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保险基金多部门共管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现代政府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都主张对一种经济活动要由多个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在他的“分散规制者以对付共谋行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分散规制者可以起到防范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威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规制俘获”，通俗地讲就是管理者被拉下水，成为金钱和诱惑的俘虏。拉丰还说，防止规制者和被规制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这是分权理论的基础。分权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政府的管理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不能洁身自好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坏公众的利益；而如果将一项事业的管理部门分散化，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规制者只能获得其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减小各个部门或规制者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抑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分权理论对制定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2006年11月22日国务院就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可见，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如何才能保证社保基金不被侵占挪用？显然，根据现代管理的分权理论，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由多部门共管，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涉及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社保资金的使用以及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问题，所以社保基金多部门共管就是要让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与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部门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择。
二、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不尽一致。在大国中，美、英等国由税务部门征收，而法、德等国则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负责征收。各国的选择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所做出的，所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我国在考虑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时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有利于确保征收；二是要有利于节约征收费用，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而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恰恰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在制度和技术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社会保险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课征的，而税务部门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样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就要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当年的工资发放情况，如果企业为少缴社会保险费而瞒报职工工资总额，那么这种行为就很容易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另外，个人所得税法也要求企业、单位在向职工发放工资时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负有向税务机关全员、全额申报职工收入的义务，这也要求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掌握企业和单位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从而有利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包括征收和稽查人员），其规模和素质足以胜任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金税工程，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信息化水平。而如果将社会保险费全部交给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后者势必要“另起炉灶”，再去组建一支庞大的征收队伍，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显然会加大社保费的征收成本。而且，许多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目前并没有先进的信息化征收管理系统，如果它承担了征收社保费的重任，必然要再建一套信息化的征管系统，这种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事实上，一些国家政府所有税费都交给一个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国家，税务局都不叫“税务局”，而是叫“收入局”。如美国叫“国内收入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加拿大叫“加拿大收入局”（CanadaRevenueAgency），英国叫“皇家收入与关税局”（HMRevenue&Customs）。这种制度安排完全是从机构设置和征收效率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税务部门也承担着一定的收费职能，如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费、文化事业费等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教育费附加由教育部门负责征收，文化事业费由文化部门负责征收。从长远看，我国的税务局也应当向国家收入局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将社会保险费交给税务部门征收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社会保险与财政关系决定财政必须参与社会保险费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是政府按保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虽然它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险缴费），但它与政府财政密不可分。实质上，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应纳入政府财政的视野通盘考虑，原因是：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障中的户籍“魅影”仍不时显现 ：市民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却不允许农民参加；外地户籍人员被禁止参加本地社会保险等。而从观念上来看，“城镇”与“非城镇”的区分依然根深蒂固，例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样具有明显户籍色彩的术语仍被各种政策文件与权威统计数据采用。我国社会保险起源于城镇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在走向全民社保的今天，这样的措辞已不恰当。《社会保险法》采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来表述，退去户籍色彩，显然更为科学。其实，冠之以“城镇”二字的社会保险并非真的仅仅适用于城镇职工或城镇人员，实际是习惯使然，也是观念上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表明社会保障的“去户籍化”仍将是漫长的历程。
2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情况
2.1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情况的基本概述
采用“李克特量表”法，针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情况、医疗保障水平、相关手续办理难易程度、政策实施情况、是否有必要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这5个条目进行调查。每一陈述均为一条正面陈述，例如“参加医保后，您认为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每一陈述均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这5种答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每个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总分即为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和，故满意度得分的总分为25分[4]。本次调研，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满意度总分，均值为10.58，方差为8.76，总分分值中最大值为20，最小值为4，其分布基本成正态分布。表明被调查者的整体满意度偏低，满意度高和满意度低的人分布较少，满意度评价一般的人分布较广泛。满意度得分分布见图1。
2.2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调研前期成果总结和相关文献查阅，发现性别、学历、职业、年龄、月收入、参保种类这6个因素影响满意度评价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本研究以这6个因素为主线试图探索其对满意度评价产生的显著性影响。将性别、学历、职业、年龄、月收入、参保种类这6个可能影响满意度评价的因素进行方差（ANOVA）分析，表明男性的满意度评价略高于女性，男性为（10.64±2.88），女性为（10.48±3.07），不同性别的应答者对满意度评价高低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应答者满意度最高，为（11.06±3.70），其次为本科（10.76±2.91），而大专、高中及其以下学历者满意度均分差不多，不同学历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职业分类方面，从事医疗工作方面的应答人员满意度最高，为（12.13±3.93），其次是学生为（11.18±3.59）、教师为（10.81±3.90）以及企业员工为（10.63±2.93），不同职业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分类上，满意度评价高低依次为21~30岁为（10.97±3.17）、31~40岁为（10.81±2.77）、20岁以下为（10.40±2.69）、41~50岁为（9.98±2.65）、51~60岁为（9.40±3.19）、60岁以上为（8.94±2.29），不同年龄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也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收入方面，收入7001元以上者的满意度最高，为（14.76±2.36），且明显呈现收入越高，满意度评价越高的趋势，不同收入的应答者满意度评价高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学历、月收入与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统计学关联，而性别、职业、年龄则没有显著统计学关联。
2.3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与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据相关文献，发现上述6种因素在影响认知度高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满意度评价，为此，我们从认知度和满意度的关系直接出发，寻找两者之间的关联，试图总结出提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的方法。
2.3.1居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概况
