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研背景
2010年4月，国家证监会通过各地证监局开展了一项有关“农村地区证券投资需求及现状”的调查，专业人士认为，农村地区是市场和金融监管部门关注的下一块领地，“证券下乡”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向新市民转变，随着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使广大农民增加了财富积累的能力和理财需求，也推动了农村金融格局从单一储蓄向寻求多种理财方式演变。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联系了湖州德清县雷甸镇和平村村委会，于2012年8月，深入当地农村基层进行调研。
二、农民股市投资需求现状调查
（1）调查对象和方法。对象：湖州德清县雷甸镇和平村常驻人口，年龄20～5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6%，高中及中专学历占40%，初中及以下约占44%，其中女性约占30%，男性约占70%。方法：采用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2）调查问卷反馈情况。调查问卷的第一部份是关于农民家庭经济情况和投资意愿的调查，调查结果汇总如下：一是从调查数据看，当地农民年收入以30000～80000元居多，占48%，而30000元以下只占10%，另有一半左右超过80000元。而家庭年度消费支出占年收入50%以下的约占40%，选择50%～80%的占40%，选择80%以上占20%。二是调查发现90%以上当地农民认为现有投资渠道少，其中有养老金的比例占了80%，可以发现养老金成了农民其中重要的一项投资渠道。三是当地农民有72%的选择愿意尝试股票投资，并且有92%的被调查者曾经购买过股票。四是从调查发现，当地农民普遍认为股票投资风险很大，占了92%，并且认为买股票是一种的占了84%。五是当地农民普遍认为股票都是一种短线行为（持有不超过三个月），占94%。
三、农民股票投资潜在需求原因分析
1 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
1.1 传统金融学
传统金融学是以理性人作为其基础假设，“有效市场假说”是其中核心内容之一。
理性人假定即作为自然人，我们在做决策时都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同时我们都能够准确处理已知信息，从而对市场做出无偏的判断。在这一假设基础下，我们只能获得与我们承担风险相一致的收益，而超额收益是不可能获得的。而有效市场假说正是在理性人假设上发展而得的，其认为当人们是理性时，市场是有效的；即使某些投资者非理性，由于其交易行为具有随机性，所以会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资产价格。
而实际上，由于忽视了人的情感、心理等因素，这些假定和假说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实现，更无法解释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
1.2 行为金融学
由于传统金融学理论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行为金融学，一门将金融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的学科，受到更多的关注。行为金融学突破了传统金融学理性人的假定，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决策时不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也同时会受到心理因素、情感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在信息认知过程中有易得性、易记性偏差的影响，对市场也无法做出无偏的判断。同时基于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假定基础上认为市场并非是有效的。Riepe & Kahneman （1998）指出投资者的偏差是系统性和群体性的，大多投资者更喜欢在相近的时间内交易同一种证券，这也被称为“羊群效应”。
总的来说，行为金融学肯定了心理因素在自然人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解释现实生活中传统金融学难以解释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作为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也可以针对非理性市场与行为金融学对其的解释，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2 中国股市特点及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我国股市发展速度虽然极快，但毕竟至今只有25年的历史，市场和投资者都处于相对不成熟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的一些特点，并且尝试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2.1 高换手率和过度自信
根据下表数据不难发现，中国股市在最近5年的年平均换手率都在120%以上，其中最低的是在2012年，年平均换手率为122.87%；其中最高的是在2010年，年平均换手率为214.54%。而近五年中国股市年平均换手率的平均值在174.13%。这一数据虽然比21世纪初有所降低，但相比欧美股票市场来说仍是高的，要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60%～100%。
而这一现象可以由行为金融学中的“过度自信”理论来解释。卡尔曼（1979）等部分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判断过分自信，高估了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认为其必会实现，并且低估了小概率发生的事情，认为其不会发生。而当自己的决策正确时，这种过分自信的心理会愈发膨胀，进行更加多的交易行为。Terrance Odean（1999）考察了过度自信与证券交易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过度自信的心理使得投资者趋于频繁交易，而这会使得交易成本增加，最终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
2.2 跟风跟庄和羊群效应
跟风跟庄也是中国投资者在买股票时的特点之一，这一现象在中小散户中尤为明显，我们时常能从周围的亲朋好友的口中听到他们所谓的“小道消息”并推荐给周围的人们。王哲（2003）就对市场做过调查，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个人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时，以亲友推荐、电视股票评论推荐、小道消息等为依据的占到了51%，而在部分机构投资者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
