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64-01
中国的戏曲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瑰宝，所以，我们要毫不吝惜的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把戏曲变成全世界人们共同的宝贵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社会，我们更应该与世界各国加强文化交流与联系，这既是我们的选择，也是发展的必然。作为一种让世界人们为之惊叹的伟大的文化，我们应当注重的、积极地与全世界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的胸襟，才能彰显出我们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重大价值。其实，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只有通过传播，才能让戏曲文化为其他的民族所了解，才能在未来有着更好的发展。而且文化的传播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的不断前进而向全世界广而传之。
民族感情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而最大的社会群体、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莫过于我们的民族了，我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感情可谓是无坚不摧的，我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由衷的热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不能不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文化所吸引，而戏曲则在我们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戏曲有自己独特的表演形式，有自己独特的表演语言，它能带给我们区别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审美和情感，所以他凝聚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人们的内心情感。有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民族语言对凝聚一个民族的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每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当中国人听到一些戏曲片段时，即便对戏曲不感兴趣，但也难以抑制对自己本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的无线缅怀。
不离家，难以产生浓浓的思亲之情；不离乡，难以产生拨弄肝病的思乡之情。当我们身处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怀抱中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我们本民族文化的魅力，但是当戏曲在国外的大舞台上展出时，我们会产生极为浓烈的自豪之情，会毫不掩饰的流露出对戏曲文化的敬仰之情。每个国家都有其属于自己的国旗，可以说国旗代表了一个国家，而戏曲在中国的地位远远低于国旗在我国的地位，然而当戏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所欣赏时，它就被赋予了像国旗一样的意义，代表了我们的民族。而对于常年定居国外的中国人来说，戏曲就代表着他们中国人的身份。为了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越来越多的人把戏曲推向国外，让远在他乡的游子得以环节深深地思乡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的差别较为活跃，这主要是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的努力，他们把戏曲推向了当时经济发达的美国。当时的留学生为了推动我国戏曲事业的发展，在国外进行戏曲演出，而且主要是我国传统的戏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戏曲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对陈玉婷的戏曲展开一系列的讨论与研究，在千辛万苦的回到祖国之后，为我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有许多的留学生在当时的国外大学学习过有关戏曲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对这一专业进行研究的需求，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要为我国的戏曲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提到了“文化”一词。此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文化”这个词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大致沿用着“以文教化”的意思。当今，“文化”已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即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淀，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结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文化的支撑。
文化传播也即文化扩散，是将一个社会的思想理念、技能经验和文明创造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沿袭，文明的传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间相互不断地吸收、借鉴。不同民族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一定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播。
1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增加， 因之，学习汉语的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留学中国也成为许多外国学生的选择。除了语言的训练，文化的传播亦是对外教学的重要任务， 正如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张德鑫先生所言： “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结合文化的渗透，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途径。
1.1 以汉字为本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楔形文字、圣体字、玛雅文字，后三种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虽历尽五千年沧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的音、形、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小小的方块字折射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积淀了古代的文化现象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
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 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将汉字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授课，使汉字知识与文化内涵自然、有机地融合，即可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如：结合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面貌来讲授“男”、“女”两字字形，“女”字字形，甲骨文是一跪坐的人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安然、闲适；“男” 字字形，甲骨文则是上“田”下”“力”，在农业社会中，男子多“用力于田”，而女子主要是以室内劳动为主。而“妇”字从“女”、从“帚”，封建社会的劳动分工，在字形上表现得多么清晰。
1.2 以词汇为依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
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 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
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
