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意义
2.1增加利益减少损失
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保险公司自觉地探索经营农业保险的路子。现阶段，天气预测技术日益成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但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成本大幅度降低，这预示着气象保险行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也会促使更多保险公司的产生，进而行业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形成良性发展。不难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公司创造出的财富是不可限量的。对于收入相对单一的农户来说，国家补贴和买入气象保险的双重保障，能缓冲意外风险的破坏，避免遭遇重创性的损失。
2.2促进气象行业的技术更新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新的气象监测技术层出不叠。各国也为获取更加准确的气象信息，进一步加大对气象规律的研究力度。监测机构对气象变化的高度要求和广大民众对气象信息的依赖性，以及激烈的科技竞争等因素都促进气象监测技术的飞进。越来越凸显的气象规律为科研事业理清了思路，专业的研究队伍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对气象变化做出更加精细的分析，推进着农业气象保险服务的发展进程。
2.3提高我国国际地位
当今社会的竞争莫过于人才的竞争。农业气象保险是一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聚集了众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令气象研究群体备受关注。气象学涉及到多项科研方向，发展空间广阔，只有行业的快速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投入到行业建设中来。中国正处于现代科技的起飞阶段，缺少大量人才，若借着这个行业发展的机会，吸引各方学者的加入，由此形成人才效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3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策略
推行保护政策。面对农业保险服务行业的不稳定，中国政府要建立健全气象监管体制，对气象走势做出准确预报，加强对工业污染的监管力度，发展绿色工业，减少环境污染给气象工作带来的危害，出台一系列慰民政策，规范保险交易市场。提高大众对气象投保工作的认知程度。利用媒体加强气象保险的宣传，普及农业气象保险常识，讲解农业保险的益处，增强民众自愿参保的信心，为农业保险大范围的推广制造舆论基础。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农民文化的缺乏导致对政府的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延迟了落实进程，从而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外，科学的气象知识使农民应对灾害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规划风险，进而促进其对农业保险的接纳。
一、农村保险市场现状分析
(一)农村保险市场所经历的四个发展时期
1.20世纪80年代农村保险业务的启蒙期。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虽然建立了部分乡镇保险服务机构，但遵循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都是在地方政策的统筹决策下开展业务，保费收入主要是政策划拨式的经营收费方法，保险独家经营，险种单一，企业缺少活力，业务发展缓慢，规模不大，但也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2.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保险孕育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延伸，保险经营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保险经营企业主体开始逐渐增多，业务发展也开始精细化，产品呈现多样化。此时的农民对保险的认识已逐步形成粗浅意识，部分农民已开始涉足并购买保险，这一时期被称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孕育期。
3.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保险的复苏期。1996年以来，国有保险公司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与国际保险业的接轨，实行了产、寿险分设经营，并把保险业发展推向市场化运作。这一时期，受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以及行政干预手段的削弱和保险市场主体增多的影响，竞争也由平和转向激烈化。保险业也由城市业务竞争发展到农村业务开发的抢夺战。同业间的竞争有效激活了农村保险市场，农民对保险知识的了解也更加明晰。这也促使农村保险开始复苏起来，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农村保险业务的复苏期。
4.2000年以来农村保险的快速成长期。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竞争态势的加剧，特别是推行“大营销”发展战略，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进程，使我国的保险业更具世界性的竞争魅力和竞争实力，竞争也由国内保险竞争转向同国际保险的抗衡。而此时的保险业，城市保险竞争如火如荼。为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许多保险经营企业开始纷纷由城市转向农村业务开发。大面积的入驻农村又大幅度地灌输许多农村保险经营理念，这使一部分农民从感受保险到接受保险和热情购买保险。
(二)农村保险已逐步成为农业地区业务发展的主战场
对于广大农业地区，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发展的立足点应该在巩固提高城市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大力开发农村业务，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实践也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新的业务增长点。
1.通过市场份额比较可以看出农村潜力巨大。以中国人寿商丘市分公司为例，2006年8月份，商丘分公司在有5家市场竞争主体的情况下，市场占有份额为78.5%，其中城市寿险期交业务市场占有份额已达89.7%。
2.通过增幅比较可以看出农村市场发展很快，城市增幅趋缓。城市期交业务近三年的增长幅度为：2003年5246万元；2004年5299万元，增幅1%；2005年5568万元，增幅5%；2006年8月相比增幅为4%。农村业务近3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2003年1892万元；2004年2271万元，增幅20%；2005年2952万元，增幅30%；2006年8月相比增幅为3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城市占有绝对份额，但发展速度缓慢，再实现大的突破难度较大。所以，新的增长点应该瞄准农村市场，让农村逐步成为业务发展的主战场。
(三)制约农村保险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1.落后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一方面，以我国独特的家庭家族为核心，养儿防老，风险自预的观念由来已久，由于保险宣传不到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这种根深蒂固的老观念还没得到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有些偏远地区文化落后，闭观自守，导致一些农民对天灾人祸仍持“宿命论”观点，还没有真正接受到转移风险的新观念。
2.营销网点偏少制约了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农村保险虽然涉足时间较长，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使营销队伍发展缓慢，现有网点很难覆盖广大农村，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客户感到收保费有人问，出了险情无人管，这种服务不到位的现状，严重影响了保险信誉，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
3.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为农村保险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近几年，随着保险主体的逐渐增多，农村市场竞争也愈演愈烈。个别员工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出现了急功近利、误导客户的行为。加上新设置的小民营股份公司，仓促上阵，人员素质差，故意夸大产品功能，扰乱了农村市场，此举严重挫伤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为农村业务的发展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
二、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1.农民逐步走向富裕之路，初步具备购买保险的能力。当前农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多数农民正向小康迈进。到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3325元。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大多数农民都有了不同余额的存款。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要考虑保障投资、子女上学、养老医疗和抵御风险等与保险有关的问题，相当多的农民具备了购买商业保险的经济能力，可以说农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保险准客户群体。
2.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保险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在经济收入、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化领域、消费需求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正在缩小，农民越来越意识到保险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受气候条件和生产环境影响较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疾病也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而保险可以作为农民转移风险和降低风险危害的“减震器”。购买保险是抵御风险不可替代的选择，特别是农民渴望得到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所以，保险理应成为农村建设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护身符”。
3.保险机构已经具备了大力开发农村市场的基本能力。当前，国内外各家保险公司在积极开发大中城市业务的同时，对广大农村市场都在进行逐步渗透。国内多数公司已在农村启动保险业务，一些保险公司已具备了机构网络遍布城乡、人力资源分布各地的有利条件，在开拓农村市场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先行开拓农村市场，做大、做强、做优中国农村保险业。
三、实现农村业务跨越式发展的举措
1.发展完善农村营销网络体系。首先，设立一个稳固的营销网络体系，着力建立一支业务素质高，开拓能力强，并且具有农村特色的营销铁军。每个县设立一个农村营销部，根据地理位置每三个乡设一个营销分部，每一个乡设一个营销处，逐步达到每个村至少有一名营销员，这样既方便管理，又能扩大覆盖面，更有利于绝对占有农村市场。其次，通过设立规范化的营销服务网络，使保险服务延伸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真正把保险进农村，保险进农户落到实处。其三，苦练内功，提高员工素质，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教育员工熟知保险内容，笃守职业道德，坚持客户第一，忠于保险事业。
2.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宣传工作首先解决农民参保的思想观念问题，农村普遍存在怕老无所养、怕病无所医、怕天灾人祸、怕因学致贫。因此要教育引导农民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投资理财保险等，解除后顾之忧，转移风险隐患，达到稳定生活，逐步富裕的目的。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
