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60-02
一、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哲学关系
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人生存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存在状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与部分的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1]所以，只有对整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才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但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过多关注的却是个体的差异性，将个体与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全局和整体之上，把高消费、高产出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致使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了人们主要追求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结果，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进一步激化了人类自身内部为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和斗争的升级。譬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温室效应的出现等等都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因此我们采取何种文明来构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目前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重要问题。
云南大学段昌群教授在一次论坛中曾提到，“和谐社会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建起来的，而生态文明是托起上述其他文明的基础。”笔者认为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和谐社会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朝着生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去实践。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好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不仅为促进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注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为生态文明重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奠定了科学的理论磐石。
对于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首先，区域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同样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离不开区域经济的贡献，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通盘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功能上的承载能力。假设我们把区域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小规模的系统工程，那么区域内的社会物质财富与自然生态资源势必存在着能量间的交换。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源的破环也会相对严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恰当性和过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而且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即循环经济的规模），否则我们社会进步的成本就会进一步加大，经济粗放型增长同样也是“经济不增长”。其次，生态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结构调整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是区域经济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毕竟生态文明所构建出来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新的产业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来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然而，“破旧立新”在前期所消耗的成本是巨大的，它还涉及人（尤其是地方领导者）的认识程度和价值取向，甚至包括各种形态的利益之争。因此，提高人的素质和转换人的意识功能对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为生态文明构建的一个核心步骤。
二、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发展状态下的产物，它具有人口、物质、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多位特征及要素，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昆明又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更为滞后，且动力不足，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前，昆明的城市化水平只是在人为的控制下获得缓慢的发展。”[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昆明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功能反映，它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系统性工程。毕竟工业文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工业文明模式下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非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虽然已经涉及和转变前面笔者所提到的多位特征及要素，但城市化发展的活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当它超越社会发展所能控制和容纳的空间基础，就会演变成为阻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和认知目前昆明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水平时期，并逐步由传统型城市化阶段向现代型城市化阶段过渡。首先，工业发展规模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所占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步下降，相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步上升（尤其旅游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就说明昆明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定位出现了新的转型。其次，城市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恩格尔系数的统计情况来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586下降到2010年的0.359，人均GDP却从1979年的428.37元上升到2010年的33 549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净增值为869.7%[3]，这反映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再者，加大法规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环保资金投入，逐步改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破坏所生成的负面问题。以滇池为例，自“七五”以来，昆明市相继制定并颁布了《滇池保护条例》、《滇池综合整治大纲》、《昆明市环境保护规划》和《滇池水污染防治规划》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对滇池治理的经费投入也从1997年的2.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10.35亿元[3]，并把生态治理作为恢复滇池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重要措施和基础。最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也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以有效地节约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费用。诸如工厂技术的改造对生产效益的提高，生态技术的进步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等等。以昆明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为例，1988年和2002年的总产量分别为6.7万吨和1.97万吨，向外排放率分别为40%和21.6%[4]。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2002年工业粉尘产量与1988年相比有明显的减少，但2002年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1988年的10倍[4]。也就是说，技术改造的贡献不仅降低了工业能源的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众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昆明城市经济投入与产出比仍旧处在一个负增长、高能耗经济结构模式圈当中，以致经济发展的负担和代价还是相当巨大的。以昆明周边滇池治理的效果为例，2010年政府的投入已经达到了110.35亿元，但滇池草海的水质类别仍为劣Ⅴ级（从2006年以来未有改变），水功能类别也仅为Ⅳ级[3]，巨大治理资金的投入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昆明生态功能型的城市化进程仍处在一个起步的构建阶段。其次，昆明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属于复合型生态污染，既有大气污染、也有水资源污染，既有点状污染，也有面源污染，这与早期城市化的产业功能结构的不合理性布局规划和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含量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应主张通过采用绿色的资源利用技术（即生态工艺：把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态圈的物质运动过程，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闭路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终的资源节约。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以资源分层多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为特征。”[5]因此，昆明要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决策者对其发展战略不应缺乏通盘考虑的眼光，要学会优化发展，走经济建设生态化才是昆明城市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再则，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也致使昆明城市化进程的水平相对脆弱。这里的生态系统性构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生态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变化该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节、城市生态系统自我补偿性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框架（如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所提出的城乡互补方式[6]）以及逐步改变市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等。过去决策者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喜欢把着眼点放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特殊化、专一性解决，关注的往往是“点上”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则是割裂了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不但投入成本高，其成果也是低效的。所以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正如段教授所说，“应该跳出环境问题来解决环境问题。”
三、从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来探讨构架生态文明系统的对策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笔者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区域经济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构架却因为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依旧没能合理有序地建立起来。因此，昆明区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的系统构架应该如何确立。下面，笔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体会，结合段教授在讲座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对昆明的城市功能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把昆明打造成为何种类型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全能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就应该充分地展示现代化的全部成果，成为落后地区的典范。然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抹杀了区域优势这一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趋于一种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进而加剧了城市发展的负担。因此要构架昆明的生态文明系统，就必须首先为城市的发展减负，而减负的根源就在于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从目前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有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比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可以成为推动昆明可持续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并在此基础上，应该适度缩减传统工业的发展规模。此外，对一些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改造、提高产能效益这一层面，还应对其治污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能力提出更高的层次要求。
其次，城市的发展应遵循适度规模的原则，“大而全”并非是谋求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佳路径。段教授在讲座中提出，“滇池问题已经成为了遏制昆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然政府多年的巨大经济投入为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创伤。”对于“后天创伤”的理解，这主要基于过去“大而全”的昆明城市发展模式造成了目前滇池的“严重过载、极度超容”。如果从生态文明系统的构筑层面来定义一个城市适度规模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口数量、社会物质生产总量和生态承受能力范围可以看作是构建指标的核心基础，并且它们需要通过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作为信息的反馈。而滇池“后天创伤”的现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昆明的城市战略布局必须有所调整。毕竟政治文化中心不一定就必须得是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的界定应遵循区域生态承受能力范围的规律，否则人为主观意识的扩大化必定会走向一种非科学性的发展穷途。
第三，从宏观层面来观察一个区域生态文明系统的构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看成是政府与企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种契约关系下的产物。一般说来，生态文明的构建能否成为可行之举，主要取决于人或企业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毕竟良好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然政府作为提供制度的保护和实施部门机构，由于受到自身对社会发展认识水平和知识储备局限的制约，加上与企业之间所掌握的生态信息经常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状态，这就容易产生低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政府和企业在架构生态文明系统的成本很高，进而挫伤了双方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提供有效的生态产业制度安排，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保护环境方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才能为构架生态文明系统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平台，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合理、有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冷鹤鸣.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理性认识[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
[2]何平.论昆明的城市化[J].学术探索，1999，（4）.