对调研对象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认知情况进行评价。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分类、参保对象、参保条件、账户管理等方面，出8道客观题并进行计分，每题选对得1分，选错或不选不得分[5]。结果显示，调研对象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评分均值5.03，方差1.34，最小值2（代表答对2题），最大值8（代表答对8题），级差为6。具体分布见图2。
2.3.2认知度与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被调查对象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认知度的回归系数为0.51（95%CI：0.31，0.71），P值0.000，具有显著性。说明被调查对象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认知度越高，满意度评价越高（图3、图4）
3讨论与建议
3.1提高普通市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度
可以有效提高满意度评价普通市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认知状况影响了其满意度评价。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政策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同时还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参保人的评价关系着保障体系的改进与完善，满意度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人们生活的更加舒适，而且更加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和谐与发展。为了提高满意度评价，可着手从提高认知度开始做起。根据本次调查研究，学历与认知度有着显著关联，即学历越高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了解得越多。这表明，学历越高的群体往往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较为清晰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而认知度较低的初、高中文化水平人群，多为自由职业者、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个体经营者，他们了解医保政策的渠道更为狭窄[6]，一旦遇到医保报销问题便显得手足无措。为此，相关部门应该着重关注这类人群，整体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普通群众对国家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和支持程度。
3.2重视公众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满意度评价
本次调查研究表明，普通市民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满意度偏低。在上述5个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与满意度评价显著相关，且收入越高的群体满意度评价越高。从收入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参保人对个人费用负担部分比较敏感，尤其是当需要购买一些价格昂贵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里的药品、医疗器械时，基本医疗保险这部分的低满意度评价较为明显。除此之外，通过问卷反馈以及走访调研，可以看出，普通参保人对繁琐的报销过程以及服务人员的态度有着一定的看法[7]。由此可以看出，要提高市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相关部门不仅要扩大医保范围，还要简化报销过程，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并规范其工作态度。只有参保人的满意度提高，对所涉及的保障自身权益的政策产生足够的关注度，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才会不断被发现并改进完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才会更加全面完善，社会和谐文明才会更加稳定提高。
(一)从微观角度
1、人力资源管理成本
社会保险的实施是一项专业化的工作，需要企业配备相应的人员管理企业员工的社保登记、缴纳、申报等，不仅增加了人力成本，还增加了所运用的交通费、材料费等。当然，这些工作具体需要的资源是由这项公共政策具体规定和社会化服务程度决定的。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保配套制度不完善，办理点分散，服务不到位，程序复杂且缺乏规范化，给企业社保办理加大了费用浪费。
2、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公平化
社会保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推行中，企业是作为政策对象存在的，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相对与职工，人力资源管理者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不管是处于政策客体，还是程序主体，都会有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公司条例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但是，由于社保政策的福利性，使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谎报、虚报等违规现象。
3、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社会保险的全面推行对我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民营中小企业存在自身无法弥合的弊端，如：自身发展规模较小，设备仪器不先进等原因，很难吸引高端技术人才，这也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高端技术劳动者一般都具有长远的目光，理论知识水平较丰富，使得企业在吸纳高端人才的同时不得不多考虑一项因素。我国的企业保险制度进行过改革后，对其进行了统一明确的规定，一般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率为员工工资总额的30%。这种比例的费率对大企业来说可能不需放在心上，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却是繁重的负担，使许民营中小企业有心无力，无法承担过重的经济负担。在上述因素的困扰下，一方面，民营中小企业必须吸收高端人才来促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迫于经济压力，吸引高端人才时面临着诸多实际问题。这就需要企业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促进企业长远有序发展。
(二)从宏观角度
1、从根本上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任何企业都会制定一系列的激励制度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一般会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方面。而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物质激励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员工利益的最基本的措施。社会保险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措施。
2、科学的社会保险可以保证工作效率
社会保险制度关系着企业和职工两方面的利益。从员工自身的小方面来讲，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但保障了员工利益，还能保证职工的安全生产。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意识到企业生产效益与自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加大员工与企业的一体性，这将从根本上保证生产效率，不需要企业硬性的规章制度来约束。
3、社会保险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社会保险对企业用人各个方面进行了保障和规定，分散了企业承担的职工的工伤、生育等费用的支出，有些原先由企业支付的待遇转变为由保险基金支付，这将大大减轻企业人力资源的负担，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更大更长远的增长。
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意义
(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保证和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
在我国，税务部门肩负着筹集国家财政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能。经过多年实践，它们积累了大量和丰富的征管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熟、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同时，税务部门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拥有在登记、申报、征收、管理、统计、检查、清欠等环节征管工作的优势和手段。因此，实行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税务部门的征收优势和运行机制，而且还可以不断规范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提高征管质量和降低征收成本，有利于保证和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
(二)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的完善
由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按照税收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规范化征管，不仅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由收支混合管理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用等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同时，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又大大减轻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量，能够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繁重的征收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三)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促进税务机关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
征收社会保险费，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是税务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为国分忧的具体体现。税务部门通过征收社会保险费，不仅扩大了收入规模，而且更多地参与了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这将直接有助于税务部门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此外，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可以为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准备条件。
二、云南省某市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成效
按照《云南省社会保险费统一征收实行办法》的规定和要求，该市地方税务局于2003年7月正式启动了社会保险费统征试点工作。三年来，该市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初步建立和规范了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各项具体制度
两年多来，该市税务部门围绕着抓紧抓实组织收入、强化征管和优化服务的原则，初步实现了以“统一征收机构、统一征收范围、统一征收办法、统一入库方式和统一征收票据”为内容的“五个统一”；将税收机制全面引入到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税费同步征管”制度和模式；着手费源监控管理，不断强化和规范欠费管理及清缴措施；加快推进全市性的部门协调，促进建立和完善部门协调制度和系统内部管理制度等等，从而使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不断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社会保险费收入稳步增长，征缴力度不断加强
从收入总量来看，2003年，该市共计征收社会保险费170,282万元，比2002年增长了17.15%；2004年，共计征收社会保险费229,24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34.62%；2005年，实现社会保险费收入263,64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15.01%，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保险费收入的稳步增长。同时，不断强化欠费清缴，努力推进征收扩面，征缴力度得到不断加强。以2005年为例，全年共扩面4,600户，约占全年实收社会保险费户数的8.85%。
