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1.1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虽然近年来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的地级市，如温州、无锡、苏州、泉州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纵观威海地区加工贸易，农副产品、纺织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重较大，影响了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的整体结构水平。
1.2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对经济增长和产业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加工贸易对威海市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仍处于简单装配加工阶段，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因而利润较低，加工贸易的示范带动效应相对偏弱。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对所在企业先进技术实行严格垄断，引进外资所期盼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
1.3.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大多缺乏所有权优势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很少有当地特色品牌，缺乏所有权优势。大多数企业只能进行微利的贴牌生产，成为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之一。
2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
面对以上问题，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亟须转型升级，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政府要完善引资政策，推进对外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稳定的加工贸易扶持政策体系是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威海市除了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进出口设备政策、园区配套设施等相关转入产业的优惠政策之外，还要制定相应的财政优惠政策，以改善产业成长与发展的软环境，简化有关投资项目审批办事程序，为客商主动搞好各项服务。同时扶持并引导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走出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之路。
2.2对外加工企业需提高产业品牌，增加高科技附加值，延长国内价值链产业链条较短、科技含量不高，是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根本原因。威海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在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上下功夫，从提高加工贸易附加值入手，大力发展国内配套产业，同时大力吸引国外技术。近年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在我国的布局日益系统化，跨国公司近年在华投资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环节的投资。威海市应抓住价值链模块化的机遇，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鼓励企业加强国际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把对外加工贸易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有效平台。要采取加大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等措施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档次，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将劳动力优势转换成产业技术优势。
2.3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相关规划，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本质是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此，山东省威海市要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在选择承接相关产业时，应注重充分发挥临海产业优势，充分发展船舶产业、海洋开发与保护产业、现代渔业、电子信息产业、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等产业。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178-02
由于金融危机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区际贸易空间拓展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学者们对区际贸易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区际贸易壁垒、我国区际贸易的现状、拓展贸易空间的研究和用模型来构建区际贸易空间。本文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评析,以期对研究区际贸易空间拓展问题的学者们给予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一、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斯密将其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贸易分工领域,创立了绝对成本理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一国只要专门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获得总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和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比较成本理论表明,不论这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经济力量是强是弱,都有可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处于劣势的也可能找到劣势中的相对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利益。
二、国际贸易空间的研究
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是贝蒂尔・奥林(B. G. Ohlin),他指出:“如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其他多边市场理论,可以从价格差异理论和地租理论中看到。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可以说,奥林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之关系的新领域。
新兴贸易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内生形成的原因。杨小凯等经济学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沿着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的观点和Young(1928)分工――市场――分工的互动关系,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分开相反,他将两者合而为一,并用数学将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了国际贸易内生于国内贸易的结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必须和较大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市场的容量有效扩大,因而,随着国际间交易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就会自发形成;认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卷入国际贸易的程度,也可以用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来解释。发达国家因为交易效率高,均衡分工水平也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因此,也就更需要国际贸易来充分利用高分工水平的好处;而落后国家因为交易效率低,均衡分工水平也低,国内贸易就能适应低分工水平,并不需要很多国际贸易。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与单个厂商层面上相比)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对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中心―模型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是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沈坤荣、李剑对贸易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证实,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国内贸易则相反,国内市场分割的加剧,阻碍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三、区际贸易空间的研究
