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市场，类似于国外的跳蚤市场。只是跳蚤市场一般为旧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其经营模式、经营时间得到了政府和市民认可。中国目前的地摊市场既有旧货售卖，但更多的是首次上市的商品和服务。地摊市场已成为各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线，各地针对地摊的管理措施也是五花八门。
一、地摊现状分析
就西安目前地摊市场而言，地摊经营现状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就地摊从业者主体而言：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失业或无业市民、在校大学生等人群
这类从业人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基本没有太多的谋生技能，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的社会保障。因为从业者自身经济能力极为有限，摆摊这种经营模式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需缴纳场地租金、营业税费，一般也不产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经营成本。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就足以做好开业前的准备工作，平常周转资金也只需几十到几百元而已。从事地摊经营，从业者没有太多的经济压力，任何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轻松开业。当然投入产出是成正比的，地摊每天的营业额也有限，从业者每月的收入一般也不会有多高。
2.就地摊存在的地域范围而言：摆地摊不需要固定经营场所
为了更好的营销业绩，地摊一般都出现于城市主干道两边人行道上、商业繁华地带、居民小区周围等人流量大的地段。为了降低成本，从业者不会选择任何可能收取管理费用的地方。如果摆摊地点要交费，无论是交给城市管理者、市场管理者还是路面管理者、城中村村委会，这就该归入比较正规的集市，不能再把他们当地摊来看待了。真正的地摊从业者会躲避一切形式的收费，他们没有固定的营业点，摆摊工具也是简单而实用的，最常见的是准备好四角提前系有绳索的布块或纸箱，遇有合适地点就临时开摊，遇有城管检查等紧急情况，随时收起绳索迅速撤离，等紧急情况解除，他们会临近再找一个方便的地方继续开摊售卖。也有推着三轮车摆摊的，一路走一路卖，同时也准备随时为紧急情况而收摊撤离，或为更好的售卖业绩而随时更换地方。
3.就地摊市场售卖的对象而言：地摊上售卖的对象五花八门，有二手货，更多地摊售卖的则是新商品
从大的类别上看，地摊售卖的货品包括服饰类、餐饮果蔬类、日常用品类。这些货品与正常市场上售卖的同类商品相比，质量并没有太高的标准（但未必就全不合格），并且大多价格低廉，所以能吸引相当多的低收入人群。另外有些货物在地摊上购买比正规市场更便利更划算，比如糕点等方便食品、果蔬类、手机挂件、手机贴膜等地摊上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相比正规商店里售卖的同类货物，真算得上物美价廉。所以在地摊上消费的人群也不全都是生活水平不高的低收入人群。
二、地摊经济给城市管理带来的法律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特性。从业者身份不固定，售卖商品来源不一，有从批发市场低价进货的，也有自产自销的。地摊给城市经济生活带来了便捷，同时给城市带来的管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1.人员流动性大，给正常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
地摊从业者大都没有固定收入，摆地摊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既然首要目的是谋生，自然是做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什么东西销路好就卖什么，什么地方摆摊能吸引顾客就摆在什么地方。对他们来说，每天在不同地方干不同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为了躲避城管的检查，他们发明了很多应对城管检查的有效办法，包括摆摊工具都是为应对城管专门设计的，每天和城管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是他们日常经营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经营场所不固定之外，他们的生活住所也不固定。为了降低生活成本，除大学生能够住在学校宿舍外，其他地摊经营者大多租住在城中村。近两年西安二环内城中村几乎拆迁殆尽，这些从事地摊经营的人的住所也随着一次次的拆迁向离城中心越来越远的郊区转移。
地摊经营场所的不固定，从业者日常住所也不固定，这不但给政府管理地摊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也对政府管理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大的考验。从积极方面来说，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一年以上，就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他的惯常住所地了，但随时可能搬迁住所的现实使得这些地摊经营者很难作为城市的一员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给本地居民的各种福利。从消极方面来看，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家对公民有一系列管理措施，包括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居民收入统计等等，要实现这些管理效果，与公民居所相对稳定、积极配合政府调查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实中包括地摊经营者在内，大部分常年生活在底层的居民都无法享受其所在城市的福利待遇，同时也成了当地社会秩序不好的替罪羊。这种结果的出现显然跟这些人的日常流动性大、不懂得该享受哪些权利更不知道该如何享受这些权利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的。
2.地摊所处空间场所的特殊性，给城市交通、环境、居民生活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追求客流量，地摊不可能摆在背街小巷，除非这些地方的地摊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摆在城市主干道两边的地摊无疑会挤占人行道，把行人和人力车逼上快车道，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因为地摊的随遇而安，保洁人员也无法及时清理地摊经营中造成的垃圾，这无疑会造成一定范围的环境污染。摆放在居民小区周围的地摊既占道又污染环境，同时也对附近居民的出行和生活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曾几何时，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凉皮米线摊就饱受附近居民诟病。虽经大力治理，但这一现象仍未绝迹，只是大多改成了晚上出来营业，虽方便了部分居民的生活消费，但给周围环境、生活秩序带来不利影响却并未杜绝。
3.地摊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较差，给消费者权益带来的不便
地摊货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形容某些商品价格低廉、质量没保障的代名词，这也完全能够反映出地摊消费者难以维权的现实。地摊上出售的日常小用具、服饰类商品如果质量不好，消费者最多损失几块或几十块钱，一般不会面临太大的安全风险。但如果从地摊上购买的食品类有问题，消费者除了遭受经济损失外，轻者可能因为食品不合格给消费者造成身体不适需要就医诊治，重者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地摊上出售的食品或提供的食品包装对人体的危害并非马上就能显现出来，这些劣质甚至变质食材或包装材料对人体的危害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加之摊贩流动性大，消费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会留存下来，这就使得消费者即使出现了不利后果，要么找不到地摊经营者，要么地摊经营者一口否认，或者地摊经营者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对消费者来说，在地摊上消费的后果就是，一旦受害要想维权是极不容易的。
三、地摊管理的法律途径分析
地摊的出现发展不是短期形成的市场行为，更不会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消失。虽然建国后有一段时期地摊的确曾消失，但那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不代表当时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摊经济的存在。真正对地摊进行有效管理，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1.加强立法，承认地摊的合法性
现有立法中如《个人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赋予不同的商事主体以不同的经营资格和相应的权利义务。但这些法律没有一个能够和地摊从业者相匹配。地摊因其特殊性也不能按照个体工商户来管理，让地摊从业者必须领执照才能开业也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与地摊直接相关的法律目前仅有各个城市制定的关于城市市容管理方面的规定。而为了城市市容，各地对地摊几乎都是不能容忍的态度。
