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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
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汉语热”也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接触中国，渴望了解这个既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又拥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国家。汉语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在这个时出了它的最强音。
中国国家汉办主动顺应这一形势需要，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方针，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也大力培训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兴建孔子学院、开设“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教学纳入了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越来越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这一中华文明的结晶，欣逢盛世。
研究表明，“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的存在”，刘先生也曾指出，“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教学要紧密结合语言教学”。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个语言教学的过程，又是一个文化教学的过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专门的文化课和非专门的文化课。
一、通过专门的文化课来传播中国文化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上进行中国文化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策略：
第一，选取合适的教材。从课程设计到独立授课，一名好的汉语教师扮演的其实是双重角色――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而课本则无异于剧本。在选取文化教材时，要注意教材的趣味性，能够引起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材也要适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要为学生安排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表层的文化内容，在中级、高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一些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逐渐让学生了解汉语的人文内涵；教材还要适合学生的年龄，例如，高中的学生可以选取内容更生动有趣的教材，大学的学生可以选取更有知识深度的教材。
第二，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授课过程中，只用语言进行讲述难免有枯燥、机械化之嫌，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学生的语言水平尚浅，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不借助中介语的情况下很难向学生说明，而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容易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幻灯片播放、音频、视频、电影等多媒体教学方式不但能够使课堂有声有色，也更方便快捷，不易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可见，用直观手段，合理利用PPT、视频等现代教学技术，在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中很有必要。让学生看电影《孔子》，往往比单纯靠语言讲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反复讲解京剧的魅力和脸谱的含义，学生很难领悟，但如果教师带领学生一边看京剧的视频，一边加以讲解，学生就觉得容易理解多了。讲解中国的舞蹈，语言的描述很能让学生想象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但如果给学生看一次《千手观音》，相信他们一定会赞叹不已。
第三，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老师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费了汤圆，饺子，包子，馄饨之间有什么不同，学生还是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创造条件，让学生去品尝一下这些可口的中国食物，或让他们亲手制作，学生就可以准确、有效地理解所学内容。此外，让文化实践走人课堂，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的趣味性超越了一般的课堂。比如，学习中国武术，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打太极拳；讲解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穿上美丽的汉服，梳起中国古典仕女的发式，也可以找几件旗袍让学生换上，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像中国结、剪纸、泥塑等操作性较强的传统文化艺术，更是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试一试。
第四，让学生在对比中巩固中国文化知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认识到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生存关系是参与文化交流和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前提”，且“了解双方文化的差异是成功的语言文化交际的必备前提”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让学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本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找出异同，学生会比较有兴趣，也更容易掌握知识。比如，中国和韩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有过中秋节的传统，但中国的中秋节有拜月的习俗，而韩国人在中秋节祭拜祖先，中国人中秋节吃月饼，韩国人吃松饼，等等。再比如，中国人特别喜欢龙，把龙视为吉祥的象征，而西方人却认为龙是凶恶的象征，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2007年，我国中成药进出口贸易达到3亿美元，但出口和进口各为1.5亿美元。作为拥有几千年中药文化的大国，相对于中药材的大量出口，我国中成药的净出口居然为零，实在令人惊愕。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多种多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药文化传播在中药产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西药文化差异概述
中药产品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多数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人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之前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中西药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服用的中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医生开的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趋向于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相关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其次，中医药从整体上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辩证论治。这主要表现在中药“标本兼治”上。中药文化中的治病不仅仅只是消除病症，更多时候重视的是人体的整体调理和平衡，如果阴阳、五行等方面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的产生。相对于中药来说，西药则着手于消除眼见和实在发生病变的人体部位的疾病，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转移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药善于“治标”，因为只是治标，因此西药的疗程相对中药来说比较快。
再次，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外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
最后，中医药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理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已经明确中西药各自蕴含的文化，那么中药文化究竟有何优势呢?
