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8 09:18:00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绘画语言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本文作者：张天佐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在水彩绘画艺术中，正是由于“水”这个媒介材料的介入，才会使水彩画面充满了水色轻灵、秀美朦胧的意境之美。水，成就了水彩艺术独特的艺术特质。无论是油性材料的油画还是水性材料的水彩和国画，这时材料媒介在画面上呈现的状态则有一个相同的共同点，那就是材料都是为画面的形象服务的，是塑造画面形体的辅助手段。然而当毕加索和勃拉克把将报纸、图片、木屑等现成材料引入绘画开始，画面中的材料就逐渐开始了另一种诉说的轨迹。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材料在绘画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现当代绘画的语境下，大理石粉、沥青、土质材料、油彩、沙子、铁屑、铅皮、稻草、树枝等等更多的材料开始运用到画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材料混入到画面并被充分利用起来，材料开始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出现，寻求着自身本体的一种表达和述说方式。绘画者采用的创作方式也开始多样化，拼贴、综合材料、装置、影像等艺术形式变成了关注材料语言的艺术创作者的主要表现手段。材料开始转变为了画面的主体语言。正如刘骁纯所说：“在古典艺术中，比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颜料、水、胶、笔、墙壁乃至涂色、勾线的工具、材料、色、线、点、面、体、光、空间、结构又是塑造人和物的手段、人与物又是为组成故事服务的，故事又是为宗教教义服务的。媒介物质在这里是手段的手段，‘仆从’的‘仆从’。经过近现代艺术的一系列变革，‘主人’的‘主人’一层层退位，‘仆从’的‘仆从’一步步升格。媒介物质终于在当代艺术中从‘仆从’上升为‘主人’。”［1］“在材料的利用中，随着混入的材料越来越复杂和新材料越来越多地被起用，媒介物质一步步自主自立，从艺术语言的辅助手段上升为艺术语言本身，这里最重要的是生命与物质材料的对话，思想与材料物质的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最终留下的是注入了生命和思想的物质痕迹”。
当物质材料广泛运用到绘画中所形成的语汇就变得极为广泛且多变，当物质材料完成了从为画面形体塑造服务到主体语言的角色转换时，其内涵便出现了多义性，从而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超越。材料作为主体语言运用到画面，是利用材料本身所具备的物质和文化属性来实现的。任何的物质材料本身都具备两种特性。一是材料本身具备其作为物的“表情”，也就是物质本身的材质感，材料首先就是通过自身的材质“表情”作主体语言参与到画面的组构上的。二是材料同时也具备其作为存在而具备的文化积淀。材料在存在的过程中必然会融合历史为它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木头、土、乳蜡、油脂具备的是暖性特质；钢铁、水泥、玻璃具备的是冷性特征；斑驳的铁锈和枯黄的稻草代表的是破败，国画书法所用的材料载体宣纸在经历了千年的沉积，其本身就成了中国东方传统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材料之一……，这些都是材料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的文化指向。材料正是依托其本身的“物”性和所承载的文化内质与绘画者赋予的精神相结合，才实现着物质材料与精神的穿越与渗透。在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基弗和他的老师博伊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材料语言所带来的这种材料与精神的完美融合。基弗作为二战后崛起的德国艺术家，他对战后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有着极为深刻的感触。干裂的泥土、残破的废墟、荒芜的大地充满着他那巨大的作品中。在材料运用上，他把钢铁、铅、沥青、油彩、油墨、沙土、丙烯、稻草、水泥等等材料综合运用的画面，材料在画面上反复堆砌，让观者在视觉上就能感觉到画面物质的重量感和可触摸感。在他的作品《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中，基弗用腐蚀过的铅皮制作成一部部敞开的巨大书籍陈列在两个高大的书架上，他通过把材料进行重新制作和组合，同时保留着材料的符号特性，通过物质材料在视觉上所产生的喻示来描述着德国的历史和磨难。博伊斯是基弗的老师，他用毛毡和油脂材料进行艺术创作，毛毡和油脂本身就具有暖性的特征，在作品《动物脂》中，博伊斯正是利用这种材料物性特征来完成他的艺术构想，实现着材料的艺术性话语转变。我国画家朱进在他的《时光》系列作品中，运用五色土、黄色土、褐色土质材料来进行艺术创作。由于土质材料本身就因为人和土的亲密关系而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量，他正是利用土质材料这种物质属性和亲和力来实现着自己的艺术诉求，来拉近作品和观看者之间的距离。在画面上，土质材料所独具的物质表情和文化内质成了画面的主体语汇，画面的形象倒是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观看者面对画面所产生的内心触动几乎都来自于这些涂抹、堆彻、龟裂在画面上黄褐色土料。从众多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材料的介入已经为绘画者实现其独特的绘画语言打开了一扇更为宽阔的门，同时也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段。材料语言在绘画中的这种语义转变是有着自身的表述特征的。首先，材料语言更强调实验性和偶然性。实验性和偶然性是材料作为主体语言运用到绘画艺术的两个重要特征。所有的材料运用都是一种实验性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在研究材料语言应用的无限可能性的基础上的。无论是绘画创作者还是观看接受者，对材料本身的特质和内涵最初的认知上都是停留在表层面的，尤其是作为艺术创作者，为了有效利用材料，传达自己的艺术主张，就要对不同物质材料进行反复的实验运用，探知材料在画面上所能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语言和精神。材料应用的无限可能为艺术语言的形成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也使偶然性成为了画面的极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正是这种实验性，使偶然性成为了材料绘画艺术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品质。其实画面上的偶然性因素一直都是一切绘画艺术创作者最为珍惜和重视的。达芬奇说：“激发大脑的各种发明，是让人们观察断壁残桓，未息的余烬，以及斑石、云朵和土块，因为这些不规则的‘偶然性’形态中能使人产生奇妙的发现，使艺术家进入一种梦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想象力就开始在那些墨点和不规则的形状中施展魔术，而同时这些形态又反过来帮助他进入一种朦胧的虚幻状态，使艺术家的内在视觉得以投射到存在的事物上。”
在对各种材料的运用和实验中，画面会形成一种具有美感和抽象意味的偶然“迹象”，绘画者对这种偶然之象重新进行选择和组构，把那些具有视觉冲击力和美感的“象”保留下来，形成了新的视觉审美趣味。其次，强调观念性和精神性是材料语言语义转变的本质诉求。材料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其本身是不具备观念性和精神性的。是艺术创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物质材料进行分析、运用和转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思想和精神，从而使材料成为了创作者精神表达的载体。当“物质材料”被创作者当作传达精神与观念的载体在画面上直接呈现出来时候，物质材料所蕴涵的特定的文化暗示就传达出来，材料便具有了全新和独立的艺术价值，材料作为画面主体语言的地位便得以彰显和提升，在创作者的画面中，它们变成了充满象征性、精神性、观念性的抽象语言，成为艺术家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和精神的隐喻和暗示。材料语言在绘画艺术中的这种语义转变，使绘画艺术的边界有了更多的外延，使绘画艺术最终走向了综合。
关于传统与创新似乎已是老生常谈。对它们的把握许多人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偏颇，重视一方面而轻视另一方面。有的“艺术家”研究了一辈子的传统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顽固守旧。不愿直面现实生活的美术家，他的审美观念永远得不到更新的机会，只能停留在陈旧和保守的基础上，他的艺术情趣因此也会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也就谈不上创新了。也有的“画家”对传统的精华尚是一知半解，就忙着抢夺“观念”，标榜“创新”，常是在建立空中楼阁，“墙上芦苇根基浅”，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考验，这两种人其实都走入了误区。传统是一定要继承和发展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延续的过程，个性创造、风格的形成是我们对艺术追求的目标，但只一味地继承或一味追求出新都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
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种已经形成并对后世发生影响的东西。在艺术范围内，可以说传统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都在影响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继承发扬有利于艺术发展的因素，清除掉阻碍艺术发展的因素，真正能吃透传统的应当是精神非常强大的人，他既不畏惧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涌入，也不非难各种对传统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既吸收前人的养分，又不为之所困，始终以明智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创作，使我们的艺术更加饱满充实。