[3]车志敏，李坚，等，主编.云南年鉴2011年[M].昆明：云南年鉴杂志社，2011：221、353—354、223.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关键词：《资本论》 生态经济 当代借鉴
引言
生态经济思想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力作《资本论》中以商品分析为起点，从中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并且揭示了在人与自然异化背后隐藏的制度根源。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借鉴《资本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理顺经济发展方式、创设生态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助推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论》的重要内容。几乎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学思想都是奠基于这两大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当然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也势必从中汲取营养。
（一）劳动价值论是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奠基
《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是马克思基于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构的，深刻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正如他所说：“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应，劳动就是它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1975）。“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劳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比如原始社会劳动还不具备这一职能，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达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时，抽象劳动才成为了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不仅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且价值量的大小也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当然这里的劳动时间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他所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975）。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资本家也处于异化的状态，究其这些异化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故此，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些异化现象，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才会摆脱价值增值的束缚，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将打破价值增值的魔咒，从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异化最终得以消除，进而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二）剩余价值论是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前提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核心所在，是其建构的庞大的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创造，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本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为了进一步明确剩余价值创造的源泉，马克思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部分，进一步指出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带来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现实存在。可变资本就是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资本论第1卷，2004）。剩余价值理论的建构深刻揭示了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实质，指出了资本家和工人对立的经济根源。为其建构人的自由解放学说奠定了经济学基础，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资本主义没有实现人的解放，更谈不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从而达到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理论使工人看到了自身异化以及人与人异化、人与社会异化的经济根源，从而为其阐释生态经济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石。
《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运动是从商品二重性开始的，商品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细胞”，也是马克思建构其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商品二重性中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结果和凝结物，是人类进行社会劳动所追求的终极目的。物品必须同时满足“有用”和“用于交换”两个条件才能成为商品。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清晰表述，“价值只有在使用和消费中才能实现”，“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商品的二重性根源于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人类一方面通过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物的物理、化学、空间结构的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进而实现了“自然物与人类劳动的结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商品的生态自然属性，使人类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形态各异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并不在于其自身具有的生态自然属性，而在于衡量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的恰恰是反映这些物的天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即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
商品的二重属性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尽管商品交换主要依托其社会规定性，然而却无法剥离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生态关系，缺少它商品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认清商品的自然生态属性，而忽视其社会规定性同样不能达到对商品的完整认识。因此，商品必然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在表面上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二）劳动二重性所展现的生态经济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完商品的二重性后紧接着就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的二重性。在这里，所谓的劳动二重性绝不是指所有的人类劳动而专指生产商品的劳动，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在生理学意义上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力，就其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一属性而言，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其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上，就其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属性而言，它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由此可见，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只是生产同一商品的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侧面，而绝不是两个劳动。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具体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它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条件得以改变，进而使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向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抽象劳动则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过程。社会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依托每个个体借助一定的社会物质力量，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有机联系在一起，单个个体是无法完成生产商品的活动的。由此可见，生产商品的二重劳动同样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自然生态属性和经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
（三）生产过程所折射出的生态经济思想
社会生产过程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运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就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和人与人进行劳动交换的过程。马克思对此曾明确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4）。这一论述显然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生产过程生产人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这一过程是自然物质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生产着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生产过程是生态自然过程与经济社会过程的统一体，是生态自然过程和经济社会过程的相互交融。这种统一与交织存在于任何社会历史形态中，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发生改变和不同的只有这种统一和交织的形式。
生产过程的劳动二重性又源于人的二重性。无论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统一于人的生产实践。无论在生态自然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还是在经济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形成都要通过实践本质得以体现。由此可见，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故此，处在劳动中的人的二重性也就势必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二重性。
（四）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开始。人类要想永续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物质资料生产部分引入了两大部类范畴。第一部类—生产资料是为了再生产的持续进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由此，马克思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置于生产和消费关系中，认为消费是保持工人自身体力和劳动力，维持生产延续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为了再生产出新的工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生产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974）。
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和自身生产的过程中也进行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可以称之为交往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形式生产的存在是为了其他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马克思对此也有所论及，他曾经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一定的联系和关系范围内，人们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才能进行生产。
（五）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理论中的生态经济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厘清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的中介是劳动，正如他所说的：“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控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人类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离开了劳动，人与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物质交换，人类也就不可能获取自然的任何物质，对此他也有所论述，“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人和机器……，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980）。劳动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也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人类劳动既是社会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人类劳动过程也是把社会经济活动引入自然生态的过程，是使两者相互交织的过程。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绝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发挥去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在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过分陶醉其中，必须尊重自然界自身固有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造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否则势必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阻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物质变换是社会生产过程，而物质循环则更多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中实现的，尤其是在社会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不断变化过程当中实现的。人类进行经济活动首先必须从自然界中索取所需物质，经过人类的具体劳动使其具有有用性，符合人们需要，助推人类不断繁衍、发展，同时在这一交换过程中也会产生无用物质，这些无用物质重新返回自然，回归自然生态系统，再次为人类提供自然物质，这样循环下去以至无穷。反过来，自然生态系统在为人类经济系统提供物质需要的同时，经济系统也不断向生态系统输出能量和进行相应的补偿。两者的相互交换是通过人类生产实践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通过这一桥梁和纽带，社会和自然有机联系，经济和生态浑然天成，它们有机统一、动态平衡。