一是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药从起源到如今，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夏商西周形成雏形，到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达到发展，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且并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二是中医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把“人”、“病”、“症”统一起来;把生物、心理、社会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带有方向性意义。近年来，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出中医整体恒动观的科学实质，认为中医学含有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
二、中西药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影响
为何中药在国外屡遇红灯?除了中药本身存在标准缺乏而导致鱼龙混杂问题外，近年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中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很大。
首先，中药和中医一样，都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如中医中就有经络和穴道，而中药中就有着“毒药非毒，只要用法用量合理”等说法。这些都是用现代西方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中药文化中就蕴含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宗教文化，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但西方文化则注重实证，以可见得到的东西和实验为准。比如经络、穴道、毒药能人药等等，用西方药学观点而言，是根本看不见也行不通的。因此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带着“巫医巫药”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药，多数外国人认为中医药是一种很玄妙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其次，中西药质量标准之间的分歧是中药进人国际市场障碍之一。西方的药品标准都是针对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含量是多少、发生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都要求有清楚的数据显示，这是因为西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证、重视实验和数据。但这些要求对中药来说却很难实现，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医药方法，主要靠控制品种来源、产地、生长年期、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外观和一些简单理化鉴定对中药材进行质量评估。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不同国家因其医药文化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药物质量标准，我国中药产品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见不鲜。
最后，中西药文化的差异在解说药物成分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西药受西药文化注重实证与分析的影响，讲究药物有效成分，对于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一定要有准确的数据说明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证明，这些在西药说明书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中药讲究的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和药物的炮制，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药理作用，并不能以单体化学成分所代表。如广东著名的地道药何首乌，生何首乌本身含有蕙酿类成分，长期滥服确实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但我国通过选用其块根，用黑豆汁反复炖蒸，经过炮制，其有毒成分已被去除，成为“制首乌”，能补肾固肝、益精乌须，是一种滋补良药。但这些很难向外国消费者说清楚，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从中药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中药产品很难走出国门，因此中西药文化差异带给中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在了解文化差异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探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广东中药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上半年对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出口5787.8万美元，占广东中药出口总值的85.8%;其中，对香港出口4139.2万美元，增长34.3%，占出口总值的61.3%。为什么广东中药出口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受我国中药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文化同源。香港民众对中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丝毫不比广东人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药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药文化对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了中药文化，那么就等同于接受了中药产品，这样中药产品进人该国家便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外贸易是跨越文化、种族、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对于中药这一特殊商品来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因此在让国外消费者接受中药之前，首先要让他们接受中药文化。换句话说，实现中药产品国际化，中药文化首先要国际化。这就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加强中药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只有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才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药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中药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古自今，我国的中药文化传播一直没有停止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中药文化的传播活动。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2006年7月17日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该计划包括6项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内容是“推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2006年1月，广东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2006年3月制定了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第五项任务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这为广东省的中药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中学术机构和团体(包括大学)的作用明显。比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广州中医药大学多次派专家参加东南亚地区的亚细安中医药大会，并于1989年发起成立了穗台港澳中医中药界联谊会，是把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的中医药界人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是书籍、刊物、媒体。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刊行，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存最早的中医药期刊，是民国11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1955年创刊的《中国中药杂志》则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的中药学术性刊物，该刊物与其它学术期刊在传播现代中药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时珍国医国药》等网站则实时传播现代中药文化的最新进展和变化。
第四，中药企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众多的中药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产品广告的国际宣传、还是国内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药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中药文化的有效传播，比如广州的“陈李济药厂中药历史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神农草堂”等等。
第五，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中外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
2.我国中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中药文化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发展我国中药产业问题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讨论大多从中药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标准上做文章，或从绿色贸易壁垒人手，还有的是从中药产品的现代化、国际化角度讨论问题。但唯独中药文化传播问题鲜有人提起，就算是提及，也是在文章中草草带过，没有深人的研究。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欠缺中西药文化的结合。中药是我国的国粹，中国人相信中药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外国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很难接受中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在中西药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或合理地弥合它们的差异。一味地对外宣传中药的优势和西药的劣势，只会使国外消费者对中药更加反感。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产品的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品牌不仅包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还包括产品的文化内涵，好的中药品牌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中药老字号必须重视塑造强有力的产品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药文化传播氛围，加速我国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障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国家要求对中药的药理药性有精确和可信度高的药理药性报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我国中药包含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成分，企业很难提交精确的药检报告通过欧美等国的审核，进而导致中药不能作为药品进人国际市场并合法销售。
四、推进中药文化传播、加快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十大措施
1.
