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一、前言
本文先介绍了对外汉语专业的重要性，从口语教学与文化交流上进行了分析；其次，将教学人才培养上的各种相关问题做好了评价，尤其是在培养人才实践能力与基础素质上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问题的存在原因与影响；最后，分析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一一进行解决，做好教学人才培养准备。
二、对外汉语专业的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中的语文课，是讲究语言与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我们对学生负责，首先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口语教学的重要性
在教学过程中，非常讲究实践效果的强化，不能只在理论基础上入手，打好基础是关键，但是实践能力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发展现状越来越受到外国政府的关注，所以在众多教学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提升上，做好教育教学准备，进行全面促进，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更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做好口语教学的强化，培养更好的教育人才，在课堂上对学生展现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实现国际性的英语口语与汉语标准化的全面结合效果。这样的教学是比较成功的，从内部对学生做好口语提升，强化课堂中的语言交流技巧，形成习惯之后，可以与国际友人进行实际交流的时候，能够全面应对。
（二） 文化交流的强化提升
学好对外汉语专业，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从书本、视频、课外书中了解国际文化，我们了解了别国的文化，看看哪些与我们有共性，哪些与我们有偏差，在实际交流中，运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口语交流，将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重点吸收外国的文化，同时在教学中学好基础知识的同时，了解外国的文化，可以实现快速交流的效果，为交流质量的提升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人才培养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几点缺失：
（一）重视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结合
由于教学模式的落后，许多教育人才还是以理论为主的，教学生的理论多于实际的口语交流、文化渗透等教学内容，专注于学术，对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还是缺乏更多的技术促进强化的内容。
理论性的东西不能反映对外汉语的实际价值，进行全面交流与实际工作强化中，必须将理论性的东西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来，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行全面交流、加强文化渗透，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口语考核缺失，个人渗透不强
但是我们要想让国际友人记住我们，必须进行交流，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口语交际，而这些重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员还是以基础性的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虽然我国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但是学位、学历并不代表实际的口语交际水平。
在口语教学与交流中，十分讲究个人能力的发挥，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第二语言掌握起来，“听不懂，说不清”，那就会造成许多尴尬的事情。对外汉语渗透到实践中来，需要这些人才在平时的交流中随机应变，听到什么，回答什么，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不能拖拉。而以上说的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一再出现，教材里面讲的基础知识真正运用到口语交流上时，已经改变了“味道”。当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外国朋友说出一句话，我们还要去想，这是在课本的哪一页，我们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回答，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不利于我们正常对外交流的进行。
（三）文化交流偏失，教学素质不高
许多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将自身文化与国际性的文化交集、偏差等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偏重于理论性的知识，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书本理论中，所以没有对国际性的新形势与新型的国际文化优势认识清楚，在长期的交流中，也就不能掌握其文化上的共性与非共性的文化知识点。比如，像英美一些强国，他们的生存哲学讲究的是“个人价值”的凸显，而我们中国讲究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在一些实际生活与能力交谈中，我们如果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想法来强加给他们，那么交谈就不会真正顺利进行下去。
于是，许多毕业生、硕士或者更高级别的毕业生，大多数不能与国际友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文化交流。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育“人才”操着中国式的“英语音”，把课本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地重述给学生，自己又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课堂上造成许多错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提升，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误人子弟”。因为口语是交际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重点，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也就不能实现正常交流；没有了解对方文化，就不能与其进行实际性的协商，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人才培养提升方法研究
（一）口语培养提升
在口语训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熟练掌握第二语言。首先，要求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尤其是英语，对许多句子的语法、口语表达中的句式等都要进行研究，并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自己能够一听就懂，将听下来的语句在心中随即翻译出来，并及时想出应对的语言；第二，对外汉语与第二语言的交融分析。对外汉语是与第二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会分辨英语意思，将他翻译成中文，在给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时，再将汉语中复杂的句式、成语灵活地翻译成英语，通过查资料的方式给出最好的答案，并在口语化的呈现上，找到更加准确的句子来应答，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各个语句的真正意思；第三，实践交流中的灵活运用。教师平时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不能查资料，也不能再上网去查询，必须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灵活应答的习惯，学生在提问题时，教师要能听清，随时随地做出回答，将汉语中意思与外语意思能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表达上发挥自如，才能取得教学成功。
（二）对外汉语的多媒体教学促进
多媒体技术是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教师将教材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使其包含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信息，满足学生的视听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也学得愉快。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案，融合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身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用幻灯片、电脑，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学习效果会更强。
