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Asanewtrendofresearchinthewestmodernpsychology,positivepsychologytakessidesagainstthenegativemetaphorofhumannatureinprevailingpsychologywhichlaysparticularstressontheresearchofpathologypsychology.Itemphasizesthepositivesidesofhumannatureandbelievesindevelopinghuman′sinherentpositivepotentialsoastohelppeopletoliveahealthyandhappylife.Positivepsychologyisthehealthydevelopmentofpathologypsychology,whichreflectstherationalreturnofhumannatureandthespiritoftheera.
Keywords:positivepsychology;pathologypsychology;humannature;psychology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末最早在美国兴起､以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种心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倡导的“消极心理学”或“病态心理学”(pathologypsychology)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反动｡本文首先从学科和社会需求层面分析积极心理学源起的必然性,接着分析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最后探索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实践价值及其发展前景｡
一､积极心理学的源起
自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消极心理学一直统辖着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积极理念､积极情绪､积极人性观等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始终受到心理学界的排斥和冷落｡对《心理学摘要》电子版的检索结果表明,自1887—2000年,有关积极情绪(如快乐､幸福等)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等)的研究论文比率数大约为14∶1｡[1]另一项相似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约有20万篇文献报道心理疾病的治疗问题,其中8万篇关于压抑现象,6.5万篇关于焦虑状态,反映积极的理念､潜能的文献仅有1000篇｡[2]可见,消极心理学是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而居于统治地位｡
实际上,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上叶,世界接连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长期而严酷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人类曾有的幸福生活｡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对各种问题的修复和解决便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对于心理学而言,其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的秘密,找到治疗或缓解的方法｡尽管无论是在二战之前或之后,心理学家并未停止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如推梦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研究,荣格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等都可以看作是积极心理学的早期探索,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等,对积极心理学的产生都有影响｡但是,由于学科发展的惯性,也由于早期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加上世界尚处于“冷战”状态以及严酷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恐慌和压力,这些研究者的努力都未能使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发生根本性的转移｡
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使得人们的心态随之发生了改变,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正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赛里格曼(SeligmanM.E.)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3]正是基于这种时代背景,以赛里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对消极心理学展开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极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研究｡
赛里格曼认为,心理学自从取得独立地位以后就面临三项主要使命: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充实幸福,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三项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均得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二战以后,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如心理障碍､婚姻危机､滥用和性犯罪等,心理学正在变成为一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心理学研究重心的这种转移实际上背离了心理学存在的本意,因为它导致了“很多心理学家几乎不知道正常人怎么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4]｡
1997年,赛里格曼担任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主席一职以后,由于他的大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相继在美国和意大利等地多次召开了年会｡与此同时,世界著名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等也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发表了积极心理学专辑｡积极心理学由此在美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该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在2004年出版的《现代心理学史》(第八版)中,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称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5]
二､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以及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良好的生活｡
(一)对悲观主义人性观的反思与批判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作为统治20世纪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三大流派,对于人性存在一种共同的隐喻,即否认人性的独特性,将人喻为机器或动物｡认为消极性是人心理与行为的基本属性:人要么由本能驱使,要么由环境决定,渲染一种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的心理观｡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关注人心理的消极层面,强调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追求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这种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着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积极心理学反对人的机器或动物隐喻,反对心理的本能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心理学,并认为消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心理学研究的本意,因而也将难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应有价值和社会使命｡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去掉人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个健康幸福的人,同样去除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人就能自然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
毋庸讳言,消极心理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确实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赛里格曼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举例说,当今心理学家们已经能对至少14种50年前还无能为力的心理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显然是消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又紧接着指出,就在我们为心理学的这一成就而欢呼时,却尴尬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拥有更充分的自由､更好的物质享受､更先进的技术､更多的教育和娱乐,而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口比率却也在成倍地增长｡因此,消极心理学不可能通过对问题的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6]
消极心理学只看到人的心理问题和外在世界的不良事件和恶劣环境,把心理学的目的定位于消除人心理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期望问题被消除的同时能自然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积极心理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使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走向了畸形化,而且也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消极心理学的视野中不存在利他主义､同情､美德等,有的只是错觉､幻觉､非理性､怪癖､自负等字眼｡在消极心理学看来,消极的社会动机是真实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积极的社会动机只是一个副产品,是人类的偶然为之｡
(二)积极心理学的价值观取向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该系统既有潜在的自我内心冲突,也有潜在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最终发展状态｡基于此,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和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扩大人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基于这种积极的价值观取向,积极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对常人的积极情绪与体验､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关注的课题｡当前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很多,主观幸福感､快乐､爱等都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如有关生活事件､金钱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有关快乐者与不快乐者心理特征的比较研究,有关快乐的跨文化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等｡积极心理学主张“积极”是人所固有的内在潜力,因此积极人格特质存在与否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故而对于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无疑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当前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共同点是将人类看作是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并具有适应性的整体,具体包括对乐观主义､自我定向､成熟防御机制､智慧､创造性等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中,还有许多涉及创造力与天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如有关创造力的结构研究､创造力的起源研究､天才的禀赋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等,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探索认知问题｡