行为金融学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羊群效应”，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从众心理。当存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为了节省收集信息的成本，也为了避免后悔自己做出脱离大众的失败决策，散户更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更愿意相信并模仿大多数人的投资意向，从而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而部分机构投资者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情况，Stein、Froot & Scharfstein（1992）认为机构投资者也存在高度同质性，特别是在基金经理处于末尾淘汰制的压力之下，更容易在交易行为中产生羊群效应。投资者之间的这种相互模仿、传染可能会加大股价的波动，使得股价进一步偏离其价值，产生价格泡沫。
2.3 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对于已经盈利的股票有急于卖出的倾向，而对于已经亏损的股票有继续持有的倾向，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损失厌恶。这说明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是会变动的，当产生损失时，投资者相对来说是风险偏好的；而产生盈利时，投资者相对来说是风险回避的。心理学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人们对于损失都是厌恶的，所以在盈利时趋向于平仓获利，损失时趋向于等待。Feng & Seasholes（2005）着重研究了中国个人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数据，证明了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是存在处置效应的。林树（2006）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证明了处置效应的存在，并且女性的处置效应高于男性。
2.4 暴涨暴跌和反应过度
中国股市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暴涨暴跌的次数很多，程度很大。就拿上证指数来说，自21世纪至今，单日涨跌幅度超过7%的次数就达到了11次，相比较道琼斯指数，在过去的100年中，单日涨跌幅度超过7%的次数只有15次。不仅是上证指数如此，个股的暴涨暴跌更是常见的事情，以图1和图2为例。
图1 重庆啤酒（600123）2011年10月～2012年2月K线
数据来源：交易软件。
图2 乐视网（300104）2014年9月～2015年5月K线
数据来源：交易软件。
图1是重庆啤酒（600123）暴跌的K线图，由于公司宣布了其乙肝疫苗临床试验结果大幅低于预期，其股价在短短1个多月内从最高的82.52元/股跌至了最低的19.56元/股，其中还经历了连续9个跌停板。图2是乐视网（300104）暴涨的K线图，从2014年年底至2015年5月初，其股价从最低的28.20元/股涨至了复权前最高的179.03元/股，股价翻了6倍有余，而原因则是公司公布了2015年的重大战略，包括推出智能终端产品、全年总收入力争突破230亿元、超级电动汽车“SSE计划”等。
股票的暴涨暴跌现象在中国股市尤为明显，行为金融学对此也有相应的解释。基于之前介绍过的过度自信、羊群效应、处置效应等心理因素的影响，投资者会产生“反应过度”的现象。过度反应即是投资者过分注重最近时间段内数据的变化，而忽略了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总体数据的变化趋势，从而造成对最新数据的过度解读。就比如之前的例子中，当有最新的消息被时，由于存在“过度反应”的心理状态，重庆啤酒（600123）的股价一路下探，诚然重大利空消息的的确会使得股价下跌，但程度如此之大确实是反应过度，从图1中股价又从19.56元/股返回到30多元/股也可以看出对之前的利空消息过度理解。
3 投资策略
3.1 价值投资策略
针对中国股市换手率过高，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这一现象，我们普通投资者可以采用长期持有股票的价值投资策略。价值投资理论认为股票价格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剧烈波动，但在长期股票价格一定会回归到其实际价值。所以价值投资策略是偏向于基本面分析的一种策略。通过基本面的筛选，投资者们选择高成长性的朝阳企业进行投资，并在长期内坚定持有。随着企业的成长，其内在实际价值也会增长，而股票价格最终也会上升。价值投资策略可以有效解决投资者们频繁交易的不理性行为，并且享受公司成长所带来的收益。
3.2 动量交易策略
动量交易策略也可以称为惯性策略，即在短时期内（一般在几个月内）买入并持有近期表现相对较好的股票、卖出近期表现不佳的股票，也就是俗称的“追涨杀跌”。
具体来说，当有利好消息刺激，造成某只股票上涨，由于存在羊群效应，造成投资者们相互模仿、相互跟风，前赴后继地买入这只股票，最终会使得在短期内这只股票的价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这种现象被称为“惯性上涨”。吴超鹏、吴世农（2003）对中国股市的惯性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在短期内，样本股票存在明显的惯性现象。冯丹（2013）利用2009年7月1日―2012年6月30日上交所所有股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买入近3个月内涨幅居前的股票，将在未来的3至9个月中得到较高的投资收益。
而作为投资者们只需要在股票呈现上涨趋势初时果断买入并在短期内持有，虽然买入时价位可能不低，但仍然有极大可能最后获得盈利。
3.3 反向交易策略
反向交易策略是指投资者买入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并在长期内持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之前所讲的动量交易策略完全相违背，其实不然。动量交易策略是在短期内持有股票，一般是在几个月的时间，而反向交易策略则是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持有，一般会在1年以上。
反向交易策略是基于“反应过度”的基础上发展而出的一种投资策略。当某只股票出现利空时，基于羊群效应和反应过度，股价会出现“惯性下跌”，其股价会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当然这只是短期的情况，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随着投资者们对信息的修正，股价往往会逐步回归到其实际价值。赵学军、王永宏（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9个月之后，股票会发生明显的反转特点。吴世农、蔡海洪（2003）对上交所A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持有期在一年的股票满足反向交易的策略。冯丹（2013）选取了2009年至2012年中国股市股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由于中国股市换手率较高，反转特征有明显短期化的趋向。
而普通投资者需要做的，则是在股价偏低的时候果断买入，等待其股价在长期内回归实际价值再卖出获利。
