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存在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就必须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而热力学第二定律中所讲述的熵增原理是存在于封闭系统的，只有在封闭系统的时候，系统的紊乱程度才会逐渐增大，也就会逐渐趋于稳衡状态。耗散结构是开放系统的时候，通过和外界不断进行物质、信息以及能量的转化和传递，从而保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当开放系统从外界获得能量大于能够克服熵增的能量的时候，就能够逐渐趋于有序状态。
1.2系统远离平衡状态
系统想要转化成有序的状态，就需要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系统内部的能量和物质才会进行转化，这样才能够逐渐形成有序的状态，这样才能够具有动态特征。当系统处于平衡态或者衡态的时候，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关系是可以通过线性关系来表示，其涨落过程是衰减的，因此系统再不会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但是当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的时候，系统的涨落会被放大，就会存在系统和外界环境中信息、能量以及物质之间的势能差，这样就会逐渐引发质变，从而逐渐向有序结构进行转变，因此能够形成有序结构的根本原因就是非平衡态。
1.3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非线性的
所谓的线性关系就是指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定量的线性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关系如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以及多元线性方程来进行表示，而非线性关系指的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是不能够运用简单线性方程来进行表示的，而是用一些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复杂的数学方程来进行表示。耗散结构内部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样就会对系统产生非线性的作用，非线性的作用就会产生相干效应以及临界效应，这两种效应是推动耗散系统向着有序方向转化的根本动力。
1.4系统存在着涨落
在经典物理学中，即使系统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系统仍有可能在平衡位置发生稍许的波动，况且是处于非平衡系统中，就更加会存在波动的现象，这就是系统的涨落。引起系统的涨落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系统内部原因造成的，一种就是由于外部的影响造成的，也就是外部躁声的影响。当系统处于非平衡结构的非线性区域的时候，就会在非线性的相干效应和连锁效应的影响之下，引起宏观系统的涨落，这样就促使了耗散结构的形成。
2企业管理的耗散结构特征
2.1企业管理系统是开放的
企业管理的过程包括诸多的子系统，比如生产管理、研发管理、财务管理、经营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子系统在进行管理过程，必然存在着员工跳槽、解雇员工以及从外界之间进行物质生产资料交换的过程。此外，如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企业每天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来获得信息，员工也会和外界进行内部系统信息的交换，这样信息的流动就是双向的。因此企业管理的过程就是十分开放的。
2.2企业管理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
企业的各个子系统在管理过程是不平衡的，系统内部的员工可能来源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素质修养，并且每个员工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理想信念以及价值观念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此外，在各个子系统中的生产资料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企业管理系统是远离平衡的。因此，当企业管理系统处于非平衡态时，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线性的，只能够通过非线性来表示出来。
2.3企业管理系统的作用机制是非线性的
非线性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比如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是通过共同的企业价值观将员工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员工之间的凝聚力的作用是微妙并且巨大的，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是不能够通过简单的线性方程来进行表示的。再比如在人力资源关系子系统中，通过部门内部员工的共同努力，就能够使得杂乱无章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变得井井有条，也能够促进整个企业中其它子系统的管理过程。在企业管理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通过相干效应和临界效应来进行作用的，这两种作用能够推动企业的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
2.4企业管理系统是存在微小涨落的
企业管理过程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外界环境中各个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会使得企业管理过程中产生微小的涨落。一方面是内部的涨落。比如在流水线工作的时候，某个员工的手臂被机床割断，这样必然使得这个流水线暂时不能够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外部的涨落。比如市场出现了与企业产品相比更加低廉的产品，这样就必然导致企业面临挑战，有的时候就会导致倒闭或者进行企业之间的兼并。
3耗散结构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企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想要使得企业能够充满活力，保持高效的经济效益，就需要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不断优化，按照耗散结构的形成条件来进行改善，从而使得企业管理的过程能够科学地进行，逐渐使得企业能够向着“耗散结构”进行发展，这样才能够使得企业目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实现。
3.1促进企业的不断开放
企业要想成为耗散结构，就需要来不断进行开放自己的系统，从外界吸收能量，这样才能够克服熵增的过程，从而使得自己的负熵值增大，促进企业的有序化过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的经济与企业处于封闭的状态，这样就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十分混乱。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逐渐转变经济方式，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就促进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短短三十年就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这样的成就，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且和欧美国家的经济还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就需要不断推进我们国家的企业的开放性，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努力。①实现政企分离。我们国家的经济主体是国有经济，因此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政企不分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一种模式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就需要尽快实现政企的分离。这就需要企业在发展的时候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不断从外界吸引优秀的人才，不断加强与外界的信息、技术以及物资的交流。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要分别设置行政管理部门和物资管理部门，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不同管理部门的行为来进行约束，这样才能够避免行政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不良干扰，这样企业在发展的时候就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不断提升自身的企业效能。②加强企业信息部门的建设。企业想要受到外界更多的影响，就需要能够获得外部更多的信息，因此就需要加强企业信息部门的建设，使得企业能够快速掌握外界的信息，能够根据最新的信息来对自身的企业管理过程进行适当的调整。此外，企业想要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开放性，就需要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进行信息网站的建设，和社会上一些信息咨询机构建立起合作的关系，这样就能够形成比较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并且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逐步提升企业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的能力。③要不断吸收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注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企业就需要从国外进行资金的引入，这样企业就能够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就能够扩大出口量，提升企业的创汇能力。当企业的创汇能力提高的时候，这就为企业技术的引入创造了条件，技术的引入又会促进创汇能力的提升，因此二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局面。但是要实现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引入，就需要国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国家要建立起来统一的出口生产体系、技术引入体系以及推广体系等，不断优化我们国家的投资环境，使得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能够进一步扩大。
3.2增加企业员工的活力和创造力
①建立企业独特的文化。企业在建立起企业文化以后，就能够使得企业员工具备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样就能够使得企业员工能够形成稳定的心理素质，就能够在无形中对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②要实行民主管理的管理方式。企业在进行管理的时候要不断加强企业员工的民主意识，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管理过程能够更加合理。尤其是在聘任管理者的时候，要将管理者是否民主当作判决的重要依据，要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过程，使得管理者能够积极倾听基层工作者的意见，鼓励所有的员工都能够积极参与到企业管理过程中来。③提升企业员工的竞争意识。企业要引入竞争机制，使得员工的竞争意识被激发起来，这样员工就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进行工作，来对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企业要定期给职工进行培训，从而使得员工的技能能够跟着时代进行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思想素质。
3.3要保持企业长远的发展
由耗散结构的理论可知，当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达到一个最大负熵值。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最大负熵值就是企业发展的最好状态。但是要达到企业发展的最好状态，就需要来对企业保持一定时间的持续发展，只有拥有足够的时间积累的时候，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效能才能够达到质的飞跃。就像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积累的资金才能够引入新的技术，这样才能够促进技术体系的改革。但是，我们国家目前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没有为企业的发展制定长远的目标，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企业将利润过多地投入到消费过程中，没有注重资本的积累过程，企业的技术的革新和人才的培养就不能够正常进行，这样企业的负熵值就不能够增长，这样企业就没有办法摆脱无序的发展状态，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就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努力：①政府要加强经济理论的研究。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国家企业发展的方向，因此就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理论的超前研究，从而能够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长远的打算，然后制定出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经济政策，引导企业进行自身发展的长远计划的规划。②政府创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就需要政府能够放权，能够使得企业处于自由的经济环境中，能够对自身的经济行为进行负责，盈亏自负，这样就能够使得企业在发展中保持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③企业要实行分段的生产承包体系。这就是说企业在发展的时候，企业要形成系统的承包体系，这样就能够避免临时承包的现象的发生，承包商在进行承包过程中也能够兢兢业业进行工作，从而逐步来完成分段承包的目标。当承包商某一部分完成状况不好的时候，就需要更换承包商，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经营不善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④企业要制定发展目标考核机制。这样就能够使得企业在发展的时候能够充满动力，能够逐步实现指定的目标，从而为实现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积累经验。
3.4加强企业之间的兼并
①要求政府部门对于兼并以后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要制定宏观的计划来进行引导；②要加强对企业兼并过程中经济论证的审批过程，从而保证企业兼并以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③对于审批中的经济结构合理的企业，政府要给予税金、信贷、能源以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必要的时候实行倾斜政策，从而为兼并以后的企业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
鉴于这一会议的论坛性质，以下仅就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建议作一归纳，提交与会专家考虑并审议。
一、土建结构工程的安全性
结构安全性是结构防止破坏倒塌的能力，是结构工程最重要的质量指标。结构工程的安全性主要决定于结构的设计与施工水准，也与结构的正确使用（维护、检测）有关，而这些又与土建工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条例等）的合理设置及运用相关联。
1．我国结构设计规范的安全设置水准
对结构工程的设计来说，结构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安全性、结构的整体牢固性与结构的耐久性等几个方面。我国建筑物和桥梁等土建结构的设计规范在这些方面的安全设置水准，总体上要比国外同类规范低得多。
1.1构件承载能力的安全设置水准
与结构构件安全水准关系最大的二个因素是：1）规范规定结构需要承受多大的荷载（荷载标准值），比如同样是办公楼，我国规范自1959年以来均规定楼板承受的活荷载是每平方米150公斤(现已确定在新的规范里将改回到200公斤)，而美、英则为240和250公斤；2)规范规定的荷载分项系数与材料强度分项系数的大小，前者是计算确定荷载对结构构件的作用时，将荷载标准值加以放大的一个系数，后者是计算确定结构构件固有的承载能力时，将构件材料的强度标准值加以缩小的一个系数。这些用量值表示的系数体现了结构构件在给定标准荷载作用下的安全度，在安全系数设计方法(如我国的公路桥涵结构设计规范)中称为安全系数，体现了安全储备的需要；而在可靠度设计方法(如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规范)中称为分项系数，体现了一定的名义失效概率或可靠指标。安全系数或分项系数越大，表明安全度越高。我国建筑结构设计规范规定活荷载与恒载（如结构自重）的分项系数分别为1.4和1.2，而美国则分别为1.7和1.4，英国1.6和1.4；这样根据我国规范设计办公楼时，所依据的楼层设计荷载（荷载标准值与荷载分项系数的乘积）值大约只有英美的52%（考虑人员和设施等活载）和85%（对结构自重等恒载），而设计时据以确定构件能够承受荷载的能力（与材料强度分项系数有关）却要比英美规范高出的10~15%，二者都使构件承载力的安全水准下降。日本与德国的设计规范在某些方面比英美还要保守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设计多根据发达国家的规范，就如我国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结构设计方法参照美国规范一样。至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至今仍分别以英国和参考美国规范为依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建筑物的活荷载标准值上，与国外的差别并没有象办公楼、公寓、宿舍中这样大。不同材料、不同类型的结构在安全设置水准上与国际间的差距并不相同，比如钢结构的差距可能相对小些。
公路桥梁结构的情况也与房屋建筑结构类似，除车载标准外，荷载分项安全系数（我国规范对车载取1.4，比国际著名的美国AASHTO规范的1.75约低25%）与材料强度分项安全系数均规定较低。
尽管我国设计规范所设定的安全贮备较低，但是某些工程的材料用量反而有高于国外同类工程的，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设计墨守陈规，在结构方案、材料选用、分析计算、结构构造上缺乏创新。
1.2结构的整体牢固性
除了结构构件要有足够承载能力外，结构物还要有整体牢固性。结构的整体牢固性是结构出现某处的局部破坏不至于导致大范围连续破坏倒塌的能力，或者说是结构不应出现与其原因不相称的破坏后果。结构的整体牢固性主要依靠结构能有良好的延性和必要的冗余度，用来对付地震、爆炸等灾害荷载或因人为差错导致的灾难后果，可以减轻灾害损失。唐山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与当地房屋结构缺乏整体牢固性有很大关系。2001年石家庄发生故意破坏的恶性爆炸事件，一栋住宅楼因土炸药爆炸造成的墙体局部破坏，竟导致整栋楼的连续倒塌，也是房屋设计牢固性不足的表现。
1.3结构的耐久安全性
我国土建结构的设计与施工规范，重点放在各种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强度要求，而对环境因素作用（如干湿、冻融等大气侵蚀以及工程周围水、土中有害化学介质侵蚀）下的耐久性要求则相对考虑较少。混凝土结构因钢筋锈蚀或混凝土腐蚀导致的结构安全事故，其严重程度已远过于因结构构件承载力安全水准设置偏低所带来的危害，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格外重视。我国规范规定的与耐久性有关的一些要求，如保护钢筋免遭锈蚀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和混凝土的最低强度等级，都显著低于国外规范。损害结构承载力的安全性只是耐久性不足的后果之一；提高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安全设置水准，在一些情况下也有利于结构的耐久性与结构使用寿命。
2．调整结构安全设置水准的不同见解
我国结构设计规范的安全设置水准较低，与我国建国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是，能够对土建结构取用较低的安全水准并基本满足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需求，而且业已历经了较长时间的考验，这是国内土建科技人员经过巨大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安全储备较低，抵御意外作用的能力相对不足。如果适当提高安全设置水准将有利于减少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提高工程抗御灾害的能力。国内发生的大量工程安全事故，主要是由于管理上的腐败和不善以及严重的人为错误所致。现在提出要重新审视结构的安全设置水准，主要是基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是由于我们现在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为今后的现代化奠定基础，要满足今后几十年、上百年内人们生产生活水平发展的需要，有些土建结构如商品房屋则更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商品属性的需要。国内近几年来已对建筑结构安全度的设置水准组织过几次讨论，在如何调整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次科技论坛上同样反映了这些不同的见解：