积极心理学也不回避对人的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相反还将之视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使命之一｡但与传统心理学对该领域见解不同,积极心理学强调从正面而不是从负面来界定与研究心理健康｡他们更关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而不是消极心理疾病的矫正,认为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本身尽管不能为人增添力量或优秀品质,但问题的出现却为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优秀品质和潜在能力的机会,人积极心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应对和消解心理问题的过程｡因此,积极心理学主张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积极意义:一是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从问题本身去获得积极的体验｡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积极心理学常常从与消极心理学相反的角度对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如关于“抑郁”,传统的解释为“被动的情绪低落”,而积极的解释则为“能对冲突做出深刻的情绪反应”;关于“懒惰”,传统的解释为“没志气､不勤奋､性格软弱”,而积极的解释则为“能避免争强好胜”,等等｡[6]
积极心理学主张保障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对心理疾病的积极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则来自于对人内部积极潜力的塑造或唤醒｡换句话说,人类自身存在着诸如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预防心理疾患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建一门有关人类力量的科学,其使命就在于弄清如何在青年人身上培养或发掘这些品质｡简而言之,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发掘并专注于处于困境中的人的自身力量,就可以有效地做到疾患预防,保障心理乃至身体健康｡
积极的心理治疗观主张,心理治疗是治疗师通过对患者赋之以关注､权威形象､和睦关系､言语技巧､信任等治疗态度与技巧,以赋之希望､塑造力量､唤起潜能,培养或扩大人类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三)个体与社会层面兼顾的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主流心理学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研究的缺陷,既强调个体心理的研究,也关注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动因的认知以及在理论或假设的建构上,强调内因(内在积极的力量)与外因(群体､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
目前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积极情绪､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天才培养以及心理健康与积极情绪的关系､心理疾患的积极预防､精神疾病的积极疗法等领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近况和成果在前面的介绍中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积极心理学者强调心理､人格的积极性和内在性,注重对个体层面的研究,他们也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之于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和心理治疗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如Ericsson通过研究提出,创造力是源于普通认知过程的一种脑力活动,更多是通过培养而非天生的才能｡关于天才的研究则表明,天才儿童在自己具有天赋的领域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而天才的产生与父母和家庭环境很有关系,天才通常是在那些富裕的家庭环境､并有丰富的智力或艺术刺激的家庭中产生｡[7]629652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及其经验是在环境中得到体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从最广阔的环境——进化来讲,进化的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的经验｡因而群体和社会层面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类幸福的环境条件及影响青少年发展､天赋得以体现､发挥的环境因素的探讨上｡如Buss从进化的角度对阻碍人们达到积极的精神状态的原因提出了三种看法:第一,因为人们目前所生活的环境大大地迥异于祖先们在生活和精神上已经很好适应的环境,所以人们在现代的环境中常会有所不适;第二,进化了的机制会造成主观压力,但因其有效而得以保留下来;第三,选择是富于竞争性的,会给人们带来压力｡但同时,人们也拥有另一些进化了的机制,产生快乐的来源,它们是婚姻联结､友谊､紧密的亲属关系､合作性联盟等｡[8]Myers在对有关快乐的研究中指出,促进幸福的要素之一是,另外两个要素则是收入的增长和亲密的人际关系｡[9]
(四)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论倾向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承继了西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其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量表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目前有关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大都采用的是访谈､调查､量表等研究方法;而在有关积极情绪及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创造性思维的脑机制研究等则经常采用实验法或实验法与访谈､量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尽管可以看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些综述性研究,但总体来看他们在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沿用当前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实证方法｡然而已有一些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应当借鉴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学习和继承质化研究方法的一些优势与长处,以更好地促进积极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三､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与意义
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和探索人的积极品质,这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和颂扬,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正因为人性的积极性,才不仅使得人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尊,并在与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的社会系统中充当着主宰,而且也使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以一种万物共存的方式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积极心理学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人的“机器”､“动物”隐喻的反动,高扬人性的积极性､建设性,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性的理性复归,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同时似乎也为心理学的未来展示出了一幅全新而美丽的画卷｡正因为如此,积极心理学在产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是在美国,此后迅速引起世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或思潮,构成了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既吸收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又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与心理观取向｡尽管它对传统心理学存在批判,但不同于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无情颠覆:积极心理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研究对象､内容和价值观层面;相对于批判,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似乎更倾向于对消极心理学的反思和纠偏｡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心理学试图超越现代心理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长期对峙与分裂,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对二者给予整合,以期构建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尽管其还未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结构,还不足以与主流心理学相抗衡,但可以预见的是,其面临的批判和指责将少于后现代心理学,毕竟它吸收了现代心理学两种对立文化取向中各自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缺陷,而并非是对它们的彻底反动或解构｡实际上,现代主流心理学研究如果能汲取积极心理学的有益成分,将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现存的问题还很多,有待发展的研究领域也不少,诸如文化霸权问题､成人化研究取向问题､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方法的整合问题､如何正确评价和面对心理学已有研究成就问题等,都是积极心理学面临批评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6]
