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虽然目前国际上对何为新经济并无统一认识，但综合有关学术资料，可以初步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技术样式，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其次，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第三，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前拉长。
第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亦均在42-68%之间。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2001年，持续增长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周期性调整的迹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此影响下，作为信息产业经营状况晴雨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出现急剧波动，高新科技企业利润下降、库存增加，企业裁员、倒闭现象急剧上升。而“9·11”事件的发生则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股市再次暴跌，缩水达65万亿美元，其中在股市重开的第一周，纳指就下跌16.1%.美国经济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创击。但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经济，其中包括新经济即出现反弹势头。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负1.3%摸底回升至1.4%，全年经济增长1.3%.进入今年以来，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即攀升到5.8%.美国总统布什年初宣布“美国新经济依然健在”，并且预计在未来11年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可年均增长2.1%，与整个90年代相同。业内专家评称，各种迹象显示，新经济依然生机盎然。
二、存在即合理？
对新经济，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贬之者以新经济缺乏存在与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由，将其列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泡沫现象而难以为继。“9.l1”事件后，这种持否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从新经济兴起以来的十年进程综合分析，新经济的确具有较为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
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原则来看，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与合理，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此外，根据熊彼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创新理论”，新经济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新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过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广泛普及，创造了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在内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组织管理体系。
从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学理论来分析，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高新科技的运用使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企业更加容易利用差别化赢得比较优势；微电子、软件与网络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巨大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高度分工协作，产业聚集成为必然，并且上升为加速经济变革的一种工具。
三、前景令人看好
虽然美国新经济尚未走出阶段性调整，但是可以预计，新经济依然令人看好，其发展前景广阔。
1、十年来推动美国新经济成长的现实条件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虽然信息产业在去年底出现了阶段性调整，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却为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与历次美国经济衰退不同的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受到严重创伤，依然保持连续增长，现仍维持在5%的水平。这表明，无论是在新经济的繁荣期还是调整期，技术革命创造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尽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南北矛盾，但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现实无法回避。在当前形势下，国际商品、资本流动、信息技术扩散和国际化经营继续得到发展，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已使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全球生产力要素组合与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特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正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的创新亦正在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将自身优势与国外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配置”，谋取了巨额经济利益。
2、新经济为美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赢得先发优势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美国将会继续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最初得益于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税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经济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目前，布什政府正面临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和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双重任务，其在经济政策上沿袭了共和党“务实”和“自由放任”的传统特征，这将为今后新经济的走强注入巨大活力。布什政府以“里根经济主义”为依据，再次提出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生产和供应能创造需求，自行调节经济。主张削减联邦政府权限，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包括减少对作为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企业的干预，政府依靠企业进行决策，不断扩大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作用；实行大幅减税；限制货币供应量等。去年，布什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政府扩大预算盈余，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为有效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在政策、法规制定，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科研部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此外，90年代以来的企业购并和重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基础。它反映了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抗性竞争正逐步被协作性竞争取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正发生新的变化。尽管近一两年来，企业购并和重组出现了一定降温势头，但总的发展趋向没有逆转。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巩固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重复劳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带来了不同经营发展模式的相互接近与融合。由于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容易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为维持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走大规模兼并之路无疑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将为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约30%，其增加值的增幅约为制造业的2倍多，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企业群体。在信息产业方面，已建起了贯通全国，连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立体通信网，电子政务、商务等重大工程已经或即将上马。但是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各国信息能力的测算，美国得分为71.76分，而我国仅有6.17分，居世界底层。如果说我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正在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在基础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则仍在扩大。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以求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浪潮中赢得有利地位。
