定格的实用性，缺少深度的理论意义，使文献学沦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大大降低了文献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因而文献学从理论上拓展新的领域，将文献研究从一种实用技术上升到理论研究已是势在必行了。本文的目的不是一个命题的论证明，是为了唤起一种新的文献思考方法，提出一种新文献理论。
二、什么是文献发生学
文献发生学是从本质上研究文献的生成与变化。它将文献研究从技术方法转变为认识研究。传统文献学重视文献的起源与静态研究，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的发生与动态研究。传统文献学重视文献的形态处理，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的逻辑判断。传统文献学注重文献的存在形式，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的认识前提。因而文献发生学是具有高度理论意义，可以指导和提高具体的文献研究，同时对其它相关学科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文献发生学的理论与其它有关社会科学的发生论一样，其基本理论根植于发生学。发生学是关于生命系统在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生物种系的发生与发展。其基本手段是能过对化石形态学与解剖学特征，现存生物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特征的比较，以现存生物个体对象在的分子测序和种系发生为基本方法，建立种系发生树，描述各个物种之间的可能有的亲缘关系。发生学是自然科学。将自然科学理论嫁移到人文社会科学，这是文理交叉互用的常见现象。发生学嫁移到其它学科，比如文学发生学、历史发生学、这是成功的列证。文献研究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这主要是文献学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因而文献研究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文献学者往往会被嘲笑为门外汉。正是这种实证性与经验主义倾向，一具文物，一通文献人们可以凭肉眼给予经验的判断，但不能从理论上予以说明。在文献源头不明的情况下，传统文献学对文献的判断束手无策，其结论也让人将信将疑。只有当文献的起源（文献的发现源）绝对化，传统文献学才可能对文献作出解释。传统文献学将文献静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区域上，导致文献研究的僵化与片面。
文献发生学认为文献不是一种现时的形式。文献之所以成为文献，并保留记录人类的知识，它的本质是观念之下文献的发生，在一定文体语境之下知识的记录。观念产生文献，这是文献发生学的核心概念。观念前提是文献生存的前提。观念并不是主观的唯心观念，它是一种文献产生的知识结构。观念的发生过程，将知识结构过渡到文献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文献并不是事实的可视性和时间的可把握性来实证文献，它是以逻辑形式存在于知识文化的判断中。比如，在“左传学”中《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经与史的问题一直是左传学最为纠结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左传学家们力图搜寻左丘明与孔子的同时存在，《左传》所产生的时代来说明经与史，传经与不传经在文献上的证据，可是成效并不显著。重要原因就是《左传》的起源背景在存世文献中灭失或是存在甚少，因而实证研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缺少说服力。其实，如果从《左传》与《春秋》在观念一致上进行研究，说明两者的观念同源，这对经传关系的研究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文献发生学的魅力在于，它解释文化是怎样在观念的发展变化中构成文献的。知识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被重新结构的结果。知识文化的每一次人为的更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的文献。所以文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献在变化中，但这个变不是因为时间或是保藏上的蚀变，而是文献在流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在使用中一种文献或是一个历史事实被不同的文化话语使用而发生变化，但它的文献之源还在。引起变化的文献是什么呢？它变化之后的文献与原文献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传统文献学是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文献发生学将文献视为一个流动过程，将文献形式链接成为一个生动的文化之环，从而打破了文献学的呆板与僵化。文献是一个知识变化的叙列，文献会在不同的语境下演化为不同的结构。因而不论这个文献因演变而如何地面目全非，它在知识上是同源的，这就是同源文献。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文化的移植。它可能被别种文化移植，也可能移植别种文化。这种因知识基因的复制而产生的文献，是旁系同源文献。
同源文献证实文献之间的知识亲缘关系。文献的知识基因来自于同一知识结构，这是直系同源文献。我国大量的经学研究文献正是这种直系同源文献。传统文献学只是静止地分析这个片断结构，这显然是不够的。找出同源文献，对学术演进是非常重要的，而众多的亲缘文献在同一演进序列中形成知识结构，使散乱不堪，貌似无序的文献被归整到一个系列整体，对文献的编目有着巨大的价值。
旁系同源文献是文献演进中产生的知识基因复制文献。如象神话。洪水神话是世界同主题神话。但在一个大的文化圈内这一主题有明显的差异，但其基因却是相同的。在东亚文化圈内，洪水是被治理的。虽然洪水同样危害人民，不同的神话有着千差万别的叙述与结构，但最终成了人们战胜的对象。因而这些神话在文化上是同源的，只不过在不同的亚文化范围内，有着自己的特点，是旁系同源文献。
文献发生学重视文献本身的功能，这也是传统文献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文献一旦发生就有着自己的外形与功能。传统文献就文献外形的改变或伤害作技术处理。文献发生的功能有着两个意义。一是指文献产生后的使用功能。历史文化知识，或是历史事实可能是相同的。当一个文献使用者，在对文献进行观念性驱使时，多重文献的集合，会形成新的功能，表达不同叙述下的意义。正如正史的写作中，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文献可能是相同，但在不同历史观与价值观之下，史料通过集合处理会产生新的意义。如同《史记》与《汉书》在史料文献材料上说，两者的区别并不是异质的，可是他们两者却对历史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释。功能的第二个意义，指文献在外形上的相同，功能的相同，并不能说这种文献就是同源的。比如世界范围内的创世神话，在很多地区与文化这是普遍存在的，其功能在说明世界的起源。但是这些神话并没有文献上的亲缘亲系，它不是同源文献。
文献发生学的两个重要支撑范畴，一是观念前提 ，一是文献同源。目的是纠正传统文献学研究重视形体，忽视主体性，对文献功能认识不足的实证主义倾向。当然，文献发生学对于传文献研究中的鉴伪是充分肯定的。发生学的文献分析是借鉴古典文献的版本分析，校仇定格，辨伪定性，结合其它分支文献学的情报处理方式而形成的。它主要是文献的属性分析、形体分析、用途分析、信息含量分析。
文献发生学是一种新文献学理论。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前文献学研究的浅表层次，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文献学从实证导向理论的抽象，将重视文献的形体导向哲学的高度。文献的发生研究是解决文献本质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有弄清了文献的发生才能弄清文献被选择运用的基本动因。文献的发生，并不是文献的起源。文献的起源只是找到文献形成的最早形式，这是静止的研究。即便是找到文献的最早源头，这也只能说明在源头语境之下的文献的原始状态。这几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认识到了文献背后的观念动因，这才能真正认识文献，追溯出文献的真正源头。文献发生学力求理论运用与文献实践相结合，达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的高度。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253-02