《资本论》中生态经济思想的现实借鉴
《资本论》这部著作中关于劳动过程、商品二重属性等问题论述时曾分析了森林、土壤肥力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也曾多次提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物质循环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须探讨的问题。因此，深入挖掘《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搞好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为“经济建设生态化”理念确立提供智力支持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理念。首先，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理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提及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顺上，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当前，我国土地流失、资源浪费，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源就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眼前利益，漠视自然规律的后果。为此，我们要自觉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理念，同时要珍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浪费，及时补偿可再生资源。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倡导循环经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往往出现经济越发展，污染越严重，资源消耗越大的怪圈，致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不协调。面临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必须把自然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相协调，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节约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生态化生产经营模式，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努力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再次，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适度节制的消费理念，这种消费模式提倡敬畏自然，节约资源，主张量力消费、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绿色消费不仅对消费者的节约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费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有所约束，而且对生产者也有从事绿色生产的规约。
（二）为保护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新的制度建设要求
建设生态经济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牵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创设良好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建立完善与生态经济相关的各项制度。首先，明确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政府应对破坏自然生态的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经济发展中可能影响到的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科学评估与预测。其次，建立健全保护生态经济的法律法规。我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不相协调，很大层面上归因于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缺失或孱弱无力，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其法律法规的地位，同时形成严格规范的执法监督体系，加强监管，切实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保驾护航。再次，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人口过多、素质不高无疑是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老龄化问题加大了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严重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全力提升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生态意识，继续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有效缓解环境生态的承载力。
（三）为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观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撑
《资本论》创作的制度前提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给人和自然带来了的灾难，证明了这种生产模式与自然的对立。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物质变换的新形式的思想，进而达到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些思想把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相统一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同时这些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树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为建设生态文明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五位一体”是党的十报告中出现的新理念，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生态文明理念明确了由过去农业文明时代人统治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发展理念向尊重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科学发展观念的转变。新时期，我们党要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指引下，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以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契机，扎实推进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也是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
（四）为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生态经济思想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种种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提出了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方式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也充分表明了其呼唤的社会建设更加理性，通过制度变革消除各种对立，达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得益于马克思的理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契机，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理性社会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人民出版社，1974
一、基于生态学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生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指出,从理论上讲,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从内容上讲,循环经济应该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上,借鉴生态学中生态位理论,食物链和食物网理论、能量梯级利用原理和生态平衡理论。尤飞(2003)提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从中探索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梁山、赵金龙、葛文光(2002)认为,生态经济在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战略的实现过程中可提供八个方面的理论基础。
2.生态工业理论与循环经济。李慧明、朱红伟、廖卓玲(2005)认为,循环经济最终实现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多样、功能完善的,能促进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内高效循环和流动的功能体系和物质载体。这个功能体系的物质载体就是产业生态系统。Allen.B.R(翁瑞译,2005)提出产业生态部门,特别是企业应该被看做是减轻环境影响的主力军。邓南圣等(2005)提到,循环经济产业主体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苏伦・埃尔克曼(徐兴元译,1999)指出,循环经济的系统组成部分越复杂,能量和物质循环的途径就越复杂,其调节能力就越强。
3.商业生态学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认为,商业生态学是在对传统的经济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运行机理进行的探讨,其主要从循环经济的作用、构建重点和实现手段进行。
4.自然资本理论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指出,从社会和自然再生产过程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维持自然资本的不断再生和发展,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保持协调。因此,自然资本理论也为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基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市场经济与循环经济。赵斌(2006)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够实现对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斯泰因・达勒与莱斯特・R・布朗(2001)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李云燕(2007)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和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必然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并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从运行机制上讲,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协同性。韦前、荆艳芳(2005)提出,尽管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能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种经济形式,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对资源循环型流动、对环境污染问题、对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关系等,却是“失灵”的或是有缺陷的。张小兰(2005)认为虽然循环经济是在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对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孟宪忠(2001)提到,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了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提高效益的统一性,反映了一种越是生态环保越有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趋势,是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理论上的提升。
2.外部性理论与循环经济。李云燕(2006)指出,循环经济要求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以资源利用减量化和避免废物产生为经济活动的优先目标,并通过废物再使用、再循环加以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的排放和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减弱甚至消除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刘华、杜金梅(2004)提到,循环经济为社会创造的外部经济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处理、知识与技术的流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3.资源定价理论与循环经济。诸大建(2003)提到,日趋衰减的自然资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性要素。牛桂敏(200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或多重产权。马中(2005)指出,循环经济的市场实现,就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实施。黄英娜、张天柱、颜辉武(2004)从传统经济学研究生产活动的角度出发,将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L和资本投入K看作内生变量,将自然资源投入R和技术水平A看作外生变量,这恰恰体现了人们以往只重视人类经济系统,忽略支持人类经济系统运行的生态系统的传统经济学思维。