（三） 科学教学手段的促进
当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以及多行业大融合发展的趋势给教学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以及实验性的教学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科学性强的特点。老师可以采取探究式教学和实验性教学的方式，侧重于理论的文章或者是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不错的效用。
（四）文化交流手段强化
口语表达不能脱离实际，文化交流则不能远离“基础知识”，这里说的基础知识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对外国文化的深层积累，尤其是平时在与学生或其他外国友人的交谈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在对基础性的文化概念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进行深层的交流。这样，就要求这方面的人才在平时的积累中，对各国文化要有兴趣，对外汉语主要讲究的是实践，实践中避免不了有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掌握了别国的文化，在交谈时则可以放松自如，侃侃而谈。
另外，要求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在课上课下都要进行资料的查询，有哪里出现了教学瓶颈，哪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都要进行学习及更正，真正了解外国友人的想法与建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才能应对自如，以不变应万变。
（五）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外汉语人才的素质有待提升，不仅是在平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在平时的自我训练中，应当积极应对一切问题，敢于面对错误，及时地改正。在国家教育机构分设的硕士学位内，进行适时考察，在这些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的人才中进行再次考核，及考察他们的基础课程掌握情况，又要对相关的实践技术、语言掌握情况等内容进行考察。对于相关的外国文化掌握情况、平时的言语积累、教学素质、品质等方面更要进行考核，不能随意就录取这些人员，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严明的课程，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否则会对以后培养人才战略、建立邦国化交流团队时，出现更多的缺失。
五、总结
现在的对外汉语教育人才在语文教学方面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过于看重理论知识；二是口语交际能力较差；三是文化交流水平不高。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必须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口语交流能力的细致研究、对各国文化的全面掌握，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在将来的发展中才能一往无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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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一）重视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结合
由于教学模式的落后，许多教育人才还是以理论为主的，教学生的理论多于实际的口语交流、文化渗透等教学内容，专注于学术，对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还是缺乏更多的技术促进强化的内容。理论性的东西不能反映对外汉语的实际价值，进行全面交流与实际工作强化中，必须将理论性的东西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来，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行全面交流、加强文化渗透，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口语考核缺失，个人渗透不强
但是我们要想让国际友人记住我们，必须进行交流，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口语交际，而这些重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员还是以基础性的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虽然我国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但是学位、学历并不代表实际的口语交际水平。在口语教学与交流中，十分讲究个人能力的发挥，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第二语言掌握起来，“听不懂，说不清”，那就会造成许多尴尬的事情。对外汉语渗透到实践中来，需要这些人才在平时的交流中随机应变，听到什么，回答什么，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不能拖拉。而以上说的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一再出现，教材里面讲的基础知识真正运用到口语交流上时，已经改变了“味道”。当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外国朋友说出一句话，我们还要去想，这是在课本的哪一页，我们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回答，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不利于我们正常对外交流的进行。
（三）文化交流偏失，教学素质不高
许多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将自身文化与国际性的文化交集、偏差等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偏重于理论性的知识，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书本理论中，所以没有对国际性的新形势与新型的国际文化优势认识清楚，在长期的交流中，也就不能掌握其文化上的共性与非共性的文化知识点。比如，像英美一些强国，他们的生存哲学讲究的是“个人价值”的凸显，而我们中国讲究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在一些实际生活与能力交谈中，我们如果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想法来强加给他们，那么交谈就不会真正顺利进行下去。于是，许多毕业生、硕士或者更高级别的毕业生，大多数不能与国际友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文化交流。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育“人才”操着中国式的“英语音”，把课本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地重述给学生，自己又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课堂上造成许多错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提升，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误人子弟”。因为口语是交际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重点，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也就不能实现正常交流；没有了解对方文化，就不能与其进行实际性的协商，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人才培养提升方法研究
（一）口语培养提升
