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崛起的强势媒体集团完成了在本地的扩张和资本积累以后将向其他地区扩张，因而对众多势力薄弱的地方性媒体形成全面冲击。另外，受数字电视的逐渐普及的影响，观众的选择面更加广泛了，原来各自拥有的大小不等而又带有垄断性质的传播市场正在被瓦解。几乎在全国所有的新闻传播市场上都或明或暗地涌动着资源重组、市场重组、媒介重粗、力量重组的浪潮。原有的单一品种、单一市场的媒体已经显得势单力薄，不足以抗击风云突变的市场经济和境内外强势媒体的冲击。面对央视、各省级卫视以及境外媒体的巨大压力，城市电视媒体都在积极地寻找转变和改革的出路，然而在政策、资金、人力等发面都很有限的情况
下，改革的步伐缓慢，问题重重。
一、企业化改革的“有名无实”
为应对市场发展，城市电视媒体纷纷效仿上级电视台进行企业化改革，集团化改革，和股份制经营成为改革的两大主题。区域性地方电视媒体企业化改革的初衷是做大做强，解决资源配置上的散乱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应对不段发展变化的电视市场。现在，全国百余家城市电视台都开始或完成了企业化改革，还有很多城市媒体成立了当地广电局控股的传媒集团。但从实际情况看，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简单“加帽子”的“有名无实”的现象普遍存在，离真正的集团化改革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近几年，“集团化”已成为我国媒介的一大关键词。很多地方电视台的管理者提到，在广电集团里面，电视台和集团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很多人主张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由电视台来创办广电集团，集团是电视台的一个经营实体。现在大多数地方电视台都是这样一个思路，即由电视台来创办企业，建立一个传媒集团除原电视台方向性节目之外，其他的外包式节目连同广告的经营全部放到集团里去。而现实中却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这里我们以改革较早的杭州市广电集团为例。虽然，该广电集团改革较早，发展也颇见成果，然而，单就所谓的五花八门的人员聘用关系来看，我们就能发现集团化改革的问题所在了。在整个广电集团内部，聘用关系的由高到低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有广电局的公务员属于国家正式公务员，一般频道总监以上一级的都是属于这样的聘用关系。其次，是国家事业单位正是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事业单位编制。虽然整个广电系统已经进行了企业改革，但是，原有事业编制的人员大都是台内的“元老”级人物，他们本身也都是原系统中的中高管理层，他们不会因为成立了广电集团，就抛弃了事业编制的“铁饭碗”，因此事业编制已然存在于改革后的集团中。第三个层次就是改革后的集团聘用的人事关系了，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后的成果可同样也体验着竞争带来的压力。而这种聘用关系至少是名正言顺的台里人，在集团聘用的下面还有很多种聘用关系，比如频道聘用、栏目聘用、临时聘用、企业派遣、实习等等聘用关系的人员。这些人大都与事业编制、集团聘用的人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可是无论从待遇或地位都与以上几种聘用层次的人相差甚远。（以上为笔者参加杭州电视台招聘时，考查、调研结果）分配的不平等就会引发矛盾，而矛盾本身源于制度的缺陷。道理很简单，就是所谓的集团化改革不彻底。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我国的广电集团都是在原电视台原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集团成立后电视台、电台就应该退位成为集团经营项目的其中之一。而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牵扯到了感情的因素和利益的因素。一些电视台提出质疑，到底是电视台管集团，还是集团管电视台，一些电视台的老同志，要通过“电视台管集团”这个意思体现他的价值和贡献，这里面牵扯的矛盾就比较多。因此，现在各地电视台的企业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有名无实”的。笔者个人认为，随着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再加上人员更迭，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管电视台一定会实现。既然进行企业化改革，就不要只改革人员的聘用关系；既然要办集团，整个集团就要有自己统一的管理系统，电视台、电台虽然是集团的旗舰，但决不能成为整个集团的管理者。
二、“股份制”反而强化了“旧体制”
为了加快电视台的企业化进程，各地电视台开始尝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很多人希望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但其实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是成本最高的一个办法，而几乎所有搞股份制改革的电视台又都是以全员持股的方式进行改革的。这样企业将来发展的成本将会很大。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旧体制的钢化和重建，等于强化旧体制。在旧体制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搞全员持股的股份制之后，这个问题回更加严重。纵观整个市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体现为大家普遍公认的“主人翁责任感”，可惜这种责任感往往不是体现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分配上，在事业发展上则往往持反对态度。比如随着电视台的发展，经营范围的扩大，新栏目的组建，职业化的有更高素质的新人，那原来的“老人”怎么办？“老人”往往对引入新人持反对态度，甚至有的地方台竟然可笑地搞起了所谓的“人事封锁”，大连电视台竟然5年没有引进新的人才，表面的原因说是由于内部人员饱和，其实是因为“老人”们怕年轻人抢饭碗，多一个人分羹，每个人就少分一点。可“老人”们却不曾想到，不引进新的“厨师”，羹只会越和越少，越喝越差。（以上为笔者在大连电视台实习工作，调研结果）试问，在电视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电视台若想发展，并跟上时代的步伐，怎能5年不引进新人才呢？另外，台内的人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有很强的在退休前把电视台“分尽吃空”的动机。但丛企业长期发展来讲，又必须留有一定的发展资金。从整体上看，用全员持股这种方式来搞股份制，不利于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超产权”论，认为并不是搞了产权明晰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笔者赞成这种看法，事实证明，股份制并不一定就能解决电视台的竞争力问题。比如，浙江温州电视台，搞股份制改革比较早，但采取新机制的作用并不像原来期望的那么明显。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解决内部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的问题。首先要考虑股份制能不能增强竞争机制，怎么引进竞争机制。其次是激励机制，我们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确实很不到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电视台发展的地步了。
参考文献：
[1]朱金玉，巢立明.中国广播电视业发展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07.
[2]黄升民，周艳，马丽婕.广电媒介产业经营新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
[3]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06.
从影响力来看：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依靠高科技的支撑，具有信息便捷、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即时沟通、成本极其低廉等优势，其影响力至少已基本达到了与电视传播不相上下的程度。
不难看出，电视的受众规模依然是庞大的，然而，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用户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因此，保留传统的传输方式，巩固已有的受众群体，利用新媒体开拓新的传播渠道，覆盖新的受众群体，让电视新闻融入新媒体、实现传播的多样化是当下的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保证电视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努力方向。实现电视新闻传播的多向化，具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其一，把电视节目整体放到互联网和手机上，如手机电视和中央电视台所办的CNTV，让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成为电视新闻受众。其二，将电视新闻节目按板块、栏目建立起微信、微博平台，跨操作系统平台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信息，如辽宁电视台的知名新闻栏目《新北方》《新闻正前方》等。其三，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平台依靠技术支持实现多重、多向传播。当电视新闻到达微信、微博平台后，接受者又可以通过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将微信、微博的精彩内容分享给好友及朋友圈。
传输方式的多渠道，实现了电视新闻传播的多样化，而传播的多样化则改变了受众获取电视新闻资讯的模式，新闻资讯获取的平台从以往的只能通过电视机变为既有电视又有新媒体，一大批不待在电视机前的新媒体拥有者（特别是15岁-34岁的年轻群体）也成为电视新闻的受众。并且，由于新媒体渠道的扩展，使得传播者能够借助新媒体渠道为所有的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实现了电视新闻传播的实时化、共享化，使受众能在第一时间接收最新的资讯。
二、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两大趋势：
（1）从“英语广播为主”逐步转向“英语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并重”
新中国的英语广播诞生于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电子媒体主要是以中国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台为主打媒体，并主导着我国的对外广播，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传播窗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的听众来信多达90万封，代表了约4500万听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不仅是我国拥有海外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宣单位之一，它的广播语种、播出时间、发射功率和听众来信四项指标也均居世界国际广播电台前列。【1】
英语台则一直是国际台的大台。它创办于1947年9月11日，现在每天播出60个小时的新闻、专题、音乐以及其他节目，每年约有一千多万国际听众收听英语台的节目，占整个国际台听众数的四分之一。据估计，英语台已成为世界上了解中国最为有效的媒体之一。【2】
我国英语电视媒体起步较晚，是从教育类节目发展起来的，如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跟我学”节目。真正意义上的英语电视节目应该说是1987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新闻”，1988年播出的专题纪实类节目“焦点”的问世代表着英语节目版块的形成。此后推出的娱乐性节目“文化长廊”和“您好，北京！”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英语类节目日趋完整和正规。
199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上述英语类节目的基础上组建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CCTV-4），主要针对国外华人、华侨和对中国事务有兴趣的外国受众，每天播出17个小时英语和中文类节目，侧重新闻、时事、经济、娱乐、体育、少儿节目、影视、和电视纪录片。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英语频道CCTV-9，每天播出24小时，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六小时，以保证不同时区的受众都能收看国际频道的节目。目前，该频道的节目已在美国、北欧洲、英国和法国以及东南亚都已落地。【3】
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的开通开创了我国的英语电视媒体时代，并迅速成为国际受众主要信息源之一，形成了英语电子媒体中广播和电视的鼎足之势，出现了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并重的局面。
（2）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同时得到发展
在我国中央级两大英语电子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我国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得到发展，其发展模式基本与中央级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模式一致：基本都是先创办英语广播节目，然后再创办英语电视节目或频道。
以上海为例，8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人民广播台于1986年9月15日率先开设了广播英语新闻（ShanghaiCalling），1989年到1997年平均每天有6小时的英语节目，95年前后甚至长达13小时。但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英语广播逐步缩减为每日10分钟的英语新闻，2001年起主要是转播国际台英语新闻为主。【4】
上海的电视英语新闻开播较早，1986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开播，后来组建的上海卫视（SBN）频道还专门成立了外语部，开设常设栏目。据上海卫视外语部主任戴骅介绍，预计在3—5年内上海电视台还将成立英语频道。【5】
据了解，目前广州、南京、武汉、杭州等地也都纷纷创办了或正在创办英语广播或电视节目。
三、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的相对不足