第一，要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国家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对网络建设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第二，在信息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立自主创新、结构合理、规模经济的科研生产体系。
第三，以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通过一系列上网工程，全面推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
第四，加大政府投入与宏观调控，适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督力度，形成依法行政、高效运转、配套完整的行业管理体系。
第五，加速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使信息技术发展后继有人。
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虽然目前国际上对何为新经济并无统一认识，但综合有关学术资料，可以初步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技术样式，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其次，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第三，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前拉长。
第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亦均在42-68%之间。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2001年，持续增长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周期性调整的迹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此影响下，作为信息产业经营状况晴雨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出现急剧波动，高新科技企业利润下降、库存增加，企业裁员、倒闭现象急剧上升。而“9·11”事件的发生则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股市再次暴跌，缩水达65万亿美元，其中在股市重开的第一周，纳指就下跌16.1%.美国经济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创击。但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经济，其中包括新经济即出现反弹势头。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负1.3%摸底回升至1.4%，全年经济增长1.3%.进入今年以来，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即攀升到5.8%.美国总统布什年初宣布“美国新经济依然健在”，并且预计在未来11年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可年均增长2.1%，与整个90年代相同。业内专家评称，各种迹象显示，新经济依然生机盎然。
二、存在即合理？
对新经济，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贬之者以新经济缺乏存在与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由，将其列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泡沫现象而难以为继。“9.l1”事件后，这种持否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从新经济兴起以来的十年进程综合分析，新经济的确具有较为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
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原则来看，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与合理，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此外，根据熊彼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创新理论”，新经济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新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过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广泛普及，创造了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在内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组织管理体系。
从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学理论来分析，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高新科技的运用使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企业更加容易利用差别化赢得比较优势；微电子、软件与网络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巨大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高度分工协作，产业聚集成为必然，并且上升为加速经济变革的一种工具。
三、前景令人看好
虽然美国新经济尚未走出阶段性调整，但是可以预计，新经济依然令人看好，其发展前景广阔。
1、十年来推动美国新经济成长的现实条件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虽然信息产业在去年底出现了阶段性调整，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却为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与历次美国经济衰退不同的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受到严重创伤，依然保持连续增长，现仍维持在5%的水平。这表明，无论是在新经济的繁荣期还是调整期，技术革命创造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尽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南北矛盾，但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现实无法回避。在当前形势下，国际商品、资本流动、信息技术扩散和国际化经营继续得到发展，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已使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全球生产力要素组合与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特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正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的创新亦正在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将自身优势与国外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配置”，谋取了巨额经济利益。
2、新经济为美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赢得先发优势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美国将会继续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最初得益于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税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经济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目前，布什政府正面临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和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双重任务，其在经济政策上沿袭了共和党“务实”和“自由放任”的传统特征，这将为今后新经济的走强注入巨大活力。布什政府以“里根经济主义”为依据，再次提出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生产和供应能创造需求，自行调节经济。主张削减联邦政府权限，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包括减少对作为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企业的干预，政府依靠企业进行决策，不断扩大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作用；实行大幅减税；限制货币供应量等。去年，布什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政府扩大预算盈余，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为有效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在政策、法规制定，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科研部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此外，90年代以来的企业购并和重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基础。它反映了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抗性竞争正逐步被协作性竞争取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正发生新的变化。尽管近一两年来，企业购并和重组出现了一定降温势头，但总的发展趋向没有逆转。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巩固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重复劳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带来了不同经营发展模式的相互接近与融合。由于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容易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为维持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走大规模兼并之路无疑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将为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约30%，其增加值的增幅约为制造业的2倍多，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企业群体。在信息产业方面，已建起了贯通全国，连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立体通信网，电子政务、商务等重大工程已经或即将上马。但是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各国信息能力的测算，美国得分为71.76分，而我国仅有6.17分，居世界底层。如果说我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正在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在基础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则仍在扩大。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以求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浪潮中赢得有利地位。