在口语训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熟练掌握第二语言。首先，要求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尤其是英语，对许多句子的语法、口语表达中的句式等都要进行研究，并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自己能够一听就懂，将听下来的语句在心中随即翻译出来，并及时想出应对的语言；第二，对外汉语与第二语言的交融分析。对外汉语是与第二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会分辨英语意思，将他翻译成中文，在给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时，再将汉语中复杂的句式、成语灵活地翻译成英语，通过查资料的方式给出最好的答案，并在口语化的呈现上，找到更加准确的句子来应答，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各个语句的真正意思；第三，实践交流中的灵活运用。教师平时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不能查资料，也不能再上网去查询，必须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灵活应答的习惯，学生在提问题时，教师要能听清，随时随地做出回答，将汉语中意思与外语意思能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表达上发挥自如，才能取得教学成功。
（二）对外汉语的多媒体教学促进
多媒体技术是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教师将教材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使其包含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信息，满足学生的视听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也学得愉快。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案，融合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身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用幻灯片、电脑，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学习效果会更强。
（三）科学教学手段的促进
当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以及多行业大融合发展的趋势给教学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以及实验性的教学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科学性强的特点。老师可以采取探究式教学和实验性教学的方式，侧重于理论的文章或者是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不错的效用。
（四）文化交流手段强化
口语表达不能脱离实际，文化交流则不能远离“基础知识”，这里说的基础知识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对外国文化的深层积累，尤其是平时在与学生或其他外国友人的交谈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在对基础性的文化概念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进行深层的交流。这样，就要求这方面的人才在平时的积累中，对各国文化要有兴趣，对外汉语主要讲究的是实践，实践中避免不了有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掌握了别国的文化，在交谈时则可以放松自如，侃侃而谈。另外，要求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在课上课下都要进行资料的查询，有哪里出现了教学瓶颈，哪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都要进行学习及更正，真正了解外国友人的想法与建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才能应对自如，以不变应万变。
（五）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外汉语人才的素质有待提升，不仅是在平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在平时的自我训练中，应当积极应对一切问题，敢于面对错误，及时地改正。在国家教育机构分设的硕士学位内，进行适时考察，在这些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的人才中进行再次考核，及考察他们的基础课程掌握情况，又要对相关的实践技术、语言掌握情况等内容进行考察。对于相关的外国文化掌握情况、平时的言语积累、教学素质、品质等方面更要进行考核，不能随意就录取这些人员，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严明的课程，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否则会对以后培养人才战略、建立邦国化交流团队时，出现更多的缺失。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周恩来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wenku.baidu.com/view/67509d4bcf84b9d528ea7a4d.html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中图分类号：G125；G1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2-0046-03
近年来，中俄区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因如此，黑河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努力扮演对俄文化交流“桥头堡”角色。
一、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现状
（一）以“中俄文化大集”为平台，官方对俄文化交流进入常态化、规范化
“中俄文化大集”是经中国文化部和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并予以大力支持的对外文化创新项目，是中俄两国之间区域性、规模性、综合性的文化贸易集市和文化交流活动，是进一步拓展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文化贸易、文化交流渠道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中俄文化大集”自2010年诞生，每年都在黑河市举办。黑河市牢牢地把握住时机，以“中俄文化大集”为平台，充分发挥独特的地缘和欧亚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色优势，重新思考对俄文化交流新战略。2011年，黑河市文化局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文化局举行工作会谈，实现了双方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首次工作对接，并就建立定期合作与交流机制、更新合作方式达成共识，从而使黑河官方对俄文化交流由过去的临时性、阶段性过渡到现在的常态化、规范化。
（二）以黑河龙江国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的成立为契机。民间对俄文化交流实现跨越升级
在多年的对俄文化交流中，黑河始终走的是官方主导，忽视或较少重视民间对俄文化交流。然而，在实践中，民间交往在对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近年来，黑河市政府逐渐意识到民间对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2011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黑河围绕俄罗斯艺术品市场，依托展览馆，以展促销，利用黑河博物馆建设中俄艺术陈列馆，成立了中国首家中俄艺术品展览企业黑河龙江国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大力开展中俄文化及艺术品的交流、研究、收藏、展示、教育、营销、拍卖等业务。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黑河民间对俄文化交流摆脱了单兵作战，实现了跨越性升级，形成了与官方对俄文化交流并重发展的格局。
（三）以黑河学院为龙头，在对俄教育交流领域确立了“桥头堡”和“枢纽站”地位
教育是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黑河市教育机构就与俄罗斯教育机构达成了合作协议。黑河市本着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理念，找准双边教育的结合点和突破点，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到幼儿教育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对俄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以黑河学院为代表的对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起到了龙头表率作用。近年来，黑河学院坚持走与俄合作办学战略之路，除了与俄方高校互派学生、互聘专家、联合培养本硕学生外，还通过共建研究基地、合作编写教材、组建联合研究团队、联办学刊、联办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搭建中俄科研合作平台，引领国际学术交流。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黑河学院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共建俄罗斯第三个孔子学院，大力推进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2009年6月，部级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和俄语中心经教育部批准落户黑河学院；同年9月，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共建我国第一个赴俄留学培训基地。依托国际级的交流平台，学院在中俄“国家年”、“语言年”活动期间，积极组织“全国对俄交流工作干部培训”、“中俄大学生艺术节”、“中俄教育友好周”、“俄罗斯语言文化周”、“黑河学院·远东高校田径运动会”、“中俄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携手青春共享阳光”国际青年联谊会、“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中俄青少年联谊活动等高层次、大规模活动百余项，确立了对俄教育交流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地位。