首先,积极心理学和早期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如批评者指出,早期有关积极心理的研究成果(如主观幸福感)就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之中｡积极心理学的这种脱离早期研究的做法使它既显得基础单薄,又显得内容不够丰富｡[6]其次,积极心理学缺少一个完整有效的理论框架｡积极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章和研究报告中,缺乏有效的整合和提升,这就使得积极心理学理论显得散乱而不成系统,同时也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积极心理学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取向｡其研究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而且主要是美国社会的成年人,以致有人称积极心理学是“纽约成年人眼中的世界地图”｡[6]这种成人化研究取向使积极心理学不能很好地对个体积极品质的发展历程､发展途径和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事实上,一个人的幸福､快乐等是与其价值观､生活背景､社会文化特点和生理特点等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用一种人的幸福涵盖所有其他人(如儿童､东方人等)的幸福｡第四,积极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批评过于苛刻,也过于武断｡实际上,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传统心理学的主张有着很大的相似,只不过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落脚点不同｡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二是如何预防心理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和治疗心理问题｡其中后两个问题本身也是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核心｡如果过分强调对所谓“消极”心理学的否定而连同其有益成分一同抛弃,将势必影响到其进一步发展｡
当然,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并不会因其尚存有许多问题而停止｡只要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包容的精神､开放的视野面对批评者的声音,努力消解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必将推动积极心理学自身,乃至整个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人文关怀是21世纪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是实现人文关怀的必由之路”[9],而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精神｡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不仅仅是寻求与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而且是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更广泛的人类福祉,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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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俊,叶浩生.积极: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核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06111.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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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人类对心理现象的探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面对大自然的无可抵御的可怕力量以及种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现象，人们无奈地将心灵之感归于神灵而加以崇拜。所以，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心理学思想，就是“灵魂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心理学专著。从古代开始，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到19世纪中叶，对心理的探索与研究不断继续着，但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岁月里，这种探索仅仅是处于无明确的研究目的、无明确的研究目标、无明确的研究思想、无明确的研究方法的混沌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夹杂在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心理学的方法也主要是思辩的方法，在那个年代，心理学实际上还是与哲学、神学处于一种没有分化的统一状态中，其内容被包容于哲学和神学的内容体系中。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使心理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像其他学科一样被作为一门正式科学而进行研究，他成为把心理学转变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者。从此，心理学从哲学、神学、医学等其他科学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心灵奥秘、揭示人类自身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它研究人类自身，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发挥自我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冯特创立心理学的时候认为，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心理的结构和内容，发现心理元素复合成复杂观念的内在原理与规律。不过，早期以冯特为代表的内容心理学派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不存在应用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持续了三四十年，心理学开始走出实验室，面向大众，服务于社会生活。
一、心理学对健康事业的应用
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致力于精神病人的治疗。而20世纪以来，心理学更加支持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主旋律。人们不仅注重到了人的生物学方面，同时也注意到了作为完整人的心理、意识方面和社会行为方面。当今世界，人们更加崇尚预防医学，不仅考虑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还要考虑社会环境，包括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疾病，过去一直是指导身体的某一部分、过程、系统在功能或结构上的反常这一纯生物学概念；而健康，则仅意味着没有疾病。新的医学观下，健康指的是：“人不仅仅没有疾病和虚弱，而要有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的圆满适宜的状态。”不能达到这一状态，即可称之为疾病或亚健康状态。现代健康观认为人类疾苦的发生，有生物、心理、社会、生态诸多方面因素，只有在人类处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的整体平衡协调运动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健康。20世纪70年代后期，健康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及其工作实践与人类健康的各种问题紧密相联，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幸福，建立不久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们自觉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探讨和解决有关保持或促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躯体疾病的问题。现代心理学在矫正影响人类健康或导致疾病的某些不良行为，尤其是在预防不良行为与各种疾病发生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运用心理学知识改进医疗与护理制度，建立合理的保健措施，节省医疗保健费用和减少社会损失的途径，以及对有关的卫生决策提出建议。健康心理学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行为理论、程序学习、行为健康和条件反射的原理。在疾病的防治、不良行为的矫正、生理功能障碍的康复、意外事故的减少、精神紧张的缓解，以及运动锻炼与健康教育的普及等方面，都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也对降低许多心身疾病，如对降低心血管病和癌症的发病率等起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欧洲成立了欧洲健康心理学会，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荷兰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立健康心理学机构。在美国，通过健康心理学家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青少年吸烟者的比率已明显下降，成人的吸烟率比20年前下降了1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吸烟致病致死的这一尖锐社会问题。实践表明，健康心理学在与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必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造福人类的特殊作用。
二、心理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20世纪以来，心理学逐步向着经学领域渗透。首先，大量的心理原理和行为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经济学。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的思想流派，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剥去了传统经济学假设理性人光鲜的外衣，主张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
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融入了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包括人的认知、情绪、行为以及人格，而不仅仅是物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而个体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又是一种个体化过程，不能被他人所替代，所以个体化就成为个体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行为经济学主张用过程理性来代替实质理性，并致力于把被价格、收入等经济变量牵动的经济木偶还原成富有人性的人，使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其次，在市场领域，消费者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从消费主体出发，研究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劳务的行为规律；研究消费者的态度、情感、爱好以及决策过程等；研究影响消费行为的一系列社会、个人和体制变量；研究满足消费的产品特点和消费者对产品特点的反应；以及研究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发应需适销产品等。心理学使现代营销活动充满生机，使社会生产目的的实现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心理学在生产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20世纪末，心理方法就被引入到工业生产活动中，早期如泰勒的工作时间研究，吉尔布雷思和吉尔布雷思夫妇的动作分析，以及后来关于传送带生产的操作研究等，都是工业心理学中的经典性工作。在心理学发展的百年时间里，许多心理学学派都对工业心理学的理论作出过贡献。从经典的心理物理法、反应时学习心理，到当代的认知心理学、信号觉察论等，都对工业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观强调知觉的形与基，在工业心理学的数符辨认、图形识别及服装设计中都是必须考虑的条件。
工业心理学是心理学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心理方法和成果解决工业或经济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它主要研究工作中人的行为规律及其心理学基础，利用心理学研究每一职业的要求；利用测验来选择工人和安排工作；规划利用人力的最佳工作方法；制定培训方案，使人力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决定最优良的工作条件；研究最合理的管理组织形式；研究工作动机，调整工人和管理人员间的通力协作。工业心理学强调探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和产生这种行为原因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强调一些已知的人类行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从而更好地满足工业或经济机构与劳动者的需求。