像其他英语媒体一样，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一般都不实行市场化操作。它们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两种：一是国家拨款，二是大媒体的资助。目前而言，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台的资金靠国家拨款，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则基本靠央视资助。地方性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则基本都受中文媒体资助。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一般只有投入，少有出产，资金相对不足一直是个困扰着我国英语媒体的问题，而对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电视尤为如此）而言，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广播电视都是以技术为依托的媒体，而技术设备的更新都是以资金因素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讲，资金是决定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2．国际受众定位趋同
这一问题可能适用于我国所有英语媒体。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不例外，其受众定位趋同倾向也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
这样的定位使得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受众显得较为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化。正因如此，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主要是中央级媒体）尚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国际受众群。
从长远来讲，这会影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针对性和总体传播效果。例如，目前央视英语9频道用同样的节目向美国、欧洲和南亚地区播放，而这些地区的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爱好肯定会有差异，因此从理论上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取得同样的传播效果。【6】
3．可信度还较低
上文已提及，我国两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并拥有较多的国际受众。但根据在来华外国受众中的一次调查发现，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并不高，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7】
当然，可信度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我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外国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一样，这些与我国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受众自然不会完全信任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从而增加了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有效传播的难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以上的三大问题尽管在性质上不相同，但它们都会影响到我国对外传媒的传播效果，影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实现其最高目标：为我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思考
鉴于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如要能实现其肩负的使命，那么它们就必须能有效打入、影响和左右国际主流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
但是，要做到这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认真策划、考虑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一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战略问题。
1．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应具备的特点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创办于战争年代，因此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思维模式很容易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战略问题。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
此外，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由政府和媒体集团资助，因此资金这个重要问题很少在发展战略中提及。我们知道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的经济条件。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具有三个特点：（1）必须体现以我为主，其发展模式能符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2）能注重实效，促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3）以提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自我形象为重点，并使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2．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目前国际台英语台节目在能世界大部分地区接收，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也已先后在美国、北欧、英国和法国以及南亚地区落地，因此两台的发展战略应该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为重点。
本文认为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要打造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具体而言可以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要让国际台英语台和央视英语9频道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包括我国国内）英语媒体，主要是在亚太地区能成为报道中国和世界的地区性权威;第二阶段就是要在我国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广播电视媒体。
本文认为这样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角度讲，本文认为这符合了新闻传播学中“二段流程”（也叫“二级传播”）理论的原理。“二段流程”理论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拉扎斯费尔德等人提出的一种有关受众中人际传播影响的模式，即受众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意见领袖”，一类被称为“追随者”，前者可以影响后者。
从我国对外传播的角度讲，这里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在亚太地区或在华的外国人，包括商人、技术人员、学生、游客、记者和使馆人员等。这些人一般是他们所在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以上阶层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追随者”主要是指那些没有离开本国或没到过中国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外国公民，他们基本可以是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但渠道有限，而且对中国的了解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但他们都是这些国家的舆论主体，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自然成为较合格的对中国问题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回国后对中国的一些评介和描述更容易使他们的“追随者”认同和接受。这是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结果。这种效果是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所无法达到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客观地讲，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定位确定为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为主并致力于成为报道中国地区性权威比较符合我国英语媒体的管理水平现状。因为我国的英语媒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上还要靠政府和大媒体的支持，其总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一下完全跑到国际上与西方强势媒体竞争，显然不现实。
同时，能定位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作为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受众，积极打造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媒体权威对我们而言已极具竞争力，已经体现了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毕竟，我国英语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享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如果我们能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在中国的新闻事件，必然引起在华外国人的兴趣。尤其在报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和申博成功等，如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就可以树立起来。而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据估计，如果在今后的十年中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基本达到第一步战略目标，出现够1－2个具有地区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英语媒体，那已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了。
第二步战略目标须是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并很有可能在本世纪中期达到这一目标。
这战略目标的实现主要是由中国国家发展实力和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到那时，我国已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虽然这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及西方国家，但是考虑到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和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我国必将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中心之一。近代历史发展表明强势的国家必然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性的信息中心，并造就强势英语和汉语媒体。这是实现我国对外传播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的有利外部条件。有了良好的大环境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媒体。如果我们不注重战略目标的实施，那么打入国际主流舆论界照样可以变成一句空话。
五、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实施
1．实施模式
根据上述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结构模式应该可以多样化，其实施过程也可以选择以下二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官方媒体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中国国际广播台为主，其报道方针、指导思想和整个运作体系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并代表政府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我国政府的窗口。
由于这类模式媒体性代表着我国政府，因此这种模式的媒体经营无需市场化，其运行资金基本依靠政府资助，其针对的国际受众群为世界范围内的听众。这是由电台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广播对于听众的要求较低，只要买一个短波收音机即可。
第二种模式为半官方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媒体以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为主，并以打入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为目标。这类媒体初创时，由政府或者大媒体投入，但将朝着基本能依靠市场运作方向发展，其主要国际受众是主流国家的受众（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国际受众），并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海外华人。
原则上，这类媒体应尽量以民间或非官方形式出现，其半官方地位主要是指它能介入市场运作的自。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有关法规对其实行宏观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监管主要是指对其媒体总体战略的调控和对媒体运作的年度审核，但一般不介入媒体的具体业务运作。此外，这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可以允许其上市，吸引外来资金，以用于进一步发展。当然，政府应该保留在紧急情况下（战争等）介入媒体的权力。