二、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良性发展态势，但仍存在明显须解决的问题。
（一）黑河对俄文化交流仍处于实践与探索中，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
从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实践看，无论是官方组织的对俄文化交流，还是民间自发的对俄文化交流，或者是政府行为，或者是个人行为，经常带有随意性，仍处于实践与探索中，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关于黑河开展对俄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以何种形式与俄罗斯开展文化交流、在哪些领域重点进行文化交流、如何定位黑河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黑河是否应制定年度或长短期对俄文化交流发展战略、黑河对俄文化交流是否应和如何提升为省或国家战略等理论问题，至今没有给予深入探讨。只有这些理论问题得到统一认识，才能指导黑河对俄文化交流实践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黑河必须把对俄文化交流提升到理论高度。
（二）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领域广泛，但发展不均衡。一些领域发展非常薄弱
众所周知，黑河与俄罗斯已实现了包括音乐、体育、美术、舞蹈、学术研究、图书馆、饮食、旅游、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教育、个人收藏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领域很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尽管黑河与俄罗斯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但各个领域的交流并不是均衡发展的，有的领域发展比较完善、成熟，并得到优先和重点发展。如教育领域，如前文所述，教育交流历史跨度时间长，交流层次涉及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交流领域宽广、成为黑河对俄文化交流的排头兵和重头戏。与此同时，有的领域发展又非常薄弱，如对俄学术研究。黑河地处中俄合作最前沿，市内有高等学府，出于对俄合作实践的需要，黑河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理应有很大起色，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急需加大研究力度。又如图书交流，通常情况下，购买俄文图书资料要通过北京的国际图书公司来操作，并且承担着高额的费用，而对黑河来说却是例外，它可以通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俄罗斯人购买，然后带到黑河市。近些年来，黑河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与俄罗斯进行图书交流，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远远不够。
三、加快推进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对策建议
为了加快推进黑河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工作，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仅供参考。
（一）创办高峰发展论坛，把黑河打造成中俄文化交流的学术高地
如上文所述，黑河对俄文化交流应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然后重新指导实践。然而，摆在当下的问题是如何操作。笔者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创办高峰发展论坛，通过与学界、政界、商界的交流达到上述目的。今天的黑河已具备了创办高峰发展论坛的条件。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模式为黑河提供了范例。为了促进东北地区对外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洽谈会创办了高峰发展论坛，即从最初的中俄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到今天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一度的部级“中俄文化大集”都在黑河市举办。黑河应利用这个优势条件，在“中俄文化大集”内创办高峰发展论坛，即“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论坛，邀请学界、政界、商界代表共商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对策。为了突出黑河的地位和提升黑河的对俄文化交流与合作层次，在发展论坛内专门设立“黑河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合作分论坛”。创办高峰发展论坛还面临一个组织问题，从哈洽会创办论坛的实践看，论坛应交由具有一定对俄研究实力和承办大型学术会议丰富经验的专门机构来承办，而在黑河完全具备这样条件的就是本地的唯一高等学府黑河学院。
（二）加大对俄研究力度，把黑河打造成黑龙江省对俄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部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扬帆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一、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人文交流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人文交流是仅次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的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第三大动力。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相互促进和补充，与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相近，但人文交流不等同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简言之，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主导（主体），以他国民众为对象（客体），通过国家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内容）增进国家间理解与认同，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国际关系行为。
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交流则是由政府和民间双向推动，其范围更广，手段更丰富，对象更多元，对双边关系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随着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行为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加入，使公共外交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公共外交场域由早先的政治经济逐步扩展到人文交流领域，公共外交的问题领域、议题设置、媒介与路径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高校作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地位、作用、路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主动承担起公共外交主体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文化先行者。
（一）多语种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基地