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3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能力，而此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留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而且还要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和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可以促进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正确地运用汉语，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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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6-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交流渠道、交流方式和交流舞台逐渐增多扩大，而且传播手段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流方向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掌握好中华文化的精髓，怎样理解并运用好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将我国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长久屹立于世界强国以及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在论述以上观点后，旨在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并希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者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弘扬东方智慧，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八个字只是简单的描绘，但不足以表述其特征。中华文化的特色可以概括出若干条，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应属兼容并包，或者可以说是兼收并蓄。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表现得最为深刻：首先表现在中华文化非常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地被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并在中华文化中有了独特的意义，这对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为了强大祖国、唤醒人民，不断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力求贯通中西学，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其次，中国作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一）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已不单纯是传授汉语知识的教学，而是一种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的交际语言的教学；如果要有效地、成功地实施这种教学，就必须首先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成功地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把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解为在语言能力之外的一种辅助能力，尽管它包括了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能力，如：跨文化的心理能力、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力等等，但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并且其他所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的能力上。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很难有效地、成功地实施对外汉语教学。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交际渠道的不同，交际可以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人们只注意到语言交际，却忽视了非语言交际行为。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往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言语行为，其他则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由此可见，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是文化的重要反映，它在一切非语言交际行为中都要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体会，如果忽视了文化背景就很可能会发生误解。非语言交际包括：眼神、手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服装打扮、身体的接触、谈话者之间的距离、时间观念等等。下面仅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非语言交际的跨文化对比。
1.沉默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奉行“沉默是金”，常常用沉默来表示思考、慎重、默许和谦让等含义，然而英语国家的人对这种沉默态度感到很不习惯，在他们看来，沉默意味着轻视、不感兴趣等，因此他们在讲话或与人交谈时最忌讳沉默不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声的反应。而中国人则重视沉默在交谈中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有时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就笔者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国内的课堂上都是老师占主导地位，整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在传授知识，学生只作为听众将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在本子上。而在国外的课堂上，学生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老师只讲重点部分，而其余大部分知识都需要学生课前自己做好预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基本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于刚来国外读书的学生来说非常难以适应，因为我们习惯了当一个听众，而非侃侃而谈者。因此国外的课堂上就会出现整节课都是外国学生不停地发言，而中国学生一直保持沉默的两种极端差异，在外国学生的眼里，我们的这种沉默或许会被视为不积极上进的体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我们就必须清楚这种非语言交际的现象，到国外深造时，一定要多多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融入国外的课堂文化氛围中，改变沉默。
2.目光语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对方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目光语的功能极为丰富，但是它的使用也因文化而异，我们就需要掌握各个国家不同的目光语内涵，在去一个国家教学或交流前，做足准备工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时候，相同的非语言行为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深入了解造成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可以总结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不尽相同，因此要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双方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以及非语言行为差异。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更要不断培养文化适应力、提高文化差异敏感度、有意识的培养自身非语言行为的能力。例如，可以多了解非语言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准则，以此来提高对不同非语言行为准则的敏感度；需恰当地使用非语言行为，来正确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多观察、多总结，对他人的非语言行为所表达的含义不要凭自身主观意识妄下定论；同时，在非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能为了照顾对方而丢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做到兼顾双方，以使文化得到恰到好处的融合。
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学院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汉语热”现象的出现，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深厚魅力。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来命名的“孔子学院”就应运而生了。“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用以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众所周知，孔子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用“孔子学院”来标榜学汉语的教育机构则再合适不过了，而孔子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的推崇者，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华文化之精髓的来源。