1.区际贸易壁垒的研究
王雷认为,区际贸易壁垒会通过影响一国经济整体内部的协调而阻碍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就我国区际分工和贸易壁垒问题的现状结合近年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我国整体的区际贸易壁垒虽然仍较高,但有降低的趋势,东西部的经济差距对国内经济协调有着较大的影响。同时发现我国区际贸易开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无论是产业间的还是产业内的贸易。通过对区际贸易壁垒形成机理及其与国际竞争力相关度的分析,发现制度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将大大推进我国区际贸易的协调和全国专业化分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进而可以有效促进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陈钊和陆认为,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原因。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收益分配的谈判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同时却将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2.我国区际贸易发展的现状
叶裕民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高度开放的地区,包括沪、津、晋,绝大部分商品面向全国市场,地区自我循环比率低。第二类,中度开放的地区,即省内商品销售率不超过40%,其余商品以全国为主要市场,其中大区外商品销售比重在30%以上。这类地区包括京、蒙、苏、浙、粤、川、贵、青、宁、新。第三类,自我循环比率高的地区,这类地区生产的商品主要以省内为市场。第四类,其他地区,包括豫、鄂、湘、桂、云、陕、甘。其中豫、鄂、湘、桂的特点是以大区内市场为主,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优势,其专业化水平高于第三类地区的皖、闽、赣、鲁;云、陕、甘属于另一种类型。研究表明,总的来看,我国各省区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弱,各省自成体系,实行经济发展的自我循环,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王雷认为,中国整体的区际分工程度较低,尤其是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分工度指标最低,东部整体分工度水平低于西部,基本反映了资源禀赋对于各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影响,这种状况十年间没有多大变化。他认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业间贸易,区际贸易可以拓展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它必将随着区际分工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加大,同时,区际贸易作为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的大地区内部的产业内贸易,能鼓励地区性及全国性规模企业的发展。此外,通过对各地区贸易外向度的考察,王雷还指出我国各省份有忽视区际贸易、以国际贸易替代区际贸易的倾向;国内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在内陆地区得到根本的深入,尚未形成全国性的专业化生产分工格局,区际贸易发展滞后等问题。
3.我国西部地区贸易空间理论
蔡文浩基于区域开放视角来分析贸易的发展,文章首先以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区域和地区开放模式的选择问题;其次,引入空间要素下运输费用对区域开放及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最后,文章对区际贸易未来趋向进行了展望,即回归到区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与演进则是区际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高新才通过对甘肃对外贸易空间拓展中潜在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区域优势进行分析后认为,甘肃应加强与西亚、中亚、中东等毗邻区域的对外贸易空间拓展,采取进出口商品结构转换战略、区域出口重点商品扶持战略、区域出口中心城市拉动战略来科学拓展甘肃对外贸易空间,发挥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汪晓文认为,目前甘肃对外贸易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缺乏竞争优势,要克服上述问题就要从甘肃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出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科学地拓展甘肃贸易空间,确立外贸出口传统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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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选题的意义
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国与国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可以调剂余缺，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也是世界各国普遍乐于接受的形式，易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实施起来也比较简单容易，便于克服目前存在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障碍。
本文是在经济全球化、老挝正式加入东盟的背景下，研究开放经济系统中对外贸易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2 本文的创新点研究内容的创新
本文研究老挝加入WTO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目前的文献中，系统的论述老挝加入WTO对外贸易结构提升关系还很少。现有的资料只介绍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没有在结构提升的因素中分析到对外贸易的贡献，而且据本人查找的资料来看还没有看到运用系统理论和计量工具研究此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老挝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经济改革后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那么，对外贸易是否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实行对外开放是否有利于老挝经济长期发展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老挝加入WTO对老挝外贸结构提升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二、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贸易结构的问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怎样间小同国家出口小同产品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又应当从哪些国家进口何种产品以增进本国福利，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当代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都在为各国间的贸易活动寻求适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贸易结构优化与优化贸易结构是不同的。前者从静态角度出发，强调利用现存资源，强化现存结构的作用；后者则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求改变现存的结构。
有关学者从老挝国情以及CAFTA建立后的客观情况出发，重点研究老挝与中国在CAFTA合作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共同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针对两国如何推动经贸发展、加强合作、最终实现共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老挝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解决老挝国内资本不足的问题，并由此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未对引进外资后优先发展哪些行业做详细的研究，本文就在对加入WTO的老挝对外贸易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为老挝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提出建议。