3.4 设立止损点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散户投资者，我国股市更有“散户驱动”之说。根据上海证交所2012至2014统计年鉴，此间上交所散户投资者交易额占比超85%，深交所也不相上下。可见，但是散户在全部投资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作为普通投资者，多数散户并不能直接获得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受自身条件限制也不能清晰研判股市，最直接的选股投资建议往往来自于媒体报刊上的券商研究员。
但供职于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们如何进行股票预测？在范围经济内，分析师选股时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散户投资者能从选股建议中获利吗？本文将从这几个问题出发探讨答案。
一、问题分析
（一）分析师如何选股
目前股票市场中，分析师多通过技术分析或者基本面分析研究股票，二者虽然分析的项目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分析+预测”。通过技术分析的流派，以道氏理论为假设，以“跟随市场趋势”为核心，对市场内的历史指标、技术图形进行趋势分析来决定投资方向，也即买点和卖点。而进行基本面分析的流派，比如巴菲特式公司财务分析、彼得林奇式的公司和行业发展类分析和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也多指货币系统分析，如索罗斯等，更关注市场外的信息，侧重价值分析。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讲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也即“基本面觉得做不做，技术面决定何时做”，用基本面分析策略选择可投资股票，用技术分析选择合适的时机做空或做多。
（二）分析师荐股时有哪些特征
（1）喜唱多。一方面受融资成本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股权融资，存在严重的唱多情节，使股票市场泡沫堆积。另一方面，证券分析师身处范围经济内，在股价预测时难免掺杂私人因素，荐股建议会产生偏差。同Mcnichols和O'Brien（1998）的研究相似，王怔（2006）研究显示我国分析师推荐增持评级的股票数目约是减持评级的股票数目的两倍，这说明分析师们更愿意看好市场。此外，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分析，这或许也与我国股民心理因素有关联。
（2）羊群效应。当考虑现实中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成本、股价预测风险等因素时，证券分析师更倾向于追随其他分析师的预测，其预测报告在相当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实际信息。例如宋军和吴冲锋（2003）认为，当股市中历史收益率增加、投资者乐观情绪上涨或者分析师预测能力下降时，分析师的预测报告存在明显的一致性。
尤其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成本较高，加上我国目前虽然分析师队伍壮大，但具有专业分析能力和良好职业声誉的分析师却没有很多，也因此往往会存在“一拥而上”的情况。这一方面对选股建议的有效性提出挑战，另一方面也呼吁更多真正高质量的券商研究员出现。
（三）分析师荐股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1）有效市场存在与否？根据Fama（1970）的定义，在强式有效市场上，所有类别的信息都会及时反映在价格上。因此，无论分析师利用公开或非公开信息给出的投资建议不具备参考价值。而在半强式有效市场，所有的公开信息会及时反映在股票价格上，非公开信息则受阻。因此如果分析师的信息来源仅为公开信息，其投资建议依旧不会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
但就我国市场而言，由于信息公开程度不足，加上传导机制不够健全，所以我国股市尚不可称为半强式有效市场。因此，分析师们如果对信息进行搜寻和加工，快人一步甚至挖掘出非公开信息来推荐股票，则理论上存在着投资价值。
（2）经验数据说明荐股的投资价值？有关我国券商荐股价值的实证分析最早的要从林翔（2000）开始，但考虑到样本周期，数据覆盖率，和周期趋势等因素，王征、张峥和刘力（2006）关于中国市场经验数据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根据16个月内各咨询机构研究员推荐的19310次股票构建增持-中性-减持评级组合，并利用三种不同的风险调整模型，检验各组合的市场收益率表现，最终发现分析师增持评级组合可以获得23.85 %的年化超额收益率。而张烨等（2009）的研究则表明，买入持有期与收益率之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即随着持有期的延长，分析师所荐股票的市场影响力的下降，收益率也在下降，由此更推荐短线操作。
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分析师的选股建议中买入短线投资意见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但考虑到交易成本、散户投资者自身分析能力和性格特点等因素，在具体投资时依旧应当谨慎选择，不要盲目听从。
二、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分析师在进行选股时应注重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的相结合，价值和技巧兼顾。此外，券商研究员选股时受到范围经济因素影响，往往会选择给出增持意见，存在“唱多情节”。更有分析师在考虑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预测风险等后，不再挖掘新的信息，转而利用已经反映在股价中的历史数据，或者干脆不劳而获追随其他分析师的预测，存在“羊群效应”。
然而，从有效市场理论出发，在市场不完全有效的情况下，分析师如果进行信息搜寻和加工，先人一步甚至挖掘出非公开信息，则其投资建议理论上存在投资价值。从国内权威实证分析来看，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短线增持买入建议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虽然券商的选股建议可供参考，但我们在期待更多具有专业分析能力和高职业素养的分析师出现的同时，也希望散户投资者在选择选股预测报告时尽量选择权威性、有良好业绩的券商或证券媒体，且仔细甄别，谨慎投资，切忌盲目听从。
参考文献：
[1]朱宝宪，王怡凯.证券媒体选股建议效果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1，（4）.
