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7-0047-05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积极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在全球流量中占比52%，在国际排名中跻身第五位。与此同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有学者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取自然资源、扩大市场规模、获得战略性资产[1]，并在资源联动效应、杠杆效应和学习效应联合驱动下寻求品牌、技术等竞争优势[2]。随后，大量的文献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关系[10，11，14]，对工业行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工业发展环境对工业行业提高资源使用配置效率，促进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更为迫切，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行业技术效率关系的探讨将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大多学者考察了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这些研究得出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OFDI可以提高母国的技术水平。Kogut和Chang[3]发现日本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大都集中于技术密集行业，指出日本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出于技术寻求动机，推测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Chang[4]进一步指出日本电子制造业对美国进行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发展技术能力。Serapio和Dalton[5]研究了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发现这些国家通过在美国建立R&D机构或者收购当地的R&D机构来提高技术和创新能力。Braconier[6]对比研究了瑞典FDI流入和流出两种渠道的研发溢出，结果显示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而OFDI逆向溢出显著。Driffield和Love[7]以1984～1992年英国制造业部门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OFDI会导致逆向溢出效应但局限于研发密集度高的行业，而且还受到产业空间聚集的影响。王宗赐等[8]采用1999～2007年英国、荷兰、瑞士、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发现OFDI使外资企业获得东道国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且OFDI带来的溢出效应高于企业自身的研发。
新兴国家OFDI是否跟发达国家一样会带来逆向技术溢出呢？Chen[9]等运用2000～2008年433家新兴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投资面板数据分析OFDI溢出效应，结论指出子公司若在技术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就能提升母公司的技术能力。我国学者赵伟[10] 最先尝试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检验我国企业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OFDI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微弱的促进作用。随后，众多学者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探讨，王英和刘思峰[11]选用1985～2005年数据进行研究，发现OFDI具有反向溢出，但是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弱于国内研发。陈恩等[12]的研究表明地区OFDI对本地区企业生产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王恕立等[13]指出OFDI显著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李梅[14]对1985～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FDI和OFDI研发存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存量显著提升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非常微弱。沙文兵[15]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论指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专利授予影响较小，国内的创新能力主要由国内R&D投入决定。
除了研发存量以外，学者们认为OFDI的技术溢出也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东道国是否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直接影响FDI的技术溢出。Borensztein[16]创建了包含FDI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从此以后，在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时，学者们逐渐开始考虑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陈岩[17]引入人力资本分析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逆向溢出效应没有影响。李梅和柳世昌[18]使用AR模型来考察人力资本、OFDI对技术逆向溢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指出OFDI没有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对OFDI技术逆向溢出的影响不显著。蔡冬青等[19]考察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得出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OFDI是逆向知识溢出，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由此可见，学者探讨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从刚开始单纯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加入国内研发存量、人力资本等影响因素。然而，实证指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相当不一致，得出的结论有：OFDI没有提升我国技术进步[18]、促进作用不明显[10，11，14]、促进作用显著[12，13，19]。结论上的差异源于不同样本的选择、指标衡量方式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差异。因为中国OFDI的流量或存量上升幅度大，所以对于省际面板数据来说，用考虑到OFDI最近变化趋势的省际面板数据将会使结论更准确。
在这些研究当中，众多学者忽视的问题是不同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差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OFDI对其技术溢出效果具有显著差异。另外，在考察人力资本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时，学者大多用受教育年限或者科技人员占比等来衡量，而忽视了制度因素和行业因素。资源行业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很可能不及高科技行业。制度环境将影响吸收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使得其在面对市场竞争约束以及技术学习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融资方式和政府支持力度大有不同，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技术溢出。鉴于最近出现的针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主要分析OFDI与生产率的关系，但很少有考虑工业行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本文试图扩展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国内研发存量、人力资本以外，将FDI、产权因素纳入模型中，区别于全要素生产率，侧重于考虑技术效率，采用2004～2010年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考察OFDI对工业行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3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
关键词:
机械制造工艺;合理化;机械设计
1机械制造工艺流程
从整体角度来对机械制造工艺流程进行分析，机械制造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1．1制造程序
这一步骤主要是将原材料直接制作成半成品，处理重点是对原材料的材质及材料的利用率进行规划。对于机械制造企业来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就一定要对材料的质量进行管理和监督，只有提升机械制造工艺原材料的利用方式，才能真正降低生产成本。
1．2零件定位
在零件定位中，可以运用多种定位方式，而技术人员采用何种定位方式也会直接影响零件的质量。为了提升零件质量，技术人员要结合定位方式与零件的加工需求，按照标准开展零部件的加工工作，这也是增加机械制造企业产品销量的主要手段。
1．3技术程序
这一步骤是将制造工序中已经获得的半成品直接加工成符合客户要求的成品，技术程序的加工要求更精细，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更高。
1．4加工精度控制
技术人员在对零部件进行粗加工后，还要对半成品状态下的零部件进行细加工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加工的精度要求在于零部件的形状、尺寸及表面质量等因素，为了真正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技术人员需要利用误差控制措施进行合理选择，进而提升产品的精度。
1．5装夹
对零部件进行装夹是将零件直接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上，在零件的装夹操作中，技术人员要保证零件固定位置的准确性，在确定好位置后，技术人员还要利用相关设计对零件进行深层次的固定工作。
2机械制造设计工艺的基本原则
2．1综合性
从本质层面来说，合理化的机械设计与机械制造属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二者本身所属类别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就产生了工作中的误差。基于此，技术人员要将综合性作为整个机械制造发展的基本原则，在总结传统机械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将机械设计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制造进行有机结合，以提升机械设计的整体质量。
2．2整体性
在对机械制造工艺进行合理化设计时，要先对机械设计的方案进行制定。在制定机械设计方案时，技术人员要遵循整体性原则，从机械制造工艺的整体入手，在确保各个部件合理的基础上，制定多个机械设计方案，从这些设计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作为机械制造的最终设计方案。
3机械制造工艺中的合理化机械措施
3．1提高设计标准化
制造工艺的核心是机械设计标准化，也就是在相对统一的设计标准中，保证技术人员设计的机械零件结构、规格达到高度统一，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机械制造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机械零部件的质量，这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技术人员在对机械制造工艺进行合理化设计时，一定要充分重视机械零部件的质量，按照国家标准实现标准化设计，以提升机械零部件产品的设计水平和使用性能，只有提升机械生产企业与机械产品的竞争力，才能真正提升机械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
3．2运用绿色制造工艺
技术人员在进行机械设计时，要不断尝试引入新的设计理念，改进传统的设计方法。在设计过程中，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认真贯彻落实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在此基础上，将机械设计与高新技术手段相结合。在机械制造企业运行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自身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只有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机械制造企业的长久发展，企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在保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机械制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目前的机械制造工艺，技术人员要将工作重点放在绿色材料的使用方面，从原材料及生产工艺两方面入手，共同保证机械制造与设计的系统化发展。