要能真正形成上述两种模式，必须有二个必要条件：（1）政府职能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并决心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实施宏观监管；（2）政府部门要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的观念，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这两个条件目前看来并非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1）英语媒体的改革是我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主动提出的；（2）由于是主动的改革，政府对可能会出现的失控情况可以制定并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如果真的出现混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强制性措施解决；（3）由于语言的隔阂，这种改革在英语媒体首先试行可以尽量减少对国内舆论的影响，同时可为中文媒体国际化改革积累经验。
2．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的一些重点方面。它们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这些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可信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两种实施模式，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指国际台）主要以塑造代表国家的官方媒体为主，树立的是国家形象，维护是国家的立场。当然，地方性英语广播媒体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确定定位。
半官方模式性质的媒体主要以央视的英语9频道为主。当然，半官方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它是我国英语电视频道的事实。它还代表着我们中国英语媒体的总体形象，还应该为我国的总体国家利益服务，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又可以发挥其电视娱乐化较强的特点融入市场化的轨道，增强其与国际受众的接近性并参与国际竞争，使之能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提高对外传播的有效度。
（2）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人才管理体系
当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战略之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俨然变成了“对外传播人才输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吸引高素质的对外传播采编人才对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已不光是这些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实行上述战略的重要因素。
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我国英语媒体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聘请的外籍专家，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外聘专家只能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的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和管理模式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的人才管理是相对开放的。
例如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中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成功的人才管理模式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如9·11事件中的报道）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
因此，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我们不光可以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出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的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我国英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正在缔造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中国国际广播台2001年宣传小册。
电视媒体作为最近乎完整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发展，一是人格发展。电视对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道德观念、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都有着重要影响。
传统社会里，未成年人的社会学习和教育主要依靠家庭和学校，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社会化过程则交由媒体来完成。孩子们多数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童年的。近年大众对于传媒对孩子们的不良影响忧心忡忡，舆论普遍认为电视媒体造成孩子的早熟、消费主义、暴力、价值观混乱等等不良影响，传媒在少儿的身心不健康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岁至3岁的儿童看电视越多，到了7岁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就越严重。[3]台湾一项调查显示，看电视和身体质量指数具有相关性，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愈久，越容易发胖。[4]
电视传媒有种种负面影响，但是只要合理地利用，就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社会学习、发展认知和人格的有效工具，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意义
著名电视专家雷蒙·威廉姆斯说过，电视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5]
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最核心的社会影响是从根本上消除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阻隔。麦克卢汉在《人体的延伸》一书中强调，电视不只是娱乐工具，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电视帮助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情境，这种情境与现实环境不同，人的社会角色与特性因此也发生了改变。孩子同样可以看到电视中呈现的关于大人世界的描述，所以变得越来越“早熟”,儿童时代与成年人时代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了。从社会化角度来说，电视不只是学校和家庭作用的补充，有时内容更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相反。[6]从某种角度说，电视削弱了父母和学校的影响力。
电视中的内容，远远超出儿童青少年平时接触的生活经验，超出他们所接触的时间、空间。因此，电视能使孩子开阔视野、增长见闻，有所谓“温室效果”，使儿童心智早熟。他们吸收了很多其年龄段不需要的经验，这些零碎的、不加选择就吸收来的内容，很可能是经过夸张、歪曲或浓缩的，并不符合社会现实。儿童尚不能完全区别开现实与虚构，便难免误以为真，形成错觉或先入为主的成见。
从电视本身的特点来说，除了文化要求低、直观易懂之外，电视还比广播、印刷媒介更能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因此更接近面对面的传播；同时它能提供具体的图像，使观众不易遗忘，因而可能具有其它媒介所难企及的劝诱与施教的独特效果。[7]有学者在研究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时强调，直观性信息有助于传播的劝服性。所以，电视比任何媒介更能影响儿童。电视通过声像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真实”的看法，混淆了图像所呈现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人们会不用逻辑思维就将图像真实当作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
电视甚至充当了家长的替代者。有些家长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就用电视给孩子做伴、以减少孩子的干扰，于是出现了“电子保姆”一说。
电视还刺激了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电视诞生之后，强调的就是在消费经济中的投资和促销功能，[8]商业味道非常浓重。美国早年的电视关注的主要就是如何消费，由此巩固了当时美国“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电视影响甚至瓦解了人们的传统实践和购买习惯，同时这种消费文化也型塑了电视本身。[9]今天，市场逻辑已经成为电视的主宰，为了追求收视率，可能不择手段，制造出那些所谓“不健康”的产品。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媒体应对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人们的劣行负责，并认为以电视为主的媒体使孩子们相信通过暴力或物质上的好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10]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3至7岁为感官期，儿童根据显而易见的感官刺激来认识产品价值，7至11岁为分析期，儿童对产品类别、售价、功能等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开始明白物质的社交意义，知道拥有哪些产品就能与朋友的接纳程度扯上关系。11至16岁为反省期，孩子对市场的产品类别，销售地点、推销策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充份明白品牌的意义，明白物质的价值，除了满足个人喜好外，还可以用作社交筹码。[11]
以电视为“保姆”的这代人一走出童年，就会成为商业社会最年轻的消费者，所以电视即使在儿童卡通片中也渗入了大量的商业性内容。亚洲的孩子热衷染发、戴斯沃奇手表、玩滑板冲浪、泡电子游戏厅、进“迪厅”喝“摇头水”甚至——日本东京的政府机构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并制止未成年少女的“有偿约会”。香港的少年则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以投机的方式赚钱。曾风靡港台、大陆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除了青春、浪漫的爱情和无厘头的男女主人公外，剧中F4富豪子弟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更令未成年观众羡慕不已，西安等地中学生竟大加模仿。电视的多元信息带来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混淆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正在失去道德感、羞耻感。英国公关顾问马克斯·克利福德认为，电视是使人失去羞耻感的关键因素，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有一台收音机或许还有一份报纸，但实际上始终还是处在父母、学校或教会的严格控制下。现在，孩子们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12]
未成年受众的接受特点
受众的年龄、性别等社会类型，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儿童从一岁以前就会对电视发生兴趣，特别是注意电视广告和经常反复播出的电视主题曲。到3岁时大致已经能看懂儿童节目。在电视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儿童从3岁起平均每天要看2至3小时电视。到了青少年时期，孩子认识、判断开始具有独立性，同时又以实际经验为主，表现出片面、武断,情绪变化大,易冲动；自我意识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成熟、社会地位的变化、活动交往范围的扩大,他们在探求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又常常会发生矛盾。其次，青少年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同辈文化的遵从，即他们从事某件事情的理由是“别人也都这么干”，模仿性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具有反叛精神。青少年时期是人的身心急剧变化的时期。
受众的智力程度，也一向被看作是影响传播效果的能力因素。儿童很少预存立场，“自我防御功能”弱，容易相信媒体信息，常常对电视里的事深信不移。
受众的思维特点对传播效果同样有直接影响。霍夫兰等人根据多次实验，在《传播与劝服》（1953）、《个性与劝服可能性》（1959）等著作中有这样的结论：想象力丰富，对周围事情比较敏感的人，较容易被人劝服、接受影响。这正是儿童的特点。
大众传媒会对未成年人产生长久的影响。传播效果呈现的状态有两类，一是显性效果，一是潜在效果。显性效果是从受众情绪、态度、行为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观察到的效果。前些年有儿童家长状告某广告使孩子受惊吓，若情况属实，那就是电视的显性传播效果。有儿童模仿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偶像上吊自杀的行为，也是一种显性效果――受众喜爱电视人物从而有一种愉快的体验，进而接受传播内容、承认其合理性，进而模仿。大众传播学借鉴了心理学家艾伯特·班都拉的模仿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媒介内容，与其中某些角色或行为认同，并意识到在某些情境下模仿会有有益结果，那么当这种情境出现时，儿童会发生模仿行为。这种模仿行为可以通过媒介不断强化，形成长期行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电视传播的显性效果，更要考虑到其长期的、隐性的效果。电视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人格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电视暴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暴力、商业化、性已经成为电视媒体对少儿危害最深的内容。所谓暴力，根据电视与社会行为研究报告，是指身体力量的公开行使导致违背他人意愿的行动。暴力镜头包括电视上常见的斗殴、谋害、武力，以及使用各类武器强加于他人的行动。[13]