Abstract： The average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xceeds 30%，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can make decisions directly based on superiority of control rights， while righ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re often ignored. To protect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has guided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implement internet voting system for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encouraged minority shar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attending shareholders meeting. Up to now， the network voting practice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nearly 10 years and the voting mechanism has been improved greatly. However， voting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are not high， and a large numbe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bstain from voting. Why have voting participation rates not increased whil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for shareholders meeting has improved？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 voting behavior of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s focusing on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searches on abstention behavio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have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yet.
Using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voting data of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Shenzhen Securities Exchange from 200720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abstention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shareholders abstaining from vo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dex of voting resolutions ″market atten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index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for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vote. That resolution information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s open to the public can help reduce abstention rates， and investors can be driven by their benef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vote.（2）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vote is based on resolutions being concerned by the market. Abstention rates are high，even if resolutions relates to the rights of investors， unless the voting information is observed by investors. That is to say， benefit dependency can only influence voting rates of resolutions that draw high market atten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vote， resol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good resolution″ and ″bad resolu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stention rates of these two types differ greatly. The benefit dependenc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 of ″good resolution，″ but the impact of market attention on abstention rate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market atten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s of ″bad resolu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bstention rates. （4）Accordingly， based on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shareholders meeting.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针对大会议案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2007―2012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分析投资者不参与公司投票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反映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关注度和利益相关性成为影响投资者参与投票的主要因素；不同市场关注度的投票议案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即使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利益相关性仅能影响较高市场关注度的投票弃权率，对低关注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不显著；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利益相关性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投票者在获取坏议案的信息后，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只有好议案才能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投票。