首先，上世纪中期，工程心理学形成。主张对劳动工具进行改装和设计，使劳动工具的设计适应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以保证最佳的劳动条件，使工程可靠，操作者轻松，效率提高。心理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不仅在记载和积累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方面功勋卓著，而且在利用心理机制使人与机器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互相适应，在保证一个大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效率的前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及客观分析人的心理过程的方法，被应用于解决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大型国防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随着工业产生一系列的革新，同时科学领域里控制论、信息论、仿生学等科学的发展，工程心理学进入了系统研究。以人—机—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系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与机器和环境相互作用，使工程技术设计与人的身心特点相匹配，从而提高系统效率、保障人机安全、并使人在系统中能够有效而舒适地工作。认知实验心理学成为现代工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如今，工程心理学正致力于把人机系统扩大为人—机—环境—社会这样的更全面的系统。
其次，管理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说明、指导管理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工业心理学分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心理学启蒙阶段，其奠基就是以社会心理学家梅奥为首的一批专家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他们认为，单靠物质刺激不能保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的社会条件与工作效率有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非正式组织在群体中的作用。现代管理心理学主要研究与组织行为有关的人的个体特点，如动机、能力、性向等；人的群体特点，如群体的分类、人与组织的相互作用等；领导行为特点，如领导风格，领导的评估与培训等；组织理论与组织变革，如组织的模型，组织变革与组织开发研究等；工作生活质量研究，着重从改善工作环境，工作丰富化、扩大化方面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
除此以外，现代工业心理学的分支逐渐增多，包括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等等。工作环境是否适合于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并保证生产的高效率；工作环境是否能适合生理上的需要，工作者心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等问题，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利用心理方法实施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和扩大化，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提高工作本身对人的意义，增加工作者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满意的效果。人事心理学在提高人的激励水平，改善培训方法，对人进行科学的评价和选拔任用，以及职业的设计和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科学地制定有关人事管理的制度提供依据。
四、心理学在教育事业中的应用
19世纪末心理学进入了教育领域，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西方教育思潮倾向于把教育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是促进教育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前提条件。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对教育心理学的建立起到开拓作用。赫尔巴特在教学理论中，把教学分为教育的教学和非教育的教学两种，前者指伦理、道德、意志、性格的培养，后者指传授知识、技能的智育活动，他认为这两方面的教育活动都应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桑代克1903年出版《教育心理学》一书，以学校情境详尽说明学习的概念，这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心理学的真正开端。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学习心理学、个别差异及其原因三大部分。他提出的学习三大定律(效果律、准备律、练习律)及个别差异理论，成为后来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和精神分析等学派的学说对教育事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受格式塔学派的影响，教育开始重视“顿悟”在学习中的地位，不再局限于尝试错误、刺激与反应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则促使教育界重视人的行为的研究，注意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使教育重新重视意识的研究，特别是潜意识和下意识问题。同时，重视情感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心理卫生知识引进教育和教学过程中。
早期教育心理学偏重于学习心理的研究和学习规律的讨论，并且大多集中于智育方面的问题。随着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也就越来越重视道德行为、道德情感以及审美情感的培养。1947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对教育心理学研究进行规划的委员会，认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应包括八个项目：教育评价和测量；儿童发展的特点；特殊儿童及其教育；有关学习心理学的教育方法；特殊学科的学习；学习辅导和心理健康；教师人事和促成学习的教师行为；教育心理学的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人类生长和发展，包括遗传与环境、一般生长和发展、社会与情绪的发展、动机的基本理论、智慧、性向与兴趣，以及个别差异等；学习，包括学习的本质、影响学习的因素、学习的动机、技能、推理与问题解决、态度、特殊科目的学习，以及训练的转移等；人格与适应，包括情绪、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卫生、特殊儿童、品格，以及社会活动；测量与评价，包括测量的基本原则、智力与性向的测量、学习的测量、适应的测量，以及测量结果的应用；教育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包括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统计技术，以及为教师所提供的研究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渐转向教育过程和学生心理的探讨，也重视教学手段的改进。人们高度关注教材、教法改革研究特别是关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开发学生智力，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许多教育心理学家纷纷提出培养创造力的各种建议，开展了许多创造力课题的研究，教学中提倡发现学习，鼓励儿童的幻想、好奇心、个性独立性等，都是着眼于教学的改革。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斯金纳，参照以往别人制作的教学机器设计制成了程序教学机。这种教学机器的特点是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设定步调，确定学习的进度，能够及时从机器中获得反馈信息，机器根据学生学习的程度自动调整问题和学习内容的难度。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我教学法就起源于这种程序教学机。程序教学运动对教学方法带来了很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以操作条件反射为基础而设计的教学课件备受欢迎，斯金纳的及时强化思想仍然在教学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受到大多数教师的欢迎，其程序教学思想也影响了教材的编制。直到现在，无论是在教材编排还是在课堂教学方法方面，都能够看到程序教学的影子。教育心理学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更加重视研究教学中的社会心理因素问题。随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不少教育心理学家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学校和课堂看作是社会情境，注意研究其中影响教学的社会心理因素。如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学习动机，试图用造成某种外部压力或不平衡状态的方法，来促使学生产生改革行为的欲望。人们开始重视教学组织形式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如心理学者罗杰斯主张，课堂教学中要建立温暖的师生关系，从而他强调采用指导讨论法进行教学。他认为，学习向高级水平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移情；二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三是和谐或真诚。心理科学引入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使教育理论面貌一新，更重要的是向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总之，进入20世纪，心理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向世人证明它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基础科学，也是一门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科学。除了上述领域外，几乎在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人们都开始注入心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比如环境心理学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运动心理学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等。
心理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且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个多世纪以来，应用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心理学列为21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之一，有人认为“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主要原因是它应用范围广泛涉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心理学的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心理学对不同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标志着它逐渐成为一门与现代前沿科学发展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以及对于人类现代生活工作应用最广泛的学科之一。
参考文献：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1．目标片面化，育人功能受到限制