提高对中药文化传播、中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推进中药文化传播的首要措施。目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等都没有认识到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药产品国际化需要软硬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中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软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支撑的硬条件本身(如产品质量、成分确定、疗效稳定、产品成本等等)很难有所作为。
2.发挥中药自身优势，强化中药文化建设，扩大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药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除了治病之外，还能起到保健和养生的功效，这与国际上刮起的草药保健热不谋而合。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机遇强化中药文化建设呢?我们应该以中药文化为载体，结合中药的特点和优势，挖掘中药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培育国际知名中药品牌，不断地传播和演绎中药文化，为中药产品国际化铺路搭桥。
3.组织中药和语言学科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消除中药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语言是彼此沟通的桥梁，中药有很多专业名词如阴阳平衡、归经等等较难理解。如何用外文通俗易懂地阐释中药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此，可以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统一进行整理、编写，然后再让研究外文的专家们来翻译，英译名的选择应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强调规范、通俗，适合西方思维习惯，以便于交流。
4.合理利用传媒力最传播中药文化。在利用各种媒介(图书、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传播中药文化时，要注重适度、合理、可信的原则，做好受众定位、受众调查和市场预测，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合理使用中外文，力争中药文化进人西方主流社会。比如对名药、名方、名医、成功的治疗病例进行系列介绍等等。
5.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信息网，借助网络技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中药文化。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封闭状态而独立发展起来，与外界文化信息较少交流。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媒体，它使全球成为一个共时性的超越国界的整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6.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对中药文化传播工作要进行总体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其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国政府有关机构宣传介绍我国的中药管理、生产、中医考核等各种制度以及各种标准。再次，建立中外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会话、交流、协商机制。最后，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借助国内外的捐助，加速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7.积极开展中药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进中药文化对外传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宣传我国中药传统理论，普及中药知识，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借鉴国外药物研究成功经验，掌握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的规定和要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进一步丰富中药文化的科技含量。
8.联手港澳，构建中药文化传播平台。广东、香港、澳门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广东与香港不仅在血缘上、历史文化上有较深的渊源，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格局，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为两地在更深层次上的中药文化传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是国际金融、会议、展览、旅游中心，市场体系健全，法治完善，资讯发达，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且熟悉西方文化，为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在这两次盛会中，有很多的美术和设计工作都是由中外合作完成的，通过跨文化交际活动来展现中国文化，这对中国的美术和设计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美术院校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专业院校的一类，培养的都是美术和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如绘画、设计、服装表演等等。他们走入社会之后都是从事与这些专业相关的工作，其工作和作品恰好能够更加轻松更加直观的表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及其发展水平，同时，在跨文化交际中，他们也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锋群体之一，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对提高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是相当有帮助的。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理论支撑下，近些年来，我们在关于中国文化介入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上，主要都集中于英语专业，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君发表的论文“关于专业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调查”，用调查数据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着实令人担忧；首都师范大学夏伊发表的论文“中国英语专业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文化思维因素及其启示”，从写作的角度探讨了文化介入；武汉理工大学黎慧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丢失与保护”，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应对之策。这些论文和研究虽然丰富，但是只是从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学生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中国文化介入大学英语教学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大学英语（公共英语）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研究，如清华大学张为民和朱红梅发表的论文“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探讨了在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现状；浙江大学的张丽红发表的论文“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教学研究”，从教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吴方发表的论文“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关键性因素研究”等等。
