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从农业保险于1982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开办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较快发展，但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与蓬勃发展的城市保险相比，农业保险日渐萎缩。到2003年末，农业保险赔款额仅占农业自然灾害总损失的0.16%，占总补偿额的5%。我国基本上还是依靠政府救济与灾害扶持对农业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且补偿率也仅占总损失额的2%～6%之间。这种现状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称，农民承担农业生产中的绝大部分风险，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投入的增长。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长久来看，多模式运作的农业保险模式必然统一为一种最优的模式。本文的研究带有一定的预见性，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成为主要的农业险保险人，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发挥主体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提供政策与财税上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市场有效的运行，不至于使财政背负沉重负担。
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现状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险保险人与农险投保人作为农业保险的供求双方，在农业保险市场中是最为主要的两个主体。
1.农业险保险人。农险保险人的角色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任。在我国，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农险业务起，一直由商业保险公司充当农险的保险人。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险业务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过较快增长，但随着保险公司运作市场化程度加深，近些年来，农险业务量不断萎缩(见表1)。与此同时，农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减少，从最初的60多种下降到如今的30多种。农业保险不振的—原因，一方面是农业风险本身带有的高风险、难精算、难定损特性，使保险公司不敢轻易涉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原因，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立法方面，都没有给农业险以最为有效的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我国农业险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的状况。
2.农业险投保人。构成农险投保人的主体是农民。作为农险的需求方，其行为直接对农险市场的均衡产生影响。农民的保险行为与预期紧密相关，农险中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如果前一年的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当年的承保范围和承保额就会大幅下降。预期不合理直接导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另一个是严重的逆向选择。当对农险的需求富有弹性时，费率的增加将在更大程度上抑制需求，从而强化农险市场的萎缩过程。而如果只有高出一般风险的农民有购买农险的愿望，而大多数人因为侥幸心理不购买保单时，农险市场的萎缩会加剧。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往往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而对未来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并时常抱有侥幸心理，加之社会上对保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认识偏差和不理解，使得农民的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参加保险的主动性。而且农民收入偏低，不能承受较高的保费。
三、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人主体的可能性与潜在问题
保险最主要的功能是风险集合，风险集合的作用是将大量风险单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保险基金，使参与集合的个体的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并在出险后得到补偿。一旦损失规模大到使所有保险基金耗尽，风险集合就不能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崩溃(Ruin)”。有效的风险集合要拥有足够的保险基金来尽量减少崩溃发生的概率，为应对崩溃而多出的那部分基金被称为缓冲基金(BufferFund)，带有缓冲基金的风险集合方法也被称为“安全第一标准”(Roy，1952)。农业保险能否以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主体得以实施，关键看其风险集合是否有效，然而由于农业风险事故往往不是独立的，有很强的伴生性，加之农业风险单位很大，在一个风险单位内，承保的农产越多，面积越大，风险反而越集中，风险损失会越大，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就越大。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传统的精算方法计算会使为建立缓冲基金而收取的附加保费相当高，从而得出农业保险具有商业上的不可行性这一结论。这里我们尝试采用“空间过程统计学”(SpatialStatisties)的方法来从理论上分析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险保险人的可能性提供依据。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理论上看，如果能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上的优势扩大参保面，商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风险集合将有可能是有效的，其价格最终也会降到投保人可以支付的水平。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保险公司一旦承保农业险，将直接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1.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损益的期望投保，因此在保险市场中总是只有风险较高的人购买保险，这使得保险费率无法真实地反映风险在不同标的间的分布情况。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该问题在农业保险的商业化模式中将十分显著。农业生产者对产量及收入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保险费率的确定往往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平均值，这样的话，只有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才会购买保险，而低风险的农民因为过高的保费而不愿参保。表2为1999—2002的农业险保险金额、保费收入与赔付情况，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市场上逆向选择产生的结果相吻合，其结果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引起农险市场萎缩。
降低逆向选择的最佳办法就是扩大承保面。如果政府不打算使用强制所有农户参加保险的办法，就应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营销方面的优势，使更多农业生产者加入到农险保障体系中来。政府的补贴也可以起到降低逆向选择的作用。综上所述，利用商业保险的营销方法辅之以国家补贴会大大减少农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农业保险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由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的数据的对比很好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充分，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确实存在一定负相关性(Goodwin，1996；B.K，V.H。Smith，2003)。解决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主要的方法是加强监督，与公共保险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还有一个方法是合理设计保险合同，以减少由保险合同的规制诱发的道德风险。例如在免赔额设定上，过高的免赔额可能诱发投保农民在保险标的发生没有达到这一额度的损失时，人为扩大损失程度，以此向保险公司求得赔偿。
2.农业保险的费率精算中遇到的问题。造成农业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每年农业产量的波动不但取决于气候因素，甚至包含一些人为因素，保险费率精算的准确性会因此大打折扣。事实上，像我国这样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变的国家，农业保险开办范围越窄，对农业保险的损失情况的统计数据就会越缺乏，保险费率也就越缺少精算数据基础，最终使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停滞不前。
在我们所倡导的“政府支持下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险”的模式下，由谁来确定保险费率是一个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农业损失的发生因时不同，因地而异，我国又是一个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如果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统一费率，很难充分反映各地区的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可以确定一个与当地农民收入挂钩的最高限价，而具体的保费由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与保险方案设计。对于承保农业险的原保险公司来说，合理安排再保险方案来分摊风险是十分重要的。而风险分摊比例的确定是再保险方案中的关键环节。以美国农业保险模式为例，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通过标准再保险协议(StandadReinsuranceAgreement)分摊风险。在协议下，保险公司通过在相互独立的基金间进行选择决定风险自留与分出的比例，按照风险分担的比例，保费收入也在保险公司与政府间进行分摊。
为了应对农业保险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费率精算困难等问题，在农业保险方案上产生了许多创新。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主要在两个领域，它们分别是：区域保险(AreaYieldInsurance)与天气指数保险(WeatherBasedInsurance)。在这两种方案中，被保险人领取保险金的依据不是个人的损失情况，而是与地区总体的损失情况及天气变化情况挂钩。在这样的方案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缓解，同时保险人的监督管理成本与理赔的费用也大大降低。它们的缺点是在减小保险公司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基差风险”，即一旦投保农民的个人损失与指数化的标准不一致，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尽管如此，上述两种方案作为个人保险的低成本替代品，对我国发展农业保险有特殊的价值。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方案的创新，不但可以扩大参保率，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可以大大减轻开展农业保险计划为国家带来的负担。
四、讨论与结论