(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信息化建设直接关系着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的有效运行和统征工作的实际成效。为打破信息化建设滞后的“瓶颈”制约，该市地方税务局已先后两期进行了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一期中，该市地税部门一方面加大硬件投入，及时补充、调整和维护征收一线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另一方面，通过对原有医疗保险等征管软件的功能拓展和使用层次延伸，不断修改、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软件。特别是第二期以数据大集中模式的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系统的成功开发并于2005年1月1日起的正式上线运行，不仅基本实现了部门内部信息资源共享和促进了征管流程的进一步规范，而且全面提高了该市地税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技术层次和信息化水平。
三、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相关立法滞后
当前，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而该条例总体上沿用的是原劳动保障部门的征收模式。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后，其征收方式按收支两条线管理原则必须进行相应变革，原有模式显然已难适应税务部门统征的需要。比较而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立法进程，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缺乏全面和完整的法律规范，并造成税务部门在实际征收工作中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措施。社会保险费虽然由税务部门征收，但并没有赋予税务机关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手段，税务部门很难象适用税法那样采取诸如冻结账户、银行扣款、查封资产等征缴措施，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税务部门征收只是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不仅给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带来了难度，而且还严重制约了社会保险费征缴率的提高和征管力度的加强。
(二)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各项制度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首先，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存在各险种缴费基数口径、参保范围不同等问题。社会保险费各险种缴费基数构成口径的不统一和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间参保范围的不同，直接带来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间的费负不均，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且还影响了缴费人的积极性和统征制度的规范。
其次，社会保险费欠费问题依然突出，征缴面扩大尚有一定困难。虽然该市税务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种强化清理欠费的措施，但欠费问题依然突出，欠费管理办法和制度急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目前，五个险种都存在欠费问题，尤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最为突出
第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征管流程尚需进一步规范。虽然“税费同步征管”制度和模式的推行，确保了社会保险费在征管流程上的初步规范和有效运行，但是，社会保险费的征管离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目前社会保险费核定权和征收权的分离，税务部门在扩大覆盖面、核实缴费基数等方面就很难解决在征收前就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缴费的快捷性，而且也影响了缴费人的积极性。
(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运行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首先，部门权责尚未有效协调。就目前而言，虽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已明确规定可以是税务部门，有关法律和规定已从宏观层面对部门权责进行了界定，但由于统征涉及的部门较多，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交叉管理严重、权责脱节、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等现象，有的甚至限制了税务部门征收职能的充分发挥。
其次，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社会宣传力度不够。社会保险费的统征，在税务部门内部已基本做到了思想认识统一，工作目标和重点明确，组织领导保障有力，但仍然存在社会宣传不够深入，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和充实，缺乏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等不足，致使有的单位和个人对社会保险费的知识知之甚少，思想意识不高，难以及时、自觉纳费，客观上给征收工作增加了难度，影响着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均衡入库和征缴管理。
第三，信息化建设不能很好地满足统征社会保险费的需要。虽然该市税务部门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信息化建设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基础信息收集难、各部门间信息不对称、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欠费催缴方式与管理信息系统不匹配等问题。
四、完善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对策及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加快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法制建设
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法制建设和完善，是规范社会保险费执法秩序、健全统征社会保险费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立法和加快法制建设，首要的是立足于强化税务部门的征收主体地位，从法律、法规及征管体制上逐步实现税务部门作为社会保险费统征唯一执法部门的地位，以便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完成包括征收入库、处罚、催缴等方面的全部工作，有权对不缴纳或欠缴的参保单位、企业采取如税收一样的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以提高社会保险费征收效率和刚性。
(二)切实推进统征社会保险费各项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首先，努力夯实基础管理，进一步规范征管流程。夯实基础管理，就是要尽快实现缴费基数、参保范围、基础资料和参保代码等的统一。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缴费登记程序、建档管理程序、申报程序、征收程序，不断规范检查程序、催缴处罚程序、接受举报及处理程序和内部管理程序，实现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科学规范。
其次，加强费源监控，积极稳妥地推进欠费问题的解决。加强费源监控，客观上要求确定费源监管的权责主体，定期、深入地开展费源调查，强化缴费人户籍管理和动态管理，对不同费源实行分类监管，建立对有效费源特别是重点费源的重点监控制度，不断促进有效费源培育，完善费源监控管理办法等。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保险费欠费管理和清缴，努力提高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征缴面的扩大。当前，在没有相关法规出台的前提下，要扩大社会保险费征缴面，首要的任务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保证法规覆盖的单位应保尽保，同时，积极开展试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将为数众多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覆盖范围，不断争取社会保险费征缴面的扩大。
(三)不断改进和完善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运行保障机制
首先，进一步促进和加强部门间有效协调。为此，必须进一步合理界定和明确各部门的责、权、利范围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由政府牵头负总责，劳动保障、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制度化监督协调机制，实现部门间的有效协调。
其次，严格依法征费，规范执法。依法征费、规范执法，是各级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要求税务部门在组织社会保险费收入和清缴欠费等工作中，必须始终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正确、有效地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征管手段和工具，应收尽收。同时，还必须坚持贯彻“税费同等重要”的原则，促进征税和征费良性互动的实现。
第三，加大社会宣传，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可以税收宣传带动社会保险费宣传的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长期宣传制度和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地征费信息和告知事项，包括建立对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欠费单位予以曝光、对诚信缴费的单位予以表彰奖励等制度和措施，逐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意识氛围，不断提高缴费人的遵从度和支持度。同时，必须继续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采取形式多样、求真务实的培训方式，将社会保险费业务培训纳入税务部门基本业务培训的范畴；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杜绝“重税轻费”的思想，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能力。
第四，加快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质量和效率。社会保险费的统征涉及面广，数据量大，数据内部层次和关联多，数据的存储时间长，只有依靠信息化手段，才能适应当前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的需要。可行的选择是进一步强化税务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绝对优势，以税务部门数据大集中和医保现有系统为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推广多种申报方式简化申报、缴费程序，加快实现社会保险费信息资源在财政、税务、银行、劳动、社保等部门和单位的数据联网和共享。此外，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必须牢固树立成本意识，应积极采取各项具体措施从各个层次上努力降低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制度成本、征管成本、遵从成本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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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工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按时、足额的缴纳
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费用由不同的主体单位承担。财政拨款缴纳的单位由国家缴纳很大一部分,剩下的由个人承担;没有财政拨款的企业,由企业自行缴纳一大部分,剩下的由员工自行缴纳,这样就出现企业不能及时缴纳社会保险基金;有的企业还有违规修改财务报表隐瞒工作人员人数,进而少缴、漏缴社会保险基金费用,这样形成不良反应,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进一步较快发展。
(二)职工社会保险基金被挪用的问题