据记述，美国的孩子在18岁前，从媒体上目睹的暴力行为有20万桩。所以，他们也回报社会各种自杀、杀人、弑亲。[14]中国也发生了五花八门的青少年暴力现象，“少豹堂”、“七匹狼”这些青少年黑恶团伙无恶不作，孪生女孩毒杀对她们关爱备至的双亲，两少年蓝极速网吧纵火，“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报告中至少有1000万闲散未成年人进行各种犯罪活动……[15]
目前为止一般对于电视暴力的防范主要在娱乐节目和电视剧中，其实电视新闻的影响更大。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广播标准委员会及英国电影分类局联合进行的权威调查显示，电视新闻所呈现的真实暴力比电视剧中的暴力，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16]
有一种误解，以为少儿的卡通节目对孩子就比较积极、正面。其实，西方学者早已研究指出，电视卡通片上的暴力镜头，远超过一般成人观看的电视片。有好多以暴力对付坏人，假维护正义之名、行暴力血腥之实的卡通节目，以及借暴力的英雄式描述来促销广告主的暴力。
关于暴力对未成年人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社会学习论巨匠艾伯特·班都拉认为，电视上的暴力镜头具有示范作用，少儿若经常观看，极易去模仿。有些看过暴力电视节目的儿童行为上未受影响，是因为电视节目中暴力常会遭到报复或惩罚，因而在表现攻击行为时有较高的焦虑，会抑制其攻击性的冲动。有的学者以宣泄理论为基础，认为电视节目暴力有助于宣泄少儿暴力行为，减低暴力倾向。也有极少数研究认为没有影响。[17]但最主要的、最普遍的结论，认为电视暴力确实有负面影响，其中最著名的研究当推美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威廉.斯脱特所主持的电视与社会行为研究小组在1972年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报告厚达5巨册、1305页。结论认为，观看暴力镜头的电视节目，与实际生活情境中表现攻击有很大的关连，只是电视暴力的影响也要视儿童本身的情况而定。
少儿看多了暴力电视镜头，常常会误以为暴力情况反应社会现实，以为暴力是解决冲突或达到一般手段不易获得的目的的直接方式，当成问题的唯一解决方式。暴力镜头对少儿有暗示作用，少儿长期耳濡目染后，比较容易在类似的生活情境中表现攻击行为。
电视广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儿童节目附有有大量的广告，许多节目是为了推销玩具和其他商品。西方社会认为广告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导致社会趋向物质主义，广告不断宣传新产品，令人喜新厌旧；广告中使用产品来解决问题，令人误以为所有健康、容貌、社交等问题，均能通过物质消费途径得以解决；还有就是侧重物质拥有，忽视精神生活的需要；只追求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而牺牲了社会公义，及对弱势社群的关注。[18]
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ACT(ActionforChildren’sTelevision)早在1970年就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抗议，要求改革儿童节目。但直至1990年美国才出台了儿童电视法案，对广告播放时间加以限制，并宣布广告公司有义务满足儿童“受教育和获取信息的需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少儿经常接触广告媒体，其中少儿认为最重要的媒体是电视。事实上，电视已经逐渐取代父母成为儿童了解新产品的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包括儿童在内的我国消费者，经常接触到大量欺骗性的广告。据国家工商局2000年的统计，当年一共发现了13986宗非法的药品广告，5213宗非法的食品广告以及1149宗非法的医疗设备广告。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全都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是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19]
我国在保护儿童免受过多的或不良的电视广告和其他媒体广告的影响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还缺少具体的法律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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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社会教育功能
家长和社会人士特别担心电视的负面影响。其实，适当利用电视，会有较好的社会学习意义。电视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识和观念，即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因为电视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受众接受电视也属于“非专心型”，所以在传播知识方面电视功效不大，电视侧重于灌输观念，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美德，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团结友爱等观念。
在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过程中，电视等大众媒介参与了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塑造。电视等传媒为孩子提供了一幅现实生活的图画，帮助孩子构筑成一个“现实”和“完整”的世界。电视等媒介还为孩子提供社会规范或规则，孩子从中观察、感受和学习到共同信仰、传统生活方式、语言和生活规则等等，从而明确社会规范、角色和等级的利害关系，理解自己的地位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青少年逐渐建立关于现实世界的概念和信仰。
不管媒介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孩子最容易发生媒介人物认同。国内学者在媒介接触对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中认为，青少年经常接触电子声像媒介或者媒介刺激娱乐内容，可能不利于青少年道德的发展。[20]另一方面，如果经过引导、充分利用电视传媒作为社会学习的手段，会有积极的影响。台湾的研究表明，适当控制少儿收看电视可以避免少儿健康受损；电视未必使少儿学业退步。[21]但是，目前很少有社会是有意识利用电视的社会功能的。香港的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最喜爱的传媒是电视，最主要的目的却是娱乐。[22]
电视节目中当然也有很多教育意义的卡通片与故事片，对儿童的社会学习具有积极的价值。这些利社会行为电视节目通常强调以下行为特质：接受规律、遵守秩序、与人合作；帮助他人，利他主义；主动对人表示友善，关心别人，能设身处地了解他人感受；能自律、抑制冲动、抗拒诱惑；有耐性，坚韧不拔，能容忍短暂的挫折；做错事肯认错，能悔过自新，有补救错失的勇气；爱护动物，热爱自然；勤劳节俭；孝顺父母、爱护幼小孤弱；见义勇为，喜打抱不平，不畏，热心公益。[23]
电视内容和表现技巧对社会学习非常重要，研究表明有4点是影响儿童利社会行为学习的关键因素：对模式人物的奖惩；用对比的方式描述对错的结果；亲切、有人情味儿；电视人物与少年儿童观众的相似性。[24]
从保护到重视权利：培养媒介素养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与少年儿童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电视对少年儿童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从“保护少年儿童免于受电视危害”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如今，更多的社会开始从“小公民”的权利的角度，来审视电视的功能和影响。
1995年3月，71个国家的代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了电视史上第一次“电视与儿童”世界高层会议。与会者大多是各国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电视台少儿部的负责人、少儿节目的制片人、研究或关心传媒与少儿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等600多名。会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单纯的保护主义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儿童的权利”意识。少年儿童作为社会的“小公民”，同样拥有从电视媒介上学习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享受健康的娱乐的权利。只有普及了这种意识，并通过国家行政和社会手段建立保障这种权利得以实现的制度，才能变害为利，使电视成为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25]
根据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条约的精神，这次会议制定了少儿电视（THECHILDREN’STELEVESIONCHARTER），对少儿节目提出了7条原则性，要求少儿节目优质、去商业化、增强对环境和自我的信心、有利于学习语言和文化、摒弃暴力和性、定时等等，强调儿童通过电视学习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目前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儿童电视准则，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等。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对儿童节目的指导，主要依据委员会制定的《儿童电视准则》（CHILDREN’STELEVISIONSTANDARD）来衡量。这个准则非常详细具体，节目评价标准也很具体。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媒介素养教育。西方不少国家在中小学纷纷开设了媒介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目的是为了学生能独立地评判、接收并分析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媒介素质教育最早发端于英国，目前已成为英国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程，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开设了这一类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极力倡议传媒素养教育，从60年代开始，差不多每10年便举办一次传媒教育的国际会议。1992年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全球传媒教育的新趋势》(NewDirections:MediaEducationWorldwide)。在亚洲，日本于1977年成立了“公民电视与传媒论坛”，推广媒介素质教育。2000年以来，日本的大专院校里也相继开设了有关媒介素养的正式课程，菲律宾1988年成立媒介素质教育协会。90年代以后，媒介素质教育已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在中国，香港成立了传媒教育协会，台湾当局则已正式《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表明对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认可。
媒体素养教育把运用媒体的权利交给少年儿童，帮助他们理性地辨别信息的意义，辨别媒体真实与社会真实，形成对媒体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辨别能力，并学习如何使用传媒、如何利用传媒发展自我。在我国大陆，传媒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手法上还需要进一步专业化，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也亟待进行。
注释：
[1]卢德平、郑丹娘，《中小学生最经常的课外活动是看电视》，《中国青年报》，2004-5-14
[2]陈家华、麦箴时、陈芳怡，《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传媒观察
[3]《幼童多看电视长大后注意力不集中》，《联合早报》，2004-4-6
[4]《喜欢看电视孩子易发胖》，《联合晚报》，2003-11-05
[5]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Chap.1TheTechnologyandtheSociety，ShokckenBooks，1975
[6]JoshuaMeyrowitz,NoSenseofPlace,N.Y.: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7]郑贞铭，《传播发展的省思》，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3
[8]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Chap.1TheTechnologyandtheSociety，ShokckenBooks，1975
[9]DavidCroteau,&WilliamHoynes,MediaSociety:Industries,Images,andAudiences,PineForgePress，2000
[10]参见张洁，《媒介素养及培养方法研究——以西方经验探讨中国实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6月。导师：陈昌凤
[11]陈家华，《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香港《传媒透视》
[12]参见高雪燕，《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6月。导师：陈昌凤
[13]郑贞铭，《传播发展的省思》，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3
[14]（美）加文·德·贝克尔《自卫书》，转引自赵廷鹏，《让孩子远离媒体暴力吧》，《中国青年报》，2003－10－28
[15]赵廷鹏，《让孩子远离媒体暴力吧》，《中国青年报》，2003－10－28
[16]香港《传媒透视》，2003年10月号
[17]杨孝荣，《传播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18]陈家华，《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香港《传媒透视》
[19]陈家华、麦箴时、陈芳怡，《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传媒观察
[20]卜卫，《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
[2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22]苏钥机，《青少年的传媒使用习惯》，香港《传媒透视》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trouble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方式、途径以及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强调大众媒介宣传教化功能为核心的社会纠纷传播理念，已经很难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问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看电视，还要用电视”，央视经济频道改版后这句响亮的广告语。更是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电视媒体介入社会纠纷解决的价值与意义。