公共外交以他国民众作为对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多语种人才的支持。目前，以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急需各类“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满足公共外交需要的多语种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成为公共外交实践中的一块短板。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依托多语种人才培养优势，成为公共外交外语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基地与储备库，探索公共外交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与公共外交知识、能力、素质相统一的课程体系，拓展以公共外交人才培养为导向的中俄两国国际合作。
（二）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内容提供者与实施者
中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及孔子学院承担着境内外汉语人才培养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的重要抓手，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日益发挥着推广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俄语中心及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承担着俄罗斯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职能。中俄两国高校凭借多语种优势，应在两国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发展语言教育，促进文化传播。目前，以国学、中医等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体育文化，以及以戏剧、舞蹈、民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艺术，正在走进孔子学院课堂，或以团组出访模式深入驻在国社区，受到各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俄罗斯电影、芭蕾、油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最近两年，俄罗斯红色旅游线路受到中国旅行者的青睐。中俄两国高校应继续强化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角色定位，发展两国间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服务。
（三）公共外交国际化平台建设者与维护者
公共外交实践需要国际化平台。国际化平台建设是高校发挥公共外交行为体作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依托中俄两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中俄高校国际化平台建设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中俄语言文化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中俄青少年国际交流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研究中心、孔子学院、俄语中心等。中俄两国高校参与建设的这些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已经成为两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基地。如何发挥平台公共外交功能，维护基于公共外交实践的平台运行，是中俄两国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重要任务。
（四）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主渠道之一
与官方外交重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同，公共外交关注政治经济利益，更重视人文交流。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高校在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国际教育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跨文化对话具有共通性。高校有着一支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外语流利，同时具备专业知识，有着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显著优势，从而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主力军。在中俄教育国际合作中，两国高校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互派访问学者、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实行联合培养人才计划、合作建设国际化平台等活动，推动公共外交跨文化交流，通过影响对象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及公众来影响决策层，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构建友好合作的基础。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跨文化对话，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努力扩大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实现国家软实力输出。中俄两国高校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主渠道，应该讲好中俄故事，传播中俄声音，争取有利于中俄双方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提升两国软实力。
二、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
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公共外交“政府-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三位一体整合运作体系的关键一环。其中，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中俄两国高校，在该体系中承担着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双重职能，在中俄公共外交实践中应着眼于在合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作用，为国家公共外交整体战略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问题领域和可操作工具。
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应遵循跨文化对话的基本规律。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跨文化对话主体双方基于不同意向，都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争取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和政策取向，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俄两国高校应充分利用各种公共外交平台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包括传统大众传媒、网络新媒体、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会议及论坛等，针对不同对象，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商界领袖、知识分子、智库、民众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活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既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和实践舞台。为满足公共外交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项目先行、平台依托、人才培养、储备与输出并进的工作思路，服务公共外交实践，同时为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规划提供智库咨询与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资源。
三、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认为，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一）项目依托