既然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特性和重要性，一味限制取缔又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与其让这种躲猫猫的游戏继续下去，不如结合现实情况，在立法方面首先承认地摊的合法性。由于各地城区规划各有本地特色，对于地摊的承认也需要各城市根据本地规划情况自行立法，划定特定区域专门留做地摊市场，并结合不同地摊经营范围的现实情况，从税费、从业资格、产品或服务质量、市场管理、营业时间、营业空间等方面对地摊做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管理的规定，如专设果蔬早市、早餐市场、餐饮夜市、生活用品夜市等，使地摊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为居民提供生活方便的同时，将其对环境的污染、对周围社区生活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2.贯彻落实执法权限，使执法部门不再成为地摊的天敌
在各地通过地方立法确认地摊的合法地位后，凡在规定空间、时间范围内的地摊经营者，城市管理部门不得干预取缔他们的地摊经营行为，更不得处罚地摊经营者。对在规定时间、空间以外的地摊经营行为加大巡查力度，坚决取缔。
生存权是人的第一人权。在国家不能为农村居民、城市富余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时候，只要这些公民不给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就应当允许他们以其有限的能力和财力自谋生路，而不是一味禁止取缔，否则更易引发社会矛盾。突尼斯一个小贩的命运导致国家政权的更迭，这样的事情足以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警惕。
在城市给地摊经济提供合法地位和竞争机会的同时，地摊从业者作为商业主体也需从长远考虑，摆地摊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今天的温饱，还要让地摊发展成为自己的一项事业，从街边进入到商厦。要做长久生意就必须注意个人形象、生意品牌、商业信誉等真正的商业问题。只有在城市给地摊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个人也能以积极心态面对这一份经营机会，地摊经济才能成为一个既能解决大量低技能人员就业的市场，又能成为方便居民生活的市场，成为一道体现城市活力的特殊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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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流动摊贩；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模式；现状；问题；构建
Key words: street vendors；city manager；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odel；present situation；problem；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K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92-02
0 引言
流动摊贩作为目前城市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在城市的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流动摊贩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合理的经营方式，一定程度影响城市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管制的重要对象。从“崔英杰杀死城管案”、“城管秘笈”事件到“3.26”昆明城管暴力事件，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有恶化之势，两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1 相关的概念界定
1.1 流动摊贩 本文所指的流动摊贩，与城市个体工商户相对应，是指无固定经营产所、无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没有合法摊位，不进入规范市场经营且流动性大的小规模商品经营者。城市固定摊贩与流动商贩不属于本次研究的范畴。其特点主要有：经营规模小、交易灵活、经营条件简单、活动范围大、流动性强、经营活动的时段性、构成人员的复杂性等。
1.2 城市管理者 本次研究所指的城市管理者，是流动摊贩的管理主体，是广义上的概念，是指具有城市管理职权，依法对流动摊贩经营行为所涉及的各种领域进行规范约束的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工商、市容、环境卫生、市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并不是狭义上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是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最主要的城市管理者。
1.3 和谐关系模式 是指与目前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不和谐关系模式相对应，是指两者在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凝固化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均衡与平等、协调与融洽的社会关系范式。这种和谐关系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流动摊贩和谐生存与自我发展、城市管理者依法行政与和谐管理、两者和谐相处与和谐共存。
2 现有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为不和谐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不同的行为方式、利益追求与价值目标共同产生的结果，是两者之间问题与矛盾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反映。现有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2.1 对流动摊贩角度而言 主要表现在：（1）以自我为中心，私利思想较重；（2）文化素质偏差、法律意识淡薄、不服从城市部门的管理；（3）食品卫生得不到保障；（4）对城市管理者有“畏惧”“厌恶”的心理；（5）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经常会发生摩擦与冲突，影响城市社会和谐；（6）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者“围堵”限制流动摊贩持反对意见，甚至公然反对。
2.2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
2.2.1 城市管理者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不合理、不科学，缺乏规范化。
一方面，部分城市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会采用暴力执法的方式，对流动摊贩执法态度蛮横，管理行为粗暴。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主要以刚性的行政手段来管理流动摊贩，缺乏劝说教育等“人本主义”柔性手段。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流动摊贩弱势群体而言，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和“顾客”服务理念，使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者产生“畏惧”心理。
2.2.2 城市管理者管理效率低，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差。
主要表现在：城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会与流动摊贩发生摩擦、冲突，这种摩擦冲突不仅使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效率降低，并且影响城市管理者的社会形象与认可度，产生较差的社会效益。
2.2.3 城市管理者采用“围堵”限制政策，损害了摊贩的个人利益，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城市管理者“围堵”限制政策，一方面，使流动摊贩的社会角色与功能遭到外界主体的质疑，使流动摊贩所处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其生存权得不到社会的关怀与政府的有效救助；另一方面，遏制其摊贩的自我谋生的积极性，压制流动摊贩生存发展的创造性，使本属弱势群体的摊贩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政策不仅没有缓解流动摊贩的生存压力，而且使其生存外界环境更加恶劣，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3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存在问题的本质分析
3.1 从权利角度：政府公权力与民众生存权之间的矛盾 即流动摊贩的生存权与城市管理者管理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流动摊贩，以流动摆摊作为谋生手段，辛苦经营，以此维持生存；城市管理者，履行职责，行使公权力，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其矛盾本质是民众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政府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体现在流动摊贩以摆摊维持生存权、城市管理者行使职权限制摊贩，这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两者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模式。
3.2 从政府角度：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即政府在市场与社会领域的职能定位与管理限度界定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府在市场、社会领域中，哪些事务应由政府管理，那些事务交由社会与市场自行处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市场与社会领域中职能定位与管理权限方面存在问题。
