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人权、、台湾等，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01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2002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对中国的形势分析中，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1995年之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发展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如经济与社会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这与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欧盟来看，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WTO后，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相反，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因此，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而且期限长达12年。2002年6月，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现代化，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问题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现代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网络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企业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时代，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法律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自然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人权、、台湾等，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01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2002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对中国的形势分析中，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1995年之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发展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如经济与社会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这与欧盟试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欧盟来看，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目前，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应用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WTO后，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相反，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因此，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而且期限长达12年。2002年6月，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现代化，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超级秘书网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贸 中国对日 中国从日 增长率年份 总额 增长率 易总额的比重 本出口额 增长率 本进口额1972 10.4 16.5 4.1 6.31973 19.5 87.5 17.8 8.4 104.9 11.1 76.21974 31.3 60.5 21.5 11.4 35.7 19.8 78.41975 38.0 21.4 25.8 14.0 22.8 23.9 20.71976 30.4 -20.0 22.6 12.2 -12.9 18.2 -23.81977 34.7 14.1 23.4 13.6 11.5 21.1 15.91978 48.2 38.9 23.3 17.2 26.5 31.1 47.41979 67.1 39.2 22.9 27.6 60.5 39.4 26.71980 92.0 37.1 24.3 40.3 46.0 51.7 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1981 99.8 8.5 22.7 46.0 14.1 53.8 4.11982 87.6 -12.2 21.1 48.6 5.7 39.0 -27.51983 90.8 3.7 20.8 44.6 -8.2 46.2 18.51984 127.3 40.2 23.8 53.5 20.0 73.7 59.51985 164.3 29.1 23.6 56.1 4.9 108.3 46.91986 138.6 -15.6 18.8 43.6 -22.3 95.0 -12.31987 131.6 -5.1 15.9 59.2 35.8 72.4 -23.81988 146.3 11.2 14.2 72.9 23.1 73.4 1.41989 146.6 0.2 13.1 81.5 11.8 65.2 -11.21990 166.0 13.2 14.4 90.1 10.6 75.9 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 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1979-1982 5 7.6 0.81 ——1983 52 0.95 1.86 129.61984 138 2.03 2.25 21.01985 127 4.71 3.15 40.01986 94 2.83 2.63 -16.51987 113 3.01 2.20 -16.31988 237 2.76 5.15 134.11989 294 4.39 3.56 -30.91990 341 4.57 5.03 41.7合计 1401 32.85 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
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 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1991 202.5 56.6 14.9 102.2 15.2 100.3 147.01992 253.7 25.3 15.3 116.8 14.3 136.8 34.61993 390.6 54.0 20.0 157.8 35.1 232.8 70.21994 478.9 22.6 20.2 215.7 36.7 263.2 13.11995 574.7 20.0 20.5 284.6 31.9 290.0 10.21996 600.6 4.5 20.7 308.7 8.5 291.8 0.61997 608.1 1.2 18.7 318.2 3.1 289.9 -0.71998 579.0 -4.8 17.9 296.9 -6.7 282.1 -2.71999 661.7 14.2 18.3 324.0 9.2 337.7 19.42000 831.7 25.7 17.5 416.5 28.5 415.1 22.9合计 5181.5 —— ———— 2541.4 —— 2639.7 ——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1991 599 8.12 5.331992 1805 21.73 7.10 33.21993 3488 2 9.60 13.24 86.51994 3018 44.40 20.75 56.71995 2946 75.92 31.08 49.81996 1742 51.31 36.79 18.41997 1402 34.01 43.26 17.61998 1198 27.49 34.00 -21.41999 1167 25.91 29.73 -12.62000 1614 36.80 29.16 -1.9合计 18979 355.3 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
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一、贸易保护政策是工业经济时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 1.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 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 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 (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 (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 (3)dY/dL≤w/p (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 (5)dY/dL=y(k)-(dy/dk)k≤w/p (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 (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 (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 (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 (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 (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 (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 (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 (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 (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 (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 (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 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 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 表1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 工业 劳动力（百万） 产值（百万美元） 人均产值（美元）美国 50.3 1048224.3 20839加拿大 4.9 93960.0 19175前西德 19.5 300416.8 15405日本 31.6 446405.4 14126荷兰 4.4 45015.0 10238英国 15.4 145632.0 9457意大利 16.9 141136.0 8351中国 83.5 123583.5 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收稿日期：2002-03-23【 K INADA.Free Trade，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J].Economic Record，September.1968. 范爱军.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适度保护问题探讨[J].改革，2000，(6):32. 陆家骝.论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效应[J].中山大学学报，2000，(3):03. 李善同，翟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分析[J].世界经济，2000，(2):21. 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问题的提出
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相关理论综述
（一）理论分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具体可以分为“实证的”和“规范的”两支。
1.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利益模型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政府是仁慈的，不愿意看到社会中任何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公平和收入均等化，贸易保护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Baldwin（1984、1985、1989、1996）在个人利益模型中认为政府官员是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作为贸易政策的提供者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与政府形成了供求关系，共同决定贸易政策的价格（关税率或补贴率）。民主政府模型试图将以上两种模型进行折中，认为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兼顾自身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由于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2.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规范研究。Krueger（1974）率先提出寻租理论阐述了贸易限制、外汇额度和政府采购等行为导致的垄断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同年，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寻租的概念，认为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影响政府的决策，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是一种资源浪费。Bhagwati（1982）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理论，他认为直接非生产寻租是指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是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产生生产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
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Kindleberger（1981）和Gilpin（1987）提出的盟主理论指出当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将会盛行。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在国际间进行分配的模型，理性的政府会根据本国与他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而自动调整其贸易政策。Ienberry，Lake and Mastanduno（1998）的社会中心论认为贸易政策是国内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同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利益冲突非常相似。与社会中心论相对立是Baldwin（1985、1996）提出的国家中心论。这一理论把国家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制定和实施特定贸易政策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体现出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其独立目标进行研究的本质。