1）认为我国现行规范的安全设置水准是足够的，并已为长期实践所证明，而国外就没有这种经验。我国取得的这一成功经验决不能轻易丢掉，在安全度上不能跟着英美的高标准走；安全度高了是浪费，除个别需调整外，总体上不必变动。
2）认为我国规范的安全度设置水准尽管不高，但在全面遵守标准规范有关规定，即在正常设计、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的“三正常”条件下，据此建成的上百亿平米的建筑物绝大多数至今仍在安全使用，表明这些规范规定的水准仍然适用；但是理想的“三正常”很难做到，同时为了缩小与先进国际标准的差距以及鉴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耐久性的需要，在物质供应条件业已改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的安全设置水准应适当提高。这种提高只能适度，因为我国目前尚属发展中国家。
3）认为我国规范的安全设置水准应该大体与国际水准接近，需要大幅度提高。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土建工程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出现事故所造成的风险损失后果将愈益严重，而为了提高工程安全程度所需要的经费投入在整个工程（特别是建筑工程）造价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已愈来愈低，材料供应也十分充裕。过去的低安全水准只是适应了以往短缺型计划经济年代的需要，但决不是没有风险，如果规范的安全水准较高，曾经发生过的有些安全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规范的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为“三正常”的提法所掩盖。在建的工程要为将来的现代化社会服务，安全性上一定要有高标准。低的安全质量标准在参与将来的国际竞争中也难以被承认，即使结构设计的安全设置水准能够提高到与发达国家一样，由于我们的施工质量总体较差，结构的安全性依然会有差距。
3、结构设计规范的概率可靠度设计方法
自1984年国家建委和国家建设部颁布了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以来，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规范已从80年代末期起抛弃了传统的多安全系数设计方法，从而统一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可靠度设计方法；其它的工程部门如公路、铁路、港口、水利的结构设计规范也正在或计划作这样的转变。我国规范的可靠度设计方法是参考国际上的相应标准ISO2394并经过国内科技人员努力后得以实施的。将可靠度设计方法用于结构设计规范，在国际学术界内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在工程内界则存在不同看法。尽管有了ISO2394，国外却鲜有重要或著名的结构设计规范已直接采用了可靠度设计方法，至今仍采用多安全系数设计方法或称荷载抗力系数法。在我国，对于建筑结构设计规范中的可靠度设计方法以及企图将我国各个行业的各种结构设计规范都用可靠度方法统一起来的做法，虽然工程设计界颇有微词，但学术界持赞成和肯定者是主流，不过仍不时有人对可靠度方法用于设计规范的适用性提出质疑。这次科技论坛上则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对规范可靠度方法的意见分歧。
对我国规范的可靠度设计方法持肯定意见的专家认为这是重大的科技进步，可靠度方法对安全度的概率定义要比定值的安全系数更清晰、更科学、更合理，当然概率可靠度设计方法本身尚有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结构设计规范所面向的是类型多样的复杂群体，在安全度上需要考虑的不确定性与不确知性非常复杂，并不是“从统计数学观点出发的概率定义”所能科学描述或处理；规范可靠度方法在我国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它并没有给结构设计的安全性带来明显实效，反而造成了安全概念上的某些混乱；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结构的安全度用可靠指标和虚假的失效概率表达后变得更加不可揣摩和模糊不清，不如安全系数那样从安全储备出发的度量方法更为直观和便于处理具体工程的安全问题；现行设计规范中的可靠度方法很不成熟，存在不少根本缺陷；他们认为半概率的多安全系数方法更适用于规范，也不排斥可靠度分析的结果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在综合判断安全系数的合理取值时予以考虑。
二、土建结构工程的耐久性
土建结构工程的耐久性与工程的使用寿命相联系，是使用期内结构保持正常功能的能力，这一正常功能包括结构的安全性和结构的适用性，而且更多地体现在适用性上。
1、土建结构工程的耐久性现状
大多数土建结构由混凝土建造。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是当前困扰土建基础设施工程的世界性问题，并非我国所特有，但是至今尚未引起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和广大设计与施工部门的足够重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混凝土应是非常耐久的材料。直到70年代末期，发达国家才逐渐发现原先建成的基础设施工程在一些环境下出现过早损坏。美国许多城市的混凝土基础设施工程和港口工程建成后不到二、三十年甚至在更短的时期内就出现劣化；据1998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一份材料估计，他们需要有1.3万亿美元来处理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工程存在的问题，仅修理与更换公路桥梁的混凝土桥面板一项就需800亿美无，而现在联邦政府每年为此的拨款只有50～60亿美元。另有资料指出，美国因除冰盐引起钢筋锈蚀需限载通行的公路桥梁已占这一环境下桥梁的1/4。发达国家为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路桥梁为对付除冰盐侵蚀及冻融损害，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从50年代的2.5cm逐渐增加到4cm、6cm直到80年代后的7cm，而混凝土强度的最低等级也从50年代的C25增到后来的C40，桥面板混凝土从不要求外加引气剂、不设防水层到必须引气以及需要设置高级防水胶膜并引入环氧涂膜钢筋。而我国遭受盐冻侵蚀地区的公路桥梁在耐久性设计方面至今仍无明确要求，对混凝土保护层和强度的要求仅为2.5cm与C25，与上面提到的加拿大50年代水准一致。国内按这种标准设计的一座大桥，建成后仅8年，由于盐冻侵蚀，现已不得不部分拆除重建。我国建设部于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国内大多数工业建筑物在使用25～30年后即需大修，处于严酷环境下的建筑物使用寿命仅15～20年。民用建筑和公共建筑的使用环境相对较好，一般可维持50年以上，但室外的阳台、雨罩等露天构件的使用寿命通常仅有30～40年。桥梁、港工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耐久性问题更为严重，由于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过薄且密实性差，许多工程建成后几年就出现钢筋锈蚀、混凝土开裂。海港码头一般使用十年左右就因混凝土顺筋开裂和剥落，需要大修。京津地区的城市立交桥由于冬天洒除冰盐及冰冻作用，使用十几年后就出现问题，有的不得不限载、大修或拆除。盐冻也对混凝土路面造成伤害，东北地区一条高等级公路只经过一个冬天就大面积剥蚀。我国铁路隧道用低强度的C15混凝土作衬砌材料，密实度和抗渗性差，不耐地下水与机车废气侵蚀，开裂与渗漏严重；对几个路局所辖的隧道进行抽样调查表明，漏水的占50.4%，其中1/3渗漏严重，并导致钢轨等配件锈蚀以及电力牵引地段漏电，影响正常运行，而1999年颁布的铁路隧道设计规范仍未能对隧道的耐久性问题采取适当的对策，如适当提高混凝土的最低强度等级和在混凝土中掺入化学纤维等。
耐久性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在于我们许多正在建设的工程仍未吸取国际和国内的大量惨痛教训，还沿着老路重蹈覆辙。一些北方城市新建成的立交桥和高速公路桥，仍没有在材料性能和结构构造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防治冻融和盐害的综合措施。甚至大型工程如2000年投入运行的珠海莲花跨海大桥，其主体结构在浪溅区仍采用不耐海水干湿交替侵蚀的C30混凝土与3～4cm厚的保护层厚度。
有专家估计，我国“大干”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高潮还可延续20年，由于忽视耐久性，迎接我们的还会有“大修”20年的高潮，这个高潮可能不用很久就将到来，其耗费将倍增于当初这些工程施工建设时的投资。
使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问题进一步加剧的原因有：
1)由于混凝土的质量检验习惯上以单一的强度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导致水泥工业对水泥强度的不适当追求，使水泥细度增加，早强的矿物成份比例提高，这些都不利于混凝土的耐久性。我国对水泥质量的检验在强度上只要求不低于规定的最低许可值，而国外则同时还要求不高于规定的最高值，如果强度超过了也被认为不合格，这种要求还有利于水泥产品质量的均匀性。
2)工程施工单位不适当地加快施工进度，尤其是政府行政领导对工程进度的不适当干预。混凝土的耐久性质量尤其需要有足够的施工养护期加以保证，早产有损生命健康的概念同样适用于混凝土。国内媒体上大加宣传的所谓几个月就修成一条大路、建成一座大桥、或盖成一幢高楼的工程以及抢工献礼工程，很可能就是今后注定要花掉更多资金进行大修的短命工程。提前完成合同规定施工期的在国外要被罚款，因为意味着工程质量有遭到损害的可能。
3)环境的不断恶化，如废气、酸雨，我国的酸雨面积已超过国土的30%。
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是尽快编制桥梁、隧道、港工等基础设施工程耐久性设计的技术条例，修订补充现行规范中对结构耐久性的要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各种基础设施工程的设计工作寿命，在重要工程的设计文件中必须有使用寿命的要求和论证。当前在建的众多工程在耐久性上之所以仍然沿着重蹈覆辙的道路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工程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在耐久性上没有可资遵循的新依据。更为严重的是现行规范中的有些条文，本身就对耐久性有害。为了提高混凝土耐久性，在混凝土中合理使用粉煤灰、矿渣等矿物掺合料是重要的技术手段，国外有的规范甚至规定在桥梁等混凝土结构中必须加入粉煤灰等掺合料，而我国的铁路混凝土桥隧施工规范仍在明文禁止使用。此外，工程技术界还存在长期形成的一些过时的看法，对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能造成阻力。例如，顾虑会影响混凝土强度而不愿使用引气剂，而引气本应作为改善混凝土耐久性和工作性的常规手段；又如，希望加大水泥用量来保证混凝土强度，而尽可能低的水泥用量本应是提高混凝土抗裂和耐久性能的重要途径。
在修订规范的耐久性要求上，交通部于2001年颁布的港工混凝土结构防腐蚀技术规范已为其它土建工程行业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参照国内外已有的资料和经验，尽快编写出相应的设计施工技术文件以应急需，另一方面则要安排系统的研究项目，加大耐久性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是当前国际上结构工程学科最为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相当落后。混凝土的耐久性研究离不开原材料和环境等特定条件，需要考虑本国的特点，是不能完全依赖国外研究成果的。
重视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生产混凝土所需的水泥、砂、石等原材料均需大量消耗国土资源并破坏植被与河床，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占人类活动排放总量的1/5～1/6，而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已居世界第二。我国现在每年生产5亿多吨水泥，与之相伴的是年耗20多亿方的砂石，长此以往实难以为继。延长结构使用寿命意味着节约材料，而耐久的混凝土一般又应是水泥用量较低和矿物掺合料(工业废料)用量较高的混凝土，所以耐久的混凝土正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国际上对桥梁、隧道等土木工程的设计工作寿命多为100年，有的如英国为120年。考虑到耐久性不足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国际上近年来有要求将这些工程的最低工作寿命进一步延长的趋势，如提出城市环境中的桥梁至少应有150年。
2．土建结构工程使用阶段的正常检测与维护
结构耐久性和使用寿命的概念，与使用阶段的检测、维护和修理不能分割，对处于露天和恶劣环境下的基础设施工程来说尤其如此。为了保证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一些工程在建成后的使用过程中，应该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我国有结构工程的设计规范与施工规范，但没有如何使用的规范。有些工程倒塌事故，例如最近四川宜宾的南门大桥发生桥面坍落事故，就是因为桥面结构与主拱之间的吊杆在连接处发生锈蚀，如果有定期的检测要求，这样的事故很有可能避免。有些国家对于结构的损坏可能导致公众安全的建筑物与桥、隧等公共工程，强制规定必须定期检测；即使是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和外墙面砖等建筑部件，因其坠落后容易伤及公众，也有强制定期检测的要求。我国由于施工管理水平和事故操作人员的素质相对较差，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制度不够健全，规范对结构安全与耐久性的设置水准又相对较低，已建的工程中往往存在较多隐患，所以更有必要从法制上确定土建工程的正常使用和定期检测的要求。对于土建结构工程的安全质量，虽然政府已作出了设计与施工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需对其“终身负责”的规定，但是这种要求执行起来缺乏可操作性。要将结构安全质量事故减少到最低程度，还应以预防为主，通过例行检测及时发现问题。
现在国内有大量土建工程因步入老化期需要诊治，也有大量已建的违章工程需要评估，更有许多工程发生病害需要诊断和加固，各地已涌现了不少从事土建工程诊断、治理与加固的队伍，并有蓬勃发展成为一种新兴行业的趋势。出现问题和病害以后再来治理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强调预防。对于在役土建工程的检测和评估，要建立相应的法规和标准，要有从业人员的注册和从业机构的资质认证制度，在管理体制上予以规范。
从国家对公共工程建设的投资和对工程设计的要求来看，需要有工程整个使用期限即全寿命费用支出的论证。只注意工程项目建设的一次投资支出，很少考虑工程建成后需要正常维护与修理的长期费用，不但可能损害工程使用寿命和正常使用功能，而且经济上算总账会很不合算。在发达国家，由于新建工程少，用于维修的费用往往更为主要，英国1978年的土建维修费上升到1965年的3.7倍，1980年的维修费占当年土建费用总支出的2/3。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大兴土木，可是过去建成的大量工程已经或过早老化。国内40％公路桥梁的桥龄已大于25年，加上进入90年代以后交通量猛增，超载严重，以往的设计标准又低，路、桥的维修问题十分突出。由于养护维修费用得不到保证，造成工程安全隐患并在以后需要支出更多的大修费用。在土建工程的投资上，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大已建工程维修的费用。
为加速路桥等公共工程建设，国家现在鼓励投资公司出资并给以一定期限如30年的经营收入作为补偿。如果对重要土建工程有必须进行定期检测与评估的法规，就能保证这些工程在一定期限后归还国家管理和经营时的良好功能，对于设计工作寿命为100年的桥梁，至少还可正常使用70年，而不至于30年到期后国家接收的已是一个破旧的工程。
三、技术规范的作用与管理
这次科技论坛对于土建结构工程技术规范的定位、作用与管理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看法。
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往往视技术规范为法，将规范的具体规定和要求等同于法律条文来对待。技术规范或规程，与各种技术条例、技术要求、工法、指南等技术文件一样都是技术标准，本身不具有法律作用，只当工程各方（业主、设计、施工企业）认同作为设计与施工的依据并在契约的基础上，才能作为法律仲裁的依据。将技术问题法制化并强制执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创造性的发挥，反而容易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当然，政府部门从国家和公众的整体利益出发，需要在安全、环保等重大原则上对土建工程的设计施工提出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并制定相应的法规，但法规一般并不需要提供如何达到这些要求的具体技术途径和方法，后者是技术标准的任务。政府也可以原则认可或批准某些重要的技术规范或其中某些内容使用。
土建工程有着强烈的个性，需要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具体特点去解决设计与施工问题。所以规范作为技术标准宜强调其指导性而不是强制性。如果规范条文看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条文，就有可能束缚设计施工人员的主动创造性并阻碍新技术的应用。。我国土建工程在结构设计上与国外相比的最大差距就在于方案与技术上的创新，这与以往过分强调规范的法律地位从而形成所谓“结构设计就是规范加计算”的倾向不无关联。我国的技术规范在编写风格上也有模仿法律的倾向，极少提及使用者需要注意规范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或允许并鼓励使用者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另辟蹊径。如果在设计施工中要取代规范中已经落后过时甚至有害的技术规定，则无异于违法行为。相反，只要墨守规范，即使出了事故，就可不负法律责任。这样就在客观上降低了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业务技能要求与职责要求，不利于提高我国建筑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参与今后的国际竞争。为了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并杜绝钻规范条文的空子进行偷工减料，应有必要建立这样的共识并作出规定，即遵守了规范条文并不意味着就可免除法律责任。国外有些规范就是这样规定的。
企图不断加强技术规范的强制性来解决屡禁不止的工程事故，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现在，有关主管部门将建筑结构设计规范中的部分条文抽出来，明确列为强制性条文，同时规定各个设计单位完成的设计，须通过有关部门或其授权委任的其他企事业设计单位的审查，而审查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对照规范强制性条文的要求，其任务已类似于执法；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似可商榷。我国土建工程事故频繁的原因，主要在于管理不善，特别是管理环节上的腐败；其次是施工操作人员素质低，又难以短期解决；过分强调规范的地位与作用，未能建立与规范配套的完整标准体系，比如缺乏指南、工法等更为详尽具体的技术文件，可以用来指导和规范设计与施工的各个具体环节，也有一定的关系。从设计角度看，出现事故主要不是由于没有按照规范强制性条文的规定，而是方案性的错误或忽略主要的设计条件；也有一些工程则因过去的设计标准过低，耐久性不足，在使用过程中又缺乏应有的例行检测而导致失效。其实，要做到设计规范强制条文的要求最为容易，为此请专业人士审查似无必要。重要的工程设计应规定请专业单位全面审核，其要点也应在结构方案、构造方法与计算分析的原则上。从结构设计的国家规范中抽出的强制性条文不免支离破碎，个别条文的规定也不一定适合某些地区和某些工程的具体特点，反而造成麻烦。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技术力量悬殊，环境条件各异，客观上要求规范能给设计人员更多灵活性，少一些强制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规范的指导下，根据工程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去解决问题。总之，在规范标准上，要摆脱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的过分强求统一、较少考虑个性和缺乏实事求是灵活性的倾向。要提倡和鼓励各省市编制地方性规范，在工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标准上，可有不同的设置水准。比如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应该高些，在抗震防灾要求上，更应区别对待。全国性的规范订得愈详细，其适用性可能变得愈差，造成的混乱也可能愈多；特别象岩土工程那样的规范更是如此。
技术标准中的强制性越多，也意味着政府有关部门在具体技术问题上需要承担的责任越重，而这些本来不该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规范中的要求是最低要求，在安全设置水准上，政府需要干预的也应是保证公众安全的最低要求。对于土建结构的抗震设计，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仍规定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提高抗震的设防标准(建抗586号文件)。事实上，如将商品房的抗震设防烈度提高1度，抗震能力可提高约1倍，而增加的房屋造价相当有限，在众多城市中可能仅及居民用于室内装修费用的几分之一。政府的这一规定无异于限制居民只能购置抗震安全质量标准最低的房屋，如果发生地震造成损害，有关部门如何解释？
