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 述
（一）非正规就业相关理论阐述
1、非正规就业概念及界定
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方面不稳定或不规范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对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学上我们首先得给出科学的界定，使之可以被确认，从而可以被归类和管理。
引用张彦教授的界定方法，我们可以把非正规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界定要素列举如下①：（1）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2）劳动时间不固定；（3）收入不稳定，非标准工资雇佣方式；（4）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5）劳务收入经常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经营活动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不易统计；（6）家庭所有制及自我雇佣等工作形态。上述六条标准之中只要有一条符合便不是正规就业。尤其是要注意“非正规就业”与违法就业的区别，即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及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作为其合法性的界限，不能逾越。
2、我国非正规就业门类
非正规就业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以及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自救性和公益性组织及其他自负盈亏的劳动领域。如：（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如短期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3）第三类是以独立的服务者或机动劳动者存在的经济形式。主要指摊贩经济、家政服务行业等从事各种临时性和零星就业的部门。摊贩经济是非正规就业里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领域，而且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我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战略意义
“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国内实际失业率已达9.4%，再加上今年大学生、农民工、下岗人员三支就业大军的叠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非正规就业对扩大就业、缓解压力的贡献率已超过50%” 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之下淘汰出了大部分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群，他们赶不上经济腾飞的马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就业海绵”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二）摊贩经济相关理论阐述
1、摊贩经济的定义
所谓摊贩，亦称小摊贩，专指那些无经营执照、无经营房屋、无固定经营时间、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摊贩经济，即街头贩卖活动，是人类史上历史悠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业态。从我国古代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到近现代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如卖菜的、剃头的、挑货郎担的，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摊贩商业街，如我国北京的秀水街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早市等。还有香港的庙街夜市售卖品种异常丰富、货品极富特色而且价廉物美。每年各大高校里的跳蚤市场，临时布阵很多学生组织的摊位售卖各种书籍、衣物、学习用具等。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摊贩市场，如波士顿的Faneuil Hall，芝加哥的Maxwell街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今已形成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
2、摊贩经济的特征
各国的摊贩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济特征：
第一，从业主体大多为城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部分自产自销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其共同的特点是为生活所迫从事摊贩，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第二，摊点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生产场所不固定。摊贩往往可以通过步行、肩挑、车运等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地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也有一些比较固定地点营业的摊贩，但是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驱赶，被迫流动。
第三，贩卖的商品大多数为价值不高的日用品。如衣饰、玩具、三无产品和盗版电子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时令蔬菜、水果等。另外还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服务，如修理家具、收购废弃物、擦鞋等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城市“贫民窟”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3、关于摊贩经济的几种观点
（1）取缔主义。此观点认为摊贩对城市市容造成极大破坏，应该予以取缔。学者们认为摊贩们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形象。摊贩们降低了城市品位，与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严重不符，将摊贩们视为白色经济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鼓励发展。这是在2004年在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召开的“亚洲摊贩国际研讨会”中亚洲各国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经济繁荣带来了黎明前的曙光，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合理引导。
（3）客观观点。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并发展着，是一种必然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现在政府部门与摊贩的对立，是因为摊贩经济的新发展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匹配。
二、发展摊贩经济带动非正规就业
（一）摊贩经济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
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种，与非正规就业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二者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致性。从摊贩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上来讲，要促进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摊贩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重要推动力，根据有关资料分析预测，摊贩经济在促进非正规就业方面所起到的拉动作用将扮演着就业“火车头”的角色。
1、非正规就业者大军里面大多从事摊贩买卖
摊贩经济从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中占据大部分。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是非正规就业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别的就业岗位转向摊贩经营，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门类相比，降低了从业转换成本。
2、摊贩经济的市场需求所对应的人群恰恰是非正规就业者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收入少，购买能力低下，而摊贩提供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价格低廉、品种多样化、生活化，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所以这部分人群对摊贩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摊贩经济被取缔，这部分人群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会加剧贫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摊贩经济从业门槛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是最低的
既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口头协议，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雇主，找个空闲的地皮，去批发市场批发几样小东西，摆个摊点就能做生意赚钱。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部门相比较起来简单易行，而且事实证明，摊贩的扩张恰恰引起了非正规就业率同比上升，直接导致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扩大。
（二）摊贩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意义
摊贩经济形式是摊贩从业人员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一个“驿站”，发挥摊贩经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内部动力”效应，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低效率。摊贩行业不仅解决了摊贩业主自身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同类经济群体，起到了双向就业的积极作用。非正规就业为摊贩经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摊贩经济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预测以后的就业趋势，摊贩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会愈发的明显。
三、发展摊贩经济相关对策建议
（一）规范市场秩序
为加强管理，政府应该设置“摊贩中心”，专门对摊贩进行专业性的规范化的管理。对迁人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降低赋税，规范摊贩市场经营，引导摊贩自觉迁入与迁出。将摊贩中心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展现地道风味和传统意蕴，延续街头文化。
（二）明确摊贩产权
复旦大学刘新宇博士曾经指出摊贩管理低效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产权的错置，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明确摊贩的产权。在治理过程中承认摊贩的设摊权，并降低申请设摊的成本，在规范摊点的同时明确摊点所对应的摊贩业主，明文规定其应该遵守的市场法则，并形成长效机制，减少在以后摆摊设点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产权明确，摊贩经营岗位稳定，避免了摊贩业主进入“失业—再失业—又失业”的怪圈。
（三）摊贩自治
鼓励摊贩成立自治团体，应用各种激励措施加强摊贩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减轻城管执法负担，还可以实现摊贩的结社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协助解决城管日常执法与摊贩的纠纷，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而引起的动乱。摊贩“自治”将有利于就业者自我管理、自我提升，降低经营成本和失业风险，也有利于提高城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四）摊贩管理法制化
