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对外贸易环境保护战略对策
Key Words: Foreign trad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trategy
作者简介:刘颖颖,(1984年-)女,汉族,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20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本。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深,生态环境问题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越来越被关注。21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对环境的管制越来越严,为保护环境、解决环境贸易争端的国际公约及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贸易和经济增长迅速,但由于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使得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
一、国际贸易与环境
(一)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产生
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把自由贸易作为财富和福利的来源。专业化生产和国际分工使各国均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最有效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推动了全球和各国产出的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退化问题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各阶层人们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贸易增长的关注,各国的贸易政策日益成为更好地服务于环境目标的工具,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
1.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各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本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其次,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环境保护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再次,国际贸易还可以提高环境容量。
2.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环境保护既能促进贸易的增长,也能阻碍贸易的正常发展。
首先,自然环境为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是国际贸易正常进行的基础;其次,人们对满足环保需要的产品产生偏好,促进贸易中产品环境友好含量的提高;再次,随着环保观念的盛行,各国纷纷采取相关措施和手段对贸易进行限制;最后,发达国家建立严格的环境标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一步深化了世界贸易领域两级分化的格局。
(三)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问题的成因十分复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贸易并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环境成本外部化和因此引发的市场失灵。
1.市场失灵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当某种产品生产或者服务按照公平的经济标准衡量时,其所包含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益的配置。市场失灵的根源是在市场所导致的结果中,价格未反映真正的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效用,而环境问题正是市场功能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结果。
2.公共产品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生态环境没有所有权,无法交换,不能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如果仅由几个国家提供的话,其他国家就可能“搭便车”,最终使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因缺乏激励机制而放弃这种努力。
3.外部性
外部性也称 “外部经济”,即一个商品的生产费用或者经济收益被转嫁给与这个商品没有直接买卖关系的第三者。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引起成本收益不对称,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外部性问题是环境恶化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根源之一。
(四)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
随着人们的环境意识日趋增强、各国政府的环境管制日益严厉,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正在不断发展。
1.由环保引起的贸易纠纷已经成为摩擦的焦点
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差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保意识、法规、政策、措施和标准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使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2.绿色贸易壁垒将取代传统非关税壁垒并逐步强化
绿色贸易壁垒又称环境壁垒,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实质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它的设立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因此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强化。
3.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绿色化”
随着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广泛采用,绿色产品逐渐成为世界商品发展的主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
二、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环境
(一)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贸易与环境领域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一方面,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同时,相关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企业生产工艺落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2.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我国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进口日益增加,同时,一些易污染型产品的进口加重了我国环境的压力。我国环境标准较低,使发达国家将大量废弃物品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通过贸易渠道转移到我国,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
(二)环保趋势下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技术标准较低,对环境壁垒所提供的机会利用能力较差,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浪潮的兴起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由于经济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加上发达国家制定一系列过高的工业安全标准、防污标准和技术标准,也将大大增加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难度。
2.对我国出口市场的影响
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实行绿色标志制度,制定较高的环境准入标准,使我国许多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受到严重威胁。
3.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为顺应环保潮流,今后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将接受各种检验、测试、认证和技术鉴定等,并且在产品的包装等方面要做出更多的调整,这必将导致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增加,使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降低,出口企业的经营效益下降。
三、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战略
环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保护浪潮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宏观层面
1.加快环境贸易立法,强化环境管理
我国要尽快完善贸易中的环境法规,结合我国产品生产销售中的环保标准,使我国经贸环境管理有法可依,并对贸易中的违法行为加以惩处。同时强化经贸活动中有关环保标准法规的宣传。
2.推行环境标准制度,与国际接轨
由于我国环境标准低,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很容易遭受“绿色壁垒”以及倾销诉讼。政府应引导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扩大出口产品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
3.制定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进口方面,要鼓励引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加强进口商品的检验检疫力度;出口方面,要重视环境标志产品的开发,鼓励企业申请国际环境认证,建立产品绿色包装体系;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要鼓励外商投资到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实现外商投资与贸易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4.加强对外贸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可以援引世贸组织的有关环保条款,抵制环保贸易壁垒,保护我国利益。同时,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还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制定的不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借环境之名搞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反对以环境为借口的贸易歧视手段。
(二)微观方面
1.树立绿色贸易观念
随着环保浪潮的兴起,大量环境公约、标准的制定,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国际市场上的绿色消费需求也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中国企业必须具备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贸易战略观念,引导绿色贸易体系的建立。
2.优化贸易产品结构,发展绿色产品
我国环保科技发展落后,出口商品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比例较大,很多农副产品和工业品达不到进口国的产品环境标准,因此,企业应提高环保科技水平,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建立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科技投入,发展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以冲破国际绿色壁垒。
3.申请国际认证,完善环境标准体系
ISO14000认证和生态标志认证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通行证”,出口产品应争取获得ISO14000认证,同时积极获得贸易对象国的认证要求,在增加出口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同时,可以强化企业出口的竞争力。
4.积极探索环境成本内部化
环境成本内部化可以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污染,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的建立,提高国际竞争力。企业应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降低环境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确定污染物收费标准,明确资源产权。同时自主开发环境治理设备,努力提高我国治污手段和治污技术水平。
四、结束语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与环境问题存在已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只有充分重视贸易中的环境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措施,才能引导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谷祖莎.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选择[D].山东大学,2005.
[2]杜晓柳.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关系之理论探讨及实例分析[D].山东大学,2007.
[3]王天津.环境资源产业经济学原理和应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郭峰濂.关于我国发展绿色贸易的思考[J].国际贸易问题,2005,(2).
[5]沈亚芳,应瑞瑶.对外贸易、环境污染与政策调整[J].国际贸易问题,2005,(1).
[6]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吴汉嵩.国际贸易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9).
[8]张茜.环境与国际贸易的问题研究[J].北方经济,2007,(4).
[9]刘泽照.论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对我国的影响及路径选择[J].黑河学报,2008,(11).