从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来看都是立法先行。我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或者相关的农业保险法规和条例。农业保险的立法思想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条文中。1993年《农业法》第31条规定 “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被列入国务院2007年立法计划,由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台,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农业保险发展主要依靠各地的政府文件,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缺乏法律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面临挑战。
(二)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
农业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承受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表明了农业的“弱质”属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巨大,并且这些风险具有区域性、伴生性和系统性,使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面临着较高风险。另外,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区域有限,农户比较分散,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按照大数定律来确定农业保险费率。而且一旦发生农业巨灾,则涉及千千万万农户、数亿元的损失,保险公司数年利润可能不及一次亏损,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受挫。
(三)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或是需求无法满足
首先,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赔付率使得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经常面临亏损,这使得保险公司对其设计较高的保险费率,而农民的收入有限,高费率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承担。其次,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开发设计的险种有限、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偏低,使广大农户很难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险种。发表护理论文
(四)缺乏政府有效的引导和扶持
在农业保险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七个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有重要论述,但是具体落实情况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水平。
另外,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补贴方面只对投保户进行保费补贴,并没有对经营农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税收方面只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公司积极推进农险业务。
对这项涉及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政府一直没有成立或者指定权威机构来协调和推动,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保险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由于经营农业保险供给成本高,风险大,服务对象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
(一)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
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使得其更注重在城市建立分支机构,努力扩大在城市中的份额,致使农村保险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严重缺失,甚至有些贫困偏远地区,农业保险并没有开始,严重影响我国普惠型金融体系的构建进程。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作用,将一部分资金流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通过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扩大险种补贴的范围,带动其经营农险业务的积极性,不断扩大承保范围,开发新的险种,帮助农民解决后顾之忧;对投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有效转移风险,从而有利地带动民间投资,发挥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乘数效应,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
由于目前保险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人口、大企业、大客户,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保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保险公司“嫌贫爱富”造成的“马太效应”导致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金融保险服务的匮乏, 扩大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和社会财富占有的两级分化,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有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很难弥补由于险种开发、费率厘定、核查定损、事故赔款等造成的支出,经常入不敷出而致使在农险业务上亏损,损害了市场经济内在的经济公平。对此,可通过财政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多种手段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民增收。对保险公司进行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例如,降低农险项目收入的所得税税率以提高其利润水平,改善“企业办社会”的状况, 促进社会公平,实现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三)财政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
为了农村地区经济的稳定,保证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财政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消除农业保险发展中的某些障碍,通过加大财政资金的转移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和高速的最优结合。
三、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选择发表护理论文
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三差益”,即死差益、利差益、费差益,其三者之和较高时才能弥补保险公司的成本。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对于农业保险来说,保险公司供给成本高,服务对象为抗风险能力较弱、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民,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明确政府定位和具体的政府扶持办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等;出台相关的部门规章、财政政策和措施,适应新形势下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中央财政补贴40%,地方财政补贴20%,县级财政补贴20%,其余20%由农户自己承担,这对于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有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公共财政并没有给予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任何补贴,这对于面临着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和经营技术上存在困难的保险公司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积极开展农险业务。因此有必要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费用进行补贴。
另外,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为充分发挥保险风险分散、损失补偿功能,鼓励和保障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应将所有产粮大县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力和财政承担能力,实行有所差别的保费补贴比例,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 70%;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50%。
(三)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目前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只有营业税减免,没有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参照国外做法,可以对政策性农险业务收入免征所得税,以有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农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以此来支持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发展,加快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步伐。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政策协调农业保险作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农业保险的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普惠金融体系的早日实现,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也会带动农业保险的发展。运用多种财政政策手段促进、巩固农业保险,最大限度地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
另外,政府也可以采取手段对农业保险进行金融支持,如规定发放小额贷款时优先考虑已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
(五)建立巨灾风险专项基金
巨灾风险是阻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建立政府资金支持、保险公司自有储备、社会各界捐助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为农业保险提供巨灾保障,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从而进一步扩大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推进我国农险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发挥财政对农业保险的监督与管理作用2004年以来,公共财政每年对农业保险进行数亿元的补贴,为使这些资金落到实处,使用更加有效率,真正起到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财政监管有利于保险公司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约束下自觉地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是财政监管的基础,保险公司消极被动地接受监管只会增加监管成本,保险公司积极主动地优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是其健康运行的基础。
[参考文献]发表护理论文
[1]杨星.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分析[J].山西农经, 2003(3).