农业保险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特性的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各国的农业保险中的一切险费率最低也在2%左右，高的达到15%—20%，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农民对保险的购买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也受到农业本身预期收益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不高的约束，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很低。如果按私人物品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交易，农业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可能相交(见图1)。
在图1中，需求曲线是D，商业性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二者在正常情况下难以相交。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平行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OQ1。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费，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与供给曲线会相交于B点，成交数量为OQ2。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给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占保费总额的1／3且支付全部管理费，但自愿投保的农场不到1／2。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还存在着如下的理由：首先，保险的收益具有外在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在购买农作物保险后，由于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降低了价格，供给曲线下移，但对全社会来说，社会福利即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总是增加的。其次，农业保险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搭便车”现象。单从购买保险享有保障上来看，农业保险的消费是排他的。但保险公司在为投保农户进行防灾防损服务时，是无法排除不买保险农户受益的。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李霄震.农村保险存在的弊端及建议[J].浙江金融，2007（12）。
一、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农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农业承受着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的威胁，这严重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风险机制的脆弱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客观需要创建一种转移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风险管理机制，由此现代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1.农业保险对农民个人的影响。农业保险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农业保险可以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以赔偿支付的方式保障农民生活的稳定。
2.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业保险有助于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持续稳定。它可以使大额的不定的农业风险损失，转化为小额的固定的农业保险费的缴纳。
3.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因而农业保险在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农业保险的介入是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会使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平衡，进而影响社会其他阶层人们的正常生活。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1.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2.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目前，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于保户缴纳的保险费，而农业保险费率相对于保户的农业收入而言是很高的。而投保农业险会导致农户收入出现持续走低的趋势，在农户收入减少的同时，农村公共品供应的弱化将使农户隐性负担逐步增长。这种单一的、不稳定的来源渠道也是农业保险实践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也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更重要的是，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一直处于保险人才奇缺的现状。
4.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尚未成熟。我国以往的农业保险由于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1.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农业保险应当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症结在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扶持性之间的矛盾。应及时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
2.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农业保险法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而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因此，国家应加强农业保险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这对规范我国的保险市场，对不同性质的保险活动加以区别管理，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体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将有重要的意义。
3.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作为对农民遭受天灾的补偿，农业保险一定要由国家财政来扶持，但在具体实施中要量力而行。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财政支持型农业保险体系，包括利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以及其他技术支持来发展农业保险。
4.筹资渠道多元化。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筹资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业保险以及财政补贴的力度。另外，对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可征收一定标准的农业保险税。农业保险基金的投放重点应是促进和保护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及时向受灾保险对象提供帮助。同时，根据各类险种和险别的承保对象、承保责任、赔付方法、赔付金额等特殊的规定性，对农业保险基金的各类风险基金要分别管理、专项使用。
5.再保险。农作物再保险对进一步分散农作物保险风险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利用再保险体系支持农业保险，以财政收入补贴农业保险的费用和经营亏损。再保险体系的建立，可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增加手续费收入，增强经营主体的内控制度。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应当建立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业务，中国再保险公司作为国家独资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代行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职能。
参考文献：
[1]胡炳志刘子操：保险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郭晓航：农业保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一、研究综述
在通常的理解上，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提供的一种保险。近年来，农业保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在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从理论层面探讨农业保险的生成的原因。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了共识，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其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比如，刘京生(2003)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两重性；李军(2004)提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庹国柱(2004)主张农业保险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于公共物品；陈璐(2004)则认为农业保险应属于混合产品中的第三种类型，是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冯文丽(2004)认为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是各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
(2)关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问题。许桂红、陈珂(2003)认为，农业发展的模式问题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尽管参差不齐，他们的农业保险体系却有共同之处，比如各国都有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的组织、保险承包的范围也都从单一风险过渡到了综合风险、保险费一般由农场主和政府共同承担等。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论”模式(刘芙、吕东韬，2003)，即由政府出资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农业保险合作论”模式(许桂红、陈珂，2003)，即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该模式主张建立合作保险为主体的保险组织。“商业论”模式(许桂红、陈珂，2003)，即以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多家办保险的模式。“区域论”模式(谢家智，2003)，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实行“区域化”发展战略。“阶段论”发展模式(王和、皮立波，2004)，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实施阶段性推进战略。此外，吴扬(2005)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特点，也。划分了不同的地区性农业保险模式。
(3)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出路问题。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出·路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庹国柱(2003)提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办，政府设立相关机构经营的模式；另一种是政府引导，实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赵学军(2004)从政府干预的角度，认为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府的财政支持。胡秋明(2004)认为农业保险走出困境的出路就是制度创新，而组建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是推动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农业保险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真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顺畅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国外农业保险的兴起