4.公共产品理论与循环经济。李赶顺、王文中(2008)提到,资源与环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不可分性,存在着“搭便车”和过度使用的现象,在构建循环经济上,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环境的公共产品特性,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甚至提供具有很强公共性的循环经济设施、技术、平台的建设。
5.代际分配理论与循环经济。罗杰・拍曼等(侯元兆译,2004)从资源在代际之间的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可以采用一定的贴现率进行计算,经济分析中普遍采用的代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高辉清(2008)提到,循环经济理论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环境资源产权的主体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资源与环境代际产权是对于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界定的一种制度安排。
6.制度经济学与循环经济。朱红伟等(2005)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在资源、环境问题上“失灵”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制度安排上“缺位”。张小兰(2005)把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看成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马中(2005)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它的创新之处有不同层面:一是理念创新,二是理论创新,三是技术创新,四是制度创新。李云燕(2006)政府的作用归结为恰当的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设定的资源限量与生态环境阈值的限制,而市场的力量在于如何在这种限制下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基于政府干预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循环经济的外部性与政府干预。刘学敏等(2004)将解决外部不经济性的手段归纳为三种:一是征课税金或罚款;二是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三是通过界定环境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李云燕(2008)将第三种机制即社会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其原因在于:环境保护既可以依靠市场机制,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预,但这两种机制都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社会机制是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完善和监督。
2.循环经济的公共产品性质与政府干预。斯蒂格利茨(1 980)指出,“政府是否应该提供公共产品,这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萨穆尔森(1996)认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通常需要政府行动”。平狄克、鲁宾费尔德(2000)提出,“政府生产公共产品较为有利,是因为政府能够定出税或费来支付其成本”。 赫利尔・E・戴利(马杰、钟斌、朱又红译,2001)认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市场不能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公地的悲剧”与“搭便车”现象。汤姆・泰坦伯格(2003)认为,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环境资源中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出来,即使那些没有为它付钱的人也很难被排除在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之外。
3.效益理论与政府干预。罗杰・皮特门(1999)将循环经济的效益目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的整体考量。循环经济的效益不仅仅考虑当时的效益,还要保证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协调。效率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促使人们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和生态效益,为此应该进行政府干预。但在谈及政府干预的时候,该理论认为,现实中的政府是由欲望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它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四、基于其它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
1.基于变迁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科学技术是最活跃因素,技术变迁(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取决于技术变迁(创新)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同时,制度变迁又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2.基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刘秉龙、张鹏飞(2006)指出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体现了分工的特点。循环经济要求采用新的技术范式。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横向技术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体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李赶顺、王文中(2008)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把环境由一个外部性因素、制约因素,变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促进因素,纳入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研究视野。
3.基于产业价值链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任肖嫦(2 006)从产业价值链理论角度指出,循环经济的运行应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是价值链重构的思路应以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共同发展为出发点;二是进行跨产业的价值链分析。李赶顺、王文中(2008)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提出循环经济应对企业的采购环节、生产环节、技术开发环节、售后服务环节以及物流环节等提出综合效益的要求。
4.基于社会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崔兆杰、张凯 (2 008)认为,循环经济将循环利用的理念引进社会生产和生活,提高了公众的思想认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公众广泛参与是发展新型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方面。
5.基于系统理论的循环经济运行机理。崔兆杰、张凯(2008)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循环经济系统涉及经济、循环经济和系统三个概念,它的定义具有经济的特点,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具有系统的特性。张凯(2004)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循环经济的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产业多样化、系统各组成要素的完备性以及系统的协调性都对循环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即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
[2]刘佐.《中国税制概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 c2012)01-0011-05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文明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更替彰显了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改造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这些进步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由此也使人类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美好的要求，全世界都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体制结构是否合理科学，从而探索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为了顺应时展的潮流和趋势，也在逐步进行思想观念、发展方式和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文明之一；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把它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十二五”规划，专门强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高到同等的重要地位。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正确的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是否曾经尝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支持呢?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提出生态平衡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等生态经济问题。我们并不是刻意将马克思恩格斯封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家，因为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同样，我们也并不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再加上一道生态经济学的光环。我们只是想，在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去重新解读他们的著作，确实能够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生态经济思想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供新思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新思维，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理念。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到“生态经济”这个名词，但不能因此就得出他们理论中没有生态经济思想的结论。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的时候，却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灾难之中。由此，人们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以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此时，蕴含在他们理论体系中的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这些思想与现代生态经济学所研究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融合的关系及生态经济运行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是具有现实性的科学理论，也具有时代化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生态经济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生态经济问题，把生态经济问题放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进行考察。首先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无法脱离自然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对立起来。两者是互不相干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以往的历史观都是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摈弃了这种错误的观点，相反是把人对自然界和历史的关系放在了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从而使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发生了深刻的革命。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系统地揭示了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这就是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自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人、社会和自然界紧密联结的不可分割性，是有机的统一整体，从而提出了“属人的自然”、“人化了的自然界”的生态经济系统思想。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从人、社会对自然而言，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对自然界有着本原的依赖性；从自然对人和社会而言，自然界对人和社会的存在具有本身的制约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是充分肯定的。“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因而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其一切实践活动是受到自然及其规律限制和约束的。当然，人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当人类在改变和支配自然界时，“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体现了自然的制约性和人的能动性的统一。但客观地来讲，人的需要的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要受制于自然界及生态环境状况可能提供的条件及其允许的程度范围，即把人类实践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容许的限度内，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就是人的经济活动要遵
循生态优先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揭示了现代人类社会生存与经济发展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还要遵循生态规律。“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同存在于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系统之中，并以其固有的特性和行程发挥制约和支配作用。”可以看得出，现代生态经济学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统一的生态经济规律逻辑地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所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致的。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促进推动现代生态经济学科的完善和发展的。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思想