规范等技术标准的管理体制亟待改善。建国以来，由政府部门负责统管并指定有关企事业单位分别承担每本规范编写和修订工作的做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有些在经费和人力上得不到保证，平时基本上没有专门人员去搜集了解规范使用中的问题并及时修改补充规范条文；面对新的结构型式、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规范的过时条文不但成为推广新技术的阻力，而且有被误用或盲目套用而造成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发达国家有关土建结构工程的规范及与之配套的各类技术标准多由行业协会或专业学会编制及管理，规范的翻新周期短，不象我们要长达10年以上。我国的学会与协会重复设置，分工不明，并且至今还依附于某一政府部门，基本上只起到政府职能部门非官方代言人的作用，距离独立和富有活力的健全机构还差的很远，如何发挥这些机构在技术标准编写和管理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建议随着改革的深入，整顿合并有关的学会、协会，加强其职能，并逐渐成为技术标准编制管理的主体。
四、准备提交政府有关部门考虑的建议
为了改善我国土建结构工程的安全性与耐久性，这次论坛中提出了以下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考虑，：
1、桥梁、隧道、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工程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已是当前亟待采取措施应对的重大问题。否则，一些工程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安全性将得不到有效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会蒙受巨大损失，并将给生产和公众生活带来长期困扰。
建议国家建设部、交通部、铁道部主管土建工程设计标准的部门，能对工程的耐久性要求作重点审查，明确土建工程的设计应有最低使用寿命的要求，重要工程的设计文件中应有正常使用寿命和耐久性设计的独立章节与论证；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混凝土工程耐久性的基础理论研究给予重点支持；
建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在近期内编订有关法规标准给以立项资助；
建议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建筑学部在其咨询研究项目中，联络国内有关专家，促进土建结构耐久性设计指导性技术条例的编制。
2、土建工程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应有定期的检测和正常的维护修理加以保证。对于重要土建工程，我国尚无必须进行安全检测的法规。在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上有重新建、轻维修的倾向，不利于工程寿命和投资效益。
建议对桥、隧等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在其使用期内实施强制性的定期安全检测。为此，需要制定法规，编制相应的技术标准；对于土建结构工程的检测与评估，需要建立从业人员的注册制度和从业机构的资质认证与监管体制。凡属已建工程的安全诊断也可一并归入这一行业。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桥、隧、道路等土建基础设施工程投资上，根据需要，加大工程维修费的比例。
一、引言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是人们基于对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认识，通过思维活动对财务管理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排列和组合方式所作的界定。国内外财务管理学者对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必要构建与现代财务管理发展水平相一致、结构严谨的财务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本文在借鉴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进行整体性探讨。
二、财务环境是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环境决定一切，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一切事物都是以时间、地点等环境决定的。财务管理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环境，必然有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理论与之相适应。财务管理本质、目标，他们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人们对财务管理的一种认识。财务管理环境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本质，进一步决定了财务管理的内容与方法。财务管理环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赖以生存的土壤，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产生的基础，没有财务管理环境，就无从说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所以，以财务管理环境为出发点来构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符合推理逻辑。而且，理财环境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包含了财务管理实践的全部内容，孕育着财务管理理论要素的全部“胚胎”，以此为起点构建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可以揭示财务管理发展过程的全部因素和客观规律，因而是全面的、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所以，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最符合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要求。
三、以环境为起点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构成要素分析
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选择出发，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体系主要包括由财务管理环境、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程序和方法、财务管理原则、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运行、财务管理机制、财务管理组织等内容构成要素。
1、财务管理环境
财务管理环境是企业财务管理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企业展开财务管理的舞台，企业的财务决策、财务策略的制定都离不开环境的认识和把握。它主要研究理财环境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其对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制约及要求等问题。财务管理环境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务管理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的特点，财务管理内外环境息息相通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共同构成研究意义上的财务管理发展的整体环境，即理财环境，或称财务管理环境，深刻认识和认真研究理财环境，从理论上讲，有助于正确认识财务管理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内在规律，塑造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并围绕该目标确定一套与理财环境相适应的理财观念和制定一套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财原则、程序与方法；从实践上看，有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选择和规划企业财务管理行为，增强企业财务管理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2、财务管理假设
科学源于种种假设，这是因为对于任何科学的研究产生一系列未被确知难以直接论证的问题，因而科学的产生都要要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假设。假设是在两种情况下提出来的：一是现在无法证明这一命题；二是多种命题可供选择时选择其中一种，至于为什么样这样做，或无法证明或现实条件有限。美国学者坎宁在《会计的基本假设》中把会计基本假设看成是会计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基本前提或基本假设。坎宁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定义对财务管理同样是适用的。我们可以将财务管理假设定义为，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基本前提或基本假设，财务管理假设可以说是人们主观认识作用客观财务环境的结果，它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具有主观性特点，这也是目前对于财务管理假设的认识有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同时，财务管理假设由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因为财务管理环境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所有研究者都纳入财务管理理论的重要原因。管理财务管理假设可以由若干独立假设共同组成的连贯一致的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符合合理性、独立性、非矛盾性、可检验性等条件。
3、财务管理目标
目标是一项或一系列活动预期希望达到的境界和结果，目标是人们针对其活动预先设定的，是人们努力的方向，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财务管理目标是人们从事财务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希望实现的目的，它所回答的问题是财务人员为了什么做。财务管理目标主要揭示财务管理职能如何具体化为财务管理目标，以及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内在规定性，为财务管理系统运行提供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财务管理目标理论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作用，有了该层次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才具有整体性和目的性。财务管理目标是构建财务运行机制的方向和标识，是人们赖以选择各种理财手段的依据和标准。它是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导向，是在认真研究财务管理环境和已经确立的财务管理假设的基础上确定的，既对财务管理的内容、财务管理的原则、财务管理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起导向作用，也对财务管理的通用业务理论和特殊业务理论起导向作用。
4、财务管理原则
财务管理原则是管理者在对财务管理环境有了更加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将已经形成的对财政管理的理性认识在回到财势管理实践中去的过程，是从认识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财务管理的原则将具体地承担起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任务。财务管理原则可以根据财务管理假设和财务管理目标来推演，有效市场假设可以推演出市场中心原则、双方交易原则、信号传递原则、引导原则、交易行为自利原则、比较优势原则等财务管理原则；财务主体假设可以推演出性性理财原则、风险成本与收益均衡原则、货币时间价值原则、资源配置原则等原则；持续理财与财务分期假设可以推演出财务分期原则、可持续理财原则等原则；委托假设可以推演出财务关系协调原则、财务约束和财务激励原则等原则。
5、财务管理程序和方法
财务管理方法，也称财务管理工具，它是为了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完成财务管理任务，在进行理财活动是所采取的各种是手段。财务管理的程序是财务管理过程中相互配合、紧密联系、有序的管理环节，包括预测、决策、计划、分析、控制五个环节。财务管理程序和言法属于财务实践层次，它受到财务管理原则的指导和约束。
6、财务管理内容
1农网高压配电网结构特点
相对于城区电网来说，农网的拓扑结构要简单、清晰，但由于负荷对电能可靠性要求等其他原因，一般都会有小型发电厂，且通常均为小容量机组，即系统除了通过若干220kV、110kV变电所接受区域大电网电力以外，往往包括多个110kV及以下并网发电的若干电源点，从而使得电网不是单纯的放射型单方向模型，需要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确立电源点的建设和系统接线方式。
2农网网架结构优化方法的选择
2.1网架结构优化的一般方法
负荷预测是电力系统规划工作的基础，在负荷预测的基础上一般应结合区域规划进行负荷分布分析，进而确定负荷平衡结果，即确定变电所的分布和容量规划，在负荷预测和变电所布点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网络优化规划。一般来说，网络规划的目标是满足系统有功负荷的最优网架设计，有静态规划和动态规划之分。静态规划考虑的是针对某一负荷水平进行网架规划，一般从基准年开始按年度进行，需考虑现有的网架，同时后一年的网架结构规划需将前一年的网架设定为已有网架，因此，每规划目标年的网架规划既要瞻前也要顾后，做到从时间序列上的前后协调相互呼应，从而节约建设投资。但规划设计方案的评价指标一般考虑整个规划期的总的性能指标最优来评价方案，而且往往加入投资分析，甚至列入资金的时间价值，因而称为动态规划。网架规划优化方法常用的有两类，即启发式方法和数学优化方法。数学最优方法是通过将电网规划问题用数学化模型进行描述，然后采用一定的算法求解，从而获得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优规划方案。该类方法从理论上将可以保障方案的最优性，但一般要求得最优解需要很大的计算量。启发式方法则是通过定义方案运行性能以及投资需求等综合指标，根据一定规则对线路进行逐步迭代选择直至得到满意的最优解。该类方法难以保证方法的最优性，但计算量较数学优化方法要小，计算较为方便且便于与规划设计人员的检验相结合，因而是一种更为经济而实用的方法。
2.1.1启发式网架优化方法
根据所确定的衡量安全性指标的不同，启发式方法分为基于支路性能的启发式方法和基于系统性能指标的启发式方法。基于支路性能指标的启发式分析方法中，线路的选择是根据系统运行时线路功率传输情况来实现的，常选用的有线路是否能满足负荷要求或者线路过负荷程度等指标；而基于系统性能指标的启发式方法中，线路的选择是根据线路对系统运行时整个系统的一个特定运行性能指标的影响程度来实现的，常选用的指标有系统缺负荷大小指标等对线路的逐步选择。
基于线路指标的启发式网架规划方法分为逐步倒退法和逐步扩展法两种。逐步倒退法是根据目标年数据构成一个虚拟网络，该网络除了已有线路以外，包括所有待选的线路，这样，构成的就是一个冗余度很高但不经济的网络，然后采用潮流模型对该网络进行分析，比较各待选线路在系统中的作用和有效性，逐步去掉有效性低的线路，直到网络没有冗余线路为止。而采用逐步扩展法是根据各待选线路对过负荷线路的过负荷量的消除的有效度，选择适当的线路到现状网络上，直至网络无过负荷为止。为计算各待选线路的有效度，需要进行变结构时的潮流计算。
基于支路性能指标的启发式方法有计算简单灵活等优点，但由于通常是独立地考虑各待选线路的作用，无法直接体现系统充裕的大小等性能指标，而基于系统性能指标的启发式方法则能体现系统性能指标，从而可以从整体上识别薄弱环节并充分考虑各待选线路对系统的整体影响来选择最佳扩建线路。
2.1.2网架结构的数学优化方法
网络优化的数学化方法可以分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种优化方法。传统上采用的常常是确定的网络优化方法，即将规划问题表达成确定性的优化问题来进行求解。但随着规划的环境以及相关要求日益复杂，且负荷、设备费用、线路路径等因素均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对电网规划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而在规划中考虑不确定性因素是必要的。按照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特征的不同，不确定网络优化有分为随机优化法和模糊优化法。随机优化法常常用于事件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时刻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而模糊优化法则常常用来处理有关事情表达不清晰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在满足对保障负荷电能供应的前提下，可能有多种架线方法和导线截面的选择，要对多个方案进行比较选择，则需要选择目标函数，在电网规划设计中常用到的目标函数有网架建设总投资、电能损失、维修运行费用为目标函数。由于电能的特殊性，需要考虑各种约束条件，如电压范围、线路的长期极限传输容量限制等。因此，网架优化过程实际上是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状态参数之间的协调处理过程。
网络规划法是针对网络的拓扑特性所提出来的一种数学规划方法，也是在线形规划中专门处理网络问题的一种特殊算法。数学上把图看作节点和弧的集合，弧是连接在两个节点之间的有向线段。在电力系统中，节点就是接受电力或者发送功率的发电厂、变电所或者负荷点，弧就是线路。这种优化网架方法在电力系统网络优化中常用的数学模型有最少费用法、最短路径法、费用最小最大流法等方法。
2.2农网网架结构优化方法的选择
结合农网高压配电网结构特点，选用支路交换法来进行这种辐射式结构的高压配电网的优化计算较为适用。采用该方法是从一个既定的辐射式电网开始，增加一条闭合联络支路后使辐射型网络变成一个闭合回路，然后将某一条支路断开，恢复网络的辐射型结构，并按照给定的目标函数对新构成的辐射型网络进行计算。重复上述计算过程，直到目标函数值最好为止，对应的网络即为所选用网络接线。采用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只能达到局部最优解，对于农网来说，一般规划年需要新建的高压（110kV及以上）线路是局部的，因而采用支路交换法可以满足其要求。一般地对于既定的系统接线，考虑到节约投资，其改建项目的实施相对于系统网损等指标来说往往是不经济的，且由于受电压、可靠性等电网分析计算的约束性条件的影响。在工程实际中，其高压配电网往往是通过对新增支路，以及由于负荷的增长需要改建的线路的多个建设方案的比较，来确定规划年内网络结构的优化方案。在分析中，我认为需引入动态经济比较的概念，而对于网络优化设计方案来说，结合个人设计方案比较的经验来看，最适用的经济方案比较以年费用比较法较为适合。
3计算框图设计
计算步骤一：目标函数的确定。
当新建或者改建线路对支路潮流仅是局部影响时，只需对所需考察的支路进行网损最小分析。采用最小网损作为目标函数，即函数为：
计算步骤二：先计算电网的潮流分布，再找出与本次计算相关的支路，即列出目标支路集合，交换支路前辐射型网络网损计算。
计算步骤三：第一次支路交换后，重新进行潮流计算后，在潮流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支路交换后的辐射型网络网损计算。
重复以上支路交换计算，直至得出最优结论为止。
4经济比较方法引入网架结构优化
在电力系统规划设计的实际应用中，单纯采用以上支路交换法优化网络接线是不够的，应该结合经济比较，即在对方案进行投资分析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经济的方案。常用的方案比较方法有最小费用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折返年限法，每种方法又可以演化成不同的表达式。最小费用法是电力系统规划中较为普遍的方法，适用于比较效益相同或者效益基本相同，但难以具体估算的方案。最小费用法通常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方案：费用现值比较法、计算期不同的现值费用比较法和年费用比较法。费用现值比较法是将各个方案基本建设期和生产运行期的全部支出费用均折算到计算期的第一年，现值低的方案是可取方案。对于不同建设期的方案则一般按照方案中计算期最短的进行计算，及计算期不同的现值费用比较法。
年费用比较法是将参加比较的诸方案计算期的全部支出折算成年费用后进行比较，费用低的方案为经济上的优越方案。其表达式为：
在比较方案部分费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只考虑有差别的费用的年费用比较法，即只考虑差别部分的费用的比较，这种方法将初始投资差额以及末期残值差额折合为年费用或者年值，再综合运行维护、改造等运行年需要投入的差别费用，比较即可以得出经济最优方案。对于农网电力建设项目，笔者推荐使用这种简化了的年费用比较法。
5总结
结合农网作为辐射型受端电网的特点，用支路交换法来进行这种辐射式结构的高压配电网的优化计算，虽只能达到局部最优解。对于农网来说，一般规划年需要新建的高压线路是局部的，因而采用支路交换法可以满足其要求。在工程实际中，其高压配电网往往是通过对新增支路，以及由于负荷的增长需要改建的线路的多个建设方案的比较，来确定规划年内网络结构的优化方案。在分析中，文中引入了动态经济比较，并提出对于农网采用有差别的年费用比较法最为适用。
参考文献：
[12]张焰.陈章潮.不确定性的电网规划研究.电网技术,1999.3.
[13]李林川.夏道止等.电力系统电压和网损优化计算.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1995.7.