农业保险始于两百多年前西欧的农作物雹灾保险。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业保险机构的国家(1791年)，也是最早开办农作物雹灾保险的国家(许谨良，2000)。此后法国、美国、奥地利、丹麦、瑞士等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办了农作物雹灾保险。同时，牲畜保险、森林保险也在欧洲大陆广泛开展起来。农业保险之所以最早发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因为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大规模地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农业自身经营和发展方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客观地提出了对保险的需求，于是一些私人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始试办农业保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在农业保险事业发展中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开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保险地位的不断认识，越来越重视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美国的农业保险。美国的农业保险是历史较长且实施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试办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此阶段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根据此法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由国营保险机构经营。(2)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1994年)。商业保险公司开始参与农作物保险，并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商业保险公司销售、服务并承担一部分农作物保险的风险。(3)政府与私营公司混合经营阶段“1994—1996年)。这一时期，美国国会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通过设立四大险种(提供基本保障的巨大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了农作物保险计划。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4)私营公司为主，政府加强宏观管理(1996年后)。1996年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开始逐步退出了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将业务全部交给了私营公司经营或。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规则的制定、履行稽核和监督职能，并提供再保险。2000年，美国可以参加农作物保险的作物已达100多种，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的76%，1981-2000年，累计收取纯保费198.1亿元，累计赔款支出202.4亿元。
2.日本的农业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的是一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的模式。日本的农业险是本世纪20年展起来的，经过几次大的改革，1929年颁布了《牲畜保险法》和《农作物保险法》，开始实行农业保险，到1947年进一步对两法进行修改合并为《农业灾害补偿法》，整个农业保险制度逐渐得到统一。日本的农业探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农业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根据立法规定，一旦某地区建立了互济组织，所有农作物耕种面积达到预定规模的农户，即被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按政府指令种植稻谷、小麦养殖的农户，不用投保就自动参加了保险。
3.加拿大的农业保险。加拿大农业保险于1935年开始实施，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立法并分摊经营成本，由农场主支付一定保险费的保险计划，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是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各省的农作物保险局，农业部的农作物保险局直属部长领导，是从宏观上制定农作物保险政策，对保险范围、保险费率、保险金额等进行研究和统计分析，并支付省保险机构应负担的补贴、行政开支和保险金的赔偿。省农作物保险局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服务和具体运作，省农作物保险局的行政开支和亏损补贴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两级分别承担，其具体做法有两种(林平，2002)：一是联邦政府补助省农作物保险局行政开支，其总补助额等于行政开支的50%，另外50%由省政府承担；二是联邦政府不负担省农作物保险局的行政开支，只负担农业保险50%的风险责任。
4.法国的农业保险。法国农业保险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当时在法国一个省的农村，几家农民为了联合起来对付火灾，率先成立了农业互助保险社。这一举动起到示范作用，此后，法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这样的互助保险社，保险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据相关学者研究，法国农业保险采取的是一种商业化运营、政策性扶持的模式(冯娟娟，2005)。其运作主要是有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
(二)亚洲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
在亚洲，各国政府认识到农业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经营农业保险经常出现超亏损，因此政府一方面从财政上给予补贴，通过再保险分担农业风险：另一方面给予保费补贴(郭晓航，1993)。从保险对象上看，亚洲国家的农作物保险，大多以稻、麦、豆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保险对象。保险额的确定，主要是生产成本和农业贷款部分。少数国家农业保险承保作物平均收获价值的几成，如孟加拉国的水稻、小麦作物险可按三年平均收获量政府牌价的六成承保。从保险形式看，亚洲国家的农业保险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建立国营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如斯里兰卡由农业部所属的农业保险理事会负责试办粮食作物保险，棉花保险和牲畜保险，对农业贷款户实行定额强制保险。另一种是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形式，如孟加拉国由综合保险公司与合作组织的联合会在部分地区共同办理作物保险，农业部负责监督，试办小麦、水稻保险。
三、比较：中国农业保险的特点
我国实施的农业保险，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差异。共同点主要包括：(1)维护从事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当农户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对其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从而稳定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力。(2)开展农业保险需要政府法律上、经济上、行政上的支持；(3)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4)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尽可能地运用市场的方法，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主体的经营体系；(5)开展农业保险同救灾、防灾、减灾工作相结合；(6)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的框架下开展农业保险等。而差异点主要表现在：
1.探索历程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业保险是在私人公司多次试办农作物保险失败后才开始研究农业保险的。在试办初期，各国都曾经受到组织机构不健全、立法跟不上、保险对象单一、保险公司怕保险、农户参与率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精算不准确等困难的困扰，经过了不断的改革，才走出了如今政府出政策、私营保险公司办理的路子。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与水平。我国的农业保险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试办过，大都是昙花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很快开展了农业保险，但是在1958年刮“共产风”中断。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以来至2004年初，基本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内试验。
2.决策机制不同。美国采取的是国会听证制度。决策公开、透明、公众的参与率高，仅1993年以来：，—美国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就经过了6次修订，每次国会都要为此召开听证会。开会的时候，公众都可以参加，并发表意见，有时争论相当激烈。我国采取的是政府官员决策制(李军，2004)。靠发文件，而缺少可行性调研和评估，公众的参与率低。近几年，虽然有关部门对农业保险的改革进行了专题调研，但对决策影响不大。
3.法律法规的建设水平不同。目前世界众多国家都建有较完备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有效实施，如：美国最早的农作物保险法制订于1938年，称为《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从1938—1994年共修订了13次。加拿大农作物保险立法也经历了20多年的研究和准备。日本于1929年、1938年和1947年颁布了三都有关农业保险法规，即《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和《农业灾害补偿法》。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建设相对滞后。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曾规定：要制定对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的管理办法。但是，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废止，有关管理办法也未制订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尚待制定。
4.经营管理体制不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政策性保险，采取的是政府出政策、商业性公司经营或的办法。如美国联邦农业部所属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PCIC)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负责制定农业保险政策和组织协调，并兼有再保险的职能。17家经过审核并与FCIC签有协议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具体经营农业保险。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给予激励(包括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免征税赋等)，使农户和商业性公司有参与的积极性。而我国农业保险在2004年以前总体上一直是实行商业性保险，在商业性保险体制的框架内、由商业性公司兼营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除享有免征营业税的扶持政策外，其他均按商业性保险业务的规则来经营(安翔，2004)。