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式，始终没有离开继承传统艺术的精神脉搏，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感动人的作品。有人主张完全摆脱自然和文化传统的束缚，也就是完全割裂传统的继承与开拓创造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过于夸张个性，这种个性一定是单薄和短命的。我们从西方绘画史了解到：无论是野兽派、表现派还是立体派，不论其造型方法如何各异或者表现主观感受的程度如何不同，他们最终都有一个明显的继承脉络。
人类浩瀚的优秀文化成果就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山花烂漫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采摘，从而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回顾整个中外艺术史，有哪位大师不是踏着前人的肩头向上登攀的？独创性总是相对而言的，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凭空的独创性的东西。艺术史上所保留下来的，是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这些环节织成一张大网，每一种艺术品在此都有一席之地，这张网就是传统，没有传统也就没有创新。传统提供出一块坚实的平台，以便使艺术家向上跳跃，跳跃的结果构成另一高度，又成为下一跳跃的基础。我们判断一件作品是否有创造，也是基于传统框架下决定的。
我们更应认识到，开拓创造是艺术传统得以发展的动力，只一味墨守成规那是对传统作无意义的重复，更难言发展了。傅抱石先生曾说过：“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其意义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传统的真正精神所在的同时，也认识到突破传统的重要性。正因为他的这种认识，才使他创造出了“抱石皴”，事实上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包容了诸多逆传统而行的因素，才使传统变得愈加丰厚。中国水墨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也出现过如徐渭、石涛、林风眠这些不守成法的艺术家吗？中国传统的精神历来是宽容创造鄙视守旧的。历史证明，守成型的画家多，开拓型的画家少，但美术史总是由开拓型的画家来书写的。
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是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做到借古开今，既继承优秀的传统精神，又不囿于古人成法、陈法,这关系到艺术家的创造力、生命力以及个人努力探索等方面。人人皆知艺术要创新，从古至今的从艺者可谓众矣，然而真正能做到创新者的并不多。这与社会人文环境、画家个人秉赋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原因。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应逐渐培养对事物的敏感判断力和认知能力。如果这个时期不能使自己的感觉提升到一定水平，那么，艺术家的成年至老年很可能在其作品中显现感觉上的迟钝，表现出僵化保守。这就是有的画家一生都在画着同一个水平的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些大师如凡·高、高更虽然从事绘画较晚，但在此前他们一定具备敏锐的感觉，所以后来才有天才的发现。又如齐白石先生六十岁后的变法并不仅仅是陈师曾等人的提醒，关键是他具有敏感的艺术神经从而形成超常的创造力。一个艺术家如发展到高层次的感觉和感情的升华阶段，他可以靠敏感的直觉发现常人不易觉察的自然和内心之间那无限的丰富感，其艺术作品自然会表现出独到的新鲜感。:
在人类文化史上，尤其是艺术史上，每一次艺术形式、意识、审美经验的嬗变都是一些具有“先锋”性质的创新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西方艺术史上从法国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均产生于对陈旧的艺术形式的扬弃。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开拓、没有创新，作品的价值就会降低。艺术的开拓与继承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关键在于你的认识、你的选择。学习过程不仅是技艺的提高，而是艺术品位、艺术素质的培养。这样就有了一个高度，我们尽可以在这个高度上再向上攀登。
参考文献：
1 引言
语言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有话直言，言无不尽，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人们会自动遵守经济原则，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或为了获得特定的交际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间接策略，话里有话。如果对这些语言现象视而不见，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而影响人际关系。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后人对此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语言的艺术和人们有效的言语沟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 研究综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于1957年发表的《意义》一文中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 “非自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在此基础上，1975年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及人类会话活动的一条指导原则——合作原则, 对解释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Leech 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的角度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他提出人们出于“礼貌原则”人文历史论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声东击西，解决了“合作原则”难以解释的话语现象（索振羽 2007：87）。随后Levinson（1987）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对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徐盛桓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内部机制，给出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规则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 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尝试运用非单调逻辑的推理形式来分析话语中的含意，弥补Grice含义推导的不足，为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提供不同的视角。熊学亮（2007）综合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变得具体形象化。
国内研究者还探讨分析了二语听力中对会话含义的理解状况。尚晓明（1996）以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基础，指出“含意否定”、“语用移情”和荷恩等级概念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杨连瑞，张德玉（2004）撰文会话含义理论有助于对语境中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题目，正确率很低，学生的会话蕴涵推理能力普遍较弱。
3会话含义理论及应用
3.1合作原则
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沟通信息、咨询意见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说与听者双方存在着一种默契, 一种两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何兆熊，2000:154）。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概括而言：数量准则即所给信息不多也不少；质量准则即说真不说假；关联准则即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即表达简洁忌晦涩。Grice认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听话人根据这些原则, 结合语境，经过语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义的会话含义，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础上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但是真实交际中或出于礼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等违反准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说话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违反准则而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熊学亮在?语用推理?一书中根据会话含意理论的合作原则，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话语+语境→含义 ；（B）违背准则→特殊含义。
如下是一个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片1：
A: 谁把草莓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B：好像C很滋润吗！（B, C窃笑……）