王晨表示，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扩大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形势，积极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适应国际传播发展需要，我国应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分别从“传播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核心元素之一、互联网――变革传播方式的伟大科技创新、网络传播、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阐述了互联网的缘起、成长和逐渐成为传播领域主角的过程和精彩案例。她强调，网络信息社会必将在我国传播事业身上加盖鲜明的时代标记，而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长期比翼双飞，互相补充，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共收集82篇文章，其中14篇是以互联网作为主题的，内容涉及网络传播的方方面面。那些不是以互联网作为主题的，但其内文中也有很多包含网络传播的章节，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这些学者观察细腻，资料详实，观点不乏新颖和独到之处。
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
美国是世界传媒产业大国，也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现在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他们有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网站，被人认为是世界传媒的风向标。他们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利用其在互联网上信息传播中的支配地位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近年来在媒体的“融合与渗透”方面美国动作最大。《融合与渗透：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和我们的机遇》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助理邓建国演讲的主题，也是本次研讨会优秀论文之一。
邓建国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媒体、电信公司以及信息产业间的跨媒体和跨地域经营等媒体融合实践已经很普遍。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电信法，为以上融合提供了几乎是百年一遇的好机会。2003年6月2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宣布放松其对报纸和电视台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同一媒体集团同时拥有一家报纸和一家电视台，为媒体融合注入了新的动力。2000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世纪并购使美国的媒体融合达到。到2008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以及加拿大的汤姆森公司收购英国路透社，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世界传媒界不可逆转的趋势。
媒体融合极大地增强了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目前，8个世界媒体巨头(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维亚康姆、通用电气、威望迪一环球、索尼和贝塔斯曼)的收入超过了所有南太平洋各国的GDP总额。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则预测，在不久的将来，5-8个巨型媒介公司将统治美国信息市场，50-80个媒介巨头则将统治全球信息市场。这无疑将使全球笼罩在西方媒体的舆论环境下，给其他国家的国际传播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技术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的精神本质是自由。每个人获取信息和提供信息的权利都可以通过技术的途径实现。Web2.0技术所推动的新闻信息的传播进程呈现的形态演进路线是：传统媒体垄断的新闻信息传播将因公众的参与而走向媒体与公众共同运营的新闻信息传播时代。在这样的趋势下，着眼于传统媒体不同形态所做的专业分工，着眼于一则报道、一个版面、一个节目、一个媒体的管理方式，着眼于新闻工作者个体报道技能培养的传统新闻教育体系都必然发生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在论文中指出，中国新闻传播能量的源头之水，蕴藏于推动着环境变动的社会各界的公众之间。中国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建构有赖于这个丰沛源泉的开掘。今天的网络数字技术，为开辟这种新的传播境界提供了可能。
高钢认为：“维基(Wiki)技术是Web2.0技术时代最具革命意义的技术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创造模式。维基的全部技术理念建立在’人的本性是创造而不是破坏’；‘协作是最有效的创造模式’；‘共享的目标体验是扩大协作规模、延续协作进程的动力’这些前提性的信念之上。维基技术影响着新闻传播，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公众将越来越多地加入新闻信息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他们将在新闻的发现、细节的描述、背景的开掘、意义的分析等涉及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注入他们的能量。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全程参与，将会极大地制约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偏见与误差，让新闻报道更准确、更均衡、更公正、更深刻。”
关于技术催生公民媒体的话题，还有其他几位学者的论述和列举的案例也很精彩，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传播中心吴帆的《浅析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力量》一文，该篇论述的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Twitter。
Twitter作为微博客技术的运用载体，以其信息的迅速性和传播的广泛性成为新媒体中一支重要力量。吴帆首先通过翔实的数据介绍Twitter主要受众的特征，以及其作为社会化媒体在传播中逐渐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其迅速发展的原因进行探究，进而总结出Twitter的特征。其次，以具体实例分别从Twitter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政治和新闻业两个角度阐述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利弊两方面作用，通过对每一个角度的深入分析，探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积极利用新媒体的方法。
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网络新闻受众对新闻报道互动参与的诉求，而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说教式传播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网络催生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