三、老挝加入WTO前后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老挝经济体制改革前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垄断的保护贸易，以高度集中和行政管理为主为主要特征。该贸易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资源严重短缺、国民经济函待恢复的种种问题时，传统的社会主义贸易体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有计划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国内市场，并有效地控制进出口水平。但是随着老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展，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贸易体制的历史使命逐步完成，弊端口益突出，例如，计划经济不利于社会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外贸易经济作用的发挥受到传统体制的严重束缚，并阻碍了对外贸易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因而，老挝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方面，鼓励出口，利用外商投资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利用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样需要扩大出口创汇为技术引进规模的扩大提供资金支持，技术引进作为进口贸易的组成部分，势必要求降低对进口贸易的限制程度。对外贸易是其它所有对外经济交流活动的基础，因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仅决定着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而且对其它各项对外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传统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老挝的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对外实行工程承包招标等诸多内容。
四、对策与建议
老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扩大农业生产、鼓励工业发展等措施，基本上保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是长期以来，老挝的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较为贫穷的国家，工业相对落后，90%以上的生活制成品和生产资料需要进口，出口贸易也非常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进出口贸易的绝对量都有一定的增长，但贸易结构并未得到很好的优化，出口逆差长期存在。因此，老挝需要对目前实施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应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老挝新的对外贸易战略，使老挝的对外贸易战略逐渐从原材料和资源型产品出口贸易转到产品加工贸易的轨道上来。
另一方面，要更多的引进外资，与世界接轨。积极高效的利用外资，不仅可以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促进产品生产和出口，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增加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制定相关完善政策，特别是增强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对外资引进的支持力度。如，针对引进外资，培养知识技术型人才；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给予较多的优惠；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提高需要高新技术的工业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并加强实施，为技术贸易创造安全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益，从提高吸收能力和促进技术扩散两方面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等。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加入WTO对老挝外贸结构的提升作用，并对此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本文以贸易结构理论和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为指导，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对老挝近些年的对外贸易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做了研究。
老挝的主要进出口贸易国都是泰国、老挝和越南，这三个国家与老挝邻国，地理位置相近，但占老挝贸易总量比重过大，不利于老挝扩大世界市场。因此老挝应多申请加入贸易组织，扩大贸易国范围，与贸易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为贸易市场的扩大打好基础。第三章在对老挝对外贸易产品技术结构分析的过程中，才有用了贸易品技术水平分析法和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分析方法。总体上来看，老挝的进口商品的技术水平要高于其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老挝的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也较低，这进一步反映出了老挝工业基础薄弱，且近些年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优化老挝贸易技术结构方面，老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挝政府在一边鼓励出口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本国工业，提高工业技术，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进而扩大出口，优化出口结构。另一方面要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制度设计增强外商投资的资金技术吸收利用率，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另外，老挝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多培养高科技和经济类人才，增加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为本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服务。
总之，优化对外贸易技术结构有利于老挝外贸市场的扩大、贸易总量的增加和工业品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强，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优化贸易结构的时候也要根据老挝的国情，选择好行业，做好发展规划，提高资本、技术、人力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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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加工贸易指的是价值体现在加工环节的贸易。是一地区，利用本地区的优势资源对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加工、装配，再出口的区别于一般贸易的贸易方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便成为主要加工贸易基地。2016年江苏的外贸与总额中，加工贸易的占比达43.5%。加工贸易为江苏省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和税收收入。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加工贸易从规模总量到内部结构都出现显著变化：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作为加工贸易实施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基于这些变化，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已经无可避免。