3．3提升加工精度
在机械制造过程中，客观差异是一定存在的，技术人员应尽量减少客观差异，以提高机械产品的精准度为准则，分析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确定机械制造中存在的潜在因素，以降低差异，提高防范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加工精度。提高机械产品的加工精度关键在于对夹具进行调整，技术人员应采用先进的测量工具降低误差值，确定误差产生的原因。目前，机械零件产品出现加工误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机械内部应力、热变形及系统应力等，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内部应力和热变形两大因素。提高加工精度的流程如图2所示。
4结语
机械制造工艺的合理化机械设计关键在于要有针对性地对机械设计进行分析，对机械生产过程进行合理分析，这两方面的分析都与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合理化要求有关，因此，技术人员为了保证机械设计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要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机械制造工艺的实际需求，系统性地分析各制造工序的注意事项，改进设计方法，根据工艺水平合理选择机械技术，保证机械设计与制造质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更好地促进机械制造工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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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直升机制造技术一直在不断革新，近年来更是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直升机制造方法大多为设计成型模板，然后根据模板进行零件、样件的制作和装配，而现在的制造技术已经更多趋于数字化，样机制作、装配技术等都已与计算机技术相联系。虽然新技术的应用对于直升机制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要求了更高的工装设计和制造技术。作为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当采用新技术时，即代表旧有技术即将过时，所以在设计思想、技术和方法方面都需要相关人员有质的转变，只有接受直升机制作新技术的复杂化和综合化，才能做好转变工作。
1.传统直升机产品设计和工艺装备设计过程
传统的直升机产品设计与工艺装备设计的分隔界面非常严格。直升机产品新研型号在论证总体方案之后，进入具体产品设计，完成对产品的详细设计后，制造厂工艺部门分解制造任务，并促使生产车间提出工装订货，由工装生产单位进行制造。
直升机的设计和生产过程分以下几个阶段：
①根据对直升机的基本要求进行概念设计;②当概念设计通过后，开始对直升机布局进行总体设计，并对主要零件结构等进行分别设计;③总体设计完成后，要对直升机工作时的各项参数、性能规划、对工装的要求等进行详细的设计，最后以设计图纸作为结论。这是直升机设计方面最重要的阶段;④在正式生产前要试制产品，并进行试验;⑤试验通过后可以将设计定型;⑥生产定型阶段;⑦进入生产阶段，即制造厂商开始制造直升机，工装部门根据图纸分配给各个生产车间工装任务，由其制造其中一部分，最后将各个部分进行组装成型。
在直升机整个外形和结构设计完成之后，直升机制造单位的工艺主管人员依照产品各部分装配组成情况制订工艺方案，依据产品设计所发放的产品图纸与相关信息，确定对各类工装的需求，随后工装设计单位分派具体的工装设计任务。另外，在设计过程中为保证工装的刚度和强度，工装设计人员还要依照经验增加保险系数，还要进行产品与工装、工装与工装、产品与产品的静动态干涉检查。
2.直升机装配工艺设计的主要内容
直升机装配工艺设计是一个“自顶向下，逐步求精”的过程，构成直升机装配工艺设计的基本单元是部件的装配工艺设计，贯穿于直升机设计、试制和批生产的全过程，为部件装配提供工艺技术上的准备。部件装配工艺设计在直升机设计、试制阶段的工作重点虽然不同，但其主要内容为：①划分装配工艺分离面;②为确保装配的互换协调性与准确度，选择合适的工艺方法;③确定各装配元素之间交接供应技术状态;④确定装配定位方法及其基准;⑤选定设备、工具和工艺装备;⑥装配顺序的确定，包括工步、工序及各组成元素之间的先后关系;⑦零件、标准件和材料的配套;⑧工作场地的工艺布置。
3.直升机产品设计与工艺装备并行模式的形成
传统直升机设计方法采用串行方式进行，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错误，必须按顺序返回上一层重新进行相应工作，明显增加了时间成本与设计人员的负担。而在引入数字化技术后，直升机的设计工作就由串行变为并行，结构设计、总体设计、工艺设计等可以同时进行，并可以实时制定每一个产品的信息模型，在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研制成本。
受直升机事业的发展及周期短、型号多等的影响，传统的厂所独立的直升机研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一定要通过信息化手段，采用多厂所协同、联合研制的新体制，建立一个统一的协同研制环境。协同工作平台作为管理与产品和生产有关的信息与过程，是实现直升机工装设计与产品设计并行的关键中介，是解决目前问题的最优方案，也是工业生产需求与企业计算机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而以协同工作平台为媒介，规范的三维数字化设计、并行设计为主线的全新数字化设计模式应运而生。
4.传统设计流程与现行并行工程设计方法存在的不足
经过多年的直升机制造实践，传统设计方式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相应的规范，这样在直升机设计时就有了更多的参考。但是，这种设计方法采用串行方法设计直升机，每一步骤都很繁琐，当完成几个步骤后，不但耗费了大量时间，而且设计人员也会感到疲惫，从而影响以下步骤的设计质量，这种问题在传统直升机设计中不可解决。
采用CAD技术对直升机全机外形和内部结构数字化模型的建立，传统的工装设计方法暴露出工作效率低、设计质量欠佳和制造周期长等弱点。CAD系统应用到装配工装设计这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不能完全满足工装设计思路。第二，由于直升机零件的规格、尺寸等并不是一成不变，即找不到标准模型，所以只能二次开发软件进行具体工装的三维数字化定义，效率还是达不到人们的期望。
工装设计变更一般分为两种：第一，对于直升机相应部件的尺寸更改，工装设计时相应的结构、位置等也要更改。第二，直升机内部一个小零件的增加、删除或者形状的改变都可能导致总体设计的改变，这时工装布局结构就要重新设计。
5.结束语
通过将直升机产品设计、工装设计的并行性和串行性相比之后， 我们会发现并行方法大大优于传统串行方法， 不但节省时间成本，而且能够提升直升机质量，并行性设计方法会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流方法。以并行设计的协同来紧密连接设计单位和制造单位，共同协作完成新产品研制任务，在协同的基础上强调设计中的标准化作业，更加注重效率与质量，这对于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快速相应市场的需求，降低研制成本，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 各个企业、单位都要与时俱进，积极跟踪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探索创新新的直升机设计、制造技术，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引言
作为21世纪的主导材料，复合材料具有重量轻、强度高、加工成型方便、弹性优良和耐化学腐蚀等诸多优异性能，这些都是直升机结构所盼望的理想性能，因而在直升机设计制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复合材料的高成本成为限制其扩大应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复合材料低成本化就成为复合材料技术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在介绍复合材料在直升机制造领域的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对复合材料的低成本制造技术进行介绍。
1 复合材料在直升机结构中应用
直升机具有的飞行高度低、速度慢，无气动热问题，载荷相对较小等特点，为直升机结构采用复合材料设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直升机采用复合材料不仅可减重，且对于改善直升机抗坠毁性能意义重大，因而复合材料在直升机结构中应用更广、用量更大，不仅机身结构，而且由桨叶和桨毂组成的升力系统、传动系统也大量采用树脂基复合材料。目前相继出现了全复合材料的机体，据报道S-75，MD-900，D292、波音-360，PAN-2， V-22，N11-90和BR-117等直升机均属全复合材料机体。美国的RAH-66（科曼奇）武装直升机的机身蒙皮、舱门、中央龙骨大梁、整流罩、旋翼等结构均由复合材料制造，其复合材料用量达到了总重的51%，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复合材料最多的实用直升机。我国在这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仍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国产Z9型直升机的复合材料用量达到了总重的25%，其旋翼、涵道垂尾、尾桨叶、机身等部件均由复合材料制造。
在直升机产业应用最为广泛的复合材料为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FRP），其具有比重小、比强度高、耐高温、减振性好、耐疲劳性好等优点。近年的发展趋势是发展液态成型纺织复合材料和非热压罐成型技术，即低成本制造技术。芳纶纤维复合材料（AFRP）拉伸强度高、弹性模量高、比重小、热稳定性高、耐介质性能好，其防护性强，可作为武装直升机的复合装甲材料，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现已研制出“光谱屏蔽”材料，这种由光谱纤维及芳纶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已经在国外军用直升机制造领域得到了应用。光谱纤维是一种高强度、高模量的聚乙烯纤维，用其制成的编织物能迅速消散发射中产生的能量，它的比强度为钢的10倍，比重0.97。其作为一种轻质高强的直升机装甲系统材料，用于一系列军用直升机型号中，如美国陆军“黑鹰”的地板及座椅装甲及“科曼奇”的部分部件。
2 复合材料低成本制造技术
虽然应用复合材料可大大降低直升机机体重量，提升直升机性能，但复合材料构件制造成本远远高于铝合金构件的事实依然是制约复合材料在直升机领域广泛应用的最大障碍。因此研究开发复合材料低成本制造技术是目前急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对直升机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复合材料的低成本制造技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2.1 树脂传递模塑（RTM）技术
树脂传递模塑（RTM）技术是一种低成本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其优点是低压操作、环保、铺层设计灵活性大、生产周期短、后加工少、形成的层合板性能好且表面质量好。但传统工艺的缺点是孔隙含量较大、纤维含量较低、树脂在纤维中分布不匀、树脂对纤维浸渍不充分。针对这些缺点，技术人员做出了相应的改进。改进后的RTM 技术主要包括真空辅助传递模塑（VARTM）、热膨胀树脂传递模塑（TERTM）、树脂膜浸渍成型（RFI）、连续树脂传递模塑（CRTM）、共注射传递模塑（RIRTM）、Seeman复合材料树脂渗透模塑（SCRIMP）和紫外线固化树脂传递模塑（VRTM）等。
2.2 预浸料制备和热压罐成型技术
预浸料制备技术的研究包括降低材料成本和提升自动化程度。现在所应用的夹层预浸工艺不仅提高所制备复合材料的耐湿热性能，还提高了预浸料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应用成本较低的大丝束纤维成为可能。热压罐成型是采用手工铺叠方式，将增强材料和树脂（含预浸材料）按设计方向和顺序逐层铺放到模具上，达到规定厚度后加压、加热、固化、脱模、修整而获得制品。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制品的密实度和层间粘接强度。
2.3 自动铺放技术
自动铺放技术主要包括自动铺丝和自动铺带技术，其具有高效、低成本的特点，特别适合于大尺寸和复杂构件的制造，减少了拼装零件的数目，节约了制造和装配成本，充分利用材料，并极大地降低了材料的废品率和制造工时，对自动铺放技术研究最早源自复合材料机身的制造。纤维铺放技术解决了应用传统缠绕工艺所产生的缝隙、纤维滑移、厚度无法改变等问题。在大型复杂形面上铺放和压实连续预浸纤维，使得纤维在芯模上的铺放完全在无压力状态下进行。目前自动铺放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了复合材料制造成本。
2.4 电子束固化技术
电子束固化技术是在上世纪九十年展起来的一种低成本制造技术，是目前研究最多、最有发展前景新型非热压罐固化工艺，可用于大型大厚度的复合材料构件。它通过高能电子束诱发复合材料树脂基体产生交联反应，从而得到交联密度高的热固性复合材料。该工艺的优点是固化温度低、能耗低、模具成本低，固化过程时间短、速度快、效率高、环境污染小， 并可与RTM、拉挤、缠绕等自动化成型工艺相结合使用，从而使复合材料制造成本进一步降低。
3 结论