第一，要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国家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对网络建设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第二，在信息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立自主创新、结构合理、规模经济的科研生产体系。
第三，以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通过一系列上网工程，全面推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
第四，加大政府投入与宏观调控，适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督力度，形成依法行政、高效运转、配套完整的行业管理体系。
第五，加速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使信息技术发展后继有人。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二、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这个“引擎”是否稳健、能否全力开动，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牵动着全球的神经。
在“两会”胜利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总理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通过“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产能结构不能适应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重、压力大。另一方面需要发展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创新型产业，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才资源和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
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结晶，是基层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举。近40年来，在党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平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的发展阶段呼唤发展新民营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浪潮兴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的新形势下，发展新民营经济应运而生。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民营经济。新民营经济既带有传统民营经济“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基本属性，又呈现出许多体现新发展趋势的内涵特征，是传统民营经济的升级迭展。新民营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创业主体新。传统民营经济发端于家庭作坊、乡镇企业和小商品生产贸易，创业者大多是农民。而新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大多是新“四军”：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是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创新创业者。
产业领域新。传统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商贸物流、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工商业，大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空间相对有限。而新民营经济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领域，更多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尤其在网络经济、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涌现了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展现出美好发展前景。
发展动力新。传统民营经济起步所需的技术、资本、设备门槛较低，主要靠初级要素投入获得增长，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较弱。而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走的将是“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研发投入强度大，研发人员占比高，技术来源主要靠自主创新，发展方式将从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从实物型要素投入向知识型要素投入转变。
融资方式新。传统民营经济大多是靠一分钱一分钱积攒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民间借贷、传统金融来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是原生态的融资方式。而新民营经济融资方式主要靠多层次资本市场，采用风险投资、基金融资、债券融资、上市融资、众筹融资等新融资方式，融资渠道大大拓宽、融资效率明显提高。
集聚格局新。传统民营经济起初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经过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地理上的逐步集聚，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布局和块状经济格局。而新民营经济主要布局在各类专业型、科创型园区，包括产业创新中心、科技城、高新区等，呈现出企业集聚、要素集约、技术集成、产业集群、服务集中的“五集”发展格局，是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样板。
商业模式新。传统民营经济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市场+”，靠“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营销大军开拓市场，主要靠“厂家—商—专业市场—零售商—客户”的销售渠道。而新民营经济主要依托“互联网+”，衍生出电子商务、个性化定制、跨界融合、共享经济、智能营销、粉丝经济等层出不穷的新商业模式，极大地提升产供销效率。
市场需求新。传统民营经济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卖方市场起主导作用，大多数产品只要生产出来都能卖得出去，主要靠规模扩张和价格优势赢得市场竞争。而新民营经济处于过剩经济时代，买方市场起主导作用。它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能够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变化，并针对目标市场精准细分，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创新供给激活需求，靠拼技术、拼创新、拼质量和差异化发展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治理结构新。传统民营经济主要是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和家族式企业治理结构，较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新民营经济更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采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少企业通过行业整合、供应链整合、员工持股分享等新治理模式做大做强。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入推进和国际并购步伐加快，新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将更加多元完善。
综上分析，新民营经济财富共享度更高、创新动力更足、捕捉市场能力更强、体制机制更活。可以说，新民营经济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创富惠民为目的、以新“四军”为主体、以新经济为特征、以创新为动力的民本型经济。新民营经济是民营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态，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我们把这种新经济形态称为“新民营经济”，看似在民营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实质上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新民营经济既有体制活力，又有市场活力，还蕴含着新技术革命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担当经济转型升级新使命的探索者，是引领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领跑者，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现在，新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客观存在，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概括，以认识的深化来推动理论的升华，以思想的自觉来引领实践的深入。
二、为什么要发展新民营经济