劳动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中介，要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可能不对劳动的内涵进行深刻的剖析和领悟。马克思首先确立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对劳动作了科学的规定。他指出：劳动是“生命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劳动的本质，而且准确地界定了劳动的内涵。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A・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认为这一概念“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过程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基础，“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进行的物质变换是客观的.也是永恒的。但同时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物质变换是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过程。自然被人化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把自然物变成适合人的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和自然物质相交换、相结合，使人的活动“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人的自然化过程，因为人在劳动活动中，会把自然的属性纳入人的自身，成为人自身的部分，使人本身得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指出，进行劳动活动的人，把“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劳动的物质变换是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过程，表明了人与自然进行双向互动的生态过程，但这其中同时包含了人和人的经济过程。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多种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这是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两个内容。也就是说人类的劳动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活动，它改变物质的自然形态，使之适合人们的需要，从而提供了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基础，它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关系，或者说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另一方面，劳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活动，是社会内部的个体与群体之间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这种人与人之间社会物质交换活动，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通过分析，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思想，包含着人与自然的自然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两者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形成了两者的统一体，这就是生态经济关系。
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相统一的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生产力的基本内容和本质内涵有大量的论述。但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学哲学理论中把生产力界定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生产力论被称为“征服论”。“如果我们继续用‘征服论’的生产力理论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会陷入一种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困境之中，走向生态环境恶化的深渊。因此，现在是彻底冲破‘征服论’的生产力观念的束缚，建立现代的、完整的生产力理论的时候了。”其实，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范畴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个论述就包含有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含义。前四方面涉及的是以人为主的社会生产力。而最后的“自然条件”则是属于自然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把自然改造成为适合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劳动者素质高低，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但主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社会生产力是“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生产上的运用。”马克思提到的“自然条件”是属于天然的自然力，他指出：“大生产――直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了社会劳动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同与这些自然条件的自然力相结合，就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形式即自然生产力。自然力是自然界物质本身具有的一种能力，如风力、水力、太阳能等，但它们只有被“人的手的创造物”所利用而产生出来的能力时，才是自然生产力。由于自然力是有限的，所以人们要认识尊重和服从其规律，使自然力转化为自然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它们都是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满足人需要的能力。社会生产力本身就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分工协作劳动产生出来的。自然生产力看起来似乎与生产过程无关，其实，它最终要通过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进入生产过程之中。马克思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人生产过程。”马克思很赞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生态经济名言。当然，这里的土地泛指整个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恩格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在整个生产力体系中，人类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界的自然生产力是同时起作用的。
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经济循环和自然生态循环相统一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经济整体。这个整体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耦合而成为客观存在的生态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在自然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是永恒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呈现社会经济循环和自然生态循环的统一。
自然再生产过程是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条件之间
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转化、循环的再生产过程。恩格斯运用科学的唯物自然观，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详尽地研究了自然物质形态的进化过程，正确地揭示了运动是物质存在方式的原理，提出了物质运动永恒循环的理论。他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因此，“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这就明确指明了整个生态系统是在永恒流动和循环运动中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上升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社会再生产是人类有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基本要素(人、财、物、信息等)的物质交换、资金周转、信息流动等运动形式。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循环运动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情况，认为产业资本要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的循环，从而揭示了资本的运行规律。其实，在任何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都不是一次运动过程，而是不断重复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种再生产过程表现为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过程。在这种过程中，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互相联系的环节，使得经济系统中的物质、能量、信息等要素往复循环利用，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因为没有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产的自然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现象。反过来，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两种(积极和消极)不同的反馈作用，使生态系统或处于较高的自我调节能力或处于生态失衡的危机之中。正是由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种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就使得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循环也是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它们能够融合成统一整体的生态经济循环运动。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循环产生的基础，如果“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超出其承载范围，那么以之为基础的经济循环就根本无法进行。“没有生态系统的自然物流(循环)，就不可能有经济系统的经济物流(循环)，很明显，离开了自然物流(循环)来谈经济物质的产生与运转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人类文明，就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进一步讲，那种不顾环境污染以及超出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经济循环，虽然可以带来暂时的经济利益，但最终必将引入恶性的循环之中，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而且他们还以之为指导，务实地进行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推向了新境界。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逻辑再现
传统发展观认为，发展与人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人是目的，发展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这种发展观以“发展是天然合理的”原则，确立了一个“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实践模式。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增长，那么资源的无节制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被看成为了发展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因此。传统发展观及其支配下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是造成生态经济危机最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
面对传统发展观及其危害，人类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正是党中央领导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在反思传统发展观及带来的严重危害，科学把握当今世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经验，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生态经济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观点是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的.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体，社会的发展不能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自然生产力的下降，这种逆向运动的“二律背反”情况的出现，否则这样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也不是长久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马克思曾形象地说过，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血肉之躯即有机的身体，还有一个是“无机的身体”即外部自然界。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的，一个是自然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社会的世界。所以，人是自然生态人和社会经济人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人为本与以生态为本是一致的。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社会的这种关系客观存在，就使得人与自然之间、自然内部和社会内部进行物质变换成为必然，形成了自然生态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作用促成了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逻辑地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深化了对自然发展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时代内容和实践要求，它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时代要求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内各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整个思想中论述了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几方面的内容。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种和谐社会状态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使得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也是很难实现的。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了生态批判。他们首次从生态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对抗性矛盾，谴责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提供了生态经济的论证。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角度来说，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呼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现今的生态经济矛盾已成为影响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增长时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告诉我们，自然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