[2]桑海燕.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与完善[J].济南金融, 2004(5).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32—05
一、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
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复杂的，各个因素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也是有差别的。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一）主观性因素
主观性因素主要是指投保人（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主体）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投保人（主要是经营负责人或农户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务农年限等。这些因素一方面影响投保人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影响投保人的投保决策能力。
王敏俊认为，从经验认识的角度看，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被调查者对农业风险的认知水平；受教育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被调查者对风险特征、农业保险的作用和特点的理解水平，一般来说，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在理论上，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保险知识的可能性也越大，也越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一些微观实证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如张跃华等对河南农村的田野调查。侯玲玲等在北京市密云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Logit模型，分析了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从模型估计结果得知，农户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宁满秀等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棉花保险为例，利用多界二分选择问卷方式的条件评价法（CVM）获取农户微观数据，探讨农户对农业保险支付意愿，证明户主的社会经济特征例如年龄、文化程度等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同时证明农户户主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反映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掌握程度，务农时间越长的农户进行田间管理的技能和经验越丰富，从而防范自然灾害及灾后补救的能力越高，进而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越小。陈妍等对武汉市的农户调查和实证分析指出，受教育和接触外界知识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李祥云等利用山东农户的调查数据说明，年龄越小，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越强，年龄越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排斥意愿越强；教育程度虽然与农户参保意愿呈负相关，但不显著。曹承承等对浙江农户的实证研究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趋弱。潘勇辉以海南省1167户蕉农的经验数据证明，蕉农受教育程度对香蕉保险的参保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王尔大等以辽宁盘锦水稻保险为例进一步识别了影响我国北方农户加入水稻保险决策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支付意愿增加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为负；而务农年限越长，保费支付意愿越低，务农年限每增加1年，支付意愿相对减少4.15%。杜鹏以湖北五县市342户农户为样本，对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年龄与教育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陈泽育等以湖北省兴山县烟叶保险为例的分析指出，农户务农时间越长，越愿意支付较高的保费，但作用不明显。王阿星等在鄂尔多斯市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指出，在实证分析中年龄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不显著。刘冬姣等基于国家开展财政补贴前后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9个年度的农业保险数据实证分析证明，文化变量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综合上述研究，主观性因素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投保人年龄对其投保意愿产生影响；来自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实证分析结论包括：多数研究认为年龄越大参保意愿越弱、部分研究认为年龄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不显著。第二，投保人文化程度对其投保意愿产生影响；来自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实证分析结论包括：多数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业保险需求具有正向影响、部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支付愿意的影响为负或影响不显著。第三，投保人务农年限对其投保意愿产生影响；来自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实证分析结论包括：多数研究认为务农时间越长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越小、部分研究认为务农年限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不明显。
保险公司可以依靠现有的机构覆盖优势，通过建立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和支持地方金融组织创新，为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作出贡献。一是健全农村保险服务网络。通过引导保险公司将机构延伸到乡镇地区、推广驻村保险服务员制度，大力发展农村保险中介服务渠道。同时可以探索成立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农村保险互助合作组织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农村保险服务体系，解决农村保险市场主体较少、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二是通过加强与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联合成立一站式金融服务场所，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三是支持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与创新。通过参股等方式积极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挥保险在风险防范、人员培训、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支持村镇银行运作试点。
1.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保险公司可以进一步发挥自身的金融职能，着力解决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是扩大业务范围，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创新大宗农产品、特色农产品、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等特色农业保险，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等提供风险管理与转移服务，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信用保险的融资服务。二是完善农村金融产品体系与服务形式，满足农民保障与理财需求。开发面向“三农”的人身险、财产险等产品，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可靠保障;稳步发展理财类保险，为农村闲置资金提供保值增值服务;发挥驻村保险营销员的作用;为农民提供金融咨询服务。保险业是体制机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比较早的金融行业，在市场营销、风险管理、投资理财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优化配置农村金融资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降低农村金融运行成本。推动农村金融资源的整合，探索建立保险与信贷等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模式，以达到节约运行成本、提高金融机构收益的目的。二是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发挥正规金融机构的政策导向作用，引导民间资金向符合政策方向的领域流动;指导农民将闲散资金按照合理的比例，投向保险、储蓄、证券等金融渠道。
1.3加强农村金融风险控制，推动农村金融环境建设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推动农村信用、法制、政策和社会等环境建设，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一是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落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加大对涉农企业和农民的信用教育与宣传，提高其诚信意识。在保险公司内部逐步建立农村信用档案，及时记录相关企业和个人的骗保骗赔、违法犯罪等信息，条件成熟时可与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对接。区别涉农企业和农户的信用状况，给予不同的服务待遇。二是争取有利于金融发展的支持政策。加强与县、乡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提高政府机构对金融工作的认识，促成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协助解决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突出问题。三是扩大金融机构在农村中的影响降低农村金融风险。加强保险机构与信贷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解决信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不良贷款问题，促进农村小额贷款的安全发放。四是通过推广贷款人的人身保险业务、为贷款项目提供配套风险保障服务，以及与担保机构、农信社等金融机构合作，适当发展农村信用保证保险业务，为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创造条件。
2金融发展理论最新进展及对保险在金融改革
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启示当前保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目前农村金融改革与市场化仍有一定差距;②保险对于促进经济主体贷款成功的作用仍较小，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中，贷款成功更多取决于资本、资历甚至关系;③政府对于保险在金融改革中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仍有不足。依据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创新应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变量。在“三农”领域，支持“三农”应明确界定为: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三农领域内的创新，方能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形成持续有效的支撑，如生产方式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这些又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支持和发展。保险公司依靠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尤其是企业家精神，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①保险是合理配置农村金融资源的重要渠道。在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的直接联系相对减少，农村融资渠道转变为保险及银行机构。相较而言，保险公司的机构覆盖优势更明显，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和支持地方金融组织创新，为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做出贡献。同时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信息收集和把握能力，更加懂得运用现有的农村有限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②保险是保障调整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保险公司拥有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处于外部市场与农业生产互动之节点上。他们头脑灵活，观念前卫，在之前农业保险产品设计中拥有大量农业数据，熟悉市场行情，对市场信息敏感，有一定的市场发展趋势的预见性，知道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方式;同时，保险公司利用信息资源优势不断与市场磨合，以市场为导向创新推出合理的保险产品，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带来的损失。以上分析说明，从现阶段中国的状况来看，如果农村金融发展着眼于向具有企业家精神并且在农业金融创新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保险公司提供支持，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中国农村金融结构的完善。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和反思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实践，并运用该理论框架实证检验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对保险业发展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现有农村改革在不断推进的同时仍需改进，由于忽略了对农村金融市场核心功能的讨论，特别是放大了农村金融的功能而带来扭曲。基于最新的金融发展理论，我们提出应该在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重视对保险业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最终在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对保险业作用检验显示:近几年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对保险业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影响仍有限，保险公司的创新行为仍需得到更多的财政及金融支持，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3.1完善差异化补贴政策，发挥保险强农惠农富农作用