3.2.1 流动摊贩市场经营权与政府干预市场之间的矛盾 流动摊贩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自由经营、公平竞争。但是，政府部门以流动摊贩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环境等原因，对其进行整治，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与生存空间，侵害了流动摊贩自由经营的权利；政府管理部门对流动摊贩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侵害了市场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权利。要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就要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限度，明确政府在市场的职能与角色。
3.2.2 社会对摊贩自我管理与政府社会管理权之间的矛盾 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方便了市民的社会生活，丰富了市民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大量存在，创造了“摊贩文化”与摊贩生活，适应了城市社会文化发展需要。流动摊贩作为“社会人”，其涉及的社会事务与产生的社会效益，理应由社会机制进行调节，其属于社会自我管理的范畴。然而政府部门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一方面，使流动摊贩的减少，限制了城市摊贩文化的发展，否定城市摊贩文化与摊贩生活的价值；另一方面，造成流动摊贩在社会中角色不清，失去了其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这对流动摊贩的存在是致命的打击。因此要构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要平衡好政府管理社会职能与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关系，处理好政府必要管理与社会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关系，充分考虑流动摊贩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
3.3 从制度层面：政府权力扩张与权力约束之间的矛盾 随着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经济日益复杂化，需要组建一个相应政府部门来履行职权，管理城市社会，维持城市秩序。因此，政府机关将一部分行政权力授予或委托某个政府职能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来行使。城市管理部门在对流动摊贩管理的过程中，其管理范围扩大，权限随之扩张。然而，政府机关却没有制定完善的法法律制度，来严格界定城市管理者的职责与权限，也没有设置相应的监督与约束机关，对城市管理机部门权力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制约。政府机关在授权的过程，缺乏必要制度约束与机构监督，造成“制度缺失”与“监督真空”，导致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模糊，权力扩张，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缺乏对其管理行为有效的规范与约束，出现城管“无事不管”与“管理不善”等现象。
4 构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模式的路径分析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和谐关系模式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需要来自立法机关、政府机关、流动摊贩等多方面主体之间利益协调与相互博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创造积极的条件与环境来推动。其和谐关系构建的过程就是不同利益主体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也是我国法制化、民主化不断深入的过程。
4.1 从国家的立法机关的角度
4.1.1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要实现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有关流动摊贩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法制化与规范化，杜绝政府部门乱用公权、越权执法等违法行为，从法律制度层面规范管理、依法行政。从实际而言，我国立法机关并没有制定一部有关流动摊贩管理的完善的、系统的法律法规，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大多是借鉴、参照或采用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文，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尽管各个地方政府部门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流动摊贩的规章条例，如《某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某市城市规划条例》，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缺乏系统性、标准性与统一性。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制定出管理流动摊贩的“总法”，制定出统一的原则、方法、标准等。通过完善的“总法”体系为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地方性法规提供法律依据与标准，才能真正实现对流动摊贩管理“有法可依”。
4.1.2 明确流动摊贩的合法化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关乎流动摊贩合法的市场准入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流动摊贩合法化，意味着其具有合法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主体地位，享有平等的市场竞争与经营权，这对于流动摊贩的生存、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实现流动摊贩合法化，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均衡与协调多方面主体的利益。
4.2 从政府行政机关的角度
4.2.1 以人为本与依法行政 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管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要坚持疏导与管制结合、教育与处罚并重、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兼顾的原则，实行以人文本与依法行政相结合。具体而言，城市管理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依法行使职权，依法管理流动摊贩；在没有相应成文法规定下，政府管理部门不能超越权限，滥用公权、侵害流动摊贩的权益。在对违法经营商贩进行行政处罚时，根据违法情节的严重程度，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坚持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罚，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
4.2.2 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与文件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政府机关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发展时期阶段，制定出相关的方针政策：一方面，明确政府机关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基本态度、原则与政策，逐步实现管理部门管理理念的科学化、管理方式规范化、管理行为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逐步转变流动摊贩的经营理念与方式，逐步引导摊贩向规范化、合理化的经营。在短时期内，政府制定的相关的方针、政策，可以从制度政策层面来弥补法律层面的空白，规范政府管理部门行政行为，监督流动摊贩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法律体系所具有的作用。
4.2.3 合理规划与科学设计 要实现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首要需要解决是流动摊贩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的问题，为其提供经营场所与经营条件。（1）划分区域经营 ：即政府管理部门根据城市布局结构特点、人口、建筑物、车辆规模与密度等，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为流动摊贩划分合适的专门经营区带，在指定的区域依法经营，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2）发放牌照经营，即政府管理部门为城市流动摊贩发放牌照经营，实行经营行政许可证制度。（3）进入农贸经营：即政府管理部门允许流动摊贩进入农贸市场经营。
4.3 从流动摊贩角度
4.3.1 提高文化素质，转变经营理念 由于流动摊贩文化水平低、经营方式落后，往往被误认为是城市“低素质群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流动摊贩需要提高文化素质，了解城市文化，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需要其转变经营理念，诚信经营，公平交易，以赢得市民的好评。