基于上述分析，市场关注度反映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差异反映在投票参与的不同阶段，两个变量的影响过程如图2所示。若投票信息为市场关注后，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由于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中小投资者无力改变投票结果，往往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卖出股票以降低损失。另一方面，投资者基于投票成本收益的考虑，根据好议案的利益相关程度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综上，给出如下三个方面政策建议：第一，健全网络投票制度和平台，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制度，同时建立网络投票激励机制。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是否开通网络投票只采取“鼓励”的态度，针对重大事项投票时，大股东可能对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设置障碍甚至关闭网络投票。监管机构应明确网络投票的适用范围，规范投票流程，让网络投票成为中小股东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同时投资者参与投票是基于投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考虑到时间和费用成本，可以给予参与投票者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投票成本，激励投资者参与公司决策。第二，应在重大事项决策中实行“分类表决制”，赋予外部中小股东更大的投票权利。分类表决是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一项过渡性措施，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第二类问题并未减轻。因此，在重大事项的表决上，可以尝试赋予外部中小股东更大权力，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用手投票”的权利。第三，构建微信、微博、博客等互联网平台，加强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的沟通，实现公司信息的全方位覆盖。结合网络发展趋势，设立新的媒体平台，激发投资者参与公司决策的热情，让投资者更快捷便利地参与公司投票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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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交所首批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深赤湾自上市以来做到了持续稳定的分红。步丹解释说，作为公众公司，应该负有回报投资者、回报员工和回报社会的使命，时刻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
她表示，深赤湾非常重视公司治理体制的健全和发展，严格保证三会运作规范，信息披露准确、完整，并非常重视投资者关系的发展，保持与投资者的良好互动——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资者见面会、一对一投资者见面会、网络平台及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充分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公司有A股和B股，上市初期十分受广大境内外投资者的青睐，前几大投资者主要以境外机构为主，他们向我们传递了西方公众公司的治理模式和投资理念，包括以稳健的现金分红回馈股东并维持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上市多年来，我们一直牢记：融资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回馈投资者。”她说。
据悉，深赤湾一直专注码头行业的发展，集中精力开发、发展集装箱码头和散杂货码头的业务，拥有华南区域名列前三强的大型集装箱码头，华南地区优秀的粮食中转港和最大的化肥集散地，为深圳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码头贡献了重要力量。
“每年的股东大会，都会有中小股东代表参加，他们对公司的经营发展非常关心，也对公司历年的利润分配给予充分认可，对公司的董事会管理层所做的辛勤付出表示了肯定。当然，针对公司的分红派现也有不同声音。有些投资者认为，公司应该取消现金分红并保留更多的现金流用于对外投资和发展，还有投资者建议公司开展房地产或者其他服务业务。”步丹说，“我们尊重每一位股东，即使是持有公司股票100股的股东，对于他们的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聆听详细记录并及时给予回复。我们整理的股东意见会呈送给专门部门进行分析，并结合公司的战略规划、资金运作、对外投资等给予一定的考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是指主要通过私募方式募集、投资于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各阶段或者上市公司非公开交易股权的一种权益性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帮助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等几个方面多具体重要作用，因此自诞生以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继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IPO后的第三大融资方式。
一. 退出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性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阶段性投资，其投资持股的目的不是掌握控制权或经营权，而是在持股若干年后完成退出变现。退出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获利和实现收益的主要手段。
首先，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本质来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创业企业后，通过参与被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使其增值，之后在恰当的时机退出所投资项目或企业，获取高额收益。