经济活动有很大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使得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所以在社会生产中，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注重生态效益的提高，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生产的生态效益如果较差，即使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益暂时好，也迟早要受到生态效益的制约，转化为较差的经济效益。”如果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使二者相得益彰，既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又在可持续发展中保护了生态环境。达到了提高生态经济效益的目的，从而也就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3.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题中之义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1
一、会计生态文明的特征
会计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对其人格化的形象比喻。就如任何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有其适应的生态环境一样。会计作为一个能够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系统，同样需要一个适合它的环境，这样才能实现它的目标，完成它的基本职能。从古代的结绳记事到演化成为今天的复式记账，通过编制会计信息，无不体现着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因此，本文认为会计生态文明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会计生态文明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首先，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因此，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记录劳动成果的方式就采用简单的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方式，体现了当时人类社会的思想和做法。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会计对经济事项的反映不仅仅是被动的，还引进了主动的成分，那就是进行监督。同时又不断发展完善，产生了复式记账法，通过设置账户、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等方法完成一整套的会计处理，对外提供会计信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会计与一国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会计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也印证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的准则和制度，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相适应的。因此，会计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它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二者存在耦合机制。
（二）会计生态文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会计在记录所发生的经济事项，行使自己的职能过程中，无不与当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一致。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是随之向前发展的，就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经济事项的复杂程度也各不相同。比如当今世界，经济高度发展，跨国集团非常普遍，也就要求的发展水平能够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促使会计制度更加完善，各国可以遵守国际惯例，按照公认的会计原则进行经济事项的处理，能够达成共识，而不是各自为政，每个国家只能遵守自己国家制定的准则和制度进行会计事项的处理。也因此才能达到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基本规律，是任何人无法打破和改变的。
（三）会计生态文明有其特殊性
从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无不看出，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要求会计也应不断发展和完善，推动会计理论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这犹如人的成长一样，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就得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会计生态文明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环境变化与调整适应中不断发展起来，不会受到束缚，体现了环境与会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本文赋予会计以特殊的精神，因此才出现了对会计生态文明的研究与探索。
二、会计生态文明与会计发展的关系
通常，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所以可以说，会计的发展源于会计生态文明的存在与推动，二者关系密切。
（一）会计生态文明支撑着会计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纵观会计理论发展史，我们发现，正是由于有会计生态文明的支撑，会计理论才得到不断演进和发展完善，会计演进的历史贯穿于会计生态文明中。从我国西周时出现“会计”一词，到宋朝的“四柱清册法”，再到谢霖成为我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会计的发展已历经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汇聚了人类的智慧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完整的会计核算方法体系，据以形成了会计发展理论，能够做到全面连续系统地反映经济事项，对外对信息使用者提高相关信息。所有这些体现着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这正是由于会计生态文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会计历史不断发展演进的重要力量。
（二）会计生态文明促使会计理论不断得到完善
会计理论的产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会计理论的完善对会计生态文明有着必然的依赖性。会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会计所处的生态环境，这种自身发展与外在环境之间很好的配合，产生了一种正能量。这种正能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会计理论自身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会计生态文明也在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会计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是会计生态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
（三）会计生态文明推进会计制度的变迁
会计制度是会计工作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的产生源于会计生态文明的整体要求。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制度是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对于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的尺度。会计制度也不例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会计制度的制定要求及内容也不一样。会计制度通过各种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控制交易成本，调和会计生态系统内外秩序，使其更好的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生态文明能够强化会计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的会计舞弊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负面新闻严重的影响着社会经济秩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会计领域生态出现问题，其文明变成了不文明，环境处于失衡状态，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会计意识不断提高，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严重依赖，同时也在呼唤和谐的良性的会计生态环境，因此，也是在逐步强化人们的会计意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该放宽自己的视野，在不断构筑良好的会计生态环境下，进行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使会计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绿色”和“阳光”，同时不断强化会计生态意识使整个会计生态不断地走向文明。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三)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地进行经济维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循环经济理论认为GDP增长不仅有数量的增长，还有价值的增长，而对于生态旅游发展而言，尤为重视这种价值的增长，即内涵式增长。”［3］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对其生态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产品质量内在所体现的生态旅游功能，包括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的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将生态旅游的各种功能落到实处，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精品的升级和创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导其服务品质的提升。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类型，而生态旅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则要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处理。这种产业升级具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意义，即推动社会结构从生产型转向了服务型。
二、循环经济视野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从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讲，要先从宏观上构筑一个完整的、贯通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各产业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利用，并从产业类型形成一种补给与攀升的此消彼长的常态发展模式。首先在生态工业建设上，通过文明、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实施，率先在企业层次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各种生产模式创新和变革，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对生态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新兴技术的运用，积极循环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在工业生产体系内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模式，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产目标底限。其次是在生态农业建设上，主要遵循“立体式农业系统”，即“太阳—沼气—耕地—畜牧业”和“鱼塘—鸡鸭鹅”共生的多层次农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多样但遵循生态规律所开展的有效的农业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态旅游业的“总结式”综合发展上，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整合式、联动式的发展，以文明、集约、节制的态度对待待开发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要适度、有底限、有分寸地开发，要始终在承载力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挖掘利用。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修复和补偿被破坏的生态资源，以尽量小的代价去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转化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一种单向度、线性的“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过度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一套物质资源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即“物质资源—劳动产品—消费产品—循环资源”，而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是“节制开发，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则。