社会纠纷发生以后，最初是被限制在相对的社会主体之间，可以通过法律规范加以调整。但是，当社会纠纷进一步发展后就可能演变成破坏现有生存秩序的冲突。电视媒体在社会冲突的发生、演变、调合的过程中，既可以帮助释放社会大众的情绪和意见，对相关社会机构形成解决纠纷的舆论压力，也可以通过公开讨论等途径使纠纷得以解决。具体来说，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社会整合。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说，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动时。“传播”能联系协同社会各部分成员以应对环境变化。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通道，媒体提供的全面、系统、确切的信息能帮助人们准确认识社会纠纷的本质及发展趋势。电视媒体主要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话语平台，调度信息，服务公众，有时甚至直接参与讨论，通过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和优化。从社会和公众的层面看。每当社会纠纷发生后，人们首先会评估自己与事件的关系，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持续的信息决定如何行动。政府和社会机构职能部门也迫切需要相关信息来部署行动。
在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信息传播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叉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电视媒体在这方面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2008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重庆市委书记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电视媒体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社会纠纷懈决的先河。由于直播形式的新颖性，人们把焦点从罢运转移到政府对问题解决的每一进程，媒体成为政府活动的舞台，媒体的报道也一步步改变着受众对政府的看法、态度。这一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化解矛盾。白岩松曾经就中国电视的功能，给出过“解密、解闷、解读、解气、解决”的定义。其中最后“两解”是新时期社会赋予电视媒体的新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电视媒体的功能日益丰富多彩。新涌现的电视节目既有解闷型的，也有解密型的，但是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民生投诉”、“民生调解”、“民生帮忙”等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节目。这一现象表明：
首先，大量的民事纠纷、社会矛盾需要公正公平、快捷的解决平台。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使得老百姓渴望找到一条更快捷的解决机制。于是，不找法院找记者成为许多普通群众解决纠纷时的首选。其次，我国司法制度素来倡导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这为媒体参与调解，化解社会纠纷提供了空间。电视媒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集中优质资源，集结社会智慧，搭建公平公正的快速调解平台；最后，公众普遍认识到媒体的力量，看到了媒体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述种种现象表明电视媒体在承担调解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社会功能时，不仅有社会需求、还有形象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舆论引导。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中理想的情况是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政党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就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和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进程。尽管我国的大众媒体仍然隶属于政治权力领域，但传媒的信息组织属性和利益组织属性已充分凸现出来。不仅如此，我国传媒还己开始具有了评判和制约的功能，在很多问题上也开始反映普通公众的呼声。“社会纠纷导致的公共危机往往起于谣言和小道消息，盛于社会恐慌，终于信息的公开、透明。信息越公开、越充分、越及时越好，越有利于减少社会恐慌和消灭谣言，越有利于尽快妥善解决纠纷。舆论一方面把真实信息在第一时问以最快速度传播给人们，同时也把社会舆情真实、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到决策部门；另一方面，舆论也将政府决策部门已经做出的决策及决策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快速地传递给人们。及时动员和约束人们执行和遵守。
舆论就是意见，是集合性的、规模化的、群体性的意见；而只要是意见，是看法，就可能似是而非，就会有正确和错误。舆论是有方向的，舆论中包含着明确的或者隐蔽的价值指向，不管是方向还是指向，并不都是合理的、应当的。因此，舆论引导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引导舆论的主体很多，引导舆论的方式也很多。但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电视媒体不只是通报信息和报道新闻，它还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的舆沦引导。
在社会纠纷发生时，媒体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观点与态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和情绪，此时的媒体舆论所产生的作用就举足轻重。电视媒体需要正确地解读事件，恰当地发表评论，促成上下左有的有效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就是最好的舆论引导。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政府、媒体和公众是大众传播系统的三个基本角色，媒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媒体之间，能够建构起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的中介平台，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基本方式，也是正确方式。方式正确了，结果才有可能正确。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景德镇陶瓷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要提高景德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就要把城市发展和资源利用结合起来，把现代化气息和营造城市的文化特色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来进行陶瓷文化传播。相对于其他媒介，电视媒体是是目前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泛、传播效果最理想、社会影响最显著的传播载体，在公众接受交流信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陶瓷文化类节目所落含的丰富的陶瓷信息，深刻反映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内涵，是世人了解瓷都、认识瓷都的最好的信息窗口，对景德镇对外宜传产生着积极作用。充分认识电视媒体在陶瓷文化传播中的优势，畅通电视媒体与陶瓷文化传播连接的各种管道，充分发挥电视媒体在教育和影响公众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不仅非常重要，也十分必要。
一、电视媒体的优势
1.广覆盖、低成本、快捷化。如2004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七集电视专题系列片《景德镇》，对景德镇深厚的陶瓷历史文化渊源和辉煌成就进行深人浅出的讲述，还有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开幕式、官窑遗址发掘等央视直播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瓷都，了解了景德镇。这种迅速在大范围内宜传的花费是非常之小，而所产生的作用却是十分巨大，是无论任何一种传播载体都无法做到的。
2、现场感、亲和力、直观化。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形象、鲜活、直观，观众易于接受和理解。如景德镇电视台深受群众喜爱的栏目《边走边看》，该栏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现身说法”，谈古论今。通过栏目主持人边走边看边说这一动态性口播形式，辅以一些通俗易位、具体形象逼真的制瓷工艺操作，讲解古今陶瓷文化知识，形式可谓别具一格，画面丰富活泼，在群众中有很强的影响力。
3.多媒体、交互式、人性化。当代互联网技术的渗透，使电视传播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赋予了新的概念。我们进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电视时代，电视传播趋向多媒体、交互式，特别是各种资讯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使人们可以不受地点、时间的局限，有选择地收看陶瓷文化类电视节目，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可以参与到其中。
总之，电视媒体是一种感观上的视觉和听觉相协调、声像上的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它有声有色，有形有情.以生动逼真的直观形象和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把深奥的艺术道理通俗化，把枯燥的历史生动化，从而吸引公众，感染公众，说服公众。不论文化程度，不论年龄大小，公众都可以从电视中接受信息，而且可以重复声像，使其多次出现，反复刺激人们的感观，加深公众的理解，这对于民族传统文化魅力的展示和陶瓷文化知识的普及尤为重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电视已经进人了千家万户，作为普及率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大众传媒，理应成为陶瓷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然而，就目前而言，景德镇本土电视传媒的功能主要在新闻传播和娱乐资讯方面，在陶瓷文化传播方面有部分零碎的内容，但在整体上缺少份额，频度和强度也不尽人意，这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认识、工作方面的偏差。主要是:
1,媒体资源上的不到位。电视媒体中文化传播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和资金。陶瓷文化节目创作是一门学问，陶瓷文化事业的繁荣首先需要一大批既熟悉陶瓷文化又懂传播知识的专业创作人才的付出。事实上，现在从事陶瓷文化节目创作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电视媒体迫于市场化运营的经费压力，投人文化类节目制作的费用较低。土壤不肥，就无法出得了优质的陶瓷文化电视产品。
2、节目制作上的不到位。目前我们在电视中所能见到的陶瓷文化栏目和专题节目为数不多，精品甚少。诚然，电视媒体部门需要收支平衡，开发生活娱乐型节目和广告节目可以图利，相比较，开设文化节目属公益性项目，收益微乎其微，甚至要贴本，所以开发陶瓷文化栏目和制作陶瓷文化节目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
三、创新理念和方法
1、掌握公众需求，发挥自身特色。电视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这就决定了电视节目要面向大众而展开。从这一角度讲，电视所传播的信息就不能是艰涩的、深奥的，而应该是通俗的、大众的。受众收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获取信息的同时愉悦身心，没有人愿意在电视上看到沉甸甸的内容，冷冰冰的说教，人们更愿意从电视上看到轻松愉快的内容。电视这一娱乐大众的本质是电视与生俱来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也渗透到了电视的各个节目之中，包括文化类节目，也要以更轻松的姿态出现才能吸引受众，达到传播的目的。如陶瓷电视专栏节目《话说陶瓷》，能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原因就在于它找到了最适合电视媒介的播出方式。首先，它请到的嘉宾都是学识渊博、善于表达的陶瓷名家大师，他们的身份地位提高了信源可信度，他们的精彩讲述确保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其次，节目设置都是采取系列板块的形式，每集一个话题，多板块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环环相扣，受众在观看时有欲罢不能的感觉。最后，《话说陶瓷》的播出内容是它最吸引人的东西，它以景德镇为主背景，忠实而典型地以视觉形象和艺术语言去游历“瓷路”风景，点评“瓷韵”英华，笑谈“瓷趣”百事，畅叙“瓷缘”真情，没有把传授知识当作简单的授课或是普通的讲述来处理，而是充分发挥电视媒介的特点，以陶瓷为审美主体，配以图片、资料和话外音，有张有弛，轻松而严谨。这样一来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受众接受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这就确保了节目是面向大众，而不是部分精英阶层的“小众”，最大程度上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收看。由此看来，《话说陶瓷》正是依靠通俗化、娱乐化、贴近受众的特点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
2、加强人才培养，激励节目创新。要采取措施，积极扶持陶瓷文化节目创作队伍发展，培养和引进一批熟悉陶瓷文化、精通节目制作、能够敏锐洞察陶瓷市场走向的高素质陶瓷文化类电视节目制作人才。由于陶瓷业是一个知识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如果主创人员是一个对陶瓷历史知识一窍不通，对现代陶瓷发展历程毫不知晓的人，如何能够既让外行观众喜闻乐见，又使内行观众心悦诚服。所以说，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是传播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也只有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才能以更新的思维方式，更新的创作形式，在众多纷繁复杂的陶瓷文化中发掘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并进行提炼和总结，并通过有效的视觉图像方式进行表达，进而达以节目创新来创造良好社会效益的目的。