各级财政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保险的支持力度，推动建立适度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系。对于大宗农产品保险，要重点加大支持力度，健全大宗农产品风险保障体系，结合实际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促进及时恢复再生产。对于特色农业保险，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其发展，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中央财政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财力状况和地方开展情况等，选择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符合国家战略、具备可行条件的险种，如渔业保险等，研究相关的支持政策并开展试点。
3.2保险公司要不断开拓创新，促进农业保险多元化服务
推进产品多样化，不仅要继续认真做好大宗农产品保险，还应加强产品创新，因地制宜地研发特色农业保险品种。探索保障多层次，结合农户需求与农业发展需要，通过附加险等多种方式，提供多层次的风险保障。开发符合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需求的保险条款。同时，推进农业保险条款的通俗化，以便于农户理解和工作开展。还应当加强金融协同性。拓展农业保险服务内涵和外延，积极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等农村金融手段的结合与创新，加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3.3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政策，推动农村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完善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制度。建议有关部门结合农业保险实践和基层工作需要，落实中央强农惠农精神。同时，从财务管理角度，进一步规范基层服务体系的发展。二是研究推动农业保险法制化建设。考虑到基层服务体系制度、渔业互保协会法律定位等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农业保险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建议结合农业保险业务、政策等特殊性，进一步推动制定农业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经营规则、政策支持、各方权责利关系等作出规定。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①。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 1 ]（P236）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2 ] （ P2 ），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 3 ] （ P12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 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 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 年） 第18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②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3 ] （ P114 ）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 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 4 ] （ P19 ）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 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③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 5 ]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区分“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农业社会保险”这几组概念，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农业法》中的有关条文。《农业法》（2002 年） 第46 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其第 1 款宣示国家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负有义务，第 2 款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赋予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在农业保险中的合法地位，第 3 款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
与 1993 年《农业法》第 31 条相比，该条文修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文第 2 款中首次出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等表述。而对于这里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从法条的文义及立法沿革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没有交集，前者属于社会保险，产生公法关系，后两者属于商业保险，产生私法关系。还有人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包括农业社会保险，又包括政府扶持的“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显然更符合法条文本本身的表述，④但是，由于当前的农业保险立法和理论研究基本接纳了第二种解释，⑤为了避免立法和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我们应便宜行事接纳第二种解释。至于第三种解释，因其在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杂糅之后，更易让人混淆公私法关系，故而不可采。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对法条限缩解释调和实务与法律的矛盾，但法条文本本身存在的争议并不会消失，今后仍可能随着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或创新而重新浮起甚至放大。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农业保险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 6 ]事实上，从比较法上观察，各国都极为重视农业保险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日本于 1947年将其《农业保险法》与《家畜保险法》合并，制定了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 7 ] （ P11 ）。虽然该法所规定的补偿制度，实际上仍是不折不扣地以保险基本原理为基础，[ 8 ] （ P776 ）但为了彻底区分于商业保险，避免概念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日本立法完全摒弃使用“保险”一词。虽然在具体立法技术上各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这种主动避免法律适用争议的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中国保监会曾提出五种发展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 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9 ]分析可知，模式一、二、三、五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区别仅在于保险人分别是专业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模式四我们暂时将其归类于农业社会保险⑥。无论选取何种模式，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也即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二元分类⑦。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社会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自然产生公法关系，其优势在于直接由政府承保，保险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在我国，社会保险部门若能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保险，还有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权利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开办农业社会保险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业社会保险需要动员极大的社会资源，仅仅以必须设立专门机关一项而言，即可谓工程浩大，难度很大； 二是社会保险虽然收费低廉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往往表现为强制保险。[ 8 ] （ P733 ）但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如果采取强制保险，即便收费低廉，农民也未必认同，反而往往易被认为是“伤农”行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农业法》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但如果不采取强制保险，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农业生产风险列为其受威胁的主要风险，[ 10 ] （ P2、P75 ）故而不愿参加农业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越少则风险越难分散，保费就越难以逐步降低，如此恶性循环，高效、顺畅的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恐怕永远难以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早些年曾经错过了一次全面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良机，若在逐步减少农业税税率时，将合适比例农业税税金调整为农业社会保险的保费，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早已成功建立。而在当前农业生产不需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强制农民购买保险，必然会受到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这正是我国未来开办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障碍。
谈及商业性农业保险，不少人都将“赔付率高”作为其特点，[ 11 ]我们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实践中并不存在任何以“赔付率高”为特点的保险，某种特定的保险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赔付率过高，为了保持正常经营和合理的盈利，其自然会在下一阶段调整保费降低赔付率。其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主要是因为保费较低，而保费低又源于农民支付能力的低下。农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保险人因赔付率高而继续调高保费，必然更加无人问津。近年来，商业性农业保险虽然在保费政策性补贴制度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保费未提高的情况下，补贴的效果只是减少了农民一方的负担，并没有提高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并未改变赔付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困境，是面临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与农民支付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外商业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 [ 8 ] （ P792 ）。