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集约型发展的大气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多得的创新思路。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完全有必要顺应这一形势，在迎接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循环经济模式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内涵式增长。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三)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地进行经济维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循环经济理论认为GDP增长不仅有数量的增长，还有价值的增长，而对于生态旅游发展而言，尤为重视这种价值的增长，即内涵式增长。”［3］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对其生态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产品质量内在所体现的生态旅游功能，包括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的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将生态旅游的各种功能落到实处，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精品的升级和创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导其服务品质的提升。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类型，而生态旅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则要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处理。这种产业升级具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意义，即推动社会结构从生产型转向了服务型。 二、循环经济视野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从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讲，要先从宏观上构筑一个完整的、贯通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各产业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利用，并从产业类型形成一种补给与攀升的此消彼长的常态发展模式。首先在生态工业建设上，通过文明、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实施，率先在企业层次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各种生产模式创新和变革，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对生态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新兴技术的运用，积极循环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在工业生产体系内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模式，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产目标底限。其次是在生态农业建设上，主要遵循“立体式农业系统”，即“太阳—沼气—耕地—畜牧业”和“鱼塘—鸡鸭鹅”共生的多层次农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多样但遵循生态规律所开展的有效的农业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态旅游业的“总结式”综合发展上，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整合式、联动式的发展，以文明、集约、节制的态度对待待开发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要适度、有底限、有分寸地开发，要始终在承载力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挖掘利用。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修复和补偿被破坏的生态资源，以尽量小的代价去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转化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p#分页标题#e# (二)建设循环生态文化以促进西部生态旅游的全方位宣传 “文化是现代企业体制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和动力源，而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必要通过文化来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无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营销方还是消费方，都能够逐步培养出文明、集约、有序的循环生态旅游意识，这就是循环生态文化作为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整体产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张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稳定发展的文化，自然是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兴旺的不竭动力。”［4］“从微观上来说，循环生态文化包括旅游城市的整体面貌、城市风情与风格，还有城市以及地区市民的循环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循环意识在体制文化、社会风气方面的具体体现。”［5］可以说，构筑循环生态文化系统，是西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对产业自身的一种凝练和超越，是进行产业升级的质变动力。 现代旅游业已然构成了西部地区的振兴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柱性产业。“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的双重限制下，循环经济生态旅游产业势必成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业常态繁荣的首选路径。”［6］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整体产业结构均不相同，发展背景、发展需要也不一样，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产业建设时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限制。因此当前就应该构建一种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专项机构介入和全体市民参与的综合发展机制系统，通过旅游循环经济园区、绿色旅游企业、环境友好型旅游城市等形式来大力推进旅游循环经济，坚持整体推进、示范带动、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原则，促进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机构提高环境建设意识，集中力量进行循环社会的建设，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完善法律规章制度，加强监督机制，将各类生态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民众生态意识，推进生态旅游县域的发展，最终形成和谐的循环经济型生态旅游县域。
关键词 生态移民 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恢复理论 生态经济理论 移民理论 贫困理论
一、关于生态移民
移民现象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生存相伴相随。其中,人类的生存需求与环境的生产能力之间的深刻冲突,成为20世纪后半期全球共同关注的主题。
二、生态移民所涉及理论基础
生态移民是一项系统工程,从迁移动因开始到迁移成功不仅有人口迁移理论的支持,更重要是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恢复、生态经济、扶贫理论的支持为生态移民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空间。
1.可持续发展理论
(1)可持续发展是整体研究西部发展的核心支持理论,生态移民的提出就是在可续发展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西部发展的具体实践;(2)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移民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导理论,在迁出地、迁入地的选择问题,土地利用、资源开发等问题方面的直接指导理论。
2.生态恢复理论
生态移民的实施就是使干扰生态稳定的主要因素人从该系统中撤出,让生态系统本身通过反馈机制自动调节内部结构及相应功能,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即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以其调节功能而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3.生态经济理论
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融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
(1)关于要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论述,可指导人们研究并建立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可生态(资源与环境)体系;(2)关于要科学合理地组织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的理论可指导生态移民中合理地调节经济增长速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加大对生态环境再生产的劳动投入等,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3)关于要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论述,能指导在生态移民中以“三效益”指标为基础逐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而引导人们以最少的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优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4)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理论,能指导在生态移民中合理调节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各项发展目标,使系统的各环节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有较平衡的输入输出能力,从而建立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人工生态平衡。
4.移民理论
生态移民属于社会人口迁移的一种类型,人口迁移的有关理论适合生态移民的分析。移民的自愿与非自愿实质上是移民推拉力的彼此消长。当移民的推拉力不足以推动移民自己的迁移决策时,移民是不愿意迁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迁移活动就是非自愿迁移。但是在这种非自愿迁移的过程中,政府或者组织者给潜在移民以更多的物质、文化、前景、资源等的诱导,有可能使非自愿移民转变成自愿移民。生态移民是一种政府诱导下的非自愿移民,但也有自愿迁移的状态。
5.贫困理论
与生态移民密切相关的农村扶贫有关,并给生态移民研究给予支撑性的理论有:
(1)贫困环境论。贫困环境论的主要观点是,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残缺和落后是导致贫困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关键,这种观点在具体解释时又分为两大类型:发展要素残缺论和贫困处境论;(2)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这种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于1953年提出的,是指贫困者常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中,导致贫困产生和延续的各种因素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链条,在时空中周而复始地发生,贫困者自身无法从这种循环链条中脱身出来,只有借助外力打破这种链条才能使低水平的恶性循环终止;(3)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理论融入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中,进行农村扶贫工作的思路。这种理论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的匾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自身对人力资本的轻视,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三、生态移民研究的不足和趋势
近些年来学术界在生态移民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我国生态移民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但是目前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某些片面性和不足之处。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以往研究较多地采用了文献方法收集自然和经济资料,而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对牧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研究描述进而总结规律的实地调查研究还不多见;从研究内容看,对于移民搬迁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的变化、移民经历的文化变迁和社会适应、社区凝聚力的维持等方面研究较少。
从根本上讲,生态移民研究的任务在于建立一个理想的解决生态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研究任务包括:
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恢复、贫困缓解的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生态效果与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移民制度与生态重建制度、贫困缓解制度的相互促进与配合。
在应用研究方面,应着重研究建立生态移民的发展战略和目标选择;建设生态移民的有效决策模型;建立不同类型地区的生态移民的有效迁移模式,建立生态移民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体系;对于价值观念、伦理秩序、道德规范、风俗习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1]包庆德.内蒙古荒漠化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2(6).
[2]乌云巴图.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内蒙古社会料学.2003(2).
[3]刘学敏.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中国农村经济. 2002(4).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about economic perso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person. I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erson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person.