摊贩的管理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缺失切实有效地法律提供根据和支持，使得我国摊贩经济发展在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城管人员执法理念低，执法程序不合法，管理活动缺乏监督等。摊贩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在抵抗过程中酿成了人间悲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让摊贩经营活动和城管的管理活动和谐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完善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都针对正规经济设计，触碰不到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只能严重缺失，尤其是在摊贩经济的规范与管理上就更少涉入。完善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摊贩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政府经济职能的十六字方阵“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落实到摊贩的管理上。
四、结 论
摊贩经济的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理论上应加强摊贩经济与非正规就业经济联系的研究，完善理论的不足，为经济决策者提供理论建议。实践中，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真履行经济职能。总的来说，要以发展摊贩经济为手段，带动非正规就业为目的，帮助从业者走向健康长久就业之路，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维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战略性意义。
注释：
①张彦. 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引自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难题的新途. 2010.08
参考文献：
[1]何松. 我国发展非正规就业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北京：商业时代，2009（3）
[2]王会涛，汪戎. 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综述[J]. 黑龙江：北方经贸，2011（1）
1、开展服务型管理，灵活划定占道范围。开放地摊，对城市管理者是一项的考验，如何在管理好地摊经营中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这就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开展“精细化”管理，以不影响交通和人们日常出行为基础,划分绝对禁止、相对禁止和允许经营的区域，相对禁止规定可经营时段，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开区位管制，在经营区域内允许“地摊”自由经营，不必强调经营场所的固定。在惠民便利的基础上,解决占到经营和妨碍交通等问题，同时倡导城管等管理人员由“治理型”向“服务型”理念转变，主动建立服务微信群，将管辖区域内的摊主邀请进群，利用网络信息化手段进行精细的管理服务，使吉林省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省份，既有管理的约束，又有生活的温度。
2、制定“地摊经济”各项准入标准。两会建议“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的合法地位”。通过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建议摊主进行备案制，根据个人申请，由工商部门对于摆摊的摊主或者摊位，出具可信任的电子资质证明，摆摊时出具二维码资质，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建立消费者与摊主之间的联系。经营加工食品的摊位，须具备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者具备个人健康证明，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和商品质量纠纷时，可根据工商备案信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解决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和食品安全的问题。
3、实施摊主卫生责任制。对于地摊摊主产生的卫生垃圾，实行摊主责任制，要求摊主摊点摆放整齐，设置垃圾容器，不得乱排放污水。将地摊卫生按区域划分给经营者，经营者对自己摊位所属区域内卫生负责，各摊位摊主负有相互监督职责，由环卫部门对其进行考核，卫生环境考核不达标的，所有摊位予以停业整顿，不配合整顿者取消其摆摊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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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7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56-02
一、河洛文化庙会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为了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一些地方纷纷举办文化庙会。洛阳，作为河南的重要旅游城市和古都城市，也通过举办庙会来传播河洛文化和发展洛阳经济。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2012年1月23日至28日（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六），继2010年的第三届河南洛阳文化庙会在隋唐遗址植物园举行。河洛文化庙会是洛阳规模最大的庙会，地处王城大道南，交通便利，场地宽广，每年都吸引大量市民前去参观。河洛文化庙会在弘扬传统文化，展示河洛风情的同时，也活跃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的繁荣，给举办方带来一笔巨大的经济收入。这一切不仅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吸引着更多的人到这里发展，与之相邻的洛阳博物馆也起到了连带宣传作用，间接促进和推动着洛阳新区的发展。
本文主要采取个人观察和向知情小商人和游客咨询的方式，从今年的庙会接待游客数量、庙会规模、招商者的经济利润收入和游客的满意程度等方面着手调查，和去年的形成对比，找出比较优势和问题所在，并提出可能性的建议。
二、调研结果及分析
（一）功能区域设置
洛阳市2012年“河洛文化庙会”主要项目设置：儿童游乐区、游戏电玩区、工艺礼品区、传统文化社戏展演区、风味小吃城（设在中心小广场东北玫瑰园区域广场，沿水渠边和外侧搭建标准摊位圆形花坛上）、洛阳百戏大舞台。
设置功能和2011年大同小异，主要是设置位置上有所变化，民间工艺品一条街移到了东街，虽然改变位置，还是沿道路搭建影响不大。主要是小吃街移到了东北部一角落里，沿水搭建，也许初衷想法是小吃卫生不好管理，改变了位置。广大的植物园及偏远的位置导致很多游客找不到小吃街，开始几天影响了游客的需要和小吃街的生意。
（二）对庙会主体人员调查结果及意见反馈
1、市场管理人员。满意度比去年降低，由于摊位费的增高及小吃街位置的变动，部分游客找不到饮食点，导致部分小吃商贩流动到人多的地方，个别流动民间工艺商贩也流动起来，一些没有交摊位费的也流动进来，引起其它商贩不满和卫生清理问题。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提前调查，制定满意的区域布置和摊位费，规范市场管理，确保更多的商家能够涌流进来，合理竞争。
2、游客。满意度比去年低，虽然政府宣传很到位，由于庙会很大，小吃街更换位置的原因，刚开始还是很难找到小吃街，而且小吃街商贩比去年明显减少，部分游客抱怨小吃价格太高，极少数担心卫生问题。他们建议小吃街分布合理，毕竟逛庙会重在吃喝玩乐，吃很重要，在小吃价格合理的同时确保质量满意。
3、小吃街商贩。满意度和去年差不多，摊位费比去年增加约二分之一，但庆幸的是由于去年生意竞争激烈加上摊位费增加，游客人数减少将近一半，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绝大多数生意利润比去年增加，有的甚至大大高于去年。他们建议小吃街布置合理，方便游客找到，稍微降低摊位费的前提下商家合理竞争。
4、民间工艺街商贩。满意度比去年降低，摊位费和小吃价位一样也比去年提高了，但他们少数采取合作买摊位的形式，减轻了压力。因为游客的减少，利润比去年稍微降低，位置基本和去年大同小异。他们建议庙会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同时把民间工艺提升为亮点，毕竟庙会突出的是传统文化。
5、儿童游乐区商贩。满意度和去年差不多，由于所占面积较大，而且位于西门（正门入门）北侧，虽然摊位费稍微提高，由于偏受儿童喜爱，所以游乐场的生意和去年一样，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倒是希望庙会越办越好。
通过调查结果发现：今年招商数量远不及去年，参加庙会的人数比去年也大大减少，部分人甚至没有充分领略到庙会的风情及服务，还有最后几天摊位乱摆问题，不仅影响了庙会形象，也给市场管理人员带来了一些困难。这些不仅仅是发生在庙会表面的一些简单的现象，更是庙会文化背景下折射的经济市场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三）原因分析
1、庙会经济利润空间的提升需要有序、合理的理性竞争作保证。洛阳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又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渊源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源头，本身靠自身的名气和影响力就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和观众。举办庙会方仅靠庙会门票收入和摊位费就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且洛阳是旅游城市，举办庙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就要求庙会举办的整个过程都要引进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满足顾客需要，并达到娱乐和文化结合的目的。通过与近年对比发现庙会更多的被商业文化元素冲斥，整体长期效果欠佳。
2、摊位费增加是造成今年庙会游客减少的重要原因。经调查去年的摊位费的管理是交给日报社主办的，宣传力度很大，而今年是市政府接手，宣传乘去年之风。去年庙会举办火爆，今年估计他们索性增加摊位费来增加经济收入。摊位费的增加导致商贩数量减少，因为他们无法预期利润，有些商家甚至认为过高的摊位费只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市场的供给量减少。又由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独的靠市场调节经济或者单独的靠政府的主导都是不可行的。另外只有初期办的好才会吸引更多顾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太效应，尤其是过年期间，特色小吃是吸引人们的一大亮点，小吃的减少会降低人们的兴致，导致市场需求量减少。
3、功能布置不合理也是影响游客减少的主要原因。政府出于创新目的，一改往年布局，把小吃街改到设在中心小广场东北（玫瑰园区域边水渠边）。没想到很多的游客娱乐完毕还没找到吃的，再加上小广场隐蔽在小树林中，在整个布置中密封甚好，导致有的游客很难找到饮食的地方，这样不仅影响游客的心情，也影响小吃商贩的收入，同时影响其它各项商贩的经济收入。另外因为生意不好摊位乱摆的现象又影响了庙会的形象和管理。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庙会的口碑，甚至影响明年游客人数。
三、政策建议
通过此次调研活动，我了解了整个庙会举办的具体情况和状态，以及河洛文化庙会举办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以及文化意义。庙会的举办不仅给政府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也给植物园的公共管理人员和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全市人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转变了他们的消费文化理念和方式，更是推动了洛阳旅游业的开发，符合国家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自由活跃发展的表现。为了让市场经济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发挥，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管理的主体，应根据市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及时发挥必要的宏观调控作用，让庙会的举办给人民带来更满意的效果。