国有经济这条腿长，民营经济这条腿太短，是武汉经济结构的现状。在做强做大国有经济的同时，毫无疑问武汉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必须走新民营经济发展之路。新民营经济的内涵特征与武汉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高度契合。可以说，武汉已经到了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时期。特别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等重大改革试点落户武汉，加上武汉具有科教人才、产业基础、发展空间、区位条件、宜居环境等独特优势，只要我们善于借机融入、借势互动、借力推进，用足用活用好难得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新民营经济一定会在武汉大放异彩。对武汉来说，发展新民营经济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新任务，是新时期发展民营经济的新探索，是新阶段培育新生产力的新实践，恰逢其时、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民营经济财富共享度更高，是富民兴汉的源头活水。目前武汉老百姓收入水平还不高，这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一定的关系。新民营经济具有更加鲜明的众筹经济、创富经济、共享经济的特征，它所创造的财富共享度更高、受益面更广，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武汉市民的收入水平。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老百姓创业创新创富的“发动机”，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培育创业文化，让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新民营经济创新动力更足，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在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中，新民营经济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创新意愿强烈、创新动力强劲。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往往是由民营企业所发起、所推动、所主导的，特别是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与制造技术融合上独领，迎来了产业全方位创新，开辟了新经济发展的广阔天地。目前，我国60%以上的GDP总量、60%的自主创新、55%的发明专利、68%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力求在科技产业变革中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行者”、向“领跑者”跨越。
新民营经济捕捉市场能力更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高端化、精细化、定制化需求日益增长。新民营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能够敏锐捕捉商机，较快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更有效率地“走出去”“引进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不断塑造新动能、扩大新供给、实现新发展。
新民营经济体制机制更活，是培育发展“名企名家名品”的摇篮。“名企名家名品”是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象征，是城市经济的“金名片”。新民营经济自主性更强、灵活度更高、成长性更好，特别是它更能有效整合新的要素资源，推进创新创意链、资金链、物流链、信息链、人才链的加快重构和产业生态体系的深度重塑，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知名企业、知名企业家、知名品牌成长的主阵地，努力培育一批引领高新高效产业发展的骨干企业和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的世界级企业。
三、要发展什么样的新民营经济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坚持以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的基本方针，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富惠民为根本目的，以新“四军”为创业创新主体，以发展新经济为主攻方向，努力打造新民营经济集聚地，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复兴大武汉作出新贡献。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的主攻方向是发展以“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
发展“新技术”。就是要发展能有效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改善生产工艺水平、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与服务融合、推进信息集成交互的新技术。重点要发展的新技术是：光通信、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智能感知、智能控制、微纳制造、复杂制造系统等智造技术，基因技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仿生科技、生物芯片等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智能电网、建筑节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全息成像、裸眼3D、交互娱乐引擎开发、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互动影视等文创新技术，量子技术、脑科学、空天海洋等前沿核心技术，努力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发展“新产业”。就是要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能够引发产业体系重大变革的新产业。重点要发展的新产业是：移动互联、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地球空间信息、智能终端、自主可控软件、网络安全、新型智慧城市等信息产业，智能机器人、激光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商用航天、智能船舶、磁悬浮轨道交通、智能家居等高端制造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等生命健康产业，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新能源产业、高效节能产业、先进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再制造等绿色低碳产业，人工智能、3D打印、石墨烯、大纤维、量子通信、飞行汽车、无人驾驶汽车、下一代高铁等未来产业，力求在若干细分领域抢占发展制高点，形成特色支柱产业，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发展“新业态”。就是要顺应新技术创新和应用潮流，关注从现有领域中衍生叠加出来的新环节、新活动，支持发展能够提供多元、多样、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新业态。重点要发展的新业态是：数据备货、跨境智能配送、互动物流机器人等智慧物流，网络直播、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影视、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泛娱乐业，时尚设计、工业设计、珠宝设计、家居设计、文化设计等创意设计，科研设备租赁、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享、产业大数据共享、软件编制、硬件创制、创业孵化、技术经纪、产业咨询等研发服务，智慧医疗、健康养老、智慧教育、生态旅游、户外运动、水上运动等中高端社会服务，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众筹等新金融，互联网+农业、农村电商、生态休闲农业、“农业+文旅+新农村”等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发展“新商业模式”。就是要发展那些打破原先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实现产业要素重新高效组合、高效便捷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商业模式。重点要发展的新商业模式是：垂直电商、跨境电商、小业态、便利店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零售，电商类、智慧城市类、服务型制造类、创新创业类、娱乐创意类等平台经济，共享出行、共享空间、共享资金价值、共享医疗健康、共享公共资源、共享技能服务等共享经济，开辟新的市场需求空间，倒逼传统行业改造升级，让广大消费者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得实惠。
四、如何培育壮大新民营经济的主体力量
发展新民营经济，根本目的是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实现创富惠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百姓增收之举、致富之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创业创新创富的大潮中来，不断激活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培育壮大新民营经济主体，特别要重视发挥“四军三名”作用。