学校心理教育有三级目标，一是针对少数已有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学生的矫治性目标；二是针对大部分学生成长中心理困扰的预防性目标；三是着眼未来，旨在开发潜能，健全人格，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性目标。然而，一些学校基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心理问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把心理教育的任务理解为关注和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把矫治和预防学生的心理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种“重矫治，轻发展"的目标导向，难以体现心理教育的开放性、发展性与多元性，极易将心理教育引向狭隘与极端，不利于“大心理教育观”的形成，不利于学生心理的持续性健康成长。
2．课程问题化，消极暗示不断强化
近年来，心理教育课程逐渐成为大面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主要途径。然而，一些教师片面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预防和解决心理问题，教学设计大多“以问题为中心”。一般是先提出学生经常出现的心理问题，然后探讨、阐述如何克服问题，并提出克服问题的建议与策略，最后让学生联系实际，指导实践。此外，课程内容还过于强调心理疾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诸如强迫症、恐惧症、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这种“重问题，轻素质"的课程取向，极易诱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致使一些学生过分关注自己的缺陷和问题，关注自身的消极层面，不断的消极暗示又容易导致自我认知偏差，结果对心理健康教育产生恐惧或抵触情绪。
3．咨询医学化，心理问题难以缓解
心理咨询是咨询师协助求助者解决各类心理问题的过程［3］。它有不同的类型，其中，障碍性医学心理咨询与发展性学校心理咨询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由于学校心理咨询的起源深受精神卫生模式影响，一些学校的心理咨询存在医学专业化倾向，过于重视心理治疗技术，更有甚者将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医学心理咨询的问题相混淆，主观臆断来访学生一定存在心理问题而被放在了“问题"焦点上。这种“重障碍，轻能力"的咨询倾向，极易给学生留下“凡来心理咨询者都有心理问题”的错误印象，使得一些学生在出现心理困惑时不敢及时咨询，本来可以通过咨询消除的心理不适却发展成为心理障碍，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危机。
不难看出，上述倾向的共同之处是以心理问题为取向，把重点放在预防和矫正学生的各类心理问题上，过多关注学生心理发展的弱点和缺陷。应该说，在学校心理教育发展的起始阶段，在学生心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现实面前，“问题取向”的心理辅导非常必要，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过程，往往有一个从点到面，从少数到多数，从障碍矫正、问题解决到素质提升的发展过程。随着心理教育的深入开展，这种“问题取向”的心理教育不断显现出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停留在“就问题论问题"，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陷入“越着力于问题解决，问题却越是层出不穷”的怪圈现象。究其根本，“问题取向"式心理教育是将心理教育作为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手段，是把心理教育作为一种工具而获得意义，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教育观。而心理教育本身更为重要的育人价值与人性意义，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怠慢；导致心理问题的深层的思维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的作用，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心理教育也就失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活动空间。
鉴于此，学校心理教育要获得更科学、更全面的发展，必须转换研究视角，从关注学生心理的消极层面转为关注学生心理的积极层面，关注学生个体发展中最重要、最积极的方面，即注重学生潜能的开发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从更高层面关注学生的人生发展，对学生的心理予以一种积极的人文关怀。
二、“积极关怀”式学校心理教育的内涵及依据
“积极关怀”是“积极的人文关怀”的简称，它有两层涵义。一是把“人文关怀”作为心理教育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要求在心理教育中注入一种人文精神，一种贯穿于心理教育全过程，渗透于心理教育各方面的人文关怀理念，把促进学生心理发展、潜能开发和人格完善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使命。二是强调“积极”，是针对“关怀”中存在的功利倾向以及表达方式和尺度上的偏差，强调关怀中要无私而真诚，关爱中要理智而有艺术，关注中要保护尊严与人格，一切的关怀都要有“积极"的意义，都要有利于学生的积极成长。
对学生心理予以积极的人文关怀，是和人类文明发展相同步，与人们追求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相适应的。“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就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制约，“化成天下”就是用文明精神去教化民众。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文关怀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人文关怀已经从原来的侧重教化，发展为进一步强化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尊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高度关注的精神体现，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把“人文关怀”、“心理疏导”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从本质上来说，心理教育最需要人文关怀，也最能体现人文关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以心育心"的过程，是师生之间心灵的沟通过程，只有走近学生，真切关怀学生的内心需求，师生双主体的内心世界才会有最亲密、最深层的接触，也才能影响当事人的心灵深处。学校心理教育的实质是关注学生的正常成长和健康发展，促进学生的人格完善，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积极的人文关怀是教育之使命，心理教育之重任。
对学生心理予以积极的人文关怀，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教育［4］理念，当前正在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将给予理论指导。“积极心理学”［5］是美国心理学界正在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认为，上个世纪以前的心理学属于传统的消极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等领域。积极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学不仅仅应对损伤、缺陷和伤害进行研究，而且也应对力量和优秀品质进行研究，且致力于人的积极品质培养。它认为，积极的心理本身就有预防和治疗心理问题的作用，关注个体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所存在的问题，更能达到避免问题产生的目的。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思想给学校心理教育以重要启示，从积极的层面来研究与探讨学生的心理，注重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激发他们内在的积极力量，是预防和矫正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路径。
三、“积极关怀”取向下学校心理教育的实现
1．目标设定：从矫治性、预防性为主走向发展性为主
“问题取向”下的心理教育目标主要侧重于心理问题的预防和矫正，易于走向狭隘与消极。“积极关怀"下的心理教育则致力于“学生心理素质与个性品质培养”这一发展性的目标，这比帮助学生消除心理问题的目标更具有积极意义。据此，一方面，全校要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氛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要提倡包容和协作精神，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品质，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另一方面，面对学生成长中的心理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只就问题作一些具体的操作性的帮助，而应引导学生对眼前具体的心理问题作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探讨和明了问题背后深层的个性特点、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人生价值取向等根本性原因和制约因素。为此，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帮助他们全面地、客观地分析问题，使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找到问题的缘由，从根本上解除心理困惑。
2．课程开发：由专门人员、专门途径走向课程多元化
“问题取向”下的心理教育大多依靠少数专业人员，采取课程教学、心理咨询、讲座等途径，容易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其他工作割裂开来，长效性难以保障。“积极关怀”下的心理教育，受后现代课程观“课程是生成于‘实践状态’的无法分解的、整体的‘教育活动’”［6］的影响，认为课程在学校教育领域内无处不在。无论是专门的心理教育课还是其他各科教学，都具有心理教育课程的性质。据此，要树立“大心理教育观"，心理育人，人人有责，工作队伍要求专家引领、全员参与；同时，要将学校整体氛围、心理教育专门课程、心理咨询、团体辅导、各学科教育、同伴辅导和家长支持等途径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互动多维的交叉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全方位地利用所有途径和措施，使学校相应工作自觉地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之功能。
3．师生关系：从医患关系走向师生双主体交往关系
“问题取向”下的心理教育虽然重视和强调师生间的平等关系，但面对学生问题时，教师总会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而学生成了“问题学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平等。“积极关怀”下的心理教育，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对话关系，而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对立关系。据此，教师不仅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发展中的学生，重视学生自我成长的体验，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而且还要善于培养自己的积极心理，关注自身的健康成长。在个别心理辅导中，心理咨询员要修正自己的角色，首先应该做学生的朋友，然后才是指导教师。同时要淡化来访者的疾病意识，不要轻易下“疾病”的诊断，要坚持以缓解和疏导学生的紧张情绪为主，以免来访者进入“病人角色”，导致问题和症状的固化。要尽量启发和引导学生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己去解决问题，以促进其自身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4．差生评价：从消极态度走向鼓励和肯定