“经济全球化，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移民，反恐，金融危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等，任何一个国家独自不可能解决。它们是生产国际新闻的驱动器。几十亿人要从世界各个角落提供消息，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都属于参与技 术，在Web2.0时代，这样的技术在全球普及，与对于国际新闻和新闻参与性的客观需求相结合，必然产生出亿万新闻制造者：‘公民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一个新的传播业正在悄然兴起。它以全新的方式制造和传播消息和新闻，跨越国界，全球共享。
所以有人说，一个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胡启恒的精彩演讲一次又一次把与会者的思绪带到了世界大舞台，把视线锁定在网络传播。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国际传播中互联网将不再是第四媒体，它将成为主旋律。全世界的媒体都将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
王晨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从新媒体发展来看，我与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世界各国都把互联网作为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采取各种措施谋求优势地位，扩大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抢占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王晨强调，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是顺应世界传媒发展趋势，实现我国媒体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是更好地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需要；是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是打破西方舆论垄断，促进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需要。
提高国际传播力，首先要打造强势媒体，强势媒体的核心是人，要拥有一大批知己知彼的跨国际传播人才，我们来得及培养吗?在会议期间，笔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著名媒体人曹景行，他斩钉截铁的回答，跨国际传播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际工作当中锻炼出来的，凤凰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到练，笔者立刻想到了一本书――《拉里・金沟通现场》，美国布莱克曼教授曾经这样对华裔主持人潘杰客说，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学习语言并希望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你就必须跟踪这档节目――“拉里・金沟通现场”。拉里‘金是沟通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因为他不耻下问、善于沟通和尊重每一位嘉宾。他认为成功交谈的基础是：“真诚、态度得体、对交谈的对方感兴趣、对别人敞开心扉。”
读了这本书之后，笔者深深体会到，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家与家之间，近到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成功因素都在沟通中产生，所有的失败因素也在沟通中酿成，所有的冤仇与祸根都是在沟通当中集结的。记者是沟通者，要想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沟通。
关于如何与陌生人沟通的问题，在研讨会茶歇期间，笔者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黄友义。他是一位行走在东西方之间的官员和学者，经常与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打交道，他对此有深刻的体会。黄友义说：“对外传播的关键是要让外国人对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听得明白，接受的了，说到底是争取人心的工作。
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外国人的了解比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就一定多。可能我们对外国经济、科教、历史、风土人情方面了解很多，但对他们的心理活动及认识世界的观点未必了解得充分了，且不说外国人之间因地缘、语言、历史的不同也有很大差别，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也都极大的不同。”黄友义强调，“要做好对外传播，就要下功夫了解外国人的思维习惯、话语体系和文化背景，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才能清楚我们应该怎么说。而要做到这一点，非下苦功夫不可。靠忽悠打动不了外国受众，因此，对外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领域是研究外国人的思维习惯，搞清楚我们每说一句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就像下棋一样，对外交流要能分析预测到对方的反应，从而制定有效的应对和交流策略。”
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中国文学成为展示中国的风格、神韵和气象以及中国人的精神及生活的窗口。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中国作家早已意识到文学对外翻译在中国文学输出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陕西省作协成立了文学翻译专业委员会，致力于有组织有计划地让陕西作家作品走向世界。
一.文学翻译的中国经验
真正的中国文学翻译是从晚清开始，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显然, 中国文学翻译从时间跨度来说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的翻译，但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中国文学翻译却厚积薄发。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中国文学翻译都取得了很大发展。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中国文学翻译者往往不被理解，且受诟病。事实上，他们在幕后做着不被人知的艰辛工作。他们不跟风，甘于寂寞，甘于奉献，一直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共生共长。中国文学翻译者表面上的不作为既是他们职业特征的体现，也是他们冷静成熟作风的体现。
世界长期地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西方文化也一直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之上。相对于文学引进，中国译者在文学输出过程中，更是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坚持和坚定的民族立场。
二.文学翻译平台的创新
随着中国文学翻译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翻译平台，包括成立了各种翻译机构，通过翻译硕士培养专业人才，组织翻译文学研讨及文化交流并建立与孔子学院、《中国日报》的合作等。
面对不断增长的中国文学翻译需求，我们还应该联合各种力量、综合各种资源，探索出新的途径以引导和推动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尤其是借鉴别国经验，如荷兰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等，搭建更充分的文学翻译平台，如：