先进复合材料在直升机产业的应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加工制造技术，在今后评价直升机竞争力的指标中，复合材料的用量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而大规模采用复合材料的关键是掌握先进的低成本技术。但现阶段我国直升机产业面临的实际问题是由于国外的技术封锁及技术贮备的严重不足，使我国直升机用复合材料的制造及应用水平与国外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作为我国直升机产业骨干大企业的哈飞集团，应积极创新、不断挑战国际先进水平，为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直升机制造商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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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我国需要加快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此过程中，核心技术缺乏，研发投入不足等已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纷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主动获取东道国当地的技术资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弥补技术差距，并实现技术赶超。因此文章从投资动因和作用机制这2角度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1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2000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在此情况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而对外投资地区以及投资行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85465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650609万美元，增幅高达828.52%，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由2003年的3322222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791050万美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投资存量由2004年的12398万美元迅速扩大到2007年的152103万美元。
2投资动因
国内学者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冼国明和杨锐（1998）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企业有可能主动采取逆向FDI方式,以期改变其技术开发和累积过程中被动的、渐进的路径，并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马亚明，张岩贵（2003）提出技术扩散的存在使得通过FDI来寻求技术成为可能，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以合资的形式到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最大化公司之间的技术扩散，以最大可能地寻求和利用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李蕊(2003)在研究跨国并购的技术寻求动因时，发现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可以使跨国公司获得大量与核心技术相关的技术，使其技术研发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增长，技术研发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加快了开发、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进度。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现有各种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跨国公司技术研发的投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取得各种现有研发成果，提高了跨国公司技术研发的质量和水平，加快了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速度。孙建中（2004）提出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是我国获取核心技术的现实选择，原因在于：①增强投资机制功能的动机；②降低技术移入成本的动机；③加快技术获取速度的动机；④提高技术获取效率的动机。吴先明（2007）指出在动态的全球竞争条件下，以寻求创造性资产为目标的海外投资并不以垄断优势为前提条件，具有局部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逆向投资，采取在发达国家当地建厂、设立技术监听站和跨国并购等形式，寻求并获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性资源—创造性资产，并通过全球化来利用这些资产构建新型的资源和能力基础。申俊喜（2008）注意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由于产业升级路径的跃升、技术获取方式的变迁以及知识吸收能力的增强，实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利用外部技术的重要路径。这一策略不仅可以打破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实现以技术创新国际化带动市场国际化。综上所述，寻求技术资源在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7年我国居民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为116件，而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专利申请数分别为239、582、2610、285和800件。此外，2007年我国R&D支出占GDP比重为1.49，而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R&D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08、2.53、1.79、3.44和2.68。这显示，对于我国而言，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如果我国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以获取反向技术溢出，有利于赶上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华为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分别在法国设立了3个研发中心：塞尔日中心（无线技术的基础性研发）、拉尼翁中心（固定宽带研发）、伊西中心（移动宽带研发），而且2009年华为公司在瑞典哥德堡即将开设一家新的研发中心，主要专注于微波、基站和基于IP的网络研发。华为公司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成功的打入了竞争激烈的国外市场。
3作用机制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增多，其作用机制也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2006）认为中国对不同的东道国经济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制不尽相同。其中，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主要通过研发要素吸纳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并购适用技术企业机制促进中国技术进步，而对于新兴工业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成本分摊机制占主导地位。杜群阳（2006）提出反向外溢的渠道一是母国企业可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领导者建立更紧密的地理联系，以降低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获得积极的外溢效应;二是母国企业可利用与东道国的产业联系，实现知识获取，以获得反向外溢。尹冰（2006）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逆向投资实现技术进步的传导机制，包括技术传导的动力因素、传导路径、影响因素和传导效应四大环节。冯跃（2008）提出发展中国家逆向FDI主要通过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关联效应、渗透效应等途径影响母国企业乃至母国国内整体技术水平，其中传导机制包括创新激励机制、学习激励机制。尹华和朱绿乐（2008）认为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主要通过模仿跟随效应、联系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平台效应四个途径获得反向技术外溢。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反馈机制，得出了4种主要的反馈途径：①海外研发反馈机制。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来自2个方面：创新R&D和适应型R&D，前者更类似于“技术获取型FDI”，而后者则像是“市场开发型FDI”，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要素、研发机构、信息等R&D资源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R&D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②收益反馈机制。如果将收益汇回国内，母公司可以增加研发投入和人力投入，从而增强自身的核心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若保留在子公司则可以实现海外研发反馈机制。③子公司本土化反馈机制。子公司本土化可以促使母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的等方面更为直接、快捷地与发达国家进行交融和沟通，特别是获得有如东道国的网络支持、上下游溢出等其他方面无法实现的效应。④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效应。从社会和宏观的角度来看，OFDI的外部性发生在其母国厂商从某一公司的跨国投资中受益，即公共效应。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作用途径主要为降低研发成本、母国子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之间高素质人才的流动、对产业链上下游厂商的技术扩散等。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分析万向集团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作用时，重点提到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收益反馈和网络支持效应。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则在华为公司体现的更为明显。截至2008年底，华为近8万名员工中，海外员工已超过22000人，其中海外本地员工超过12500名，海外员工本地化率达到了57%。这有利于华为吸引和保留国外人才，以及提供在不同国家员工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企业的不同的海外扩张阶段，可能不同的作用机制起主导作用。在对外投资初期，我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处于比较劣势，可能面临亏损局面，这时收益反馈机制很难发挥作用，而在后期，我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逐渐赶上发达国家企业，以及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市场竞争情况，导致获利增加，从而体现出了收益反馈机制。
4结论
由从投资动因和作用机制来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技术动因，而且总体上可以促进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获取反向技术溢出的程度受到企业治理结构、国际化经验、投资模式、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此外，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例如联想在收购IBMPC部门过程中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于我国技术创新基础薄弱，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实现反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我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冼国明，杨锐.技术累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研究.1998(11).
[2]马亚明，张岩贵.技术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关于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南开经济研究.2003(4).
[3]孙建中.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生产力研究.2004(8).