重视发挥新“四军”的主力军作用。立足武汉科教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我市招才引智新体制新机制的优势，大力实施“一留一回、两个百万”战略举措，激励更多的大学生和武汉校友加入我市新民营经济发展的队伍。大力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坚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环境留人”，落实大学生落户、安居、见习、就业、创业、融资等优惠政策，建设大学生实习基地、创业园、孵化器、众创空间、高校创业学院等创业平台，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努力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保姆式”服务，真正让大学生心仪武汉、留在武汉、安家武汉、立业武汉，确保“5年留下100万大学生”。大力实施“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充分发挥“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统筹、联络和服务功能，构建“武汉+母校+校友”同心圆，引导各级干部当好“娘家人”和“服务生”，全面落实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激励政策，吸引更多的校友回汉发展新民营经济，成为创业创新创富的新典范。深入实施“城市合伙人”计划，加大招才引智力度，落实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引进一批世界顶级产业科学家、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海归”人才和职业经理人。以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引进一批研发机构和科技创新团队，推进关键技术与创新产品研发，支持科研院校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重视发挥“名家”的排头兵作用。抓住“新经济最容易催生新生代企业家”的时代机遇，突出市场磨炼、文化熏陶、体制创新和服务保障，外优环境与内强素质并举，打造一支优秀民营企业家队伍，使武汉成为新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和沃土。实施“名家培育工程”，探索联合在汉知名高校创办高端商学院，建立企业家库和培训体系，为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搭建平台、提供便利，努力打造卓越汉商。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激发企业管理力、创新力，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企业家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打造企业家培养平台，以企业制度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来帮助更多员工通过创业成为新的老板。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投资人俱乐部等经济组织的作用，支持他们加强行业自律自治，提升自我服务能力，成为企业家和企业发展的温暖之家。
重视发挥“名企”的骨干力量作用。把培育知名企业作为发展新民营经济的关键举措，引导支持民营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努力造就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优秀民营企业。要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积极参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动产学研合作，依靠创新驱动做强做大企业。力争到2021年，全市实现“4个70%”，即70%研发机构建在民营企业、70%研发人员在民营企业、70%科研投入来源于民营企业、70%专利产生于民营企业。
重视发挥“名品”的标杆引领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品牌商誉，构建完善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品牌服务体系，健全品牌建设诚信体系。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努力创建一批国际一流品牌、国内领先品牌、地方著名品牌。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海外知名品牌并购、核心技术收购和跨国经营，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品牌集群建设，打响“世界光谷”“中国车都”“生物制药之城”“智能制造基地”“世界设计之都”等系列品牌。
五、怎样营造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环境
发展新民营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复兴大武汉的重大战略、作为创富惠民的重要抓手、作为增添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举措来抓，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和环境营造上，切实为新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二字精辟定位新型政商关系，为正确处理政企、政商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要认真贯彻的要求，把发展新民营经济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及时研究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各级干部既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真心实意服务企业，又要坚守法纪底线，与企业家保持清清爽爽的关系，绝不能。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深化市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万名处（科）级干部联系服务万家小微企业”活动，多为企业排忧解难，以优化服务亲商安商。探索建立新民营经济统计工作体系，编制新经济重点发展领域目录，把新民营经济发展纳入绩效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落实。
深化科技创新，担当新时期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社会各界，包括纺织服装行业，一直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力，而应对新常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寻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把创新放到了首要地位。本届年会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围绕大会主题“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探讨了新经济形势下纺织工业如何利用新动能提升创新能力，以“十二五”科技进步成果为基础，完成“十三五”行业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孙瑞哲指出，当前，我国纺织工业发展整体呈现L型增长态势，行业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的主要指标增速趋于平稳。增长速度的回落，在释放压力的同时，也为行业创新发展预留了空间。面对发展新形势与创新新机遇，中国纺织工业的新经济正在酝酿，新动能开始形成。
近年来，尤其是“十二五”期间，资源投入的持续增加、教育支撑的不断增强、政策指引的科学精准以及体制机制的深入完善，使得行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和丰硕的成果，在纤维材料、纺织、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纺织装备、信息化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实现了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的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孙瑞哲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完成好“十三五”的目标与任务，担负起新时期的责任与使命，中国纺织工业需要不断深化与推进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着力发展纤维材料高新技术、先进纺织染整及高附加值的纺织品加工技术、绿色制造技术、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加工技术、先进纺织装备和纺织信息化技术等六大领域。
汇聚顶尖学术资源，打造一流共享平台和高端智库
经过近 6 年的发展，中国纺织学术年会已然成为顶尖纺织学术资源的聚集地和首屈一指的交流平台。会议紧密结合纺织行业自身特点，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纺织学科繁荣发展，聚焦学科发展前沿，不断优化会议内容，提高学术交流实效。
除主题报告外，本届年会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特别设置了纤维材料、现代纺织技术论坛、技术纺织品、纺织专项成果交流会 ――“相变调温技术”与“植物染料技术”、生物基合成纤维的开发与应用等 5个分会场，专家学者围绕高新技术纤维材料、先进纺织工艺和产品开发技术、高性能产业用纺织品、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智能纺织、互联网+纺织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培养储备一批具有高水平科研能力的科技领军人物，建立创新的科技人才选拔机制、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营造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是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届年会颁发了中国纺织学术大奖等多个奖项，众望所归，高潮迭起。其中，天津工业大学程博闻、东华大学王华平荣膺本年度“中国纺织学术大奖”；江南大学丛红莲等 5 人获颁“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阳光集团陈丽芬等 5 人摘得“中国纺织技术带头人”奖；厦门三维丝蔡伟龙等 3 人获得“富丽达”2016中国纺织青年科技奖；《钨酸铋负载涤纶织物的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等15篇论文获得17届“陈维稷优秀论文奖”。
精彩纷呈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智慧之火的碰撞培育了沃土，也为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了契机。通过科研成果的介绍和展示，以及优秀纺织科技人才的举荐与表彰，中国纺织学术年会为全国的纺织科技工作者搭建了高端学术交流、优秀科研成果的产学研用权威平台，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纺织人才强国战略发挥引领作用。
本届年会尤其注重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融合。为推动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经济持续发展，辅助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搭建面向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的实用性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即建立不同类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据市场需求，提供优质科研与技术、培训供给和精准服务，实现服务区域行业发展，驱动企业技术创新，务实高校科研的目的。会上，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分别与青岛中科纺织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管理委员会、石狮市人民政府签约合作成立“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生态纤维和纱线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面料产业研究院”和“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纺织服装和辅料产业石狮研究院”。