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在2009年对全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中的问题进行专项彻底的检查,却在各个地区发现保险基金超支的现象,私自挪用保险基金的现象;2000年在各项保险基金审计中发现在支付职工社会保证基金违规操作的金额达到50个亿。为此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在财务管理上的力度不断的加大,影响社会保险基金发展的事件明显减少,但是在乡镇和单位中隐瞒、挪用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三)监督部门的问题
由国家财政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社会保险基金归入财政的户名下,从这种管理方法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很大的良性效果,减少了一些机构违规操作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在最近的时期这种管理方式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把社保基金归入财政户名下就给财政部门有了很大的自由操纵空间,最后引起了很多贪污行为,这就出现了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在正常使用上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二、要加强职工社会保险基金在财务管理上的力度
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力度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
(一)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工作
职工社会保险基金在向单位和个人收缴时,有关机构应该开设收入户和支出户。收入户指允许用于社会保险基金资金的收入,不能支出,没有其他任何的功能。这样的话上级机构可以很明确的查看资金项目,定期划走资金,以提高资金正常渠道的使用率,防止资金被违规操作等事情的发生。在日常工作中每个月核对参保人员、基金的数额,做好这样的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为此保证资金的安全完整。
(二)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管理工作
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管理机制。以医疗为例,现在医疗费用增长很快,其中不规范的医疗服务的行为大大造成了医保资金的浪费,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据统计,2010年上海市的医疗费用超支了2500万元,所以,规范医疗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将规范医疗服务作为医疗管理的入手点来纠正这一病态的行为发生,这样有利于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加,减少基金的浪费。我们还要对一些医院的医疗服务重点的进行监督和检查,找出在医疗过程中不规范的地方,然后为典型进行大力的宣传,还要对发现问题不及时改正的医院进行大力查处,从根本上遏制这种违规行为的发生,确保在基金支付的时候做到合理利用资金,不浪费。
(三)建立比较完善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和预警机制
建立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和基金预警机制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改善:1,整个财务管理人员要对内部控制和预警机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能够真正,深刻认识到它在其中的重要性,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2,财务人员要在平时的工作中认真执行和会计有关的职业道德法律条文,对违规的行为坚决进行制止,保证保险基金在财务核算工作中做到日清月结,更加完善;3,审计部门要对社保基金进行不定期的审查,及时的发现问题所在,制止他人对社保的违规操作造成社保基金的不良运行。通过建立预警机制,对没有缴纳社保基金的单位催促缴纳,对催促之后还不缴纳的提出警告批评,利用舆论对该企业进行曝光,使参保企业能够重视起来。
三、社会保险基金对企业影响
社会保险基金对个人的影响都反应出了很积极的一面,对每个人只有好处。下面主要探讨社会保险基金对企业的影响:
(一)增强劳动者社保方面的维权意识
在社会上对社会保险基金大力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保险基金对职工的好处所在,这样必将增强劳动者社会保险方面的意识。没有办理社会保险、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肯定会面临巨大的成本风险。
(二)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缴纳的强制性
以往社会保险强制性相对较弱,处罚力度小的原因,由于企业少缴纳或者不缴纳保险,导致很多员工和单位产生纠纷。为此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险缴纳的力度,加大了对单位少缴纳或者不缴纳保险的现象加大了处罚力度,通过对企业缴纳保险的强制性,致使企业更加慎重对待社会保险的缴纳。
(三)人才的流动性变大
国家新提出的社会保险法,提出了“全国统筹”,建立异地就医医疗保险结算制度,打破了阻碍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的牵绊,促使了以市场为流向的人才资源合理的流动。所以,企业将面临很大的人才流动现象,为企业建立留守人才提出了要求。
四、分析社会保险基金对企业和职工的意义所在
社会保险是政府强制实施,处理劳动者在工作中面临的工作风险,它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转变的,在社会发展中很重要。谈谈社会保险基金对企业和职工存在的意义。
(一)社保减轻家庭负担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家庭还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依然是家里的重要支柱,在中国养老问题都是有儿女承担,但是子女们是上有老下有小,赡养老人是家里很大的一笔开支,有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然而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重担。
(二)减轻企业养老的负担
年轻人在为企业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同时,在年老的时候无法胜任工作,此时企业就应该对劳动者老年生活给予扶持,如果企业对老年人全权扶持,那肯定对企业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成本负担,很可能导致企业不堪重负。而社会保险基金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这一问题。
(三)可以激励员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对企业来说有很重要的影响,激励员工很重要,有社会保险基金制度,员工会更有信心,工作更努力,从而增加企业的业绩。
1.2社保基金监管不到位，信息公开不透明社保基金的监管涉及人社、财政、审计等多部门。一直以来，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督，重心都放在对存入财政专户的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上，而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征收、支付环节则疏于监管，也无力监管；其次，财政部门直接参与对社保基金的日常管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丧失了原有的监督地位的独立性，影响了监管的客观、公正。审计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多为事后审计，缺乏事前、事中监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虽然要求社保经办机构和缴费单位应每年公布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社会和职工监督，但对文件公布的范围、指标和方式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多数情况是职工往往需要主动查询，才能了解个人保险相关信息，直接导致保险信息不透明。
1.3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安全管理存在盲区社保基金开设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三个银行账户，各账户都存在相当数量的活期存款，又不能相互调剂、统一使用，无疑增加了资金使用成本，影响了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不能实现基金的效益最大化。现行相关制度对挤占、挪用社保基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小额多期挪用仍缺乏制约，社保经办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向财政部门虚列用款计划，恶意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利用支出户来挪用社保基金。另外，基金的支付管理也存在一些漏洞，如养老金存在虚报、冒领现象，医疗保险存在冒名顶替、非支出范围的药品列入报销范围，异地报销费用项目难以审查等。
1.4社会保险管理者及财务人员综合业务素质缺乏目前，社会保险管理者大多是“硬专家”，只精于各自的专业，却未必擅长管理，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忽视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将财务管理纳入社保基金管理的有效机制中。同时，社保机构的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偏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观念与创新意识不强，理论基础薄弱，知识结构老化，工作质量和效益不高。财务人员缺乏、编制不足，在社保业务成倍增长、工作量大的情况下，人才流失严重，补充来源不足，人少事多，不能实现精细化管理等一直困扰着社保机构的财务建设发展。
2完善社保基金财务管理的对策
2.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征缴方法，提高基金征缴率虽然《社会保险法》已经出台，但相关的配套政策却未能及时跟进，社保基金管理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因此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使社保基金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针对社保基金缴纳不积极的现象，在思想上应该加大对企业和个人的宣传力度，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保险的重大作用。在日常工作中，社会保险部门要做到：进行机构调整，尽快实行保险费的集中、统一征缴；要求企业按照规定的日期提供用人情况、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并定期进行基金的核算工作，包括基金的数额、参保人数等；确保基金的完整性；加大基金缴纳、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只有将社保基金征缴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才能扩大征缴面，提高征缴率，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
2.2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和审计，实现社保基金的信息公开人社、财政和审计部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加强沟通和合作，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共同构建社保基金监管的有效机制。对财政专户的资金支出，应在银行环节设置“双控”程序，既不允许人社部门单方面决定支出，也不允许其他部门单独决定资金去向。由于社保基金数额大，周转速度快，在管理上要建立内部控制、内部稽核、内部审计制度，同时完善定期的外部审计制度，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完整。另外，应通过媒体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年度报告，将基金征收支付政策、欠费单位及金额、基金结余情况等涉及公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重要事项，接受社会的监督，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2.3拓宽基金的保值增值渠道，完善基金安全管理在保证基金正常支付的情况下，人社和财政、金融部门应加强协作与联系，统筹安排，保证基金最大程度的增值。为此需要尽快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票面利率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定向特种国债，不断扩大证券型的投资规模，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基础上选择投资回报高的项目，实现基金的效益最大化。在基金安全管理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对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变动和缴费基数实行网上申报、社保基金网银划款、个人缴费银联刷卡等方式，彻底杜绝社会保险经办人员直接接触现金，同时通过公示、稽核、责任倒查等途径完善管理薄弱环节，认真整改，堵塞漏洞，有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确保基金安全。