近年来，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因素，自然也有经济动力，可以说，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蓬勃兴起，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已然占据了世界大格局的重要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世界各地来华工作的各领域工作人员蜂拥而至，而只有懂得汉语并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情者才能在中国更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因此，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本国学生和某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学习汉语。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中国已经成为各国留学生留学的首选之地。笔者就读的学院与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和意大利的米兰大学有着合作关系，我们学院在这两所大学里创建了“孔子学院”，而每年都有一批批优秀的外国汉语学习者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平台，向那里输送更多更好的对外汉语教师，将我们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四、结语
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应该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中华文化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辉，而且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继续发光发热。作为炎黄子孙，每一个龙的传人都应该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弘扬中华文化，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为振兴中华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非言语交际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行跨文化对比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但可以揭示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异同，还可以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我们应该了解并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非语言交际行为中的不同含义，以此找到运用的最佳方法，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冲突，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质量。对于想要成为对外汉语教师的我们，更要不断努力地学好中华文化知识，做跨文化交际的使者，提升自身素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而不懈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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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汉语热”也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接触中国，渴望了解这个既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又拥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国家。汉语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在这个时出了它的最强音。
中国国家汉办主动顺应这一形势需要，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方针，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也大力培训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兴建孔子学院、开设“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教学纳入了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越来越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这一中华文明的结晶，欣逢盛世。
研究表明，“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的存在”，刘先生也曾指出，“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教学要紧密结合语言教学”。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个语言教学的过程，又是一个文化教学的过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专门的文化课和非专门的文化课。
一、通过专门的文化课来传播中国文化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上进行中国文化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策略：
第一，选取合适的教材。从课程设计到独立授课，一名好的汉语教师扮演的其实是双重角色――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而课本则无异于剧本。在选取文化教材时，要注意教材的趣味性，能够引起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材也要适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要为学生安排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表层的文化内容，在中级、高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一些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逐渐让学生了解汉语的人文内涵；教材还要适合学生的年龄，例如，高中的学生可以选取内容更生动有趣的教材，大学的学生可以选取更有知识深度的教材。
第二，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授课过程中，只用语言进行讲述难免有枯燥、机械化之嫌，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学生的语言水平尚浅，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不借助中介语的情况下很难向学生说明，而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容易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幻灯片播放、音频、视频、电影等多媒体教学方式不但能够使课堂有声有色，也更方便快捷，不易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可见，用直观手段，合理利用PPT、视频等现代教学技术，在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中很有必要。让学生看电影《孔子》，往往比单纯靠语言讲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反复讲解京剧的魅力和脸谱的含义，学生很难领悟，但如果教师带领学生一边看京剧的视频，一边加以讲解，学生就觉得容易理解多了。讲解中国的舞蹈，语言的描述很能让学生想象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但如果给学生看一次《千手观音》，相信他们一定会赞叹不已。
第三，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老师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费了汤圆，饺子，包子，馄饨之间有什么不同，学生还是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创造条件，让学生去品尝一下这些可口的中国食物，或让他们亲手制作，学生就可以准确、有效地理解所学内容。此外，让文化实践走人课堂，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的趣味性超越了一般的课堂。比如，学习中国武术，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打太极拳；讲解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穿上美丽的汉服，梳起中国古典仕女的发式，也可以找几件旗袍让学生换上，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像中国结、剪纸、泥塑等操作性较强的传统文化艺术，更是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试一试。
第四，让学生在对比中巩固中国文化知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认识到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生存关系是参与文化交流和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前提”，且“了解双方文化的差异是成功的语言文化交际的必备前提”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让学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本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找出异同，学生会比较有兴趣，也更容易掌握知识。比如，中国和韩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有过中秋节的传统，但中国的中秋节有拜月的习俗，而韩国人在中秋节祭拜祖先，中国人中秋节吃月饼，韩国人吃松饼，等等。再比如，中国人特别喜欢龙，把龙视为吉祥的象征，而西方人却认为龙是凶恶的象征，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或是清幽茶寮之中；或是宫廷文事茶宴；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是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方面，都能够形成自身完善的系统，这三方面在一起，完整的支撑起了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5.