5.财政支持的力度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的力度相当大，农民只付保费的50%，不负担任何保险的行政业务支出，保费的其余部分由政府承担。我国上海自1991年起，开始实行政府财政补贴市郊农民保险保费制度。市政府提供的补贴占保费的30%，各区政府提供的补贴也超过30%，个别区甚至超过50%。即由市、区、乡镇集经济组织和个人三结合共同负担保费，多渠道、多形式的筹措保费给予农户政策性补贴。另外，黑龙江、新疆农垦兵团也实行系统内部补贴，但范围极小。其他地区目前除免征营业税外，国家财政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和其他税收上的扶持。
6.保障程度不同。目前中国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产量保险，不考虑市场价格保险。责任比较窄，农作物保险也主要是雹灾、水灾、风灾、冻害等，不保旱灾和病虫害。在保险金额的确定上，遵循的是低保额、低保费、基本保障的原则，保障水平很低。2000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约是0.043%；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缴纳的农业保险保费约为2.6元人民币，获得的农险赔款约为1.8元人民币。而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作物保险责任非常宽，既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又包括野生动物侵害、作物病虫害等；既提量保险，又提供收入保险，保障水平较高。
7.管理和技术水平不同。由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缺少农业保险的专业人员，缺乏长期的农业灾害统计数据，常常凭经验，靠人工地头查勘，专业技术相对落后。在赔偿中基本是靠传统经验厘定，还未有任何现代化的技术如电子遥感技术等的运用。而国外对农业的保障程度较高，并建立了整套严格的农业保险管理制度。对农业灾害数据有长期的统计和精算的基础，有现代化的电子嚣备，业务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很高。总的来看，我国目前处于农业保险的初级阶段。
四、启示：国外农业保险的思考
目前，农业保险模式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发展后，已逐步形成了适合各国自身特色的经营体制与经营模式，值得研究借鉴。
1.为了保障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制被认为是首要的前提条件。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和实施自然灾害救助时，各国都是在多次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颁布农业(或农作物)保险法或类似法规，对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作用、农民的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确立法律和政策依据，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有效实施，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2.普遍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方式。农业灾害的发生往往范围很广，要有效地分散风险，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风险单位，否则将会导致风险的集中。目前许多国家根据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对主要农作物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强制性保险。费率按不同农作物品种和风险等级确定，费率相对较低，使每个农业生产经营者都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以此扩大投保规模，以保证风险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分散，也充分体现保险的互质，减少逆选择的发生。有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瑞典等国对所有农作物全部实行法定保险。也有一些国家对法定保险的标的有所选择。
3.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突出，但也因此而不堪重负。农业保险的多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非盈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保险。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程度将决定一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从国外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确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险费补贴、业务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成为政府对农业保险一项重要的支持内容。然而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政府不仅补贴一部分保费，而且还包括大部分管理成本。美国在1992年的保费补贴是70万美元,2001年上升到18亿美元，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补贴已从同期的2.25亿百万美元上升到6.48亿百万美元。墨西哥在1961年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幸的是，由于财政补贴过高，于1988年关闭。
4.重视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作用，实行市场化运营与政策扶持相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农业保险机构都设立了专门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其经验值得吸取。因为没有专门的经营机构，国家政策的支持不易落到实处。而且由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高、获利少、风险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最大化目标与农业保险亏损性的矛盾，致使绝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这决定了农业商业保险的供给十分有限。从国际经验看，只要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足够的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仍然乐于开拓农业保险市场。为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实现分散风险、降低经营成本的目的，一方面政府从宏观政策上向农业保险机构设立及运转上给予特殊的政策，另一方面农业保险机构根据商业经营方式进行运作，这是农业保险得以运转下去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许多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建立了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同时，政府在明确规定强制农业保险品种与自愿保险品种的基础上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而其他保险业务则由专业农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开展市场化运营。
1．2模型构建参考刘渝琳等的研究［6］，构建农业保险制度中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委托研究模型。政府通过制定激励合约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的利益选择行动。该研究使用a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业务的努力程度，A是其可选择的行动组合，a∈A;η是农业风险未发生的概率，是不受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Q是η的取值范围，η在Q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g(h)和g(h);c(a)是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成本，是a的严格递增函数;为了简便分析，假设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规模与公司的努力程度正比，即商业保险公司越努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则其农业保险的投保就多，业务规模就大，反之，则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就小。π代表属于政府的总效用，由a和η共同决定，π(a，h)是a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即给定η，商业保险公司努力程度越高，农业保险投保就越多，则总效用越大)，也是η的严格增函数(即较高η反映农业发生率较低，总效用较大)。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观测到π来设计保险制度(激励合同)s(π)。在农业保险制度中，政府设计商业保险公司激励措施的目的是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但同时它面临来自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为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业务所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低于不开展该项业务最大期望效用。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如果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合作得到的期望效用低于不参与合作所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商业保险公司会退出农业保险制度中与政府的合作。如果用u表示商业保险公司不开展农业业务时的效用，那么参与约束可以表述为。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如果政府不能观测到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η，那么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选择努力程度a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政府为了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意愿选择努力程度a，那么对于其他行动a''''，必存在如下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1．3模型分析在无法使用“强制合同”(法律法规和全面监督)迫使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制度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是通过给与商业保险公司“激励合同”诱使商业保险公司按照政府的预期参与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参考假定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农业保险的努力程度a取值只有2个aH和aL，aH代表努力积极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aL代表消极的对待农业保险业务;假定c(aH)＞c(aL)，即商业保险公司越努力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则成本也更高;政府的社会总效用π也分为最大取值π和最小取值π。当商业保险公司选择积极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即aH时，π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H(π)和fH(π);当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L时，π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FL(π)和fL(π)。这里假定分布函数满足一阶随机占优条件，即对所有的π∈［π，π］，FH(π)≤FL(π)，其中严格不等式至少对某些π成立。换句话，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产出高社会总效用的概率大于消极对待农业保险业务时产出高社会总效用的概率。因此，相对应的激励合同s(π)∈［s，s］。政府设计激励措施来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问题可以进一步具体为通过选择s(π)解下列最优化问题。推论1对于一个给定的社会总效用π，如果商业保险公司选aL的概率大于其选择aH的概率，即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发展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较低，那么政府提供给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合同s(π)就会降低，即惩罚商业保险公司;反之，如果企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L的概率小于其选择aH的概率，即商业保险公司努力发展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较高，那么政府提供给商业保险公司的激励合同s(π)就会升高，即奖励企业。事实上，政府所依据的并不是π的物质价值，π更重要的是其信息量价值。政府应根据贝叶斯法则从观测到的修正商业保险公司类型的后验概率。令p=prob(aH)是政府认为商业保险公司选择aH的先验概率，p''''=prob(aH/p)是政府观测到π后认为商业保险公司选择了aH的后验概率。政府将奖励商业保险公司，给予支付更高的合同。其中，政府的最优激励合同s(π)一定是π的增函数，即商业保险公司努力的程度越高则可以换来收益更多的合同。