1.由中国政府或出版社、书商等资助，设立以向海外推广中国文学为己任中国文学翻译基金会、“杨宪益-戴乃迭”翻译基金会等非盈利机构，支持中国文学译作在国外的出版；
2.由中国文化部等设立中国文学翻译奖，鼓励在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定期评选并颁发给翻译成不同语言的中国文学作品；
3.在国内重点大学设立中国文学翻译学院、在国外大学孔子学院设立中国文学翻译中心，举行中国文学翻译讲习班、研讨班，提升译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促进译者经验的交流等。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双语和多元文化的香港社会在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的桥头堡作用。
三.理论、方法、材料的创新
1.翻译理论的创新
谈起翻译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翻译本质、原则、标准、策略和技巧等的研究。近来，翻译研究者开始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长久以来人们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缺乏足够认识。这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必须通过人的心智活动才能完成的艺术再创造。在文学对外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读者、作者、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传播者。作为一名读者，他必然具有自己美学上的尺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这一点表现在他对所译介作品的选择，也流露于他对原作者心灵的契合、情感的共鸣上；作为作者，译者虽然不需要像原作者那样选取素材，谋篇布局和进行构思，但他所思考的问题，所描述的对象应该与原作者的毫无二致。他应该充分再现原作和原作文化的精神实质；作为创造者，他需要对文本中的未定因素和空白进行具体化的创造性表达；作为文化传播者，他应该怀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甘心充当文化交流的桥梁。译者的多重身份决定了文学翻译工作的复杂和艰难。这就要求中国文学翻译者除了具备扎实的外文功底、熟练的本族语言能力、雄厚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审美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等基本素质外，还须具备对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透视能力、对扰攘尘世中人类及人类生命个体的审读能力和转换能力。译者须根据翻译情境和目的建构翻译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逐渐形成专家能力。只有对中国文学翻译者的多重身份和多重能力有了清醒的认识，才能正确对待他们，才能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翻译的目的并取得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2.对外翻译方法的创新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在当代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译者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到哲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层面上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译者所面对的两种文化的价值观的影响，还受译者所处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左右。实际上，归化异化之争不仅体现译者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更昭示着译者文化立场的选择。随着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对外翻译中译者必然地选择中国文化立场，这也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和交流的目的在于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中，译作应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保留文学性，并努力在异质文化中塑造出中国文化的自我形象。当今社会电子媒介的发展为文化传播带来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也为中国文学翻译带来了大好机遇。
3.对外翻译资料的新发展
中国文学研究成果资料的不断更新，使中国文学翻译者可以对中国文学创作做更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挖掘，对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文学表达有更深刻的洞察。
以陕西文学创作为例。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探讨陕西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实、路遥、高建群、叶广芩、红柯等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研究表明，陕西当代文学自觉地接受了异质文化及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本土文化，经历了对外民族文化的选择、批判、借鉴和融合的渐进深化过程。席忍学的《贾平凹的西方文学观及其创作意义》（商洛学院学报,2010,(3)）探讨在借鉴西方文学境界的基础上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人性旨归。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主题由对时代的关注转变为侧重于运用民族形式表现复杂多面的人性，使其文学逐步走向关注人类生存、人类命运的博大境界。
以上两个陕西文学研究的例子说明了中国作家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现代意识的事实。在比较文学视野下，中国文学翻译者深度研读此类文学研究最新成果，有助于译者对原作形成新的认识和思考，对作家创作心路历程获得新的理解，最终有助于使其翻译传真意、显真情，逐渐逼近作家文学创作的真蕴。
在今天，从事文学翻译这一艺术活动的人，理应被视为艺术家或作家，受到与他们一样的尊重。而实际上文学翻译者并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下降。个别一些剪刀加浆糊、四处抄袭的低劣译作的泛滥，败坏了文学翻译界的声誉。而且整个社会对翻译家的辛苦工作不够重视，译稿的出版和翻译稿酬也存在严重弊端。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中国文学翻译者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肩负起文化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为读者奉献出优秀的译作。其次，社会应该对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社会使命感等需要给予关注，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激励和推动。为了整个文学翻译事业的良性发展，中国文学翻译者的作用应该被重视。
中国文学翻译者将在继承优良文学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借助各种新的文学翻译平台，运用新的理论、方法武器，为异质文化读者奉献出优质翻译作品。像中国优秀作家那样，面对我们热烈而美好的生活，中国文学翻译者一定能够看得更深刻、更宽阔，他们的翻译作品一定能够走的更远。中国文学翻译也必将在世界文化互动中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之路。
参考文献：
[1]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0,(6):21.