[关键词]贸易逆差原因分析对策探讨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明显的现实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诸多贸易问题愈加突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1)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4.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来自货物贸易。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提供的服务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5.对华的直接投资掩盖中美贸易逆差
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投资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逆差”。
6.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二、应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对策探讨
面对美国政府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的现状，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相应的对策:
1.调整对美贸易进出口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
重视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日益加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政府很愿意通过改善对美贸易结构来缓解这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出口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给予的恩赐，美国政府对这个纯属贸易领域的间题附加人权条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是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从根本上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华大公司、对华友好商会和华人团体的游说力量，以消弱美国国会内的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3.建立贸易统计协调机制，统一贸易计算口径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双边贸易逆差额的统计，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进口以原产地标准统计的做法，是造成这种巨额差异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性，也说明基于物质资源跨国流动的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代国际贸易交往中各国的利益得失。只有树立综合涉外统计的观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贸易的往来状况。
4.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
WTO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强制性，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贸易交往中的风险。在中美因贸易逆差问题而产生纠纷时，尽量把握主动权，具体评价美国所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美贸易中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如期履行对WTO的各种承诺，按照WTO规则进行对外贸易，以增强全球竞争力。
5.促进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明显的现实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诸多贸易问题愈加突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1)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4.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来自货物贸易。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提供的服务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5.对华的直接投资掩盖中美贸易逆差
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投资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逆差”。
6.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二、应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对策探讨
面对美国政府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的现状，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相应的对策:
1.调整对美贸易进出口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
重视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日益加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政府很愿意通过改善对美贸易结构来缓解这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出口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给予的恩赐，美国政府对这个纯属贸易领域的间题附加人权条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是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从根本上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华大公司、对华友好商会和华人团体的游说力量，以消弱美国国会内的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3.建立贸易统计协调机制，统一贸易计算口径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双边贸易逆差额的统计，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进口以原产地标准统计的做法，是造成这种巨额差异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性，也说明基于物质资源跨国流动的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代国际贸易交往中各国的利益得失。只有树立综合涉外统计的观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贸易的往来状况。
4.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
WTO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强制性，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贸易交往中的风险。在中美因贸易逆差问题而产生纠纷时，尽量把握主动权，具体评价美国所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美贸易中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如期履行对WTO的各种承诺，按照WTO规则进行对外贸易，以增强全球竞争力。
5.促进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
在技术贸易领域，中国市场十分广阔，大有发展余地。放宽技术出口限制，进一步督促美国放弃高技术设备产品的管制，通过降低中国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高技术贸易的进口比重，来缩小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将大大增加美国厂商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机会，从而带动美国对华出口，降低美国对华贸易差额。
6.中美高层沟通常规化，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
往往由于贸易统计标准的差异、加工贸易的两面性、非贸易因素的影响，造成两国在贸易逆差方面的误解和分歧，使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境地。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应主动出击，促进相互合作。中美两国高层次的沟通要常规化，并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通过平等磋商和扩大合作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毋庸置疑，能源消费与贸易发展两个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情况来看，关于能源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研究而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话题表现出与世界范围以及各国本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特征，以下将循着这个线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综述。
一、 能源消费与对贸易发展的相互因果关系研究
国际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这主要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深远影响使各国的学者们在思考的范畴上开始关注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这一话题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一国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别在于采用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引入的其他影响因素不同。其中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 L. Hillman与Clark. W. 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产出法，在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消费作为解释变量，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认为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其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Owen（1982）对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以上两个文献都认为贸易与能源消费的规模及结构都有重要的关系，后者认为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出口的迅速扩大是造成这些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能源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2005年以来呈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客观问题是相联系的，学者们希望开始集中探讨中国国内面临的问题，代表性的文献中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对1978年~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朱启荣（2007）对山东省的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指出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规模的发展既影响能源消费量，同时又受到其能源消费量的制约。张传国（2009）以及苏梽芳（2009）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同时，采用了更为深化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动态以及定量关系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从出口贸易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波动将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较大的影响，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近期的研究如孙爱军和方先明（2010）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应用改进的费德模型，将进出口、能耗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实证研究数据上运用2000年~2007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研究结论同样得出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高能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
二、 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的研究
鉴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按照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模式，本文将学者们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概括为这样三个主要思路：
1. 对外贸易过程中“内涵能源”的消耗测算研究。国外较早的文献，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国内节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关系，如中美贸易（Shui & Harriss，2006；平新乔等，2006），日美贸易（Ackerman et al.，2007），日韩贸易（Rhee & Chung，2006）。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陈迎、潘家华、谢来辉（2008）同样采用投入产出的能源分析方法为基础，进行了测算方法和模型的改进，加进进动中的中间产品的影响，对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全面的测算。从科学性角度而言，投入产出法的思路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学者们的分析也相当的全面和深入，但考虑到一个十分实际的难题就是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的滞后性，使用早期的数据会给分析带来一定的误差。研究的另一种是以企业为依据，把国内企业分为不同的类型通过加权得到“内涵能源”进出口比例，进而算出“内涵能源”进出口数量，该方法的局限于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曹俊文（2009）在总结和归纳了前人所使用的测算方法的同时，提出了以《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工业细分行业数据为基础，根据工业行业分类标准（ISIC）和协调编码（HS）对照表，计算各行业出口产品能源强度（即具体行业每单位产值能耗），进而测算各行业出口贸易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耗量。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产出方法受时序数据限制的影响，同时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工业各部门出口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费状况。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测算细化到工业部门，如兰宜生、宁学敏（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2005年我国22个贸易产业部门的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耗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并有尽量考虑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试图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2. 对外贸易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认为通过改变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结构实现节能，无疑既提高了对外贸易的质量，又对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节能降耗起到促进作用，但他同时对中国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口产品结构都在表现出趋于恶化的现象，最终得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的研究观点。姚愉芳、齐舒畅和刘琪（2008）同样使用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进口贸易与经济、就业、能源消费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认为：若从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耗影响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耗大于进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其差为2.97亿吨标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贸易结构偏重，需要调整出口贸易的结构来改善能源消耗状况的结论。
3. 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研究。思考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献中，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对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对外贸易作为制度因素的变量加入模型，研究认为其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高大伟，周德群（2010）认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杨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改善中国整体能源效率，人力资本对出口贸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分区域进行研究得出，东、中、西部的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都对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 能源政策如何影响对贸易发展的研究
1. 能源价格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的研究。能源价格政策对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现存的文献相对比较少，Jo?o Ricardo和André Varella（2007）则从石油价格上涨与中国总出口额持续上升并存这个现象出发，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商品出口市场的开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得出技术进步是问题的根源。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的研究上，陈刚、余燕春（2008）从能源价格的角度出发，在定义能源约束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动态计量模型，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分析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动态影响。胡宗义，蔡文彬和陈浩（2008）将能源替代模块和能源强度指标纳入中国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能源价格导致出口下降。杨迎春、岳咬兴（2010）从国际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率差异差异的视角提出能源相对价格的概念，将其与技术进步和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国际国内能源相对价格变化是中国出口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能源政策建议。