B并没有回答谁吃完了草莓，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听者应该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觉得直接告状有那么点不够意思，又觉得不说不快或不答也不对，所以选择了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即维护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历史论文，又小小的“挑衅”了兄弟C。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听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语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试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会有这种交际效果吗？说不定还会有言语冲突。
3.2 Levinson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会话含义，并且其特殊含义的推导也常凭感觉经验而来，没有给出具体的推理模式，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是在Grice会话含义基础上发展而来，被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不再以遵循或是违反准则来推理特殊会话含义，而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义为核心，并且建构出会话含意的具体推导机制。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运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据⑴数量原则—说话人陈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听话人则以弱否强，即“说弱不听强”；⑵信息原则—说话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际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听话人则扩充理解，即“说少含义多”；⑶方式原则—说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听话人则根据表达方式的异常推导特殊含义，即“标记意深长”。
应用量原则进行推导，有关的句子应该含有可以比较其信息强度的词。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级关系”。如下列各组词的“荷氏关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涵弱项，弱项否定强项。句子里有能够进入“荷氏关系”的词，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信息强度进行推导。如生活场景片段2，妈妈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现情况：
妈妈：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老师：还可以吧，……
根据数量原则及荷恩等级关系，<表现不好，还可以，好，很好>，妈妈可以做出“说弱不听强”的推断，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优秀。相信这个场景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老师的委婉表达避免了尴尬局面，家长听了这句话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讨论孩子的问题。
Levinson还表明三原则的运用中人文历史论文，数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并且如果并存两种（或多种）意义相同的表达式，无标记的用信息原则推导其会话含意，有标记的用方式原则推导出无法应用恰当的信息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如2009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应答应与女士提出的告知巴尔的摩的情况相关，但是他既没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没有对巴尔的摩进行介绍，而是说“我那时很小”，听者根据“说少含义多”的推理方式和话题关联性，扩充说话人的信息内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现在对那里不熟悉”。事实上此处也就是把他的话与话题联系起来，补充完整成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结语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现象处处可见，所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语用学知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共建交际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时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艺术化、生动化。
参考文献：
[1]高航、严辰松.语用学在中国20年综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4).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倪秀英.听力训练中培养推理能力的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 (4).
[4]冉永平.语用学纵横[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尚晓明.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与外语教学[J]. 外语学刊, 1996 (3).
[6]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熊学亮.语用使用中的推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8]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J]. 外国语, 1993 (1).
立体主义的图像语言形式
埃米尔·诺尔德1867年出身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进人费伦斯堡的一家雕刻学校学习木雕，后来又在一家工艺美术学院短暂学习。32岁才有机会进人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深造，从此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1906年，诺尔德参加德国表现主义社团“桥社”，成为“桥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诺尔德性格孤僻，行事独立，与桥社其他成员的激进表现格格不人，一年多以后又退出了该社团。1913年，诺尔德参加了南太平洋的一支科学考察队，到俄国、中国、朝鲜、日本旅行，并留在南太平洋作画数月。1956年卒。
诺尔德是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桥社”最有才华的成员之一。他的作品构图饱满，画面简洁，造型夸张，色彩强烈，笔触狂放，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意味，或悲悯，或迷狂，或低沉，或激昂，将当时北欧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普遍蔓延的世纪末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一、何谓绘画中的宗教意味
人类最早的艺术基本都与宗教有关。欧洲艺术在文艺复兴之前，几乎都是以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为绘画和雕刻艺术创作的题材，艺术家通过艺术手段传播宗教教义，为当时的教会服务。站在任何一件中世纪绘画或雕刻的面前，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宗教神秘气氛和宗教情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宗教故事或人物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依然占有很大部分。直到17世纪以后，宗教题材的绘画才渐渐被现实题材所代替。但是，后来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的，喜欢沉思冥想的艺术家，依旧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作品中表达出宗教式的情感和意味。这种情感以动、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教徒式的宗教迷狂，表现为对某些事物的极端热情或痴迷;另一种则为沉思冥想，悲天悯人的悲枪感受或超自然的心理体验，这种情绪来自于艺术家内心的压抑、痛苦，想寻找一种心理平静或精神寄托。这两种情感反映在绘画当中，我们称之为宗教情感或意味。
北欧的传统绘画中，自中世纪起就开始有了一种表达悲剧感和神秘体验的倾向。从文艺复兴的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到19世纪的佛里德里希、布莱克，及后来的凡高、蒙克、恩索尔、霍德勒，直到诺尔德，他们的作品当中始终贯穿着悲剧色彩。不同的只是有些画家采用内敛的、细腻的、沉稳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多数则采用激昂外露，狂放不羁的表现手法，如凡高、蒙克、诺尔德等人的作品。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画家们，继续开掘德国艺术中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一度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艺术家们在对当时现状不满或不解的背后，试图去寻找一种能表达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法，那就是肆意的表现主义手法，诺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不懈探索者。