[2]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文化需要传播，优秀的文化会让人争相传诵，以致流芳传世，旅游文化亦如此。作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方式之一，旅游文化的传播涉及到文化的翻译。中国旅游翻译的原则是介绍中国文化，吸引国际游客。旅游文化的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旅游翻译应顺应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从单纯语言形式的对比和转换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对比的高度，揭示语言形式与文化隐喻和蕴含的深层含义，真正使翻译活动成为跨文化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中打响自己的品牌、实施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旅游与旅游文化翻译的概念。论文参考。
旅游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翻译，属于专业翻译，即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旅游翻译属“呼唤型”文体，主要有传递信息、诱导行动的功能。旅游翻译涉及旅游相关的资料与所有文本，包括广告、书信、旅游日程安排及旅游条件书、景点介绍、通知、电讯、有关合同、旅游标语等内容，涉及到社会、历史、文化、地理、宗教、民俗、建筑、艺术，甚至生物学、动植物学、生态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知识，需要译者除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外，还应具备广博的多学科知识,最起码也应对上述学科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而旅游文化翻译是外国旅游者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其翻译质量对于宣传中国、树立中国的对外形象、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国际旅游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旅游文化翻译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旅游与旅游文化翻译现状不容乐观，国内旅游翻译良莠不齐，问题颇多，存在拼写遗漏错误、语法错误、中式英语、用词不当、语言累赘、文化误解等错误。此外还存在简单对应，生硬对译，信息传递不够准确、不够完整；望文生义，内涵把握不准确，导致信息传达错误；用词错误、不规范或语句错误；过多的拼音音译替代翻译法让人难以理解；粗制滥造，影响旅游地形象。由于上述旅游翻译问题，使得信息传递不准确、不完整、甚至错误，破坏游客的兴致甚至导致心理反感，游客无法准确了解景区、景点及旅游地的产品内容、产品特色、历史和现状,这就可能会导致游客的认知错误,从而降低景区、景点及旅游地的品位,损害其形象,降低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为此，旅游文化翻译要考虑交际意图和读者的认知,也要顾及译文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注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三、旅游文化特色与翻译原则。
旅游翻译作为实用文翻译的一大类别，其目的是为外国读者或游客服务的，旅游翻译是，其目的除了传播信息外，更要将一国的旅游文化通过翻译传递给另一国读者或听众，吸引游客的注意力，诱发潜在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文化、人文或自然景观等产生强烈的兴趣，激发其购买旅游产品的欲望。在翻译时如果没有考虑并妥善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论文参考。
因此,旅游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旅游翻译必须站在跨文化的高度，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对待旅游英语翻译。旅游材料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们通过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沉淀物,具有强烈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它包括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艺术心理、法律、道德、风俗及社会成员间的交往习惯等。自然景观大部分又含人文景观,它们往往与历史事件、名人轶事、典故传奇等密切相关。这些特点对旅游翻译提出了特殊要求，即译者不必追求译文在语言形式上与原文对等,而应该根据中外民族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力求译文与原文蕴含的意义和功能相应,用符合译文规范和文化标准的语言形式表达原文的意义，使译文尽可能取得近似原文的读者效应。笔者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达意义,译语应在语言维、文化维、语用维、交际维等与原语保持高度一致。文化作为翻译意义传递的难点，译者应平衡双语的文化,以目标语读者为对象阐释原语,使读者在看译文时能得到和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为此，译者不仅要对原文作者负责,还要对译文读者负责，尽可能消除文化误译，填补文化空缺。
四、旅游文化翻译的策略。论文参考。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是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源头和潜能。然而恰恰是旅游翻译蕴涵的文化因素给旅游文化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旅游翻译是一种文化解码,光有语言的对比和转换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段落等语篇层面上的文化。由于文化差异极可能导致旅游文化交际的障碍。旅游文化翻译以传播中国文化,吸引游客,促进中国旅游业发展为宗旨,旅游文化翻译特有的文体特点和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必须准确理解原文意图,顾及译文读者的认知,选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恰当表达原作内容。对于旅游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应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决不可跟着原文亦步亦趋，做到增减有度,进退中绳,娴熟自如地对译文灵活处理,以成功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
旅游文化翻译应顺应语言使用的语境，根据不同的任务性质，重视读者与译文，在透彻消化、理解原文的前提下，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对文化词汇和信息要有很强的文化敏感性，动态选择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本着以文化翻译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的翻译原则,弄清楚译文的目的、意图与效果。译者可以发挥译语优势,灵活变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例如全译、摘译、改译、提要增删、解释、增加、类比、删减、释义、改写，也可以是直译、意译，或归化、异化，或是这些翻译手段的综合，因事制宜，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文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使外国读者和游客得到身心的愉悦和美的享受，以期达到传达旅游文化信息、宣传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传递文化，发展吸引游客，发展经济，尽可能传递旅游“呼唤功能”的意境美、诙谐美、简约美、形式美等审美效果。
旅游文化翻译不但要逾越语言的障碍,还要跨越文化的鸿沟。中外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各民族人民的历史、文化、风情绚丽多彩，在翻译过程中,让外国游客在欣赏我国名山大川之余,更能领略到悠久的历史文化,加深他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认知和了解,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应为之努力的。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前提下，注意译文的可接受性,营造一个和谐的、易于沟通的旅游环境，使旅游翻译更好地为宣传中华民族、弘扬中华文化服务。随着中国与各国的交往的增加，商务旅游、会议旅游、出境旅游等的市场更为广阔,这种跨文化旅游要求旅游业加速培养熟悉国际惯例、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不断地提高综合素质,提高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以适应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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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