1、政府经济调控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只有在好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所以政府应把握好质量，效益，结构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举办庙会市场摊位费的提高应是循序渐进的，政府策略应以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为指标，或通过竞标的方式制定出合理的价格，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商贩来这里投资，增强了商贩们之间的竞争力，使庙会更丰富多彩。虽然现在庙会举办的还算成功，但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保证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扩大规模，积极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它的知名度，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
2、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品牌效应。创新是吸引游客的一大方式，但是创新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个变化，它应根源于内在，从根源和人们心里上寻找需求点，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科技抓起，提高庙会内容的科技含量，使消费者的效用达到最大化，才是吸引他们的长期方式；另外把饮食、民间工艺、娱乐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提高它们的品牌效应，使庙会的整个经济发展，从摊位的买卖到庙会中各项活动的进行，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除了摊位费和门票收入外，引入更多的经贸活动，成立一个庙会研究小组，探索庙会的经济利润空间，让庙会的活动主题得到升华，多角度，多空间打造一个新型热闹的庙会，而不是简单的从功能布局上来创新。
3、以人为本是政府做事的基本理念，河洛文化庙会应切实做到为民服务。所以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功能，除了安全、卫生、交通等基本要求外，一些更人性化的服务政府也有必要做到。饮食卫生和合理的价格，防止过度哄抬物价和减少不合理竞争等现象，争取做到让庙会更完满更成功。
总之，河南洛阳文化庙会应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时做出一些改善举措，争取越办越好，让它的整体影响力得到充分和完善的发挥。
流动摊贩在近几年来通过媒体的大肆报导走到了人民群众中来，成为不少学者、市民百姓热议和讨论的焦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城市的流动摊贩不少于3000万人。对流动摊贩的态度和治理方式关乎民生，关乎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关乎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一些城市的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暴力执法，以及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不断上演的“猫鼠”游击战，不得不让我们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信念支撑忧虑。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强调推动科学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何谓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化与社会转型时期，流动摊贩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和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城市只有与流动摊贩相融合，将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吸收，运用和不断发展，才真正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本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流动摊贩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将正反作用对比，并提出城市与流动摊贩相融合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一、流动摊贩群体规模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分析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城市的就业市场一时无法供应如此多的劳动力。农村流向城市的人们大多文化技能素质比较低，不能适应城市高技术知识水平的要求，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另一方面，城镇化加速使得城市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失业人员增多。流动摊贩大都由农村进城人口、失业人员和流浪人员等组成，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证，只得依靠简而易行的路边摆摊来维持生计。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摊贩坚决不能取缔。中国古代即有“民为邦本”的思想，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突出“人”的核心，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十更加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国家的发展改革方向是更多的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关注人权，注重民生。应该在尊重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科学管理城市[1]。
另外，我国流动摊贩之所以长期存在并组成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填补了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缺口。任何一个市场的存在必然少不了消费者，没有消费者，没有需求，市场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城市社区设施的不完善及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合理使得城市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解决。摊贩们廉价的物品以及几乎“送货上门”的服务给居民带来了非常的便利。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人”的概念，他们的时间、金钱成本都达到了最小化，从而实现了自我满足。这样的“你买我卖”，“各取所需”促进了摊贩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久经不衰”。 如果把这些流动小摊贩取缔，每天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打工族”和“学生族”就会面临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这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流动小摊贩为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与世界大国，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和包容。而且让小摊贩合法化、固定化，也会是一种地方甚至民族特色。
二、流动摊贩存在的正反作用对比
流动摊贩主要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所组成。弱势群体在我国主要指物质贫乏，生活贫困的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均分制”，社会被隐形分出了贫富等级，富有的人意味着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享有更好的机会和幸福成果，而弱势群体无资源可利用，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这样他们中一些人必然会滋生反感情绪甚至“仇富”心理，更有甚者仇视社会滋生歹心，引发各种犯罪行为。弱势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缺乏公正的体现，弱势地位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窘迫，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失衡，而心里的失衡极大地动摇了个体原有的人生观和行为定势，为越轨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流动摊贩的规模发展是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弱势地位与心理失衡找到的一个出口，除了可以满足自身的经济生存之外，他们的商品被需求也使他们觉得受到了认可与尊重，满足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流动摊贩有利于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就业压力，减少了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能够较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同时也使得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增加城市韵味。
从反作用的方面来说，流动摊贩无证经营，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一定的秩序加以规范，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食品安全、商品质量保障、卫生环境、堵塞交通以及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等问题随之暴露。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也是关乎民生及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食品安全无小事”，近日湖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禁止流动摊贩向学生兜售食品，这也是在整治时期对保障食品安全的一项无可厚非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也有不少居民反映流动摊贩堵塞交通，占据停车位，制造食品残余垃圾，和一些食品味道油烟等影响居民正常休息，扰乱了居民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因此不少居民对此反感、投诉。由于这些小贩是流动经营的，城管进行执法时会在第一时间隐没，而当城管走后，又在第一时间出现，从这方面来说，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执法治标不治本。流动摊贩一直以来都是城市“脏乱差”的主要来源，因此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顽疾。从流动摊贩和关注民生的角度考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突出重围立足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做貌似无尊严的“见猫逃窜”的“老鼠”，是城市管理者急需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城市居民和每一个爱国爱民者需要关注和思考的一大民生事件。