无论是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均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又以建立农业社会保险为甚。保险贯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聚集集体的力量救济遇险的个人，因此，既不愿让农民交保险费又想开办农业保险，恐怕是保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在论述开办农业保险的优势时，有些学者指出，开办农业保险可以节省政府救灾资金，[ 12 ] （ P2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开办农业保险目的是丰富化解农业风险的机制，并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从而改变传统救灾模式。仅能弥补农业生产者很少一部分的生产风险的状况。社会保险及社会救济均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在危难时获得政府救济乃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农业生产者在遭受灾害接受救济的权利并不因开办农业保险而消灭。
未来我国若要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若无法实现修改法律强制参保，则只能在初期按照自愿保险的模式试点，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参与，逐步扩大参与规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并及时减低保费。而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则应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和运营费用的补贴[ 13 ] （ P58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困难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者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路径。
在公私法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农业保险相关概念和开办不同模式农业保险可能遇到的障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类农业保险在立法上的总体规划。需强调的是，探讨两类不同性质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确定两者于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我国必须同时开办这两类保险。
对于农业社会保险而言，由于其创设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如果政府决定开办，必须制定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条例”。该法规应该明确此类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并确立基本原则、主办机关、参保条件，同时还需规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等问题。该项工作可以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存在两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法规的主要内容仅包括政府对某些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补助等，法规条文主要表现为政策宣示，形式上并不具备完整法律规范的要素； 第二，忽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这一事实，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中重复作为普通法的《保险法》、《合同法》甚至《民法通则》已有的一般规定。
这样的立法除了能使我们拥有一部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其忽视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功能划分，给人以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即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超脱商业保险之外的制度的错误印象，增大了法律冲突的风险，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亟须制定的法律，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换句话说，我们要制定的法律是公法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管制法，而不是私法性质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基本法。
商业性保险合同基本问题在《保险法》中早有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自然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该解决的是农业保险的特殊问题，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公共商品的属性[ 6 ]，基于农业需要特别扶持、农民需要特殊帮扶的社会政策考量所产生的在私法关系框架中对一方的特别保护。
其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与劳动合同的立法十分相似。以台湾地区的劳动“立法”为例，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雇佣合同确定了雇佣关系在私法上的基本问题，“劳动基准法”则确定了公法对雇佣合同的干预。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保障程度不高的初期，政府只能支持商业性农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只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而“劳动基准法”却约束所有的雇佣关系。我国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未采用单独制定法律性质属于公法的 “劳动基准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制定了混杂公法私法内容的《劳动合同法》，以致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无谓争议延绵至今，希望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中，我们能汲取该教训。
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定义、特别的准入条件、保费补贴制度、税收减免及经营补助、监管方面的特别规定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业社会保险，还是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 即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均属公法的调整范畴。
四、结语。
在我国农业保险仍在试点、农业保险的模式仍在探索中的特殊背景下，农业保险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为将来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我们反对将“农业保险”一词直接用于立法，而应按照产生公法关系抑或私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分别处理。对于仍存争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我们也应基于当前通说，将其理解为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以保证概念的统一。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抑或完善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都面临农民支付能力较低以及农业风险并不被农民视为生活首要风险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逐步解决。
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的发展，开办农业社会保险，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制定“农业社会保险条例”，确立主办机关、费率、参保条件、救济等基本法律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必重复《合同法》、《保险法》已规定的基本问题，而需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确立政府对某些种类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对农民保费补贴及对保险公司的特别监管等特殊问题。
无论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均需由公法规制。当然，虽然社会保险产生的是公法关系，但该制度仍是以民法上的制度为基础构建的，[ 14 ]（P50）而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与《保险法》、《合同法》等一般私法的关系，也是私法学者跨公私法研究的好素材，因此，这个过程少不了私法学者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19日） ，其中指出： “（ 收到） 关于制定农业保险法的议案1件。国务院已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②从法律沿革来看，该规定源于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2002年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该条文变为第155条，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09年我国再次修订《保险法》时，除了将该条前段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外，在文字上并没有其他修改。
③关于“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组概念，笔者可谓思考良久，在“社会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社会保险”“商业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商业保险”等词组中反复比对，才选定。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点： 一是表述简明、含义精准； 二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④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
⑤国务院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交给作为全国商业保险主管机关的保监会牵头办理，显然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特例。即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受到政府政策性扶持的那一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
⑥但“五种模式”中所谓的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究竟是何种组织形态，不仅让人产生疑惑，这种表述明显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独立责任不符。此外，官方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同于“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后，又以其指代产生公法关系的社会保险，无疑是概念混乱的表现。
⑦农业保险可以是多层次的，即农业社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是可以并存的，至于并存模式下可能出现的跨公法、私法间的“超额保险”等复杂问题，本文暂且不论。
[ 参考文献 ]
[ 1 ] 覃有土。 保险法学 [ M ]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2 ]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注释本[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 3 ] Olivier Mahul， Charles J. Stutley. Government Sup-port to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2010.
[ 4 ] 温世扬 . 保险法 [ 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 5 ] Legislative Counsel Offi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Act（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农业保险法草案） [DB /OL]. http :
/ /www. gov. pe. ca /law /regulations /pdf /A＆08 －2. pdf，2011 －06 －23.
[ 6 ] 何文强 .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J ] . 法学评论，2008， （ 3 ） .
[ 7 ] 吴树波 . 日本农业保险及其启示 [ J ] . 世界农业，2000， （ 12 ） .
[ 8 ] 袁宗蔚 . 保险学——— 危险与保险 [ M ]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 9 ] 新华社 . 保监会提出五种模式办农业保险 [ J ] .
领导决策信息，2004， （ 2 ） .
[ 10 ] 张跃华 . 需求、福利与制度选择——— 中国农业保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 11 ] 沈诤，魏敬淼 .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 J ] . 行政与法，2009， （ 4 ） .