二、诺尔德绘画中宗教意味的体现
1.选择宗教题材表达宗教情感
诺尔德于1909年创作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直接选材宗教故事，这是一个曾为众多古典艺术家描绘过的不朽经典题材，最著名的是达芬奇的同名作。而诺尔德的这幅作品与古典大师常用的细腻写实的手法含蓄地描绘这一宗教故事不同，他用极为夸张的表现主义手法来表现。诺尔德将基督与其门徒的形象无限放大，直到挤满整个画面，基督和众门徒的脸上满是忧郁与绝望，用红、黄两种明亮的纯色和暗黑绿色铺满画面，强烈的色彩对比，加上以基督为中心的戏剧性聚光效果，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
19世纪以后，直接选择宗教题材的画家不多见，而诺尔德却将一个经典的宗教题材作为表现对象，这与画家想要表达的情绪有关。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战争的阴云笼罩下的德国，无望的悲观和狂躁不安是人们的普遍情绪，遁人宗教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自我解救或许是最好的出路，诺尔德就这样将宗教故事与现实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诺尔德通过描绘与宗教相关的事物，如基督、传教士、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及自然景物，如风车、大海、荒野、夜晚的月光等，将人们带人无垠的神秘时空中，引起种种神秘的宗教体验。这些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从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风景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以描绘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传达宗教意味的传统表现手法在诺尔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
2.通过绘画语言体现宗教精神
在《最后的晚餐》一画的构图中，诺尔德没有采用达芬奇式的将众多人物一字排开的构图方式，置于一个有着强烈透视感的和空间感的画面当中，而是将所有的人物无限放大，挤满整个画面，消除了深度空间和精确透视，巨大的张力似乎要冲破画面，悲愤的情绪因此得到有效释放。
同样的构图手法还反映在另一幅作品《传教士》中。这幅画除了中上悬挂的一幅原始面具外，三个人物几乎占满了画面，一位传教士正对着双膝跪地背着婴儿的部落女人宣讲圣经，或是这位传教士在倾听女人的忏悔。原始面具、传教士、部落女人的画面内容，再加上顶天立地的构图方式，原始和宗教的精神意味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夸张的造型是诺尔德绘画宗教意味得以体现的另一途径。《传教士》一画，象征宗教的传教士双手紧抱圣经于胸前，几何方形的脸上张大的嘴巴露出满嘴的牙齿，说明他正在滔滔不绝地宣讲教义，虔诚的女教徒双膝跪地呈“之”字形。人物造型采用
极其夸张的手法，传教士好似方几何石块的堆砌，或是随手撕纸粘贴而成的，双目、嘴巴、牙齿和胡须随意地勾画而来，墙上的原始面具也是极尽夸张之意，惟有妇女和婴孩的造型稍微严谨一些。夸张的造型手法将教士传教这一宗教事件凸现在观者眼前，观者感受到了画面当中传达出的浓郁的宗教气氛。
作为早期表现主义团体成员之一，诺尔德也擅长于运用色彩和笔触表达情感。《最后的晚餐》、《围着金牛犊的舞蹈》、《狂热舞蹈的孩子们》等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笔触表达强烈情感的典范。
《最后的晚餐》里，诺尔德使用了炙热的色彩与狂乱的笔触渲染出画面的宗教气氛。《围着金牛犊的舞蹈》中强烈的黄色与紫色，加上笔触的任意挥洒，表现出舞蹈者动感十足的疯狂跳跃，反复旋转，如醉如痴的癫狂状态，将激越的情绪尽情流淌在画布上。诺尔德曾从凡高、蒙克和恩索尔等表现主义先驱那里继承了用色彩和笔触表达情感的手法。与“桥社”其他成员不同的是，诺尔德更多地表现悲悯、伤感的情绪，这种悲悯的情感或情绪来自于画家对自然世界及现实人生的深人感受，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思默想，是画家独特的心理体验，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所指。而“桥社”其他画家，更多地描绘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城市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喧闹的背后是一颗颗无所寄托的游魂，而诺尔德却自甘咀嚼苦果，心向上帝，灵魂有了依托，痛苦的心灵得到解救。所以，看诺尔德的画，必然要经历一次次心灵跌宕起伏，之后沉寂下来，去自我追问或思考，这就是诺尔德绘画的精神力量。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186-01
山西方言中有大量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成语,活跃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际作用。语类齐全、数量繁多的山西方言语汇,逐渐引起了方言研究者的关注。可以预见,对山西方言语汇的研究,将成为山西方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由于语汇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方言语汇在反映当地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方面,比方言词汇具有更强的承载力。从丰富多彩的方言语汇中,我们可以看到浓郁而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
一、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和地方习俗
在晋中地区广泛流传着下面一些谚语:
秤平斗满,尺子绷展|让人买卖主顾多|生意靠实诚,买卖凭本钱|买死了店户年年在,卖死了客人永不来|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铺摊这些谚语是对晋商“诚信为本”经营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当地还有不少商业谚语,反映出晋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作风。如:
好市莫赶,烂市莫丢|九等买卖十一作|快不赶,慢不懒|能叫(宁叫)人等客,不叫客等人|气大隔财,和气消灾|三分利钱吃饱饭,七分利钱饿一半|挑剔是买主,喝彩是闲人
地方饮食习俗也可以从语汇中反映出来。如晋南是产麦区,以馒头为主食,称作“馍”或“馍馍”。当地关于“馍”的谚语和惯用语很多,当地人随口可以说出一大串来。例如:
不吃馍馍不叫饭|黑馍多就菜,丑人多作怪|老汉离不了婆婆,娃娃离不了馍馍|馍馍不好一箅子,庄稼不好一季子|馍馍吃够,万事不愁|正月亲戚多,馍馍换馍馍
在晋北的众多饮食语汇中,有关“糕”的条目最多,例如:
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不吃油糕不粘油手|大同人不攒膘,有了黄米就吃糕|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油抹糕,两面光|黄米糕搋(揉)到;做买卖话到山西的糕,特指用黍子面或黍子去皮后的黄米面做成的块状的食品。
黍子耐干旱、抗盐碱、适宜贫瘠土地耕种,是晋北一带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此,晋北的“糕”类语汇比其他地区丰富得多。“糕”谐音“高”,在以“糕”为美食的浓浓的风情中,同时寄托着人们“步步高”的企盼与祝福。随着文化的交流,这种饮食习惯连同一些“糕”类语汇已经遍及山西各地。
二、反映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人生道理
方言语汇中,包含着当地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人生道理,放射着智慧的火花。例如:
①儿多女多,吃了哥(父亲)姐(母亲)的鼻子耳朵(平遥)
②不怕百事不利,单怕灰心丧气(原平)
③阳婆爷(太阳)不打一家门上过(阳曲)
例①形象描述儿女多的父母为儿女吃苦受罪的事实,启示人们不要过多生育;例②告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和勇气;例③揭示“机遇对谁都一样公平”的道理。
三、反映当地自然环境和生产特点
在山西各地浩繁的谚语中,农业谚语占有相当的数量。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民间语汇,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也充分体现了山西农耕经济的普遍特点。例如晋南古称河东,是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带为产麦区,素有“山西粮仓”之美称。经济作物方面,以棉花为首。如:
稠麦呛死草|麦苗开花一场风,十个麦粒九个空|想吃麦面,伏里犁地三遍|立夏种棉花,有树没疙瘩(棉桃) |棉花不打掐(整枝),光长柴架架|麦茬浇棉花,十年九不差
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气象谚语的构成条件和观察角度也有所不同。如云雾笼罩山顶的自然现象是有雨的预兆,一般称作“山戴帽”。清梁章钜《农候杂占》卷二“山占”:“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即雨盖,盖谓云出覆冒其上为雨候也。”在山西各地方言中,此条谚语有众多不同的说法。例如:
①稷王山戴帽儿,龙圪蚤(龙虱)溜道儿(新绛)
②孤山戴帽,长工睡觉(万荣)
1．现代绘画是个性的表露
绘画的意义在于创新，而创新只有通过“个性化”才能够得以实现，重复的绘画没有生命力。回顾绘画发展史就会发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每一位杰出的大师都曾经创造过极端个性化的作品。每一位巨匠都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画家，尤其是现代派画家，他们在创作时可以完全不用考虑其作品的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品的生命力，正表现在个性化上。通过作者对美的形式法则的特殊理解而存在着。任何一个伟大的画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画家必须把自己个人的主观意志潜能释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表现自我。这方面，梵高无疑最具典型的代表意义。梵高于他生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创造出的大量个性化作品从未卖掉过，就是因为其作品的极端“个性化”，以致不能被人们所接受。