2. 能源补贴与税收机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国内能源补贴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补贴机制与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更是较少，一直都缺乏从出口能源补贴损失角度评价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绩效的研究。陈迎等（2008）用内涵能源测算方法对2002年中国能源补贴进行了检验，其研究针对中国所有行业的补贴总额，没有行业分布的测算数据。林伯强等（2009）计算中国能源补贴总量，用价差法测算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能源补贴载量。周勤，赵静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国能源补贴政策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对出口产品能源补贴载量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经历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价、价格粘性和权衡产品竞争力与贸易条件三个阶段，能源要素价值低估成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出口结构中多以高能耗产品为主，全部能源补贴中约有10%通过出口产品净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呈现出巨大外贸顺差和严重生态逆差并存的悖论。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认为，用于国际贸易活动的交通运输是能源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国际贸易活动间接地成为环境污染源，而能源税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以比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加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对进口产品征收能源税对小国可能是最优的。张为付、潘颖（2007）从世界福利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能源税对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影响的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税情况下世界出口国、进口国和能源国的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结果表明，在考虑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全球经济福利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最优的能源税税率，按这一税率征收环境污染税可以提高全球经济福利，也可改善因国际贸易而造成的全球环境恶化的现状。姚东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资源税会影响资源类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响有限，且从长远看，以提高资源税的方式限制资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资源税确实会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克服。
四、 能源新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研究
1. 能源新问题——“低碳经济”的兴起。低碳经济以及“碳排放”等话题的研究是能源问题在当前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背景下出现的新矛盾，关于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庄贵阳（2005）从低碳经济的效用角度来描述低碳经济的内涵，认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付允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角度来理解其内涵，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角度来诊释其内涵，认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2. 低碳经济对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近来年，在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中，把这一新问题与贸易发展的关系一起讨论的逐渐兴起。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碳排放”的总量受控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从对外贸易引发“碳排放”的测算问题的研究思路上看，研究者在研究“碳排放”与贸易问题的时候，将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弱化或者忽略，只能简单地引入碳排放系数和一个静态化的能源消费结构还合算碳排放情形，故多数讨论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只是原来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问题的一个简单变换，例如刘强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进行了计算，然后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出碳排放量。魏本勇等（2009）基于投入产出法，测算了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家和部门的碳排放等。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
另一类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低碳经济的潮流的出现对全球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格局的影响情况的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站在全球视角的高度来思考能源领域的新问题对全球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文献包括：杨迎春（2010）指出国际贸易活动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程度，各国在促进贸易发展与实现低碳经济的双重战略要求下，势必会引发全球范围内新的贸易摩擦，WTO机制在双重目标的要求下陷入困境，对未来WTO和各国政府如何实现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减少贸易领域的摩擦提出了若干相对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思考。王跃生和焦芳（2010）研究认为在全球低碳经济的的趋势下，中国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发展模式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加工贸易的比例过大，中低端的制成品的出口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局面对未来的贸易发展不利。施用海（2011）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的兴起给全球贸易将带来的影响，首先全球的贸易格局会因为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出现而引发大的变动；其次低碳经济本身就会创造出新型的服务贸易形式；再次低碳经济将会大大促进全球技术革新，有利于国际技术贸易的竞争与发展；最后于杨迎春（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也认为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单边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可能成为新贸易壁垒。
五、 简要总结
关于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诉求紧密联系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研究者多为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考虑全面地将能源消费问题与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问题系统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系统地探讨二者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视角，即能源消费问题与具体产业或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相互关系研究，甚至进一步地深化到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等。
参考文献：
1. 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8，（7）．
2. 张传国，陈蔚娟．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9，（8）．
3. 苏梽芳，蔡经汉．我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非线性协整关系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12）．
4. 兰宜生，宁学敏．我国出口扩大与能源消耗的一项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0，（1）．
5. 沈利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管理世界，2007，（10）．
6. Jose， Goldenberg. Energy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 Science， New Series，1984，223（3）.
中韩两国于1992年8月24日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已经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概况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中韩贸易摩擦问题
随着中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就不断产生。韩国队进出口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征弹性调节关税，利用“特别保护条款”对国外商品进入韩国设置“合法”障碍等，直接影响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根据商务部的《2006年外国市场的行情报告》，2005年，韩国对主要产自我国的63种主要农产品实施配额管理，超出配额的关税率高达200%，其中芝麻、大蒜、红豆、枣和绿茶的超出配额关税率竟分别达到630%、360%、607.5%、611.5%和513.6%。韩国政府2004年颁布的《海关法修正案》规定，包括红豆、黄豆、花生、人参在内的45种农产品和林产品(其中21种主要来自中国)进口量一旦达到规定的数量，将征收最高达到1067%的特别保障关税。除了关税壁垒外，韩国还对进口产品设置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韩国采用不同程度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措施、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截止2005年底，韩国实施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特别保障调查分别达到20起和10起，对两国的贸易关系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2000年6月1日韩国政府动用保障措施，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保护关税，中国政府也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于6月7日宣布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合聚乙烯。这次贸易战持续55天，结果双方都受到了伤害。2005年的泡菜风波中，韩国首先宣布中国泡菜有质量问题，停止进口中国泡菜，随之中国也宣布经检验进口的韩国泡菜质量不合格暂停进口韩国泡菜。这次贸易摩擦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虽然韩国已经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两国的贸易争端暂时得以平息，但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出于保护本国市场、幼稚产业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还将继续困扰双边贸易关系。
三、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
中韩建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使双方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前面提到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为中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1.合理解决中韩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韩贸易逆差的存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双边磋商，进一步营造双方经贸合作的的优良环境，逐渐消除影响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贸易壁垒。对两国间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分歧进行沟通，并寻找相关解决办法。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中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把比较优势提升到新的层次。目前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保住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值必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此外，韩国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的向中国开放市场。韩国企业只注重向中国出口，而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我们希望韩国能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使两国贸易在扩大中获得均衡发展。
2.废除各种贸易壁垒，妥善解决贸易摩擦
中韩贸易摩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做法，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因此发展中韩经贸关系需要废除各种贸易壁垒，韩国政府应该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调节关税项目，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技术性壁垒限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韩国不应歧视中国出口商品，应该为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并且客观公正的对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贸易中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在个别商品上产生某些摩擦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中韩两国都是wto的成员国，应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妥善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不应该采取制裁或贸易战的办法加以解决。
3.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
增加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贸发展，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虽然有劳动力成本合物价高等不理因素，但是企业对外投资不只是降低成本，还有获得技术、市场和流通渠道等多种需要。现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的透支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和金额还很小，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将扩大。
中韩建立fta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中韩两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研究达成协议，现在两国正在就建立fta进行可行性研究。相信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随着“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的实现，两国的经贸乃至友好关系也将跃上新台阶。
加强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有利于经贸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韩两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对双方经贸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促进了双方经贸的顺利发展。多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相信随着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将为今后两国的经贸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广泛交流有利于增强友好关系。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两国的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均大幅度增长，两国在信息、企业、环保、资金、科技等领域都有很多合作，而且有的合作项目已经作为长期项目开展下去，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相互理解和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
四、小结
从1992年至今中韩经贸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韩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奠定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基础，确保两国关系沿着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方向发展。尽管在两国经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是极其乐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不仅要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随时相应调整相关政策，而且要充分利用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合作的力度。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何一鸣.中韩经贸关系：成就、挑战与前景.亚太经济，2007,2.