中俄两国高校拥有丰富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资源。其中，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包括联合建立合作办学机构及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项目。专业方向涉及语言学、区域学、艺术、经济、管理、设计、国际贸易等学科领域。除此以外，中俄高校还有着广泛的科研合作和访问学者项目，其主要形式是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科研成果、进行学者互访等。利用校际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是高校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项目建设中的公共外交活动更多为以公民个人为主体，以他国公众为对象，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内容，以公开活动或私下交往为主要方式，以传递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
（二）平台建设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中俄两国高校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诸多机会。这些国际化平台包括设孔子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中国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俄国际青少年交流中心、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等。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既有机制化项目，又有依托国际化平台进行的公共外交实践，从而具有影响驻在国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简称上合项目）的框架下，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俄罗斯多所上合项目院校合作进行的区域学专业人才培养联合项目、孔子学院中小学生夏令营和海外文化巡演、俄语中心系列活动等。再如，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由于该孔子学院在当地进行持续深入的汉语语言文化教学，其影响力不断加强，获得了亚美尼亚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亚美尼亚教育部将汉语确立为该国国民教育第一外语的法律地位，进而使汉语专业进入了包括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斯拉夫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学位授予体系。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还建立了中国汉语与文化中心。由于汉语教学在亚美尼亚的持续升温，中国外交部和亚美尼亚外交部已签订协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合作建立第一所汉语国际中学，由孔子学院负责教学与运营管理。该案例说明，基于国际化平台的公共外交实践能够促进语言文化推广传播和国家软实力提升。
（三）目标驱动
在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中，高校应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亦应尊重驻在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从而为公共外交实践争取良好的人文环境、有效的人脉资源和充足的项目运营保障。除了技术性、操作性的因素以外，人们还应当在更宽广的背景下，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公共外交的崇高使命和未来发展道路。
主席在2015年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俄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应为两国公共外交服务，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提供人才支持、智库咨询和科研支撑；发挥文化先行者作用，为建设“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服务，为建设区域内国家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发挥作用，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内外国家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认同，促进国家间跨文化对话，增进彼此理解与互信，避免文明冲突，促进区域内外国家经济社会和平发展，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不断努力奋斗。
四、高校公共外交活动中的文化认同：
原则与策略
如前所述，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公共外交负有促进 “民相亲，心相通”的使命。公共外交对象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与交流等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与这些外显因素相比，人文因素，特别是文化认同是影响各方合作前景，并可能造成现实阻碍的深层原因。中俄两国高校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应当思考如何通过人文交流与合作达成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文化对话，避免文化冲突，突破现实与潜在障碍，完成和实现公共外交的任务与目标。
（一）认同、文化认同与公共外交
夏建平认为，“认同”作为一种关系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身份的认同，二是对观念的认同；认同的形成过程是国家行为体之间获得国际社会成员身份，并逐步认同国际社会规范的过程。这里，我们将认同概念引入对公共外交行为体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关系分析，并尝试从文化认同入手，揭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因素及其正面与负面影响。
与认同概念着重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的社会化现实运作不同，我们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及其国民作为行为体对自身民族文化共同性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民族个性主导观念的普遍接受与经典阐释。
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主体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文化认同、接受、理解与阐释的正面与负面评价，是导致国家间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正面与负面走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因此，应当从将国家作为国际合作主体的角度，通过建构公共外交活动中互为理解和接受的正面文化认同来促进各方双边及多边合作，通过不断消除彼此间负面的文化认同来解决和克服合作中的问题与障碍，从而形成良性的主体间性文化认同互动，正面引导、合作共赢，从政策、项目、操作、人文等诸多方面入手，通过广泛充分的公共外交活动，促进各国文化认同的良性互动，努力避免和消除消极文化认同的误解与障碍，为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间人文合作提供内发动力，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战略，构建良性的国家及国民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
（二）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原则与方法
文化认同概念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打开了新的观察视角。从文化认同理论入手，可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中的文化对话提供基本概念与原则、策略与方法。
1.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原则问题
分析表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不仅具有政治经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人文价值更具本质性。
（1）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文化冲突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遵循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对作为合作对象的异文化的认同。遵循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通过文化对话消除误解、排除障碍、增进理解、形成共识，促进各国民众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奠定民意基础。