三、对流动摊贩的城市管理思考与建议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弱国逐渐向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强国迈进，顺应改革发展的潮流与目标，流动摊贩与城市的融合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在人性化管理方面我们要借鉴泰国的管理理念，人的生存权比市容市貌和交通的便利更重要，他们把人放在第一位。这也符合我国“关注民生”的理念。若城市管理者为了良好的市容市貌和疏浚的交通而一味的对流动摊贩采取取缔的策略则是一种懒政和愚蠢的不科学的行为。流动摊贩该如何规范化管理，如果一味地只靠城管执法，则只会造成城管与摊贩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也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应运用的方法。真正智慧的领导者应该能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把握全局，看到流动摊贩和城管者之间绝不是相互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张英魁、刘兴鹏提出政府、社会与居民群体共治的框架，在治理过程中要实现管理部门、流动摊贩和社会的良性互动[3]。这种方法避免了政府一方单方管理的种种缺点与尴尬，可以达到有效互动管理，体现科学发展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必须多管齐下，多面配合，才能达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真正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1.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经常上演“猫鼠”游戏和暴力非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流动摊贩缺乏法律上的认可与保护。政府应该依法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物质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司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也是法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制度安排[4]。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实证明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加强对流动摊贩的立法保护，有助于加快我国法治进程与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对流动摊贩进行立法保护之外，还要立法规范，给城管部门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形成政府主导、摊贩自治管理和社会民众参与的三重屏障发展模式。政府依照法律对流动摊贩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明确可以摆摊的时间和场所。成立流动摊贩社会团体和自治组织，每个流动摊贩都要去其所属组织登记获得许可证；组织内设监管部门对摊贩的食品安全、质量保障和环境卫生等进行规定和监督；设立卫生保卫部对摊贩场地的卫生进行保护和垃圾清理；对摊贩成员进行定期培训并引入奖惩办法，使摊贩认识到市容市貌建设以及疏浚交通的重要性，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从而有效促进摊贩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当然这也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一部分。社会民众参与就是加大对流动摊贩政策的宣传，使流动摊贩的这种人性化管理深入人心，这样不但保证了摊贩经济的繁荣，也改变了以往城管在民众心中的“暴力”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民众应拒绝在严禁摆摊场地进行商业行为并及时举报，以增强社会共识，维护法律权威。
2.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增加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鼓励自主创业，增加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支持。在流动摊贩中有一部分是刚毕业大学生，他们不满于给别人“打工”、为别人“打杂”，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供过于求，有一部分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想要创业而又迫于资金压力，因此加入到流动摊贩的行列中来。对流动摊贩中占多数的农民工，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和非农产业又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为缓解剩余农民的就业压力，应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企业，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等。
完善城市规划与布局。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合理规划与布局，能够实现城市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应在城市居民聚居区设立更多，更经济的生活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减少税收及其他相关费用，将流动摊贩引入市场，并根据居民作息时间灵活开放市场时间以方便居民生活。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将流动摊贩的群体利益考虑在内，考虑摊贩市场的设置等，这样有利于减少城市与流动摊贩之间的冲突，促进二者之间的融合。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它通过社会救助、失业保险等，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转移给缺乏收入获取能力的社会贫困人口，可以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5]。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对城市流浪人员的社会救济和职业培训，使弱势群体能够有一定的收入而不致迫于生计，成为流动摊贩。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存在诸多限制，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要不断改革户籍制度，使城市外来人口逐渐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机会和权利。
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分析了流动摊贩这一群体的行为原因，以探本溯源、对症下药的思维理念，提出要服务并不断满足流动摊贩的利益需求，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形成政府、摊贩、社会的互动发展模式；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对弱势群体增加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针对流动摊贩合法化向公众征求意见，随后一些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进行改革，不再以“堵”为主，而是加以“疏”化，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对于城市和流动摊贩的融合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山西太原市采取“引摊入市”的办法给流动摊贩筑巢安家，海口市建立了“便民疏导点”，昆明实行“线性管理”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流动摊贩的全国性问题的治理，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吕燕.权利均衡、流动的风景与走出城管困境――关于扬州市流动摊贩城管状况的调查与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0（2）：148-152
[2]马皑，乐国安.弱势群体与心态失衡[J].政法论坛，2004，22（2）：155-163
[3]张英魁，刘兴鹏，城乡二元结构视阈中城市流动摊贩的治理[J].行政论坛，2009，16（4）：76-80
[4]张琳.法治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8（6）：31-33
一直以来，地摊由于自身的一些问题，导致其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没有合法的身份，使得全国各地不断上演小商贩和城管“斗智斗勇”和“猫和老鼠”的市井短剧，并逐渐演变成暴力对抗的“全武行”。尽管地摊现在仍不能堂皇入室，但却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经济力量。关系到底层百姓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政府必须引起重视，妥善安置和引导。
1.地摊经济的缺点
地摊由来已久，虽然便利了百姓，但它自身的特性不可避免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笔者认为，地摊经济有如下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1.1散
地摊经济的散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分布散，地摊遍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它灵活游走于各个角落，哪里人多哪里热闹就奔向哪里，极强的流动性也造成了地摊客观上难以管理；二是形式散，地摊商贩销售产品的形式多样，一块塑料布、一个挂架、一台三轮车、一个箩筐、甚至商贩自己的身体，都可以成为他们销售产品的舞台，而售卖的产品从用的、穿的到吃的也是应有尽有。
1.2乱
地摊经济的乱体现在销售秩序上，绝大部分地摊都存在占道经营问题，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一些地摊甚至摆到了马路上，这也造成了交通堵塞和安全隐患。而收摊后留下遍地垃圾，也让环卫工人苦不堪言。
1.3差
地摊经济的差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服务意识差，绝大部分地摊经营者都是因为生活所逼，才选择了摆地摊作为过渡，一旦有更好的选择便会立马结束，因此，地摊经营者在潜意识里没有与顾客建立长期客户关系的想法，服务的主动性和服务质量差，欺骗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二是产品质量差，低价格是地摊产品最大的竞争优势，同时低价带来的必然是产品的低质，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特别是入口的产品，经营者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一些劣质原材料，对消费者身体健康是一种极大威胁。
2.地摊经济的好处
虽然地摊经济的缺点是导致城市管理者不容许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客观来说，地摊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2.1地摊经济也能孕育企业家
尽管地摊卖的东西小，销量额低，但只要经营者有恒心，将其作为事业来看待，完全有可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拥有1100多家谭木匠专卖店的谭木匠控股有限公司，如今已经是一家上市企业，其专卖店遍及全国，董事长谭传华的第一把梳子就是在地摊上卖出的。创立重庆超奇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西南水果大王何超，创业初期也是一名挑着箩筐走街串巷的水果小贩。开有1720家农村超市的重庆腾龙百货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世杰，当年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是摆地摊挣来的。由此可见，只要经营者有恒心，麻雀也可以变凤凰。
2.2地摊经济对解决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摆地摊的人，不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没有一技之长，无法解决就业，如果这些人长期处在社会底层，连基本温饱都无法解决，势必导致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失望，从而给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而摆地摊对于资金要求不高，技术要求也几乎没有，超低的准入门槛使得这些人可以较容易的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就业，不少的地摊经营者就是靠这个小小的地摊养活全家。允许城市存在地摊经济，实际上就是给低收入人群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它可以解决农民工、下岗职工和一部分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已有70%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灵活就业领域,而且其中有近三成人员从事过地摊经营。目前,正在从事摊贩经营的劳动者大约有3000万,地摊对拉动就业功不可没。
2.3给城市带来生活气息
正如一名经济学家所说，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地摊经济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到地方的特殊风味。北京、上海等地兴起的“创意市集”就是一群有才华的艺术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集体摆地摊，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和创意。纵观世界各地,但凡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地摊经济”都较为发达,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聚集,更是一道人文景观。比如台北的“士林夜市”，已经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更是游客旅游观光，感受台湾普通民众生活气息的最好去处。而在我国香港地区，以九龙旺角、佐敦等地为代表的庙街夜市，每天都是人流不断，并成为香港的一大文化特色。