其次，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流动性来看，退出才能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流动性。退出既是过去投资行为的终点，也是新的投资行为的起点。顺利退出才能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将账面增值进行兑现，套现的资金才能投入需要扶持的新的成长性企业。
再次，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如果不能退出，不仅意味着没有收益，而且会影响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今后的募集。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募集、投资、管理、退出，环环相扣，而退出是决定回报大小和基金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一环。
二、主要退出方式及其利弊比较
（一） 股权上市转让（IPO）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金注入被投资企业后，经过几年的经营，被投资企业达到上市标准，获准在境内外发行新股上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锁定期满之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退出。该方式为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主流方式。
股权上市转让的优点是能以较高的价格退出。Bygrave和Timmons(1992) 研究发现, 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方式中, 以IPO方式的价值最大，收益程度最高，其投资回报率往往大幅度超出预期。
股权上市转让的缺点是被投资企业上市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限售股股东，通常有1年以上的限售股锁定期。
境内外上市分别来说，境内上市的优点包括：同类公司在境内上市的发行市盈率较高；境内上市的承销、保荐费用和中介费用较低；企业的信息披露成本较低；上市后再融资的难度较小。A股市场的高流动性和高市盈率在使企业获得更高的股票定价的同时也使企业融到更多的资金，因此统计数据显示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八成以上具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景的创业企业选择在境内上市。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境内上市的缺点：上市额度有限、审批时间较长；政策风险较大，例如2008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一段时间内曾一度终止新股IPO发行；境内增发、配股等再融资的门槛较境外高；境内上市对企业的财务资质要求较高，例如关于股本总额的要求，即使是创业板也要求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同样，选择境外上市也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理解和熟悉不同国家证券监督管理的成本，以及与境外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的沟通成本；二是境外的危机公关和媒体监控成本；三是境内外不同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报表转换成本以及信息披露成本等；四是境外上市的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和支付给法律、审计等专业机构的中介费用等可能高于境内上市；五是境外再融资发行成功的难度较大。
（二） 股权协议转让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与股权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也可以实现股权退出。股权协议转让又可以分为转让给第三方、转让给合作股东方等方式。
在国外，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重要的退出出口之一，但国内由于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新三板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缺失或者不完善，股权转让方式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此外，国内的产品交易机构繁多，存在多头管理、市场分割、各自为政的状况。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天津股权交易所和天津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尽管设立之初存在定位差异（天津股权交易所目标定位为中国全国区域的OTC 市场，是美国NASDAQ 市场的中国版本；天津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是专业从事企业股权投融资信息交易的第三方服务平台），但实际结果是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化竞争。这种现象在各地争先设立产权交易所的过程中同样存在。
尽管该方式处于发展初期，还不能成为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主流方式，但后续发展潜力巨大。其优点是退出周期短，效率高，双方自愿合作，灵活度较高。但协议转让存在寻找交易对手方的问题，且由于交易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退出的回报低于股权上市转让方式。
（三） 兼并收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不乏实力较强者。对规模较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讲, 将部分项目直接卖给国外战略投资者是现实的退出方法之一。此外，盈利能力较弱的股权基金被实力较强的股权基金收购，也是可行的退出办法之一。
并购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发达的收购与兼并市场和成熟的金融中介机构，而我国的中介机构还缺乏为私募股权基金服务的经验。因此目前情况下该方式也不能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主流方式。目前国内市场上各种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多达500家，如果行业重新洗牌，并购方式预计将会迅速发展。兼并收购也是实现行业优胜劣汰，整合行业资源的重要途径。
（四） 回购安排