尽管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与任何事物一样，有其利也有其弊，加工贸易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加工贸易作用的评价，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发轫之初，就存在不同的观点。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重视打击走私，这种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有关政策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对于加工贸易负面作用的认识，有些是客观存在，有些则是由于看待问题角度的失误，存在夸大甚至强加于加工贸易之嫌。无论如何，看待像加工贸易这样重大的事物，关键要从大局出发，比较其利弊得失。分析存在的问题，不是为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定加工贸易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引导加工贸易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存在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分析。 一、关于加工贸易“飞料”走私问题 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即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料件进口时，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出口时不退增值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料件，若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要补交关税与增值税。对于采用部分国内中间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政策。应该说，这是在当前我国增值税率和关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一个明智之举。正是实行了这些政策，才使我国加工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少数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犯罪活动。不法分子采用虚报品名、规格、数量，进口以多报少，出口以少报多，高报单耗，以次充好，甚至采用“假单证、假印章、假签名”等“三假”手段，从事走私勾当，将保税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倒卖。1997年开展严打走私运动以来，连续几年破获了大量以加工贸易之名进行的走私犯罪活动。据海关统计，1997年查获30万元以上的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01起，合计案值33.3亿元，分别占全国海关查获大要案总数的36%和总案值的54%。1999年查获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7起，合计案值28.7亿元，分别占全国查获走私案总数的39.5%和总案值的53%（邵祥林、王玉梁、任晓薇：《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第82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案件752起，案值25.4亿元，虽然案件数只占全部走私案件数的7%，但案值比例高达42%。2001年上半年，海关调查部门立案的走私案件，涉及加工贸易的案值，仍达到总案值的42.7%;海关缉私警察立案的走私案件，加工贸易的案件呈明显上升势头，共立案148起，增长48%，案值12.5亿元，增长76%，擅自倒卖保税料件、成品、甚至减免税设备是走私的主要形式。 从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看，利用加工贸易走私案占较高的比例。但是，能否据此认为加工贸易就是走私最重要的渠道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据国际经验，查获的走私案值，一般约为实际走私案的10%，甚至更低。在查获的走私案件中，不同方式的走私，被查获的难度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已查获的走私案件中的比例，来推算不同方式在全部走私案件中的比重。加工贸易走私，由于必然在海关留下有关单据，因此，与那些“闯关”走私案相比，以加工贸易之名走私的案件，事后仍然可能查获，所以，当大规模开展打击“走私”活动时，对以往的案件，加工贸易走私更易被查获。因此，我们尚不能从近几年海关查获走私案中加工贸易走私所占的比重来推论其在全部走私渠道中的比重。也许所查获的以加工贸易方式走私金额占较高比重，只是说明这种走私更易被查获。 走私活动的猖獗，不是因为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而是由于过高的关税和增值税造成的巨大利益的刺激，以及监管手段的落后和官员的腐败。只要上述诱发走私的原因存在，不管是否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都是不可避免的。 开展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海关加强了对加工贸易进口的监管，同时，通过保证金台账“实转”等方式，试图防范加工贸易走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监管手段降低了通关效率，对正常的加工贸易活动，特别是交货期很短的高端产品的加工贸 易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说明，沿袭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必须探索新的监管思路与监管方法，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更加方便加工贸易进出。 二、关于加工贸易出口与贸易磨擦问题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发展，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与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所谓的贸易磨擦问题。 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大幅度向中国转移了生产制造能力，这些企业原本就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移到中国后，由于充分利用了我国生产要素低廉的优势，很多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对美出口进一步增加。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关系:中国从日本和“四小龙”进口料件，在华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突显出来。按照美方统计，200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深入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中国对美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是取代了以往东亚其他经济体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企业。例如，1986～1988年间，美国鞋类进口的60%来自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只占2%。到1999年，这两类产品进口国的位次完全颠倒过来，美国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的鞋类仅占2%，而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鞋类所占份额上升至60%。玩具和体育用品的情形也相类似。1985年，美国从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对该类产品的进口占60%以上，中国大陆仅占6%，到90年代末，所占份额数刚好相反，中国大陆占60%，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减少至6%。（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第二，由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统计都出现了误差。在美国的统计中，经香港对大陆的出口，被统计为对香港出口，而非对中国大陆出口;而中国经香港对美出口的产品，按原产地原则，仍然被统计为自中国的进口。中国的统计恰好相反。因此，美国统计的双边贸易逆差夸大了实际情况，而中国的统计则低估了贸易不平衡状况。有关研究表明，中美贸易逆差应介乎两国统计之间。第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保护市场造成的，实际上，近10年来，中国市场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1990～200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长了四倍，1990～2000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出口市场，到2000年，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八大出口市场。 但是，不管原因何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在对美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动机，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期在对华交往中取得主动地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宣称的，影响了一般贸易的对美出口，实际上，美国借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中国出口产品直接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多，除少数纺织品受配额限制外，绝大 多数产品并没有直接受到限制措施，主要原因就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只是转移了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贸易的顺差，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企业。而且，很多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对美的出口，本来就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或者美国企业在华的“代工”企业的产品。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以贸易不平衡为武器，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加速了我国市场开放，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开放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方面的问题则是贸易磨擦问题，或贸易伙伴针对中国产 品采取的不正当保护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遇到的反倾销问题。目前，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已经超过500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不少国家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措施，使我国出口形势空前严峻。不少学者与官员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对华反倾销，是因为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太快造成的。但是，国家经贸委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最近完成的一项反倾销研究课题的调查表明，我国被反倾销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由一般贸易出口引起的，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反倾销案例不到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例的5～10%。加工贸易出口之所以不易被反倾销，基本原因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大多仍利用了外方原有的出口渠道，出口量、价格均由外方控制，不会出现一般贸易出现的乱打价格战的情形。这一研究成果显示，以往对加工贸易的评价，夸大了其导致贸易磨擦的负面作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三、关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关系问题 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挤压了一般贸易发展。在进口方面，对加工贸易设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实行保税政策，使我国进口纳税产品比重很低;在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挤占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份额。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关于加工贸易与进口关税收入的关系，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对加工贸易进口免征关税，是合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最终会包含在出口产品之中，如果对加工贸易进口征收关税，就会扭曲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二，关税对总税收贡献的下降主要是由降低关税水平引起的。我国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从1985年的44.3%（N."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global Economy"，Chpt.5， The Brook Press，2002)下降到2001年的15.3%，降幅为66%，但同期关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只从10%下降到5.5%。 第三，关税比重降低的原因还在于其他方面的减免税。我国有四大类产品不纳关税，一类是加工贸易进口，二类是外资企业设备进口，三类是技术改造等进口减免税，四类是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馈赠。1998年我国进口应税品比重只有19%，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为48.9%，外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占10.3%，二者合计为59.2%，通常馈赠进口不到1%，因此，技术改造等免税进口占到20%。也就是说，在应该缴纳关税的一般贸易进口中，政策性免税进口额达到一半以上。关税收入比重的降低，这类政策性减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加工贸易挤占一般贸易出口市场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加工贸易出口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即使中国不发展加工贸易，这部分市场也不会自动地留给一般贸易出口。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其他国家，如东盟国家加工出口。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并没挤占一般贸易市场，只是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第三国的市场。从过去10多年来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不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增减，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首先，加工贸易具有很强的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溢出效应”，加工贸易的配套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得到很大的提高。竞争力提高后，这些配套企业可能同时也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配套。这样，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也会相应得到提高。而且，加工贸易配套企业制造能力的发展，还为一些新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扩大一般贸易出口。例如，深圳中兴就是利用“珠三角”地区很强的配套能力，发展了程控机等电信产品，大量出口。其次，随着国内配套企业形成对进口料件的替代，一些原来的加工贸易出口变成了一般贸易出口。 第三，加工贸易配套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以后，有些企业具备了直接出口的能力，直接采取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因此，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促进一般贸易出口的。