[ 12 ] 龙文军 . 谁来拯救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行为主体互动研究[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一）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
（二）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
农业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承受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表明了农业的"弱质"属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巨大，并且这些风险具有区域性、伴生性和系统性，使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面临着较高风险。另外，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区域有限，农户比较分散，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按照大数定律来确定农业保险费率。而且一旦发生农业巨灾，则涉及千千万万农户、数亿元的损失，保险公司数年利润可能不及一次亏损，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受挫。
（三）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或是需求无法满足
首先，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赔付率使得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经常面临亏损，这使得保险公司对其设计较高的保险费率，而农民的收入有限，高费率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承担。其次，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开发设计的险种有限、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偏低，使广大农户很难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险种。
（四）缺乏政府有效的引导和扶持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48-05
农业保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一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政府补贴、救济和救助等方式给农业以保障，而人世后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受到种种限制，农业保险则是为世贸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政策。基于此，发展农业保险就成为一条必然要行的农业保障途径。农业生产自身的弱质性和弱势性，以及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的开展尤为重要和迫切。目前看来，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激励问题的学科，如何设计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适当的激励和约束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由此，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也就成为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农业保险的一个极为重要视角。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较短，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相当薄弱。
(一)国内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
国内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者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探索，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农业保险在国内实施的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开创了我国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后，学界对各种农业保险理论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探索，主要以郭晓航(1984)、庹国柱等(2002)、李军(1996)、刘京生(2000)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李军，1996；冯文丽，2004；黄英君，2007)。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庹国柱，2002；龙文军，2004)。农业保险的二重性(刘京生，2000)。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2002；黄英君，2007)。总之，大多数研究文献仍是将农业保险界定在“政策性”保险范畴，对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研究较为浅显。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2004-2010年连续七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发展改革若干意见》等的指引下，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各种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逐步凸现，但农业保险机制依然没有得到很好构建。现有文献大多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角度对农业保险进行探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基于此，本文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拓展，并作为农业保险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为缓解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乏力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导向。
二、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内涵及政府的作用
农业保险发展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供给不足，需求有限，出现了“供需双冷”的窘境，导致农业保险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因此，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十分重视激励机制的建设问题。农业保险的激励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然而，保险业的稳健运行有赖于建立科学的约束机制，农业保险作为一项特殊的保险业务，更有必要健全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全过程的约束机制。
(一)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涵与外延
“激励”这一概念用于管理，就是通常所说的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激励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某种因素的激励作用越大，约束作用亦大。“激励相容”约束表达了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必须通过调动员工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实现。经济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是不可分的连续统一体。显然，上述关于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是基于公司内部的职工行为主体的研究。
而我们对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分析是基于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的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机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存在一定差异。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农业保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界定和规范。所谓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是指通过激励约束因素，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农业保险产品与需求主体购买产品相互作用的形式。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对于农业保险险种设计及其经营技术创新都应贯穿于农业保险发展始终。
(二)政府在农业保险激励与约束机制申的作用
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离不开政府政策、制度供给的支持。而我们的研究将农业保险界定为政策性保险，就必然要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方可规避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但政府仍要以“有限政府”的角色参与农业保险市场作用的发挥。这是政府角色在农业保险发展机制层面的共性要求，具体到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和具体。
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任务不仅是保证市场自由化和减少扭曲，而且还应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行使职能，用政府的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以规避“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国家的强制性属性和特征决定了其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世界上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农业保险的理论来源于保险市场存在着失灵、垄断性或有限竞争性。我国保险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农业保险市场更是如此。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政府规制将会更多地作用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我们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政府规制加以规范，对农业保险实施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内在联系。
三、我国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主体内容构建
一般地，“激励”是通过奖励等相关手段激发行为主体采取某种行为的内在积极性，诱导某种所期望的行为发生；“约束”是指不允许某种行为发生，一旦发生则对行为主体进行惩罚。激励和约束农业保险
主体行为的目标、条件和程度，构成了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整体，也成为农业保险激励约束机制的主体内容。
(一)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
农业保险的激励应该贯穿于农业保险活动的全过程。基于此，谢家智、黄英君等(2006)曾将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分为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四个方面，并分而述之。IIQ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目标、条件和程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对经营主体、投保农户和政府三个层面就农业保险激励机制的组织激励、供给激励、需求激励、减灾激励等进行探讨。
1 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激励
世界保险发展史说明了保险经营范围伴随保险经营技术的创新而不断拓展，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农业保险而言，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对农业风险的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的水平。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对风险事故的发生，进行积极的防灾防损，降低甚至规避损失。此外，具有相关性的农业风险同时也具有局部性，基于保险的“大数法则”，可通过大范围的承保来分散风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具有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初级行动团体的技术优势。但现实情况是：农业保险长期以来亏损严重，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都不愿主动经营，甚至视农险为负担，不会主动充当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但在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下，保险公司则有可能充当初级行动团体，配合政府的制度变迁并获得相应收益，甚至可能只会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中“免费搭车者”，享受制度变迁的成果。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必须对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激励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的规模和范围。同时，国家应主动投资农业保险，建立起保险公司和农业经营者互担风险的机制，并积极筹建农业再保险保障体系，逐步扩大农业保险的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