当前，差生是一个十分突出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差生一般是指学习成绩差、不守纪律、品德表现也较差的学生。这类学生难教、难管，身上弱点较多，许多“事故”也常与他们有联系，他们的一些优点往往容易被缺点和不足掩盖，所以很难得到教师对他们公正、客观的评价。其实，差生自尊心强，对教师的评价十分敏感，他们渴望教师能给予他们客观的评定，能看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积极关怀”视野中的差生，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闪光点，如果能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教育引导方法，挖掘和利用其积极心理，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差生也是学生，也是受教育对象，转变和培养他们，使他们成长为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因此，全体教师要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对学生多做肯定评价，谨慎使用批评、指责，尽量少用或不用处罚手段；要善于发现差生身上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肯定性评价，加以扶植，使其光大；要经常对学生做纵向分析，要避免“故意找茬专挑刺”的评价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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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是有关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问题。可以说，心理学现在已经涉及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上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跨度。具体的方法是与具体的研究问题相联系的。心理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所有各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了物理的、生理的、药理的、临床的、数学的方法；心理学本身又有实验的、准实验的、非实验的、思维推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又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在某个局部问题上对各种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微观的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以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归纳和综合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该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间既有自己较完整、较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的现代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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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3]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与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与遗传基础、社会与文化环境、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与行为的客体或对象、业已形成的人格与个性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定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时空境遇等。心理学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原因的解释分不同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从遗传基因（秉性变量）和社会文化（环境变量）两方面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做出概括性解释；在中观层面，则以某一特定个体的机体变量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以及该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其个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给以解释；在微观层面，则试图对构成行为的每一细小动作的原因做出内在神经和心理机制及过程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出自不同文化立场的多种不同理论构成，因此，无论是就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总体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原因而言，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以攻击为例，心理生理或生物学试图从女性的月经周期、暴力凶杀犯的脑机能障碍等方面做出解释；心理动力学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攻击行为源自过去经验过的对攻击性反应的强化；认知理论则强调个体对于暴力和攻击所形成的认知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性。上述各种解释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则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心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来说，心理学缺乏一个稳定的“范式”，从未像其他规范科学那样形成为学科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创立之初，学科内部便同时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以冯特、艾滨浩斯和铁钦纳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以意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模式；布伦塔诺为代表的，以意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非实验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和使用临床方法的精神分析研究模式；以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和美国心理学的创立者詹姆斯为代表的，以适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模式。上述几种研究模式各自强调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心理学内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学随后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学派，学派纷争使得心理学的学科分裂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
如培根所言，鉴古而知今，读史以明智。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即将以心理学为业的人必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严加辨析，对心理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流派或研究模式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领会和把握，而心理学史便是为这种思考过程提供导引。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种思考将帮助他选择未来的研究立场，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种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无疑将决定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二、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
心理学史不仅仅是心理学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历史学家对此明确指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立场看，这里存在着一种逆向逻辑：心理事实反映着历史事实，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逐渐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新方法论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感知，甚至构造了人的感官、构造了人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socialPsychology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之根源，其研究成果为当前正在发生的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该种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历史性。正如俗话说，“不同年代谈不同的恋爱”。最简单的现象中往往隐藏着最深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与热爱，思想单纯，择偶重人品、少功利。“”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政治条件成为择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找对象看出身，吃香的是军人或工人。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生、知识分子一度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物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拜金主义开始盛行。目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和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择偶条件。可见，人的心理确实是“历史的”。
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一个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促进或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与机制等，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新的方法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历史时期人物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学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如在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总是希望准确地评价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体往往选择某些他人作为标准，将自己与对方加以比较。社会比较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拒绝或反对以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定义或评价自己，相反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改造他人与社会。这说明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社会比较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人的心理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该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借助于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三、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双重意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1研究型学习模式的提出