一、关于加工贸易“飞料”走私问题
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即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料件进口时,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出口时不退增值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料件,若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要补交关税与增值税。对于采用部分国内中间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政策。应该说,这是在当前我国增值税率和关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一个明智之举。正是实行了这些政策,才使我国加工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少数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犯罪活动。不法分子采用虚报品名、规格、数量,进口以多报少,出口以少报多,高报单耗,以次充好,甚至采用“假单证、假印章、假签名”等“三假”手段,从事走私勾当,将保税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倒卖。1997年开展严打走私运动以来,连续几年破获了大量以加工贸易之名进行的走私犯罪活动。据海关统计,1997年查获30万元以上的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01起,合计案值33.3亿元,分别占全国海关查获大要案总数的36%和总案值的54%。1999年查获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7起,合计案值28.7亿元,分别占全国查获走私案总数的39.5%和总案值的53%（邵祥林、王玉梁、任晓薇：《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第82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案件752起,案值25.4亿元,虽然案件数只占全部走私案件数的7%,但案值比例高达42%。2001年上半年,海关调查部门立案的走私案件,涉及加工贸易的案值,仍达到总案值的42.7%;海关缉私警察立案的走私案件,加工贸易的案件呈明显上升势头,共立案148起,增长48%,案值12.5亿元,增长76%,擅自倒卖保税料件、成品、甚至减免税设备是走私的主要形式。
从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看,利用加工贸易走私案占较高的比例。但是,能否据此认为加工贸易就是走私最重要的渠道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据国际经验,查获的走私案值,一般约为实际走私案的10%,甚至更低。在查获的走私案件中,不同方式的走私,被查获的难度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已查获的走私案件中的比例,来推算不同方式在全部走私案件中的比重。加工贸易走私,由于必然在海关留下有关单据,因此,与那些“闯关”走私案相比,以加工贸易之名走私的案件,事后仍然可能查获,所以,当大规模开展打击“走私”活动时,对以往的案件,加工贸易走私更易被查获。因此,我们尚不能从近几年海关查获走私案中加工贸易走私所占的比重来推论其在全部走私渠道中的比重。也许所查获的以加工贸易方式走私金额占较高比重,只是说明这种走私更易被查获。
走私活动的猖獗,不是因为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而是由于过高的关税和增值税造成的巨大利益的刺激,以及监管手段的落后和官员的腐败。只要上述诱发走私的原因存在,不管是否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都是不可避免的。
开展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海关加强了对加工贸易进口的监管,同时,通过保证金台账“实转”等方式,试图防范加工贸易走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监管手段降低了通关效率,对正常的加工贸易活动,特别是交货期很短的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说明，沿袭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必须探索新的监管思路与监管方法,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更加方便加工贸易进出。
二、关于加工贸易出口与贸易磨擦问题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发展,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与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所谓的贸易磨擦问题。
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大幅度向中国转移了生产制造能力,这些企业原本就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移到中国后,由于充分利用了我国生产要素低廉的优势,很多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对美出口进一步增加。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关系:中国从日本和“四小龙”进口料件,在华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突显出来。按照美方统计,200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深入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中国对美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是取代了以往东亚其他经济体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企业。例如,1986～1988年间,美国鞋类进口的60%来自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只占2%。到1999年,这两类产品进口国的位次完全颠倒过来,美国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的鞋类仅占2%,而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鞋类所占份额上升至60%。玩具和体育用品的情形也相类似。1985年,美国从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对该类产品的进口占60%以上,中国大陆仅占6%,到90年代末,所占份额数刚好相反,中国大陆占60%,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减少至6%。（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第二,由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统计都出现了误差。在美国的统计中,经香港对大陆的出口,被统计为对香港出口,而非对中国大陆出口;而中国经香港对美出口的产品,按原产地原则,仍然被统计为自中国的进口。中国的统计恰好相反。因此,美国统计的双边贸易逆差夸大了实际情况,而中国的统计则低估了贸易不平衡状况。有关研究表明,中美贸易逆差应介乎两国统计之间。第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保护市场造成的,实际上,近10年来,中国市场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1990～200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长了四倍，1990～2000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出口市场,到2000年,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出口市场。
但是,不管原因何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在对美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动机,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期在对华交往中取得主动地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宣称的,影响了一般贸易的对美出口,实际上,美国借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中国出口产品直接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多,除少数纺织品受配额限制外,绝大
多数产品并没有直接受到限制措施,主要原因就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只是转移了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贸易的顺差,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企业。而且,很多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对美的出口,本来就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或者美国企业在华的“代工”企业的产品。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以贸易不平衡为武器,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加速了我国市场开放,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开放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方面的问题则是贸易磨擦问题,或贸易伙伴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的不正当保护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遇到的反倾销问题。目前,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已经超过500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不少国家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措施,使我国出口形势空前严峻。不少学者与官员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对华反倾销,是因为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太快造成的。但是,国家经贸委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最近完成的一项反倾销研究课题的调查表明,我国被反倾销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由一般贸易出口引起的,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反倾销案例不到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例的5～10%。加工贸易出口之所以不易被反倾销,基本原因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大多仍利用了外方原有的出口渠道,出口量、价格均由外方控制,不会出现一般贸易出现的乱打价格战的情形。这一研究成果显示,以往对加工贸易的评价,夸大了其导致贸易磨擦的负面作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三、关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关系问题
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挤压了一般贸易发展。在进口方面,对加工贸易设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实行保税政策,使我国进口纳税产品比重很低;在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挤占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份额。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关于加工贸易与进口关税收入的关系,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对加工贸易进口免征关税,是合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最终会包含在出口产品之中,如果对加工贸易进口征收关税,就会扭曲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二,关税对总税收贡献的下降主要是由降低关税水平引起的。我国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从1985年的44.3%（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下降到2001年的15.3%,降幅为66%,但同期关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只从10%下降到5.5%。
第三,关税比重降低的原因还在于其他方面的减免税。我国有四大类产品不纳关税,一类是加工贸易进口,二类是外资企业设备进口,三类是技术改造等进口减免税,四类是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馈赠。1998年我国进口应税品比重只有19%,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为48.9%,外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占10.3%,二者合计为59.2%,通常馈赠进口不到1%,因此,技术改造等免税进口占到20%。也就是说,在应该缴纳关税的一般贸易进口中,政策性免税进口额达到一半以上。关税收入比重的降低,这类政策性减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加工贸易挤占一般贸易出口市场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论文摘要】 伴随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双边经贸争端与摩擦时有发生。如何认真对待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对其给予客观认定与妥善处理，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全局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 贸易逆差 原因分析 对策探讨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明显的现实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诸多贸易问题愈加突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1)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4.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来自货物贸易。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提供的服务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5.对华的直接投资掩盖中美贸易逆差 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投资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逆差”。 6.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二、应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对策探讨 面对美国政府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的现状，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相应的对策: 1.