德育资源在高校的利用与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但是思政学术界对德育资源做理论上的研究则是近些年的事，关于德育资源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系统探讨高校德育资源的文献依旧不算多，研究此问题大多都是集中在发表的论文里，虽然有一些关于德育资源的学术专著，但尚未有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在高校中的开发与利用的专著。
现在关于高校德育资源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一类德育资源的研究，例如德育课程资源、德育网络资源、德育红色资源、德育社区资源、德育隐性资源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等，研究主要围绕这些德育资源的特点、内涵、开发利用与整合等方面。
一、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问题的主要分类
1.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内涵的定义。内涵的研究是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的基石，也是高校德育资源研究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学术界目前对于高校德育资源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没有统一的定论，而对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内涵的探讨尚未有所发现。例如彭清燕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是指开发主体根据现代德育理念，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德育课程资源的深度挖掘、改造、创新或优化组合，转变成现实的德育教育资源并有效地运用于德育活动的动态过程。”[1]吴蓉则认为，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概念做广义的理解，“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只要是对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资源都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之一。”[2]莫雪玲认为，“只要是能对德育目的的实现产生积极影响的一切因素，都可称之为德育资源。”并且她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德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德育能够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德育发展也能提供深厚动力。二者能够相互影响，相得益彰[3]。从学者对高校德育资源的解读，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高校德育资源是有利于高校德育目的的实现的各种要素。综上所述，笔者得出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指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高校德育目的的实现和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产生积极影响的一切现实和潜在因素的总和。
2.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分类。学术界对于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分类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大致上都是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活习俗文化、人生礼仪文化、民间传承文化、传统节日文化、民族信仰文化等来分类，但随着研究主体的不同则会围绕研究主体来进行分类。例如徐雁认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德育资源可以从政治道德、社会道德、生态伦理道德三方面来阐述[4]。何广寿则以网络德育为主体，探讨了壮族传统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认为壮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勤劳智慧的开拓精神、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重礼守节的道德品格以及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等内容，对大学生网络德育是一个很有利的补充[5]。刘旭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民族英雄史诗文化中的德育资源、节日文化中的德育资源、文化中的德育资源、革命历史的德育资源，并认为民族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德育资源，但同时我们的传授形式和载体也需要与时俱进[6]。张志巧则从民族地区生态德育资源这一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民族地区存在物质形态生态德育资源、价值形态生态德育资源以及制度形态生态德育资源[7]。从这些学者的观点里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分类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但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分类方式略有差异。
3.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某一具体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例如何广寿就以网络德育为主体，探讨了壮族传统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推动高校网络德育建设、充分利用多媒体传播形式、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等方式多管齐下，最终达到提升大学生网络德育素质的目的[5]。张志巧则从民族生态德育出发，认为应树立生态德育开发的意识，依托丰富生态德育资源，构建地方特色生态的德育体系[7]。王泽应认为我们在尊重的前提下发掘适合当今时代的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并且有必要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做出现代诠释，使之与现实衔接起来，同时在去粗取精的过程中，我们要讲究方法，在精华较多的复合体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糟粕;在糟粕较多的复合体中，也有某些可贵的精华[8]。其二，是从整体上论述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徐雁认为要将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作为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并且在隐形德育环境中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也要加强德育工作者的民族文化意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的原则[4]。隗峰、姚元全从少数民族地区德育资源开发的紧迫性和价值入手，认为除了一般性的开发措施以外，应利用现实鲜活的生活渠道提升德育的实效性[9]。