⑥参见江胜信：《契合国际语境的传播才更有效――代表委员畅谈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文汇报》2015年3月15日。
⑦参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⑧参见汤一介：《论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
⑨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在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BMIC）、认知模式（CMIC）以及理解模式（IMIC）是该领域的主要传播模式，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作为全国首家都市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勇于创新，使以上三种基本传播模式更好地融入到了各个层面的节目中。
一、行为模式传播：最大发挥传播者的作用
行为模式（BMIC）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诞生最早的传播模式，由爱德华・霍尔创立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时间节点也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刚刚起步阶段。其研究可以分为文化主位（EMIC）研究、文化客位（ETIC）研究、文化冲突中的传播行为研究三大领域。
1.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进而阐释传播的意义
文化主位研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即活动发生者的视角出发，从而对传播模式进行文化阐释，进而能够让受众理解这个活动或者事件对于动作发生者本身的意义。在北京外语广播的节目中，主持人常常会邀请节目嘉宾参与到节目的过程中，并让嘉宾自己对于自身的某些经历进行阐述，或者主持人在询问嘉宾的过程中，就能够让他们解释出他们某些行为的目的、意义以及初衷。
《听世界》作为北京外语广播主打资讯节目之一，节目在内容上主要以传播北京与国际间最新发生的热点资讯为主。在节目的制作中，不论是记者在现场采访当事人，还是主持人将当事人请到直播间参与节目的录制，都是让当事人站在自身文化的角度向受众传递信息。
2.通过传播者表达方式的对比传达传播的意义
不同于文化主位的研究领域，文化客位研究则更强调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传播者以旁观者的视角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异文化与自身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两种文化传播形式以及文化本身的异同，让受众对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异文化有更具体的认知。
再以《听世界》为例，该节目的主持人每期都会由一位外籍主持和一位中国主持人担任，另外有些节目也会聘请国内外嘉宾参与到节目之中。在对节目叙述的同一话题的看法和评价中，由于他们自身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事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而能够比较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的差异。
通过中西方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二者在表述和解读同一话题时的差别。例如中方主持人或者嘉宾更多习惯用铺垫性的语言进行表达，而外国主持人及嘉宾更倾向于用直接的表达方式。我国作为高语境国家，程式化的语言特点突出；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国家，他们在表达过程中则更倾向于运用信息量大的语言。通过对比，受众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传播方式和传播习惯的差异。
3.通过传播者文化的碰撞彰显传播的意义
该领域更侧重于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来源，即传播者以及受众自身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如何规避文化冲突，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这一领域的侧重点。从而跨文化传播训练应运而生。
《感受北京》是一档反映外籍人士感受北京风土人情、帮助其适应北京生活的节目。节目以英文广播人物专题的形式为主，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外籍受众传播北京的地方性信息。这一档节目实现了以提供信息为主的跨文化训练方法。节目中经常会讲述那些成功在北京生活的外籍人士的故事，用树立榜样的形式，让刚刚来到北京的外籍受众在心理上拉近与北京的距离，从而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北京的生活，提供了信息上的借鉴和支持。
二、认知模式传播：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局限于只依靠具体的跨文化行为进行研究，因此创立了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
1.减少传播的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理论是由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阐述了焦虑程度以及心理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人们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认为是否自信是直接影响焦虑程度、群体的相互适应性和传播有效性的根源。
由于文化的差异，外籍听众在收听节目时难免对中方主持人所表述的信息产生误判，这样一来，他们对于信息就会存在一定的怀疑和误解。上文提到的在外语广播播出中设立中外主持人，由于外籍嘉宾及主持人在文化背景上与外国受众相同，因此外籍受众就能够从心理上找到安慰，从而有助于信息的理解。
在王牌英语教学节目《英语PK台》中，每期节目都是由一名中国主持搭配一名外教进行节目的互动，其主要针对国内热爱英语、渴望学习如何准确运用英语的受众。外教有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经验，而又以母语为英语的身份在受众间确立了威信，这样就能够打消受众对于节目内容的质疑，让受众在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英语实践中更加自信。
随着对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影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原因也取决于文化差异中的个人因素。受众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参与者，个体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对于同一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难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设置受众互动平台，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受众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平台将自己的疑问进行互动，从而得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回馈。这样一来便可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在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中设立了网络受众的留言区，受众可以根据当前直播的节目内容与主持人进行网页的互动。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主持人判断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从而选择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解答或是在网站的互动主页上回答受众的问题。《英语PK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受众在微博、微信或者独立站点互动区为主持人留下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并且单独设立了下载页面，把节目中的问题以及回答制作成文本形式方便受众的下载，让受众更加直观深刻地面对问题。
2.提升传播者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某些学者认为，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证实一个主体是否自我转变了心理以及认知的过程。因此，参与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从而增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老布在北京》完全以外国人的视角去审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去体悟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向外籍受众传递北京的文化。以2013年年初的一期节目为例，主人公是来自于德国的柏先生。他日常的喜好就是打快板，并且周末经常参加北京的相声快板俱乐部活动，还自编自演了英语快板节目。他的典型故事播出之后，有更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了俱乐部的行列中。在收听节目的基础上，鼓励外籍受众参与到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之中，可以逐步拉近外籍人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转而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为培养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打下基础。