目前管理心理学这门课常用的教学方法其实质仍是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培养出的学生势必会成为脱离社会并且缺乏实际工作能力的人,这对于学生的成长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来说都是一种不利的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因此,针对目前这种教学状况,在管理心理学的教学中要重视课堂上的学生参与,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通过师生间的互动帮助学生加深课堂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这对培养学生们理论联系实际,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研究型学习,就是在教学中注重研究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性、针对性,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彻底摆脱过去那种被动式,灌输式的学习方式。研究型学习吸取了“问题法”、“发现法”的优点,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讨论和解决问题,自主获得知识,发展认知能力,培养研究、探索、创造的态度和方法。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提出“教是为了达到不教”的至理名言,他主张素质教育应该以教材为载体,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让他们走出教材,致力于在获取知识过程中提高研究能力。
2研究型学习模式的构建
2.1为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在实际教学中应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2.1.1为适应学生学习的需要,应专门为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建设一个资料室。使学生的能够及时而系统地阅读最新的管理心理学领域的资料,也为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打下基础。
2.1.2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将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有机地组合起来,运用文字、图像、图表、动画等形象化语言,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大力打造网络学习平台,在已经公布的各种网络资源基础上,进一步将管理心理学的全部教学资料上网,并建立专门的学习网站,不断优化网络教学环境,为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创造了物质条件。
2.1.3课堂精讲与课后自学相结合。精讲主要讲重点、讲难点、讲方法论、讲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讲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自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1/5的教材内容由学生自学,并在自学的基础上安排专门的课堂讨论;二是开列学生课外阅读书目,要求配合管理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必须阅读10本课外书籍和30篇参考资料,课外书籍内容应适当的列入考试范围。此项教学方法为在师生间开展研究型学习模式积累了专项知识储备。
2.1.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研究型学习模式。管理心理学所涉及到的理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它是研究人的行为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适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管理行为中,管理方法不仅只适用于企业中的领导者如何有效地管理下属员工,同时也适用于普通的职员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被管理者,同时也适用于我们在校的大学生。因此,在课堂上,一方面案例分析可占较大比重,同时也采用系统讲授与专题报告相结合的方式教学,每届学生安排10位校内外专家为学生做专题报告,另算学分,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又使教学内容更加新颖,同时专家把管理实践带到课堂上来,也增加了理论知识在现实运用方面说服力。超级秘书网
另外,在教学中,积极鼓励学生围绕管理心理学方面的学习内容申报学校本科生的科研课题,积极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活动,把学习过程与研究过程结合起来,把学习知识与提高能力结合起来。
2.2研究型学习模式的研究内容
研究型学习作为一种新颖的学习方法,其内涵在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讨论和解决问题。因此,必须致力发现和提出问题、讨论和解决问题的研究。
2.2.1发现问题是前提,是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发现问题是处于问题的表层研究阶段,发现问题的途径也是研究内容之一,教师在这个研究阶段起到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并评价问题的作用。
2.2.2提出问题是研究的内容,必须致力于选择问题的研究。只有问题具有针对性、实用性、解决的可能性时,研究才有价值。
2.2.3在问题提出后,并非每个学生都能积极、自觉地投入研究,需要强化学生的动机,必须研究如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应强调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使学生的学习动机从单纯兴趣向自觉研究转化,在研究中一直保持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
2.2.4学生是学习的主人,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都应由学生自主进行。要发挥研究小组集体学习的优势。研究讨论过程中注重分工、讨论、评价的开放性。
2.3研究型学习模式的模型根据前面所介绍的内容,构建研究型学习模式的模型如下图1所示。
通过研究型学习模式的培养使同学们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学会发现和提出问题,讨论和解决问题,增强创新能力,全面提高素质,为将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一、认知心理学代表了当代心理科学的融合趋向
认知心理学出现于20世纪初,瑞士的皮亚杰(J•Piaget)为早期代表。40年代末,由于各门科学的迅猛发展,产生了科学间横向联系的需要,这种需要推动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诞生。三论对当代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心理学界涌现出一股研究认知过程的潮流,在知觉、记忆、言语和问题解决等领域,形成了综合的认知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把人看作是一种信息加工者,一种具有丰富内在资源、并能利用这些资源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积极的有机体。在这些理论看来,环境的因素不再是说明行为的最突出的因素了。环境提供的信息固然重要,但它是通过支配外部行为的认知过程的编码、储存和操作,从而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么,按照哈伯(R•N•Haber)所说,要了解认知过程,就必须进行信息加工分析。[5](P349)尼塞(U•Neisser)《认知心理学》(1967)一书的出版标志了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正式诞生。当代认知心理学除了应用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一些方法如计算机模拟等等。使用这种方法的基本设想是:如果计算机和人于某种作业中的操作模式在功能上相同,那么指导计算机的程序就能很好地解释人是怎样完成这一作业的。就是说,如果用计算机解决了某个复杂问题,那么计算机的解题程序就可能代表人解决同一问题的思维过程。因此,应用这种方法不仅能客观地描述人的某些复杂的内部过程,从而促进心理学的发展,并且能推动人工智能的研究,促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当代认知心理学是在反对某些传统心理学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和传统心理学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只有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又高度肯定了行为主义对客观方法的重视;它注意对人类智慧行为的研究,因而不同于精神分析,但又承认在人类信息加工中存在着某些无意识的过程,并用精密的客观方法研究了这些过程;它不满格式塔心理学某些含糊不清的理论,但又继承了格式塔在知觉、思维和问题解决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进而丰富了这些成果。正因如此,我们说认知心理学不是一个狭隘的心理学派别,而是一种新的运动或者方向,它的发展代表了当代心理学相互融合的新趋势。
二、人本主义心理学引发了积极关注人性的普遍回应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形成略早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相似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也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派,而是一些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心理学家的联合。主要发起人有马斯洛(H•A•Maslow)、戈尔德斯坦(K•Goldstein)、奥尔波特(G•W•Allport)、霍妮(K•Horney)、弗洛姆(E•Fromm)和罗杰斯(C•R•Rogers)等等。戈尔德斯坦首先提出机体潜能说和自我实现论。马斯洛将这种学说与其动机理论结合,提出以自我实现为最高境界的需要层次学说,认为自我实现者才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罗杰斯的自我论乃是自我实现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柱,认为人有一种内在的“机体智慧”,能对那些有利或不利实现自身潜能的经验进行分辨,促进自我实现的关键在于人和人关系中建立无条件关怀的真诚联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主要方法和基本观点两方面都不同于近代传统的实验心理学。他们继承了人文科学心理学的传统,强调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主张以整体分析法取代元素分析法,以个案研究取代一般规律研究,或在个案研究基础上进行一般规律研究。就方法来看,他们恢复了早期人文心理学的传统,和当代西方盛行的实验倾向并肩而立。就观点来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两大传统心理学派——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基本理论都持异议。他们以心理学资料论证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好的,破坏性是环境影响所致,反对弗洛伊德把破坏性也列为人的本性的看法。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人不是一所有来到世间的,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人是主动的,有选择的,能创造的,反对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毫无疑问,人本心理学家批评传统心理学仅仅注意到人性邪恶面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扩大关于健康人研究的心理领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对人所特有的精神生活的多方面的关注。正如马斯洛在逝世前夕所说,他的理论比实验室里得来的东西更符合真实生活。[6](P470)我们同意,在实验室和真实生活这两个场景中,后者才是理论的真正用武之地。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充分正视人的本质其实就是基于自我中心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自我实现”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空想。好在由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和各国更多心理学家的比较普遍的回应,特别是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就使他们的杰出贡献,真正地创造了心理学生气勃勃的“第三势力”。
三、临床心理学适应了人类精神重塑的客观要求