彭清燕则主要从课程中和课外两个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德育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途径[1]。秦永芳认为，课堂才是开发与利用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主要阵地，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是有效途径，网络媒介是开发和利用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学校、家庭、社会的“三位一体”共同作用，才是传统文化德育资源机制的有效保证[10]。同时秦永芳从广西民间故事当中提取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匹配的文学资源，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她在《精神家园的守望与回眸――广西民间故事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素阐释》一书中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以及插图将广西地区民族民间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对实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通，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话语体系，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和软传播，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11]。王付欣认为要开发民族地区传统德育资源，要以民族地区的重建与调适为前提，并且认为对于民族地区优秀传统德育资源的开发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12]。
二、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问题研究的不足
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体系尚不成熟。虽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的领域涵盖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内涵、分类、开发利用等方面，但仍然有些领域值得我们去研究，例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功能、范围等，这些领域在现有的文献中尚未有重点的论述。因此，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还需不断的探索，尤其是涉及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理论，只有体系框架构建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该课题的发展。
2.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我国学者对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研究仅局限于德育本身的发展过程，对于国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在全球化外国思潮踊跃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的一些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做类比。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必须更开阔自己的视野，只有汲取国外德育的相关经验，我们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这对我们当下和以后的德育工作起到很重要的参考作用。其次，对于高校少数民族德育资源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教育学、民族学、资源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把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作为这些学科的附属研究，没有形成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自身发展的学科体系。因此，继续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不断开发高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的新领域，依然是当代德育研究十分重要的课题。
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深度不足。当前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研究存在数量少，研究成果参差不齐的现状，大多数的研究文献成果处在经验总结方面，而相关深刻理性的著作还尚未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德育资源蕴藏的宝库，现在的大多数文献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分类比较单一，基本上包括生活习俗文化、人生礼仪文化、民间传承文化、传统节日文化、民族信仰文化等，没有其他特别的分类方式。这样的分类方式虽然大体上包括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整个脉络，但却显得粗枝大叶，例如像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和文学这样的精细分类，在现有的文献中极少见到。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虽然有着与时俱进的开发利用方式，但归纳起来也就是从网络、课程等几个方面来论述，而这些利用方式的实践效果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没有被提及。由此可见，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实践情况的研究，存在着空白区。而整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研究也应当包括理论后续的实践效果研究，才能将整个研究连贯起来。
参考文献：
[1]彭清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以大湘西地区为例[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3）.
[2]吴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开发与利用――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角度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4）.
[3]莫雪玲.和谐社会视域下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11）.
[4]徐雁.多元文化视野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与高校德育教育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5]何广寿.简论大学生网络德育中壮族传统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0）.
[6]刘旭.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德育资源探究[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14（3）.
[7]张志巧.民族地区高校地方特色生态德育资源开发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J].百色学院学报，2012（3）.
[8]王泽应.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开发与现代转化[J].教育科学研究，2006（10）.