回购安排是指被投资企业上市完成融资后，被投资企业或其母公司利用现金交易等方式，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处购回其原先投入的股权。回购是股份转让的一种特殊方式，被投资企业回购或被投资企业母公司回购均可以实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采用此种退出方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时通常会要求所投资企业，承诺在上市后以事先确定的价格和转让方式回购其所持股份。
回购安排一般是由被投资公司的母公司作担保进行, 或者母公司直接承诺回购。使用这种回购安排来退出关键在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被投资企业母公司的赢利水平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在退出形式上往往通过逐步回购的方式来退出。
（五） 清算
破产清算当然可以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尽快退出, 但它却不利于一般合伙人今后的募集和运作，是投资各方最不愿意采用的一种方式。但是该方式也有其优点：可以保证收回一定比例的投资额，减少继续经营的损失，使资金尽快退出并重新投入更具成长性的项目中。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有32%会进入清算程序，其所占比例与IPO 的比例大体相当。
清算方式的缺点是耗时较长，要通过繁琐的法律程序，退出成本较高。
三、退出方式选择建议
（一）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适合选择股权上市转让方式退出。成熟期的企业特点包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与产业投资者联系紧密、项目技术成熟、市场已经初步打开、生产规模有望逐年扩大、经济效益稳步上升。此类创业企业有望通过几年的发展，使各项财务和经营指标达到上市融资标准。
另外也有部分企业其盈利能力暂时还不强甚至亏损，但依然适合通过上市实现退出。
（二）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特别是预期投资收益现值超过企业市场价值的企业，对于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选择股权协议转让或兼并收购模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将创业企业包装完善，出售给另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从而得以实现投资退出，获得风险收益。该方式在一级市场发行情况不佳、上市难度较大等情况下，特别对于那些本身实力不够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缺乏与监管机构、中介机构沟通能力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比较适用。
（三）对于部分上市后依然希望掌握公司控制权、不希望股权过于分散或不希望转让股份给第三方的创业企业。可以采用回购安排。
（四）对于被投资企业成长缓慢或者市场出现较大波动、项目上市或并购等因素不再成立时，选用清算的方式可以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损失最小化，并及时为下一个项目准备好资金。
以上退出方式各有其适用的情况和范围，要视具体情况权衡利弊，斟酌使用。
四、相关政策建议
以上各项退出方式的使用依赖于相关政策的完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整合、完善现有法律法规
尽管原外经贸部于2003年了《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十部委又于2005年11月联合出台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分别对外资和内资的创业投资企业进行了规范。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作和退出可依据的法律法规依然缺失。既没有系统的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运营、管理、退出的框架性规定，也没有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专项通知或规定。
建议在现有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信托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予以整合和修订，例如修订《基金法》或者制定专门的《私募股权基金法》，并在其中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相关条款。
（二）明确私募股权投资的监管机构
目前的创业投资企业中，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证监会、人民银行、外管局等各参与其中，多头管理现象明显，需要高层领导明确监管思路，统筹业务监管模式，减少行政程序，提高效率。
（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供多种退出渠道和机制供选择。
下一步应在继续发展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基础上，完善创业板市场，构建场外交易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多样化的退出选择。
（四）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加入第三方监管机制。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处于“跑马圈地”的起步阶段，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作各环节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退出环节的不规范影响到了投资人的利益。建议参照证券投资基金的模式，引入商业银行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托管，切实保障退出过程中投资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股票建议配置稀土永磁概念，券商板块，地产板块）
中线风险中立投资者：建议股票市场60%，货币市场基金或债券基金20%，银行保收益理财产品20%。
（股票建议配置酿酒板块，稀土永磁板块，环保、文化）
长线风险厌恶投资者：建议股票市场30%，优质信托产品10%，货币市场基金或债券基金30%，银行保收益理财产品或保收益保险产品30%。
不过“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警句仍萦绕耳畔，4000点后该往哪里走？依然有很多人捂着口袋里的钱，不知道是不是还该挤进股市大潮。
除了股市外，还有哪些投资渠道？该如何选择适合的投资产品？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在制订投资方案前，首先确定自己的目标，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风险偏好，再选择相应的投资渠道。当然，如果你是风险追求者，也不妨选择风险系数较高的期货、股市等投资方式，放手一搏。
A股B股
忌盲目相信消息频繁操作要学会止损