现代绘画个性化的表现还体现在五花八门的创新手法上。当今的世界正走向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如何反映这一时代特征，是每一个前卫艺术家思考的问题。在西方艺术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多样的今天，架上绘画似乎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前卫艺术家们为了表现具有个性的独创性，往往将一些不同种类的艺术式样相结合，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这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个性”的艺术品在现代艺术展中司空见惯，艺术家们完全不必考虑观众能否接受，而只表现自己的创新。
2．依附性是现代设计在商品经济中的本质反映
设计与绘画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商品的依附性上。设计作为商品在为市场服务时必须具备“包装”价值与“使用”价值。要想赢得客户的信任与满意，最终实现设计的价值，就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考验，设计得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通过美化产品而最终实现促销的日的。
现实中几乎每一位设计师在为客户提供设计服务时，都会尽量去迎合和满足客户的需要。一方面设计师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揣摩他们的心理，以使自己的设计方案得以通过。另一方面，客户可能对市场的把握了解远胜过设计师，设计师不得不服从客户对他提出的要求。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绞尽脑汁去思考去解释自己的作品，也许自己认为很满意了，但最终的评判还是客户对其设计能否通过。
在这里有一种情形可以肯定，那就是被客户选中的未必就是“好作品”，而未通过的设计不一定就是“坏作品”。我们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设计师为某一设计出了一组方案，对其中的某个方案很满意，而客户往往选中的却是设计师自认为“陪衬”的方案，最终的裁决权当然是客户。设计师只有屈从于他们的“上帝”，这就是市场。
设计对商品的依附性还体现在“市场”是设计的指挥棒。市场的强劲与疲软将直接影响设计行业的起伏。如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初，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过剩，消费匮乏，市场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状态，生产停滞不前。荷兰的顿巴设计公司上门为一些厂家服务时得到的回答是：“经济不景气我们暂时不需要设计，现有的设计就足够了”。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当市场上某种产品在卖方市场状态，产品供不应求，厂家对“设计”也会不屑一顾。
3．对混浊美的追来是绘画艺术的本质体现
绘画与设计的区别不仅仅体现任“个性化”与“依附性”方面，还体现在对形式美规律追求的差异性上。
“混沌”一词是“指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中国人喜欢含蓄，认为“含蓄”就是美。“混沌”本身就体现着一种不确定的耐人寻味的特征，这和中国的古哲学与宗教有关。中国古典绘画所表现的“空灵”、“气韵”，以及“墨分五色”，用有限的笔墨表现无限的意境等美学思想，都在于这种“混沌”之美。
这些手法在设计中也偶尔能见到，但一般来说仅是借用绘画的表现手法，以增强设计的艺术性而已。它们不是设计的最终目的。我们从杉浦康平等大师的作品中就可以体会出这一点。具体来说：杉浦康平为敦煌设计的系列从书，从表面上他是在追求中国画“空灵”、“气韵”之境界，而更深刻的是他把敦煌中的图形元素，运用现代设计的基本构造原理加以组合。这种“空灵”混沌美的境界只是作为设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希望最终能真正反映出这套系列丛书的内涵。这充分表示出大师的独具匠心和对绘画与设计关系的把握上。
在西洋绘画方面，虽然流派众多，形式各异，但整体精神同样是在追求“混沌美”。古典油画尽管形态表现得细致、逼真，但其意境追求的则是深奥悠远，发现出不确定的“混沌美”。而现代派追求的则是标新立异，追求的是超现实荒诞的不确定性。米罗追求的是童趣的海底世界般的梦幻，体现着不确定的“混沌美”，柏洛克则拎着颜料桶在画布上滴洒而不拘一格，他似乎是更接近在追求着“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
绘画对“混沌美”的追求还体现在对材料肌理的选择上。何种题材何种效果，需要何种肌理是绘画追求混沌美的表现之一。绘画，尤其是现代绘画，在一幅作品中选择综合材料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多种材料的运用旨在加强画面的“混沌美”的效果，通过扑朔迷离不确定的材质肌理的运用，以达到变化多端的目的。
4．秩序美是平面设计的核心体现
设计不同于绘画还体现在对秩序美的追求上，现代设计对实体的进一步把握是形式法则。形式是实体的具体化、丰富化、精确化。可以看出德漠克得特以原子结构来解释宇宙实体的内在形式，毕达哥拉斯派则以数理描述宇宙实体的外在形式，他们从天空星辰的布局中悟出了点、线、面的几何关系，从而把数推为宇宙的本体（“宇宙”这个词在古希腊就包含着和谐、数量、秩序等意义）。
在设计方面，数对设计的影响，远的不说，仅从近代有关设计的理论，对平面设计的贡献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如瑞士设计家约翰·契肖德所发明的数字逻辑形体设计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再如设计家罗尔·罗塞利奥对哥特式圣经内页边缘数值比例的发现，即著名的九段划分法，他求出了开本宽度尺寸的一个1／9作为内边，两个1／9作为外边，开本宽度尺寸的一个1／9作为天头，两个1／9作为地脚的规律。而在1946年，方·德·格拉夫根据罗尔罗塞利奥的九段划分法，求边缘的比例图，发现了用几何计算的简单方法取代九段划分法，这种方法被称为“蛇瓜式划分法”。
在现代设计史上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是勒·科布歇。他运用建筑学的基本理论根据人体比例进行黄金分割，被称为模数设计体系。模数最初对于建筑形式有着重要的贡献，后来被运用到平面设计中。模数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对太阳神的肚脐、头顶和伸直手臂的指尖进行分割。之后勒·科布歇将之变为44个长方形进行空间分割。模数体系的核心，就是试图利用人们对级数变化心理反应所产生的秩序美进行设计。在勒·科布歇发明模数之后，欧洲各国设计师纷纷运用这一设计原理并将之进一步推进，最终形成了网格设计的理论体系。网格设计体系把几例分析法和数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其特征是重视比例感、秩序感、连续感、清晰感。总之，它是以理性的数理为基础的形式法则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从上述的例证来看，设计的美感体现在有秩序的数理的韵律上，这点与绘画有着本质的不同。
5．平面设计的独立性体现在版式编排和字体形态上
绘画是以图的形态传达着信息，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可以浓缩巨大的信息内容，是文字高度浓缩的载体，在某些场合它可以代替或补充文字的不足。虽然如此，由于绘画与文字传播的功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绘画作为单独的艺术形式其画面不存在文字的说明。既然绘画艺术可以无文字表述出现，故此它也就不存在版式编排问题。
而设计无论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还是特地为某种产品服务，都必须有文字的说明。只有通过文字形态的存在，其自身价值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现代平面设计作为版面设计（typography）有两种意义上的版式编排：一种是图形与文字的结合，另一种是纯粹文字间的自由组合。这两种形式均可称为版式设计。但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版式设计都离不开文字的存在。一方面版式编排需文字组成，另一方面文字本身形态的差异也丰富了版式编排的多样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各民族文字其形态演化的过程都来源于“画图记事”，与图相联系。如果把这种“图形”称之为“绘画”的话，那么文字和绘画在他们幼年时代本是同根同源。但从现代设计的角度或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来看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文字的形态特征显然已完全抽象地“独立”于“绘画”了。此外，在近一个世纪的现代设计发展历程中，前辈设计师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版式编排的形式法则，构成了现代设计的基础理论，如：比例、力场、中心、方向、对称、均衡、韵律、对比、分割等，以及黄金分割在设计中的运用，德国标准比例、动力对称学说、草席形、立体派格调、螺旋形、模数等等都集中体现了平面设计的独特语言。而影响版式编排艺术性的“字体形态”已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设计学科。从本世纪初至今，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字体设计公司并在高等学校开办了字体设计学科。亚洲的日本、韩国等也没有相应的机构。由此可见，设计有别于绘画是独立于绘画而具有时代特征的专门学科。
6．绘画与设计的差异性体现在各自的实现方式上
由于绘画与设计存在着巨大的功能上的差异性，同时，在工艺制作的实现方式上也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绘画虽然是一门艺术，但在制作过程中技术的成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说绘画在艺术的前提下，是一个运用新观念新手段的创造过程，那么绘画在其技术中所包含的材料、技巧等一系列因素则是完成和实现这种创造性思维的最重要的手段。
前文中曾提到的绘画是个体劳动并突出表现“个性”的单一行为。因此，这就决定了某一绘画作品，绝对不能重复出现，并且呈现给观众的必须是“手工”制作的真实的肌理材料。如油画，是用以油为结合剂的油性颜料画在布面或其它材料上。国画则以笔、墨、宣纸、帛以及水溶性颜料为主要肌理特征。