4.3.2 提高法律意识、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经营 流动摊贩在城市进行经营活动中，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知法”“守法”的意识，依法经营，包括：经营对象、范围，符合法律规定；经营的方式手段，符合法律要求；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维护城市稳定与秩序。
4.3.3 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流动摊贩一般出售零散的日常用品，包括排挡、水果、蔬菜、小吃等，这些产品直接关于顾客的饮食安全。由于这些产品，大部分来自农村粗加工或自制食品，没有经过严格的食品检查，很难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因此流动摊贩在经营中，要保证提品服务的质量，保证其食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流动摊贩应以“服务者“身份经营，注重服务质量，关心顾客饮食健康，树立良好的经营服务理念。
4.3.4 服从政府管理，科学、规范经营 流动摊贩要服从政府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按照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定，规范经营；在实际的经营中，要遵守城市管理的相关制度条例，文明经营；在管理部门管理过程中，主动接受管理部门的教育与指导，努力避免发生暴力冲突与抗法行为。流动摊贩应以文明的言行、规范的方式、合法的经营，生存发展于城市之中。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的和谐关系模式，是对传统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间矛盾思想的转变、突破与创新，是符合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思想与理念。这种模式不仅有利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与服务性政府与责任性政府的构建；更重要的是，有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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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同时又给供给的延伸创造了空间。供给的增长表现为市场上出现的许多新兴产业以及新的增长点。需求和供给的增长必然促进新市场的形成。夜市作为不被人关注的一种市场形式，是如何形成以及有何作用。就其定义而言，夜市分为广义及狭义夜市。广义夜市通常指夜经济，包括餐饮、购物、娱乐、旅游、休闲、健身等几大消费服务和狭义夜市。狭义夜市仅指夜间所摆的地摊，主要以买卖一些方便携带的小型非耐用消费品及服装等为主，本文是对狭义夜市进行的调查和研究。
2 夜市的实地研究
2.1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式
调查对象：内大南门前由东到西的马路。在对呼和浩特市夜市密集点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内大南门前的夜市因具有规模大、销售商品种类多、客流量较大、摊点比较稳定等特点，所以具有代表性。
调查方式：现场调查方式。其中运用统计调查与访问调查方式，在2009年和2010年夏季，对夜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2.2 商品价格比较
为了解夜市商品的价格与附近商店商品价格的差距，在内大附近的一些商店里对同类商品的价格进行了解。这些商店有：小礼品店，十字绣商店，文化商城里的礼品店和文化商城东门以南的朝阳电脑城等。
2.3 市场主体调查
2.3.1消费者结构
在调查过程中，对夜市上50名消费者进行口头询问式的抽样调查。
2.3.2摊位主结构
夜市上摊位主的身份各不相同。其中一部分是属于兼职工作者，有内大的学生以及在类似满达商城卖东西的商人把商品摆出来卖；还有一部分是失业者在夜市上摆摊来挣钱维持生活，并将其当作是自己的一份职业。而这些人中大多数商人是呼和浩特市本地人，也有极少数外地人，但都居住在呼和浩特市。
2.4 夜市的管理制度
在对于摊位主的调查中，通过交谈得知：夜市形成初期，由于只有一些零星的摊主，所以并没有相关的监管制度。而随着规模的增加和矛盾的积累，建立相关的监管制度变得尤为重要，并得以逐步完善。天黑之前，内大南门前会出现许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车辆来预防夜市过早的开始而影响附近的交通。此时，摊位主即使到了其固定的摊位点也不能将其摊位摆开，只有等到附近交通拥堵情况得到缓解才开始买卖商品。
内大南门前夜市的摊位主总共有两百多家，而其摊位地点也在城管局的安排下固定不变，并且收取一定的摊位费用，距离内大南门近的摊位收取的费用要高于距离内大南门远的摊位。正是因为有这些管理机制的存在才可以使夜市能够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
3 夜市的经济学分析
3.1 夜市形成的原因
（1）收入差距的加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将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而进一步影响物价水平的上涨，然而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增加。从我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来看，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且，物价上升的幅度和收入上涨的幅度并不是时刻处于同步情况。所以收入较少的那部分人们便会选择购买一些价格相对较低的商品，而夜市上商品的价格恰好可以迎合这一部分人们的购买动机。
（2）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在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会促使一部分人购买价格相对较低的商品。也就是说，逆向选择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夜市的繁荣。
（3）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些人平时没有时间去逛商场，而在上下班的途中出于便利会选择购买夜市上的商品。
（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在茶余饭后出门散步时，随时随意的购买一些非必需品商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夜市的繁荣。
根据以上论述，不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出于双方不同的利益驱使，无形间加大了夜经济的规模。
3.2 夜市的供需过程
夜市的形成过程是供给和需求同时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的自给自足时期，由于没有过剩的产品，所以不存在市场这种交换场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可以进行交易的过生产品进而产生了市场。当少数的几个摊主发现部分地区对某商品有一定需求时，便会在特定地点摆摊卖商品，随着需求的增加、利润的增加，促使更多的卖家进入这一小型市场。久而久之，其规模便会逐渐加大，形成现有的这一市场----夜市。由以上分析得出，市场的形成过程为少数供给者首先洞悉到潜在的市场需求而进入市场，促使需求增加，获得经济利润。而这一利润又会促使更多的卖家进入市场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机制。
论文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的流动摊贩人数至今缺少精确的调查统计，有关专家估计有3000多万。经抽样分析，大中城市流动摊贩以外来人员居多，城市下岗工人次之，郊区农民占有一定比例，也有一些业余摆摊补贴家用的上班族，还有少量为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流动摊贩大军的形成，有主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我国城市化推进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民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从事摊贩的行当，“游击经营”成为他们在城市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也有客观环境的门槛因素：由于市场门面和固定摊位费用高，资金短缺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无力进入“合法”的买卖市场，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流动经营。还有市场供需的拉动因素：市民需要便捷廉价的流动摊贩，说明城市市场合理配置、方便服务还不到位；我国充足的农副产品、生活日用品货源与城市低收入居民、外来民工的生活需求，企盼有人为其架起流通的桥梁。
流动摊贩大军不断扩大的成因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民就业的不充分、国家对无业隐性失业人员和贫困阶层社会保障的不到位，以及部分人员参与竞争性就业的能力不强等因素，导致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只有通过小规模游击经营自谋生路，这是我国流动摊贩大军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流动摊贩管理的表面是执法者与小贩玩“猫捉老鼠”游戏，实质是城市政府官员要光鲜亮丽的“面子”与社会弱势群体要自求生存的“里子”两者目标矛盾的冲突。
二、流动摊贩管理中存在的多元关系
目前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主要问题是以下关系处理出现了偏颇。
（一）严管与引导的关系