Key words: economic person; ecological pers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部人类史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内涵、范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阶段既可以用狩猎、农业、工业的科技发展形态或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概括，也可以从人本身的生存状态来规定，对应于社会形态的演变，我们可以把已经有过的人的存在类型也相继分为“自然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阶段。
“自然人”是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此时的人既无独立的意识，也无独立的个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人完全臣服于自然。“道德人”是农耕时代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系的人，这一时代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通通钉到十字架上”，利益的淡漠使人与自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状态，但同时这种重义轻利的思维方式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人性也为历史的发展所淹没。工业文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人”，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经济人”的人性特征，为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寻找一条出路。
一、“经济人”的人格透视
“经济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地租制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所取代，决定人们地位的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围绕着利益来运转。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动机的“经济人”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由此“经济人”形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据。
“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确实有它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它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种缺陷引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是“最小—最大”式的，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目标。在他的头脑中思考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经济人”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逐利机器，这必然驱动着“经济人”在生产过程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当成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毫不顾及他人、社会、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自然界是公共的、免费的资源，如果我不开采别人也会去开采”这样的思想也在“经济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必然引发哈丁所描绘的“公有地的悲剧”。
其次，“经济人”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错位，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在“经济人”身上我们很难发现其自然属性，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观点更是无从体现，这种自然属性的缺失也使得“经济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将“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仆和奴隶，在“经济人”的视野中人才是“万物的主人”和“自然界的立法者”，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最后，“经济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轻视生命过程，只看结果，只重物质享受。“经济人”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削弱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被泯灭，丰富的感性丧失，引起了人类价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工具人”、“单面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却成为动物的东西。”
［1］
上述“经济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都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新的人格模式的确立。
二、生态人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对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时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将其称为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今全社会的共识。与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关系尖锐的对立不同，生态文明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以此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这种人类存在的新形态称为“生态人”。［2］
（一）“生态人”概念的界定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毕竟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所有危机当中最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应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完善，因为“对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政府、企业和个人。
（二）“生态人”的价值观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 “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系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准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三）“生态人”何以可能
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82。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三、“生态人”理论的当代价值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94。“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
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新古典主义 经济生态观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大大超出地球本身的承载能力，加之经济理论也长期把生态资源定义为非稀缺、无价值产品，促使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地向地球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得到广泛关注。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多的学者投入到探索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来。当然，生态文明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就是经济生态观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运用价格理论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求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指导下，是很难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而早其100多年的马克思经济生态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已经对生态环境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生态观才是经济生态观的理论真谛，只有以其为指导，才能寻找到缓解生态危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正确路径。
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局限
对于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理论是其核心，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均衡发展。按照这一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环境服务进行定价。因为生产过程中合理的环境要素服务定价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策略，有助于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内部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源的开采、加工的污染等破坏了环境要素，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损失，进而使得消费者的效用受到了影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应该从生态环境服务的价格机制或者补偿机制入手。因此，国家在制定环境保护策略时，就必须通过求解包含资源的效用函数，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损害的可累计性，并通过对污染控制、资源发展研究与投资、自然资源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定律等问题的考察，选择适宜国情的社会偏好贴现率，通过资源、环境的定价和补偿机制，建立起生态环境要素适度内化模式；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的集约化经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
上述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在现实过程中，其理论显然是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首先，以价格为核心的经济生态观是扭曲了的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生态环境服务定价和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行不通的。因为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悲剧。同时，对于如何定义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计算方法和衡量维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态效率模型一直是“空中楼阁”，无法应用于实践。其次，完美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虽然其前提是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但其建立的模型却是基于完美市场这一前提条件的，即信息是完全的。而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特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带来“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因此，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政策方针与解决途径往往在现实中显得软弱无力。再次，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互矛盾的。由“经济人”前提条件出发，在现代福利经济学、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理性的当代人（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只会寻求个人（当代人）利益最大化，既不考虑同代人的社会利益，更忽视后代人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况且，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其发展无疑是“反生态”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科学性
面对新古典主义错误的经济生态观，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生产、分配、消费，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批判入手，着力构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先于西方新古典主义生态经济学100多年就已经为人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过专门系统地论述，但是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论著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论述。综合这些著作中的论述，可以总结出马克思经济生态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经常依靠自然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②。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论述，即“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归根到底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自身”。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和谐相处的，携手并进的。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系统有巨大的作用，并且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人类应当克服“自然服从于人的需要”的观点，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着这样的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⑥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承载力，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尊重，过度地向地球掠夺资源，且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人类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于“资本”的崇拜带来了自然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规模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欲望淹没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带来的灾难，并明确地呼吁：“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⑦他们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并进而预言，如果人类社会依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下去，那么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将会耗竭。
第二，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亦反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他们强调废物的再利用，即现在所提倡的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认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⑨因此，“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⑩他们认为，如果要克服资源被耗尽、环境被毁掉的危险，需要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进而实现的途径应当是，“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也就是说，要注意生产中的“最低限度”与“最高限度”，其中，“最低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消减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而“最高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就是指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发展，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要避免浪费、集约化生产，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也未能对消费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理论体系，但他们的消费思想散落在各部著作之中，是其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马克思所叙述的，“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消费的关系。因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消费资料是由自然提供的，“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人与自然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否则人类将不复存在。马克思认为消费应该是反映人的本质丰富性、全面性的消费，然而，当人的需要范围超出了自然的界限时，“自然界就会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从而会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与剥削。消费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当消费变成纯粹地占有资本时，人们就会陷于奢侈消费中无法自拔。资本将变成“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从而使得消费“异化”了。消费领域的异化和裂缝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全面地渗透于人类生活，这种对资本的无限占有欲望，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发激烈且变得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要求人类的消费需求应当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的前提下，将生态环境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生态文明消费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有序为着眼点，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新陈代谢”能力。只有把人与社会都融合于生态自然，形成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和谐，即“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显然比新古典生态观更加科学和深刻。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问题，面临着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十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成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摆脱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同样也是世界发展的需求，是时展的要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利用的关系，不应当完全照搬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所指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只会带来发展的更加不可持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们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生态观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第一，摒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提倡的“GDP崇拜思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因驱使下，从剥削劳动转向掠夺自然、破坏生态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因此，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反生态”生产方式的实质必然是掠夺自然、剥削自然的。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扭转这种“反生态”的指导思想，即“GDP崇拜思想”。第二，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进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就显得极其重要。第四，鼓励生态和谐的技术观。当前世界逐渐恶化的生态危机之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人们“控制自然”的观念。科学技术的运用应当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相结合。根据生态环境平衡与市场需求变化动态地进行分配。自然资源的分配与政策的制定也要重新开始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避免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使得全社会的生产都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第五，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理论体系，为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到来之际，中国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057）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1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6～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4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