2.4对城市的消费层次是一个有利补充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物价的不断上涨，使得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低相对较低，对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买东西时精打细算，地摊商品正好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这也是地摊经济长期存在的市场依据。
3.对地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几点建议
既然地摊经济成为不可消除的一种社会现象，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与其靠行政手段千方百计的堵，倒不如科学有序的导，使其在可控状态下成为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
3.1给予一个身份
哲学上说得好，存在即合理，既然百姓有需求，到不如大大方方的给予地摊经济一个合法身份，承认其合法性。而以法规的形式确立地摊的合法身份，这也是解决城管纠纷的根本措施，上海市早在2007年就已出台了《城市设摊导则》，开始允许一部分小商小贩存在，并为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重庆市主城也开始在进行这方面的摸索，陆续设立了新桥夜市和黄桷坪涂鸦夜市，更多后续的地摊夜市正在规划中。
3.2制订一套规则
对于地摊经济的管理，除了给予合法身份外，还要制定一个可行的规则，让地摊经营做到有法可依，除此之外，建立一套进入和淘汰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给予身份，保障权益，对于违反规则的坚决淘汰。实行摊位卫生责任制，每位摊主必须对自己摊位范围内的环境卫生负主要责任，这样也可有效遏制收摊后垃圾遍地的情况。这方面，沙坪坝的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是放宽了准入门槛，有下岗证的、是低保户，将优先设立摊位。对经济困难的，办健康证的费用也可减免。在“准入制”宽松的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退出机制”，经营户如果不能规范营业，搞乱了市场的秩序，就必须退出市场。
3.3划定一个范围
根据具体情况，给地摊的经营设置时间段，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范围开市和收摊，这样可以做到既方便百姓，也不会扰民。在地点的设置上，可以选择闹市区的背街地段，这样既可以保证往来的人流量，又不影响市容市貌，更重要的是，区域划分好后，也有利于政府进行有效监控。
3.4成立一个协会
鼓励地摊经营者采用民主直选的方式成立协会或委员会，实现由政府管理转为摊贩自治，让经营者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当然，为使协会处在政府可控和监督下，建议由协会所在地区市政管理机构的领导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责，这也可以缓和消除摊贩与市政管理方多年来积攒的怨气。
公共权力的“弹性”理论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非不可调和。随着地方政府一份份地摊解禁的文件出台，即体现了“权力的弹性”，又彰显了民生权利与公共权力的互让性。这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改变，说明公共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如何更好的管理好城市中出现的地摊经济，已经成为关注百姓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要做的事情。
作者简介：王浩，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一、法律经济学的概念
法律经济学是一门包含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边缘学科，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用理查德・A・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一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对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分析”的学科。波斯纳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主体，集团行为只不过是个人理性选择下的产物。他认为作为一个理性人，其总会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为了追求福利或效用的最大化。
二、“小摊贩”现象存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一）收益高于成本是“小摊贩”现象存在的内部因素
“小摊贩”经营者大都是社会底层人员，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一般占据城市广场、人行道路旁等人流量大、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小规模的营业活动。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小摊贩”的大量存在也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广泛需求催生了这一群体的产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于擦皮鞋、修拉链、配钥匙、自行车补胎等小事，而这些小事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实中的大商场、门面房等大都不提供这些服务，那怎么办呢？这时灵活便利的“小摊贩”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法律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经济人”――指个人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会优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简单说，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要追求消费成果最大化；作为生产者我们要追求产品利润最大化；作为决策者我们要追求决策目标最优化。而具体到“小摊贩”经营者就是要追求成本最小化，经济收益最大化。根据凯恩斯定律，有需求就有供给，花最少的钱追求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理性经济人所希望的。在这一背景下，存在着广泛需求者的“小摊贩”应运而生。例如同样是卖蔬菜，大超市里的蔬菜在摆上货架之前要经过很多次的转运、包装，再加上超市的柜台费、人工费等等，售价自然会增加，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转运往往不太新鲜。而“小摊贩”卖的蔬菜则省去了转运、包装的环节，他们每天天没亮就直接去市场批发或者直接到农户地里去收，少了中间繁琐的过程而且没有额外的费用，所以售价相对大超市会低，蔬菜也新鲜，对于市民来说也就更实惠。另外，市民在购买过程中还可以和“小摊贩”经营者讨价还价，多了一份人情味。
“小摊贩”的屡禁不止正是说明他们可以从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成本低，见效快，无需办理营业执照，缴纳昂贵的店铺租金，所以才会选择从事流动摊位。反之，如果“小摊贩”经营者无法从经营中获得收益，那么可想而知即使免费为他们办理营业执照等，他们也不会从事流动摊位的。
（二）守法成本高是“小摊贩”现象存在的外部因素
建国以来，针对“小摊贩”现象，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治理，比如每个城市都会存在的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城管，国务院颁布的针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但是“小摊贩”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中一个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少“小摊贩”经营者在选择守法经营时的成本过高。
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小摊贩”的数量超过一亿且大多属于城市的低收入甚至无收入者，他们缺乏资金和专业技能，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可能完全覆盖这些群体。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最迫切的需求。投入几十块钱至多几百块钱马上就能见到收益的小摊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办理营业执照、租赁固定场所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即使要经常被城管围追堵截，没收经营产品，甚至是触犯法律，他们也要经营流动摊点。
这里所说的守法成本过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国家申领有关证照的成本过高。虽然目前国家要求行政审批项目精简放权，但是办理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证、卫生许可证等手续还是需要很多钱，而且办理起来时间长，有效期限很短，过期即作废。如果要继续经营，还要再办一次。领取有关证照后，日常的行政性收费也很多。如一家申办了营业执照的饭店在一年中要接受卫生防疫部门、物价部门、消防部门等多个部门的检查，还要缴纳各种费用，如卫生检查费、环保排污费如此种种，对于“小摊贩”来说，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太大的经济能力，如此一来势必会遏制其办理手续的积极性，加大预期支出，迫使他们最终选择了不需要这些证件的流动摊位进行经营。二是门面店铺租金费，水电费，人口费等等过高，加重了经营负担。但如果选择“小摊贩”经营，则只存在被城管没收罚款的危险，不用应付各种行政机关的检查，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也无需缴纳店铺租金，积压大量货物。基于守法成本过于高昂，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些人最终往往选择了“小摊点”进行经营。
（三）违法成本低是“小摊贩”现象存在的间接推动力
这里“小摊贩”违法成本低主要是指：第一，投资少，成本低。只要肯吃苦，一个月还是能赚2000多块钱，当城管等行政机关予以没收时，对“小摊贩”而言不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即使“生意”做赔了，也就是几百块或几千块的损失，重头再来也不困难。第二，“小摊贩”被查处的概率偏低。“小摊贩”大多相互熟悉，互相帮助，在城管执法之前都能互相通风报信，加之城管部门限于执法资源的有限性等，不可能对所有的“小摊贩”都采取没收措施。这种极低的被查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小摊贩”的侥幸心理。第三，“小摊贩”被查处后损失小。在现实中，“小摊贩”被查处后，所承受的损失远远低于他们所取得的收益。第四，“小摊贩”大多存在于街头巷尾，需要的只是人流量大即可，无需固定的地点和场所，不用租赁固定的经营场所，节省了很大一笔租赁店铺的租金。 另外，从执法的角度看，城市管理执法机构执法资源不足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且在民意表达如此开放的时代，城管与“小摊贩”之间一旦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民众的舆论似乎都“一边倒”地倒向了“小摊贩”，因为他们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同情，而城管人员属于国家行政人员，有国家强制力量做后盾，处于优势地位。个别地方、个别部门害怕舆论的传播或者网络的传播，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能不管就不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小摊贩”的经营。
三、治理“小摊贩”现象的对策建议
“小摊贩”的出现缓解了社会底层一些人的生存压力，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是在肯定“小摊贩”在法律经济学上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其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并且需要得到迫切的关注。在此，我对治理“小摊贩”现象的解决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对“小摊贩”实行时间上的限制和地点上的限制
在时间上，重点在上下班高峰期对“小摊贩”进行管制，将“小摊贩”的经营时间调整到早晨或晚上，设置早市或晚市，这样不仅不会阻塞交通，影响市民白天的生活，而且也增加了城市夜晚的热闹，减少城管因为“小摊贩”影响市容与之产生的冲突。在地点上，我们可以借鉴韩国政府的做法，将市区进行划片。在火车站、汽车站、马路主干道、广场等区域严禁摆摊；在对妨碍城市市容较小的地区对小摊位的规模、摆摊时间等进行一定限制；在不靠近城市中心空地，车流量少的河溪两侧道路以及形成时间较长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可以允许摆摊设点，但对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须有限制。对“小摊贩”实行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的管理，也有利于经营者的经营。