这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问题。近10多年来，全国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评比活动频繁，促使城市政府对市容环境、街面秩序等目标要求无限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有些城市政府要求管理部门对流动摊贩实行“零容忍”，并列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封杀了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加剧了管理部门与摊贩的矛盾。毋庸置疑，流动摊贩的“游击经营”确实使现代城市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城市市容秩序。流动摊贩的产生和增加，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大分工的必然现象。因此，在流动摊贩管理上不宜“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过犹不及只会两败俱伤。唯有正确认识“市容管理”与“繁荣市场”、“解决民生”的辩证关系，才能思路对头，方法恰当，既规范流动摊贩经营，又不破坏市容秩序，从根本上处理好“应该堵”与“必须疏”的关系。
（二）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这是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在城市商业网布局基本到位的情况下，作为商业补充的流动商品对摊贩的就业和居民的生活都是必要的，但由于受城市市容、秩序及容量所限，也是有限制的。如果执法管理中偏重市容秩序，会造成对流动摊贩的限制过严，既会影响摊贩的就业生存，也会影响居民的方便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引发和激化执法与摊贩及部分市民的矛盾。如果对流动摊贩放任不管，短时期内可能流动摊贩满意了，但影响纳税交费的固定商家利益，从而破坏正常经营秩序，比流动摊贩更多的经商者会有意见；同时在影响市容秩序、环境卫生、交通堵塞后，会招致周边更多居民的不满意。这有个利益平衡点把握的问题，直接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智慧和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服务能力。
（三）适度与限制的关系
这是城管执法层面的问题。由于政府管理理念存在偏差，城市管理特别是执法部门的工作难以收到很好成效，往往倚重“重大”战役进行整治。当举办重要活动、迎接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执法人员便大规模出动，对流动摊贩进行“地毯式扫荡”，以取得城市一时的清静亮堂；而游商小贩在等待观望后会继续出动，与执法者玩“猫捉老鼠”游戏，使管理长期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当“围追堵截”超过流动摊贩忍耐度时，往往会造成执法和商贩矛盾激化，酿成双方人员的流血伤亡事件，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四）法治与人情的关系
这是法制意识不强的问题。执法代表政府行政权力，是不容侵犯和必须坚决维护的。部分流动摊贩明显违反相应法规，执法人员文明查处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可是由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不到位，部分百姓看到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时往往同情违法者，甚至盲目地为违法者作担保以免处罚，造成正常执法经常受阻，无意中助长了违法摊贩的歪风邪气。目前不少城市已出现违法摊贩团伙化后公开对抗正常行政执法的事件，导致执法部门在管理违法行为中由以往执法过度的“强势群体”演变成不敢执法的“弱势群体”，出现了较多不作为现象。执法“不作为”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当然也包括同情违法者自身的利益，这是情与法错位后出现的可悲现象。
三、完善流动摊贩管理的对策建议
政府是公共利益维护者，在管理中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和谐运转。流动摊贩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说明政府对流动摊贩存在背景和经济规律的研究还不够到位，对长期以来国家给隐性失业者及贫困阶层社会保障不足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对流动摊贩这个社会弱势群体为自求生存、为政府分忧的实质理解还不够到位。建议明确三个“定位”，加强政策研究，完善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与服务，在管理中采取“堵疏兼顾，以疏为主，综合管理”的方针。
（一）给流动摊贩以合法的地位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按照国际城市化发展规律，今后30年还将有5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在此过程中，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活有需求，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就业生存有要求，这是我国城市流动摊贩长期存在，并将达到5000万规模的客观条件。国家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时，要给这种符合发展规律的经济现象和从事经营的特殊群体以合法存在的地位，以杜绝城市政府“零容忍”的过激行为。政府要城市形象，商贩要就业生活，两者并不对立，衡量标准是周边社区居民对商品需求、市容和交通等因素利弊平衡后的接受与容忍程度。
（二）对流动摊贩实施综合管理
城市政府在完善流动摊贩管理上，应当站在我国市场经济多样性的角度看待这一流动的商品交易方式，做好传承文明、方便生活、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的文章。大禹治水，堵不如疏。要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靠城管执法独立支撑的以“堵”为主的管理方式，统一协调工商、贸易、公安交通、卫生、环境保护、质量监督、城建城管等部门对流动摊贩做好前置管理中“疏”的服务性工作，对不同的流动摊贩群体进行对象细分，在不同的区域开辟不同的场地，解决不同的社会需求。如对年轻人创业群体，可在大专院校附近开辟以学生为消费主体的市场；对以销售瓜果、蔬菜为主的群体，可在社区附近公园、河道旁边开辟早晚市；对经营小吃的群体，可通过规划适度开辟早点摊和夜市；同时要从民生工程的角度减少农贸市场的摊位费和管理费，引导流动摊贩进入市场，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内价格高启摊位闲置、市场周边流动摊贩生意兴隆的局面。
解决了该“疏”的问题，使部分摊贩合法化后就会大大减少违法经营的人数，也就减轻了商贩为就业和居民为方便而产生的对管理的不满情绪，反过来为解决真正该“堵”的问题，如依法管理严重危害市容环境卫生、堵塞交通和出售劣质产品、短斤缺两等违法行为提供了有的放矢的条件，这是政府管理从“孤军奋战”的“堵”向“综合服务”的“疏”“堵”结合角色转变的关键。要完善流动摊贩管理的制度设计，改变由城管执法独立管理流动摊贩的局面，实行相关部门综合管理，改强制性管理为规范；探索自治自律的制度建设途径，组建摊贩协会，尝试社区居民事前参与全程监督的民间管理新方法。
（三）给综合执法以法律地位
城管综合执法是在10多年前为解决“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形势下，由国务院法制办批准在部分城市试点的，实践证明对现代城市管理是必要的，但因其授权的法规地位不高，社会和舆论的争议一直不断。
公共事务的统一执法是国外行政管理长期实施的成功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要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不断完善和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为城市综合管理立法，给处于拆违和流动摊贩管理风口浪尖上的城管执法应有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为现代城市管理保驾护航，服务于流动摊贩在内的广大居民。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引导，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媒体加强对城市管理法规的宣传工作，大力提高公众对城管执法的理解度、认可度；执法部门要主动探索取得公众支持的新措施、新方法，切实提升执法效率。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流动摊贩在近几年来通过媒体的大肆报导走到了人民群众中来，成为不少学者、市民百姓热议和讨论的焦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城市的流动摊贩不少于3000万人。对流动摊贩的态度和治理方式关乎民生，关乎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关乎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一些城市的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暴力执法，以及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不断上演的“猫鼠”游击战，不得不让我们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信念支撑忧虑。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强调推动科学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何谓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化与社会转型时期，流动摊贩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和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城市只有与流动摊贩相融合，将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吸收，运用和不断发展，才真正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本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流动摊贩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将正反作用对比，并提出城市与流动摊贩相融合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一、流动摊贩群体规模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分析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城市的就业市场一时无法供应如此多的劳动力。