一、引言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钢结构建筑的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一些代表城市标志性高层建筑的建成，为钢结构在我国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如世界第三高的上海88层、高420m的金茂大厦业已竣工，现已投入运营。据称世界第一高度的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95层高460m，建筑面积为31万m2，现正在加紧建设中。由外商投资的大连总统大厦，正在加紧筹建之中，共95层，据称建成后其高度将名列世界前茅。
轻钢结构的发展则更是如火如荼，特别在工业厂房的建设中则更为迅猛。从钢结构制造加施工企业数量的大幅增长就可窥见一斑，如上海市的钢结构制造和施工单位已由原来的几十家一下子发展到现在的400多家，单上海的宝钢地区就有近百家的钢结构制造厂。大好形势下，如何因势利导，抓好设计和施工质量，这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本文拟就轻钢结构的优点、材料选择和设计中的注意点、塑性设计及腹板屈曲后强度的利用和蒙皮效应等作一概略介绍，利于读者对轻钢结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二、轻钢结问及其适用范围
所谓轻钢结构通常是指由下列钢材所构成的结构：①冷弯薄壁型钢结构；②热轧轻型钢结构；③焊接或高频焊接轻型钢结构；④轻型钢管结构；⑤板壁较薄的焊接组合梁及焊接组合柱而构成的结构。
1．适用范围
根据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这种结构由于其用度广、优势明显，已大量应用于单层工业厂房、多层工业厂房、办公楼以及高层建筑中的非承重构件等。对单层工业厂房而言，通常以H型钢，采用焊接连接作为梁柱，以C形或Z形轻钢板作檩条，屋盖系统或楼面系统用压型彩色钢板作面层，上面可浇混凝土，压型钢板既可作为钢筋，必要时也可以再配钢筋。墙面围护也可采用单层或夹层压型钢板，夹层板内部可充填各种保温层。
2．主要优点
⑴施工周期短：轻钢结构的最大优点是所有构件均可以由工厂制作现场拼接安装，对一般规模较小的工业厂房仅需45d至2个月，而若采用钢筋混凝土建筑则要8～12个月左右。
⑵综合经济效益好：由于施工周期短，可以提前投入使用，提前获取投资效益；更由于采用色彩鲜艳的彩色压型钢板，美观华丽，改善了周边环境的动态感；因为建筑物本身的自重轻，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做桩基，可以节省投资；由于采用了聚苯已烯泡沫夹心板或单板加保温棉等措施后，使保温、隔热和隔章等效果良好。彩色钢板是以镀锌为基板又用硅酮作为表面，经两除两烘加工而成，耐久性也较好，根据目前我国的市场价格，轻钢结构的造价已经低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厂房的跨度越大时，其优势更为明显，这也是它赖以竞争的一大优势。
⑶抗震性能好：由于钢结构属于柔性结构、自重轻，因而能有效地降低地震响应及灾害影响程度，极有利于抗震。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区国家，在地震区建筑中应多多推广应用钢结构，必可大大减少地震灾害和人员伤亡。唐山地震的惨痛教训应予记起。目前，天津市已正式启动轻钢结构住宅。
⑷宜于拆卸搬迁：一旦业主对所造厂址不满意或外界环境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则整个建筑可在很短时间内拆迁，损失极小，而所有这些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所无法具备的。
正是由于轻钢结构的诸多优点，而且随着近年来防火、防腐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已较好地解决了轻钢结构抗腐蚀性差的缺点，使得它在工业厂房以及民用设施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三、材料选择和设计中的注意事项
轻钢结构作为普通钢结构的衍生结构，其基本计算理论和后者基本相同。详细情况可参见上海市标准DBJ08-68-97《轻钢结构设计规程》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CECS102：98《门式钢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这里仅着重强调几点：
⑴在用材上应优先采用“H”形钢，它受力合理，拼接方便，加工容易。对于承重结构宜用Q235钢和低合金钢中的16Mn、15MnV或15MnV钢，但需注意Q235-A钢的含碳量不作为交货条件，可焊性无保证，故不宜采用作焊接结构。对于板厚大于25mm的梁翼缘与柱，现场焊接的梁柱节点不宜用Q235-B.F，应尽量选用Q235-B或Q235-B.b，对于特别重要结构宜选用Q235-C或Q235-D。
⑵对厚度为17～40mm的Q235钢的设计指标比现行GBJ17-88《钢结构设计规范》中的规定值提高5Mpa（上海标准），焊缝强度也作了相应调整。
⑶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将主要受力构件的壁厚调小了，即在现行GBJ18-9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中的主要受力构件的壁厚不小于2mm调整为不小1.5mm，框架梁柱构件不小于3mm。
⑷在风荷载作用下，门式刚架的侧移按GBJ18-87《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规定为柱顶高度的1/150。但在这2个规程中均作了细化规定并作相应调整，但具体数值不尽相同。设计者在使用时宜予以注意。
⑸在设计刚架、屋架和檩条等时，应考虑由风吸力作用所引起构件内力变化的不利影响。此时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为1.0。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当设计的刚架、屋架、檩条在屋面材料较轻的情况下；若受风吸力作用，构件内力将会变号，会出现拉杆变为压杆的情况。在内力变号时永久荷载起减载作用，叵合肥市将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为1.2，则会造成结构可靠度的降低，导致不安全因素。
四、结构或构件的塑性设计及腹板屈曲后强度
轻钢结构允许采用塑性设计，但仅适用于不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固端梁、连续梁以及由实腹构件组成的单层和2层框架结构。采用塑性设计的结构或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荷载的设计值，考虑构件截面内塑性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内力重分布，用考虑P-效应的塑性铰理论或简单的塑性铰理论进行内力分析。按塑性设计时，钢材和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规程的有关条款规定的数值乘以折减系数0.9。塑性设计截面板件的宽厚比也应符合有关规定。
门式框架上“工”字形截面构件的腹板允许考虑屈曲后程度，下面我们试通过单向受压四边简支扳回曲后的中面应力分布情况来说明为什么板屈曲后仍能继续承载，且承载力还能显著提高。板屈曲后只要板的四边保持直线，则载荷边的压应力分布为非无均匀分布，两边应力较高，中间应力较低；非载荷边产生垂直于边线的应力，其中部为拉应力。由于拉应力的作用限制了板屈曲变形的发展，提高了板的刚度，因而板屈曲后仍能继续承载。卡门最先提出了有效宽度的概念，即将板件受压边马鞍形应力分布图用二块等效的应力图形代替L等效应力图形的应力水平为fyc于是有
Pu=fybet
Pu=∫σ(x)dx
式中：Pu为板的极限承载力；fy为钢材的屈服强度；be为有效截面宽度；t为板件的厚度。
当Pu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确定后，就可用有效宽度来表达受压板件屈曲后极限强度，并进而采用有效截面来考虑板件局部屈曲的影响。利用板面屈曲后的强度进行结构设计最早见机结构中，因为飞机结构设计是在保证一定可靠度的前提下以减轻结构重量为目标。在普通房屋建筑钢结构设计中一般不允许板件产生局部失稳。而冷弯薄壁型钢，其特点之一就是壁薄，壁厚不大于6mm，以极少的材料加工成为宽展的截面，以提高构件的截面刚度和整体稳定承载力，为此，不得不突破钢结构设计规范（GBJ17-88）中对板件宽厚比限值的规定，允许板件产生局部失稳，进而利用屈曲后强度的提高。
轻钢结构门式刚架是主要的承重结构，一般是采用实腹型变截面的柱和梁组成。门式刚架的形成可以单坡、双坡和多坡，多跨建筑的中间柱多采用较接的摇摆柱。门式刚架工字截面钢构件中腹板以受剪为主，抗弯作用不如翼缘有效，增大腹板的高度，可使翼缘抗弯能力发挥得更为充分。但是，在增大腹板高度的同时，如果厚度增之过大，则腹板耗钢量太多，也是不经济的。因此，先进的设计方法是采用高而薄的腹板，而是还有相当可观的屈曲后强度可以利用。在主要为均布荷载起控制作用的结构中，在允冲击、疲劳、振动等荷载的条件下，可充分利用结构受力板件的屈曲有效截面来分析压弯杆件腹板的稳定性，从而使其腹极高厚比限值可以大幅度提高。根据天津大学所作的试验证明，当荷载超过理论计算的屈曲临界载限多时腹板才呈现凸曲变形，且凸曲变形都不大，故适当利用屈曲后强度是可行的。
五、蒙皮效应
压型钢板因其重量轻、强度高、外形美观、安装便捷等优点，而广泛应用，国外不仅用手工业厂房，且很多民用建筑也用它做屋面板和墙板等围护结构。
所谓蒙皮效应是指压型钢板在其平面内的抗剪能力，可称为受力蒙皮作用。如将压型钢板与构件进行可靠连接，则此蒙皮效应可使围护结构同时成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整个结构体系工作，为与之相连的受压、受弯压构件提供连续侧向支撑，从而提高这种构件的刚度及稳定承载力。
美国的设计规范引进了蒙住支撑的设计方法。我国《冷弯型钢受力蒙皮结构设计规范》尚在编制中。
1．蒙皮支撑的轴心受压构件
假设在蒙皮的支撑作用下，构件在荷载作用下没有弯曲变形、没有截面的扭转而仅有轴向压缩变形，则我们称蒙皮可为构件提供完全支撑，此情况下的屈服压力记作Py，则
为考察各种因素对蒙皮支撑构件性能的影响，对该非线性问题用有限元法，取如下构件作分析对象，构件外形尺寸为160mm×50mm×20mm×2.75mm的冷弯薄壁卷边C形槽钢，材料屈服强度为Py=270Mpa，假定荷载的初始偏心为构件几何长度的1/1000，构件长度为3.60m，两端铰接。压型钢板与构件用自攻螺钉相连。当压型钢板之间无连接件时蒙皮抗剪刚度为QL，当荷载偏心距ey=L/1000，ez=L/1000时，对应于不同的蒙皮抗剪刚度值Q，计算了构件跨度中截面转角及剪心的位移，从图中可以看出蒙皮抗剪刚度的变化，并未使构件跨中截面的转角有太大的差别。这说明蒙皮抗剪刚度的增大，并不能增大对构件扭转的约束作用。但是蒙皮抗剪刚度的增大，即能有效地减小构件的侧向变形。必须指出：以上的结果是在不考虑蒙皮对构件提供的扭转约束，即令扭转约束值F=0时所得出的结果。F值因次为N·mm/（mm·rad）。但实际结构中蒙皮总是可以为构件提供不同程度的扭转约束作用，如不考虑这一有利因素，势必会使计算结果过分保守，试验和计算结果都表明，蒙皮为构件提供的扭转约束作用可有效地减小构件的扭转变形，显著提高轴压构件的稳定承载力。通过理论计算所得出
（ey=L/1000，ez=-L/1000）（ey=L/1000，ez=-L/1000）
侧向变形υ（cm）曲线的蒙皮对构件影响。其FL=1437.2N·mm/（mm·rad）是由试验确定。
六、结语
当前，我国钢结构（含轻钢结构）发展的形势很好，我国钢结构年产已超过1亿t，可以预言，21世纪将是钢结构快速发展时期，长期以来，由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将被打破，从事钢结构制造、施工企业前景宽阔，各建筑设计院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是，以下几点仍需各方加以重视。
1．应加大推广钢结构建筑的宣传力度
目前，钢结构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竞争，不仅来自于各行业，、各企业之间，更重要的还来自于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两种建筑之间的竞争。日本等发达国家，钢结构建筑要占整个建筑的50%以上，而我国只占5%还不到。差距甚远。
对于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的造价问题，应有一个全面、综合的认识，不能笼统地认为钢结构造价比混凝土贵，从而排斥于比较方案之外，这一点对广大设计人员尤为重要。事实上一个高层建筑的工程总投资、包括工程造价、动迁费、征地费等方面，工程造价只占工程总投资的50%。而工程造价又包括结构造价、装饰费、设备费等，结构造价只占工程造价的30%左右。而结构造价又分上部结构和基础造价，上部结构造价仅占基础造价的50%～70%。而钢结构只是指工程的上部结构，在工程总投资中仅占10%还不到。因此，高层建筑采用钢结构与采用混凝土结构间的差价所占工程总投资的比例将更小，一般不到工程总投资的4%。如果再考虑到采用钢结构因其自重轻、基础造价低；因其强度高、可啬建筑有效使用面积；施工速度快及抗震性能好等诸多优点，那么钢结构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2．推广应用住宅钢结构应提到重要位置
建筑钢结构虽然发展很快，但在住宅领域还是空白。全国每年要建数千万平方米的住宅建筑，但采用钢结构的几乎没有。当然这和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以及对钢结构的认识偏差有关。可喜的是，天津市政府已率先垂范，决定于今年启动轻型钢结构建筑，将建设10万m2的轻钢住宅，其示范效应将不可低估，希望各地有关职能部门及广大设计人员应有超前意识，作出响应，对轻钢住宅建筑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3．应积极提高各钢结构制造、施工企业、设计院所等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
1.引言
高层高层建筑在进行结构分析计算之前必须首先确定结构嵌固端的所在位置，而嵌固端的选取却面临着各种不同情况，如不设地下室但基础埋深较大；没有地下室但其层数或多或少，且基础形式不同等。根据以上情况正确选取其结构嵌固端，是高层建筑结构计算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假定，它不仅关系到结构中某些构件内力分配的准确性，而且还影响结构产生侧移的真实性，以及结构局部的经济性，因此有必要对结构嵌固端的选取作进一步探讨，并由此引伸出若干相关的技术问题。
2．结构嵌固端的条件
高层高层建筑的结构嵌固端通常是选择在地面标高处，但地面标高处要真正成为结构嵌固端是有条件的，而且在输入首层计算高度时还有许多讲究。
2．1设有地下室时的条件
(1)地下室顶板标高与室外地坪的高差不能太大，极端的情况如半地下室则首层楼面一般不能成为结构嵌固端，除非其高差仅为1—3级台阶高度时才可能考虑；
(2)地下室顶板结构应为梁板体系(即不可设计成元梁楼盖)，且该层楼面不得留有大孔洞，楼面框架梁的抗弯刚度要足够大，楼板也要有相当厚度；
(3)地下室侧壁要有良好的侧限，即必须与“地球”有良好的接壤，上述半地下室顶板不能成为结构嵌固端的原因就是不满足此条件。
对于上述条件中对首层楼面框架梁的要求，假设满足《抗震规范》第6．1．14条“位于地下室的梁柱节点左右梁端截面实际受弯承载力之和不宜小于上下柱端实际受弯承载力之和”的要求，对于高层建筑来说，由于首层处的柱截面往往远大于框架梁截面，故即使有意增大框架梁截面并增加抗弯钢筋用量，上述要求仍很难满足。就此要求而言，则只有多层或小高层建筑才有可能以首层顶板作为结构的嵌固端，而真正意义的高层建筑则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2．2不设地下室时的条件
高层建筑不设地下室通常是针对层数有限的小高层，或其基础持力层较浅的情况，但从抗震角度考虑是不宜提倡的。
(1)不管是采用天然地基基础或桩基础，都是以基础(承台)面作为结构嵌固端，且必须在该标高处的纵横方向设置刚度较大的基础梁加以连结，故首层层高应从基础面算起；
(2)若基础(承台)面标高与首层标高有一定距离而不设基础梁连结或其刚度过小，则地面标高处应设有刚性地面来作为结构嵌固端，首层层高可从地面层算起。若不设刚性地面，则上部结构无从形成嵌固端，也即结构计算简图不成立，设计上显然是不允许的。
以上列举的条件无非是说明要成为上部结构的嵌固端，其下部结构必须具有足够的刚度以保证柱根之间不产生相对位移，且能承受或平衡柱根弯矩。规范中规定“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时，地下室结构的楼层侧向刚度不应小于相邻上部结构楼层侧向刚度的二倍”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3与嵌固端相关的技术问题
结构嵌固端的形成或者说上部结构对嵌固端的要求，在工程设计中还可引伸出若干相关的技术问题及其正确的设计方法，以下将分别探讨。
(1)单层地下室
当高层建筑仅设单层地下室且底板采用天然地基筏板基础或桩一筏基础时，通常选择基础底板而非首层作为结构嵌固端，这有利于充分利用其基础的“无限”刚度，为首层楼面的灵活结构选型创造条件，即使是首层楼面留有大孔洞，或选用无梁楼盖结构，都不影响结构计算的准确性。此外，规范规定地下室负一层的抗震等级与上部结构必须一致，以基础底板作为嵌固端不会造成地下室结构造价的提高，反而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即使单层地下室底板是以桩为基础的普通梁板结构，一般情况下仍然取底板处为结构嵌固端，唯一例外的是地下室作为抗爆级别较高的防空地下室时，其顶板通常具有作为结构嵌固端的刚度，因此可取其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端。
(2)投影面积比例
高层塔楼在地下室顶板上的投影面积比例大小对首层作为嵌固端的结构有着不同的影响。当该比例*1时，若首层楼面符合作为嵌固端的其它条件，则该首层作为结构嵌固端就毫无疑问了，但当上述投影面积比例＜＜1时，说明地下室侧限远离塔楼，塔楼发生的侧向位移将波及首层楼面并使其发生变形，即使变形量很小，但严格说来首层作为嵌固端的刚度必然小于前一种情况，且变形又增大了上部结构侧移的计算值，同时首层骨架构件也会由于自身的变形而产生附加内力。作为有经验的结构工程师，在实际设计中都会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予以鉴别并作出相应的结构处理。
(3)大底盘多塔楼
大底盘多塔楼大多为商住楼，而且由于商用及居住性质不同，对柱网的要求也不同，故通常需设置结构转换层。当大底盘的商用部分层数不多(如仅1—2层)，且结构转换层设于大底盘的屋顶标高处时，塔楼的嵌固端就可考虑取在大底盘的屋顶处，至少在塔楼初算时可以如此假定，如图3所示。这一考虑基于以下两点：①既然属大底盘，其楼层面积肯定大于塔楼的投影面积，加上大底盘屋顶设置转换层，故大底盘的楼层平面刚度远大于塔楼的楼层刚度；②转换层之上通常为剪力墙、部分短肢剪力墙或异形柱一短肢剪力墙结构，为使转换层上下部的侧向刚度相近，大底盘部分肯定要将原位剪力墙增厚或增加新的剪力墙，从而使塔楼下的大底盘部分具有足够的侧向刚度。目前高层建筑结构计算软件的功能已较为完善，因此大底盘多塔楼建筑均以整体结构进行计算，其嵌固端也不像结构初算阶段选择在大底盘屋顶标高处。
(4)高层建筑的基础埋深
在研究探讨高层建筑的结构嵌固端时，必然牵涉到其基础埋深问题，高层建筑基础要具有一定的埋置深度，首先是为了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定(包括抗滑)，其次有利于减弱地震反应。规范对高层建筑的基础埋深有一量化规定，即“天然地基或复合地基基础，可取阶15，桩基础可取阶18”，但这一规定仅与建筑物的总高月有关，而与其它因素无关。
但我们在认真思考后发现基础埋深除了与建筑物总高月有关外，还应与控制高层建筑体型重要指标的高宽比风心有关。如两栋建筑物的高度量相同，但其高宽比阶B分别为5，0和2，5，显然风／B值较小者整体稳定性更高，若采用相同的基础形式，则阶B值较大者其基础埋深应更大。换言之，基础埋深对月／B较大者应偏于严格，而对月／B较小者则可略为放松，不宜作相同处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就违背了基础需一定埋深的原则。除了高宽比风／6外，基础埋深还应与高层建筑的裙房底座宽度、地下室底盘宽度等因素有关，对地下室面积仅为塔楼投影面积者应偏于严格，相反对没有裙房或地下室面积大于塔楼投影面积者则可略为放松。
(5)首层楼面的活载作为结构嵌固端的首层楼面(地下室顶板)，其正常使用时的活载一般不太大，即使作为商业用途，其活载也仅为3．5kN／m2，但设计中要考虑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施工荷载，对于首层梁板构件取活载8．0—10．0kN／m2则往往是必要的。
当高层建筑主体结构建至2层楼面时，首层地面自然而然就成为理想的施工场所，或用于堆放材料(袋装水泥、砌块、搭架钢脚手架等)，或用于钢筋加工，甚至作为载重汽车的行驶停放场等，即使是临时荷载，其楼面活载也就有必要取较高值(该活载值仅作用于该层梁板，并不需传给竖向构件的墙柱)。
目前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董事会治理效率，此外，证监会也建议将总经理与董事长的两职分离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杨锦地等（2008）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由此本文提出:H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管理层持股会使得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加深，一旦公司治理结构难以保证会计盈余信息能够真实的反映公司业绩，管理层便会通过盈余管理来追求最大利益（张兆国等，2009）。此外，Yeoetal(2002)、Bedardetal(2004)也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管理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董事会召开会议是董事会加强对公司治理的一种途径，一般来说，董事会召开的会议越多，董事会对公司事务的磋商也越频繁，这也有助于加强公司治理。Vafeas(1999年)认为公司业绩随着会随着董事会议次数的提高而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会议越频繁董事会越有时间磋商公司治理等问题，进而会降低盈余质量。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来源本文选取了2008到2011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删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并且对部分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最终得到的样本共计7549个，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研究采用SAS统计软件。
（二）盈余管理计量本文采用了修正的JONES(Dechowetal.，1995)，分年度分行业对同期数据进行回归，模型计量盈余管理具体模型如下。
（三）检验模型与变量定义为验证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我们建立以下模型。考虑到盈余管理受公司绩效、财务杠杆的影响，本文控制了总资产净利率roa、资产负债率lev。
三、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此外，本文对相关系数进行了分析（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结果表明流通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绝对值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采用检验模型4，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此外，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最后董事会进行的会议越多，盈余管理程度相对更低；模型（4）中各个解释变量与D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多元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设。模型中调整的R2为0.2292，表明其对应变量DA绝对值的解释能力较强。
关键词:区域公共问题;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制度创新
从历史的层面说,自伍德罗?威尔逊(Wilson,1887)以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拥有自身合法地位的社会科学,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始终不乏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甚至出现“理论丛林”的局面;而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也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公共管理环境的权变需求,也为了更好地体认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特色,本文作者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率先对“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现在看来,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社会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一种有别于全球治理(国际公共管理)、国家公共管理、地方公共管理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区域公共管理面对和要解决的是区域性公共问题,因而它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行政”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诉求。
一、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
(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柔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