外语广播还设置了许多让本地受众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资讯的节目。除了《听世界》以国际的视角，以中英文双语主持的形式报道每一天在全球发生的热点以外，《私房拷贝》则是以欧美电影为依托，通过欣赏和讲解英文电影原声，为英语学习者搭建锻炼听力的平台，同时进一步让受众了解到欧美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澳大利亚广播英语讲座》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而成，节目呈现原汁原味的澳洲英语，课程情节设置非常逼真，为受众学习澳大利亚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外语广播还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手段，弥补了广播自身只能够用耳朵接收信息的缺陷。网友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Am774，除了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外，也可以实现不同日期或者时间段的节目回听。另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订阅的相关界面，在信息的补充上也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受众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获取每天更新的节目信息内容，在界面中除了概括当日节目的大体内容之外，也可以利用界面中相关的视频以及图片，更生动地对信息本身加以了解。
外语广播的这几档节目为受众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训练的途径，让受众在获取信息、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理解模式传播：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解
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较为缓慢的。理解模式的奠基以建构主义和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为依据。这两个理论原则都在强调活动参与者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与协商使交流者双方彼此能够理解。
这种模式强调以合作与协商的态度进行交流，因此，理解模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1.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件本身，采用客观的态度理解事件；2.心理上强调传播者以及受众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冲突所造成的问题，消除自身对于异文化的刻板印象；3.在行动上以积极配合的态度实现跨文化传播行为。
北京外语广播的人员构成以年轻的员工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曾拥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因此他们在节目的采编以及制作上都能够以跨文化的国际视角进行节目的制作，从而使节目内容能与外籍受众的文化背景相适应。此外，每个节目中外主持人之间的配合也相对默契，若遇到在某一话题上的观点冲突，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因双方观点上的冲突使节目本身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传播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常燕荣.论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2013年，中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出台了宽带中国、信息消费等战略举措，并颁发了4G牌照。随着4G牌照的发放和3G业务的不断成熟，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对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研究者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彭兰认为，整个网络传播的环境在发生深层的变革。在此背景之下，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在全民新闻时代，外宣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能否营造人们乐于参与的有关中国事务的公民新闻和公共讨论平台。①李良荣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执政者和民众之间在信息传播、公共事务处置等方面不对称的关系，新媒体为执政者形塑了一个全新的执政环境。②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充分发挥普通个体在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国家的信息和宣传治理需要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这一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③
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维度：从国家战略、国家形象构建到民族梦想呈现
在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继续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积极展开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更加清晰、丰富，在此进程中，“中国梦”传播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切入点。
在对外传播国家战略层面，蔡名照认为，要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以“中国梦”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讲述中国故事、共同传播中国声音的工作格局，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姜加林认为，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不仅还会继续，而且也在期待和观望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中国未来“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是我们对外界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⑤在国家形象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力丹等认为，外国人认知中国形象是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认知选择内容的拼接和重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给予外国人中国现实而非传统的形象。⑥李继东、胡正荣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秉承历史变迁观、超越经济价值唯一观、回归人本价值观。⑦匡文波等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印象。⑧吴飞等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过程既有协商，也有抗争；既有解释，也有再造。⑨在“中国梦”传播的本体论方面，程曼丽认为，“中国梦”即“强国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实现边缘突破，进入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拥有与强国相匹配的话语优势。⑩孟建等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1 于运全等认为，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12史安斌认为，要赢得国际主流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尊重，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梦”注入具有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内容。13
三、对外传播热点维度：从政治话语构建到公共外交路径延展
2013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对外传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这年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政治话语传播方面，研究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寇立研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传播更富有挑战性。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14钟沈军等认为，“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应以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为内核构建中国话语体系。15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孟威认为，美国近年连续抛出“黑客威胁”、“网络冷战”、“网络攻击论”等论调，并为之寻找企业、军方等国家层面的指控对象。对此，中国应完善多层次综合防范体系，并积极应对。16钱立勇认为，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成因，从美方来说，在于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实现需要以及文化障碍难以逾越等因素所致。