而作为设计，其产生和发展都由“商业”行为而来，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而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为整个市场服务，具有显著的商品特征。在其“实现”方式上必然是在脑力劳动与机器大生产相结合的物化过程。在过去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设计从来都是以机器印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从未脱离过大机器生产而独立存在。即使是在国际各种设计比赛中，设计作品的机器生产工艺水平也是评判的重要着眼点。现今时代变了，科技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电脑的产生无疑给设计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设计作品的“生产”方式更加体现了机器的智能化、工业化和系列化，越来越显示出“机器”的重要性。因此作为一个设计师不仅应懂得设计还要懂得机器的印刷功能，印刷装订工艺，甚至还要懂得在何种状态下，机器墨色套排序列会对作品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纸张的品牌、种类、性能将会影响设计作品的怎样质量。
我们将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述，即评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的书籍，共两篇（牛瑞英，2007；张虹、王蔷，2010）。第二类是介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两大派别：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共两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类是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包括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支架理论、动态评价等，共九篇（张雪梅，2002；张艳红，2008、2010；高艳，2008；韩宝成，2009；杨华堂，2006；张晓勤，2008；张国荣，2004；盖淑华，2010）。下面，我们分别作分析。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民俗是民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科在研究民俗时的侧重点与视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学看来，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具体地说，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表现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的活动之中，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会学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学者认为，民俗是一种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民族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或表达方式，能够体现某种文化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如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3〕
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是一定个体民族文化的中坚，它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各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
民俗的功能与民俗产生、传承的历史息息相关。民族习俗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也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规范集体成员行为与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6〕本文尝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谈谈民俗的功能。
一、知识教化功能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民俗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看成是民俗文化与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教化与儿童自身的内化正是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社会正是通过外部化而成为人类的产品，社会正是通过客观化而成为独特的存在，人正是通过内部化而成为社会的产品。”〔7〕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产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儿童成为“社会的产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8〕民族习俗的知识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动化以及随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儿童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潜意识之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例如，藏族的节日娱乐活动多数以具有典型藏族风格的歌舞及民间游戏为主，这些娱乐活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并协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亲自体验和感受；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观看、游玩的形式获得间接的体验。藏族在礼仪上的习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学习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对客人的迎送礼仪，这些礼仪习俗能够让儿童学会热情、礼貌、友爱等交往技能。藏族还特别注意从小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到别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礼，家里来客人时要主动打招呼、让座等。这些民族习俗有利于藏族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正确扮演社会角色。
民族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俗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同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从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节和密枝节来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火把节对彝族儿童的影响很大。奢侈的宰牛会餐可能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节俭意识，但对儿童之间的接触沟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点火把逛街、洗澡戏水、跳三弦舞，这有利于培养儿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对儿童的朦胧情爱观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密枝节只许成年男性参加，禁止妇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满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识，对儿童科学观的形成也有消极影响；男人们在村中边走边大声喊话，一问一答，批评村中不守村规的人和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正义感，但此节日延续时间长，不许下地劳动，可能会对儿童的劳动观产生消极影响。〔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规范。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约束作用，它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模式、规则或规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有强大的制约性和约束力，并迫使人们按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行事。民俗学者把民俗的这一功能称之为“规范性”，并认为规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功能。