(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分权的配套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诸多新型的社会公共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政绩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催生的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棘手的区域公共问题。近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速度在迅速提升,由此引发了社会公共问题的空间重组和空间集聚,其结果也萌发了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表现在:1.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目前占社会六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村城市化的压力巨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也任重道远。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差异,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的问题。从这一视角看,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值得区域公共管理开展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究,比如“假性城市化”现象、“城中村”问题、农民失地问题、村改居问题、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等等。2.行政区划变革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来,行政区划的调整更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股动力的促动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尤为频繁。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治理权限在区域空间上的较量和政府体系内部的再分配过程,其中隐藏着多维的利益博弈关系,牵涉到公共管理的深层次症结。因此,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科视野的研究。3.流域治理问题。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是一种整体性极强的区域,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特别是上下游间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又是不完整的,它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分割。特别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俨然成为流域内利益独立的博弈主体。因此,流域治理的公益要求(如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城市规划等)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主要是经济发展、财税指标、后发困境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总之,流域治理引发的区域公共问题甚为棘手但又亟待解决。(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加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理论视角来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到建国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历经艰辛,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置疑,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因而与西方发达现代化诸强相比,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还很低,仍基本处于“经典现代化”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再现代化”甚至超现代化水平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尤为突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严重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其内部的现代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空间区域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由此产生一系列事关国家或地区发展前途的区域公共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国内的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文明、社会发育、竞争优势等方面差距明显,形成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鸿沟。2.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出现滞胀和结构性萧条的发展困境,已经凸显出“问题区域”的态势。3.老、少、边、穷的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容乐观,与沿海先发区域间有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4.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内部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较为明显。笔者认为,从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互动逻辑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处理和解决好了上述一系列区域性公共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
二、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
就目前来看,对于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链条中,还存在诸多的漏洞与缺失,难以胜任区域公共问题的合法、合理和高效治理。这些缺失主要是:
(一)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思想根深蒂固。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和“大一统”治理意识,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管理,历代统治者习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更是强化了“国家简单化”的治理理念。如果从治理的技术层面来说,我国政府传统的这些治理特质,可以概括为“行政区行政”。所谓行政区行政,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单位行政区域界限的刚性约束,民族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种切割、闭合和有界的状态下形成的政府治理形态。它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看,行政区行政适应了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封闭社会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发轫于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契合了政府专制统治的传统。自工业社会以来,基于韦伯的“现性”而构建的稳态的“科层制”结构,更是使行政区行政模式的封闭性和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2.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根据行政区划的人为切割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内向型行政”或“闭合型行政”模式。内向型行政模式从根本上讲是“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甚少关注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3.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上看,行政区行政是一种垄断型统治行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的惟一主体,政府成为万灵和万能的“全能”政府,可以预见和处理所有社会公共问题,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从而包办和代办了单位行政区域内部的大小公共事务。4.从公共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看,行政区行政模式强调政府管理权力运行的单向性和闭合性。也就是说,根据“科层制”所内蕴的层级分设和层级节制的基本法则,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在行政单元内部的日常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和单向度的,由此形成一种单一权威中心的“金字塔”式闭合结构。特别是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由于一贯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这使得按行政区划切割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5.从公共问题治理的层次设计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层次设计是行政区行政的基本法则。具体来说,就是将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切割为若干层次,进而设计机构类同、职能重叠的等级治理架构。很明显,那些跨越这些等级层次的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不在等级制治理的层次设计视野之内。
(二)现代区域政策框架尚未成形。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特别是国内区域问题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但是,区域发展的公共绩效一直较为低下,达不到政策设计时的理想目标。其中的症结何在?有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是我国区域发展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的主要根源[1](P540)。其理由是:1.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基础,比如区域政策实施机构不是立法的产物,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2.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比如中国的区域划分都是草率、笼统的,范围太广,不具有实施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区域政策工具残缺不全,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4.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实际地揭示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误区和问题。中国确实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区域政策。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法治、有限政府、公共治理的多元机制等),而中国的区域政策过程,由于长期受人治行政、集权体制、全能政府、扭曲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难以有完善的制度基础、设计精细的区域划分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有效的区域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部门分割”、“政策的相互打架”症状就成为中国区域政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健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除了上述两大问题外,在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也很不健全。主要有:1.宏观与中观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国际上“深度一体化”进程和宏观区域治理最成功的典范当属“欧盟”。与之相比,我国与亚太国家结成的宏观区域或者与相邻国家结成的次区域,其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加以完善。2.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安排非常脆弱,成为影响国家和区域整体经济绩效的病灶。3.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制度弊端甚多,其中涉及的水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政府间关系等问题尤为突出。4.区域公共协调机制并不健全,比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协调制度、“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制度、省际区域公共协调制度,等等。5.行政区划调整与空间规划中的问题突出,政策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浓厚,尚未有建基于制度和法治原则的制度约束机制。6.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
三、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
(一)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的政府制度创新,首先要突破以单位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政府统治为要义的行政区行政的缺失,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1.在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上,区域公共管理是开放社会和无缝隙社会的产物,它迎合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需要,因应了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区域性和区域化的“广度”与“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倍增。2.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它摒弃了传统的“内向型行政”或单边行政的弊病,奉行“区域性行政”和合作治理的哲学观,把大量跨越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的管理范围,由此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分层治理和细分治理。3.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它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涵盖了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和经济组织,形成了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4.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倚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它主要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总之,根据区域涵盖界域的大小,我们可以把现代区域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间区域公共管理、次区域公共管理和国内区域公共管理3种类型(见表1)。
(二)治理机制的创新:从科层制到组织间网络制。在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上,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治理纷繁杂芜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传统的科层制面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挑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必须借助于科层制、市场机制、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来对其进行“多中心”治理,形成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新机制。诚如著名学者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所指出的:“全球性的最大特点是网络性,因此,这些治理机制也应当是网络性的,而不是等级制的。”“治理仍将建立在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国家’的旧有形象或许将变得越来越与实际不符,因为国家机构与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网络化而难分彼此。跨政府关系网络、跨国关系网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P13)组织间网络治理最成功的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治理。欧盟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认为:集体意愿的组织原则和的观念是区分社会政治体系的两个构成性要素,因此,根据两者的不同方式组合,可以区分出4种不同种类的治理机制(见表2);在这4种治理类型中,法国一般被贴上“国家主义”的标签,美国以“多元主义”而著称,瑞士是“和谐主义”的典范,而欧盟则成为“交织主义”(即网络治理)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对贝娅特?科勒—科赫的4种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归纳和概括出其中的主要特征(见表3)。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某个民族国家或行政区政府,而网络主义治理机制则适合于特定的跨国或跨行政区的区域共同体。这些特征也与上文分析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要特色并无二致。
(三)制度基础的建构:从“国家简单化”管理到“国家精密化”管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由于尚未建构起适应区域公共问题管理需要的相应制度体系,政府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仍沿袭“国家简单化”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手段。所谓国家简单化管理,是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由于国家官僚的极度理性而设计的一种“假、大、空”式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逻辑下,政策具有随意性,制度设计严重脱离实际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问题的针对性。简而言之,国家简单化管理,就是官僚在过分自信的情况下滥用国家权力,对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做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治理安排[5](P3)。国家简单化的管理制度,难以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诉求,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那种“国家精密化”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家精密化管理,是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官僚,在有限理性驱使下设计的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比如以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例,为了确定结构基金(StructuralFunds)以及其他区域政策工具的受益区域范围,欧盟当局制定了通用的区域体系(NUTS区域)。整个欧盟的区域划分为3个NUTS层次,每个成员国分为1个或多个NUTS-1区,每个NUTS-1区又分为1个或多个NUTS-2区,NUTS-2区又进一步分为几个NUTS-3区。同时,对应落后病、萧条病和膨胀病3类区域问题,至少有3类问题区域划分,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与膨胀区域。又如,具体到英国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来看,英国把英伦三岛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英格兰划分为9个标准区域,分别成立9大区域发展局(RDAs)①,在9大RDAs下面又做次级甚至更多层级的区域划分,从而使区域问题的治理变得更有针对性,工具和策略更有可操作性。反观中国或国内的一些省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度基础尚较为薄弱,表现在:政策随意性强,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政策框架;区域的划分非常简单和笼统,而且变动很大,很难真正确定区域政策的受益范围;尚未有相对独立、具有法治基础的专门区域管理机构,等等。
(四)区域政策的创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传统上我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只有面向国内或地方的内部政策,缺乏面向国外和区域间的区域公共政策。要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政府制度创新,重要的内容还在于实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变。
1.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政策一体化是指政府有意采取超出国民待遇范围的措施,通过调整、协调或对国家政策和执行机制的相互认可来减少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目前,国际上的区域一体化安排(RegionalIntegrationAssociations)如欧盟(EU)、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协定(CER),在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方面堪称典范。通过国内政策配合、国家标准和规章的协调,以及对外国管理体制和达标评定程序的认可3种模式,国家间政策一体化可以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开放和增加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将外部溢出效应“内部化”、对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员方进行补偿的机制等[6](P97)。因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参加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尽快实现与这些国家的政策一体化目标。
2.政治目的下的“次区域”一体化政策。由相邻的若干民族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一体化安排,几个成员国之间实行“俱乐部规则”,可以共同提供国家安全、和平环境、有助于某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形成等区域性政治公共物品。这种“次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减少邻邦间的摩擦、减缓社会及政治压力、巩固民主与政治制度、提升“弱小政体”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几个国家建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结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
3.实施区域功能政策。(1)竞争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统一大市场、消除政府间恶性竞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欧盟,竞争政策被奉为单一欧洲市场的第三根支柱,因为它的目的是通过消除一切阻碍、限制或扭曲欧盟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行为,保证欧洲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的和谐有序进行[7](P13)。欧盟竞争政策有着雄厚的法律基础。然而,我国目前的竞争政策的法律基础很不完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第7、30条有相关限制不正当竞争的条款外,很少有其他法律涉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地方保护的规定。因此,要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的合理竞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就必须建构竞争政策的法制基础。(2)区域(地区)发展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协调区域发展,减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区域政策必须以坚实的制度基础做保障,比如,欧盟的区域政策有3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后又发展为包括发展基金、结构基金、凝聚力基金在内的丰富的资金体系)、涉及地区问题的政策机构(主要包括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对各类具有不同程度地区效应的政策予以协调[8](P159)。可以看出,独立运作的基金、专门负责的职能机构和区域政策间的协调是保证区域发展政策有效落实的基础。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事业中,我国政府必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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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abstract】it is a pressing and important how to manage an enterprise from strategic level, facing today’s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era is coming, and the essence of 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is to manage an enterprise from strategic level.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ategy and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and then i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the three on the whole. a triangle model basing on strategy, culture and structure is presented out the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l is discussed.