临床心理学是适应人类精神支撑的热切需要而得到蓬勃发展的。历史前进到当代,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了充分的证明。但是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想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7](P517)的确,人们在创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众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在驾御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却在承受自然界的报复,面临更大的威胁。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随后爆发了二次大战,接着又是几十年的长期冷战。直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矛盾冲突彼伏此起、延绵不断,价值嬗变的节奏不断加快,信仰危机日益深刻。在此情形下,虽然人类对自身生理及其病变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深入了,除过癌症、爱滋病等少数病例,大多疾病都已在人类的控制和治疗能力之内,但是,人类不得不更加关注自我心理的完善发展,包括健全的认知能力、适度的情绪反应、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谐的人格结构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至此,我们对自身认识出现新的质的飞跃的条件终于成熟了:不仅应该关心身体健康,而且更应关心心理健康,并且对后者的重视程度将与日俱增。所以说不幸是产生思想的温床。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心理学与现实社会缺乏紧密联系,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严重脱节,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心理内涵越来越丰富、精神需求越来越多样,这就使得心理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它的极高期望。因此,面向社会,参与生活,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的力度、广度、深度和效度,便成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走向。教育、工业、军事、司法、环境等等分支都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心理学已不再是纯理论的专业沙龙,而是向应用化方向飞速发展。应用心理学已涉及到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各种心理问题,已成为具体的、可操作的人生指南。特别是临床心理学,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重塑的客观要求,专家人数大大超过了其它分支,理论开拓与实践创新方兴未艾,生命活力日益凸显。作为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的伟大先驱,弗洛伊德所创的“谈话疗法”已经成为临床心理治疗方法的主流,他有关心理冲突的经典创意已经成为计算机模拟人类心理过程的理论基础。焦虑、移情、阻抗以及解释等等概念已为广大心理治疗者所熟知。尽管精神分析的发展并没有延续20世纪前叶的统治态势,但学习和运用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多,研究领域也得到不断的拓宽。加之,在心理学之内又陆续出现了其它一些治疗心理障碍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比如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主义等等,围绕各个体系又形成了许多心理治疗流派,经过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使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心理治疗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同时,整合、融化、更加贴近生活、更加适应社会文化心理的走向,这样的趋势就使得心理治疗与咨询不但成了引导人们重返精神家园的专业旗帜,而且其本身也获得了不断的发展,并且促成了整个心理学理论与实际日益结合的新的时代精神。超级秘书网
四、心理学的发展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
尽管当代心理学成就斐然,但它仍在走向成熟之中,还算不上是一门严格的规范科学。[8](P26—26)这是因为,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学派能成为公认的范式,还没有一个理论能贯穿人的整个心理活动,还有许多概念只是从其它学科中简单转借过来的。特别是西方心理学奉为圭臬的实证主义和现象主义哲学思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衰落迹象与潜在危机,使他们难以对已经取得并将不断取得的大量实验成果做出科学概括,难以对心理的实质这样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做出完善的解释。过份崇尚科学主义、生物主义、个体主义、客观主义和实验主义,只能使心理科学走进死胡同,从而进一步强化人类对于自我的深刻误解,加重“当代社会中人的孤独与痛苦”[9](P14—19)。盲目仿效自然科学,必然导致严重的学科危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中间学科,并非纯粹意义的自然科学,因此其自然科学之路断难走通。而且,心理学所膜拜的西方科学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由于二元论的哲学传统和机械论的宇宙观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片面应用,使当代主流科学走上了背叛人文精神的偏狭之路,对人性的理解越来越支离破碎、歪曲尊严。因此,带有世界性的普遍反思就在所必然。事实已经表明,心理学研究必须全面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正确坚持客观性、系统性、发展性和辩证性的基本原则,把各种具体方法技术、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哲学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唯此才能突破困境,促成学科的健康发展。令人可喜的是,前苏联及俄罗斯等许多国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工作者,为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心理学的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心理学思想的学术团体。法国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得到较快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两极对立中不断发展的美国当代心理学,更是为其辩证法心理学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空间。“心理学正被科学辩证法这个幽灵所纠缠”。[2](P28)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大中国心理学家长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的心理学改造、建设实践必将在不断进步中获得巨大成功。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在当代世界还未占居所谓的主流,还未形成强有力的学派(其基本目的也并非形成学派)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因其基本内核的客观正确性,使其主导地位的获得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正因如此,心理学的突破与创新才更有希望,前景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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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
(一)生物学因素1．生理年龄。大多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们在这一年龄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如果其在该阶段亲密感获得不足，或者孤独感明显增加，则很可能会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心理问题。2．性别因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男性研究生认为自己应该追求成功的事业，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在遇到困难时，不能轻易地表露出负面情绪，因而，不断压抑自己的情绪，难以释放，最终导致出现心理问题。而女性研究生则更多地承受婚姻、就业的压力，这种压力很可能长时间伴随着她们而得不到舒缓，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二)心理因素1．认知偏差。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社会认可度还不高，很多人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不如学术型研究生正规。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也存在着这种错误的认知，在遇到困难时，其常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能力不够、自己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因素，从而选择退缩、消极对待，最终导致其心理受到影响。2．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部分研究生，特别是理工类研究生，由于长期在校实验室、企业研发室等环境下进行专业训练，其思维模式相对单一，性格也较为内向。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善于发泄自己的情绪，与周围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很容易“钻进死胡同”而无法自拔。已报道的研究生自杀、伤人事件，绝大多数都是性格极为内向的学生所为，这值得引起关注。
(三)社会因素1．学业压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大多是2～3年，在此期间，其既要修满规定学分，又要参与企业实践，还要完成论文、专利等科研项目，其压力可想而知。有些培养单位对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有较高的要求，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研究生长期处于担心能否顺利毕业的焦虑之中。特别是临近毕业还未取得科研成果的研究生，更容易出现内心痛苦、失眠、食欲不振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出现抑郁症状。2．经济、就业压力。多数研究生没有经济来源，需要靠家庭资助和兼职来维持。他们不仅要支付学费，还要应付各种日常开销，情绪容易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属于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但是，传统的观念、社会的偏见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就业的压力。一些用人单位给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资待遇低于学术型研究生，这无疑给其带来了不小的心理负担。3．人际关系压力。研究生与导师沟通不足，会影响其进步与发展。与舍友的关系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产生心理问题，甚至走向极端，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大多数研究生恋爱时感情投入很深，一旦受到挫折，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焦虑、抑郁、强迫等症状也会长时间存在，进而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三、解决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途径
(一)研究生自我教育1．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有些研究生对自己期望过高，凡事都追求高标准、严要求，一旦遇到阻碍，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进而影响到情绪。还有些研究生过分贬低自己，没有自信，不敢竞争，导致心情低落，进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人际交往。因此，研究生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我，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处境，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妄自菲薄。2．积极地对待困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及时调整心态，鼓起勇气去分析问题、寻找办法、清除障碍。要将现在的困境当成历练自己、促进成长的机遇，相信这些挫折会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