（二）对“小摊贩”实行分类限制管理
首先对“小摊贩”的经营范围进行分类，看其是否能够发扬传统文化。比如说传统的卖冰糖葫芦的，政府应进行鼓励和支持，因为他们不仅解决了剩余劳动力还发扬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其次针对“小摊贩”的经营范围是否造成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处理和安置。比如说有些“小摊贩”经营的是地方小吃，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煤灰，油烟，对这类摊贩应安置在偏僻的地方，决不允许占用人行横道，并且要求他们对煤灰等做相应的处理，或是帮助他们改做其他污染小的行业。
（三）对商事主体的登记制度进行改革
目前，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过份看重公法价值而忽略私法价值，商事主体经商前必须经过登记，否则为不合法。如此一来，经商的权利就是政府赋予的了。鉴于现今社会“小摊贩”现象的大量存在，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扩大商事主体的范围。对于城市低收入者、外来务工者等弱势群体以谋生为主并且其行为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可以实行简约注册登记制度，使他们的非法经营行为转化为合法经营行为。
（四）促使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守法经营成本
一、无形资产的概念
（一）无形资产的定义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作为一项资产，它独具特点：无形资产是由企业拥有或控制并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无形资产具有可辨认性。无形资产本身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二）无形资产的确认
（1）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在判断与该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既需要实施职业判断即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可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作出合理估计，且有可靠证据证明；又需要关注与该资产相关的外部环境，比如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是否会冲击该技术或者与该技术相关的产品的市场等因素。
（2）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可靠计量。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是资产确认的一项基本条件，对无形资产来说尤为如此。例如一些企业内部产生的品牌报刊名等因为其不能脱离与企业单独计量所以不能称其为无形资产。
二、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1）对于外购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的全部支出。但为引进新产品发生的广告费宣传费及其他间接费用以及无形资产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以后发生的费用必须除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外购的无形资产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时，价款实际上具有融资性质，应该按照所取无形资产购买价款的的现值入账，现值与应付价款之间的差额应作为未确认的融资费用，在付款期间内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为利息费用。
（2）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对于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应该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款确定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但如果投资协议或价款约定价值不公允的应应按照其公允价值作为无形资产的初始成本入账。
（3）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要确定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中的累计摊销额基础是估计其使用寿命。在确定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时应该考虑该产品通常的寿命周期及获得的类似产品使用寿命的周期，技术工艺等方面的情况，该资产在该行业运行的稳定性和市场的需求性，潜在或现行竞争者的行为，为维护该资产实现预期经济利益的维护支出，对资产的控制期限及与企业持有的其他资产使用寿命的关联性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期限一般源于法律，合同规定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法律期限即20年。对于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该在使用寿命内合理摊销，一般规定是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开始摊销；当月减少的无形资产当月不再摊销，摊销无形资产有很多方法如直线法产量法等，但企业应该注意在选择摊销方法是一定要能够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当在无法合理确定无形资产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的时候，应该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三、无形资产摊销税法与会计的差别
（1）摊销范围不同。会计规定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使用寿命无限的无形资产不用摊销；税法则将符合条件的无形资产都归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出外购商誉在企业整体清算或转让时可以扣除，其他资源都必须摊销。
（2）摊销方法不同。会计上规定可以选择摊销方法。只要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即可，在不能确定其预期实现方式的情况下采用直线法；税法则规定只能按照直线法进行调整，若用其他方法则应进行纳税调整。
（3）摊销金额不同。这是因为会计上可以计提减值。准备，而税法却不允许。这样企业在对无形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时，应以扣除减值准备后的余额确定每期的摊销额，如果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恢复，则企业又重新计算每期的摊销额；税法因不允许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因此企业在进行税务处理时，对特定无形资产每期计提的摊销额是一样的。
四、现行无形资产计量与摊销存在的问题
（一）无形资产计量与摊销存在的问题
对于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其一般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企业研究阶段所发生的一切支出，因为其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确定其预期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所以都将其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样的做法虽然避免了企业虚增无形资产，但在无形资产研究费用支出越来越大的今天是存在缺陷的。
摊销方法的局限性。企业无形资产的摊销取决于其使用年限及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若使用寿命有限则在使用寿命内合理摊销，若使用寿命无线则不进行摊销，若能找到其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则按与其相关的方法进行摊销，若找不到则按直线法摊销。简单按直线法摊销必然导致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也来越低，若在此期间出售该无形资产必然给企业造成损失。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进行摊销，仅在每个会计期间后对其进行减值测试，这样势必会在每个会计期间内使得资产虚增，同时也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二）对于改良现行无形资产计量与摊销的几点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技术开发不但存在技术风险，而且还存在市场风险和资金风险，单个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本和资源去开发技术和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集团公司常常选择在多个子公司间开发和配备技术使用成本分摊协议来构架技术开发协议框架。但是，由于成本分摊发生于关联企业之间，有可能会被滥用，从而成为转移利润，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法的一种避税的工具。因此，成本公摊协议自然就成为了各国税务当局监管的重点。成本分摊协议一旦被认定为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必然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所以，集团企业在构建成本分摊协议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循独立交易原则，规避纳税风险。
一、成本分摊协议的概念和原则
（一）成本分摊协议（CCA）的概念。
成本分摊协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称之为CCA（Cost Contribution Agreement），OECD《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税务指南》将成本分摊协议定义为：企业之间议定的一项框架，用以确定各方在研发、生产或获得资产、劳务和权利等方面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并确定这些资产、劳务和权利的各参与者利益的性质和范围。根据CCA框架协议，各参与方对CCA全部贡献按比例划分的份额，应与其根据协议预期获得的全部利益按比例划分的份额一致。CCA的各参与方有权以所有者的名义利用其在CCA中的利益，不必为该利益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其他费用。另外，根据CCA框架，技术开发可以由一家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其他公司只需要承担约定的成本和风险即可；即使技术开发失败，参与方也必须承担约定的成本支出。假设A、B、C三家公司同为某一集团公司的成员公司，B和C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A是B和C的境外母公司；母公司A拥有技术研发资源和能力，并负责三家公司技术研发，而B和C公司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在没有成本分摊协议的情况下，B和C需要向A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才能从A公司取得技术使用权；如果三家公司签订成本分摊协议，且均同意各自在其所在地为研发成果的合法经济权益人，则对于A所发生的技术开发成本，三家公司可以按照成本与预期收益相配比的原则进行分摊，并在所得税前进行列支，其后B和C无需再向A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二）成本分摊协议（CCA）的适用原则。
成本分摊协议适用原则包括独立交易原则和成本与收益配比两大原则。
1、独立交易原则。独立交易原则亦称为“公平交易原则”或“正常交易原则”等等，是指完全独立的无关联关系的企业或个人，依据市场条件下所采用的计价标准或价格来处理其相互之间的收入和费用分配的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目前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和采纳，成为税务当局处理关联企业间收入和费用分配的指导原则。OECD 1977年“税收协定范本”第7条“营业利润”和第9条“关联企业”中采纳了正常交易原则。迄今为止，正常交易原则已经为OECD所有成员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2、成本与收益配原则。成本与收益配原则指的是支付的成本与风险和享有的受益一致。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B被要求分摊技术开发成本的90%，但实际上B可以从技术开发中未来获益的比例却远远低于A和C，这就可以说明收益和成本明显不配比。