二、加工贸易升级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比，有"两头在外"，增值率不高的特点。所谓"加工贸易增值率"指的是，加工贸易企业利润增加值与加工贸易企业投入的比。学术界普遍认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故本文将加工贸易增值率作为因变量y，也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对可能影响江苏省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各种因素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为江苏省统计年鉴相应年份的统计数据，以2005-2015年相应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从宏观角度来说，江苏省加工贸易增值率应该是江苏省内所有加工贸易企业总的增加值，与省内所有加工贸易企业投入之比。但由于微观数据获取困难，所以通常用以下的算法代替：y=(EXi-IMi)/IMi。其中,EXi表示省内加工贸易企业第i年的出口额,IMi表示省内加工贸易企业第i年的进口额。根据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加工贸易增值率受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开放程度、当地工业化水平、相关配套服务产业水平和汇率的影响。综合以上因素，本文选取以下六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并解释如下：X1:研发投入强度。加工贸易是利用本地区的优势要素和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出口的贸易方式，本地区技术水平对加工贸易增值率必然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用省内研发(R&D)技术强度作为技术水平的量化指标,用IRD表示，计算公式为：IRD=R&D/GDP，江苏省R&D研发投入与当年GDP比值。X2：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FDI)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影响巨大。FDI对加工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省内投资办厂带来的资本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管理经验。也对省内技术水平可能存在外溢作用，这可以加强省内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前后向联系，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本文借鉴陆善勇（2015）的做法，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FDIR作为解释变量，计算公式为:FDIR=(FDIt-FDIt-1)/FDIt-1,FDI表示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t表示年份。X3：劳动力成本。我省发展加工贸易一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但是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江苏省劳动力平均工资也在不断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变化已经渗透进加工贸易成品的价值，及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变化中。本文引用江苏省制造业工资增长率这一指标来量化，用LC表示，计算公式为：LCt=(MSt-MSt-1)/MSt-1,MS表示江苏省制造业平均工资,t表示年份。X4：贸易开放程度。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合作中来。随着国际分工不断发展，一国或一地区参加国际分工程度越高，加工贸易获得的机会就越多，加工贸易就越能得到提升。本文借鉴（张庆霖，陈万灵，2010；张超磊，金丘明，2013）用本地区进出口总额与本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量化该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X5：工业化水平。加工贸易发展需要相应水平的工业化为基础。一地区工业越发达，加工贸易企业规模化盈利能力就越高。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赵征，2014；刘钻石、张娟2010；杜晓英，2014）用第二产业与GDP比值来量化该地区工业化水平。用STR表示：STR=SIt/GDPtSI表示第二产业值，t表示年份。X6：汇率。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贸易进出口额，当然也影响加工贸易增值率。将汇率变动作为第六个变量，用EXC表示。公式为：EXC=(ERt-ERt-1)/ERt-1ERt表示t年平均汇率,ERt-1表示前一年平均汇率。为了稳健，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作为其变量代表进行考察。
三、加工贸易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主成分，再建立回归模型，从而得出对因变量加工贸易增值率有影响的因素的关系。对于这六个自变量，我们已经通过之前的理论分析阐明了其意义。但是仅仅通过对这六个自变量进行单一分析，很容易得出一个综合的一致性很好的结论，无疑会造成对加工贸易增值率的片面认识。为了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我们要剔除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SPSSv21.0软件，通过降维的思想，把多个变量转换成较少的几个相互不相关的新变量，而这些新变量又与原变量相关。通过新变量代替原变量，从而使进一步研究变得可行。(一)相关分析变量X1~X6之间有相关性，其中X2、X4、X5还有显著相关性。（二）主成分分析根据表2，前两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6.56%，再通过图1碎石图也能看出有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所以应提取两个主成分。设为F1、F2。得到方程：F1=-2.863-72.79X1+1.358X2-2.658X3+1.316X4+6.912X5-2.244X6（1.2）F2=-2.228+40.758X1+0.847X2+14.215X3-0.309X4-1.62X5-16.478X6（1.3）将方程（1.2）、（1.3）代入（1.1）中，得到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和各个原始变量的回归方程：y=0.971+12.561X1-0.153X2+1.108X3-0.206X4-1.078X5-0.517X6。
四、结论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X1研发投入强度对加工贸易增值率有显著提高作用。表明研发创新是可以提高江苏省加工贸易增值率，推动省内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企业角度来说，首先要重视汇聚海内外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创新创业。采取柔性引进、项目引进、专项资助引进等方式，大力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构建引智成果发现推广体系。其次应增加研发投入，加大科研力度，注重创新。创新不仅仅指科技创新，而是利用各种优势资源，多方面的创新。比如，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引进高技术人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进行品牌创新，科技创新。而相对条件薄弱的中小企业，由于研发资金有限，可以通过对产品包装创新，以及构建消费者对产品偏好的细微差别，丰富产品种类。从政府角度来说，要根据特定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培育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加大技术密集和服务密集产品出口力度，推动整体产业升级。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加快构建科学规范、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除了扶持大型企业，也要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中小加工贸易企业一定扶持和优惠。政府应该努力打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同发展平台。引导国有大型企业引领中小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方式，鼓励国有企业将下游加工生产环节转移外包给加工贸易企业，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X2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的作用并不明显，且符号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期对省内加工贸易增值率有负面影响。这可能由于江苏省在引进外资过程对产业结构地区差异缺乏，外资与本地企业之间产业配套不明显，技术溢出效应有限。对策上，做到对外资甄别引进，优化外资的结构和质量。要注意有选择地引进能够促进产业链延伸的外资企业在省内设厂。鼓励外资企业将研发总部设在省内。X3劳动力成本对加工贸易增值起有限的积极作用。考虑有两个主要可能性，一是由于江苏上海地理位置靠近，由于上海配套设施相对更加完善，可能出现“生产/贸易转移”现象。原属于江苏的生产出口能力可能转移集中至上海，导致江苏省统计结果不符合预期。二是可能由于因为加工贸易对劳动力成本具有较大的价格弹性，导致随着江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工贸易出现向内地梯度转移的迹象，加工贸易量显著下降，也造成劳动力成本对加工贸易增值率提高作用有限。X4贸易开放程度的作用并不明显，且系数为负，与预期差距较大。可能是由于本文贸易开放程度的衡量是利用本地区商品进出口总额与该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而随着当今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实体贸易逐渐减少，服务贸易逐渐变多。而由于数据采集的局限性，我们在这里只能用到商品进出口总额，造成统计结果与预期差距较大。X5工业化水平对加工贸易增值率没有积极作用。虽然江苏省内工业体系较为完善，制造能力较强，但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加工、制造。因此不能推动江苏省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促进制造业升级，对苏北和苏中地区培养和引进相关人才，发展与苏南地区的产业连接，逐步形成产业集群，促进省内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对加工贸易的整体升级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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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路径依赖是指由于外生的偶然性随机因素的触发和内生的各种正反馈机制的强化作用，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对其初始路径产生某种程度的“锁定”效应。