随后，刘九如介绍“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成立以来所作的一些工作。他说：“作为中国互联网协会旗下专注‘互联网+’研究跟踪的专业咨询机构，‘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自今年1月成立以来，先后组织专家对腾讯、阿里、京东、中关村创业大街等企业和机构进行了调研，联络行业专家和企业家召开了有关‘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政策环境’，‘互联网+新业态’等多次主题研讨会，组织和参与了‘互联网+教育’发展态势研究和‘互联网+农业养殖’业模式研究等多个项目。我们‘互联网+’行动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的转发，我们根据《数字时代国家政治的危机》一书研究编写的专题研究报告，通过中央网信办递交到了包括在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手中。此外，‘互联网+’研究中心还利用挂靠在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便利，参与编辑出版了《2015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书籍。可以说，经过八个多月的努力，‘互联网+’研究中心已经广泛联络起了活跃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各界专家学者、企业家、创业者，成为我国‘互联网+’研究交流的良好平台和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专业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出席本次论坛活动并发表了题为《互联网+经济转型》的主题演讲，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互联网+、+互联网三个方面讲了“互联网+”的目标、任务和边界，以及如何正确理解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辨证关系和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关系。他指出：“关于‘互联网+’，我们既要看到有很多成绩和成功案例，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问题与分歧。‘互联网+’究竟是什么？如何使它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认真深入的思考。”
杨学山认为，“互联网+”的任务应该有三个方面：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任务、‘互联网+’的任务和‘+互联网’的任务，并特别强调：很多人在理解“互联网+”的时候，把互联网自身的发展任务有意或无意地给忽略了。他说：“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互联网本身没有建设好和发展好，‘互联网+’便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互联网自身这个基础必须牢靠，互联网+才能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把互联网的带宽问题解决。尽管这几年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要想全面有效支撑‘互联网+’的发展，无论是带宽速率还是网络覆盖率都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幅度提高。此外，互联网作为一个公众平台，作为一个社会基础设施，在连接上（用户渗透上）还有大量工作是要做的，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企业组织。只有让更多的人能够快速方便地接入互联网，‘互联网+’发展才能有持续的动力和基础。”
腾讯研究院产业中心主任李刚在大会上了“互联网+指数”，并围绕新经济的发展趋势未来机会与大家进行了讨论。他在介绍项目启动背景时说：“我国每天都有数亿人在使用手机，进行通信，进行点餐、叫车、预定出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这些数据会聚起来画一幅中国线上的数据地图，计算一下各个地方的产出，于是就设计了‘互联网+指数’项目。整个指数的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分指数：基础、产业、创业创新和智慧城市。”
传统IT厂商代表浪潮信息产业集团执行总裁王柏华围绕软件、服务器等关键信息技术的国产化发展，介绍了浪潮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信息安全以及推动“双创”方面的业务布局和成功探索。他说：“连接能力和数据是一切+的基础。浪潮去年宣布先期投资100亿元在全国建设7个核心云计算数据中心和50个地市云计算中心，目前已经建成4个核心云计算数据中心和17个地方云计算数据中心。”
易观国际创始人、易观亚太总裁杨彬发表了题为《“互联网+”与企业创新》的主题演讲。他认为，要打好“互联网+”的三大战役的核心是顺应供给侧改革大势，用“互联网+”让产品在好品质好品位的基础上重塑好生态，跟各个层级的公关去做合作。
途家联合创始人兼CEO罗军进行了题为《互联网+住宿分享，创新动能》的主题分享。他主要从互联网+经济模型提出自己的见解，分享中提到：未来三十年之内资本对社会可能将会被分享经济模型取代，有两个行业的分享经济经济模型成功案例：一个是车的出行，一个是住宿。
正益移动董事长王国春发表了题为《传统企业“互联网+”战略的落地探索》的主题演讲。做“互联网+”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要把互联网当成一个渠道，一个是要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来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和营销，还有就是行业互联网化。最后他从行业“互联网+”跟企业“互联网+”分享了具体案例，企业自建“互联网+”和建设平台生态是发展方向。
梆梆安全首席运营官赵宇发表了题为《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信息的产生、传输、存储、销毁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情况，“互联网+”的重要是两化：传统企业的在线化和数据化，同时要加强对移动安全的投入。
此外，本次活动还有两个重大：2016年中国“互联网+”工业应用领域十大新锐案例以及《“互联网+”引领中国制造2015》新书首发。
2016年中国“互联网+”工业应用领域十大新锐案例评选工作由工业信息化部信息中心与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联合发起，有4个评选维度：融合程度、技术先进性、提质增效和社会影响。工信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佳宁在本次大会上宣布了经过三轮评选后的最终结果：1001号云制造平台（南京壹千零壹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BroadLink DNA Kit平台（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华虹IC工厂的供应链网络协同（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美克家居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项目（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海尔互联工厂（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工业智能网络（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中钢网――钢铁电商平台（北京中钢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极路客智能驾驶服务、红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制衣工厂（青岛红领集团有限公司）、航天云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于佳宁还总结了这十大新锐案例的一些特点。
第一，涵盖多种类型，基本反映互联网与工业应用融合的模式。十大新锐案例涉及到生产过程智能化、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平台、协同制造和协同创新平台、B2B行业电子商务、智能产品开发工具、智能产品等多种融合模式，既有工业企业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模式，主动改造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案例，也有互联网企业深度服务工业企业的案例，体现我国互联网与工业应用融合呈现出双向融合、形态多样的特点。
第二，涉及多种行业，反映“互联网+”对工业的广泛影响；十大新锐案例涵盖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原材料工业、消费者工业等各大工业领域，说明“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中图分类号：G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2-0099-01
随着时展和进步，我国经济建设工作面临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需要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未来经济发展方面内容进行分析，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产生更多的理解，进而对其进行正确引领，采取适宜的措施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
（一）对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必然过程进行理解
过去的30多年，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年增长率甚至达到10%左右，这是过去的经济发展常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由于对外开放、劳动力飞速增长以及储蓄率较高的影响。而如今，受客观因素、客观经济规律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并且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劳动参与率方面的情况和过去相比有较大的不同，种种因素导致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此外，储蓄率的缓慢回落同样导致对经济增长方面的支持减少，低利率、低工资以及资源产品价格较低的情况逐渐消失，知识储蓄率逐步下降；对外开放的外溢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有所削弱；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的阶段；环境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对经济增长约束力有所提高，在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便可被视为是必然的。