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最初源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风俗，如衣食、居住、婚丧、礼仪、禁忌等，这些习惯约定俗成，最终成为规范。民族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沟通、调整、制约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规范少有明文规定，但民族成员都能对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规范有强大的规范作用。〔10〕民俗规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员自觉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尽管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受到了这类风俗习惯的约束，但人们并没有受束缚的感觉，而是习惯成自然。当然，旧时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规、宗法、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也起着强硬的约束与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苗族的“理词”、侗族的“款词”、瑶族的“石碑话”等，往往还具有法律的威严与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隐藏不露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与儿童生活最贴近、感情最亲近的特殊教育方式，体现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民俗的规范性来达成的，没有民俗的规范性，也就谈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异，民俗对儿童的规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会有不同表现。
藏族是讲礼貌、讲礼仪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话要百依百顺，即使父母有错，也不得违抗、解释，更不得反驳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时，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问好，主动帮他们卸下身上携带的东西，帮助脱下鞋、帽，热情上茶斟酒，而且这些举动要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是在交往中产生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将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掌握的社会规范、自己已有的观念与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给儿童，儿童由此逐渐习得了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我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对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许多习俗，大部分藏族儿童在平时都能严格遵守，这就为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但在儿童的生活中反复循环进行，不间断地影响着儿童，久而久之，儿童自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热情友好和尊老爱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规范。苗族谚语说：“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老爱小，小爱老，敬老得寿，爱小得福，处处讲礼貌，才成好世道。”这一谚语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个很讲礼节、很注重道德风尚的民族。和睦共处与平等相待是苗族处世待人的准则。苗族人民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一种权利，把个人融入集体。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帮，我建你帮，甚至出现一家建房全村出动的现象。追求自由和勤劳勇敢是苗族最为突出的品质特征。苗族有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苗族人每到一处，重新开荒种地，自种棉麻，纺纱织布，熔蜡画花，缝绣衣裙，饲养家禽，牧放牲畜，种稻养鱼,等等。这些习俗对苗族儿童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也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时间长了，这种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并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儿童内在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风俗习惯对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儿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文化的审美娱乐功能对生养其间的儿童产生潜在的影响，深深影响着儿童对色彩的喜好，对自然的讴歌，对性情的熏陶和对人格的塑造。
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延续的风俗习惯，从儿童出生开始就伴随着他们并影响和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比如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最明显的服饰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鲜艳、装饰奇特，对儿童来说，这些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是周围生活中美的象征。这种美的刺激长期伴随着儿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儿童自然地感受着色彩、服饰、建筑中的艺术美，进而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藏族儿童都很喜欢本民族的服饰、住房、饮食。另外，藏族在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等方面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儿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藏族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这其实也是对藏族儿童艺术能力的概括。藏族儿童从小受藏族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锻炼了歌舞技能。藏族风俗习惯对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藏族儿童长期受藏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气质和性格上明显地带有藏族特色，如粗犷豪放的性格、“雄鹰”一般的气质，都是对藏族人性格的概括，这与藏族在服饰、娱乐、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那悠扬的音乐仿佛天籁之音，空旷而悠远，清新而幽雅，粗犷、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艺术能为儿童提供一种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机会和空间，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情操，还能洗涤净化儿童的灵魂。
民族风俗习惯对儿童的教化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它对儿童的社会认知、道德发展与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儿童获得各种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及发展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成员的教化是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那么儿童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内化民族风俗习惯，将其规范并转化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主动性。
民俗是一个民族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多彩多姿的民间生活情景剧。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出现，民俗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冲击。民俗的产生与消失是一种正常现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爱之者视其为精神家园，恨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不管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熏陶着我们，制约着我们，而且它的影响、熏陶与制约作用还要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是不变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可能都是好的，总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风俗，我们要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倡“良风美俗”，以达到“普科学，美风俗；广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坏的风俗，我们要改变它，摒弃“陈规陋习”，以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6〕〔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7.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1.
〔3〕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4〕王红曼.民族风俗习惯三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4）.
〔5〕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J〕.哲学动态，1995,（1）.