截止到目前，农业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已发展了100多年。现今，农业气象保险发展繁盛，已有100多个种类。19世纪中叶，国外开始出现农业保险。法国是最初实施农业保险的国家，时隔大约半个世纪，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才陆续开展农业保险的推广工作。农业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对世界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对于国外农业气象保险服务的成熟，国内的则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我国初步推行农业保险政策。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
1.2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影响
因素全球经济迅速发展，为农业气象保险行业的成长提供温床，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气象灾害频发，农业气象保险的发展受到牵连。我国是农业大国，又是人口大国，气象对农业保险业的影响显然易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开启，市场化经营要求我们应对风险的手段要更加灵活，不仅限于要防范，还要承担着世界先进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农业保险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滞后的现象普遍存在，以及人们对农业保险服务认识的不足，导致我国的农业保险行业发展态势低迷。诸多问题给农业保险服务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意义
2.1增加利益减少损失
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保险公司自觉地探索经营农业保险的路子。现阶段，天气预测技术日益成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但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成本大幅度降低，这预示着气象保险行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也会促使更多保险公司的产生，进而行业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形成良性发展。不难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公司创造出的财富是不可限量的。对于收入相对单一的农户来说，国家补贴和买入气象保险的双重保障，能缓冲意外风险的破坏，避免遭遇重创性的损失。
2.2促进气象行业的技术更新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新的气象监测技术层出不叠。各国也为获取更加准确的气象信息，进一步加大对气象规律的研究力度。监测机构对气象变化的高度要求和广大民众对气象信息的依赖性，以及激烈的科技竞争等因素都促进气象监测技术的飞进。越来越凸显的气象规律为科研事业理清了思路，专业的研究队伍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对气象变化做出更加精细的分析，推进着农业气象保险服务的发展进程。
2.3提高我国国际地位
当今社会的竞争莫过于人才的竞争。农业气象保险是一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聚集了众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令气象研究群体备受关注。气象学涉及到多项科研方向，发展空间广阔，只有行业的快速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投入到行业建设中来。中国正处于现代科技的起飞阶段，缺少大量人才，若借着这个行业发展的机会，吸引各方学者的加入，由此形成人才效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3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策略
推行保护政策。面对农业保险服务行业的不稳定，中国政府要建立健全气象监管体制，对气象走势做出准确预报，加强对工业污染的监管力度，发展绿色工业，减少环境污染给气象工作带来的危害，出台一系列慰民政策，规范保险交易市场。提高大众对气象投保工作的认知程度。利用媒体加强气象保险的宣传，普及农业气象保险常识，讲解农业保险的益处，增强民众自愿参保的信心，为农业保险大范围的推广制造舆论基础。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农民文化的缺乏导致对政府的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延迟了落实进程，从而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外，科学的气象知识使农民应对灾害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规划风险，进而促进其对农业保险的接纳。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1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表现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仅1950—1959年间就经历了开办、暂停、恢复、停办的曲折过程。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险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总量上的非均衡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总量的非均衡表现为潜在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即“需求不足”与“供给短缺”并存。
（1）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需求在此指农民愿意并有支付能力购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所需保险服务的总量，即对种、养两业保险保障的有效需求。农业保险需求水平取决于农业风险，农民的收入水平、保险意识、保险费率等因素。
对农业保险需求，一些学者利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如Serra（2003）。由于受收集数据的局限，本文用农业保险实际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来说明我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从1990-2007年，农业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最高为2.57%，最低为0.49%。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说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
（2）农业保险供给短缺。
农业保险供给是指保险人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农业保险服务总量。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等因素。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再加上农业保险较高的经营管理费用，许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1996年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高赔付率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农业保险市场虽然巨大，但各商业保险公司都避而远之，不愿经营，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处于日益萎缩的困境。
1.2结构上的非均衡
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其市场结构庞大而复杂。
农业保险市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其组成通常包括政府、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农户四个组成部分。政府向农户、保险公司分别提供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这主要是由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所决定的。再保险公司的功能主要在于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通过再保险，可以将特定区域的累计风险责任，向区域外转嫁，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系体还未真正建立，一方面缺少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再保险机制并不存在。因而形成了一个“跛形”的农业保险市场体系。
2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运行的调控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农业保险市场一直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运行的，市场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既然非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任其自行发展，还是要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一直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严重分歧。
2.1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控手段
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调控特点和作用。
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一般包括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投资等手段。用经济手段调控农业保险市场，就是国家政府利用补贴、税率等经济杠杆来直接或间接调节和控制农业保险市场。
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极为必要。对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权力量，运用各种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运行秩序，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一种方法。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农业保险市场的方针、政策、计划和规划，采取行政命令和指令等形式，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方法。例如上海安信在成立时，保监会就规定了其经营范围：除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外，还可以经营包括涉农财产保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保险等。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地比例不得低于60％。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保险的供给量。2.2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应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法律手段并行的调控措施。