2 对投保农户的激励
近年来，一些省份的农村经济在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中稳步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致富的进程。这个进程一方面增加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提升了农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购买力。但就农村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农户购买能力依然极为有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就要求对投保农户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激励农户扩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从国外实践和立法来看，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保费补贴；二是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即经营费用补贴。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为解决农民支付能力低这一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强化保险公司的经营责任，应主要采用保费补贴方式为主，经营费用补贴为辅，兼顾二者的比例额度。对于保费补贴水平，可以选择按保险标的单位给予固定额度的保费补贴。如按农民参加保险的种植面积给予每亩地固定额度的保费补贴。此方法不受保险机构保费价格水平差异和变动的影响，较容易防止保费补贴的失控。
3 对政府的激励
基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保险存在很强的外部性，最终受益者是全社会的终端消费者，农业保险的开展无疑会扩大整体社会福利，这也是政府产生激励的基础条件。政府必须充当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技术、研究资料和防灾减损扶持。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主要有洪水、干旱、地震、台风、泥石流等，这些灾害事故的发生大多有一定的气象或地质征兆。政府应集中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准确的预测信息。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修建防洪抗旱工程，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防灾减损扶持。这样可以减轻和缓解我国一直以来对农村采取单一的救助救济方式带来的财政压力，成为一种变相激励。
(二)农业保险的约束机制
Hay和Morris(1991)对企业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表述了决定企业增长的四个主要因素：需求约束、管理约束、财务约束，以及经理所追求的目标。基于此，我们将对农业保险约束机制做出如下细分：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含公司追求目标的约束)、政策需求约束、管理约束。
1 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
农业保险的供给约束，亦即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约束。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承担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经营，在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和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在当前农业保险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扶持培育一定数量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对增强农业保险供给和促进农业保险市场发育具有积极意义。毫无疑问，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有别于其他保险经营主体，它一般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必然会享受许多其他保险经营主体难以获得的政府资源优势。为有效激励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和责任感、充分发挥政府的效能、促使农业保险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上，应该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
首先，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及其追求的目标进行约束。就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本身而言，农业保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农业风险问题。但在实践中，在保险市场准人较为严格的情况下，投资人易于以经营农业保险为由，获取政府的保险经营许可。进入保险行业以后，弱化农业保险而主要经营其他保险业务。更为严重的是，这部分农业保险公司同样会获得政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补贴，占用公共资源。因此。应从市场的准入到经营的业务范围都做出较严格的约束。当然，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涉农业务的经营则不应受到任何制约，而应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并可享受农险业务应有的补贴支持。
其次，应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进行财务约束。国际上许多农业保险研究的权威专家在考证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告诫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谨慎考虑发展农业保险问题。对各种组织形式的经营主体，必须规范其内控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和财务约束机制。对于公司型的农业保险公司。还应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应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2 农业保险的政策需求约束
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保证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补贴支持，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构成了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首先是法律支持。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导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意义比一般商业保险制度变迁要重要。从国内农业保险试点看，由于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目前国家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先由各地根据辖区内的农业保险试点情况。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根据中国保监会等部委拟定的《条例》草案，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进行权威性规范。立法部门要尽快研究，待条件成熟后，适时制定和颁布《农
业保险法》。其次是经济支持。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保险带有明显的正的外部性(即公益性)，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应该给予足够的经济支持。同时，由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率高，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第三是行政支持。农业是一个准公共部门，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因此，建立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需要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实施对农业保险的一定程度的行政保护。
3 农业保险的管理约束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管理约束方面的检验工作是由彭罗斯(E.PeImsc)完成的。而我们所述农业保险的管理约束则主要体现在对农业风险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控制的约束。
首先，就农业风险保障范围的约束而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应加以选择。在一定的保险经营和管理技术条件下，必须对风险进行分类、识别。这一过程在保险产品的设计、开发、承保等环节尤为重要。现代保险经营技术在不断突破可保风险的界限，传统的不可保风险条件在弱化，但许多保险产品经营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风险保障范围界定不科学所致。能导致农业保险标的损失的风险复杂多样，仅涵盖单一风险的保险方案是不完全的，必须对风险保障范围加以规范。理论上，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范围与保险费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紧密相关。风险保障范围越宽，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越大，投保对象的保障程度越充分，但保险费率就越高，投保人的保费负担越重。从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角度，应对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范围作必要的约束。
其次，就农业风险保障程度控制的约束而言。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严重影响其经济效益和市场的培育。但由于农业风险保障程度的约束，使农业投保人无法将全部风险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这一风险缺口要求投保人不得不进行“自保”。正是因为“自保”风险的存在，使农户与保险公司在保险标的的农业风险管理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道德风险及逆选择发生。而在农业保险实践中，农业风险保障的程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规定和调整。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部分保险(不足额保险)将是最优的均衡结果。此外，最优保险合约应明确规定把保障程度作为损失发生额的非递增函数，即小的损失可以足额保险，当损失超过一定限度后则实行部分保险。这些为保障程度的约束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农业风险保障程度的约束也很容易得到投保人的支持。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273-03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其中，农业保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必备的一项金融服务支撑。但是建立健康合理的农业保险体系，恰当的财政扶持干预手段，则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源于两百多年前的西欧国家，是一种结合农业生产和金融保险服务的新行业，用以夯实国家经济基础，鼓励农业发展，维护农业生产的积极性。20世纪初，农业保险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国。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概况