有了光，便有了体积，有了形状，有了色彩。因此，西方绘画对光的运用集中体现在真实性艺术之中，要粗略给个范围的话。这大概是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印象主义，这以后的艺术虽然仍有不少具象绘画，但就整个艺术史来看，它已经不再是主流，所以从现代主义开始的西方绘画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在西方绘画史的长河中，对光的运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在这个时期，对光的运用是为了通过制造幻觉达到描述的作用。艺术从古埃及到古希腊的转变。正是古希腊人认识到光的重要，从而认识到明暗。认识到色彩，达到对真实的表现。古罗马的绘画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死者肖像中可略知一二，在这些绘画中，我们看不到太多的“光”，它们是通过把光消解在阴影和明暗中来摹拟物象，是对光被动地接受，光化为了形体。在中世纪，古希腊、罗马的绘画传统在拜占庭帝国中得到延续，以至以后的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看到拜占庭的画时发出感叹，认为光和色的奥秘早已被中世纪的画家所识破。WWw.133229.CoM
第二阶段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在这个阶段对光的运用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设计。对光的运用强调一种人工性的设计，这基于对光的独立表现力的认识，光并不只是为了造成塑造形体的明暗。而且是为了气氛、环境的渲染或体现画家的某种思想。马萨乔是自乔托之后第一个在才能上与之不相上下的画家，从他的处女作《宝座上的圣母子和二天使》中可以看出，他的革新精神已初露锋芒，他的人物较之乔托的画更加真实有力，画中的背景具有一种亲切的真实感。同时还证明他是通过光第一个广泛运用明暗对比手法的人；第一个掌握透视法的人。马萨乔的业绩给同时代的和后来的画家们以极大的影响，他们为了学习马萨乔的技法，研究他完美的写实技巧、空间的表现、人物的安排和优美的造型，并最终形成了佛罗伦萨画派的写实主义潮流。文艺复兴的盛期美术一方面总结了十五世纪美术的经验。把透视、解剖、明暗等写实的手法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另一方面有汲取了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形成了庄重典雅的艺术面貌。同时，大师们进一步把艺术与实验科学、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了写实主义的创作。
一、引言
中国和日本虽同属汉文化圈，但两国在社会风俗、语言习惯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成为造成文化冲突或误解的主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在教学中要透视两国语言间的差异，了解两国人民的语言习惯，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冲突及误解的产生。在众多言语行为中，笔者选取电话中的请求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请求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伤害他人面子、造成他人不快的言语行为。而且，以电话的方式实施请求时，双方均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只能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因而有利于我们研究语言本身的技巧及策略。本文从“礼貌”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电话中的请求言语行为的使用差异进行考察，为跨文化语言教学提供借鉴。在礼貌理论中，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理论及宇佐美的DP理论颇具影响力，从而成为分析言语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真实再现电话中的请求言语行为，本文中的语料均选自中日两国的影视作品及书籍。
二、会话礼貌理论
“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中一项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为了维护人际和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本文涉及到的礼貌是一种语用学概念。早在20世纪，Brown和Levinson（1987，以下略称B&L）提出了礼貌的定义。他们指出，“礼貌就是典型人（Model Person）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他们的礼貌概念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即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达到给交际各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①根据B&L的理论，人们都有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或理解的积极面子，以及其行为不受他人干预妨碍的消极面子。而人们为了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语言策略来避免或消除威胁面子的行为。B&L礼貌原则的提出对当时的礼貌现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B&L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B&L理论仅用于对单句、单个表述层面进行分析，而不能用于分析整个会话表述是否恰当。为了填补这一不足，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提出了会话礼貌理论（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以下略称DP理论）。她提出研究语言不能只局限在单句或单个表述本身恰当与否，而应该纵观整个会话表述过程，研究这个过程的“基本态”，即某段特定会话的连锁模式（発話の連鎖のパターン）。以下笔者以中日电话会话为例进行说明。
三、中日电话会话的“基本态”
笔者通过研究得出了14个电话会话的连锁模式类型，归纳如下。
表1：
笔者通过对71段中日电话会话的分析，分别得出这些连锁模式类型的使用率，如表2所示。
表2：
根据DP理论，凡是使用率超过了50%的会话连锁模式就可以认定为此会话的“基本态”。因此，从以上两个表格就不难得出中日电话会话的“基本态”。
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态”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挨拶「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会話終了
日本电话会话的“基本态”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配慮「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再び依頼「後話題の挿入「会話終了
四、对跨文化语言教学的启示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中日两国电话会话的不同的“基本态”。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态”显示，中国人打电话时在表明身份和简单的寒暄之后马上进入主题、表明打电话的目的，而委托完事情以及进一步补充说明后就结束通话了。而日本电话会话的连锁模式就相对复杂，在表明身份以后，日本人通常会顾虑到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而向对方进行确认，得到肯定回答后再继续对话，而且日本人习惯委托事情后再一次拜托对方，随后闲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再结束通话。
所以在日本电话会话的教学过程，单纯教授电话会话相应的日文表述是不够的。如果不对日本电话会话的“基本态”进行说明，让学习者充分了解日本人打电话的语言习惯，而是让学习者按中国人习惯的电话会话模式进行的话，很可能在以后与日本人的交流中给对方带来唐突的感觉。同样，在日本人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模式，如果还是生搬硬套日本那一套的话，可能会让作为听者的中国人觉得啰嗦或另有深意。
通过简单的电话会话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语言教学不能只局限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中，同时也要对场景会话的整个结构模式进行把握，了解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语言习惯模式，才不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会或摩擦，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Thomas（トマス）.[浅羽亮一監修].『語用論入門―話し手と聞き手の相互交渉が生み出す意味―.研究社，1998
[2] 宇佐美あゆみ.『談話のポライトネス.国立国語研究所，2001
[3] 宇佐美あゆみ.「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言語問題.『国立国語研究書巻冊の報告書.凡人社，2001
[4] 小泉保.『入門語用論研究理論と応用.研究社，2001
[5] 小泉保.『言外の言語学-日本語語用論.三省堂，1990
[6] 小泉保.『言語学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大学書林出版，1995中国語：
[7] 何自然、陈新仁编著.《当代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