（1）经济手段的应用。
①财税手段的应用。
第一，财政收入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对农业保险机构实行税收优惠。为体现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鼓励，减轻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可以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制度，如对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减免营业税；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免所得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允许经营主体在税前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从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财政支出方面的措施。其一，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控制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削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低效支出，将其用于增加农业保险方面的开支。其二，改变以财政救灾、支农的主要传统方式，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了农民对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可以减少以往用于灾害救助的救灾款支出，将其转用于资助农业保险。
②金融手段的应用。
第一，加快农村金融深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逐步放松对农村金融的严格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依据市场需求程度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同时建立多样化经营主体，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刺激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
第二，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信贷支持，以增加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承保能力。如果此类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因经营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亏损，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用于赔款之需。
第三，促进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最近，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由于金融和技术的创新，产生了许多新的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巨灾债券、气象指数、区域产量指数等。
（2）行政手段的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农业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太一样。商业保险的运作一般依赖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推动其发展，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它的运作需要运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如行政手段等来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也开始尝试着利用行政手段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行政手段在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还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法律手段的应用。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应用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手段贯穿于调控的全过程。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时，各国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规范其制度和行为，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我国的农业保险由于其保险标的的分散性，风险存在的广泛性，控制风险的艰巨性，经营管理的复杂性，政策配套的缺位性，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其发展进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有步骤地建立多种形式经营，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加速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体系，是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必由之路。
一、我国现行保险架构不适宜发展农业保险
目前我国现有的保险主体及架构，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适应大面积开办和发展农业保险的需求。主要表现：
(一)商业性保险公司受制
虽然现存的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但在发展农业保险上，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是缺乏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农村种植业地广面大，农、林作物面积广阔，区域气候差异大，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商业保险公司不具备有效的保险防御措施；养殖业种类繁多，管理和防疫条件较差，缺乏风险控制能力；对于现代农业中科技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商业保险公司更是缺乏相应的管控人才和技术。二是缺乏对道德风险的防控能力。农村人口众多，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骗保骗赔等道德风险的比率较高，防控难度较大。三是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中，特别是种养两业，由于风险大，成本高，导致严重的经营性亏损，在没有政府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不具备长期或大面积开办农业保险的能力。
(二)专业性保险公司受限
近年来成立的一些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其人力资源匮乏，地域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及政策不到位等因素，导致业务量太小，形不成业务规模，承保和理赔能力较低，难以发挥保障作用。例如总部设在上海的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到2006年11月底承保蔬菜9388亩，保费收入175万元，尽管在专项承保上有了一些突破，但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保障需求。
(三)政策性保险公司受阻
国外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由国家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或对商业保险公司实行必要的政策性补贴，是建立农业保险主体的主要手段，是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农业保险的有效措施。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建立由于受资金、政策、法律、体制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屡屡受阻。农业和农村保险这一重大的社会保障范围，需要政府的权威功能，而正是由于政府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二、加速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一贯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由于受不同自然环境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灾害和事故频发，但农业保险却几尽空白。因此，加速建立以服务“三农”发展为重点的农业保险体系，不断提高农村保障能力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有的农村经济及文化环境下，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在建立农村保险经营机构和经营方式上，要特别注意考虑以下因素：
(一)体制上的多样性
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体制应不拘一格，要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在机构网络、经营经验、专业人才等方面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但要大幅度地发展农业保险仍有实际困难。因此，可对其予以必要的政府财政补贴，减免“三农”保险税赋，使其减轻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而担负的高成本，并支持其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增强抗风险能力；组建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农民利益结合起来，利用其资金优势、管理优势、责任优势来提高保障能力；完善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的功能，创造条件将其垦区农业保险范围延伸到农业地区，提高盈利能力来反哺农业保险；引入外资农业保险公司，效仿发达国家保险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活跃农村保险市场；以政府为主体组建相应的政策性保险公司，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区位上的特殊性
根据不同性质的农业保险主体，视其特点有效地经营保险业务。全国性的公司，可利用自身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大面积地开展业务；区域性保险公司要发挥区位优势，特别是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不同需要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提供有效的保险服务；专业性公司发挥其专业技术人才配置、业务经营专门化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针对种养业、林业及水产业不同特色开展专项保险，增强专项农业经济的风险保障能力。
(三)中介的灵活性
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服务需求量大。但由于标的分散，展业成本较高，现有的保险机构网络难以适应需求，而保险中介具有机构广、人员多，服务方式灵活多样，快速方便，展业成本低的优势，这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保险服务体系，利用这个机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分保机制的配套性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不确定性、频发性和灾害事故的大面积性的特点，建立必要的农业保险分保机制是对农业保险的一种完善。一是组建多种形式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增加再保险主体，提高对巨额及大额风险的分保能力；二是完善农业保险业务的分保机制。对风险较高的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可规定实施法定分保；其它类农业保险可视不同种类，实施协议分保、标的较大业务的合同分保及临时分保。