2.4提高社会保险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首先要建立领导责任制，社保机构主要领导是财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既是广大投保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政府职能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既懂管理，又要了解财务的相关政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建立会计主管人员、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把财务制度落实到各级层面、各个岗位；三是着力财务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培训，不断更新知识，加强职业道德和能力培养，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为社保基金的管理保驾护航。
1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和医疗保险的需求也逐步增加。社会医疗保险自建立发展以来，规模越来越大，覆盖面越来越广。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的启动再到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的普遍推开。今年开始，国家又实行了旨在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看病就医问题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计划用三年时间逐步在全国城镇全面推开。而随着社会医疗保险规模和覆盖面的扩大，管理成本的增加和管理的低效率等问题也往往随之产生。因此，如何提高管理效率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2基本概念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理清几个概念。
医疗保险既包括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也包括由市场提供的商业医疗保险。通常来说，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是基础，商业医疗保险是补充。除了社会性医疗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形式之外，两者之间还可以有一些中间形式的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是指根据立法规定，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原则，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保险费，把具有不同医疗需求群体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再分配，即集资建立起来的医疗保险基金，当个人因疾病接受医疗服务时，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提供医疗费用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对超出上述社会医疗保险范围以外的医疗保险，称作补充医疗保险。
3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理论分析
3.1可信承诺
可信承诺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动态博弈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可信性”问题。所谓可信性是指动态博弈中先行为的博弈方是否该相信后行为的博弈方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或不利行为。因为后行为方将会采取对先行为方有利的行为相当于一种“承诺”，而将来会采取对先行为方不利行为相当于一种“威胁”，因此可以将可信性分为“承诺的可信性”和“威胁的可信性”，即可信承诺和可信威胁。可信承诺是约束机会主义，维护人人合作的关键条件，而要满足这个条件，必须要组织中的每一个人达成互惠的共同知识，使大家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动机持续地兑现承诺，并使大家确信这种承诺具有强制性。
（1）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可信承诺分析。在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中，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实质上是一种“父子关系”，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审评和奖惩机制并不具有实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由于管理层和员工都意识到审评和奖惩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工作与任务执行与否或执行效率如何都无所谓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道德风险和偷懒问题随之产生，管理效率极其低下。
（2）商业保险公司的可信承诺分析。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讲，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是市场竞争，市场机制对其起很大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保险公司管理效率的高低和业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管理效率高和业绩好的企业相对而言更能占据市场，而低效率的企业往往会受到市场奖惩机制的惩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各保险企业及其员工认识到这种市场奖惩机制是可信的，只有努力提高管理效率才能受到市场机制的“奖励”，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这样，道德风险和偷懒问题也得以解决。3.2X效率
“X-非效率”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勒伯斯坦提出的反映大企业内部效率及水平状况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大企业特别是，垄断性的大企业，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小，内部层次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加上企业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使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勒伯斯坦称这种状态为“X-非效率”。X低效率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组织机构和人们动机的不同，企业有大量未被利用的机会，特别是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起来；或者由于企业氛围的不同，对内部成员的监督成本可能较大，从而使企业很难以实现成本最小化；或者由于企业内部人员的目标和企业的目标不一致，人力资源浪费等。
（1）社会保险机构的人事管理模式存在X低效率。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问题，它强化了绩效评估和激励制度，注重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和发展，使人力资源管理兼顾了组织和员工、现在和未来。但是社会保险机构采用的是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模式，没有注意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且内部层次多而复杂，管理和监督成本大，导致产生X低效率。
据X效率理论，员工工作的努力程度或理性程度在一定情况下与所受的竞争压力成正比，竞争压力越大越能激发人的工作理性和斗志。而在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模式下，竞争机制缺乏，外在压力不够，集体努力程度和个人努力程度不高，员工的工作理性和斗志没有被很好地激发，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公平竞争、公开选拔的制度还不完善，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和流失。
（2）商业保险公司竞争压力大，效率大大提高。商业保险公司采用的是市场化的运作，采取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通过诸如招聘、选拔、培训、薪酬管理、绩效评估、福利管理、组织变革等具体管理行为来实现生产力进步、工作生活质量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改善、促进组织变革、建设组织文化等企业目标。它强调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强化了绩效评估和激励制度，增加了员工的竞争压力，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理性和斗志，减少了管理和监督成本，从而使效率大大提高。
4此外，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还具有如下优势
（1）商业医疗保险的新方法、新技术。商业保险产生较早,许多原理和技术都比较成熟。如商业医疗保险在确定收费标准时,充分考虑了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并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寿命等都作过精密的计算和科学的预测,这些做法在各级各地政府制定具体的社会医疗保险改革措施时,都应加以考虑和利用。
（2）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两个主体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确保基金安全运行和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商业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对基金支付的管理与控制,实现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监督和引导,不仅可以对其不合理的供给行为进行制约,而且可以通过相应的支付措施促使医疗机构降低费用,提高质量,使广大参保人获得实惠。
（3）利于政府转换职能,将工作重点放在筹资和基金运作的监督管理上,同时降低社会保险运作成本。第一,借用商业保险公司现成的管理人员、管理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网络设备和计算机管理系统；第二,可以防止政府运作过程中的人情操作、不规范、不透明和低效率等问题,保障了基金安全.
综上所述，社会医疗保险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既可以发挥商业保险的优势，又能够提高广大职工的医疗水平，同时推进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可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是提高我国医疗保险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舍曼•富兰德,艾伦•C•古德曼,迈伦•斯坦诺.卫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调研数据显示，在接受调研的劳动者中，占80%左右的劳动者对于社会保险法的问题是了解的，其中约23%的受访劳动者对社会保险法是非常了解的。但不能忽视还有13%左右的受访劳动者对于社会保险法是一点都不了解或者从没听说过。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占比重较大的广东省珠三角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呢？社保信息制度不完善还是法律宣传不到位呢？值得深思。从调研数据看，对于社会保险的基本种类，约80%的受访劳动者是知道有不同类别社会保险项目，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劳动者偏重于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认识，而欠缺有关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认识。
（二）用人单位履行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的情况
过去的社会保险立法滞后以及立法层次偏低，尤其是在参加社会保险和依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责任的设定方面疲软，使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强制力度不足，在调查问卷中反映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相当部分应该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不参保。调查结果显示参加社会保险的仅占总数的47%，没有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占53%。没有依法替劳动者参保的单位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二、用人单位不如实申报缴费基数和职工人数。部分企业，采取少报工资基数、少报职工人数，达到少缴社会保险费之目的。此类现象在各地已经引发大量的社会保险权争议，为将来的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权实现带来隐患。三、用人单位不足额缴费。一些经营正常，有能力缴费的单位，寻找种种理由和借口，规避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造成长期拖欠的现象。四、用人单位故意间断缴费。部分企业有意识中断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对相当一部分自由职业人员和在职业介绍中心、人才中心的存档人员，自认为其缴费年限已经达到按月领取退休金条件，不再缴费。