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David 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此概念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的探讨。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并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随后，研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路径依赖理论应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Grabher在1993年、Garud和Rappa在1994年、Bebchuk和Roe在1999年、North在2005年分别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公司治理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是不足的，一方面未能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值得指出的是，傅沂提出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东莞更是遭受剧烈冲击。对此，国内学者争相提出和论证进行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索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力争为东莞的贸易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首先用1995年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将下文涉及的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进出口数据统一换算成人民币，再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累计CPI将以人民币计量的名义进出口数据换算成其实际值。接下来，本文将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的角度深入探讨东莞市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一）对外贸易主体的变迁
以企业的经济类型为标准，对外贸易主体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等）。
本文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国有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1995年仅为350.60亿元，随后逐渐上升，在2002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即827.89亿元；随后先下降后上升，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即980.83亿元；之后再次下降并在2011年跌至375.03亿元。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1995年最高，达到55.30%；2002年跌破50%，为49.73%；2011年降至最低点，即12.71%。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2000年保持为零，这是由于政策限制，民营企业无法取得进出口经营权；2001年开始破冰，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为200万元，此时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0.0014%；2002～2003年，民营企业实际进口获得井喷式的发展，2002年达到5.29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16倍，2003年达到196.67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6倍，直至2007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逆转为负增长，其中2009年负增长9.75%；随后两年因金融危机缓解而恢复增长，其中2010年强劲反弹，增长了36.80%。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至2000年保持为零，随后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突破了10%，2011年突破了20%。关于历年的其他企业实际进口额，不论是其绝对数值，还是其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非常小，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与前述三种贸易主体相比，历年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很大，而且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1995年就已达到43.35%；2003年突破50%，达到54.30%，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资企业逐渐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11年这一比重更是达到了64.17%的新高度。
接下来再看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四种贸易主体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不过仍有一点值得强调，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相比，在这17年间，国有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1995年高达60.82%，到2011年已跌破10%；与此相对应，三资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更大：1995年仅占39.12%，到2011年已接近70%。因而从2003年开始，实际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基本由三资企业决定。
（二）对外贸易方式的变迁
在国际贸易学中，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三类。结合《东莞统计年鉴2012》中对贸易方式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加工贸易界定为仅含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两类，其他的加工贸易方式全部划分到其他贸易方式中。考虑到除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之外的其他加工贸易方式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非常小，这样的界定和划分既是方便的也是合理的。
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一般贸易实际进口额和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势头强劲，但这个比重始终未超过20%——1995年最低，仅为0.71%；2011年最高，达到17.37%；平均为6.45%。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进口额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波动比较大——2003年最低，为7.32%；1996年最高，达到18.82%；平均为10.02%。而且，这个比重也始终未超过20%。与前两种贸易方式相比，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大——1998年，这一比重高达90.64%；2011年，其最小值也达到了71.29%；平均为83.53%。因而，从图2上看，历年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与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基本一致，或者说历年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然后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三种贸易方式下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但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95～2005年这一比重不到0.1%，虽然从2006年开始上升，但离5%尚有差距。第二，与其他贸易方式相反，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95～2005年这一比重连续保持在95%以上，尤其是1996～2002年更是维持在98%以上；虽然从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0%以上。
三、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判定
在上一节中，本文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这两个角度对东莞市1995～2011年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作了系统性的论述。