农村流向城市的人们大多文化技能素质比较低，不能适应城市高技术知识水平的要求，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另一方面，城镇化加速使得城市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失业人员增多。流动摊贩大都由农村进城人口、失业人员和流浪人员等组成，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证，只得依靠简而易行的路边摆摊来维持生计。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摊贩坚决不能取缔。中国古代即有“民为邦本”的思想，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突出“人”的核心，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十更加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国家的发展改革方向是更多的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关注人权，注重民生。应该在尊重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科学管理城市[1]。
另外，我国流动摊贩之所以长期存在并组成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填补了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缺口。任何一个市场的存在必然少不了消费者，没有消费者，没有需求，市场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城市社区设施的不完善及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合理使得城市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解决。摊贩们廉价的物品以及几乎“送货上门”的服务给居民带来了非常的便利。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人”的概念，他们的时间、金钱成本都达到了最小化，从而实现了自我满足。这样的“你买我卖”，“各取所需”促进了摊贩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久经不衰”。 如果把这些流动小摊贩取缔，每天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打工族”和“学生族”就会面临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这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流动小摊贩为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与世界大国，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和包容。而且让小摊贩合法化、固定化，也会是一种地方甚至民族特色。
二、流动摊贩存在的正反作用对比
流动摊贩主要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所组成。弱势群体在我国主要指物质贫乏，生活贫困的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均分制”，社会被隐形分出了贫富等级，富有的人意味着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享有更好的机会和幸福成果，而弱势群体无资源可利用，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这样他们中一些人必然会滋生反感情绪甚至“仇富”心理，更有甚者仇视社会滋生歹心，引发各种犯罪行为。弱势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缺乏公正的体现，弱势地位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窘迫，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失衡，而心里的失衡极大地动摇了个体原有的人生观和行为定势，为越轨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流动摊贩的规模发展是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弱势地位与心理失衡找到的一个出口，除了可以满足自身的经济生存之外，他们的商品被需求也使他们觉得受到了认可与尊重，满足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流动摊贩有利于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就业压力，减少了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能够较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同时也使得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增加城市韵味。
从反作用的方面来说，流动摊贩无证经营，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一定的秩序加以规范，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食品安全、商品质量保障、卫生环境、堵塞交通以及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等问题随之暴露。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也是关乎民生及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食品安全无小事”，近日湖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禁止流动摊贩向学生兜售食品，这也是在整治时期对保障食品安全的一项无可厚非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也有不少居民反映流动摊贩堵塞交通，占据停车位，制造食品残余垃圾，和一些食品味道油烟等影响居民正常休息，扰乱了居民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因此不少居民对此反感、投诉。由于这些小贩是流动经营的，城管进行执法时会在第一时间隐没，而当城管走后，又在第一时间出现，从这方面来说，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执法治标不治本。流动摊贩一直以来都是城市“脏乱差”的主要来源，因此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顽疾。从流动摊贩和关注民生的角度考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突出重围立足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做貌似无尊严的“见猫逃窜”的“老鼠”，是城市管理者急需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城市居民和每一个爱国爱民者需要关注和思考的一大民生事件。
三、对流动摊贩的城市管理思考与建议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弱国逐渐向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强国迈进，顺应改革发展的潮流与目标，流动摊贩与城市的融合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在人性化管理方面我们要借鉴泰国的管理理念，人的生存权比市容市貌和交通的便利更重要，他们把人放在第一位。这也符合我国“关注民生”的理念。若城市管理者为了良好的市容市貌和疏浚的交通而一味的对流动摊贩采取取缔的策略则是一种懒政和愚蠢的不科学的行为。流动摊贩该如何规范化管理，如果一味地只靠城管执法，则只会造成城管与摊贩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也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应运用的方法。真正智慧的领导者应该能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把握全局，看到流动摊贩和城管者之间绝不是相互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张英魁、刘兴鹏提出政府、社会与居民群体共治的框架，在治理过程中要实现管理部门、流动摊贩和社会的良性互动[3]。这种方法避免了政府一方单方管理的种种缺点与尴尬，可以达到有效互动管理，体现科学发展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必须多管齐下，多面配合，才能达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真正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1.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经常上演“猫鼠”游戏和暴力非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流动摊贩缺乏法律上的认可与保护。