（三）社会保险权争议的处理现状
一、调查数据显示，劳动者在遭遇单位未办理或者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时，22.4%的劳动者选择要求单位为自己办理，单位实在不办理就算了；有34.7%的劳动者表示要求单位为自己办理，单位不办理就去有关部门投诉；41.1%的劳动者表示要申请劳动仲裁，提讼。其他的表示不知道怎么处理。以上数据表明，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相较以前已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劳动者维权受阻也是现实的困境，例如申请仲裁和民事诉讼的路径就存在各种分歧。这必定会弱化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二、劳动者认为我国目前社会保险救济途径有很多不足，不少劳动者认为社保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其中，认为投诉无法及时得到处理的占受调查劳动者总数的49.7%；认为劳动仲裁委、法院不会受理社保案件的占26.9%；另外认为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法院不能依法裁判的占24.2%。50.8%的劳动者深深体会到救济途径太少而无法维权，导致劳动者的权利遭到损害。劳动者希望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技术规则，从规范上明确责任与后果，为劳动者提供更畅通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四）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
珠三角地区劳动者来自全国各地，劳动者的来源较复杂，而且相对其他地方来说，珠三角地区劳动者流动的频率也相对较大，所以需要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劳动者数量较多，《社会保险法》虽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了转移接续的保障，但是在调研的过程，劳动者对社会保险接续难的问题反映相当大。1．部分外来劳动者对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问题不了解《社会保险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对社会保险的重视程度也在加强。像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占大部分的城市，常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人口的流动，将发生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的问题。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个人跨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均可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可见，我国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有了法律层面上的保障。但是，现实中社会保险接续转移的具体规则畅通了吗？劳动者对我国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问题又了解多少？是否真正确知具体的转移接续手续呢？为了解这些问题，调研显示，在珠三角地区59%的劳动者认为自己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就业时，自己的社会保险应该可以转移，但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手续却不清楚。2．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一系列障碍超过一半的劳动者认为，社会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间是存在矛盾的，并且认为当前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无法实现有效的对接，这两个是最突出的问题。除此以外，认为“信息服务及管理软硬平台不到位”也占到了接近一半的比例，以及认为社保基金压力促使一些地方设置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障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了法律的保障，还不够，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如何能让劳动者实现社会保险关系的完全、真正转移。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制定全国性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的技术规则，推进各地方社会保险接续转移的衔接，非常紧迫，不然就又要耽搁不少人的社会保险权利的落实。
（五）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问题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劳务派遣在当前的用工模式中是相当普遍的。在与珠三角几大企业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广州地区的某丽电子厂劳务工占该公司员工的25%–30%，某尼电子公司正式员工仅为20%，而劳务工则占了80%。在东莞、佛山地区劳务派遣用工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劳务工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抓好劳务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保险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1．派遣地与用工地购买社保差异所引起的问题在广州以及东莞地区的座谈会中，均提到有关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问题，由于派遣地和用工地缴纳社会保险的标准以及享受的待遇存在差异，以工伤保险索赔为例，因为珠三角地区在广东省来说经济相对发达，很多劳务派遣工是从清远、梅州或者韶关等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派遣过来的。当劳务派遣工发生工伤时，经常会发生派遣地的标准明显低于用工地。但工伤保险事故的发生地通常在用工地，即珠三角地区。应当如何平衡派遣地和用工地的利益，从而更好地保障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利益，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否则就会制度性地制造社会保险权益不均衡。2．劳务派遣机构数量激增，社会保险覆盖率低引发的隐患当前，珠三角地区劳务派遣机构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以东莞市为例，2008年以前，东莞的劳务派遣机构每月注册登记的只有3至5家。近年来，东莞市的劳务派遣机构每月新增10–20家，目前劳务派遣机构达到了836家（截止2011年11月笔者访谈中，东莞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劳务派遣公司除了来源于本地外，还有来自省内其他地方的派遣公司。在《劳动合同法》修正前，劳务派遣机构不需要到劳动部门进行行政许可申请，只需进行工商登记即可。对于劳务派遣具体的用工数据，劳动部门还不能准确获知具体的用工数据。劳务派遣机构增长快速，劳动部门对其的监督管理跟不上，劳务派遣单位以及用人单位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往往损害劳务派遣员工的利益，劳务派遣员工的社会保险利益存在较大的隐患。3．存在劳务派遣同工不同酬不同保障的问题某些企业即使是同一岗位，因为身份的不同，用人单位为劳务派遣工和正式工缴纳的社会保险的标准是不同的，当然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劳务派遣工的晋升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2001年开始，我国国有企业就出现了劳务派遣工的现象，劳务派遣工通常享受不到与正式工同等的待遇，导致他们心理的不平衡，这对于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打击是很大的。更甚的是，用人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更容易规避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的法律风险，推卸责任，从而损害了劳务派遣工的利益。这与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6条及其立法宗旨是相背的，与国际劳工立法和欧美劳工立法强调的同值同酬（包括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的趋势相逆[6]。
二、社会保险权实现状况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一）配套管理技术手段落后
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费率差别较大，统筹层次参差不齐；基金运营渠道单一，调拨、划转不顺畅；不同统筹地区待遇标准差别较大。社会保险业务量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管理手段的落后直接造成工作效率低，工作质量不理想；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还未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也尚未实现全国联网。各地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地方仍旧通过人工操作为职工办理转移手续。人工操作就会导致各地都有自己的养老保险政策和操作办法，各地在执行中使用不同的信息表格，流程也不尽相同，保值增值和办理效能千差万别。这在无形中为基本养老保险权的顺利实现设置了障碍，也影响了人们参保的积极性和对社会保险制度的信任。
（二）社会保险跨区域转移接续难
社会保险转移接续问题影响最大的即是外来流动人员（外来户籍劳动者），而珠三角地区拥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制约外来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存在制度障碍。区域、户籍分割的社会保险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就业。《社会保险法》将转移接续问题初步上升为法律规范，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系的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有两个前提，一是统一各地不同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个重大问题则是提高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问题。中国原有的社保体系设计之初，采取的是县级统筹的模式，后来逐步发展到地级市统筹。这种区域分割式的立法及低层次管理，造成我国各地养老保险基金尚未全部实现省级统筹，其他四项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很多还处于县市一级或者地级市，有的甚至处于更低层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两千多个社保统筹区域，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试点，也仅实现建立省内转移的调节基金，离真正的省级统筹相差甚远。统筹意味着在一定区域内征缴和支付的社保作为一个整体核算，不足部分由统筹区域的财政负责补贴。外来户籍人口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直接影响着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的财政责任大小。过去外来户籍人口流动就业或返乡生活，外来户籍人口带不走其已积累的社会保险利益，实际上造成了用外来户籍人口的钱为劳动力聚集地的城里人、本地人增加了福利基金，缓解了政府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外来人口流入地政府也乐见其成，但这就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保障均衡化造成了麻烦。可以说，经济发达地区已经累积的这种既得利益是阻碍社会保险基金层次的提高和转移接续制度建立的巨大阻碍，应当从国家层面解决这些制度障碍和历史矛盾。