一、 引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通过对全球30个国家152 000家跨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OFDI）所引致的研发活动对于提升以专利申请来衡量的母国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5.。OFDI已成为获取国际技术溢出、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渠道。因此，本文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效应的存在性，许多学者做了相应的实证研究。一方面，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OFDI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Branstetter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通过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大量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1]。Iwasa和Odagiri同样以日本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日本企业的海外专利引用量与其在美国的研发机构的研发经费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日本企业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2]。Driffield和Love利用英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研发（R&D）资源密集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3]。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无显著影响。Vahter和Masso通过对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微观层面的母公司确实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却没有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层面（中观）和国家层面（宏观）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4]。Bitzer和Kerekes运用17个OECD国家产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OFDI对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同样表明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5]。
国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赵伟等采用LP模型，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能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对于R&D资源密集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该影响更为显著[6]。邹玉娟和陈漓高通过VAR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同步关系，但其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7]。王英和刘思峰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也发现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8]。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从实证研究来看，许多文献的回归模型将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对外直接投资额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是对外投资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脱离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外国的R&D溢出以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本质；（2）理论研究指出，母国的吸收能力是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我国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却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3）大量的研究致力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鲜有关注我国不同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不同效果，即对外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因此，本文试图在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 OFDI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核心假设的提出
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OFDI逆向溢出的机理进行了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基于OFDI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技术创新能力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别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充分接近东道国R&D资源，利用东道国先进的生产要素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技术、资源和人才向母公司转移，由母公司吸收和消化，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进而通过示范效应和外部溢出促进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促进母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首先是研发要素的吸纳机制，海外子公司通过吸纳东道国的研发要素（人才、技术等战略资源）而获得最新的技术，把握技术的动态发展；其次是研发成果的逆向转移机制，海外子公司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资源优势，对新产品进行研发活动，并将研发成果通过逆向转移使母公司获取更加先进的海外技术；最后是研发人员培养机制，海外子公司可以通过与东道国高技术研发人才合作、在东道国科研机构的学习等途径培养自己的研发人员，这些研发人员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可以提高母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上述三条路径的融合，母公司可以获得海外研发溢出并对此进行消化、吸收以转化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通过示范效应扩散到本地区及全国，带动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虽然OFDI能够为母国提供获得东道国技术溢出的机会和渠道，但技术溢出和扩散效果需要接受方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
国际R&D溢出理论指出，投资母国的“吸收能力”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Cohen 和Levinthal的研究指出，吸收能力即企业对新技术的识别、消化并利用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一种能力[9]。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通过跨国公司接近并获取东道国的资源、知识、技能等技术要素，并将其与自身技术相结合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追赶和跨越的目的。Siotios指出当东道国自身的研发和技术水平较低时，或者投资母国不具备吸收和消化领先技术的能力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很小[10]。茹玉骢认为，吸收能力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11]。因此，如果跨国企业及母国没有足够的吸收能力去消化、吸收和模仿外部获得的先进技术，那么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技术溢出将难以转化为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需要以一定的吸收能力为前提。
由图1可知，母国的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对外直接投资使母国企业进一步接触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资源，有效克服了母国与发达国家间技术转移的距离障碍，而吸收能力的缺乏则会极大地制约吸收和消化新技术、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能力。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先进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等具有较大差异，技术吸收能力有所不同，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也呈现一定的区域性差异，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75%来源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12]。因此，不同地区进行OFDI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三、 计量模型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国内R&D资本投入的大小。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其变化不仅来源于国内R&D的投入，而且还可从海外R&D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因此，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来源于本国的研发投入和对海外研发资本溢出的吸收。
Coe和Helpman研究进口贸易吸收国外R&D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时建立了CH模型[13]，这个模型是Coe和Helpman在Grossman和H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后来，Potterie和Lichtenberg改进了通过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投入的计算方法，把OFDI作为溢出渠道，提出了LP模型[14]，随后该模型被大多数学者研究国外R&D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时所使用。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1，2，3，…，n，代表国家，Tit代表i地区在t期的技术创新能力，Sdit代表i地区t期的研发投入存量，Sf-lpit代表i地区在t期获得的外部技术溢出。一般来说，一国获得海外R&D溢出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一是通过模仿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等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升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二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技术外溢；三是通过母国企业走出去（即OFDI）接近东道国先进的R&D资源获得技术外溢。正如前文所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从发达国家获取R&D投资溢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跨越的重要途径。Sf-lpit由三部分组成：通过进口溢出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Sfinit），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Sfdiit），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Sofdiit）。
由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外技术溢出需要母国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越强，技术溢出越明显。Benhabib和Spiegel指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我国对海外R&D溢出的吸收能力间接影响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15]。因此，本文用人力资本（H）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 在上式中加入H与Sofdiit的交叉项来衡量OFDI逆向技术溢出中吸收能力的作用， 计量方程修正为：
四、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的统计始于2003 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3―20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不包含，因其数据量过小且不全，故予以剔除，也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建立国内研发投入、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海外研发溢出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我国OFDI、FDI以及进口规模的大小，结合各国研发资本存量的多少，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新加坡、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以色列、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共26个国家（地区），作为测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样本。选取这26个样本国家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这些国家（地区）与我国有进出口贸易联系，也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国，且占据了各项金额的绝大比重。截至2011年底，我国对这26个国家的OFDI存量占我国OFDI总存量的54.43%，获得的FDI占我国FDI总存量的72.83%
由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卢森堡、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的投资绝大部分具有避税或中转性质，此处在计算OFDI和FDI总存量时剔除了这五个地区的投资存量。，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52.61%[12，16]。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资料以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的统计数据， 世界R&D资金主要集中在上述国家。因此，本文选择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1.技术创新能力
本文采用专利授权量表示技术创新能力，专利反映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和设计成果情况，充分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往研究选择该指标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数据的可得性；二是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日趋完善，专利授权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较具代表性的指标。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专利授权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本地研发资本存量
本文取2003年为基期，运用Griliches提出的方法[17]来计算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期的研发存量，以2003年当年R&D投资支出流量除以折旧率和基年后5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2003年的R&D 存量，即Sd2003=RD2003/（g+δ）。g为各省份2003―2008年R&D支出的平均增长率，δ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本文借鉴肖文等的研究将折旧率设为9.6%[18]。其余年份的R&D存量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Sdt=（RDt）+（1-δt）Sdt-1。其中RDt是每年投入的研发支出（换算成2003年不变价格），由此得到各省市自治区2003―2010年的R&D资本存量。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R&D支出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