三、积极创造发展农业保险的有利条件
(一)加速农业保险法的制定
农业保险既不是纯粹的商业保险，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险，是一种既介于两者之间，又具有自身特别性质、特殊形式的保险。而现行的保险法主要针对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的各项法规又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当务之急是需要出台适宜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法，从根本上明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目标、方向及法律规范。
(二)促进各保险主体的建立和完善
面对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单靠某种形式的保险主体难以适应发展需求，必须加速多种形式的保险主体的建立和完善。现有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需在政策融通、成本核算、专业人才技能等方面予以改进和调整，切实增强适应性。实践证明，区域性的保险公司是推进农业保险的有效尝试，应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同时，赋于其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展业条件，并适当地扩大其经营品种和范围，不断提升其自身实力和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创造条件，加速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提高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能力，使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人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提高保险主体的专业技能
之所以实行这种体制，是基于生产者、保险公司和国家机构对保险的需求和能做的贡献。作为生产者，有对风险进行保障的需求，也存在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不信任，希望投保时有一个适中且能承担的保险费用，以及灾后快速及客观的定损和理赔。作为商业性保险公司，有获取灾害风险信息的需求，有通过再保险分散风险的需求，有灾害风险管理及定损经验。作为国家机构，拥有调控生产的工具，拥有信息及风险研究经验，有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能力，具备政策推广能力，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抵御自然风险保护的需要。三方结合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理想组织架构。
西班牙发展农业保险有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在发展农业保险方面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计划等。1978年西班牙颁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1979年以皇家法令2329／1979号公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实施细则；为了将农业保险法和实施细则落到实处，西班牙农业、渔业及食品部还制定三年农业保险计划和年度农业保险计划，确定参加保险的作物和险种，确定国家对参保农民的保费补贴，由国家农业保险机构与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共保体）协商后，提交设在农业部的农业保险机构委员会（由农业部、财政经济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场主代表组成）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国家部长会议审定通过，并公布实行。
农业、渔业和食品部每年对划拨的保费补贴预算进行审批，每年还制定一个农业保险补贴规定，确定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具体事项，保费补贴由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直接拨给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保险共保体）。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参与该体系的中央政府部门包括农业、渔业和食品部及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是直属于国家农业部的自治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作为该体系中所有不同机构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农业保险体系的发展；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对抗不可控自然风险的保护体系；拟定国家农业保险政策，对新风险及新农业产品加入农业保险体系进行精确的技术研究及分析，为保险合同制定农业方面的内容（农产品价格、产量、技术条件等），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信息及咨询；制定农业保险三年及年度计划并将其提交中央政府审批。提交农业部审批的草案内容包括：向农业生产者推广农业保险并提供保费补贴，确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作物种植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最低技术条件，每个区域或地区的可投保的最大收益及损失的价格；与承保有关的各个险种的承保期限；与保险范围有关的保单的保障期限；农渔食品部每年审批对农业生产者的保费补贴预算，确定对农业企业的保费补贴，在整个体系中，平均保费补贴为保费的50%，2006年农渔食品部的保费补贴高达2.78亿欧元。大约有47万名农牧渔及林业生产者投保，总保额升至91亿欧元，保费高达6.54亿欧元，总赔付额约达4.4l亿欧元。
参加该体系的另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是经济财政部及下属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D.G.s.）和保险赔偿集团（C.C.S.）。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的职能包括审批共保年度协议，参与制定事故（灾害）定损规定，负责向经济部提交关于保险赔偿集团再保规定的条例。
保险赔偿集团是强制再保险机构，主要职能包括：界定农业可保风险与试验型风险；对试验型险种提供再保险；对可保风险只参与部分再保险；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未承保的部分，它作为直接保险机构进行承保；负责掌控事故（灾害）的定损。
地方自治州政府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商业保险机构是农业保险有限公司，是所有愿意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的组合（农业风险共保体）。公司的法律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是自愿加入的各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成员有31家保险机构以及保险赔偿集团。它是一家管理机构，职能是通过其保险商业网络进行承保；共同体各成员根据其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里的入股份额承担相同比例的风险，参股比例与所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相同。
建立综合农业保险体系以来，西班牙农业生产者从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得到保费补贴13.86亿欧元，政府因此减少农业灾害补助39.1亿欧元，节省25.24亿欧元。农业保险有限公司为农业生产者提供赔偿19.55亿欧元，其中又有3.52亿欧元以税收形式流回国家财政。
二、意大利农业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据意大利忠利（GeneraliGroup）保险集团公司介绍，意大利是在该国农业人口占80%、农业增加值占GDP的60%的发展阶段开始发展农业保险的，基本与我国目前的城乡结构相当，但工业化程度明显低于我国目前水平。目前，意大利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是由GeneraliGroup下属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FATA经营，已有80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农业遭受到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农业部门对灾害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并决定要为农民和农业生产在预防灾害减少损失方面提供财政支持，为此设立了全国支持基金，国家每年为这项基金提供资助，并于20世纪70年代专门出台了法律。法律规定（当时的农业风险主要是冰雹灾害）保险公司具有经营垄断权，能经营冰雹险业务的公司必须是某个再保险集团的成员（这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而又从事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拟订应参加农业保险的作物、保险费率、保费补贴比例，全国统一的保险条款，提供优惠保单，并以农业部政令的方式向全国公布。一直到1996年，农业保险的费率由农业部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由农业部以政令的方式公布。
设立全国支持基金，由农业部管理，财政预算有专门科目。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通过事后补偿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灾害损失。当农业企业的灾害损失大于30%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是否出现灾害是由农业部认定并公布的。认定的标准是，如果产量因灾害损失减少30%就可认定出现了自然灾害。农业企业报告出现自然灾害，农业部要调查核实，核实后向全国灾情公告。二是通过实现保险的方式帮助农民在灾后及时救灾和恢复生产。主要是鼓励农民参加农作物投保，农业企业投保时政府给予保费30%～40%的补助。
1996年以后这些规定才有所改变。国家反垄断局认为农业保险已发展成为成熟市场，不需要政府保护和监管，因为存在垄断的公司的业务不会很好发展。为农业保险服务的再保险集团亦不存在。农业企业又成立了自己的机构－－维权集团。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代表农业企业与保险公司商签农业保险协议，在投保后政府将国家用于农业保险的补贴支付给维权集团，不是直接拨付给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这时的农业保险费率是由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农业部只公布与农业保险费率有关的参数，如投保作物的成本、产量、市场价格等，不直接参与确定农业保险的费率。但是，维权集团与保险公司商定保险费率时农业部公布的有关参数是重要参考数据。
2004年，意大利改革全国支持基金，国家预算增加了全国支持基金的数量，政府对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提高到80%。目的是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促进保险新产品开发，保持农业保险低费率。改革的结果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费率由7.5%降到6.9%，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由2004年的43%增加到2006年的67%。目前，意大利政府一年用于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在1亿欧元，每年的保险标的额在30亿欧元。
近三年畜牧业保险有了较快发展。在动物发生疫情时国家给予补贴，有专门的畜牧业保险产品，主要牲畜是奶牛。具体哪些牲畜、哪些疫病可以投保由农业部决定，对参保的牲畜政府补贴50%的保费。
2004年的改革又增设了再保险基金，以此管理农业风险。再保险基金规模为1亿欧元，由农业部下属的农户市场开发局管理，主要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新产品，在保险公司应对新的自然灾害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时提供补助，属于保险产品创新基金。保险公司可把新开发产品成本的80%转给再保险基金。