二、成本分摊协议的税务管理
近年来，为避免对成本分摊协议的滥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0ECD《转让定价指南》，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中引入了成本分摊协议条款，并通过出台《特别纳税调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成本分摊进行了规制。《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关联企业间的经济业务应按照独立企业交易原则进行税务处理，因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税务机关有权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纳税调整。”对于成本分摊协议合理性的认定，《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可以按照独立交易原则与其关联方分摊共同发生的成本，达成成本分摊协议。企业与其关联方分摊成本时，应当按照成本与预期收益相配比的原则进行分摊，并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报送有关资料。”《办法》规定：“企业应自成本分摊协议达成之日起30日内，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税务机关判定成本分摊协议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须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为此，企业需要平时做好同期资料管理，以备税务机关审查批准。这些同期资料包括：（1）成本分摊协议副本；（2）成本分摊协议各参与方之间达成的为实施该协议的其他协议；（3）非参与方使用协议成果的情况、支付的金额及形式；（4）本年度成本分摊协议的参与方加入或退出的情况；（5）成本分摊协议的变更或终止情况；（6）本年度按照成本分摊协议发生的成本总额及构成情况；（7）本年度各参与方成本分摊的情况；（8）本年度协议预期收益与实际结果的比较及由此做出的调整。
我国的城建税（即城市维护建设税，下同），自198 年2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至今，开征已有二十八年。目前，学术界及各相关部门及行业对于修改 《暂行条例》的呼声有增不减。笔者以为，如何客观评价《暂行条例》，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对条例修改的科学性。为此，笔者利用受邀参加湖南省地税局组织的城建税的立法评估交流的机会，做了一些调研及思考，现择其要点如下，供同行商榷。
一、 关于城建税的立法目的及社会影响
《暂行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特制定本条例”。城建税作为保障城建资金而征收的一种特定目的税，自198年开征以来在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开发新兴城市、改造老旧城市起做出了积极贡献。从实施情况和结果来看，基本达到了开征的目的。对此，我们觉得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暂行条例》的实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提供了大量、相对稳定可靠的城建资金。在1984年以前，国家用于城建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在基建投资中安排及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以及在部分城市试行从上年利润中提取%城建费的办法；1984年，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后，企业利润减少，又直接影响了城建资金的提取数额；198年《暂行条例》颁布，即城建税开征以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建资金紧张的状况；1994年新税制实施后，城建税已发展成为地方税收中一个重要的税种之一，当时曾动议修改《暂行条例》；自2010年12月1日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03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以下简称外资企业）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2，也就是说，自此，外资企业同样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无疑放大了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2、调动了地方政府进行城市维护和建设的积极性。《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保证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设，具体安排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这，就明确了城建税是一个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地方税。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与当地城市建设直接挂钩，税收收入越多，城市建设资金就越充裕，城市建设发展就越快。就湖南大部分的中小城市而言，城市建设发展的快、发展的好的，都离不开城建税大户的税收的巨大贡献。
3、为限制对企业的乱摊派提供了一项法律保证。《暂行条例》的第八条将企业、单位对城市建设这项公共事业应承担的义务和地方政府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来源，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限制当时以城建及相关名义的各种摊派风，无疑也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城建税的税制要素及其改进
现行城建税的主要特征：税基从属、是一种典型的附加税；实行按单一城乡区域差别税率；受益的专用性。 这样，在目前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造成城建税收入规模偏小、征管矛盾较多、负担与受益脱节等问题，由此弱化了城建税的组织收入职能，使城建税不能成为地方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不利于城市的维护与建设。这与城建税作为地方税体系中一个重要税种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主要建议是通过改变计税依据，将城建税由附征税种改为独立税种，规范设置独立税种的税制要素，从根本上提高税法的位阶。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
1计税依据改为经营额。城市维护建设税以“三税”为计税依据，使得一部分不纳 “三税”而同样使用市政公用设施的单位和个人，没有相应负担城建税，致使税收的负担与受益在很多方面相脱节，这显然不合理。另外，城建税与“三税”同时缴纳，造成一些跨地区经营的企业，不在其城镇设施受益所在地纳税，地方的收入分配也不合理。
建议修改后的城建税以经营额作为计税依据，具体包括纳税人的销售收入额、营业收入额、其他收入额等，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除另有规定外，都是城建税的纳税义务人，均应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城建税。以经营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比其他的计税依据更能体现负担与受益相一致的原则，谁受益谁纳税，受益多负担多，受益少负担少。
2税率改为分双差别（分区域、分行业）幅度税。《暂行条例》将税率按行政区域划分为市区7%、县镇%、其他地区1%。这样划分有不合理之处：首先，位于市区与市区以外的企业所享有的城市设施差别不大，但是城建税负担差别却很大，这就造成纳税人税负不平衡；其次，我国中小城镇不断发展变化，企业所处的区划范围经常变动，适用的税率较难掌握；最后，固定的税率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各市县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税收调整。此外，税率的设计要考虑公平问题。受益与负担相适应，毗邻不同企业享受城建设施基本相同，负担的税负就应该相同，毗邻不同企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不同、对公共资源的耗费不同，就不应该负担同样的税款。比如：在实际工作中，因区域划分而导致在同一条马路的两边的企业税率可能相差很大，我们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1）采用1%—%的幅度税率。各省级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和城乡维护建设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不同市县的适用税率。另外，目前部分地区征收的与城建有关的费用与城建税完全相同，采用幅度税率便于地方将有关的城建费并入城建税，减少征集渠道和征管成本，规范征收行为。
（2）体现产业调控导向。现行税率在设计上，对高污染、高耗能型与清洁型、节能型企业税负没有区别。城建税本应该是同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结合最为紧密的税种，但目前的税率设置没有体现这个方面。任何税制的设置都应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未来的产业政策。为此，我们建议税率设计应按行业分类，不同行业设置不同的税率，高污染行业、对市政设施损坏严重的行业要设计高税率，对清洁型、环保型行业设计轻税率。
3明确减免税规定。《暂行条例》没有单独规定减税、免税的内容，只是对个别纳税确有困难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个体商贩或个人在集市上出售商品是否征税，由省级政府自行确定。改革后的城建税应对减免税做出具体规定。比如，我们建议农牧业的生产销售收入、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教学服务所取得的收入等可以免征城建税。城建税的减税、免税情况，由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确定。
4 纳税地点改为应税行为地。《暂行条例》并没有对“所在地”概念进行定义，没有指出“所在地”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执行中普遍出现歧义，究竟指企业纳税行为发生地、企业税务登记注册地还是企业机构的核算地？纳税行为发生地是城市建设的受益地。城建税应该贡献给纳税行为地作为享受城市建设的补偿。税制设置应该明确以纳税行为地为纳税地点。这样的规定与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条例规定的纳税地点不会出现矛盾，不会改变征管现状，不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三、关于城建税的立法技术方面的建议
1删除有关条款。我觉得，《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后，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再向纳税人摊派资金或物资。遇到摊派情况，纳税人有权拒绝执行”，在当时的社会摊派风较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上述规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事到如今，此条款我觉得完全可以删除了。主要理由：
（1）从规范内容上看，国家已多次发文明令禁止，且摊派与税收二者没有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没有多大关系。第一、国务院198604颁布的《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其中“一、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团体以及街道等基层组织，都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向企业摊派。（一）不准以兴办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设施为名，向企业摊派费用（包括实物等，下同）”；第二、国务院19880实施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国发[1988]2号），其中“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摊派是指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行为。 第三条 禁止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向企业摊派”；第三、中共中央、国务院199009颁布的《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其中“四、坚决禁止各种形式的摊派”。
中图分类号：F713.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64-02