【key words】strategic management; model; strategy; culture; structure
【文献综述】
1、目的和现实意义
战略管理是指企业确定其使命，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实现进行谋划并依靠企业内部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以及在实施中进行控制的动态管理过程，在西方，战略管理是续生产管理、经营管理之后的企业管理高级阶段，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企业运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要求在动荡多变的环境中求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环境的适应性，这一客观要求使战略管理应运而生。与生产管理与经营管理不同 ，战略管理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理论，它是一种整合性的管理思想，它强调了企业中研发、生产、财务、人力资源等管理职能的协调一致和有机结合，从而从整体和全面的角度决策涉及企业整体和长远的管理问题，以期获得整体最优的管理效果。
中国企业走进了与西方企业管理大致相同的三个阶段，所不同的是时间上的差别。可以说战略管理在中国企业的引进和实践，对于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整体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也看到，由于我国多数企业管理基础薄弱，加之实践时间尚短，在推行战略管理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如：
（1）重规划，轻实施；战略管理虎头蛇尾；
（2）重局部，轻整体，战略管理整合性差；
（3）两头重，中间轻，竞争战略陷于中庸状态；
（4）重模仿，“走捷径”；展览思维缺少特色；
（5）“用旧瓶装新酒”，组织结构与战略不匹配；
（6）以不应万变，动态竞争下的战略意识不足。
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影响战略管理的效果，甚至使战略管理流于形式。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按照相关承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市场开放的步伐必将加快，这虽然使国内企业的竞争空间得以扩大，但更主要的是将国内企业推向一个更大的竞争舞台，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对手。
在此前提下作者以分析探讨的精神构建企业战略模型：战略-文化-结构，以求从全局来系统地考虑企业战略管理的问题，把企业战略管理推上一个更高的高度。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与罗森茨韦克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总的来说，对战略管理的涵义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称之为狭义的战略管理，一种称之为广义的战略管理。狭义的战略管理即企业战略管理是对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和修正进行的管理，广义的战略管理则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运用战略对整个企业进行管理。也就是说，狭义的为企业战略的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对象是“企业战略”，是围绕企业战略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过程，广义的为企业的战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对象是“企业”，是针对整个企业所进行的战略性管理，目前，狭义的战略管理概念是占主流。按照狭义的理解，企业战略管理似乎是一种管理方法。企业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管理，必须首先制定一个战略规划，然后按照规划进行实施，这就叫战略管理。也就是说，企业不做战略规划，就谈不上是战略管理，然而事实上，很多企业并没有刻意地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但是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企业里就不存在战略管理。我们主张按照广义的概念来理解企业战略管理，而不应该把战略管理仅仅看成是一种管理方法。企业战略管理本质上应视为一种管理思路；从战略意义上去管理企业。这一理解并不排斥战略规划，但更强调的是一种战略意识或者说战略性思维的运用。
3、本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对企业战略管理之战略—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第一部分讲述企业管理主题的演变，并由此引出战略管理的历史形成及地位；第二部分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质进行讨论；第三部分对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讲述企业战略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关系；第五部分从整体上把握战略—文化—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构建模型，诠释模型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文章由广义战略管理与狭义战略管理之分论及战略与文化、战略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主张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企业”的战略管理，是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一种延伸。
企业战略是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整体谋划，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涉及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使命的确定，企业目标的建立，基本发展方针和竞争战略的制定等 。在环境日益多边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不管是否要做出书面的战略规划，企业战略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并且还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在企业内部取得统一认识。我们之里以一种模型来表述其中的内在联系，为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依据。并强调战略意识或者说战略性思维的运用，系统的把握战略、文化和结构的区别和联系，为企业的现实问题提供最优解、根本解。
【正文】
一、企业管理主题的演变
自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围绕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企业管理经历了几次管理主题的演变，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以生产管理为中心，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以营销管理为中心，再转变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战略管理为中心。
在以生产管理为主题的时代，由于产品市场供不应求，企业实行的是内部控制式管理方式，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内部生产效率上。这时，虽然也出现过某种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当时企业管理者并不认为是对企业的威胁，企业还没有谋划未来的需要。只是到了后期，由于各个企业竞相采用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使整个市场出现生产过剩和供过于求的局面，企业才开始意识到不得不面向外部、转向市场。随着生产过剩和供过于求状况的加剧，企业仅靠内部控制式管理，已无法应付未来的挑战和实现自己发展的愿望。于是，企业产生了筹谋未来发展的要求和行为，采取了推断式的管理方式，如目标管理、预算管理和长远计划等。然而，那时的长远计划是建立在未来可以根据历史推断的假设基础上的，完全依靠历史的推断来确定企业未来的目标和行动，并以此来应付环境的变化。显然，这还不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科学谋划，企业管理的主题只是由生产管理转向营销管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企业外部形成了一种特别庞大的、复杂的、不熟悉的、变化频繁的、难以预料的环境，使企业经营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此时，企业仅靠推断型的管理，再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了，而必须对新的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做出新的响应，采用新的管理方式，来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时代，企业管理的某种失误，所导致的不再仅仅是经营成果上的损失，而是要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入以战略管理为主题的，进入到战略管理的时代。战略管理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企业管理的一切工作都应纳入战略管理的框架之下。企业只有强化战略管理意识，按战略管理的思维和方法管理企业，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才能够管理好企业。不重视战略管理的企业，不仅很难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在环境急剧变迁的条件下，企业随时由可能遭到淘汰。
二、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质
学术界关于企业战略管理的涵义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称为狭义的战略管理；一种称为广义的战略管理。狭义的战略管理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对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和修正进行的管理，其主要代表是美国学者斯坦纳。斯坦纳在其1982年出版的《管理政策与战略》一书中指出，企业战略管理是确立企业使命，根据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要素设立企业组织目标，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并使企业使命最终得以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广义的战略管理则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运用战略对整个企业进行管理，其主要代表是美国企业家兼学者安索夫。安索夫在其1976年出版的《战略计划走向战略管理》一书中最先提出了战略管理一词，1979年又专门写了《战略管理理论》一书。安索夫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将企业日常业务决策同长期计划决策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系列经营管理业务。
概括起来讲，狭义的战略管理概念是指企业战略的管理，而广义的战略管理概念是指企业的战略管理。初看起来，这两种表述只是限定语的不同，而本质上它们的涵义是不同的。狭义概念下的企业战略管理对象是“企业战略”，是围绕企业战略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过程；而广义概念下企业战略管理对象则是“企业”，是针对整个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管理。目前，主张狭义战略管理概念的学者占主流。按照狭义的理解，企业战略管理似乎是一种管理方法。企业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管理，必须首先制定战略规划，然后按照规划进行实施，这就叫战略管理。也就是说，企业不做战略规划，就谈不上战略管理。然而事实上，很多企业并没有刻意地制定这样一个战略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企业里就不存在战略管理。我们主张按照广义的概念来理解企业战略管理，而不应把战略管理仅仅看成一种管理方法。企业战略管理本质上应视为一种管理思想：战略意义上去管理企业。这一理解并不排斥战略规划，但更强调的是一种战略意识，或者说战略性思维的运用。其实，战略管理并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概念，它就是一种思路，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与我们平常认识问题也要有思路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 ，战略管理的思路是一种系统思路，强调应站在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去认识企业管理问题，也不是习惯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事论事的片段式思路。我们认识到，企业总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停地在解决问题。然而，旧的问题在不断地得到解决，而新的问题却在不断地出现。尤其是在企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今天，这种现象更加频繁和严重。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没有运用战略性思维来管理企业。一般而言，从战略上管理企业可以从以下思路展开：
⑴ 判定战略问题。 这里所谓的战略问题，是指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全局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局部性的，有些问题则是全局性的；有些问题可能是暂时性的，有些问题可能产生长远性影响。对于一个战略管理者来而言，当遇到一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判断其是不是一个战略问题，如果不是，就应该将其过滤掉；如果是，就列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能否形成一种思维习惯，似乎事事必须亲历亲为才可以得到解决。这样做不但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来越多。战略问题和非战略问题交织在一起，往往会把人弄得晕头转向，心烦意乱，很难还有心思和精力去理出头绪，从战略上把握问题的要领。
⑵ 分析问题结构。 这就是要以解决战略问题为目的，寻求问题形成的结构。问题的结构通常是由相互耦合的多种因果关系环构成，每个因果关系环又由若干因果链组成，而每一个因果链代表一种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它们之间的作用方式可能是实时的，也可能是有时间延迟的。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分析问题，就能寻找到问题的根源，避免就事论事而始终也弄不清楚的现象。这种问题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问题系统，它具有被人们所忽视的反直观特性。彼得?圣吉在其《第五项修炼》中谈到系统思考法则时指出：今日的问题来自昨日的解决；愈用力推系统反弹力愈大；渐糟之前先渐好；显而易见的解往往无效；对策可能比问题更糟；欲速则不达；因与果在时空上并不紧密相连；没有绝对的内外等。这些都是我们因缺乏系统思考而反复出现的现象，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一直也没有意识到原因何在。因此，在明确了战略问题之后，运用系统思考揭示战略问题系统的结构是进行战略管理的关键。
⑶ 寻求根本解。前面提到，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往往无效或者甚至更糟，也不是力量用得越大越好或越小越好，而是要讲究“巧”，而且特别是要求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系统思考中有一个被称为“杠杆作用”的原理，有人对此用了一个绝佳的比喻，即“辅助舵”，辅助舵是舵上的小舵，其功能是使舵转动更为容易，船也因此而更加灵活。船越大越需要辅助舵，因为船在行使时，舵四周有大量流动的水使舵的转动困难。用辅助舵来比喻杠杆作用的巧妙之处在于：以它极小的体积和对p它极小的操作力却能产生极大的影响——轻松自如地转动以一定的速度行驶的巨轮。在企业战略管理中，解决问题的这种“杠杆点”也是存在的，并且它常常就是问题的根本解，找出这样的杠杆解以求问题的根本解决正是战略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
（一）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在战略管理中，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制订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优秀的文化能够突出企业的特色，形成企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且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有利于企业制定处与众不同的、克敌制胜的战略。
2、企业文化使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企业战略制订以后，需要全体成员积极有效的贯彻实施，正是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及辐射等作用，激发员工的热情，统一了企业成员的意志及欲望，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必须相互适应和相互协调。严格的讲，当战略制订之后，企业文化应该随着新战略的制订而有所变化。但是，一个企业的文化一旦形成以后，要对企业文化进行变革难度很大，也就是说企业文化具有较大的刚性，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强化的趋势。因此从战略实施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要为实施企业战略服务，又会制约企业战略的实施。当企业制定了新的战略要求企业文化与之相配合时，企业的原有文化变革速度非常慢，很难马上对新战略做出反应，这使企业原有的文化就有可能成为实施新战略的阻力，因此在战略管理的过程中，企业内部新旧文化的更替和协调是战略实施获得成功的保证。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相适应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相适应的关系有四种形式，如图1所示。
1、图中第一象限是指企业实施一个新战略，企业组织要素变化不大，而且这种变化与企业原有文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管理者主要考虑两个问题：
⑴ 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巩固和加强企业自己的企业文化；
⑵ 利用企业文化相对稳定及持续性的特点，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的实施的促进作用。
2、图中第二象限是指企业实施一个新战略，企业的组织要素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企业的原有文化有潜在的一致性。这种情况大多是以往企业的效益就比较好，他们根据自己的实力，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以求得更大的发展，或者他们总是试图扩大自己的主要产品和市场，以求得发展。总之，这种企业处于一种非常有前途的地位，他们可以在企业原有文化的大力支持下，实施新的战略。
在上述情况下，企业处理战略与企业文化关系的重点是：
⑴ 企业进行重大的变革时，必须考虑与企业的基本性质与地位的关系问题，即企业的基本性质与地位是确定企业文化的基础。高层管理人员在处理战略与企业文化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企业的任务可以发生变化，但这以战略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地位，因而仍然与企业原有文化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⑵ 要发挥企业现有人员的作用，由于这些人员保持着企业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可以保证企业在原有文化一致的条件下实施变革。
⑶ 在必须调整企业奖惩制度的时候，要注意与目前企业的奖励措施相连接。
⑷ 企业高层管理者要着重考虑与企业原有文化相适应的变革，不要破坏企业已经形成的行为准则。
3、图中象限三是指企业实施一个新的战略，企业的组织要素变化不太大，但这些要素的变化却与企业原有的文化不太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往往在生产经营中，在不影响企业总体文化一致的前提下，对某种经营业务实施不同的文化管理，但同时要注意加强全局性协调。因此，企业要对于企业文化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变革时，根据文化的不同要求进行分别管理是一个重要手段。
4、图中第四象限是指企业实施一个新的战略，企业的组织要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与企业原有的文化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必须考虑采取以下四方面的措施：
⑴ 企业的高层管理层要下定决心进行变革，并向全体员工讲明变革企业文化的意义。
⑵ 为形成新的企业文化，企业要招聘一批具有新的企业文化意识的人员，或在企业内部提拔一批与新企业文化相符的人员。
⑶ 企业要奖励具有新企业文化意识的分部或个人，以促进企业文化的转变。
⑷ 要让全体职工明确新企业文化所需要的行为，要求企业职工按照变革的要求工作。
企业高层管理这应该认识到改变企业文化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原有企业文化持续时间越久，则企业文化变革就越困难；企业规模越大、越复杂，则企业文化的变革就越困难；原有企业文化越深入人心，则企业文化变革就越困难。但不管改变企业文化的难度如何，如果实施的战略与原有的文化不相匹配，就要必须考虑对策，企业高层管理这应该认识到，急剧的、全面的改变企业文化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办到，但逐步的调整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因此有人主张，改变企业文化的最方便的办法是更换人员，甚至是更换企业高层管理者，即当企业确有必要实行新的战略，而渐进式的改变企业文化的措施又不能立即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企业只能作重大的人事变动，更换领导人员，聘用新的工作人员，并对他们灌输新的价值观念。对企业职工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断使职工理解实施新战略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最终使新战略与职工的价值观念达成一致，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的变革。 四、企业战略与企业组织结构
（一）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概述
20世纪60年代，钱德勒（chandler）深入研究了美国100多家公司的发展情况，收集了大量、详尽的史料和案例后，出版了《战略与结构》一书，提出环境决定战略，组织结构适配战略的思想，开创了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关系的研究。此后，组织理论界一大批学者又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了钱德勒的理论，并使其系统化、规范化。
战略与组织结构的有效结合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在于制定适当的战略以达到其目标，同时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以贯彻其战略。
但是，在目前实际的经营管理中，战略与组织结构的不协调仍然是限制许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虽然也很重视战略的制订和组织结构的设计，但却往往忽略战略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经营陷入困境。
（二）如何实现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的有效结合
1、企业战略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⑴ 企业战略的几个演进阶段
企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战略，不同的经营规模因而也有着不同的结构。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类型、规模、组织结构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起始阶段：企业往往是一些单一的生产厂家或销售者，执行某个单一的职能。这时常见的是直线型的简单结构，其特点是业主直接控制各雇员，并可根据情况随时改变经营策略，结构的变动也很简单。
第二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各单位间的协调及专业化要求的提高，具有分工协调和技术管理作用的职能组织结构便应运而生。它适用于那些环境稳定、产品和服务单一集中的企业。
第三阶段：企业发展为垂直一体化和相关多元化。此时的企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多种经营体，组织结构呈半自治状态。在这种结构中，各经营体是一种半独立的分支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自。这种半独立的分支机构又可分为事业部型、区域型等多种形态。
第四阶段：企业发展表现为多元化，特别是非相关多元化。此时企业往往采取独立经营体与职能部门共存的结构或集团型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各经营体除总战略和资金来源及使用方面受控于总部外，完全独立运作。
⑵ 企业战略影响结构的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战略要求不同的业务活动，从而影响管理职务和部门的设计。具体地表现为战略收缩或扩张时企业业务单位或业务部门的增减等等。
第二：战略重点的改变会引起组织工作的重点改变，从而导致各部门与职务在企业中重要程度的改变，并最终导致各管理职务以及部门之间关系的相应调整。
2、组织结构对战略的限制作用
以上我们分析了企业各阶段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战略在两个层次上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但是在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中，组织结构并不是完全由战略决定，跟随战略；反过来，组织结构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着限制作用。
首先，当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已经确立，人员已经配备，规章已经制定时，企业往往会力图避免过多地更改企业的组织结构；因为它会损失组织效率，分散企业的资源甚至造成企业运行的停顿。因此，企业在制订战略时会或多或少地考虑到组织结构的因素。一个完全与现有组织结构脱节的战略不会是一个好战略。
其次，在一个大企业中，重要的知识和决策能力是分散在整个公司之中的，而并非集中于高层管理人员。一个企业的结构将决定，低层的决策者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顺序，把信息汇集在一起为公司战略决策服务——它（结构）为高层管理人员制定战略决策设定了一个议程。
最后，企业的结构，还会影响那些到达高层管理人员的，有关战略实施的信息。从而影响高层管理人员对战略实施的评价，进而影响他们（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战略的修正。
3、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有效结合的措施
在对战略和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认真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五条使战略与组织结构有效结合的措施。
⑴ 对于各种组织结构类型的优缺点进行认真地分析比较，然后根据企业所处环境、企业发展阶段及战略决策的特点选择一种最合适的组织结构类型与企业战略相匹配。例如：地区分部结构适合于战略上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的用户的不同特性与需求。它可以使管理者参与决策制定并改善区域内的协调。所以，业务范围广泛的abb公司就将其管理结构按欧洲、美洲和亚太三个地域重新进行了设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产品分部结构是需要对特殊产品或服务给予特殊关注时的最有效的战略实施方式。此外，当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很大差异时，这种结构也被广泛应用。所以，这种组织结构就被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和宝洁公司所采用。