1.基本状况。中国农业保险体系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由一些私营公司自发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曾先后在1950年、1953年和1982年出现过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但是发展较为缓慢。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2004年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全面调整。2007年，中央财政将农业保险补贴列入预算，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了大发展。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已经覆盖全国各地，参保农户达到1.83亿户次，保费收入达到240.1亿元，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2.体制特点。从立法内容和相关实践来看，我国农业保险有以下三个特点：①特定立法予以规范，在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中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服务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此后，《保险法》经历了两次修订调整，但是都没有对该条规定做过变动，为农业保险的单独立法提供了基础。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首个立法文本的诞生。《农业保险条例》融合了商业性农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于一体，做了统一的规范，并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同时，《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农房、农机具、渔船等财产保险和农民意外伤害等人身保险都包括在内，使我国农业保险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涉及了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在单独立法的同时，又为各种门类和性质的保险事务做出了精确的规定。②确立了公私合营模式，我国农业保险坚持“政府引导、财政支持、企业运作、部门参与、农业系统延伸”的总体思路。政府统一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运行规则，并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具体的业务开展和承保理赔等服务操作，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推进。这种模式类似于国外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确立了我国农业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截至2012年底，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和人保财险公司成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包公司，并开办了包括玉米、小麦、大豆、花生、马铃薯、农业设施、果园等涉及各类农产品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农业险种。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险种设置、保费补贴标准等方面，相继做出了规定，成为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业务指南。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公私合营模式是从法律规制体系到具体实践操作的完全体现。③注重地区发展的差别，考虑到我国各地农业生产的模式、类型和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中央在具体险种规定、保险补贴水平、承包公司选定等方面，给了地方政府相当大的自力，使其能够根据本地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农业保险政策，以确保农业保险既能够有效保护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使当地农业生产者更能接受农业保险的价格政策。比如，山东省根据本地情况，着力推出了以小麦、玉米、苹果、蜜桃等特色农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保险承包体系，有效促进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步伐，实现了保险县数翻番、承保面积翻番和财政补贴翻番的目标。四川省将提高森林保险保障水平和赔付标准作为重点，不断提高公益林和商品林的保费补贴标准，还取消了森林保险的起赔点。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放开了肥猪保险工作，取消肥猪30%的承保规模控制政策，打造出了适合四川省农业发展模式的保险体系。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
1.财政补贴的必要性。与一般的金融保险业不同，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都必须建立在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①理论层面的必要性。从政府干预理论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固然是保险业的一种业态，应当由市场进行自主调节，但是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往往会在一些特殊产品的调节中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就存在容易失灵的特点。因此，对其既不能完全放任于市场，也不能直接由政府进行统一配置。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予以一定的适量补贴，才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合理干预市场的自发行为，从而为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实现最高效的资源配置。从信息对称理论角度看，保险公司对农户日常生产作业不熟悉，在信息资源上居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各国农业保险在开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农户因为掌握信息优势而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因此，政府财政予以补贴，减少这种风险的影响，才能确保农业保险事业能够顺利开展。从福利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农业保险制度为农民这一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维持生产和生活稳定的保障，是国家为农民提供的一种福利。为了保证这种福利可以正常运行，国家必须用财政补贴的方式确保这项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②实践层面的必要性。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统计调查，全球有104个国家和地区，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补贴。在现实中，农业保险面临风险高、损失大、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等问题，导致保费成为难以平衡的难题。保费设置太高，则农民难以承担;设置太低，则保险公司面临亏损。因此，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杠杆，平衡农民与保险公司双方的利益关系，才能确保农业保险的正式开展。因此，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扶持是十分有必要的。
2.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现状。2007年，我国在重新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时候，便从中央财政列支了21.5亿元的预算，为6个试点省区提供保费补贴。2008年，财政部又颁发了《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两个文件，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显得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补贴品种和补贴省区也随着农业保险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拓展，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向社会的全面推进。2007年，中央财政试点农业保险补贴的时候，补贴对象和范围仅包括玉米、水稻、大豆、棉花和小麦共5种农作物和能繁母猪，保险内容较为单一。2008年，随着试点区域的扩大，农业保险的补贴品种也有所增加，将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和奶牛都纳入到补贴范围之中。到了2010年，农业保险补贴全面扩大，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等主要产品，甚至对部分西部地区特有的青稞、牦牛、藏系羊等予以保险补贴。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补贴额度逐年提升，并于2010年突破了百亿元的大关。另外，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号召下，也逐步提高了配套补贴比例，部分地方在一些险种上的补贴比例高达80%，有力推动了农业保险制度在地方层面的推广。
3.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有3个层面：①思想认识不到位。一直以来，涉及到财政补贴支出的，都会被视为政府达成宏观调控目的的手段之一。政府通常都会有意识地扶持某种门类或者某种规模程度的农业，并放任不符合调控方向的农业生产自生自灭。在此种背景下，政府部门会容易以提高农业保险门槛为手段，将一部分不符合调控要求的农户排除在外，结果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不平等性，甚至激发了社会矛盾。②地域平衡性较差。目前，保费标准和财政补贴比例由省级政府确定，并下发各市、县级政府执行。但是由于省域之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省级统一制定的财政补贴标准难以适合下辖各地区的情况，而只能采取相对保守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相对富裕地区的财政补贴压力微小，但是赔偿额过低，农业保险失去其意义;而相对贫穷地区却难以支撑庞大的财政补贴，破坏了财政收支平衡。③补贴目标偏狭。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仅仅是针对农户一方，目的仅在于减轻农户缴纳保费的负担。但是实际上，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不甚热心，是农业保险开展所遇到的一大问题之一。而单方面的财政补贴，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改善作用，导致此类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
三、优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对策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对应分析出以下三点相应的对策和举措。
1.转变政府思想观念。加强宣传教育，转变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业保险事业的正确认识，是做好农业保险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普惠性的保障措施，应当提供给全体农户。政府官员应当将农业保险视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对各类大、中、小农户进行财政补贴，而不是进行区别对待。同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计算，将辖区内的大小农户都纳入保险范围之内，从而扩大农业保险对全体农户的覆盖面。另外，对小型农户的财政补贴，额度也并不大，对财政收支的压力几乎没有影响，给政府层面实际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2.放宽地方定价权限。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政策制定模式，将农业保险的参保范围、赔偿上限、保险费率、财政补贴比例等事项的决定权适当下放到各市、县政府，由各市、县政府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进行灵活统筹安排。适当允许各市、县政府调整保险费率，提高保费水平，并安排相应的财政补贴投入和比例，以鼓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推行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应切实改变传统的政府部门为主、保险企业和农户为辅的定价机制，实行多元化的价格确定和调整方法，使农业保险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实际的需求，形成更加灵活的财政补贴机制，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
3.拓宽财政补贴范围。政府财政补助资金应当进一步拓展范围，除了平衡农户的保费支出外，还应当适当支持保险公司的赢利。在对农户投保保费进行补贴的同时，应当根据不同的险种和规模，对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所产生的经营管理费用和风险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减少保险公司的展业成本，降低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返还等政策，鼓励农业保险公司继续开展和拓展农业保险业务，解决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热情不足的问题，从而鼓励各大农业保险机构继续开展并拓展农业保险业务。
参考文献：
屈冬玉指出，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持续增加“三农”投入，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风险呈加大趋势，亟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一要加强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知识普及。二要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范围。三要大力探索“以销定产+价格保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