曾几何时，街边流动摊贩成了城市的街头一景，像是城市文化一般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记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这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多么和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是把视角转入现今社会，流动摊贩向来被视为一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很不和谐的音符，城管与小摊贩时不时上演“猫捉老鼠”“游击战”的戏码，到底是何种原因把曾经构成“桃花源”画卷的居民小摊贩陷入如此境地。
一、小摊贩存在的现状
小摊贩泛指那些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无固定经营门店，自由流动叫卖者。现实社会生活中指与城管搞游击战的无证商贩。他们主要由无业下岗或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部分退休人员、本地居民等组成。贩售点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区，且多为小本经营，起点低，固定成本投入少，没有市场进场费，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
既然存在，则必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这样的繁华后面也隐藏着无数潜在的问题和危害，存在着许多对立的矛盾冲突。首先为了了解民众对于小摊贩存在的态度，现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人数为300+，所得结果如下：
1.针对民众一周购买次数。一半以上的民众是愿意购买小摊贩所销售的东西的，可见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接受小摊贩的存在，甚至有6.29%的民众平均每天购买一次。
2.针对购买原因。方便、随时可以购买（错过用餐时间）、口味好等，成为支撑摊贩经济茁壮成长的三大主力因素；同时价格低廉、学校食堂难以满足需求、服务态度好等也为其赢得了部分市场。
3.关于是否支持小摊贩被强制赶走。支持的民众仅占9.85%，从数据上便可以直观地得出小摊贩在民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是目前难以取代的位置，想要完全取缔恐怕会有众多阻挠势力的存在。
二、产生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泱泱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自然界的发展演变规律――优胜劣汰，似乎传统生产模式已经迈向灭绝的深渊。但市场需求这股神奇而又无形的力量似乎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来衡量，摊贩经济作为一种简单低级的传统谋生手段，其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流动摊贩群体产生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获得生产自由权的民众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摆摊赚钱；同时国企改组战略和城市化进程又为小摊贩群体注入了鲜活的大批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外来务工人员和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等，文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差，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选择摆摊谋生。
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经济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促使了其产生。市场供求规律保证了流动摊贩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有需求必然有供给，流动摊贩能够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填补了超市及大型商场满足中高层收入者需求的市场空白；其次再进行市场细分后，夜市摊还能满足市民夜间的需求。城市建设问题的存在，也是摊贩产生的一大助燃剂。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有些社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集贸市场建设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显现。而商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任何能够使自己获利的东西都不会轻易让它逃脱，摊贩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产生之后如何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直至蓬勃发展为现今的夜市一条街？它的存在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首先，它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摊贩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自己应得的收入，解决了家庭生存问题，也为城市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且摊贩经济有利于弥补城市布局不合理问题，完善城市功能。其次，摊贩是居民自创的经济运营模式，在选择自己买卖的商品上有着绝对的独立自。小摊贩们可以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商品，抑或是传承家中独门秘方，甚至可以自己创新。无限的自由空间和千千万万民众的独创性，无疑彰显了摊贩经济对于发掘民间创新及传承民间传统工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存在的负面影响
硬币有两面，摊贩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之所以说小摊贩成为城市规划中不合理的音符，是因为它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影响市容，破坏城市环境。其轻巧灵便的特点也导致了它的杂乱与参差不齐，没有规则的摆放、没有节制的随意丢弃以及无法控制的噪音污染、垃圾污染、油烟污染，也许处在夜市之中的我们感觉很热闹繁华，但是这些灿烂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油污，整条马路都“奄奄一息”。积攒的垃圾难以处理，导致环境恶化；清理工作量大，又给城市清理工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2.阻碍公共交通。小摊贩们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能够见缝插针，随处摆摊。但是由于他们普遍不高的素质与文化水平，随处都可以看到小摊贩的身影。只要是人流高峰的地段都会吸引小贩们驻足，严重阻碍了交通。城管只能时不时地和小摊贩们上演游击战，屡禁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食品安全卫生难保障。近年来食品安全不断被拉入公众的视野，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地摊上的东西真的卫生安全吗？流动的服务，拿什么来保证质量，由谁来负责？简陋的环境必然伴随的是简陋的设备、非正规的操作，不卫生的产品很容易破坏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引发流行传染病。
4.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矛盾冲突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城管就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小摊贩看到城管的身影便溜之大吉，如果有的被城管抓到，他们便不分清红皂白地硬性抵抗执法，软硬暴力兼施。“一跺脚，二瞪眼，三踢摊子，四罚款”曾是大家对城管人员形象的描述，若不是多次暴力执法，也不会引发公众的共鸣；同样，若不是摊贩们总是以身抗法，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暴力事件。
四、治理建议
上述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为针对小摊贩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方向。这种公共服务的治理，主力军还是政府。政府想要改善市容市貌，想要迅速地做出政绩，这是其内部机制政绩考核制度所导致的。这样做往往过于极端，釜底抽薪连根拔起，反而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严格取缔、硬性清除难以让广大群众信服，对小摊贩实行“一刀切”的铲除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会因此扼杀许多弱势群众的生命之源，且其发展迅猛势不可当。想要规范治理并逐步根除摊贩问题，从短期来看，要对其适度解禁、合法化、规范经营管理；从长期来看，要找出其产生根源，从源头化解问题，逐步取缔。
就短期现状而言，既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摊贩经济，不如对其适度解禁，指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设摊，在城市街道规划几个市场交易点，专供各种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这样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由于市场交易点的有限性，会引起流动摊贩之间的竞争，想要留下来必须合法守法，服务做得比别人好，赢得自己的市场；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交易点的设立应该着重考虑城市规划建设的盲区和城市街道交通状况。对其放松管理也意味着政府执法方式需要转变。以往暴力执法的形象在公众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应规范城市管理人员的执法行为，明确执法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更多地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放松并不意味着没有度的纵容，对于不遵守条例规定的摊贩经营者仍必须依法严惩。政府应当设立固定的城管执勤岗位，维持维护摊贩交易点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摊贩管理制度；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其道德、法律意识，发放摊贩经营许可证，保证商品的质量安全卫生，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可自然就减少了其逆反心理，有助于解决城市面貌和交通等问题、改变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尴尬处境。
解决了短期棘手的矛盾，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从其根源上找到解决方案。摊贩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好下岗人员；摊贩有市场的重要原因有城市规划建设不合理，那么就要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增添公共设施等等。这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后，摊贩问题自然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并有望根除。不过，政府单方“应战”或许仍然有些势单力薄，还需要后备力量的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军民一心才能使问题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得以解决。
五、未来展望
流动摊贩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特定经济时期的经营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也有着不同的面貌、作用和影响。在现今社会，想要把它纳入曾经的“桃花源”民生画卷，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经济大潮不断地向前涌动，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文明程度、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都将不断地提高。到了下一个经济时期，或许上述一切问题随着经济的转变而改变，小摊贩也是以新的面孔呈现在公众面前，作为城市文化的窗口，成为城市一景，和谐、赏心悦目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 李越歌.论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治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26）：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