⑵ 对企业的价值链进行认真地考察分析。指出在企业战略中具有关键战略意义的组织单位，并使得这些单位成为企业组织的核心单位，以获得必要的资源、组织影响力及决策影响力，促进企业战略的实施。
⑶ 对企业的价值链进行分析，考虑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对企业战略实施意义不大的活动和能力，是否应采取外购的方式从企业外部获得。以在降低组织运作成本的同时使企业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战略的实施和核心战略能力的培养。
⑷ 如果企业的一项具有关键战略意义的核心业务不能够安排在一个组织单位内完成，那么需要加强分管这项业务不同方面的几个组织单位间的沟通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需要设立一个战略管理单位，对这几个组织单位的业务活动进行统一管理，以促使企业战略的顺利实施。
⑸ 当企业出现经营管理问题，组织绩效下降，需要制定新战略并改变组织结构与之相适。
五、战略—文化—结构
既然企业管理问题是一个系统，就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提出一种框架来认识企业中的管理问题。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曾提出过多种企业战略管理模型。从已有的模型来看，基本上都是根据狭义的战略管理概念而提出来的，也就是围绕如何进行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控制和战略修正而展开的，各种模型之间只是部分细节上的不同。这样的模型当然具有其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从广义的战略管理概念来看，就不再是一种合适的模型。
根据广义的战略管理概念，对一个企业实施战略管理，需要以整个企业为管理对象，是对一个企业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管理。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我们认为，不论企业大小，也不论问题多少，都可以围绕战略、文化、结构三个方面去认识一个企业。
企业战略是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整体谋划，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涉及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使命的确定、企业目标的建立、基本发展方针和竞争战略的制定等。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不管是否要做出书面的战略规划，企业战略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并且还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在企业内部取得统一认识。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提供咨询报告而写成的《企业必须面向未来》一书中所强调指出的：“对于没有战略的企业来说，就尤如在险恶的气候中飞行的飞机，始终在气流中颠簸，在暴风雨中穿行，最后很有可能就迷失方向。即使飞机有幸不坠落，也有耗尽燃料之险。如果对于将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明确的方向，对本企业的未来形式没有一个指导方针，不管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地位有多稳固，都将在这场革命性的大变革中失去其生存条件。”
企业文化反映一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决定着企业内在的凝聚力的大小。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文化力的作用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正是企业文化这一非经济的、非技术的因素导致了一些杰出企业的成功。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曾在广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个企业要在国际上站住脚，就必须做大。然而，这种“大”是要建立在“强”的基础上的，只有“强”才能保证企业在“大”的过程中不出问题。而使企业强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文化，这应该是一种价值观正确、全体员工都认同的粘合剂，是企业进行管理的一种内在基础。日本政府在总结明治维新时期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的经验时发表过一份白皮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的经济发展有 三个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是，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这说明，资本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在有了正确的战略的前提下，除了要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作保证外，还必须有健康运行的企业结构。在这里，企业结构是指企业作为一个系统的结构，是企业内部所有关系的总和，它决定着企业的运行效率。具体说来，企业结构包括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流程结构三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企业治理结构体现企业中的决策权力制衡关系，这一关系的合理性决定着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决策水平；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决策的执行载体，这一关系的合理性决定着企业决策执行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企业业务流程是指存在于企业系统中的信息流、控制流、人员流、资金流和物质流等流动规程，通过它们将企业的各个部分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企业系统呈现出动态的特性，其畅通性是企业结构关系合理性的综合体现。
在上述模型中，企业战略位于三角形的顶部，寓意产生向上发展的张力；企业文化和企业结构位于三角形底部的两个顶点，表示对企业战略起着支撑作用，并产生推动力。一般地，企业战略是针对环境而制定的，其基本出发点是充分利用环境的机会和回避环境的威胁，以寻求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为中心。由于环境是企业所不能控制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战略决定企业文化和企业结构，也就是需要按照战略的要求确定在企业内部应营造什么样的文化和建立什么样的结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战略实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文化和企业结构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虽然环境是企业不可控的，但对外环境的选择却会受到企业文化和企业结构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企业战略的选择。再从企业文化与企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企业结构受企业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因为企业结构关系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这种分配关系又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结构也会影响到企业文化，因为毕竟企业文化是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逐步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企业类比为一个人，那么企业战略体现为企业的智商，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企业结构就是企业的肌肤，三者共同构成一个高级生命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战略或者没有好的战略，即智商不高，纵然有美好的灵魂和强健的肌体，也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因经常迷失方向而耗尽心力和体力；虽然企业的智商很高，能制定好的战略，也有强健的肌体，但如果没有美好的灵魂，那么企业将会由于人心涣散而得不到发展；同样地，企业的智商很高，也有美好的灵魂，但如果没有强健的肌体，也难达成自己的心愿。因此，三者必须互相适应和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现代管理理论自诞生以来，似乎一直在追踪管理实践的热点。从把人当成“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到把人当成“社会人”的行为理论，再到重视人的作用的“复杂人”的组织文化理论等，都在强调管理实践中凸显出来的某一所谓重要方面。毫无疑问，管理理论的这些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如果真正回到管理的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其实都是需要的，都在发挥着作用。在实践中，并不因为提出了行为科学理论而不承认科学管理理论的作用，也不因为提出了组织文化理论而忽视行为科学理论的作用，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和组合而已。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框架，将这些理论统一在这样的框架中。
这里所提出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型”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在这一框架中，我们把企业管理问题视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面对现代管理理论所关注的战略、文化等问题，也要面对传统管理理论所论及的人、财、物运用效率等问题。后者不会因为前者的出现而消失，只是退为相对次要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退位”并不是绝对和永久性的，对于一个特定企业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次要矛盾完全有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因此，只有把它们纳入到一个同样的框架之下来管理，才能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动态和统领问题的全局。
这一尝试对于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利用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一个企业中的基本问题及其联系，为我们研究和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体系。模型告诉我们，一个企业不管存在什么问题和存在多少问题，首先都可以归结为战略、文化和结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把问题分别归为这三个方面之后，在把握三个方面的联系的基础上，再分别去寻求各个方面问题之间的联系，最终求得问题的根本解。
结束语
企业战略管理应该是一种称之为“企业”的战略管理，是针对整个企业所进行的战略管理，从战略、文化及结构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以三者的互动关系来把握整个企业的战略管理，对于管理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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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的总体要求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坚持“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完善制度、重在执行，循序渐进、务求实效”的原则，切实加强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着力解决公司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把保险公司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保险企业，不断提高保险公司竞争力。
——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项系统工程，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治理主体之间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制约，必须统筹考虑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从整体上推进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建设，才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由于发展历史、股东结构、业务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避免搞“一刀切”，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各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解决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完善制度、重在执行。加强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为治理主体提供规范的行为准则，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又需要不断提高制度的执行能力，切实发挥制度的监督约束作用，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
——循序渐进、务求实效。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从解决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入手，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积极探索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务求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努力做到“四个注重”，不断提高保险公司治理水平
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需要在实践中积极研究和探索，总结经验，把握趋势，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
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注重总结成功经验。近年来，各保险公司在建立和完善治理结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第一，优化股权结构是基础。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股权结构的状况密切相关，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增强股东之间利益的平等性、一致性和协调性，减少股东利益摩擦给公司带来的震动，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加强董事会建设是核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是联系股东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桥梁，也是二者之间的重叠部分。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董事会，既可以切实维护股东利益，又可以对公司经营管理实施有效监督。第三，形成内部制衡机制是关键。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用以处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关系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要在各治理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权力，形成有效的内部制衡机制。这些经验对于加强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续加以坚持。
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注重把握发展趋势。从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出现了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近年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股东法人化和机构化趋势不断强化，股东高度分散化的状况得到了改变。管理层越来越重视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联系和沟通，机构投资者与企业逐步建立了一种长期信任关系，促进了股东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健全。许多国家都在不断探索如何将股票、期权、声誉等激励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使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同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管理层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严厉的经济和刑事处罚。三是对中小股东和利益相关主体的关注不断增加。中小股东和相关利益主体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侵害，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机制。四是信息披露制度得到加强。各种公司丑闻、倒闭案件使各国更加重视信息披露制度。比如，美国《萨班斯·奥克斯法案》不惜增加公司的运行成本，要求公司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并认真加以研究，为加强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注重联系我国保险业实际。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险的行业特点。保险经营的高负债性、持续性和广泛的社会性，决定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既要维护股东利益，也要维护被保险人利益；既要从公司内部完善治理机制，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外部推动。二是保险业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安排，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密切相关。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充分考虑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处理好立足国情和吸收借鉴的关系。三是保险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不长、基础较弱，还处于初级阶段，保险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存在诸多体制性、机制，制约着公司又快又好地发展。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着力推动这些体制性、机制的逐步解决，为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要注重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国有保险集团或控股公司仍为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股权高度集中，董事会职能尚未落实到位，市场化选聘机制尚未形成。三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东行为尚需规范，一些股东对保险经营特点认识不充分；董事会制度不健全，议事规则和操作程序不规范，难以保证董事会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有的保险公司董事素质不高，一些董事对其承担的责任、权利和行为规范认识比较模糊。四是一些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这些都是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三、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切实加强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
今年初，保监会出台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下一步，我们要按照《指导意见》要求，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董事会建设。一是明确董事会职权。保险公司董事会除了具有一般公司董事会具有的共性特征，还要特别注意保护被保险人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保险公司董事会要切实负起内控建设、风险控制、合规管理等方面的最终责任，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中的指导、监督作用。二是健全董事会组织体系。各保险公司要不断加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建设，特别是审计委员会和提名薪酬委员会建设，切实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水平。三是提高董事会的专业性。董事作为公司的决策人，其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对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保监会已将保险公司董事纳入培训范围，下一步，将分期分批对各公司董事进行培训，使董事对法律法规和保险市场发展情况更加了解。四是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许多发达国家非常认同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认为独立董事可以减轻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各保险公司要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逐步提高独立董事比例，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五是强化董事会的规范性。完善的制度规则是董事会规范运行的基础。国际上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既有完备的董事会制度规则，也非常注重规则的执行落实。我国一些保险公司或者存在董事会制度不健全的情况，或者存在有制度不执行的情况。因此，必须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建立董事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制度执行，促使董事认真履行职责，减少董事会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影响。
第二，规范管理层运作。管理层是公司经营行为的实施者，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管理层的行为规范与否，对公司治理具有很大影响。近年来，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保险公司破产和会计丑闻，多数是由于缺乏对管理层的制约与监督而导致的。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国家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促进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保监会高度重视对保险公司高管人员的管理，适应保险业形势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人员提出的新要求，即将修改《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进一步加强对保险公司管理层的监管。一是根据管理职责的重要性，拓宽高管人员范围。按照新《公司法》规定，高管人员不仅指职业经理人，还包括对公司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岗位。《指导意见》根据保险业实际，要求保险公司建立总精算师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保险公司关键岗位职责。下一步，《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将把总精算师列为高管人员。二是加强高管人员在任职中的行为监管。高管人员因违法违规导致的经营风险主要产生于任职期间，加强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不仅要注重任职前的静态审查，更要注重任职期间的动态行为监管，便于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采取监管措施。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重要事项报告制，在高管人员任职发生变化以及出现违纪、违规、违法等情形时，保险公司要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建立重大风险提示函制度，在高管人员涉嫌违法违规或者违背忠实勤勉义务可能给公司带来严重影响时，对其出示重大风险提示函，进行监管谈话；完善高管人员重要信息数据库管理，逐步实现信息共享。三是加强对高管人员的诚信要求。高管人员要在任职资格申请材料上签字确认，对其真实性负责。一旦发现有骗取任职资格的行为，申请材料将成为认定违规行为的直接证据。
第三，强化内控机制。内控机制是公司各项管理工作的基础，是公司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如果说公司治理管的是大脑，内控机制管的就是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近年来，各保险公司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业务流程再造等一系列措施，内控机制得到明显加强。但随着经营环境和业务规模的变化，一些保险公司内控机制越来越不适应风险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各公司要高度重视内控机制建设，把内控机制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提高内控水平。一是把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作为内控机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各保险公司要针对业务的复杂程度、规模大小和性质差异，建立能够迅速识别、测量、评估、报告和控制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使用内部稽核和外部审计等各种手段，定期检查和评估保险业务的风险及经营过程的合规性，采取适当措施及时解决暴露出的问题。二是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内控机制建设的重点内容。公司内控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员工，即使有严密的内控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要大力加强员工培训和教育，通过考试、考核等多种方式，将内控标准深入到员工的日常工作和行为中，提高员工执行和遵守内控制度的自觉性。三是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内控机制建设的重要基础。信息技术是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有力支撑，良好的信息系统可以全面、合理、及时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反映及传递机制。各公司要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研究建立以内控机制目标为导向、以数据为中心的信息系统，为内控机制的高效运行提供良好平台。四是把外部评价作为内控机制建设的重要保证。保监会将逐步建立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对保险公司内控制度的健全和有效执行情况作出客观评价，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用于非现场监管，对内控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风险隐患较大的公司，进行重点监管。