“本土化”的外延逐渐被扩大以后，一直是各大媒体拓展海外市场，提升海外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本土化通俗地说就是要入乡随俗，这一概念是与国际化、全球化概念紧密相关的，没有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就没有本土化。
鉴于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密切联系，笔者认为对媒体而言，“本土化”实际上是媒体实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以本土化战略统领产业运营也一直是大型跨国电视集团长期不变的理念。新闻集团掌门人默多克曾经说过凡是认为美国文化适合所有国家的人都是疯子，新闻集团规定在进入一个国家一年以后必须有70%的内容达到本土化。
在新闻理论中，“本土化”可以用“接近性”来解释，“接近性”认为，一条新闻的价值对于观众来说，心理上和地域上的接近性是其兴趣的重要指标。不单是新闻，包括娱乐节目、服务节目等，接近性也是吸引当地受众关注的重要因素。
在电视传播领域，“本土化”实质是让本国电视媒体拥有落地国的特质，包括其各类节目、受众群体都与本地媒体相似，这种自愿“同化”的过程非常漫长，因为各国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本土化”就是承认这种差异，并且顺应这种差异。
二、电视媒体“本土化”的三种体现
从现实情况看来，电视媒体的“本土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境外电视媒体在我国的本土化、我国电视媒体在境外的本土化以及我国国内电视媒体在不同区域的本土化实践。
境外电视媒体在我国的本土化，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最为典型，新闻集团在我国有线落地的综艺频道“星空卫视”，其播出的节目除了从新闻集团获取之外，还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节目，如《人小鬼大》《拍案惊奇》等，都来自中国古代的典故或成语。星空卫视也规定所有语言必须使用普通话，主持人和嘉宾在形象上也必须“中国式”，据统计，其本土化节目占到总节目的60%。
我国电视媒体在境外的本土化尝试也在近几年成为国内媒体“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其中中央电视台CCTV-9在2010年改版为CCTV-NEWS，以报道新闻为主，24小时全英语播出，并利用境外电视媒体落地中国为交换条件，在美国大城市落地。现在的CCTV-NEWS“国际化”特色更加突出，无论在报道手法、节目形态，还是在演播室设计、包装和主持人风格方面，更贴近海外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
最后一种体现为国内电视媒体在不同区域实行的本土化实践，国内的地方电视台经常使用这一手法来提升节目的收视率。北京卫视推出的《北京特快》《第七日》等专门面向北京受众；在本港台播出的名为《我来自潮州》的电视剧受到潮州人的追捧；贵州卫视表现贵州旅游景点和风土人情的《开心旅游》节目也为其赢得了一大批观众。
这三种体现虽然有所区别，但其具有共同的内核，即寻求“文化”认同，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区分的地域范围寻求一种“认同”。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三者之间具有的共通点可以让三种不同的本土化实践相互借鉴。
三、电视媒体的内容“本土化”策略
在这里电视媒体本土化是指我国电视媒体在境外的本土化尝试，但正如上文中笔者提到的，三种形式的本土化实践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因而在下文进行的内容策略的探讨中，媒体的境外本土化尝试将会借鉴其他两种形式的成功之处。
(一)新闻类节目的本土化操作
新闻类节目一直是各大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很多电视媒体都是靠金牌新闻节目或者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而声名鹊起的。新闻节目的本土化也是我国电视媒体境外本土化尝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类节目要做到本土化就要努力做到形式和内容的本土化。所谓形式的本土化包括演播室的装潢风格、主持人风格等都要符合国外受众的收看习惯。CCTV—NEWS就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上的本土化，其国外分台演播室设计和包装等更符合国外受众的收看习惯，而且还聘请当地人担任新闻主播，很好地实践了本土化。
在新闻内容的本土化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媒体本土化的一些做法，江苏卫视2002年推出的《南京零距离》是一档专门关注南京本地的新闻类节目，以报道南京、服务南京、宣传南京为宗旨，栏目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真正实现了电视节目与观众的“零距离”。因而我国境外媒体在报道新闻报道时，应该更侧重于报道本地的新闻，同时在新闻编排时也要注意将本地新闻放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这样才能吸引到本地受众，现在我国一些境外的媒体还用大篇幅来报道国内事件，导致收视率很低。
另外，我们还需要用更聪明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节目互换以及交换落地等就是有效的方式。例如央视英语新闻频道以星空卫视有效落地为交换条件，其新闻节目得以在福克斯有线电视网播出，这种条件交换的方式可以利用境外的渠道来“推销”自己的新闻产品。
(二)娱乐节目的克隆和创新
我国电视媒体在早些年代就曾经引进过国外著名的娱乐和综艺类节目，如《正大综艺》《动物世界》等，这不是纯粹的克隆，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受众的特殊性进行创新，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以娱乐综艺节目为主导的星空卫视，其在中国播出的综艺节目并不是从大本营照搬过来，而是根据中国受众的收看习惯，将娱乐和综艺节目本土化，发掘了一些符合本地受众口味的节目，如《爱情梦工厂》《食神争霸》以及《星空不夜城》等等，可以说，星空卫视的娱乐综艺节目都是“中国式”的。
娱乐类的节目也包括电视剧，这也是电视媒体创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内媒体的本地化实践中，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电视剧受到当地受众的追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在广州台播出的《外来媳妇本地郎》，还有在亚视本港台播出的《我来自广州》《我来自潮州》，翡翠台播出的《茶是故乡浓》等等，都是本土化电视剧的典型代表。
当然，相对于国外媒体而言，我国媒体娱乐节目的创新性还不够，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金牌综艺节目。在创新性不高时，“克隆”就成为了一条必走之路。我们可以先借鉴一些优秀的国外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在借鉴的基础上摸索到自己的创新之路。
四、内容本土化的补充
(一)中国元素的注入
本土化操作不仅仅要推崇文化共性，适当的文化差异也可以抓住国外受众的眼球。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外国受众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好奇，在播出的节目中适当注入中国元素也是一大利器。由我国舞蹈家杨丽萍牵头制作的《云南映像》于2005年11月在美国演出，刚演两场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引发了连锁反应。美国21家重点剧院的经理们认为，《云南映像》应该成为2006年在美国演出的重点剧目。
(二)聚焦全球共同关注的领域
在全球都共同关注的领域，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全球民众共同关心的话题，我国在境外落地的媒体可以报道有关方面的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其他国家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同时，这对于塑造媒体的权威性，提高媒体的国际影响力都具有积极作用。
(三)把“两难”的中国告诉世界
在境外的中国媒体在报道国内事件的时候，还是以一贯的“宣传思维”为准绳，报喜不报忧，这也是我国媒体丧失权威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民众认为中国的媒体就是官方喉舌，不具备专业素养。其实，适当地将中国的“难处”“暗处”呈现在外国受众面前更增强了中国的真实性，也是媒体专业化的体现。近几年“走、转、改”新闻逐渐出现，这些最基层的、最真实的场景对于外国受众来说更有吸引力。比如中国的春运，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现象，即使我们春运做得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这却恰恰是外国受众想要感知的最真实的中国。
五、内容本土化的反思
在全媒体时代下，传统的电视新闻主要是以立体化和全方位的声像作为主要媒介内容生产和传播。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内容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和自由度，从而能够较好地实现受众互动，但是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起来，宽松的网络环境吸引了更多的网民，言论发表也更加方便自由。因此，电视新闻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媒体的发展，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添加与网友互动的内容，以便吸引更多的受众。同时，在开展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对网友的言论进行点评，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发网友参与的激情。不断强化电视台与网络结合，积极拓宽电视新闻传播的途径，切实增强电视新闻的宣传力度。［2］例如，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央视网实现了由央视网络版向大型视频新闻网站转变的局面。
（2）电视新闻与移动媒体相结合
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手机作为重要的通讯和交流工具，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快速沟通联系。随着使用手机的人员不断增多，手机网络快速发展，电视新闻多媒体化逐渐显现出来，甚至促使手机成了人们随时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手机接收信息成本较低，手机上网人数不断增加，从而直接推动手机成了电视新闻重要的传播途径。［3］因此，在全媒体时代下，电视新闻不仅仅是传统媒体，还应该充分借助新媒体从多角度、多方位进行报道，从而有效实现新闻与移动媒体较好的结合。
（3）电视新闻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
在全媒体时代下，我国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主要是因为新闻传播过程中，讲究的第一原则便是真实性。除此之外，电视新闻节目在制作过程中还应该充分反应党的路线和方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电视新闻还应该在舆论快速传播背景下，坚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合理地将社会新闻报道和舆论结合起来，充分凸显传统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养，有效实现社会效益和新闻价值双赢，以便推动电视新闻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好的发展。
二、全媒体时代下电视新闻创新发展策略
（1）积极联合新媒体，有效提升电视新闻传播力
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电视新闻节目播放时间固定、接收地点限制的局面，同时逐渐摆脱了人们单单依靠电视新闻来获取信息的途径，促使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利用互联网来观看电视新闻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优势的传媒力量。在2010年1月，我国通过了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三网融合发展的方案，这个政策为电视新闻媒介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媒体也逐渐开始实现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转变，较好的改变了以往单一终端服务向多终端服务的现状，有效提升了电视新闻的传播力。更重要的是更新了电视新闻信息的传播理念，创新了新闻信息传播技术，拓宽了传播手段，这样便为电视新闻节目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因此，作为传统媒介的电视新闻应该不断加强与新媒体的联系，紧紧围绕新媒体的交互性特点，及时反馈受众对信息的意见，通过这样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受众的参与度，切实提升电视新闻的节目质量。
（2）加强媒体监管，切实保持电视新闻公信度
1）尽量避免出现播出失误现象
在全媒体时代下，由于拓宽了新闻信息的来源，扩大了受众沟通交流的空间，这样便促使电视新闻节目内容更加全面和生动，但这样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信息的安全风险，为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安全和监管工作增加了负担。尤其是在近几年电视新闻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口误门”、“哈欠门”、“补妆门”等各类失误问题。
2）合理规避娱乐化趋势
在通常情况下，判断一个新闻节目是否存在过度娱乐的倾向，便需要以最终传播效果为判断标准。这主要是因为新闻信息传播主要是宣传真实、善良和美好的一面，而娱乐化的新闻信息传播却只是以增加收视率和吸引更多的观众为主要目标，盲目的满足受众感情宣泄的需求。在全媒体时代下，电视新闻节目的信息获取途径不断增多，新闻内容更加多样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信息判断的标准。再加上当前电视新闻在发展过程中盲目追求收视率，这样便直接导致电视新闻节目在报道的过程中偏向娱乐化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电视新闻相关管理部门应该不断鼓励创新，坚持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进行严格监管，合理规避娱乐化趋势，从而确保电视新闻节目在坚持创新性和思想性的原则下，不断增强电视新闻节目的艺术性，合理清楚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低速化现象。