对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测算，现有文献大多采用LP的方法，本文也沿用这一方法。但由于本文使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在具体测算时分两步进行：首先，依据公式Sofdit=∑（OFDIjt/GDPjt）Sdjt计算全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其中j=1，2，…，26，表示本文选取的26个样本国家（地区）。上式中，OFDIjt表示在t时期我国对j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GDPjt为j国在第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Sdjt表示在t时期j国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其计算与我国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使用的方法一样，一般研发资本的折旧率取5%。其次，根据Sofdiit=（OFDIit/OFDIt）Sofdit计算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其中OFDIit/OFDIt表示i省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我国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各国的R&D支出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OECD Factbook，各国的GDP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详见 htt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详见http：///unesco/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OECD Factbook数据详见http：///economics/oecdfactbook_18147364；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详见http：///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我国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4.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
类似于Sofdiit的度量，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Sfdiit的计算沿用LP方法：Sfdiit=（FDIit/FDIt）Sfdit，其中Sfdit=∑（FDIjt/GDPjt）Sdjt，FDIjt表示在t时期j国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据，FDIit/FDIt表示i省t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总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5.各省市自治区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
类似于Sofdiit的度量，各省市自治区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Sfinit的计算沿用LP方法：Sfinit=（FINit/FINt）Sfint，Sfint=∑（FINjt/GDPjt）Sdjt，其中FINjt表示在t时期我国从j国的进口货物额，FINit/FINt表示i省t时期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例。我国从各国的进口额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6.人力资本存量
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国际通常的做法是采用Barro和Lee提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进行近似计算[19]，本文沿用此种方法，将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省份人力资本存量（H）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各省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2003―20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就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一） 数据平稳性与内生性检验
在估计模型之前，我们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保证总样本单位根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LLC、IPS、ADF 和PP四种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各变量的水平值中lnT、lnSfinit的四种单位根检验结果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表明存在单位根。而lnSdit、lnSfdiit、lnSofdiit和lnSofdiitlnH在LLC与PP检验拒绝原假设，但IPS与ADF并没有通过5%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对所有变量均做一阶差分处理后再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四种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六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由于变量是同阶单整，因此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于时间跨度较小的面板数据，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 统计量是最有效力的，因此本文主要考虑这两种检验方法。表3中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本文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
考虑到本地研发资本存量会影响技术创新水平，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会促进本地研发投入的增加，从而影响本地研发资本存量，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由本地研发资本存量与技术创新互为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如果存在内生性问题，那么最小二乘估计将是有偏的，为此本文以本地研发资本存量（Sdit）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Davidson和MacKinnon提出的方法[20]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DavidsonMacKinnon检验统计值为1.591 1，相应的p值为0.208 9，表明模型不存在内生性。
（二） 全国总样本估计结果与系数解释
面板数据主要有三种回归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如果从时间上看不同个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截面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那么可以将所有的面板数据混合运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即混合回归模型。如果个体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对特定的个体而言，组内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则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假定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服从某一随机分布。接下来根据本文的数据特征确定三种模型中哪种最为恰当。首先通过固定效应存在性的F检验，在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固定效应检验的原假设是混合效应模型，从Eviews 6软件结果（见表4第二列）可知，概率为0，即拒绝原假设，因此摒弃混合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数据生成过程属于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的方法是，通过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斜率估计量与误差成分模型斜率估计量差异的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表4的结果显示，概率为0.004 8（小于0.05），即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lnSofdiit和交叉项lnSofdiitlnH对全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为了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净作用，我们通过对回归方程取一阶导数得到dlnT/dlnSofdi=β4+β5lnH，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由系数β4以及交叉项系数与人力资本乘积β5lnH共同决定。若β4+β5lnH>0，意味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反之，对外直接投资则会阻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看到，lnSofdiit的系数为-2.360 3，而交叉项lnSofdiitlnH系数为0.354 6，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在人力资本lnH（即吸收能力）大于6.656 2的条件下才能对国内创新产生正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平均技术吸收能力为6.758 4，超过门槛值，因此就全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直接嵌入研发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有效利用海外研发存量，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也即假设1得到验证。同时，可以看到国内研发资本存量lnSdit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lnSdit的系数最大，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
（三） 逆向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
现在运用以上计量模型，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这三个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从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中，lnSofdiit和交叉项lnSofdiitlnH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是显著的，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类似于全国的分析，通过计算得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吸收能力的门槛值分别为6.826 6和6.674 2。而由表1可知，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分别为6.846 8和6.665 9，将其人力资本存量均值与门槛值对比，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东部具有显著正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于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却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效应的不同，可能来源于各地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各区域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各有不同。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在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和进口方面占我国总比重较大，其人力资本和自主研发投入等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可以较好地对获取的外部技术进行消化和吸收，从而对该区域产生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扩散至全国，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而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其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弱；另一方面，较低的人力资本也是导致其技术落后的重要因素。由于对技术的吸收能力有限，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本地吸收效果较差，对外直接投资对该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不大，甚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挤出本地自身的研发投入，从而对该地区的技术创新反倒起了阻碍作用。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假设2也得到验证。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替代上文中总的专利授权量，具体结果见表5。从回归结果看，当选择发明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的结果与之前估计结果（见表4）基本一致。表5中，全国吸收能力门槛6.736 4（小于平均值6.758 4）；东部地区为6.832 5（小于平均值6.846 8），表明OFDI对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而中部地区仍旧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吸收能力门槛值亦超过平均值，OFDI对西部地区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说，本文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分析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就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理论方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需要以一定的吸收能力为前提。假设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200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检验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探讨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验证了假设1。第二，就不同区域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却具有负面影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假设2也得到验证。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
（二）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和区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虽然我国的技术研发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很多核心技术、高新技术领域仍然需要借助国外。加大向发达国家的技术驱动型对外投资是实现技术跨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Braconier等通过对瑞典的跨国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国越发达，研发资源越密集，则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明显[21]。Lichtenberg和Potterie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若投资于研发密集的国家，母国的技术水平会因对外直接投资而提高[22]。而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领域集中在低技术领域，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