调整对美贸易进出口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 重视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日益加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政府很愿意通过改善对美贸易结构来缓解这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出口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给予的恩赐，美国政府对这个纯属贸易领域的间题附加人权条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是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从根本上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华大公司、对华友好商会和华人团体的游说力量，以消弱美国国会内的反华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3.建立贸易统计协调机制，统一贸易计算口径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双边贸易逆差额的统计，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进口以原产地标准统计的做法，是造成这种巨额差异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性，也说明基于物质资源跨国流动的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代国际贸易交往中各国的利益得失。只有树立综合涉外统计的观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贸易的往来状况。 4.利用WTO争 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 WTO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强制性，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贸易交往中的风险。在中美因贸易逆差问题而产生纠纷时，尽量把握主动权，具体评价美国所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美贸易中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如期履行对WTO的各种承诺，按照WTO规则进行对外贸易，以增强全球竞争力。 5.促进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 在技术贸易领域，中国市场十分广阔，大有发展余地。放宽技术出口限制，进一步督促美国放弃高技术设备产品的管制，通过降低中国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高技术贸易的进口比重，来缩小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将大大增加美国厂商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机会，从而带动美国对华出口，降低美国对华贸易差额。 6.中美高层沟通常规化，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 往往由于贸易统计标准的差异、加工贸易的两面性、非贸易因素的影响，造成两国在贸易逆差方面的误解和分歧，使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境地。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应主动出击，促进相互合作。中美两国高层次的沟通要常规化，并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通过平等磋商和扩大合作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一）中美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已从当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2116亿美元，27年时间增长了85倍。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双边贸易额每年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4年更是达到了34.27%的高增长率。到2005年，美国略低于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货币、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
（二）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强
按照H-O模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禀赋因素上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强互补性。目前，制造业产值占美国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5％，相反制造业却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拥有纺织品、服装、家电产品、笔记本电脑、信息技术产品以及大量消费品等一大批产业部门，对美出口商品的70％以上是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以及包括飞机、尖端集成电路、电信设备、自动化数据处理机械在内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这些领域，中国处于落后或短期状态。此外，美国的金融和零售业企业也开始不断地从对华商务合作中受益。这种贸易机构说明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他们各自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三）中美贸易差额逐年扩大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逐渐凸现。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贸易自1993年美方开始出现逆差62.76亿美元，到2005年上升到1141.73亿美元，12年增长了近18倍；而据美方统计，美国从1983年开始出现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5年上升到2016亿美元，12年上涨了600多倍。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一路攀升，到2005年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26.3％，并且比位居第二位的日本高出1189亿美元，是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2.4倍。
（四）中美之间贸易争端日益增多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频繁发生，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从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来看，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案件较过去明显增多，其中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4起，特保调查案1起，共涉及我国出口产品价值5.72亿美元；并以我国产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为由，频繁发起337调查案件。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美国对我国多种纺织品设限，并发起特保调查，涉及我国产品24种、出口金额63亿美元。此外，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牛肉对华出口、中国进口美国分账电影等问题，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也是双方各自关注的议题。
二、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主要因素
（一）两国经贸的总体格局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
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影响中美贸易平衡。随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目前已占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自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9.3亿美元，到2003年增长到576.7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的62.4%。而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商品进口增长却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大幅增加到2003年的408.6亿美元。这可以从以下的数据分析中反映出来：
一是分析外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商品数量、对美贸易顺差额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三组数据。图1是对1992～2005年这三组年度数据运用最小平方法求出的指数曲线型趋势图，图中的三条虚线分别是根据三组数据计算得出的趋势值所作的趋势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条线的变化规律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中，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基本相同。这也就是说，在所选的样本期间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增加和对美贸易顺差增加。
二是分析在华外资企业从美商品进口额、美中贸易逆差额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三组数据（图2）。由图2可知，美中贸易逆差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的趋势变化大致一致。而美国从中国商品进口的变化不太明显，发展较为平缓，受其它两组数据的影响不大。这是由于中国外资企业从美商品进口还受到诸如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可知，在所选的样本期间内，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美国从中国商品进口增加和美中贸易逆差扩大。
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中美贸易平衡。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后，中美两国贸易格局存在互补性。美国经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淘汰一些低附加值和劳动型密集型的制造业。而中国在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中，扮演接受者的角色。这种分工格局决定物美价廉，有相对竞争力的中国商品会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在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不断增长的同时对华贸易逆差水涨船高。以2005年为例，在美国从华商品进口中，排在前10位的进口商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家具、鞋袜等，其中多数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三大类贸易上。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二）美国现行政策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
1. 美国政府采取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影响中美贸易平衡。多年来，美国始终不愿向中方出口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卫星技术、程控交换机技术等中方需要的高科技产品，甚至连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产品也加以限制。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新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使美国企业失去了高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参与竞争的良好时机，制约了美国企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了美国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并直接影响中美贸易平衡。
2．美国贸易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美国常常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在贸易问题上涂抹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自1990年以来，美国国会部分反华议员借口所谓人权、武器扩散、贸易逆差、市场准入及台湾、等问题，多次阻挠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使原本纯粹的经济和贸易互利互惠问题演变成了两国间的政治问题，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近年来，美国的双赤字和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促使布什政府采取了不少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来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2004～2005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就是美国实行单边贸易保护的典型表现。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上述分歧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与冲突表现，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三）服务贸易被忽略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这种迅速发展的趋势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服务贸易已占整个国际贸易的四分之一，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与货物贸易的比重大体相当，甚至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2002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2726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17.4％，服务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然而，在谈到中美贸易逆差时，美方却往往只强调货物贸易而忽略服务贸易。事实上，过去十年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盈余，如果把服务贸易计算在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会减少。特别是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具有强大实力和竞争优势的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将会获得更大增长。根据USTR 的统计，2004年美国服务贸易对华出口增长20％，而其总体增长仅为11%，中国已成为美国第10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0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16亿美元。
（四）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美国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估计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2005年两国官方报告的差距高达1711.3亿美元，可以预见，这一差距仍将逐年扩大。上面图2是对这一情况的具体反映。笔者认为，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来源，一是关于中国对美出口数额，美国统计数字约是中国相应年份统计数字的2倍；二是关于中国自美进口数额，美国统计数字始终比中国数据少1/3左右。其原因在于：（1）对原产地标准使用上的不一致。一方面，从主观上说美国希望通过随意使用或滥用原产地标准来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以便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美方的统计没有计入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的转口贸易，按原产地规则把香港的增值也计入了自华进口。（2）美方进行贸易统计时遗漏的其他部分。一是美国企业海外收入并没有计算进美国的进口里，相反，美国海外公司卖回本国的商品却成为了美国的进口，因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二是美国没有将源自中国的服务贸易收入计算在内；三是美商在中国进行来料加工商品出口到美国等时，统计上是按照产品的出口值计算的，这就夸大了中国实际的出口额。