（3）强化电视新闻互动性，创新电视新闻节目形式
为了激发受众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加大参与新闻活动的力度。将单一性的电视新闻向互动性过渡便是有效的措施之一。通过性质的过渡，能够有效地让受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得到和谐统一。从而彻底将受众群体从传统的被动接收模式中挣脱出来。其具体的方法是：首先，通过电视直播、热线电话、手机短信以及异地切换实时视频等手段，来对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进行有效地提高。其次，对于网络媒体（如博客和微博）的嫁接而言，要加大合作的力度，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电视直播与网络在线的双向实时互动效果。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新媒体的发展为电视节目增添了活力，这不仅体现在新闻内容的选取上，还充分体现在新闻节目表现形式的独特上。因此，可以通过网络BBS论坛、微博评论、短信互动等多种形式来有效增强电视新闻与受众的沟通与交流，以便合理增强电视新闻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例如，安徽省芜湖市广播电视台的《第一看点》是一档民生类栏目，从2014年初开始，通过植入“芜湖第一帮”微信平台、短信互动等多种形式，同时栏目主持人也在节目中抛出一些与观众互动的民生话题，节目的社会关注度明显提高，收视率也是一路上扬。此外，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程度要求很高，长期以来，传统媒体在人们心中的权威性很强，在一些突发、紧急的事件发生之后，电视新闻可通过网络、移动通讯等平台，以直播、连线等方式为广大观众提供及时、准确的现场信息，融合多元媒体，为受众带来高质量的新闻信息。
（4）积极完善深度新闻策划和报道，提升新闻信息价值
毋庸置疑，新型媒体在时效性上是具备了相对优势的。但在新闻详实性的保持上，其终极的砧码是在于电视新闻之上。因此，作为电视台应该加强新闻团队的职业化程度，大力完善深度新闻的策划与报道，将往日受众群体的“由知其然”向“知其所以然”方向过渡，从而为电视新闻能在深度性上独占鳌头提供有效的保障。新媒体的应用，不但能够改变人们接受新闻信息的传统习惯，还能彻底颠覆电视新闻为主的地位。新媒体的应用，代表着用户为主力军的时代即将到来。其快速、准确、全面以及博大人文情怀的完美展现，势必会对人们未来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近几年，“集团化”已成为我国媒介的一大关键词。很多地方电视台的管理者提到，在广电集团里面，电视台和集团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很多人主张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由电视台来创办广电集团，集团是电视台的一个经营实体。现在大多数地方电视台都是这样一个思路，即由电视台来创办企业，建立一个传媒集团除原电视台方向性节目之外，其他的外包式节目连同广告的经营全部放到集团里去。而现实中却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这里我们以改革较早的杭州市广电集团为例。虽然，该广电集团改革较早，发展也颇见成果，然而，单就所谓的五花八门的人员聘用关系来看，我们就能发现集团化改革的问题所在了。在整个广电集团内部，聘用关系的由高到低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有广电局的公务员属于国家正式公务员，一般频道总监以上一级的都是属于这样的聘用关系。其次，是国家事业单位正是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事业单位编制。虽然整个广电系统已经进行了企业改革，但是，原有事业编制的人员大都是台内的“元老”级人物，他们本身也都是原系统中的中高管理层，他们不会因为成立了广电集团，就抛弃了事业编制的“铁饭碗”，因此事业编制已然存在于改革后的集团中。第三个层次就是改革后的集团聘用的人事关系了，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后的成果可同样也体验着竞争带来的压力。而这种聘用关系至少是名正言顺的台里人，在集团聘用的下面还有很多种聘用关系，比如频道聘用、栏目聘用、临时聘用、企业派遣、实习等等聘用关系的人员。这些人大都与事业编制、集团聘用的人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可是无论从待遇或地位都与以上几种聘用层次的人相差甚远。（以上为笔者参加杭州电视台招聘时，考查、调研结果）分配的不平等就会引发矛盾，而矛盾本身源于制度的缺陷。道理很简单，就是所谓的集团化改革不彻底。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我国的广电集团都是在原电视台原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集团成立后电视台、电台就应该退位成为集团经营项目的其中之一。而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牵扯到了感情的因素和利益的因素。一些电视台提出质疑，到底是电视台管集团，还是集团管电视台，一些电视台的老同志，要通过“电视台管集团”这个意思体现他的价值和贡献，这里面牵扯的矛盾就比较多。因此，现在各地电视台的企业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有名无实”的。笔者个人认为，随着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再加上人员更迭，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管电视台一定会实现。既然进行企业化改革，就不要只改革人员的聘用关系；既然要办集团，整个集团就要有自己统一的管理系统，电视台、电台虽然是集团的旗舰，但决不能成为整个集团的管理者。
二、“股份制”反而强化了“旧体制”
为了加快电视台的企业化进程，各地电视台开始尝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很多人希望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但其实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是成本最高的一个办法，而几乎所有搞股份制改革的电视台又都是以全员持股的方式进行改革的。这样企业将来发展的成本将会很大。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旧体制的钢化和重建，等于强化旧体制。在旧体制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搞全员持股的股份制之后，这个问题回更加严重。纵观整个市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体现为大家普遍公认的“主人翁责任感”，可惜这种责任感往往不是体现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分配上，在事业发展上则往往持反对态度。比如随着电视台的发展，经营范围的扩大，新栏目的组建，职业化的有更高素质的新人，那原来的“老人”怎么办？“老人”往往对引入新人持反对态度，甚至有的地方台竟然可笑地搞起了所谓的“人事封锁”，大连电视台竟然5年没有引进新的人才，表面的原因说是由于内部人员饱和，其实是因为“老人”们怕年轻人抢饭碗，多一个人分羹，每个人就少分一点。可“老人”们却不曾想到，不引进新的“厨师”，羹只会越和越少，越喝越差。（以上为笔者在大连电视台实习工作，调研结果）试问，在电视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电视台若想发展，并跟上时代的步伐，怎能5年不引进新人才呢？另外，台内的人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有很强的在退休前把电视台“分尽吃空”的动机。但丛企业长期发展来讲，又必须留有一定的发展资金。从整体上看，用全员持股这种方式来搞股份制，不利于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超产权”论，认为并不是搞了产权明晰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笔者赞成这种看法，事实证明，股份制并不一定就能解决电视台的竞争力问题。比如，浙江温州电视台，搞股份制改革比较早，但采取新机制的作用并不像原来期望的那么明显。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解决内部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的问题。首先要考虑股份制能不能增强竞争机制，怎么引进竞争机制。其次是激励机制，我们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确实很不到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电视台发展的地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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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当中不乏对人物的采访，但是常规的电视节目，更多是针对一些事件进行采访，这是传播者按照需要去促使受传者发声，而不是受传者愿意主动发声，缺少心与心的互动，因此不属于深度沟通。央视在2014年清明节前后推出的《清明说吧》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普通民众在沈阳、北京、武汉、重庆、西安等地的公共场所，走进预先设置好的封闭的玻璃电话亭（即“说吧”），以背后的滚滚人潮做背景，在“说吧”里摄像头的记录下，说出对逝去的亲人、挚友们的怀念。“说吧”的创意很简单，实际上是媒体功能的一个具化和延伸，但它为人们在合适的时机提供了一个倾诉内心情感的平台，伴随着感人肺腑的故事和话语在节目中不断出现，在受众当中激荡起情感的共鸣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节目还有央视的海采调查《你幸福吗？》、《家风是什么》等，尽管节目甫一推出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基于人们的内心需求而推出话题，原生态展现人们的回答甚至不惜暴露采访中的“毛边”（如“你幸福吗”——“我姓曾”、“家风是什么”——“是爸爸每周日打我一次”这类“神回复”），体现了情感真实和表达真实的双重审美，因此仍然可谓是电视新闻中的精品之作。
（二）展现民众日常生存状态
从广义上讲，电视都是表现民众的日常生存状态，但依从深度沟通的角度，这种日常生存状态显然是有选择的，笔者认为，主要应是容易产生社会焦虑的新闻题材。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集体焦虑⑤。新媒体能够及时抓住这种生存状态并对焦虑情绪进行适度的化解，这应当是媒体深度沟通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央电视台2014年2月播出的《走基层•蹲点日记——开往春天的地铁》，用8集篇幅展现了一幅北京地铁的全景图：早高峰的拥挤不堪，排着长龙的乘客，车下的挤不上去，车内的挤下不来，白领、北漂一族想要及时地搭载地铁，去寻找这个城市给他们提供的希望，而地铁站工作人员则日复一日地努力维持着秩序。在节目中，地铁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展现人们生存状态的道具，展现普通人的忙碌、劳累、重复，却不放弃梦想和责任。节目最后邀约专家提出了城镇化应注意的问题，这样就从理性和感性上沟通了舆论和决策，而普通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也极易感受到一次充分沟通达成的正面激励：他们尚且如此，我又有何不满足？
（三）关怀底层人物生活命运
作为电视来说，镜头应当“朝上”还是“朝下”，这是没有悬念的，镜头应当充分关注最底层的百姓，关注他们的生活命运和不幸际遇。从建设和谐文明社会的角度讲，也必须遵循“木桶短板理论”，以最脆弱样本作为评判标准，这其中底层人物的感受无疑最具有标本效应。中央电视台2012年推出的《走基层•问暖•关注大凉山失依儿童——金子找妈妈•心愿》，以14岁的女孩金子为代表，关注了四川大凉山一个特殊群体——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失依儿童。节目讲述了少女金子如何在家族长辈的阻挠下去看望妈妈的过程。在类似的新闻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往往是打动人的关键，他们的生活既不可避免地受到周遭现世的影响，又同时受到外来社会的新发展、新观念的冲击，这样的人物命运在基层社会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关注这些人，以小见大，来反映社会变迁，重新解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种深层沟通，也是媒体责任和使命所在。
广播的基本工作原理，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要接收到相应频率的无线电波，第二步是从无线电波上取出调制在其上的声音信息，第三步是声音信息还原成人耳能听到的声音。无线电广播是依靠空间的高频电磁波来传播节目的。高频电磁波并不含有任何信息，只起了“运载工具”的作用，所以称它为载波。要传送的广播节目的频率必须比载波的频率低得多，低频信号是传不远的，在技术上必须设法把它与高频载波叠加起来，才能达到远传的目的。这种叠加的过程，称为调制。常用的调制方式有两种:当被控制的是高频振荡的幅度时，这种调制方式称为调幅。如果被控制的是高频振荡的频率，这种调制方式称为调频。广播媒体发展的第一阶段始于1920年的调幅广播(AM)。调幅广播的特点是载波的频率始终不变，使用的无线电频段比较窄，抗干扰能力差，为了既防止相近频率的电台相互干扰，又要设置更多电台数目，在有限的广播频率段中，只能压缩每个电台的频带宽度。在收听中波调幅广播时，高音成分感到欠缺，尤其是播送音乐节目时，音色不太好。广播媒体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1940年的调频广播(FM)。调频的工作原理是它接受到电台的电波频率，经过转化，把电波转化为声波。调频的特点是载波的幅度始终不变，频率则随着音频信号大小变化。调频广播的频带比调幅广播宽，所以再现的声音高频丰富、逼真，杂音也较调幅广播小，特别是在聆听立体声高保真音乐节目时，更是调幅广播无法比拟的。调频广播的另一个特点是抗干扰能力强。因为干扰主要是影响载波的幅度，对载波的频率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在接收机中用限幅器很容易将干扰消除掉。
2、数字音频广播
调幅和调频广播传送的都是模拟信号，属于模拟广播，受调制方式和带宽的限制，在传输过程中会产生噪声和失真的积累，以及电波多径传播产生的衰落，严重影响了传输质量。广播媒体采用数字技术，产生了数字音频广播。数字音频广播(DAB)即数字广播采用数字技术，克服了以上的缺点，消除了传输过程中的噪声和失真积累，并对传输过程中的误差进行修正，而且，DAB的数字传输系统需要的发射功率小，有节能、环保方面的特点。此外，DAB的数字传播系统采用单频网技术，所需频谱宽度只是传统调频广播的三分之一，提高了频谱利用率，可以工作在VHF、UEF和L波段的不同频段上。DAB采用了COFDM调制传输技术，实现了高速移动接收功能。它有强大的传输数据业务能力和多媒体广播业务功能，在传播声音的同时，还可以传播大容量的可视信息，其中包括音讯(audio)、影像(video)、文本(text)等内容。这给广播发展带来了全新领域，也给广播新闻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目前在英国、德国、比利时、丹麦等16个欧洲国家，数字音频广播(DAB)的覆盖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全球有3.3亿人在收听数字音频广播(DAB)。DAB技术已经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国际上己经形成DAB系统、接收机、发射机和网络、附加数据传输的四大完善系列标准。数字音频广播(DAB)的新数码系统就能使从一端到另一端的音频信号数字化，从而消除一个频率只能用一个电台的缺陷，听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点播收听自喜欢的节目。正是这种优势互补性，为广播以另一种形态发展提供了条件。至此，采用数字技术的数字音频广播(DAB)就成为了广播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广播从调幅广播到调频广播再到数字音频广播，是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发展的。当新媒体掀起新浪潮时，广播人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调研，探索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生存状况，全力应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革命。