其次，要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来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关键是要提高母国的消化吸收能力。如果不提高我国的吸收能力，即使再强调企业走出去，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投向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接触最先进的技术，也很难带动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政府需加大国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提高我国各区域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应根据各地的技术吸收能力的不同，实施差异化的对外投资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所引致的技术溢出。
最后，一国国内技术创新能力最终依赖于本国自己的研发资本存量。就国内研发投入而言，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是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政府可以通过相应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采取税收优惠、补贴等措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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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作为现代计算机科学快速发展后出现的新的学科，其具有包涵科学种类丰富、技术能力要求强、应用范围广、实践环节多等特点，因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深入和推广，信息技术已成为素质教育中提升学生知识文化水平和社会技能的重要学科之一。由于信息技术教学的起步及推广较晚，所以，对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技能的研究便成为现阶段推进计算机技术教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为实现信息技术教育的稳健快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就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结合学校的自身优势资源，培养起符合发展要求的信息技术教学先进教学理念，使信息技术教学拥有更加丰富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技巧，同时也拥有更加成熟的学科教学模式和教学体系，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之所在。[1]
一、信息技术教学发展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技术也随之发展并推广开来，计算机技术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各领域的作用不断增强，所以，在各级学校中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已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发展主流，就现阶段信息技术教育现状来看，其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阶段我国信息技术教育已初步构建起以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阶段――大中专教育阶段为整体框架的信息技术教育体系。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教育主要针对小学及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学生；普通高中阶段则针对高中阶段学生；大中专阶段则主要针对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的学生，其覆盖面积以涉及到教育体系的每一环节。
2.现阶段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知识结构已建立起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信息技术教学结构体系。该体系中，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信息技术教学要求学生认识信息技术中的主要设备，能够熟悉操作设备；普通高中阶段的信息技术教学则要求学生掌握主要的办公软件和其它应用软件；大中专的信息技术教育则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相关程序编辑等复杂的信息技术。
3.现阶段我国信息技术教育已初步构建起来一套针对不同阶段教育的信息技术教育方法和教学技巧。纵观我国现阶段信息技术教学来看，我国信息技术已初步构建起来一套符合我国教育体系的计算机教育方法和教学体系，其包含了信息技术理论教育和信息技术上机操作教育两方面，保证了学生信息技术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学习。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呈现良性发展、健康发展的势头，总体上看，信息技术教育已形成了符合我国教育体系的教育结构和教学方法体系，在信息技术知识结构组成上，已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完善的知识体系组成，但是由于我国复杂的教育教学空间组成，各地区较大的教育教学资源组成，使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仍存在有较多问题。[2]
二、信息技术教育中实践教学技巧应用分析
由于信息技术教育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开放性、技术应用实践性、科学技术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从学生学习的角度出发，创新相关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教学中相关教学技巧的运用，将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理论与操作相结合，使信息技术教学能够以更加实用的方法，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适当的引入实践教学技巧，能够增强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在计算机信息计算方面的实践能力，所以在信息技术教育中采用实践教学技巧尤为重要。
1.课堂理论课讲授中，融入计算机实践操作讲解，便于学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实际操作中的效果。由于计算机理论的科学性较强，所依在传统理论课中，单纯讲解理论知识往往较为枯燥，而适度在理论讲解中加入实践操作讲解，能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更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操作步骤及后期效果，使理论课中理论讲授变得简便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例如，在信息技术教育中绘画板使用理论讲授一节中，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可采用多媒体终端，在结合课本知识讲解的同时，在投影仪操作演示中，多绘画板下每一窗口、工具进行逐一操作，之后可组织学生参与讨论，便于理论知识学习。[3]
这样的教授方式，利用先进的多媒体系统，利用多媒体教学的实践教学技巧，增加了学生感官体验的同时，适当加入互动教学环节，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使信息技术理论可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从而改变了传统理论讲授往往只依据课本作为唯一的教授工具，使传统沉闷的“填鸭”式课堂变得更加生动，从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2.信息技术上机课中，通过主机控制终端，教师先就上机操作内容进行演示，之后学生根据教师演示流程自主操作，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教师针对问题予以解决。由于计算机上机课程中，教师在课堂中往往扮演管理者的角色，使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较多，操作困难，导致上机课难以发挥实践课程的作用，而教师在上机课中适度增加实践教学技巧，通过教师实际演示，让学生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操作过程，从而提升学生学习水平和学习兴趣。
例如，在计算机办公软件使用上机操作一节中，教师在上机过程中，通过主机控制终端，通过实践教学技巧，亲自演示办公软件的打开，操作，调节行间距，调节字体颜色、首行缩进等知识点，之后让学生自主实践。
这样的讲授方式，改变了传统上机课，教师只负责管理计算机房设备的管理员角色，使教师能够通过实践教学技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计算机操作中去，在提升学生兴趣的同时，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三、总结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教学是一个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而来的全新的学科，由于其科学性、复杂性、时代性等特点，在计算机教学过程中增加实践教学技巧能够在提升教学效率，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对信息技术教学而言，其是一个重要的课堂教学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引言
航空工业被誉为“现代工业之花”，其专业几乎覆盖了所有工业门类，集成数学、空气动力学、材料学等上百种学科和7000余项技术，这一尖端科技领域，行业专利储备应远远高于社会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航空工业形成了以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两大巨头为核心的竞争格局，随着这两大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包生产和技术转移，他们以知识产权为竞争手段、以专利进行垄断的竞争模式进一步加剧。例如，从1960年起，波音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累计提交了3.4624万件专利申请，空中客车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累计提交了3.0776万件专利申请。截至目前，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在华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达到了2237件和3264件。庞大的专利数量背后，除了有其强大的技术储备作为支撑之外，还与其企业内部科学的专利挖掘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因此文章主要对民机领域的专利挖掘方法进行讨论，以期为国内民机企业开展专利挖掘工作提供参考。
1 专利挖掘的方法
专利挖掘就是从专利的视角，对纷繁的技术成果进行剖析、拆分、筛选以及合理推测，进而得出各技术创新点和专利申请技术方案的过程。一般而言，专利挖掘的方法可以分为技术要素的变更、技术要素的组合、技术点细分以及创新理论运用等多种方式，现进行分别论述[1]。
1.1 技术要素更改法
技术要素的变更是通过对专利中涉及到的技术要素进行实质性更改所产生的新的技术方案的方法。专利文献所体现的技术要素不只是指权利要求中所包括的技术特征或者技术步骤，还包括了说明书或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可能替换的技术要素。技术要素可以包括部件、材料、装置、安装位置，形状、加工方法等。技术要素的替换应注意其替换的特征必须与原特征具有实质性的不同，否则可能会落入等同原则的范围，从而影响其新颖性[2]。
空客公司于2005年申请了一件飞机机翼前缘结构（图1）的专利。该专利给出了一种用于保护飞机结构的装置，该技术方案与通常的前缘结构的区别在于将铝合金的前缘板更替为纤维金属层压板（GLARE），从而利用该材料出色的抗裂纹、抗腐蚀和防火性能力提升飞机前缘抗鸟撞性能。
1.2 技术要素组合法
组合专利是指将某些技术要素进行组合，构成一项新的技术方案以解决现有技术客观存在的技术问题。组合分为显而易见的组合与非显而易见的组合。
显而易见的组合：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仅仅是将某些已知产品或方法组合或连接在一起，各自以其常规的方式工作，而且总的技术效果是各组合部分效果之总和，组合后的各技术特征之间在功能上无相互作用关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叠加，则这种组合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非显而易见的组合：如果组合的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彼此支持， 并取得了新的技术效果；或者说组合后的技术效果比每个技术特征效果的总和更优越，则这种组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发明具备创造性。
如图2所示的美国Level-3公司的一件美国专利即是将摄像头安装在了客舱内以方便驾驶员对紧急情况下的客舱情况进行监视，该专利即是将客舱摄像头与驾驶舱内的显示器等通用的技术要素进行了组合，产生了可以对劫机等以意外情况进行监视的技术效果。
1.3 细化差异法
在专利挖掘的过程中应避免对技术问题、创新点大而化之的去分析，而应当尽可能从大的结果细化到小的技术问题上来，这样能够使得专利挖掘的对象更为清晰，专利保护的范围更为全面。
一般而言，一个项目的研发过程需要攻克多项的技术点。因此应在产品研发过程涉及的多项技术点通常可以形成多件专利。技术点的细分可从功能以及结构两个维度进行细分：如一种飞机驾驶舱产品从结构上可以从前风挡、起落架舱门、前雷达罩、操纵台等等结构或部件设计的角度进行细分。而功能上可以从抗鸟撞、视野增强、人机交互、防劫机等方面进行。飞机的任何一个部件的研发的过程中会涉及多个技术点或技术层面的内容，因此其产生的专利不会是单件，往往是一族或一群。
1.4 创新启迪法
目前世界上拥有多达300种的创新方法，可以考虑在解决一些技术难题中引入创新理论，从而开拓解决问题的新思路。TRIZ理论就是最近为各行业广为应用的一项创新理论。TRIZ理论认为：任何领域的产品改进、技术的变革、创新和生物系统一样，都存在产生、生长、成熟、衰老、灭亡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TRIZ认为发明问题至少要解决一对冲突。而TRIZ理论中冲突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冲突，另一类是物理冲突。TRIZ理论总结出用于解决技术冲突的40条通用发明原理，并为了冲突描述的标准化总结出39个技术参数，针对每对冲突均列出一些发明原理。
波音公司在开发737改进型飞机时，设计人员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引擎的改进需要增大整流罩的面积以使其吸入更多的空气，即需要增大整流罩的直径；但整流罩直径的增大将使它的下边缘与地面的距离变小，从而会使飞机在跑道上行驶时产生危险。这样在“发动机的功率”和“整流罩与地面的距离”之间就产生了技术上的矛盾。为了解决如上技术冲突，运用TRIZ理论，所得到的解决问题的发明原理为不对称原理，受此原理启发，波音的最终设计为：增加发动机罩的直径，但为了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把发动机罩的底部由曲线变为直线（不对称），把发动机部件移向两侧，这就形成了737改进型的发动机短舱唇口为扁平形状[4]。
因此一些先进的创新思维工具的应用可以多角度提升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
2 结束语
专利挖掘是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文章对基本的专利挖掘的方法进行叙述，同时对专利挖掘方法进行了举例，但专利挖掘工作的开展不能仅靠专利挖掘方法的普及。还需要配套措施的支持。如专利挖掘方法培训；专利的配套奖励，企业内部专利检索能力的提升等，只有各方面工作同时推进，才能将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得到切实得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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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机械类学科的网络教学，大大提升了机械类学科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机械相关的理论知识、各种设计图、装配图、零件、机械动作设计等内容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展现出来，突破了传统口述和二维图画展示的教学方式，突出了现代教学理念中对机械理论知识的分析及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完成机械结构的设计与分析、机械运动方案的设计等内容，真正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虚拟现实技术在机械类网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对整合机械类学科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果和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机械类网络教学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拟现实技术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一般指采用穿戴式数码设备来实现的虚拟场景技术，即能够通过虚拟现实，让人们体验真实场景的相关技术和方法。