政府应该依法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物质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司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也是法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制度安排[4]。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实证明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加强对流动摊贩的立法保护，有助于加快我国法治进程与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对流动摊贩进行立法保护之外，还要立法规范，给城管部门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形成政府主导、摊贩自治管理和社会民众参与的三重屏障发展模式。政府依照法律对流动摊贩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明确可以摆摊的时间和场所。成立流动摊贩社会团体和自治组织，每个流动摊贩都要去其所属组织登记获得许可证；组织内设监管部门对摊贩的食品安全、质量保障和环境卫生等进行规定和监督；设立卫生保卫部对摊贩场地的卫生进行保护和垃圾清理；对摊贩成员进行定期培训并引入奖惩办法，使摊贩认识到市容市貌建设以及疏浚交通的重要性，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从而有效促进摊贩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当然这也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一部分。社会民众参与就是加大对流动摊贩政策的宣传，使流动摊贩的这种人性化管理深入人心，这样不但保证了摊贩经济的繁荣，也改变了以往城管在民众心中的“暴力”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民众应拒绝在严禁摆摊场地进行商业行为并及时举报，以增强社会共识，维护法律权威。
2.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增加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鼓励自主创业，增加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支持。在流动摊贩中有一部分是刚毕业大学生，他们不满于给别人“打工”、为别人“打杂”，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供过于求，有一部分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想要创业而又迫于资金压力，因此加入到流动摊贩的行列中来。对流动摊贩中占多数的农民工，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和非农产业又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为缓解剩余农民的就业压力，应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企业，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等。
完善城市规划与布局。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合理规划与布局，能够实现城市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应在城市居民聚居区设立更多，更经济的生活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减少税收及其他相关费用，将流动摊贩引入市场，并根据居民作息时间灵活开放市场时间以方便居民生活。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将流动摊贩的群体利益考虑在内，考虑摊贩市场的设置等，这样有利于减少城市与流动摊贩之间的冲突，促进二者之间的融合。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它通过社会救助、失业保险等，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转移给缺乏收入获取能力的社会贫困人口，可以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5]。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对城市流浪人员的社会救济和职业培训，使弱势群体能够有一定的收入而不致迫于生计，成为流动摊贩。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存在诸多限制，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要不断改革户籍制度，使城市外来人口逐渐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机会和权利。
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分析了流动摊贩这一群体的行为原因，以探本溯源、对症下药的思维理念，提出要服务并不断满足流动摊贩的利益需求，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形成政府、摊贩、社会的互动发展模式；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对弱势群体增加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针对流动摊贩合法化向公众征求意见，随后一些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进行改革，不再以“堵”为主，而是加以“疏”化，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对于城市和流动摊贩的融合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山西太原市采取“引摊入市”的办法给流动摊贩筑巢安家，海口市建立了“便民疏导点”，昆明实行“线性管理”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流动摊贩的全国性问题的治理，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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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伴随着“蒜你狠”、“姜你军”等热词的出现，菜价一直牵动着城镇居民的神经。到2012年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涨虽然小幅降至3.3%，但市民们还是在抱怨蔬菜贵，蔬菜价格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回顾蔬菜销售的主要渠道——农贸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上世纪80年代伴着改革春风吹遍中国城乡，农贸市场以新鲜、自由的形态让进惯了国营副食店的中国人欣喜不已1。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年届而立的农贸市场正面临被挤出北京城区的尴尬处境。挤走农贸市场的不是新兴商业形态，而是主管部门的规划。2011年北京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邹正方建议取缔五环内的农贸市场。随后北京市商委对该提案进行了答复，商委答复称：农贸市场将被列入北京市限制发展的业态范围；为此，将不再新建农贸市场，同时加速对现存农贸市场的清理整顿，“关停一批，转移一批，转型升级一批，逐渐减少五环内农贸市场数量”；未来五环内将消除农贸市场这一业态。
据统计，目前北京农贸市场约有367家，已有规范化社区菜市场298家，其中有219家是由原来传统的农贸市场转型升级而成2。可是，虽然升级后的市场环境得到改善，但对消费者来说更重要的零售价格却提高了。在2007年市场改造前，摊位租金约是600元/月，但改造后月摊位费超过了千元，摊主不得不提高价格应对增加的经营成本。农贸市场这一蔬菜主要提供渠道的价格优势已不明显。
目前，能够补充农贸市场的蔬菜销售渠道为早市、超市和社区菜摊。但这三种蔬菜销售模式都没有解决蔬菜贵的问题。早市虽然菜价便宜，但经营的时间过早，服务的消费人群有限。超市有营业时间长、蔬菜品种多、新鲜程度好等优势，但平均价格较高。某些特价的蔬菜，只是吸引顾客的一种“招徕定价”手段。社区菜摊是伴随着农贸市场衰退这样一种城市规划衍生出小型菜市场，他们以个人菜摊形式穿插分布在城市各个社区中。这种个人菜摊往往规模不大，品种为居民常见蔬菜，地点为各大居民社区内外。它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民“买菜难”的问题，可竞争激烈程度下降导致摊贩对蔬菜价格有了更多的主导权与加价空间，无形中加深了“菜价贵”的问题。
一些学者通过调研证实了蔬菜零售商的确对菜价拥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力。根据范润梅等人在《蔬菜市场批零价差和价格传递机制分析》中的调研结果可知，一般来说蔬菜零售价和批发价的比例小于等于1，被认为该市场流通是有效率的，价差正常。但北京蔬菜的批零价差大部分超过这个界限，有些蔬菜在旺季的零售价甚至是批发价的2倍以上。这说明北京蔬菜市场流通效率较低。研究进一步发现蔬菜市场的零售商通过批零价格调整的滞后性扩大价差。以北京蔬菜市场上小白菜、西红柿和土豆的零售价格为例，零售商对批发价格上升所做出的回应（提升零售价格）更迅速，对批发价格下降所做出的回应（降低零售价格）较迟缓3。
可见，发展新型蔬菜销售模式不仅是一项惠民举措，也是当前市场的迫切需求。对此，北京区县“菜篮子”工程创新了五类十种蔬菜零售新模式，包括直营对接新模式、社区“直投菜柜”模式、周末车载蔬菜模式、蔬菜连锁经营模式、以及网店模式等。本文就针对其中的车载蔬菜市场与连锁经营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石景山区的实际情况论证适合该区域的蔬菜销售模式。
1.蔬菜直销可行性分析
目前，北京地区开展的主要蔬菜直销形式为周末车载蔬菜市场。周末车载蔬菜市场是商务部、北京市政府联合支持项目，由政府搭建平台，帮助京郊地区蔬菜生产流通合作组织进城直接销售蔬菜，通过农民自产、自收、自营的新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以便解决蔬菜“买贵”、“卖难”问题。对于车载市场的选点情况，北京市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场的选址主要以三环路以外地区为主，选择蔬菜零售配套设施相对不足的小区，利用社区空地、闲置停车场、废旧设施等场所开办。