（二）实证分析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和政府不同收入转移政策偏好如何受政治捐赠的影响。该模型以美国贸易政策抉择过程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说明美国贸易政策产生、制定和实施和变化的内在理论逻辑。Helpman（1995）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框架，对贸易保护的形式和程度进行了出色的分析。Rosendorff（1996）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说明从关税保护措施到非关税保护措施（VER）的内生过程，成功解释了从零关税到VER贸易政策形式连续变化的过程。
[中图分类号]D922.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49―06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加强，政府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监督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自顾倾向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欧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外贸管制权已跃入了法制视野，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中共同关注的法律问题，并以此为焦点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理论与规范创设。
然而，外贸管制权这一概念，来源于外贸管制实践，现实生活中各国实施外贸管制的方式千差万别，相关理论也无法明确外贸管制的内涵，已有的法律规范中更是未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明确定义，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构建中也有许多必须予以面对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困境显然与外贸管制权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相称，同时也阻碍了外贸管制权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法律文化的研究方法中，特定词语的渊源文本，尤其是权威性的法律文本，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引证来源，其本身也是反映法律概念的重要研究资料[1]。从法理层面对外贸管制权进行解读，必须将外贸管制权置于特定的文本语境下，依现实主义的历史观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界定。相关文本的表述，不仅表明外贸管制权具备了形式正当性，同时也是证明外贸管制权实质正当性的现实根据。以文本视角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对促进外贸管制法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不同学科理论中的外贸管制权文本解释
（一）经济管理学理论中的“外贸管制”与“管理贸易”
由于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管制”和“规制”以及“规管”，均源出于英语“regulation”，其一般含义界定为：“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的依据或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2]。因此，外贸管制的含义，目前也多从经济管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认为：“外贸管制，是对外贸易管制的简称，也叫进出口贸易管制，是各国政府或为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与限制措施；或为政治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它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体现”[3]。体现对外贸易总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出口商品政策、国别政策或地区政策等方面，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活动的经营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预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贸易政策则是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政策体系。目前主要的贸易政策类型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中性贸易政策和偏向性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ManagedTrade）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盛行于80年代以后。迄今为止，关于管理贸易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分歧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指非竞争环境条件下的贸易行为（L.R.Krause，1992）；第二，管理贸易是指受政府政策控制的贸易（Trzon，）；第三，管理贸易是受非关税壁垒控制的贸易（J.E.斯贝茹）；第四，管理贸易是管理本国与世界经济而对贸易与投资的直接干预（R.J.Waldman，1986）。国内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薛荣久，1993）；第二，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贸易（薛进年，1992）；第三，管理贸易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李述仁，1993）第四，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是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陈寿琦）。转引自薛荣久.国际贸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认为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中心，政府干预为主导，以磋商谈判为手段，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全球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制度[4]。而由此产生的管理贸易政策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这种“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的政治意图。目前，实行管理贸易最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以管理贸易为特征，而日本主要是有选择的管理贸易[5]。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论文摘要】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出现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以及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该理论的内容、实施条件和对其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的介绍，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最终给予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规模经济 产业政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1.“利润转移论”。“利润转移”理论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理论基础，政府通过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可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政府政策起着实现超额利润由外国向本国转移，或扶植本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等“战略性”作用。它主要包括出口补贴论、战略进口政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 2.外部经济理论。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些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政府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扶植，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的成长。 二、战略性贸易实施条件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两类条件:一类是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不可少的。另一类是约束或限制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应用，但关系到政策能否正确制定并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又可称为政策实施的充分条件，可以概括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条件主要包括：产业存在相当高的进入壁垒；被扶持的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该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被扶持的产业的生产要素要丰富易得，至少要有限地使用瓶颈资源等。政治条件主要包括：不存在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政府掌握完备的信息，并能进行有效干预；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 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一经问世就招来了各方的支持与批评，并且随着它在美、日、韩及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的应用，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使我们能从正反两面对该理论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 1.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1)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世界总福利水平不会增加，因而被指责为以邻为壑战略。 (2)补贴会损害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具有战略性的部门实行补贴，必然会从其他一些部门抽取资源，这种资源的再分配虽然降低了特定产业的边际成本，但却提高了其他产业的边际成本，阻碍后者的发展。 (3)政府干预是否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怀疑。政府的决策是有倾斜性的，就不可避免有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且还可能引起厂商或政府官员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 2.尽管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上述诸多批评与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积极意义和贡献： (1)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的，强调各国应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发展贸易。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或有利的分工格局，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本国的社会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政策考虑的情况更为细致全面，更接近现实。 (2)该理论对政府的干预给予了重新的定位。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只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竞争力。 (3)“外部经济理论”强调通过政府干预促进具有外部性或促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和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有外部性的产业不仅会对本国而且也会对其他国的相同或相关产业产生正效应，所以，与“利润转移理论”相比较，“外部经济理论”是可以大力提倡和应用的。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我国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的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我国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能力进一步加强等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应用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在制定、实施时，需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特点运用好 战略性贸易政策： 1.在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既不是提倡单一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是宣扬保护政策，而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对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的全局、长期地坚持自由的竞争政策，而在对个别行业、有限时间内实行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相结合的策略，不断创造我国动态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的赶超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2.强化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各项配套措施，如信息服务功能、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资本重组的途径，以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3.注意与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有机组合。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参考文献: 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胡召玲: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相关产业的适用性问题 [J].经济评论，2002，(4) 刘小军:战略性贸易政策评介[J].天津商学院学报，199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