（三）相关主体的不同利益导向导致社会保险权难以实现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相关利益主体主要有: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他们并不就是“地道的规则遵循者”，非但如此，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还会偏离制度规定，策略性地进行行为决策[7]，使得我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1．政府利益导向下的行为分析从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吸取过去由于统得过死而导致的地方积极性低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的“放权让利”政策，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以图调动地方政府在管理、建设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经济上，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地方政府的运作经费，如行政经费及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中央政府不再直接负担，而由地方财政直接支付；在政治上，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充当“双重角色”，一方政府的权威地位，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是中央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负责，是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经纪人”。这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行为都相对独立起来，中央政府成为了一个有别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追求目标是使全社会的福利效用实现最大化；而地方政府往往仅追求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地户籍或者常住居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劳动者社会保险权方面一直处于动态的利益博弈过程，它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利益双重性的基础上的。2．企业利益导向下的行为分析出于企业利益的考虑，很多企业不仅不规范用工，还不落实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的责任。例如，一些非国有企业虽然产品结构合理、适应市场要求、经济效益好，但职工平均年龄偏小，没有相应的退休金支出需求，对于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热情不高。由于现有的一些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不完善，保险信息披露不完备，管理透明度不高，一些企业出于投机性和资本收益最大化目的，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会想方设法逃避缴纳保险费，随意压低、隐瞒职工工资等。还有一些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为了减少用工成本，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为劳动者购买社保的责任。3．个人利益导向下的行为分析个人也有自身的策略和偏好。现实中，个人往往并不是充分理性的，他通常是短视的，预见不到自己在未来的境况，或是即使预见到了，也不愿意以牺牲当前的消费为代价而为以后做出事先适当的安排。以养老保险为例，有的个人对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缺乏信心，担心资金不足，自己的个人账户不能得到兑现，还担心国家政策会变化，基本养老保险会半路转向，管理基金者会存在道德风险；对于发达地区或收入高的劳动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可能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是自己吃亏，是用自己的钱养活别人、用当代劳动者的钱养活因国家对养老欠账而需要养老的前几代人，其中有一部分将基本养老保险比作“劫富济贫”，视为“吃大户”。大部分劳动者主要是依附于所在企业缴费，容易和企业产生“合谋”行为，向社会转嫁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责任，出现提前退休和冒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能性，减少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增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如果这些个人的短视行为不能得到有效制止，那么劳动者社会保险的真正实现就会大打折扣，困难重重。
（四）对《社会保险法》宣传不足，劳动者在认识上出现偏差
在本次调研中，大部分劳动者都认为《社会保险法》及配套规章宣传不足，对相关的规定不了解，因此在实施上有所欠缺。自2011年7月1日起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关系到广大的人民，但是对法律出台以后，对其的相关宣传却较少，特别是在一线劳动者群体中，他们并不了解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保险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目前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危害缺乏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劳务派遣群体中，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大部分使用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务派遣公司，例如清远等落后地区。而且，劳务派遣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大部分人仅仅关注工资高低、单位性质、劳动强度等，而对于关乎自己长远利益的社会保障却了解甚少，不少人表示找工作时工资是最重要的，如果工资高了，自己交保险也行。
三、促进社会保险权实现的对策与建议
调查显示，78.7%的劳动者表示参加社会保险能为其带来好处，39.9%的劳动者表示“非常有用”，38.8%的劳动者表示“有用”；80.9%的劳动者表示了解《社会保险法》，22.9%的劳动者表示“非常了解”，58.0%的劳动者表示“了解但不是很清楚”。但实践中的参保率依然不高，仍有40%的劳动者表示“从未购买部分社会保险”。该如何走出这种“知利而不为”的怪象呢？笔者认为，应从国家、社会、工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等多个层面去寻找合力。
（一）实现全体劳动者不分身份一体参加社会保险
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碎片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一方面我们高调宣扬社会保险制度对社会安全、发展的莫大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的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编制内人员却不愿意变单位人为社会人，固守财政兜底的旧社会保障体制，不愿意纳入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制。这就导致了社会其他人群认为，制定社会保险立法和政策、掌握资源分配的人都不参加社会保险，这样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值得怀疑的，这会导致人民对国家大力推进的社会保险制度从内心上产生抵触。事实上，公务员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在产业发达、经济自由与管制适度、政治民主之经济发达地区早已成为现实[8]。从体制内的人员转为非体制人员、以及从就业者转为非就业者以后，这两类转化后的人员的社会保险接续规则没有理顺。因此，构建公务员、编制内人员在内全体劳动者统一的社会化社会保险制度，真正使社会保险制度得到全体公民高度认同，积累更多的社会保险资金抵御更大风险，实现更强的调剂和保障能力，更有效地遏止挪用、占用、贪污、浪费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这一整体性全民性社会保险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实现平等的社会权，削弱“官本位”弊病。
（二）明确社会保险争议的司法救济
从实践看，社会保险争议救济渠道的焦点在于：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与没有按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救济渠道是否一致。从目前的司法态度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规定来看，这两种情况的司法救济渠道是不一致的。不办理且无法补办致使劳动者损失的，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办理后拒缴、少缴、不按时缴的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在实践中，有用人单位中断缴纳或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按照行政诉讼的救济模式，劳动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后，用人单位无论如何都要提起上诉，这些程序一般耗时长达5个月。而如果按照民事诉讼的救济模式，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属于终局裁决，除存在用人单位申请撤销终局裁决法定情形和劳动者不服裁决外，该裁决是终局的，此程序最长耗时为60日。在“强资本弱劳方”的格局下，劳动法律法规救济模式应向弱势方倾斜，认为对于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应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应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应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9]。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所以笔者建议将用人单位拒缴、少缴、不按时缴的争议也纳入到劳动争议中来，这不仅符合诉权的法理，而且也符合广大劳动者的愿望。劳动者通过司法或者准司法（劳动争议仲裁）途径诉求社会保险权益，还可以同时诉求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办理社会保险而导致劳动关系解除的补偿、赔偿，这是通过行政救济无法实现的劳动者权益。通过劳动者拿起社会保险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必然推动用人单位重视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
（三）构建畅通的社保转移接续机制
“社保转移接续难”是课题组在实践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因为社保难以转移接续，使部分劳动者不愿意办理社保，或者选择“退保”，2009年席卷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农民工输入集中的地区的“退保潮”便是明证。所以，为了保证社保覆盖面，政府应通过制度安排畅通社保的转移接续问题。就实践来看，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问题关键在于统筹部分。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险法规体系关于社保转移接续的初步规定，该通知第四条也只是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跨省转移接续，即统筹基金部分以本人1998年1月1日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按12%的总和转移，参保缴费不足1年的，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①。由于地方利益各不相同，在短期内难以通过立法将医疗和失业参照养老保险的做法进行转移接续，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社保经办机构为主体，选择劳动力流动性大的省市之间建立省际社保转移接续的合作委员会，进行社保转移接续的试点，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推广。要加快打破城乡、地区、人群分割[10]，完善体制内人员转型为非体制内人员、以及就业人员转变为非就业人员后的社会保险接续规则，使得所有的公民都能为社会保险所覆盖，使社会保险法得到贯彻。
（四）加强社会监督并引入工会为代表的诉讼