在机械类网络教学中使用的关键虚拟现实技术包括桌面式、沉浸式、叠加式、分布式。桌面式虚拟现实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通过显示器，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示物体模型，通过输入设备对物体模型进行360°的操作和浏览，从而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和体验的一种技术。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是通过穿戴式设备，为体验者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角度创造一个全新的虚拟环境，从而使其融入虚拟环境中体验逼真的模拟效果。叠加式虚拟现实技术是在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将显示实际环境的相关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中，而后以穿透型的头盔显示器为基础，叠加计算机在实际环境的数据基础上虚拟的图像，从而带给体验者虚拟环境的逼真感受。叠加式虚拟显示技术增强了体验者的虚拟感受，其可以真实地按照实际工作需求对虚拟环境中的虚拟物体进行操作，从而完成相关的虚拟体验。在叠加虚拟现实技术上，增强实际的数据传输，将体验者的动作真实地同步到生产环境中，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实现生产环境的操作。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是在其他虚拟现实技术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打造一个丰富、共享的虚拟空间，从而突破上述虚拟现实技术的空间限制，实现世界各地体验者的零距离体验，进行机械类学科的学习与交流。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将计算机处理、数据存储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实现分布处理，通过不同地理位置的分布计算机共同协调，从而实现远程协作的教学目的。
三、虚拟现实技术在机械类网络教学中的应用
1.构建机械类网络教学平台的虚拟资源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教师可以构建完善、可视化、形象直观的机械类网络虚拟平台资源。学生在课前预习或课后复习时，能够通过该虚拟平台中直观形象的网络虚拟模型，实现对相关机械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思考，进而提升自己的空间思考意识和创新能力。首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机械类学科构建虚拟网络教学平台。结合微课的形式，学生在教师的讲解下，对教学模型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对机械结构和动作原理进行分析和理解。其次，通过虚拟网络教学平台，可以丰富学习环境。通过各种全新、直观的教学模型，教师可以让学生对新型教学方式产生好奇心，进而对机械类学科的学习呈现浓厚的兴趣，从而在教学平台上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最终提升教学质量。最后，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教学平台增强了机械类学科教学的交互性和可视性。学生学习机械理论知识、分析机械结构和动作原理将更加轻松，真正掌握机械类学习的理论知识和内容。
2.构建虚拟现实化的实训网站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轻松实现DW可视化的网页编辑器，从而让学生轻松地对网络预订的教学模型进行查看、编辑、增强等操作。学生登录到该教学网站，通过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可以对机械类教学模型进行设计、同步设置、还原等操作，将理论知识应用在虚拟现实中，从而提高学生的交互性学习和实际应用技能。
四、总结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 逆向投资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国际投资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优势论视角的传统FDI理论无法解释逆向投资中发展中国家无优势企业进行FDI，以及并不获利的FDI项目仍在进行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和修正，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可能性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产品差异、高科技和大规模投资以及高超的企业管理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拉奥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在于为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而进行的企业创新活动。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FDI，即“顺向投资”（downstream investment）产生的原因，而没有对发达国家FDI，即“逆向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把触角直接伸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坎特威尔教授与其学生托兰惕诺共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技术能力迅速提高，产业结构明显升级，对外投资的产业领域也开始由传统产业发展到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从海外经营的地理开发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受“心理距离”的影响，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沿袭海默（S.Hymer）的企业特定优势的视角，国外学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FDI的可能性，使得不具备特定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无法获得理论的支持。中国学者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探索解释逆向投资的FDI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开展FDI可以提升企业的优势，因而是必要的。
马亚明和张延贵应用策略分析的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FDI和企业的优势具有双向的关系，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促进FDI的开展，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FDI来寻求、创造优势，即FDI可以促进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培育。作者批判了海―金传统，即认为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就不具备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可能性。相反，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应该积极地参与国际直接投资：“从短期来看，学习型的FDI（逆向投资）可能会招致利润的亏损，但从长期来看，前期的FDI可以学习与积累经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改善企业在未来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此外，王炜翰在对内部化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将资源观/知识观引入传统的FDI理论，指出以知识观的角度审视FDI，它是企业获得资源和知识的途径之一。吴先明通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
这些研究阐述了企业可以通过FDI来寻求、创造优势，指出开展逆向投资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增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完全忽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分析会误导企业以交学费的心态从事FDI，这在实践中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国内的企业来讲，资源都比较有限。长期来看，FDI确实可以为企业创造优势，但是如果在短期内的亏损已经让企业无力承担，那么FDI的积极作用就无从谈起。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战略资产寻求理论
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逆向投资实践， Makino提出了战略资产寻求理论。战略资产寻求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资产开发型和资产探索型FDI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两类FDI，两者的主要区别见表1。资产开发型的视角将FDI视为企业专有资产的跨国界转移，而资产探索型的视角则将FDI视为获取东道国创造性资产如技术、营销和管理技能等的手段。其中心命题如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是当他们具有了某种可以在发达国家利用的所有权优势，当他们意图寻求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技能时，他们也会开展FDI，因为东道国的这些技术和技能更为优越或者在母国的某一产品市场领域根本不存在。由于FDI的主流理论只采纳了开发的视角而没有采纳探索（创造）的视角，因此无法解释通过FDI所产生的创新过程。有关这一类型FDI的研究表明，企业特定的所有权优势不仅产生于对专有资产的占有而且产生于企业具有寻求或者有效配置东道国企业拥有的补充资产的能力。
具体地，Makino对战略资产寻求理论的理论框架描述如下：首先，企业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动机产生于区位特定优势―可能是自然禀赋（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裕也有可能是创造性禀赋（战略资产）丰裕。其次，企业的投资动机直接影响区位决策，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企业会选择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而寻求市场和战略资产的企业通常会选择投资于发达国家；决策过程中，企业的能力会增强或削弱动机对区位选择的作用。Makino利用328家中国台湾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企业如果也具有很强的技术吸收能力，这些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投资于发达国家。
战略资产寻求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企业的逆向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逆向投资是必要的，因为企业可以通过FDI获得先进的技术和技能。其次，逆向投资也是可能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之前的技术寻求经验具备了学习吸收的能力。但是，如果说海―金传统单纯强调了企业自身优势对FDI的推动作用，那么战略资产寻求理论又过于强调区位优势的拉动作用。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折衷分析
战略资产寻求理论虽然分析了逆向投资的动机和区位选择，但是根据动机理论，内在的需要是动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企业特定因素而不是区位特定因素首先决定了企业的FDI动机，而企业的FDI动机会进一步直接影响区位和进入模式的选择。在战略资产寻求理论的基础上，借鉴邓宁的OLI折衷范式（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Eclectic Paradigm）， 本文建立了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模型（见图1）。
首先是模型中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融合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产业升级理论，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具备的小规模技术、当地化技术以及通过产业升级获得的高新技术构成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高新技术的掌握无疑会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能力。同样，发展中国家企业掌握的灵活适用技术也完全可以应用在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而不仅仅是应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成熟的产品市场细分化趋势显著，某些利基市场恰恰需要的是一些灵活的适用技术。引进学习型企业的资源观/知识观观点，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同样构成企业的优势，并使得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FDI成为可能。因此从根本上讲，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某种所有权优势，否则就是一种盲目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是模型中的动机因素。如前所述，资产开发型FDI包括了资源、市场、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FDI的起步阶段，这类投资动机目前主要是寻求市场或资源，只有少部分企业开始考虑为寻求最大效率的FDI全球布局。资产探索型FDI即战略资产寻求型FDI虽然在形式上与资源寻求型FDI类似，但是它与开发型FDI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寻求互补资产特别是技术等无形资产，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模型中的区位选择因素。早期FDI所考虑的主要是区位的资源和市场优势。随着FDI的发展，跨国公司意识到企业应该对FDI进行全球布局，以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效率寻求型FDI要求所选择的区位有助于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引入知识观，一个国家的区位优势也包括了他所集群的产业技术创新优势。因此，资产开发型FDI指向区位的自然禀赋，具体区位的选择可能是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资产探索型FDI则要考察区位的创造性禀赋，通常位于发达国家。
最后是模型中进入模式的选择，这里指FDI进入模式的选择，包括合资、并购和新建的方式。如果企业具备很强的所有权优势，希望通过资产开发寻求资源、市场或效率，很显然企业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和保持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交易成本因素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中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在效率寻求型投资中企业还会考虑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通常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独资新建的方式。相反，在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投资方式的选择必须有助于企业获得这些通常是默示技术和知识的战略资产，组织的学习吸收能力因素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会倾向于选择横向并购或合资。但是并购通常面临整合问题，需要较多的国际化经验，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合资的方式成为首选。
综上所述，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逆向投资可能是市场寻求型FDI，也可能是战略资产寻求型FDI。图2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折衷分析的结果。开展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不仅能开拓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获得根植于东道国的创造性资产，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是与单纯强调FDI对企业优势的促进作用不同，本文认为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学习、吸收能力，即有效配置东道国企业拥有补充资产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拉奥.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John Wiley&Sons出版公司，1983
2.刘易斯•威尔斯.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
中图分类号:F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20-0001-03
人民币自汇改以来持续升值,给中国外向型经济部门带来了深刻影响。目前对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很多,但具体到中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尤其针对高技术产业的分析就更少。高技术产业承载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任,人民币升值对这一产业究竟产生了怎样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共分四部分:一是升值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发生机制;二是日元升值对其高技术产业的影响与启示;三是对人民币升值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的实际效果分析;四是结论。
一、本币升值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的作用机制