17在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贾钊等认为，海洋战略中涉及国家和军事的层面又要受“国防建设”战略的制约，即不违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8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仍是这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刘红认为，新疆对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区位的独特性决定了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点。19石峰从政府主导、发挥草根力量、巧用第三方公信力、进行民间交流、提高本地媒体外宣意识等多层面提出建构新疆形象的对策。20周德仓认为，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受到正视，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1黄敏认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应有效预防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炒作问题。22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檀有志认为，目前尚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可以借由公共外交路径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上不再缺席，努力促成“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完美对接。23胡文涛等认为，文化外交在建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传播亲善国际形象、修复受损国际形象和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功能。24在软实力传播研究方面，骆郁廷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应更加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外部吸引力。25钟新等认为，通行的对软实力的评估框架主要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考察，不过对公民社会及公益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评估实践也方兴未艾。26此外，这年还有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秩序、现代传播能力、国际舆论环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教育等等其他对外传播热点也得到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四、对外传播媒介维度：从传统媒体影响到新兴媒介运用
在对外传播媒介不同类型层面，研究者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中国对外传播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媒介传播形态方面，苗棣认为，从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层面来讲，要将所有中国传媒视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力的打造和提升。27在对外媒体传播策略方面，黄廓、姜飞认为，中国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框架下，进行“去政府色彩化”处理，变直接传播为巧妙传播，通过主流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来提升国际形象。28韦路等认为，传统媒体使用比新媒体使用更能影响到美国人的中国知识水平，但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29在国际舆论环境方面，相德宝等认为，在2013年美国涉华舆论中，中国经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环境问题、社会民生新闻、中美关系成为了这年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30从以上论述可知，当前全球各种类型的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国媒介正在日益自觉、自信地在这个舆论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对外传播理论维度：从传播理论创新到未来研究趋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总体策略等重大问题。在传播理念方面，喻国明认为，中国传媒应当跳出现有的国际传播既定格局，在传播思想、传播议题和传播主体上构建未来的国际传播基本理念。31在传播战略方面，孟建等认为，我们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32付玉辉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应该从战略传播高度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复调性现象予以特别关注。33在理论创新层面，胡正荣等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更新媒介理念、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等支点加以创新。34张昆等认为，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地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地高度关注。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35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走过了充满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对外传播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14年，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外传播主题的进一步明确，对外传播方式的持续创新，对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还将获得新的发展，并为中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彭兰：《网络传播环境的深层变革对外宣媒体的影响》，《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12-14页。
②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第36页。
③姬德强：《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变奏：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9页。
④蔡名照：《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第7版。
⑤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求是》2013年第11期，第47页。
⑥陈力丹、潘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微探》，《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下），第24-26页。
⑦李继东、胡正荣：《超越与回归：谈国际传播的价值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4期，第6页。
⑧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94页。
⑨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9页。
⑩程曼丽：《强国梦与强国话语》，《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86页。
11孟建、孙祥飞：《“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页。
12于运全、孙敬鑫：《做好“中国梦”的中国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2页。
13史安斌：《“中国梦”：提升对外传播内容与效果的新契机》，《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3-14页。
14寇立研：《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7-9页。
15钟沈军、李莉芹：《中国梦与新型核心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10-11页。
16孟威：《美国“黑客攻击论”的战略图谋及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36页。
17钱立勇：《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与成因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第38页。
18贾钊、袁全：《“海洋强国”战略的多角度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1期，第46页。
19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征》，《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期，第31页。
20石锋：《给西方视野一个真实生动的新疆》，《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20-123页。
21周德仓：《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页。
22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第21页。
23檀有志：《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路径》，《对外传播》2013年第4期，第39页。