[9]隗峰，姚元全.浅议少数民族地区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3（4）.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盛行，处于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学派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的过程（Catford， 20），因此翻译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几乎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目的论于首次被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提出。而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有四，分别是芬兰学者冯赖特的行动哲学研究、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通信理论、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语篇语用学（卞，44-59）。作为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对翻译源文本的分类，并以分类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旨在诺德的翻译类型进行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诺德的翻译类型分类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豪无缺陷，所以本文将会对翻译类型的贡献以及局限性进行详细地阐释。
1功能主义目的论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
“翻译研究”这个术语于1988年由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但是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远远早于这个术语产生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纪时，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圣经》的翻译，马丁・路德在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中倡导自由译法，这种方法与真实译法是对立的（Stolze， 3）。用现代术语来说，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是归化译法，而后者是异化译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翻译学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个学派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从本质而言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一开始，翻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对翻译进行研究。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因为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是紧密相连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罗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以及皮特・纽马克等翻译学者都非常强调翻译中语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并指出在语际翻译中语言意义和语言等值是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里，直译和意译的冲突仍然存在。尤金・奈达在他的论文《论对等原则》中提出了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视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视读者反应。奈达（136）还进一步阐释了动态转译包含的三个核心概念，“最恰当、自然和对等”，并指出“自然”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语境，并易于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这三个要求与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但是，总体而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主张虽反映了该学派十分重视单个句子的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因素，但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
2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和翻译策略
在凯瑟林娜・赖斯理论的基础上，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都丰富了功能主义目的论。当然，克里斯蒂安・诺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赖斯的学生，也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中，诺德（46-47）在回顾了朱利安・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理论和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强调的是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对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做文献记录；译者把源语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把他们置于源语文化中，并让它们觉得读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译是为了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不同的功能的翻译，强调译语文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源文本传达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实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
诺德进一步地将文献型翻译划分成了四个子类别，分别是逐行对译、字面翻译、文献学翻译和异化翻译。逐行对译旨在再现源语语言结构，常应用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通过字面翻译，译者想要重现源语语言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源语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词汇用法等；如果在译文中还加入了注释对源语语言和文化进行阐释，这种就是文献学翻译；如果译文给目标语言读者造成一种文化距离感，这就是第四种类别异化翻译。
工具型翻译目的是达到源文本的语言功能，所以，根据目标语语言功能和源语语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将工具型翻译细分为三个小类别，分别是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相似功能翻译。
2.1对诺德的翻译类型的阐释
辜鸿铭的翻译可以作为文献学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英译《论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脚注来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等进行阐释。比如，在论语第二章中，辜鸿铭（13）将夏朝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做类比，将殷朝和欧洲的罗马时代做类比，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样，在第六章的脚注中，辜鸿铭（46）将鲁国类比为古代中国的英格兰，将尧帝比作中国父系社会的亚拉伯罕・林肯。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则是异化翻译的一个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当下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的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们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赛珍珠的译文则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两个做的好事！”和“偷汉子”被译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种译法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是遵循了源语语言的用法，所以给译入语读者一种文化距离感。
诺德还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等实用文本的翻译是等功能翻译。而将《格列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小说译为儿童读物则是异功能翻译。诗人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原诗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却不能做到等功能，因为不同语言中的韵、节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诗人译诗是相似功能翻译的一个例子。下面以古诗《天净沙・秋思》为例来分析诗人译诗。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虽然在英语译文仍然是诗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来说明“Sunny Sand”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词牌名。再者，在这首词中，每一句都押尾韵/a/，而在英语译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韵，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这首词是由意象相连，而译文中加入了许多动词、方位词等来保证整首诗的流畅和完整。
2.2对诺德翻译类型的评述
诺德的翻译类型理论阐释了从逐行翻译到异化翻译各种翻译类型，并且提出了各类作品，比如说明书、文学经典和诗歌，对应的翻译方法。她的两大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前者更重视源语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导向。所以，除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之外，诺德也将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纳入了考虑范围，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划分区别开来。因此，诺德了源文本的绝对地位，但同时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译类型以及其他的翻译理论并不是否定对等理论，因为对等关系是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诺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论一样，诺德的翻译类型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漏洞的。她强调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归为文献型翻译或者工具型翻译，这种两极化的主张使得她的翻译类型理论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为某一翻译可能不仅仅是文献型翻译或工具型翻译，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类型的翻译因素。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赛珍珠将这本小说的书名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这个译法显然是意译（书名的直译译法应该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赛珍珠的译本一直是以直译著称。她自己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她翻译的目标是再现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语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赛珍珠的直译：
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这个例子中，“问道”被译为“asked， saying”。这种译法完全忠实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个部分中提及的“你两个做的好事”、“偷汉子”分别被译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里的“好事”实则表示“不要脸的事”而不是英译中的“a good thing”，“偷汉子”也不是译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赛珍珠却在英译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说法和表达。赛珍珠版本的《水浒传》译本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就算有明确的目标，译者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所以，两极化的翻译类型有时也许不完全可行。
3结语
作为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德的翻译类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实践的可行性，兼顾了语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既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也避免了极端功能主义之后对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类较为全面。但是诺德的理论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对立的主张降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可能包含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方面的因素。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其理论有所缺陷。
参考文献
[1] 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Gu，H.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Tianjin：Tianjin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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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cobson，R.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pp113-118.London：Routledge，2000.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