《社会保险法》第8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和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举报、投诉，应当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应当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处理。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应当及时处理，不得推诿。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微博等即时传播工具的兴起，社会监督力度进而加大，这对于《社会保险法》的有效实施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助力。然而，监督手段的多样化与即时化，并不完全等同于执行的有效化。事实上，缺乏刚性的监督往往是收效甚微甚至是无效的。我们的调查表明，50.8%的劳动者表示“救济途径太少”是我国目前社会保险救济途径的不足之一。那么，如何形成刚性的监督并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诉求呢？笔者认为，引入工会为代表的诉讼不失为较好的制度选择。工会是劳动者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是劳动者的代言人，代表着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应当挺起腰板，就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事项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并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据理力争。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劳动合同法》第56条规定[11]，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讼。可见，工会仅在集体合同中才能代为诉讼。而在社会保险权的实现上，《社会保险法》第9条规定[12]:“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权参与社会保险重大事项的研究”。各级工会应该依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代表劳动者发出他们的声音，从源头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13]。当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受到侵犯而主张维权时，工会组织理应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引入工会为代表的诉讼，对用人单位可以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利于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实现。
（五）严格控制劳务派遣单位的市场准入
调研显示，《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机构不需要到劳动部门进行备案、或者行政许可，只需进行工商登记即可。由于准入门槛低，为了节约用工成本，则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非法用工的可能性增大，社会保险权也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采取了严格控制劳务派遣单位的市场准入，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对采取劳务派遣的工作性质和人数比例进行严格明确的限制等措施，对促进实现不同用工类型劳动者的平等社会保险权有一定的法律规范意义。但修正后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真正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劳动者的平等社会保险权，这与平等保障社会保险权利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
1．取消视同工伤中“48小时”的时间界限医学上把急救48小时当做救死扶伤的黄金时间，但工伤保险中将这48小时挪用到界定“视同工伤”中工亡的时间标准，显然不符合时间要求，这种生搬硬套以及单纯的时间概念会引起社会矛盾，成为不和谐因素。同时又是对伦理道德、人性和经济利益的考验，它显然已经违背了工伤保险中“视同工伤”这一条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与我们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例如，李某是一名技术工人，经常加班加点，超负荷的工作量致使李某工作中突然倒地，停止呼吸。经厂医院医生抢救后才有了一点生命迹象，但只能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一直未苏醒，最终十二天后抢救无效去世。但其所属公司以超出48小时为由不予申报工伤。此做法极度伤害了职工家属的感情。为此双方展开漫长的诉讼。相反，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处理类似情况时，出于人性化考虑，利用呼吸机维持生命超过48小时的，也办理了工伤认定的相关手续。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应当在视同工伤的“48小时”时限规定方面重新考虑，诸如在“重症病房利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一直处于抢救阶段的情况”应当视同为工亡。这样能够兼具法律与道德的平衡，能够站在人性的角度遵守法律的规定，更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更倾向于工伤保险制度维护弱者，以人为本的法律精神，体现依法治国的法制要求。
2．惩罚条款要名副其实《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追偿。”该条款显示了法律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承担监督用人单位履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义务，监督不到位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保留向用人单位追偿的权利。此条款保障了单位职工及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通过对比《工伤保险条例》中第17条第四款和《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可以看出立法的理念最终是保障伤残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然而《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的规定与《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违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是惩罚已缴纳保险费用的单位，要让单位承担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法》第41条是对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单位，可以先行向伤残职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向单位追偿。然而，对于已缴纳工伤保险费用而超出申报工伤认定时限的单位，拖延或者拒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最终该如何处理却未作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的目的在于惩罚用人单位超期不申报工伤的情况，也包括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单位，这样的话，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缴纳工伤保险在30日内申请工伤认定方面已没有实际意义，这将会导致在现实操作中将不利后果转嫁到受伤害职工的身上，丧失此条法律制度原本的立法目的和意义。建议《工伤保险条例》中第17条第四款规定应当补充单位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对于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超过30日不申报工伤的，处以罚款，未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按照《社会保险法》第41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之后再由社保机构向用人单位追偿。或者直接删除30日限期的规定，改为向单位罚款的方式。
3．简化纠纷程序势在必行新《工伤保险条例》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和争议处理程序，确定了工伤认定的简易程序，同时明确了工伤认定时效中止，规定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简化了工伤争议处理程序。这些都是对原《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处理程序耗时过长的改进，是进一步保护了工伤职工权益的进步。然而，新《工伤保险条例》的改进没有从根本上清除程序复杂，耗时过长的弊端。这些时间的消耗对于弱势的工伤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不论从精力还是从经济方面都是无法负担的。因此，改革的步伐可以再大一些，将“一仲、两诉”的程序精简为“一仲、一诉”。因为工伤纠纷大多不是极其复杂的案件。通过两次审查完全可以处理完毕。例如，确认劳动关系只需劳动仲裁确认和法院的民事一审。工伤认定和工伤认定之后的程序都可以实行“一仲、一诉”的办法处理。这样不仅提高了解决工伤纠纷案件的效率，减轻伤残职工的负担，而且摒除了实践中有些单位利用繁琐的工伤处理程序恶意拖延的目的。总之，简化工伤纠纷处理程序，减少工伤纠纷拖延的时间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实践意义。
(二)工伤鉴定问题的完善建议
1．应当根据实际残情恢复程度来判定伤情是否相对稳定伤情是否相对稳定应当以医学专家的判定为标准，机械地以时间作为判定标准是不确切的。因为伤情的稳定不仅与医疗技术、恢复时间有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伤职工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年龄因素，恢复能力因人而异，伤情相对稳定的时间也是各不相同。《工伤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是以伤情相对稳定作为劳动能力鉴定的要件而非停工留薪期已满，因此劳动能力鉴定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伤职工伤情恢复的实际程度来判断能否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遇到停工留薪期未满，而工伤职工本人已经上班或本人单位反映伤情基本稳定的情况时，劳动能力鉴定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该申请之后，由现场医疗专家来判定是否可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依据《山西省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未满，但经医疗机构证明工伤治愈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后终止停工留薪期。”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规定相关条款统一指导行政部门的工作规范。
2．工伤认定决定的生效与否不应影响劳动能力鉴定的进行只要是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伤残职工也符合伤情相对稳定、提供所需的工伤医疗资料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应当受理该申请。因为，工伤认定决定是确定伤情性质的过程，而劳动能力鉴定是判定伤残职工伤残等级的问题。两者属于不同领域的两个范畴。假设工伤认定决定最终被判决无效，那么已经做出的劳动能力鉴定必然也随之无效。相反，假设工伤认定决定最终判决是有效的，那么就会相对缩短劳动纠纷期，更有效地保障伤残职工的权益。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31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期间不停止支付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该条就属于对伤残职工的保护性条款。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比对第31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期间不限制符合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职工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规定，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受理此类的伤残职工的申请提供法律依据。
(三)工伤保险待遇问题的完善建议
综合来看，工伤保险制度的宗旨就是维护伤残职工的生命与身体康复的权益，一切制度条款的建立应当以维护伤残职工的权益为基础，能让伤残职工及时、有效地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是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说，取消对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限制、给予合同到期的伤残职工选择解除或不解除合同的权利，等等，都应当是以维护伤残职工的权益为重。对比《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4条规定不难发现，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提高了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但是对于鉴定为七到十级的伤残职工，只要劳动或雇佣合同期满，企业就有权解除合同。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却给了合同期满的伤残职工主动选择解除或不解除合同的权利，用人单位不能主动解除合同。伤残职工多为体力劳动者，如果合同期满后，用人单位再选择职工时，势必会重新选择身体健康的人作为员工，解除与伤残职工的合同。被解除合同的伤残职工除了能领取到三种补助金外，以后就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今后找到工作的机会也极低，那么对于伤残职工是极为不公平的，同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此《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4条这正是体现了保护伤残职工长期权益，是以人为本的条款，应当予以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