2004年前，农业企业可以投保也可以不投保，受灾以后就等政府救济。2004年以后，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农业企业生产应投保的作物需先参加投保，不投保在灾后将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而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投保作物以外，农业企业在灾后受损失时主要靠政府救济。
三、葡萄牙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在葡萄牙，参加农业保险的农作物有国家法律规定，农民自愿参加保险，基本保险包括火灾、雷击、雹灾等灾害。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政府帮助交一部分保费，最高可达保费的75%。给予农民保费补贴的依据是政府制定的保费参考费率。话闱榭鱿拢桃倒局贫ǖ姆崖矢哂谡棵胖贫ǖ牟慰挤崖剩谡庵智榭鱿拢慰挤崖示褪钦耘┟癖7巡固囊谰荩叱霾慰挤崖实牟糠钟膳┟褡约喝砍械＃桓7巡固坏鄙桃倒局贫ǖ姆崖实陀谡牟慰挤崖适保员7训牟固偷筒痪透摺U嫉牟慰挤崖室虻厍煌胁钜臁H绻呛献魃缂逋侗＃姆崖什固箍梢愿咭恍?BR>政府还设立了农业风险巨灾基金，是对农户的受灾救助基金，当出现保单以外的意外巨大损失时，由保险公司申请巨灾基金给农民赔偿。启动程序是，政府农业部和财政部宣布某一地区遭受巨灾损失，同时确定受灾的作物。农户有基本保障的保单即参加农作物保险，申请巨灾补助的作物必须是参保作物，以鼓励农民尽早签订农作物保单。受灾农户自愿向巨灾基金交纳一定费用，目前是基本保费的0.2%，由保险公司在收取保费时代收代缴，计人巨灾基金专户。巨灾基金是商业保险的补充机制，保险公司要申请巨灾基金赔偿，必须是在全国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不是只在一些地区经营农险业务，或者只经营一些农作物的保险业务。目前，葡萄牙的所有商业保险公司都参加这种运行机制，运转良好。
农业保险巨灾基金由农业部所领导的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IFAP）负责管理。该机构是独立机构，有专门的理事会，设5名理事，对农业部长负责，理事会主席由农业部长提名，部长联席会议任命。职能是金融管理，为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支持。巨灾基金的来源：一是政府预算，由国家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提供，每年为700万欧元；二是农民缴纳保费0.2%的巨灾金；三是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
巨灾的定义是：参保作物发生意外的灾害，造成50%以上的损失，给农户带来较大损失。
农业保险的保单由葡萄牙预防气候灾害综合机构（葡文缩写为SIPAC）审批，该机构由农业部、科技部、保险协会和农场组织的四名代表组成。
四、南欧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共同点
一是都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管理农业风险的政策工具。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为增加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提供基本保障。
二是虽然所有农产品都可以参加农业保险，但是政府支持的重点则是对本国经济和农场主收入影响较大的主要农产品，如葡萄牙突出葡萄、林木火灾保险等。
三是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都给参保农民以保费补贴，只是不同的国家补贴的标准不同，补贴的险种有所侧重。
四是都把发展再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重要环节，由政府给予有力的财政支持。
五是发展农业保险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六是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政府部门分工明确、合理，即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设计、国家补贴资金的管理等主要工作；保险监管部门主要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偿付能力加以监管；财政部门主要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资金。
五、启示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三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找到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各自国家的农业建起了风险防范和保障体系的途径，这就是建立国家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上述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实践，对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明确农业保险的经营性质。农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但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农业生产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总体上是低效益的产业，经营者的收人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不可能通过发展商业保险来分散和化解，一是经营者无力参加商业性保险，二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是亏损的。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的，只有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才能经营。
2.明确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原则上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参保，保险公司应为所有的农业风险承保。但不同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不同，不同的农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主要限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农产品，如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牲畜等；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常见的危害较大的自然风险，如旱灾、洪涝、台风、霜冻、冰雹、重大动物疫病等。
3.明确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是因为由于农业效益低和经营者不愿投保，经营农业保险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且监管成本很高。为农业保险厘定合理的费率并由政府对参保者给予保费补贴，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因此，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环节是给参保者保费补贴，不是给保险公司所谓的经营费用补贴。
(二)对于农保价格的满意度农业保险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的价格构成具有特殊性。我国虽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但对于农业保险的主要购买群体农户而言，其自身可支配收入低，对保险价格非常关注。对保险价格的满意度见表1。
(三)对于理赔问题的满意度在灾害发生损失造成之后，及时到达灾害发生地点进行处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在现实中，损失发生地一般是位置偏远、环境复杂的农村地区，并且保险公司存在物力、人力和财力等多方面限制，在损失发生的第一时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法立刻到达现场进行查勘定损;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理赔服务满意度较高，因为只要支付相对较少的钱就可以在灾害发生时获得足够的赔偿，这种以“小支出”获得“大回报”的形式是农户所乐意接受的。
二、实证模型
(一)模型选取针对前文分析，现利用Probit模型对农户是否购买保费补贴政策下的农业保险行为进行分析。［4］一事件发生与否，可以用1或者0来表示，分别称为响应(response)1和响应0，用以描述该事件的模型就称为二元选择模型，而Probit模型就属于二元选择模型。［5］Probit被设定用于分析在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定性数据，该模型提供了一种将x1和x2两项指标的问题以及特征y是否发生的概率之间关系加以量化的办法。Probit模型采用如下函数形式。用合适的非线性因子进行加权以后，系数βj衡量的是概率因x变动而发生变动。正βj表明x的增加将导致相应概率的提高，负值则表明情况相反。
(二)数据以及变量的选择该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10月对于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样本共采集430份，有效问卷302份，其中购买农业保险的用户有106(35%)户，不购买农业保险的用户有196(65%)户。［6］在保费补贴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对于农户而言，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农户的总体耕地面积、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识程度、农户自身的社会经济特性以及财政对其补贴与否等。以上描述性的统计特征，见表2。
(三)模型结果分析运用EVIEWS3．1构建Probit模型，通过对180个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在财政保费补贴前提下，分析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以确定对于农户而言，哪些因素对于其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更大。通过表4，我们可以看出运用Probit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拟合优度R2为0．8916，似然比统计量为24．9533，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从模型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农户总体耕地面积、对于农业保险保费的满意程度、对于购买保险的重要性以及农户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都对农户是否购买保险具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影响。从表3中可以看出农户认为购买保险将对自身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性这一因素对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有促进作用，这一点也与我们在表1中预期相吻合，可看出农户认为购买保险的重要性增加1%，则其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将增加11．17%，农户的务农时间、农作物纯收入占总纯收入的比重以及农户对于现行保险保障水平的评价都与预期相一致，［7］而总体耕地面积、农户认为现行保费是否合理和是否有政府财政救灾补贴是与预期相反的，被调查农户的家庭规模、农户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我们也可以从表3中看出，农户的家庭规模越大，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可能与农户家庭负担有关;而农户的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久，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这应该与农户自身的经验相关，与现实相符合。［8］
三、政策建议
(一)保障保费补贴政策资金落到实处农业保险成本高、风险高、收益低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少不了政府财政的补贴支持，但在现实中，一些保险公司却假借政策优势，克扣、挪用、滥用补贴资金。［9］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相关保险公司应该秉持“公开透明”原则，从健全制度的角度入手，做到政策公开、承保公开、理赔公开、服务公开和监管公开，保证补贴资金得以落到实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