（二）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及内涵的理解
经济发展新常态，即我国经济已经逐步向复杂分工、结构合理以及高级形态的方向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的增长，并且由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站在经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由增量扩能转变为做优增量及调整存量并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的三大需求产生变化，并且生产要素、生产能力以及经济风险等方面发展趋势出现变化，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针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新兴技术的发展及逐渐成熟、新需求及业态的出现以及环境保护工作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增长动力等，经济建设工作发展趋势良好。
（三）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较过去相比有所下降，国家、企业以及人民均需要对新常态进行主动适应，对自身认知及行动进行调整，把握经济发展机遇。人们需要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产生正确而全面的理解，进而对稳中求进的基调进行把握，对稳定增长重要任务进行正确理解。目前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就业形势仍旧较为乐观，对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积极影响；经济结构方面的升级和调整使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加，而采掘业、化工以及冶金行业等存在产能过剩和生产变慢的问题，电子信息、医药等方面增长情况较好，现代物流、文化以及旅游行业等发展较好。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长效益及质量方面的问题产生更多重视，需要对生产、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以外的服务工作产生更多重视，对社会保障、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提升。对企业而言，不能只盲目注重产能扩大，在新常态下必须进行相应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此外大学生创业、普通民众的理财等方面的变化也应与新常态相符，最终对新常态下的机遇进行更好的把握，促进经济发展。
二、未来经济发展
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能够对未来经济发展进行更好的把握，我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等，因此人们需要对未来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好的解决。
首先，对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进行分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使农业经济从粗放型朝着集约型的方向转变已经成为发展研究方面的重点，通过增加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使农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并且对固有农耕观念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就工业发展方面而言，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中国制造”一类的字眼，制造业发展及扩张在过去较为迅速，但是达到一定峰值后，逐渐呈现下降趋势并且陷入低谷，初级产品的制造是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内容，例如某些基础零部件的制造等。针对上述问题，企业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变，由低级产业链底层向上过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扩大内需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分析。国民经济的服务化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及方向之一，服务业及服务行业就业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并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我国经济从产品型向服务型经济的方向进行过渡；此外服务业发展信息化、科技发展的高端化、居民购物网络化以及能源结构朝着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同样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趋势。
最后，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分析。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消费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们需要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对经济发展进行正确、清醒的认识，对未来金融业的增加值有所上升、货币流速逐渐变缓、区域经济发展趋近于平衡等未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解，进而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对经济发展工作进行调整。
结束语
总结全文，近几年我国已经将新常态定为未来经济发展主旋律，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内涵的理解，对新常态之下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掌握，人们能蚨跃济发展新常态进行更好的适应，为今后经济建设工作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多支持。上文对新常态及未来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希望为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一定可供参考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4-10，14.
新经济的实质是高新技术与新金融的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在新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和新金融是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两大支柱，两者缺一不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仅有发达的科学技术而没有一个功能强大的金融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环境，科学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将大打折扣；如果仅有一个金融体系而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则这种经济迟早会成为泡沫经济。所以，一个经济体要想在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既要有先进的高新经济基础，还要有健全、发达的新金融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环境。而且，正确认识新经济，认真研究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的新现象、新规律，对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十分必要的。
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与不断转型，以及金融制度的不断变迁。新经济在发生着一些影响。金融创新的程度和速度也随着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兴起而大大加快，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既是新经济革命的结果，也是促成新经济革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可以说，金融市场的演变和新经济的发展互相影响，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新经济下的严峻考验。
首先，对货币资金运行的影响。由于新经济的发展，货币资金运动产生了又一次“大提速”，这次“大提速”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仅极大地节约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随着纸币而产生的、具有纸币某些职能的信用工具大量使用，更极大地加深了整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拓展了货币的职能，这也是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互联网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当货币资金运动的载体电子化、货币资金运动的路径网络化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市场得以形成，资金的融通、资本的流动，完全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资金配置引导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迅速提升。
第二，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带动了无形资本投资的热潮，大量新产品和新服务被创造出来，对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的重要设计也迅速进行。由于这些变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企业的短期赢利状况也不能反映其长期生存状态，因此股票市场的价格出现许多的不稳定。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竞争的加剧都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巨幅波动，这成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金融机构能够快速地处理和传递大规模的信息，传统体制下严格的专业分工将经受强烈的冲击，各种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日趋类似、非金融机构也同样有能力提供高效、快捷的金融服务。因此，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将趋于模糊。