第四，加强治理结构监管。我们提出把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保险监管的重要内容，目前，这项工作刚刚起步，很多制度还不健全，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抓好四项工作。一是建立非现场检查制度。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报告制度，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保监会报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重大决议，定期提交内控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合规报告。二是开展现场检查。全面摸清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编写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评估报告，针对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向公司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和建议，通过监管谈话等方式督促整改。三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监会将出台《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对象、渠道等作出具体规定。各保险公司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披露内部管理制度，全面、及时、真实地披露相关信息，逐步使披露行为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四是建立沟通机制。为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和重大决策情况，保监会将派人列席部分保险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会议。对于存在严重问题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将直接向保险公司股东反馈监管意见。
四、按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深化国有保险公司改革
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理论中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最核心、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此，深化国有保险公司改革，也必须坚持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与股份制保险公司相比，国有保险公司改革的任务更加繁重，面临的压力更大。我们要在巩固和发展股份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国有保险公司改革的力度，力争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取得突破。
九江的对外贸易，使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区农副业的发展，茶叶、棉花、经济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并出现专业化趋势。
(一)新兴的茶叶产区的出现
九江开埠通商以来，其茶叶出口量猛增，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地区的茶业发展。据史料记载：1871年，“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⑴于是，扩大茶树的种植，增加茶叶的产量，使许多新的产茶区出现了。187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商务报告称：
本埠周围产茶地区的发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极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该处距离287英里疑为87英里之误，笔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⑵
环鄱阳湖区的茶叶得到了普遍的种植：“江西省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五十年中，已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茶区，所有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出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⑶
不仅如此，茶叶的品种亦随着市场的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中叶，江西仅产绿茶。“那时江西的宁州一带茶区仅以绿茶闻名。而现在以及过去多年，福建红茶虽然曾大量输出，但宁州茶区所产的红茶也已为世人所重视”，“它在伦敦市场上，一般均售得极高的价格。”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中国商人在宁州茶区用原来制作绿茶的茶叶制出了一批红茶运往广州销售。结果颇受广州外商的赞赏，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红茶运往英国，“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此后销路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经常源源供应。”⑸这就使原来以出产绿茶闻名于世的宁州茶区，变成了专门生产头等红茶的茶区。由于茶叶的大量推销，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茶业发展，“故该地生产以茶叶为大宗，居民十之八九，赖茶为生。所产茶叶，向以红茶为主体，专销洋庄。”⑹
另外、浮梁、婺源、祁门、玉山、上饶、德兴、铅山和横峰等一带的祁红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亦得到了扩大。“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及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⑺如婺源在1931年以前，植茶面积约17万亩，⑻占全县总面积914万亩的1／53。⑼据统计，江西全省有30余县区出产茶叶。是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区。“观农商部自民国四年至八年所编之统计，中国产茶省份共计16省，茶园面积最广者为江西，达1，267，935亩。”⑽占全省土地总面积2．8亿亩⑾的1／200，占全省农地面积总3551．3万亩(含光泽、婺源两县)的1／28，面积是相当可观的。据记载祁红、宁红茶区涉及“三四百茶号，四五万茶工，百余万茶农。”⑿由于茶叶的普遍种植，使赣茶在全国茶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长期保持在20％左右，在江西的出口货值中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出口货值的第一位。
(二)赣北地区棉花的普遍种植
棉花是九江开埠以后带动其腹地商业的又一重要产品。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因素，九江府属的德化、湖口、彭泽等县原来就是传统棉花种植区域。从明朝以来，九江的封郭、桑落二洲所产的棉花就以核小绒多而著称。⒀从一些竹枝词中的材料亦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清乾隆时人李天英就在《龙城竹枝词》描写彭泽植棉的情景时载道：“木棉如雪满江乡，一岁能储两岁粮。其道近来花价好，明朝苏客又开装”；“官粮不欠是神仙。大麦才收又种棉；好在邻家新酒熟，三三五五叠猜拳。”⒁欧阳云《彭泽竹枝词》亦记述：“盼到秋收八月场，木棉花落客开装；输他贱买苏松去，贩布苏松价倍偿。”⒂反映了赣北植棉的大致状况。其时的棉花生产多是小农与布匹市场相互交换的产品，是建立在狭小规模的市场基础之上，因而数量还相当有限。
近代，由于出口需求的拉动，棉花种植逐渐增多。据同治《九江府志》记载：“洲乡宜粟，与黄豆并黍、稷、葛、秫、芝麻诸种号杂粮。近则木棉与杂粮各半。一以杂粮同时并播，艰于人工；一以木棉价值收成胜于他产，故凡值大有，洲乡视山乡尤丰。”1884年11月7日(申报》亦记载：“江西德化县之封一、封二、桑落等乡，山多田少，秋收以棉花为大宗。”傅春官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也说：“该县(德化县)出产农田之外，以棉花为大宗，每年约出二十余万包。”据1928年的调查，棉花的产量“九江及江北地方，每年产数约三十余万担，有运往上海出售者；有由久兴纱厂购买者，其数不能确定。”⒃由于九江产棉较普遍，《商务官报》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九江的产棉状况：⒄
查九江一隅，棉产虽不甚多，究亦不少。德化县小池口地方，每逢旺年，约出棉一万五六千担，棉色漂亮，视英属印度棉白不亮者远胜。较之江苏通州所出之棉，四季可纺，尚不能及。次则套口地方，亦可出棉三四千担，再次则洗脚桥地方，亦可出棉一千四五百担，再次则本城南门外，亦可出棉千余担。彭泽县属每年约共出棉七八千担。湖口县属每年约共出棉四五千担。其德安、瑞昌两县所出之数则又不及。惟此处并无棉花公司，其运销本省樟树镇及南昌、抚州、吉安等府，均系棉商零购，载以舟车，凡纱布由本地纺织而成，不及十之三四，有织成者，除湖口布销路略远外，余皆销行本地。至于能否仿照洋布，与洋纱比较优劣，窃以棉之最著者，惟美，美之棉系木本，结绒甚大，中国系草本，结绒远逊于美，中美之绒不同，出纱亦难与洋布相仿，目下改易种类，内地土脉相宜与否，尚未可知。
而且棉花种植区域亦突破了赣北地区，在其他地方亦渐有种植。据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记载：信丰县原来向产红瓜子等土产，为了开拓市场，在光绪三十二年，“派人赴彭泽德化德安一带，觅购棉麻种子……已购回德化德安麻兜二十担、彭泽棉子二千斤，饬令各堡绅士令回栽种。”⒅东乡县亦从九江购回木棉种子，在试验场种植，“且视本地所产为壮实。”⒆至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棉花种植面积明显有所扩大，1931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39．9万多担，居全国第10位，⒇而且出口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三)苎麻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随着出口需求的拉动，还促使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如苎麻、烟叶、油料作物等。夏布的出口，直接带动了苎麻的广泛种植。同时，近代由于航运业的发展，缆绳的大量需求，亦促进了苎麻等纤维原料的出口，相应地带动了江西的苎麻种植。苎麻是江西传统特产，栽培和利用的历史悠久，大面积栽培达55个县左右．其中万载、分宜、宜春、宜黄等县所产苎麻质量最佳。据1929年江西建设厅调查4县(武宁、瑞昌、德安、分宜)的产量总汁达33．9万担。据海关出口物品数额统计，1924年曾达18．8万多担(其中包括湖北武穴一部分)。江西烟叶亦得到普遍种植，民国之初，烟叶生产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据农商部1917的统计，江西每年产量在198．9万多担，“实为中国最大之烟草出产地。”[21]江西烟叶每年除留给自用之外，基本上都供出口。从九江海关出口统计来看，1928年出口总值为310万海关两，1929年为252．8万海关两。[22]
再次则是油料作物。从出口商品的货物来看，油料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20世纪初。这也直接促成江西油料作物广泛种植。据《江西年鉴》统计]934年种植花生65个县、芝麻56个县、大豆52个县、油菜籽46个县，其种植面积还相当稳定。具体情况详如下表：
从整体而言，九江开埠，使江西有了一个直接面对世界的窗口，同样亦从总体上改变了江西农作物的结构，使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增加。致使各县均有一些特色的经济作物提供市场。兹摘几例，以窥一般：
瑞昌县：“惟民山隙地，向种烟麻，随时谕令乡民推广种植，现在烟叶统税，本年已加收钱四百千文，苎麻统税，亦较往年大旺，因民之利而利之，似属已有功效。……该县南北乡出产，以麻与烟桕油为大宗，麻约出五六万担，烟叶约出十余万担，桕油约出五六千担。”[23]新城县(今黎川)：“县属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各行栈收买刨丝，打包装箱，经客商贩运苏沪及九江、吴城一带出售，销路既广，获利甚厚。”[24]
广昌县：“妇女均以绩麻为事，所织夏布，每年约出二万余疋，运销山东河南福建等省。价值约三万余金。……烟叶一项，产于白水镇驿前市等处，每年多则四五十万斤，少亦三十余万斤。每百斤价约八九两或十余两不等。近年有洋商信隆行夥，请领联单，来县采买。”[25]吉水县：“邑内并无大商巨贾，惟出产红瓜子薄荷油两项，间有美商粤人来县釆买，分运九江粤省销售。……折桂、中鹄等乡，所收红瓜子，已有美商新义泰洋行，来县采买，每石可售洋六七元。……三十二年，收红瓜子七八百石，每石可售洋六七元，薄荷油约收二三百斤，每斤售洋四五元。”[26]
鄱阳县：“土产烟叶，其质颇佳，商人贩运九江吴城等处，甚属获利。”[27]
另据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中有江西农民对农产品的支配情况亦可以看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高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经济部江西省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07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经济作物均作为商品出售市场有些竟高达96％，其中相当部分保持在60％左右。这一点和九江开埠后，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拉动不无关系。
二、非农产业的变动
非农产业是指当时的农家经济中，直接的农业生产之外其他非农性质的产业。一般来说，它们可以分成农家成员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农村的地方工矿业几种形态。受九江开埠通商的影响，江西的非农产业的变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传统手工业逐渐衍变，新的工矿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一)传统的手工业的衍变
九江开埠通商，加强了江西地区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手工业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继续发展。直至1929年以前，江西的机械工业并不发达，手工制品占主导地位，其收入仅次于农业，居于其他各业之上。而在手工业制品中，以土布为最，瓷器、夏布、纸张次之，制油、纺纱、制米又次之。
手工棉纺业：江西纺织业，长期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一般农村之手工纺织异常发达。19世纪末，外来棉纱开始涌人江西。机制纱初时只销售于九江、南昌、广信、赣州，后全省皆已流通。到1913年，江西已成为洋纱的主要销售地，“国外棉纱输入之数，常二倍或三倍由国内各埠输入之数。”[28]手纺之纱不如机织纱匀细，“内地人民有尽用洋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29]至1919年输入棉纱16．8万担。[30]此后平均每年外来之棉纱达10万担以上。二三十年代，全省出现了“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业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31]的发展趋势，全省各地无不织布之家，有的用洋纱与土纱混织，有的干脆全用洋纱织布。“每日织出之布，则由家中男丁负入城内，向各专卖土布店零卖，随时复在城内纱号零买洋纱归家以供纺织。”[32]据江西省政府1930年调查，吉水、丰城两县每年各产80万匹以上；龙南、峡江、清江、南康、新淦五县，年产各在10万匹以上；其余年产数千匹至数万匹的有南昌、东乡、进贤、上饶、新余、安福等县。13县合计年产约280万匹，值340万元。另据棉统会1933年调查江西27县，共产棉布900余万匹。[33]足见江西手工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手工夏布业：江西全年衣被所需棉花约60万市担，而本省所产棉花仅为15万市担，[34]为补充棉花之不足，便利用苎麻加工夏布，成为近代江西一种极普遍的农村手工业。全省83县，除赣粤边界及赣北鄱阳湖附近各县外，均盛产夏布，其中以上高、万载、宜黄、宁都等19个县区最为普遍，所产夏布最多。近代九江开埠后，夏布出口量大增，带动了手工夏布业的发展。夏布最旺盛时期是清末民初，加工夏布的家庭遍于乡间。德兴县的农村到处都见家庭加工夏布，“篝灯四壁，机声轧轧，卒发之谋，常取具于是。”[35]机杼之声在万载也处处可闻，全县有100多家作坊从事夏布生产。上高县最旺盛时每年有百万元的夏布进行交易，宜黄则为“各处夏布集中之地。”[36]至1933年，江西夏布的产量是94．7万匹，[37]占同年全国夏布总产量210万匹[38]的45％，居全国第一位。
江西生产的夏布，除供本省需要外，国内销往无锡、芜湖、常州、苏州、海门、上海、北京、山东等处，仅石城一县每年销往外地的就达10万匹，国外主要销往朝鲜、日本、美国等。从1912年至1930年，江西总共输出35万担，平均每年输出量约为1．8万担，“江西夏布运销国外者，约占输出量的1／3至1／2，余者则运销国内各埠。”[39]每年有6000至9000多担销往国外。同一时期，全国夏布输出国外40多万担，年均输出2万多担，江西年均输出量为全国的1／3至1／2。
由于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较强，成为出口的优势产品，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各县一些特色的手工业发展。
九江：“手工织布业，大都分布于小南门及塔岭北路，多为农民副业，然亦有专作此业者。每家二、三机或四、五机不等。……土布销路除本市外，以四乡镇及邻省较近之县份为主。”[40]
永丰县：“该县人所织夏布，向分春秋两邦出运，本年春邦共运出一千一百三十余卷，每卷价银十七八两。”[41]
安福县：“上年(光绪三十一年)出脑(樟脑)不尚旺，所出之脑，运往九江，转运外埠销售。”[42]
瑞金县：“该县惟毛边纸一项为出产大宗，现令纸槽人等，凑集资本，购机仿造洋纸。”[43]
石城县：“坪山一带，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年出口不下百万之数。”[44]
全省各县手工业产品年收入并无确切统计，但根据当时的各种数字，再参照30年代的产销情形，可斟酌近似数字，其情况大体如下：
这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既解决了农民日常生活所需，亦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
(二)农村小型矿业的发展
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各县乡小型矿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以煤业为例，由于轮船往来，九江地区对煤碳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地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工务：
光绪三十一年，沙令上铸表称，东乡龙兴源概括杨姓山场，有煤矿一处，约出煤三万余石广…。南乡则乾洞垅、田堡坂、净水垱、杉木港、大坳、两峰尖、难音洞、乾港、张家港、杨树港、岩山窳；西乡则王山岭、桃区、尖瓜山、万丈红杉树坪；北乡则袁传家泉、杨家沙滩等处地方，共有煤矿二十余处，每矿约出煤三五万石及数千万石不等。……均系乡民自行开采。
乐平县·矿务：
三十一年六月，张令树森表称，茅屋场四处，出煤甚多，煤质亦佳，其红火煤一种专销省浔两处，可供轮船及机器厂之用。……七月表称，张家山煤矿，本地居民，设立春丰厂，集资开采。……茅屋场现在煤价，每百篓约五十元上下。
随着九江通商的发展，以及洋货的大量深入，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亦使得江西内腹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即工矿原料和制造品亦开始融入出口贸易当中。尤其是北洋政府鼓励工矿业的发展，并相应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对工矿业加以保护，江西内腹地区的乡村亦出现了兴办近代工矿业的浪潮，申请给照者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68家。[45]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对江西商品经济的打击和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了它对江西商品经济的刺激作用。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江西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手工业相继遭到打击，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比如造纸业是江西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铅山县和石城县是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铅山“纸张一项，昔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但到光绪末年，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46]石城县“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昔年山口，不下百万之数”，但到光绪末年，也因“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47]景德镇的陶瓷业在明清之际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其瓷器在乾隆时期为江西“出口货第一色”，然而，到“咸同以降，出口大减，而洋瓷入口，岁且百万”；[48]夏布也是江西销路较好的产品，但是，由于洋布的输入，“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竟购外货，而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49]不仅如此，就是出口增长很快的茶叶，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本、印度、锡兰等地茶叶的竞争，也日趋衰落下来。义宁州本是江西著名产茶区，但是，由于“外茶日兴，中茶减色，制造不精，庄用及关税加重，种种折算，出户所入不过十分之一。”[50]因此，茶家纷纷转行。义宁州茶叶生产的衰落，也导致九江茶市的衰败，“茶市逐渐移至汉口，九江洋行、茶庄均先后收缩或停业。于是一般茶庄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途径，转趋于茶栈业，专营转运报关之事。”[51]在大量的机制产品输入使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亦迫使一些传统的农村产业转型，并开始缓慢地向近代工业过渡。
综上所述，九江开埠通商以后，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接触和交往，江西农业生产的结构随着市场的需求拉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茶叶、棉花、苎麻、油料等农业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棉纺织业、夏布业以及农村小工矿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彼此交相更替，使得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出口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也使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了许多近代社会的新因素，并引起了具有长远影响的质的变化。这些新质因素的生长，正反映了它们已开始走出传统，沿近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在洋货的冲击下，江西地区一些传统的优势产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并不断衰落，农业生产亦开始显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
注释：
⑴N．C．H，1872年2月8日，p102，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1474页。
⑵CommercialReports，1875年九江，p60，同上书，第1475页。
⑶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同上书，第1473—1474页。
⑷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394，同上书，第1474页。
⑸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394，同上书，第1474页。
⑹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编：《江西之茶》，1932年印行，第2页。
⑺R．Portune：AJourneytotheTeaCountriesofChina，p262—270．《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38页。
⑻《江西统计月刊》第3卷，第2期。
⑼《江西年鉴》，第2编，第1章《自然地理》，1936年版，第232页。
⑽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一卷第2期。
⑾《江西年鉴》，第2编，第1章《自然地理》，1936年版，第232页。
⑿《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载《经济旬刊》第七卷第13、14期合刊，1936年。
⒀同治《德化县志》卷9，《物产》。
⒁见《彭泽县志·艺文·诗》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⒂见《亦吾庐诗草》卷二，光绪二年刊本。
⒃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1929年铅印本。
⒄《商务官报》，戊申(1908)，第六期。
⒅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信丰县·农务。
⒆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东乡县·农务。
⒇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21]《江西之烟产与卷烟消耗》，见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1934年版，第315页。
[22]同上书，第316—317页。
[23]分別见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农务。
[24]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新城县·商务。
[25]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广昌县·商务。
[26]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吉水县·农务。
[27]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鄱阳县·商务。
[28]《江西棉货贸易之回顾与振兴棉织业之展望》，载《经济旬刊》第2卷(1934年)，第16期。
[29]《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洋货贸易悄形论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部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资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册。
[30]《关册》中文，1895年，上卷。
[31]《庐陵县志》卷四，宣统版。
[3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5页。
[3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1页、266页。
[34]吴宗慈：《江西通志稿》第20册，第100页。
[35]《德兴县志·物产卷之一》，民国八年刊本。
[36]商衍鎏：《江西特税纪要》(调查)，1929年铅印本。
[37]《江西年鉴》，1936年版，第942页。
[3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页。
[39]张景瑞：《江西产业现状之检讨》，《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2期。
[40]《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51、553页。
[41]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永丰县·商务。
[42]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安福县·工务。
[43]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金县·工务。
[44]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石城县·商务。
[45]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全宗号：1038，案件号：0957—1068。
[46]傅春官：《农工商矿纪略》铅山县·商务。
[47]傅春官：《农工商矿纪略》石城县·商务。
[48]林传甲：《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税关》，19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