从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看，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平衡没有实质影响。首先分析1997～2005 年美国对全球和对中国出口数据的变化（表1）。由表中可知，从1996年人民币盯住美元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累计增长了131.24%，是美国对全球累计增长速度30.17%的4.35倍。根据汇率对贸易影响的一般规律，弱势货币利于出口，强势货币不利出口。如果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美元对人民币就处于强势，在美国出口上的比较就应该是相反的。但是并非如此，这就证明了美国对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人民币汇率。其次分析1997～2005 年美国从全球和从中国进口数据的变化（表2）。由表中可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大体与从全球进口的增长相一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三倍，但与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速是其对全球出口增速的7.6倍相比，增长速度偏低。这在人民币汇率因素上也是无法解释的。这也可以得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同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以及美国逆差变化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三、正确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思考
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为提高我国经济实力，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双方不对称的贸易依存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使中国在处理与美摩擦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为此，中国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以确保中美贸易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一）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中美贸易现时的不平衡并非一个值得纠缠不休的问题，需要双方共同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缓解这种不平衡。对我国而言，应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加快本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运作体系。同时，增加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建立相互信任、互惠双赢的合作机制，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
（二）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注重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支持自主性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积极开拓非传统出口市场，推进市场多元化；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政策，适度扩大进口，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进口。
国际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这主要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深远影响使各国的学者们在思考的范畴上开始关注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这一话题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一国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别在于采用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引入的其他影响因素不同。其中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L.Hill-man与Clark.W.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产出法，在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消费作为解释变量，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认为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其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Owen（1982）对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以上两个文献都认为贸易与能源消费的规模及结构都有重要的关系，后者认为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出口的迅速扩大是造成这些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能源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2005年以来呈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客观问题是相联系的，学者们希望开始集中探讨中国国内面临的问题，代表性的文献中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对1978年~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朱启荣（2007）对山东省的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指出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规模的发展既影响能源消费量，同时又受到其能源消费量的制约。张传国（2009）以及苏梽芳（2009）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同时，采用了更为深化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动态以及定量关系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从出口贸易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波动将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较大的影响，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近期的研究如孙爱军和方先明（2010）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应用改进的费德模型，将进出口、能耗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实证研究数据上运用2000年~2007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研究结论同样得出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高能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的研究鉴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按照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模式，本文将学者们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概括为这样三个主要思路：1.对外贸易过程中“内涵能源”的消耗测算研究。国外较早的文献，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国内节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关系，如中美贸易（Shui&Harriss，2006；平新乔等，2006），日美贸易（Ackermanetal.，2007），日韩贸易（Rhee&Chung，2006）。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陈迎、潘家华、谢来辉（2008）同样采用投入产出的能源分析方法为基础，进行了测算方法和模型的改进，加进进动中的中间产品的影响，对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全面的测算。从科学性角度而言，投入产出法的思路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学者们的分析也相当的全面和深入，但考虑到一个十分实际的难题就是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的滞后性，使用早期的数据会给分析带来一定的误差。研究的另一种是以企业为依据，把国内企业分为不同的类型通过加权得到“内涵能源”进出口比例，进而算出“内涵能源”进出口数量，该方法的局限于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曹俊文（2009）在总结和归纳了前人所使用的测算方法的同时，提出了以《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工业细分行业数据为基础，根据工业行业分类标准（ISIC）和协调编码（HS）对照表，计算各行业出口产品能源强度（即具体行业每单位产值能耗），进而测算各行业出口贸易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耗量。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产出方法受时序数据限制的影响，同时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工业各部门出口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费状况。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测算细化到工业部门，如兰宜生、宁学敏（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2005年我国22个贸易产业部门的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耗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并有尽量考虑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试图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2.对外贸易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认为通过改变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结构实现节能，无疑既提高了对外贸易的质量，又对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节能降耗起到促进作用，但他同时对中国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口产品结构都在表现出趋于恶化的现象，最终得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的研究观点。姚愉芳、齐舒畅和刘琪（2008）同样使用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进口贸易与经济、就业、能源消费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认为：若从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耗影响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耗大于进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其差为2.97亿吨标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贸易结构偏重，需要调整出口贸易的结构来改善能源消耗状况的结论。3.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研究。思考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献中，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对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对外贸易作为制度因素的变量加入模型，研究认为其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高大伟，周德群（2010）认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杨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改善中国整体能源效率，人力资本对出口贸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分区域进行研究得出，东、中、西部的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都对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能源政策如何影响对贸易发展的研究
1.能源价格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的研究。能源价格政策对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现存的文献相对比较少，Jo?oRicardo和AndréVarella（2007）则从石油价格上涨与中国总出口额持续上升并存这个现象出发，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商品出口市场的开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得出技术进步是问题的根源。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的研究上，陈刚、余燕春（2008）从能源价格的角度出发，在定义能源约束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动态计量模型，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分析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动态影响。胡宗义，蔡文彬和陈浩（2008）将能源替代模块和能源强度指标纳入中国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能源价格导致出口下降。杨迎春、岳咬兴（2010）从国际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率差异差异的视角提出能源相对价格的概念，将其与技术进步和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国际国内能源相对价格变化是中国出口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能源政策建议。