汇率波动对一国某一产业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和国际投资渠道来实现。汇率变化会对高技术企业的进出口价格以及外贸绩效发生作用,导致利润水平的变化。汇率还会改变企业的海外投资成本从而引导国际投资规模和方向,也会导致国际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和替代,这无疑也将影响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汇率传导理论的研究表明,汇率变化不会引起进出价格同比例变化,不同类型商品的价格对汇率的反应程度是有差别的(Manuchehr Irandoust,1999)。面对汇率变化,那些差异程度越大、替代性越小、市场集中度越高的产品,国外出口商维持利润加成的能力越强。高技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性,所以出口企业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强,汇率波动对高技术产业的产品进出口影响很有限。
汇率波动会影响跨国企业的利润率和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间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包括FDI和对外投资)的结构和流向。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相对生产成本(Cushman,1985)及财富效应(Blonignen,1997)两种渠道来影响。Cushman发现,当预期外国货币升值,会降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东道国。Blonigen认为,外国货币升值使得外国投资者比本国投资者愿意提供更高的投标价格。因为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和本国市场相分割的外国市场,而本国投资者则因贬值而不能进入外国市场。将分析扩展到升值情况也不难推断,在相对成本效应作用下,接受FDI的国家货币升值使得外国货币表示的本国生产成本上升,相应地降低了出口导向型外国投资者的利润,而导致FDI流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升值的财富效应会导致外国投资者放弃投标,FDI同样也会养活。需要补充的是,本币升值将降低海外生产的相对成本,促进本国产业海外扩张。
综合来看,本币升值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的负面影响较小,对进口则相对有利。升值对产业内吸引FDI可能不利,但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具体到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则无法仅从理论上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需要作实证分析。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高技术产业的影响与启示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就十分重视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在科技立国战略的推动下,高技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其规模与水平超过了西欧各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日元总体保持了近20年的升值趋势,升值和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并存。揭示日元升值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对理解当前我国的问题非常有意义。
(一)日元升值对日本高技术产业进出口的影响有限
就日元汇率升值的历史来看,其升值不论是幅度还是时间上的跨度都是世界罕见。具体而言,日元升值较大的时期是1978年、1985年以及90年代中期。图1显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元汇率情况:
日元升值期间(取1990年到199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有所增加,从15%左右增加到16%。高技术产业产品出口在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在日元波动期间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在30%左右。从日元升值历史来看,每一阶段升值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七八十年代,高技术产业处于发展时期,90年代已经比较成熟。其升值减少的进出口数量对日本高技术产业整体影响很有限。
考察日本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历史有助于理解升值未对产业出口造成负面作用的原因。在考察期内,日本的出口贸易走向高端化。其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制造业产品构成其出口产品的绝对主体。许多产品包括汽车和电子产品向高端延伸,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这使其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汇率变化影响。日元升值幅度较大时期,日本高新技术企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对出口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其成本加成利润以维持其出口额。而且日本出口对象国经济持续景气,日元升值没有造成其出口额太大的减少。
进口方面,根据罗忠洲(2005)的测算,日元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短期和长期分别为0.60和0.75。日本国内资源十分贫乏,其进口产品多为由美元标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从汇率波动对日本进口价格的影响来看,日元每次升值都会导致进口价格的大幅下降。所以日本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口昂贵的大型设备,通过这些进口设备的技术外溢效应,亦可以间接促进产业的优化,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日元升值加速了日本高技术企业海外投资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我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积极去吸引对日本国内的直接外资。日本对外国在国内的直接投资存在很大戒心,同时在政策上也对外资进入本国进行严格限制。这种政策上的限制到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国时才有所改善。然而,实际情况是外资进入日本的速度依然非常缓慢,外资企业销售额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从1964年的1.3%上升到1975年的1.9%。外国资本在日本经济中的份额如此之小,不论汇率怎样波动,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外国企业也不会增加对日本国内的直接投资。由此,我们在分析日元升值对FDI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汇率波动对日本对外的投资。
按罗忠洲(2005)计算,日本机电、机械、化学、纤维等行业进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明显,对外直接投资的汇率弹性为1.5～2.9。这说明日元升值的确促进了高技术相关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趋势性升值,为避免不利影响,日本开始组建地区性生产网络,以低投资成本,对东亚各国进行FDI,设立子公司组织生产,实现产业转移和分工。其中,总部设在日本的国内公司组织研发,之后将附加值高的高科技零件输往亚洲各地区子公司,在当地装配成制成品,向日本和其他发达的西方国家出口。
(三)日本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规避升值影响的经验
日元升值没有对日本高技术产业造成太大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化。短期内,世界经济的繁荣抵消了日元升值对日本对外贸易的冲击。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轻松应对日元的急速升值冲击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化;二是在日元升值过程中,日本的企业和政府努力推动产业的升级,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另外,日本高技术产业又能很恰当地利用日元升值的机遇,通过海外投资实现全球范围的生产最优化布局,奠定了未来的竞争力基础。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如果中国的企业不抓紧时间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人民币的升值将破坏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为国内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争取时间;其次,政府应借鉴日本产业政策经验,积极引导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成熟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主动对外投资,转移升值给企业带来的压力,迈出全球性生产的步伐。
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影响的实际效果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高技术产业进出口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以来,高技术产品对外贸易额占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额的比重在增加,2006年达到41%,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进口增速在提高,2006年占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达到39%。这表明我国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总量的持续增长,但是人民币升值对高科技产业的影响并不能清楚的体现。下面再具体到产业内各行业来做详细分析。
表1反映了产业内部贸易增长情况。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出口规模最大,占高技术产品全部出口的比重接近4/5。2006年进出口量均在增加,与2005年相比,2006年出口增长下降了3.02%,进口增长也下降了1.8%。占进口比重1/2的电子技术进出口绝对量虽然增加但逆差额也在变大,出口增长率比2005年下降20%,幅度远大于进口增长降幅。除此以外,光电技术与2005年相比出口呈现负增长,下降了90.5%,进口增长上升了14%。生命科学技术与2005年相比进口增长要比出口增长速度慢。虽然从总体上看,升值使产业出口增速下降而进口速度提高了,但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电子技术领域出现了出口增速提高而进口增速相对稳定的情况。航空航天技术和材料技术领域几乎看不到升值的影响,出口和进口同时出现了加速趋势。
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内各技术领域内进出口的差异化现象恰恰反映了各类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特征。由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较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所以升值会给出口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而进口随升值的扩大与理论相符。一些产业的特殊性则说明它们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力,行业处于上升周期。
(二)人民币对我国高技术产业FDI流入的影响
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来源可从多个角度划分,为分析方便以下从注册类型关系和地区两个方面对比分析。
2004年利用外资的总额是5170亿元,占高技术产业总资金来源的13.6%。2005年利用外资的总额是5301亿元,占高技术产业总资金来源的23.2%。2004到2005年的高技术产业资金来源中内资、港澳台商的资金减少,而其他外资和私营企业利用外资额增加,外商投资(港澳台除外)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高达67.3%。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于高技术产业的总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三)高技术产业在人民币升值前后的发展情况对比
分析了以上两个方面,再从高技术产业2005～2006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来看看近两年的发展情况。上述指标均呈增长趋势,产值2006年比2005年增加了7629亿元,收入增加了7663亿元,利润增加了354亿元。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影响到高技术产业的总体发展。
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认为升值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没有影响甚至有利。因为数据仅取到两年,无法反映最近的新变化,再者汇率作用发挥有时是滞后的。对此,需要从产业内更微观的角度予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两个特征事实:一是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各类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06年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7.3%;二是高技术产业中外资占据主体地位,2006年我国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额不足外资企业出口的1/7。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知识产权大多不属于中国企业,在世界高新技术的产业链上,我国仍然处于低端,产品的附加值仍然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受影响有限,他们可以通过公司内转移价格规避汇率风险,而升值必然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廉价出口模式提出挑战。
四、结论
理论上看,升值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难以确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日本经历了日元长期升值和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并存的过程,推动产业升级使日本克服了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企业不失时机地利用升值实现相对劣势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为维持长期的竞争力打下了基础。从人民币升值的产业效果看,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不明显,主要是贸易和FDI变化的综合效果不确定,但是出现了出口增速下降,进口增速提高的迹象。长期分析,随着升值幅度的提高,对高技术产业的负面冲击将会显现,由于我国高技术产业以外资和从事加工贸易为主,升值会对内资高技术企业出口不利,对FDI流入量可能会有影响,升值会带来进口技术设备成本降低和海外投资成本下降,这对内资企业优化企业生产结构非常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的高技术产业现状与当年的日本有很大不同。日本本土企业是高技术产业的绝对主体,日本许多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和专利,产品附加值很高,其应对升值的能力就强。在日元升值过快时,日本企业主动淘汰本土的缺乏优势的产业低端环节并转移到东亚地区,这样的前提是日本企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与当时的日本相差很远,内资比重小、规模小,缺乏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外资主导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内资企业与外资相对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人民币升值面前,两类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内资企业汇率转嫁能力弱,出口会受较重打击,加之跨国公司垄断技术,内资企业也很难利用升值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因缺乏垄断优势大规模海外扩张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无法像日本企业那样把升值变成了发展的良机。
从各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事实可以看出,内资关系着产业安全,只有内资高技术企业壮大后才会有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因此,应把人民币升值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的关注点放在内资企业上,前面的分析表明升值总体对内资企业不利。建议政策从两方面加以应对:一是产业政策调整,主要是倾向于鼓励内资高技术企业发展,对那些以加工贸易为主业的外资“高技术企业”降低优惠力度;二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政策调节上,注意把握节奏和速度,避免在短期大幅升值,超过内资高技术企业的承受能力以致对它们造成破坏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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