国内股市主要包括A股、B股和H股。虽然股市一直被视为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但也并不是真的那样“猛于虎”。多观察多学习，谨慎操作，炒股不失为一种效率最高的理财方式。
投资股市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股票受消息面影响较大，应做好知识储备。多关注财经资讯，及时准确把握信息，掌握股市的基本知识，学会分析股市当中如市盈率、总市值等基本指标，熟悉证券市场中基本的游戏规则。
其次，树立风险意识，控制好仓位，学会止损。对进入股市里的资金，一定要做好仓位控制，充分结合基本面判断和技术分析，选择好恰当的入市时机很关键。在波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基本面等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或对行情的研判出现重大失误时，必须坚决止损，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
第三，要学会甄别消息的可信度，减少频繁操作。市场板块轮动，各类消息满天飞，这时切忌盲目相信消息，频繁买进卖出。如果遇见大盘调整或个股波动，反而不如选择一只价值股长线操作获利多。
风险指数：
沪港通
额度太抢手，可投资港股基金
自沪港通“通车”以后，从前5个月的冷清到如今的日渐火热，很多投资者都在感慨低调的港股通出现了大逆转。
事实上，沪港通由两个部分组成，对香港投资者是要开通沪股通，没有任何限制，但每天全市场累积的额度不能超过130亿元人民币。
内地投资者能够购买的港股只有266只，分别是恒生大、中型指数中的成分股以及A+H股。
作为内地的个人投资者来说，要想参与港股通，其个人的证券账户余额及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不能低于50万元。
有分析师建议，在港股通额度抢手的环境下，可以投资港股基金，港股/H股ETF与分级基金均已经出现较大程度溢价，但溢价短期下降风险较小，建议选择溢价相对较低的基金。同时警惕沽空指数基金做多港股策略相对于高溢价基金的冲击。
在标的的选择上，建议本阶段以消灭A/H股高溢价标的为主线，第二阶段可将重点放在掘金港股成长小股。
作为内地港股通投资者，除了购买股票涨跌引起的风险以外，香港证券市场与内地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多差异也会导致其风险的产生。
例如，港股通股票不设置涨跌幅限制，因此短期内可能出现大幅盈利或亏损。还有，香港证券市场与内地证券市场在证券资金的交收期安排上存在差异，港股通交易的交收期为T+2日。如果投资者卖出证券，在交收完成前，仍享有该证券的权益；如果投资者买入证券，在交收完成后，才享有该证券的权益。
风险指数：
银行理财
预期还会降准降息，选长期产品锁定收益
一般分为保本固定收益产品、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与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3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银行理财产品具备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特征。
降准、降息在利好股市的同时，却直接冲击银行理财产品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收益率。从2014年起，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一路下滑，以本周市场为例，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07%，较上期下降52个基点，6%以上的理财产品已成为香饽饽。
招商银行私人理财师沈飞建议，由于未来仍有降准降息的预期，偏好固定收益类投资的市民，在选择银行理财产品时，应尽可能选择期限长一点的产品，及时锁定收益。
风险指数：
基金
种类较多，收益基本和风险成正比
基金产品的种类比较多，包括货币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指数基金、股票基金等，收益基本和风险成正比。货币基金风险小，流动性好，收益也比较低。债券基金风险较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年收益在5%～25%之间。股票基金分为多种，风险较大，收益不确定。投资基金等于将资金交给专家，不仅风险小，亦省时省事。
风险指数：
股指期货
每天波动较大，不建议盲目追涨高位介入
股指不断上涨，给股指期货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不过，股指期货入场门槛较高，新投资者需50万元资金和期货市场知识以及一定的操盘经验。股指期货比普通股票交易更具风险，更适合资金量大及机构投资者参与。
广发期货的股指期货研究员胡岸表示，沪指已经突破了4000点的关口，股指期货的走势从未来来看还会延续，期指上涨应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妥善解决和控制证券市场供求严重失衡问题。为此，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在作出再融资决策前，应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实际需求，慎重考虑筹资规模和筹资时机。证券监管部门一定要依据证券市场新增资金入市的规模和需求，来控制安排新增上市股票的数额(包括大小非减持数)和上市公司再融资数额，严格审查其融资方案的可行性和合轨性，堵绝恶意“圈钱”行为。
其次，从我们A股的成交量来看，市场在从2638点反弹以来的成交量持续在放大，特别是在上周最后几个交易日反弹，上证指数的成交量的都在2000亿元以上，说明市场未来反弹空间越来越大，加上沪港通连续多日呈现净流入状态，所以，A股未来机会明显。
再者，上周四开始召开一年一度的“两会”会给市场打气。一般来说，每年“两会”期间，市场都有不错的行情，建议大家在短期注意环保、新能源以及农业等主题的投资机会。
反观创业板和中小板等小盘股，由于这两个指数都在本来回抽过程之后创出新的低点，不如主板沪市的稳健，所以，建议大家多注意主板蓝筹等价值低洼品种的投资。
从上周的央行降准开始，市场点燃的房地产个股的行情，这也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5大任务当中“去库存”之一，加上央行在未来还会有降准甚至降息的机会，这些都会对房地产个股带来实质性的利好，所以，在2016年建议大家把握“去库存”当中的投资机会，主要关注房地产板块个股的投资机会。
从房地产板块指数来看，只是在近期三两个交易日持续看到该板块在二级市场上成交量不断温和放大，前两个月根本就没有看到房地产板块指数成交量的持续放大。不过，还是建议投资者高度关注这一板块未来投资机会。
那么，我们看看哪些个股机会会更加明显呢？
中航地产（000043）：
公司将要以“中航城”为核心品牌，形成以深圳为基地并辐射珠三角的业务核心，同时挺近这个西南、西北和长江三角洲以及黄渤海区域地产公司，进而形成全国战略反转布局。
公司将要以商业地产“九方购物中心”为综合体，打造具有精品超市、餐饮美食、星级影院、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地产，在去库存任务当中将要走在前列。
从该公司的技术面来分析，该公司在最近的4个交易日连续放量上攻，建议重点关注，最佳进场价9.30元左右，止损价：8.75元。
上实发展（600748）：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