2.能源补贴与税收机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国内能源补贴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补贴机制与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更是较少，一直都缺乏从出口能源补贴损失角度评价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绩效的研究。陈迎等（2008）用内涵能源测算方法对2002年中国能源补贴进行了检验，其研究针对中国所有行业的补贴总额，没有行业分布的测算数据。林伯强等（2009）计算中国能源补贴总量，用价差法测算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能源补贴载量。周勤，赵静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国能源补贴政策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对出口产品能源补贴载量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经历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价、价格粘性和权衡产品竞争力与贸易条件三个阶段，能源要素价值低估成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出口结构中多以高能耗产品为主，全部能源补贴中约有10%通过出口产品净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呈现出巨大外贸顺差和严重生态逆差并存的悖论。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认为，用于国际贸易活动的交通运输是能源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国际贸易活动间接地成为环境污染源，而能源税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以比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加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对进口产品征收能源税对小国可能是最优的。张为付、潘颖（2007）从世界福利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能源税对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影响的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税情况下世界出口国、进口国和能源国的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结果表明，在考虑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全球经济福利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最优的能源税税率，按这一税率征收环境污染税可以提高全球经济福利，也可改善因国际贸易而造成的全球环境恶化的现状。姚东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资源税会影响资源类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响有限，且从长远看，以提高资源税的方式限制资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资源税确实会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克服。
四、能源新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研究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直至2010年11月29日的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2等温室气体的控制减排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范围内已经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Jl）、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碳交易市场，并发展起相应的碳金融市场。标志着后京都时代的国际减排机制相关的架构的确立，对中国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实现中国经济和贸易战略转型的最佳时期。
自从2001 年12 月11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上升到全球第二位，其中出口额已经跃居第1 位，进口额累计达7. 5 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595 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对外直接投资也年均增长超过40%，2010 年以688 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不可避免地急剧上涨。2002年，我国就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一方面我国的能源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面临减排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也具有实际意义。中国实现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体现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承诺。在负责任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仅是由于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为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而排放的，这就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问题。所谓出口贸易隐含碳，是指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从而进口国避免在本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一、关于国外相关研究的综述
归纳起来，国外学者关于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等。
1、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在出口贸易模式与碳排放量的关系上，国外的研究主要有： Wyckoff 等（ 1994） 通过对6 个经合组织国家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发现制成品中隐含碳排放占到其排放量的13%左右。Shui 和Harriss（ 2006） 计算了中美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得出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所含的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 ～ 14%，这些碳排放最终被美国人消费。Weber et al.（ 2008） 认为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碳泄漏和碳出口，这个观点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Dabo Guan et al （ 2008）分析预测了1980 年～ 2030 年中国的碳排放趋势，结论显示造成中国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分别是出口增长、内需消费和资本投资。
Hillman（1978）在理论层面上，采用国际贸易经典的3 ×2×2模型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 扩展了L e o n t i e f 的投入产出法。M o n g e l l i 、Tassielli 和Notarnicola（2006）也都是以产品部门为基础，应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了意大利商品贸易中的能源消耗问题，通过计算意大利商品贸易中能源和CO2 含量。Lenzen 和Mungsgaard（2002）提出了一个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型（multi region input output model）并且利用它计算出丹麦最终消费的以价值形态表示的产品中所包含的能源数量。
2、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备受关注。国外学者对贸易隐含碳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许多国家都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完成了本国隐含碳的核算，如Schaeffer 和Leal（1996） 对巴西贸易隐含碳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通过国内消费品的离岸制造和生产将碳排放转移给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导致巴西出口产品比进口多消耗了56% 的碳。
Ahmad和Wyckoff（2003）认为，美、日、德、法和意大利是主要的隐含碳进口国，1995 年OECD 国家最大的隐含碳净输出国是中国，俄罗斯次之。Halicioglu （2008） 研究证明土耳其对外贸易是影响其CO2排放量的原因之一； Halicioglu （2009） 发现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显著影响CO2排放量的增加； Gavrilova 等（2010） 利用全碳核算和生命周期分析方法， 对奥地利畜牧业的贸易碳排放进行了研究。
目前计算商品中隐含CO2量较为常见的方法是I-O模型（投入产出模型），I-O模型又通常分为单边I-O模型（SRIO）和多边I-O模型（MRIO）。Sánchez-Chóliz and Duarte （2004），Mongelli et al.（2006） 等使用SRIO模型计算贸易隐含污染物，SRIO模型对数据要求不高，但涉及研究范围较窄。MRIO模型可以覆盖多个国家贸易隐含污染物的流量问题，但是对数据的容量和处理要求较高。Atkinson、Hamilton等（2010）运用多边贸易投入产出模型（MRI-O模型），通过15个国家19个部门的数据计算世界贸易中的CO2流量，实证结果表明，CO2通过对外贸易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3、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
在测算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分析驱动因素。Yan 和Yang（2010） 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 将隐含碳排放变化分解为（1） 技术效应，即产品碳排放强度的变化；（2） 结构效应，即贸易结构的变化；（3） 规模效应，即贸易量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中隐含碳排放从1997 年到2007 年增长了449%，其中规模效应为450%，结构效应为47%，技术效应为-48%。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对外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以及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等。
1、关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宋涛、郑挺国等（ 2007） 基于EKC 假设，研究中国人均GDP 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倒U 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李秀香、张婷（2004） 实证研究认为， 若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施环境管制， 中国出口贸易扩张会减少人均碳排放， 反之会加剧碳排放； 刘强等（2008） 估算了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碳排放量， 结论认为由贸易所引发的能耗量和碳排放量增加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许广月、宋德勇（2010）研究表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出口贸易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黄敏（2012） 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出口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显示出口规模是出口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
2、关于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朱启荣（2010）使用I-O模型，利用2007年和2002年我国31个进出口部门数据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CO2量，揭示了我国高碳产品转移问题。齐晔等（ 2008） 通过投入产出法计算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研究显示从1997年到2002 年间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 ～ 14%，这个比重到2006 年已达29. 28%。张友国（2010）、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 等采用类似的方法，得出中国出口中隐含碳排放变动主要是由贸易规模和中间生产技术引起。
3、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目前，分解技术是分析碳排放增长因素的主流方法，包括结构分解方法SD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和指数分解方法IDA（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Yan 和Yang（ 2010） 、张友国（ 2010） 、李艳梅和付加锋（ 2010） 等采用SDA 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研究。虽然他们所选择的样本数据存在一定差别，但都得出中国出口中隐含碳排放变动主要是由贸易规模和中间生产技术引起的结论。Dong et al. （ 2010） 则利用IDA 考察了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发现，贸易规模扩大是驱动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经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起到了抵消作用。
三、结论与展望
纵览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发现：首先，尽管不少实证研究支持出口贸易是加剧碳排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从经济学理论逻辑而言， 出口贸易究竟如何影响碳排放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次，发达国家出口贸易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碳排放，这一论点已经被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但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尚需进一步关注和探索。最后，即便已有一些研究论及中国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问题，但多数研究限于宏观视角、地区层面或个别案例的分析，基于行业差异视角的多维度研究与探索尚不多见。为此，我们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重视国际贸易碳排放的研究，并非要实现经济增长的低速度，大幅度减少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而是要建立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完善鼓励低碳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关键要坚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2、强化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构建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环境关系的经济模型。而目前适用的模型与工具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碳排放问题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研究如何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问题的模型是有必要的。
3、积极开展碳排放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统一认识，提前部署。
参考文献：
[1]李秀香、张婷.出口增长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分析――以CO_2排放为例中国[J].环保产业，2004（06）：11-13.
[2] 宋涛，郑挺国，佟连军. 基于面板协整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检验与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07（04）.
[3]刘强，庄幸，姜克隽.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8，（ 8） ： 46-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