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可用来指导公共外交行为体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坚持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单一文化认同，为世界各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和反对超级大国单极化战略提供了内在文化解释。
（2）和而不同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致力于加强跨文化对话，增强理解与互信，扩大多元文化认同。在人文交流过程中，各方都有各自坚持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有在合作中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预期。公共外交行为体应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尊重对方利益关切，尊重多元文化差异，多元互补，互利共生。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有利于消解西方单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克服合作中潜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化解中国、大俄罗斯主义、泛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在公共外交中给各国民众的交往与项目建设带来的潜在与现实障碍。
因此，“和而不同”原则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某种能被共同接受的文化价值观，扩大各方共识，形成文化认同。人文交流各方不再是一方胜过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的胜负关系、零和关系，而是形成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利益，在各民族文化对话中找到契合点，构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双赢与多赢格局，致力于区域文化繁荣与经济社会发展。
（3）多元认同原则：避免实用主义倾向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注意尊重各国，遵循多元认同原则。国际合作中应注意项目建设与的和谐统一，避免利益驱动、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也有不同。多元带来的潜在跨文化交际障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偶发因素突然出现，导致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坚持多元认同原则，除了要避免实用主义倾向外，在公共外交实践操作层面，应尊重自身与合作方民族宗教政策与信仰，避免因宗教背景知识不足带来的跨文化障碍。因此，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进行相应的宗教、语言与文化认同背景知识培训是必要的。
2.高校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与方法，为多元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文保障。
（1）建立高校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需要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储备。中俄高校应当以大学合作为基础，建立高校间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人才培养对两国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意义。分析表明，具有多元文化认同及跨文化能力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建设。第一，探讨建立“一带一路”外国语大学联盟或建立联合大学的可行性。第二，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高校对象国语言文学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各国语言学习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俄两国开设各小语种专业的高校还不多。我们建议，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将语言专业教育与区域学专业方向相结合；同时，建立区域学、双语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区域学、语言学、对象国社会与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2）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研合作机制
公共外交对象国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推行各自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框架下，推动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学研究的合作机制，对增进国家间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应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政府的支持下，整合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建立由各国多学科学者共同参加的非官方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制定合作科研项目，在人文交流框架下就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主题联合展开科学研究；就课题设计、资料公开、科研合作、分歧讨论与解决、成果发表与共享等具体问题进行研讨；在制度化安排、政策与资金支持、科研成果推广等可操作性问题上形成结论，由研究中心负责具体落实。
此外，应当在联合科研机制框架下，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国别问题研究、民族文化语言对比研究，对各国间频繁出现的文化误解和误读，国家及国民刻板印象，定型观念、大众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民族语言世界图景共性与差异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形成科学严谨的结论，供决策部门参考。
多元文化认同的联合科研攻关十分重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科研合作，以最终达成共同接受的科研成果为目标，这对逐步建立各国多元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对合作方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的同情与理解，建立“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国家及民众间相互认同与信任，构筑民间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多元文化认同智库建设
多元文化认同需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建议，“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联合各国科研机构，推进公共外交研究智库建设。智库的建立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有力的政策咨询、项目调研、风险评估等智力支持。同时，区域内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平台也应发挥智库功能，为具体项目建设提供科研与实务服务。
以上，我们讨论了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教育合作中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对象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策略方法等问题，并着重从文化认同角度尝试提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与方法。公共外交主体各方可以从文化认同入手，相互调整适应，以增进理解与信任。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中俄两国高校通过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实现多元文化认同的方法，希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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