24胡文涛、招春袖：《文化外交与国家国际形象：一种文化维度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6页。
25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2页。
26钟新、黄超：《软实力的三种评估框架及其方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27苗棣、刘文、胡智锋：《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3页。
28黄廓、姜飞：《国际主流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第50页。
2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7期，第15页。
30相德宝、张人文：《2013年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第12期，第9-11页。
31喻国明：《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第89页。
32孟建、董军：《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困境与适时转向》，《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34页。
33付玉辉：《中国对外传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变化》，《对外传播》2013年第2期，第12页。
对“舞蹈传播”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所谓舞蹈传播，就是以舞蹈作为文化媒介和传播内容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与流动，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实现舞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全部过程。舞蹈传播研究是围绕着舞蹈历史背景与现实空间开展的新的科学思维活动，它的研究范围起于舞蹈的传播现实，展开于舞蹈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关涉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技术背景，并最终指向传播的特征、特质以及相关规律。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叉学科，舞蹈传播学既属于舞蹈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皆有渗透、优势整合的研究领域。舞蹈传播学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极大地借鉴和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播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舞蹈的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性质，舞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譬如，从舞蹈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不同舞种流波、演变的历史及其背景因素；从舞蹈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心理现象、人格特征、审美喜好以及他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传播对于身体美学的影响或是舞蹈身体语言的发展脉络；从舞蹈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条件、途径、内容的选择或是阐释在市场的催化下，舞蹈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及其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体过程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角度在舞蹈传播学的公共视阈下都能建构其具有自身研究特点的理论模式，避免了模式套用而陷入空泛的理论之中，也在切实而具体的研究中充实了舞蹈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舞蹈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基于舞蹈传播活动的丰富实践中。人类舞蹈传播活动由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关系而实现的。将这种悠久的传播现象和丰富的传播经验总结成具有规律性、概括性、真理性的“学理”———舞蹈传播学，是当代舞蹈研究者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是舞蹈学科在时代需求下的一次扩容与发展，这样的整合与延伸将激发舞蹈学研究的内在活力。舞蹈传播学将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学术前景的学科，它在吸收、借鉴传播学理论基础、观念基础、知识基础的同时构建舞蹈学自身的理论模式，紧密地与传播实践相联系，并将引导舞蹈传播的实践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二、舞蹈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奠下第一块基石
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的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先谈他的那本书。可以说，正是他的著作所发射出的理论光辉惠及我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益见其正确性，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读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可以发现书中处处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本书第一版为汉英合编本，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8年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整体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已经摆脱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绩。以对外宣传业界一位“老兵”自诩的段连城由衷地欢呼，说这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但是，建国后对外宣传的许多经验教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更没有使之提升到理论高度。正是他，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沈苏儒语）。
是他，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以别于“宣传”一词之贬意（指虚夸、粉饰等）的用法。在整本书中，他多处使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提法，甚至把“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作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的英文书名，足见在他看来这一提法是多么重要。
又是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准确含义。他在书中所述的对外传播的任务、对外传播的主体、对外传播的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艺术性、针对性）、对外传播的技巧（内外有别，清晰易懂，生动活泼）、书刊在对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外传播中的翻译工作、地方外宣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对外传播对象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态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构成了由他所倡导的对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
在段连城逝世七年后的2004年，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苏儒帮助补充增订的新版《对外传播学初探》，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在它的封底有这样几段简短的文字：
“我们不可低估外国读者和听众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水平。”“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好恶标准，这一切又影响着他们对中国传播的接受程度。”
“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都应该摒弃‘宣传心态’。”
“对外传播必须遵循三条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针对性、艺术性。”
这便是全书精华的浓缩。
比较第一版，可以发现，增订版虽然取消了英文部分，但实际内容却多了将近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全都是第一版问世后段连城同志关于对外传播的新论著，这些内容，使作者的理论更为丰满，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提高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对进一步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又一开创之作