接下来，本文将1995～2011年东莞对外贸易主体中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和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汇总到一起，如图3所示。
结合图3中的趋势线和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的三资企业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为41.21%，2011年已达到67.14%，平均值为52.47%。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高位——1998年的最高峰达到95.19%，即便是2011年的最低位也达到76.94%，平均值为89.70%。
综合以上分析，从1995～2011年，上述两个比重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目前无法观测和描述更长的时间段）。据此，本文认为，东莞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锁定效应”，即东莞对外贸易的变迁在贸易主体方面对三资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在贸易方式方面对加工贸易存在路径依赖。
四、结语与展望
除了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贸易壁垒此起彼伏等外生阻力之外，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对东莞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型升级施加着强效的内生阻力。在研究贸易转型的文献中，很少有学者论证这种内生阻力，而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判定对外贸易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的学者就更少了。事实上，这种内生阻力甚至比前述外生阻力的作用更强，更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更具有研究价值。
因此，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下一步拟深入探究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从而为之后提出打破这路径依赖的对策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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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和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1979年后，中国的加工贸易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6年，我国形成了加工贸易的雏形，即“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87年至95年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主要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96年至今，加工贸易则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贸易结构也随之改变。
二、 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投入和要素禀赋等因素。
（一） 变量选取
选取1985-2015共3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因为85年之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速度加快，贸易方式逐渐成熟，对我国加工贸易情况具有较高代表性。选取加工贸易增值率ICR 用作反映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水平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ICR= （pex-pim）/pim（1）
1、技术水平（TECH）
使用我国历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标准。
2、外商直接投资（FDI）
由于近年来我国改变统计口径，不再统计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于是本文使用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中国G D P 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变量。
3、劳动力投入（Labor input）
使用加工贸易产业职工数与全体职工数的比率，本文由于数据获得性的问题，使用制造业职工数代替加工贸易产业职工数，将其与全体职工数的比率作为衡量劳动力投入的尺度。
4、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
本文要素主要选取劳动力要素和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的禀赋（LE）采用劳动者报酬法来衡量，即使用加工贸易产业的员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来作为衡量要动力要素禀赋的指标。物质资本要素禀赋（KE）的衡量则采取王璇、秦茜茜（2005）的方法作为衡量指标。
5、其他因素
①贸易开放度（Trade Openness）
贸易开放度是一个衡量一国某年进出口贸易金额在该国当年GDP总额中占多大比重的概念，本文使用一个被大家广泛使用的衡量尺度，其表达公式是 ：
贸易开放度 = Mi+Xi/GDPi（2）
公式中 Mi为我国某年的进口总值， Xi为我国某年的出口总值， GDPi 为我国某年的GDP总值。
②产业基础
使用历年加工贸易产业的进出口总额占所有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衡量。
（二）模型构建
于是，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ICR=η+αLE+βLI+γTECH+δFDI+εK+ut（3）
其中α、β、γ、δ、ε为系数，η为常量，即线性方程的截距，u为扰动项。
在进行线性回归时，选择有截距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ICR=-7.533+1.26LE+ 8.567LI+1.65TECH-13.509FDI+0.708K
三、 结果分析
第一，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依然集中于处于产业链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加工。虽然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经济也随之快速增长，但是，我国的加工贸易依然是一种“贫困型”的增长模式。过高的贸易开放度以及大量的不经筛选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反而会抑制了加工贸易结构的升级。
第二，劳动力投入对劳动力投入也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国近些年来，随着工资的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于是为产业节约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产业链的延伸，进而促进加工贸易结构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投入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正效应超过了负效应。
第三，加工贸易产业员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对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据此，加工贸易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员工的工资增长率来作为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加快产业升级的一个途径。
第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该国的要素禀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使该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发生变化，从而使得该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我国的加工贸易结构升级随着资本要素禀赋的加强而增加。
第五，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加工贸易产业链得以延伸，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因此，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将适当增加技术投入作为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加快产业升级的一个途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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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0-0092-06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 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 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写作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