二、广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生存状况
1、新媒体的优势
从第一种新媒体—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算起，新媒体己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后，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手持终端(笔记本电脑、PAD、移动电话等)的普及，促使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发生改变，换句话说，点对点的资讯传播成为现实。这是传统媒体一直梦想但却无法实现的一个根本转变。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我认为，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网络视频、三维全景、桌面视窗等，手机、PC、工PTV等终端，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交互性特征依据新媒体表现手法的区别，我们可以将新媒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依托广电平台的新媒体，如移动电视、数字电视、数字广播、IPTV、手机电视以及楼宇电视、户外显示屏、多媒体触摸屏等;第二类，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媒体，如各种新闻网站、博客、播客、IM、BZB;第三类，依托手机移动网络平台的新媒体，如彩信、短信、WAP、工VR蓝牙广告等。总体来说，第一类新媒体由于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尚处于自由发展、探索前进阶段，有个别项目一支独秀，大部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第二类新媒体是发展时间最长的一类，目前己基本成型，是新媒体领域的主力军;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类新媒体媒体终端的手持化和个人化预示着新媒体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类新媒体前景可观。新媒体具有交互、即时、延展和融合四大特征。新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可以实现多样强大的传输方式和日益低廉的储存成本。新媒体将所有媒体形式和内容整合在数字化的环境中(储存、播放、传输)，体现了极大的融合性。新媒体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支持技术、内容来源、内容特征、收入来源、营销目标、接收终端等方面都比传统媒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广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处境
当今社会，电子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传媒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因特网作为“第四媒体”刚刚被人们接受，己经有人提出了“第五媒体”的概念。移动通讯也来势汹汹，以更前卫、更个性化、更方便的优越性向大众传媒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新媒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甚至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从市场资源角度来看，新媒体也正在瓜分原属于传统媒体的各种资源。与此同时，其它传统传媒也不甘示弱，报纸纷纷推出都市报、专业报，电视在频率专业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传媒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就像供大于求的商品市场的竞争一样，媒体面临着激烈竞争。在多种媒体的冲击之下，广播媒体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广播媒体暴露出它固有的缺陷。首先是广告经营问题。广告经营是大多数广播电台的唯一收入来源，而它却难以实现跨地域、规模化经营，况且广告时间极其有限，需要打破单一的经营模式，引入新的资源和力量。其次是传统广播仅仅利用了人的听力功能，节目播出是依时间线性进行的，听众难以主动选择，必须按预先制定的播出顺序收听，节目播出后很难保留，稍纵即逝。现在广播虽然有了发展，但仍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一是在管理体制上还存在整合不“整”，在媒介集团化过程中并未真正整合资源的情况;二是在经营机制上还存在“专业不专”，在频道专业化过程中广播媒体存在定位不准、专业频道综合化现象;三是在与网络融合方面还存在网播不“网”的问题，网络广播缺乏网络特色;四是虽然通过移动网络的传输，在手机上能收听音频广播节目。然而，CN’NIC的调查显示，这个听起来很时尚的业务渗透率却只有3.50/0。用户需求的低迷、盈利模式的缺乏、业务定位的模糊，让人着实担心手机音频广播业务的前景。新媒体环境下，尽管广播媒体处境困难，广播媒体仍然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前发展。广播媒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最大优势在于便捷性、贴近性、低成本。广播是唯一能够“解放”受众眼睛的媒体，具有接受传播的非独占性、伴随性，听众在不影响眼、手、口等器官的正常活动时，可以兼顾广播的收听，这就大大提高了广播的使用率。广播能满足直播需要，甚至能附着于手机、汽车和随身听，从而让广播成为个人媒体。随着技术的进步，广播节目的制作及收听品质在不断提高。通过广播能收听到高音质的音乐，而不像通过网络会时断时续，受制于压缩过的音质。作为听觉媒体，广播节目制作、发送成本低廉，接收终端即收音机制作的成本也很低。作为多媒体的特征，数字技术和双向技术把文字、符号、声音、图像等全部统合在一起，实现了复合而多样的媒体利用，多媒体信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传播方式。广播传播媒体是这一复合媒体不可或缺的一员。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进步，受众文化需求的个性释放，都成为广播这一古老媒体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汽车消费量的增加，给广播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汽车消费量的增加，带来了移动人群的增加。对于正在驾车的人来说，音频广播是他们了解和掌握信息的必然选择。
三、广播在新媒体环境下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新媒体环境下，广播媒体发展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广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生存状祝和存在的实际问题，以顺应新媒体环境的挑战和机遇。
1、广播与新媒体融合的问题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把报纸、电视台、电台和互联网站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这种新型整合作业模式己逐渐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在市场需求和全球大潮流的驱动下，媒体间除了融合别无选择。新媒体是技术的产物，它发展的每一步都饱含着技术冲动，这种冲动以技术的形式内置在各种基于新技术的新兴媒体中。手机电视、网络电台、电子杂志、工PTV以及基于WEB2.0的社区、搜索、宽带视频都是这一技术冲动的亮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得到普及，手机得到普及，IPTV也基本上普及了，广播可否从中有所作为，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新路呢?如何与网络、手机、IPTV等新媒体融合，同时展现广播的个性魅力及原有优势，是广播媒体发展函待解决的新问题。
2、广播与网络融合的问题
广播媒体与网络融合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互联网的传输带宽和用户市场，网络广播尤其是视频广播需要高速宽带网的支持。尚未形成稳定的受众群体也是目前困扰网络广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广播受众，大多数没有通过因特网来收听、收看广播节目。与我国各地的开放意识、经济情况、竞争意识有很大的关系，网络广播发展呈现出“东多西少”，且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经济发达、意识开放的一线城市。由于教育程度、信息条件、媒体习惯等原因，网络广播的受众呈现年轻化且文化水平较高的趋势。此外，与传统广播相比，网络广播信息量较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管理不规范导致网络广播面临许多版权、产品行业限制等纷扰。又因为与互联网融合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使网络广播规模的扩大举步维艰;大气候的不景气对其发展造成的阻碍作用也是相当大的，使其无法形成固定的目标受众群体。网络广播的发展受到政策、资金、规模等元素的影响，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间不平衡。网络广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盈利模式。广告是互联网的主要盈利模式，但网络广播还没有插播广告的成功案例，用户在收听网络广播时，一般不太愿意发送短信参与某个节目中。其次是受终端制约，用户更习惯于在移动时收听广播，而网络广播必须通过电脑固定终端接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用户的发展。其三是商业网站的节目资源缺乏。虽然网络电台的进入门槛较低，但商业网站普遍缺乏制作广播节目的专业人才，很难生产出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另外，由于网络广播很少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商业网站在购买广播节目时，也非常慎重。
四、新媒体环境下广播发展策略
新媒体给广播带来了挑战，广播媒体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广播媒体只有采取相应的策略，才能解决问题、迎接挑战，开辟广播发展的一片新天地。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广播媒体必须进行变革，与传统媒体尤其是新媒体融合。
1.广播融合传统媒体
近10年来，大众传媒市场发展的多样性，使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各种媒体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成为跨媒体传播的市场动因。跨媒体传播是指相同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交叉传播。广播可以融合其它传统媒体，实行跨媒体传播。当今，信息时代的“信息”成为媒体间竞争的“硬通货”，除了在自己的领地里流通，如何在其它媒体的领域周旋，成为广播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必须考虑的问题。广播与其他媒体如电视、杂志、报纸合作，能实现广播节目的高效传播和广播产品的再产品化，可以使资源由多个载体共享，为核心内容打造不同的载体模式，发挥集约效应;能扩大受众覆盖面、降低成本、提高传播效率、充分满足听众需求。广播相对单一的信息传播形式，可以更有效地对外扩展，开拓增值业务。娱乐电台可以办流行杂志、举办大型演出，经济电台可以发展证券财经增值服务，交通电台可以与汽车商密切合作，抓住“弯道超车”的新机遇对新出路的迫切需要，使我们广播人有理由相信，与其它媒体领域的合作，必定能将广播推上一个崭新的舞台。
2.广播融合网络资源
2009年3月上海了以“MYDNA”为主题的全球范围网络调研报告，旨在揭示人们在数字生活中的核心理念，并对比中西方消费者在媒体接触形态与习惯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网络媒体对消费者生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众消费者经常访问网站，与网络媒体形成紧密的关系，而且能长期保持极高的粘性和忠诚度。互联网的兴起给广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广播必须与网络进行多方位的融合，形成网络广播，以弥补传统广播传播稍纵即逝、仅有声音而无图文、不能自由选听节目的缺憾。广播媒体与网络媒体进行正确有效的合作和功能、价值的整合，可以实现双赢。从技术上说，网络广播是指采用IP协议、通过互联网、以计算机为终端的音频传播业务，业界已经习惯于将提供网络广播业务的音频网站叫做网络电台。网络广播有直播和点播两种主要播放形式。直播(Live)，主要应用于重大活动的即时报道。它就是电台或电视台实际播出节目的网上传输形式，其优点是时效性强，生动实际，而且用户可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点播(OndemandLudi。/video)则是将节目根据内容做成一个个片段，听众可以根据标题或分类选择所喜爱的片段来收听收看。这种播放形式具有节约资源的优点，而且选择性和针对性也更强。网络广播交互功能可以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有别于传统媒体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交互性。网络广播利用网络的交互功能，可以加强与听众的沟通，弥补传统广播媒体单向传播的不足，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论坛等多种方式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对于服务性节目更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功能的结合进一步克服广播稍纵即逝的弱势，并且通过人们对其参与的热情和需要形成稳定的用户群。网络广播实时传播功能可以进一步拓展。“实时广播”可以实现有声节目电子邮件的订购，把听众所需的节目直接发送到其邮箱里。还可以建立自己的聊天室，在直播节目时，加强听众与主持人的交流，增强广播节目的互动性。同时又可以开展网上调查，在最短的时间内反馈听众的需求，得到较可靠的节目收听数据，充分体现出它的开放性。
3.广播融合移动多媒体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