与段著《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出版的同时，五洲传播出版社还出版了沈苏儒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这是沈老1999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的增订版。
段连城和沈苏儒，可谓外文局的双子星，又可并称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双擘。是他们两人同时开始了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共同开创了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和段连城一样，沈苏儒也对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客观而论，《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其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奠定了他与段连城同志一起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学研究开创者的地位。
沈老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也是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之作。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对这本书有十分精当的评价：“《对外传播学概要》最突出的特点是一部理论性专著，它就我们在对外传播（我国习惯于称作‘对外宣传’）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整体和理论的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概括和论述，既有对外传播学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和学术性。”它的增订版因为更突出了理论色彩，也便更提高了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于对外传播学，沈老是这样定义的：先有了传播，而后才有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学科，而对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分支，是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对外传播学要研究的，是如何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把握对外传播的特性和原则、改进对外传播的做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问题。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本质使对外传播具有与对内传播迥异的特殊性。因此，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始终如一的原则。
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一个众多、复杂、多变而又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不但要内外有别，还要外外有别。从事对外传播的人，不但要内知国情，还要外知世界，要遵循“内外有别”、“了解第一”和“让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
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要记住和实行这样的原则：凡是需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一定要讲清楚，讲到他们能够懂得；凡是没有必要向外国受众报道或非常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的，就干脆不要讲。
通过提供事实（客观报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就叫“让事实说话”，这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我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至于如何判断，则由读者、听众自己从事实里得出来。只有掌握了让事实说话这一最实际、难度最大的原则，才算领悟了对外传播的精义，才能达到对外传播艺术的最高境界，
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沈老有着重大贡献。2004年《对外传播学初探》修订再版的时候，他已是85岁的老人，但是在书中却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此时他虽然离休多年，但无时不心系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
编纂“基本教材”
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出版的沈苏儒另一专著《对外报道教程》，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
当年担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看到《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写作提纲后说：“对外宣传很需要这样的基本教材，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会有很大的作用。”朱穆之还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沈苏儒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清晰易懂的。”
《对外报道教程》所讲述的就是对外报道中国的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包括对外报道的特性、选材与结构、文辞与表述、组稿与采访、翻译工作与编辑的关系、图片工作等。可以说，这是对外报道的“一本通”。国际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受到时间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见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长期实践，所以将会有助于使较年轻的对外报道工作者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
沈老的书告诉我们，为了搞好对外报道工作，为了使读者明白和理解所报道的内容，自己就必须了解读者所在国的情况，也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要使自己的认识跟上世界和中国的不断变化，这都需要学习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沈老的书还告诉我们，对外报道工作者不但要以增进国际了解为己任，还要善于增进国际了解。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对外报道工作者”，必须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具体说来，应从五个方面努力：加深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锻炼新闻敏感、苦练基本功、扩大知识面、学习一种外语。
留下宝贵遗产
2009年6月4日，沈老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6月8日，今日中国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就在告别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刚赶制出来的一本新书被摆到了他的枕旁。这便是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由朱穆之题签、赵启正和蔡名照作序，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今日中国杂志社选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沈老多年来发表的43篇涉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文章和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9篇论文。发表的时间从1984年到2009年。这些论文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提高外文局在对外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种宝贵遗产。
沈老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他在其中传递的一些信息，或许也值得有兴趣的人士细细品味。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传播”与“宣传”这两个概念的同异和关系，在中国正逐渐被厘清，“传播”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被官方认可。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不仅是用词上的差异，更是指导思想上的转变。
第二，传播学被从西方引进中国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吸收、借鉴、消化的同时，进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将它中国化，显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沈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重要基石。
第三，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后，沈老很快就开始结合我国实际，介绍和研究这一学说。他认为，中国有许多软实力资源。但要使资源转化为实力，并在国际上加以运用，则要靠对外传播。对外传播肩负着使软实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整合、在国际上使软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运用的重大使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