第四，对风险投资市场的影响。新经济可能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在新经济背景下，由于对新经济产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大多数投资者对新经济产业进行投资，可能造成新经济产业的服票价格远远超出其实际价值，从而导致金融泡沫。
最后，新经济对中央银行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新经济的发展，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出现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失灵，同时，电子货币的出现也使得中央银行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可能降低。
一．新经济促使金融业的发展。
首先，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工具在传统的货币、证券、债券和存款的基础上，出现了电子货币；交易方式在传统的人工交易的基础上，出现了电子交易、网上交易等新的交易方式。电子货币、电子交易和网上交易的出现，使交易的效率大大提高：不仅大大简化了交易的手续，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提高了交易的成功率。
第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统计方法和监督管理手段应运而生，为中央银行进行有效监管创造了条件。
第三，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电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网上银行打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地域的局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提供的电子支付结算服务、电子数据信息交换和电子资金转帐等都在网上实现，不仅为广大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客户，而且节省了交易费用，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
最后，在新经济时代，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金融市场上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和交易品种的不断丰富，将吸引更多的金融交易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体系正在转向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新金融体系――从透明度低的金融机构转向透明度高的服务机构。在新金融体系的架构中，银行扮演的角色逐渐弱化，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更多地由资本市场来承担。因此，在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特别是风险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能够有效地转移或规避各类风险，降低借贷成本，提高资本运用的速度和效率，从而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风险投资的发展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二．新经济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后进的现实和国情的比较优势意味着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发展和完善传统经济。但是，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的失调、经济改革和增长的压力又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新经济，以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因此，发展新的经济客观上成为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
加强对新经济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倾斜，为社会化风险资本进入创造条件。由于新经济企业在开发、初创阶段的失败率较高，因此，政府的投融资政策需要从对新经济企业的全过程支持转向重点支持其初创时期。具体来说，可以由政府作为出资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出发点是为社会化风险资本的进入创造条件。
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为新兴科技企业的成长提供后续融资渠道。这也符合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逻辑。从美国新经济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出，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风险资本的正常运作必须有一种有效的退出机制，以此来保证风险资本的收益分享与风险规避。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蹈叨热诤希到峁股短蕴牟辉偈撬降南ρ舨担皇窍ρ艏际酢W苤桓龉夷芊癯晒Φ赝瓿刹蹈锩【鲇诖巢涤敫咝录际跗笠到岷系慕裘艹潭龋?/P>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⑼辖灰资侄蔚取F笠档男畔⒒∩枋┪笠档男畔⒀妨鞫丛煳镏侍跫拐銎笠档脑擞ú返纳杓圃谀冢荚谕缟辖小6菘獾慕⒖梢晕霾哒咛峁行У囊谰荩彼彩浅杀局行摹⒗笾行摹＝⑿滦偷墓ぷ髁鞒蹋抵噬鲜切纬梢恢盅杆佟⒏咝У墓芾矸绞健T谡庵止芾矸绞较拢淖橹辉僖远Α⑽镒实任行摹6亲胖毓芾硎萘鳌＜耍笠悼梢蕴峁罅扛鲂曰瘢佣蛊笠档纳芨玫厥视ι缁嵝枨螅蛊笠档纳婵占洹M辖灰卓梢园镏笠荡蚱频乩怼⑹奔涞南拗疲毓憷氖谐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商品化更迅速．新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对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个产业、部门和企业如果不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就无法形成市场优势。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第一，加大科研与开发：投入，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建立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新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第四，加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使技术层次的创新成果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断被涮新。
(三)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中国传统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分散、规模过小、质量与效率低下、核心技术薄弱、跨国经营尚未起步的状况。因此，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是中国传统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具体途径包括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美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过国内购并的占90％以上，进行过跨国购并的占70％[6]。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已进入相对过剩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已有充分的条件采用企业的外部发展方式——购并。通过购并实行强强联合，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抗衡，以打破外资的垄断，并借此培育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过，国家不能忽视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因为中小企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没有体制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体制创新面临国有企业的体制转轨和各类企业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两大任务。首先，国企体制转轨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目前中国国企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中普遍出现了“翻牌化”等问题，体制转轨没有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著名学者李维安教授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订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7]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迫切需要国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指导下制订各企业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则或准则。其次，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企业内的职能运作独立而分工明确，而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强调企业内部的部门协调.
参考文献：
[1]李罗力，新经济阶值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1，(1)：76。
[2]周叔莲，王伟光．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2)：31-37．
[3]林毅夫，李永军．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金融风险[J]．改革．2001，(1)：63．
[4]冯久田．绿色科技：振兴中国传统产业的必由之路[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科技管理专刊，3001，(1)：58-59．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