周末车载蔬菜当前的销售模式是，合作社从社员手中收购蔬菜，统一销售，年底有利润再给社员分红。一方面，合作社的收菜价比一般批发商高，让菜农得了实惠；另一方面，因为直销没有中间环节，销售人员都是社员，人工成本低，所以合作社的蔬菜销售价比市场价低。比如菜花，菜农卖给批发商每斤0.3元，经过几道环节后，市场上的销售价每斤至少要1.2元；而益农合作社从菜农手里收购的价格定为每斤0.45元，最后直销价为1元。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周末车载蔬菜经营到目前为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周末出现的菜市，消费者更多是以体验新事物的心态来购买，并未把新模式替代传统购菜途径。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石景山区的两个售菜点仅依靠一辆蔬菜保鲜车进行运送，供给量无法满足需求；其次是从试点的管理与菜价上来看，车载蔬菜缺少专门的售菜人才。在调查中发现，蔬菜当天的定价没有合理的依据，大部分蔬菜价格低于本区农贸市场价格，可也有一些高于市场价格。而且每周提供菜品的数量也比较盲目，其调整的依据是上一周周末的销售情况，由于间隔时间长，供给变化存在滞后性。
以上问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以及引进或培训人才来弥补，可无论哪个方面都需要投入一定成本才能达到效果。现有的周末车载蔬菜市场是在享受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以低利润维持着，如果增加运营成本，或政府不能继续支持，周末车载蔬菜是否能够盈利是个未知情况，或者该模式将失去它的低价优势。由此看来，周末车载蔬菜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在石景山区长期运营。蔬菜直销的利润相对来说较低，要取得较好效益还必须从规模化、多样化上下功夫。那么我们再来看连锁经营模式。
2.蔬菜连锁经营的可行性分析
连锁经营通常是指一个企业的某种（类、品牌）商品的销售模式或某种服务的提供模式4。连锁经营把独立的、分散的商店联合起来，形成覆盖面广的大规模销售体系。其下属连锁店分工明确、相互协助，形成规模效应，共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5。在很多行业，连锁经营模式的成功运作为企业带来了惊人的经济效益。例如我国的水果超市是在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近几年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迅猛增长。据统计调查，全国水果专卖超市超过10000家，单店年营业额360万元以上规模的水果超市超过1000家，年零售额过100亿元，占水果市场零售总额的5%左右。部分城市的成熟连锁超市已占本地水果零售总额的60%以上，如杭州、沈阳等6。
水果超市的出现和繁荣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随着农业的发展，规模化的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这将给农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带来颠覆性的革命。因为传统的蔬果种植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种植面积小而且比较分散。只有依赖贩运商去组织收购，再拉到批发市场集散才能完成交易。因此，传统的蔬果销售是经由“种植户—贩运商—批发市场—果蔬摊贩”这样一个链条。但是，当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后，种植基地与专业超市的对接就成为农产品流通可以实现，并且最具效率的模式。
其次，在国家政策方面，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农业的扶持和优惠政策，鼓励农业走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为了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农超对接。
最后，当与产地对接实现后，蔬果的连锁经营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与传统经营模式相比，连锁经营模式有利于对同一资本下多家店铺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调度各站点的人财物等资源信息。在采购方面，由于是规模采购，能够获得折扣、降低成本；在物流方面，由企业统一调度，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销售方面，由于企业是连锁模式，市场辐射面广，覆盖规模大，具有规模竞争优势。与单个摊贩相比，其规模大、形象好，易发挥品牌效应，更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与大型超市相比，连锁店铺的网点又多又密。店铺开设在小区旁边，利于消费者就近购买，更能为消费者节约时间。
目前，虽然蔬菜连锁经营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水果超市产生的条件蔬菜产品也完全具备。并且，蔬菜与水果在产品性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水果超市的成熟发展模式给蔬菜销售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3.石景山区的现有条件分析
接下来我们从蔬菜需求、政策环境、地理环境与人才四方面来分析在石景山区进行蔬菜连锁销售的现有条件。
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由于部分不达标的农贸市场被拆除后未按“拆一建一”的原则建设新农贸市场，加之多年来绝大部分新建小区没有配套的农贸市场，石景山区也面临着一定的蔬菜供应缺口。根据消费者购买意愿调查，约有86%的居民更加愿意在居所附近购买蔬菜7。而蔬菜连锁专卖店由于设在小区附近500m内，可以弥补农贸市场辐射不足，冲击个体菜摊的价格主导权，为居民创造方便、快捷、安全的买菜环境，将受到居民的欢迎。顾客的支持为蔬菜连锁店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除了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对区商委同志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伴随着石景山区CRD首都休闲娱乐中心区的规划建设和老旧城区改造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非常希望这样新型蔬菜销售模式的出现，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为石景山区开设蔬菜连锁店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地理环境方面，石景山区坐落在西五环附近，石景山路、莲石路、阜石路与西五环、西六环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方便近郊农业基地或合作社对蔬菜的运输，利用规模优势节约运输上的成本支出。
在人才方面，北京市具有人才聚集的特点，那么聘请与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就有更多更广的选择性，更容易找到适合我们的连锁店管理人才。石景山区作为北京的中心城区之一，利用好北京市的人才优势，建立科学严谨的管理体系，从形象、服务态度上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更能取得好的销售成果。
本研究为北京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支持项目，项目编号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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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早市仍然是我国广大居民购买农产品的主要场所之一。其便利、实惠、丰富等特点，迎合广大社区居民的需求，因此一直长盛不衰。但是，早市农产品的销售始终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本文探讨通过建立早市农产品连锁经营模式，克服这些弊端，让广大居民购买到更加便宜、更加放心、更加丰富的农产品。
一、早市含义界定及顾客群分析
（一）早市含义界定及经营特点
早市是一种在居民区附近，由小经营者自发形成的在特定时段进行的农产品零售市场，经营内容以瓜果蔬菜、肉蛋奶、早点、小商品为主，具有价格便宜、品种繁多、快捷便利等特点。
早市经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时段性，经营时间一般从早晨6：00开始直到11：00左右，不同季节和不同区域存在微小差异，但差别并不明显。第二，社区性，经营规模根据早市周边的居民情况和环境情况，呈现出居住人口越多、可供设摊的地点越大，则早市规模越大的特点。第三，松散性，早市经营者规模都很小，经营分散，销售方式灵活，监管难度大[1]。
（二）早市顾客群分析
消费者是否选择早市购买农产品主要取决于生活习惯、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质量等因素。其中，消费者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是最重要因素，而有这种习惯的消费者大多为中老年人。通过调查发现，光顾早市的消费者年龄主要以中老年为主，他们对早市的方方面面有着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希望政府或相关部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以提高消费质量，对周围环境、噪音控制、交通问题给予一定解决。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府的过多限制和禁止，政府干预过多，使商贩被迫退出早市，从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大多数老年人觉得早市已经这样风风雨雨几十年了，已经习惯了如今的状况，对早市的态度极为宽容，认为早市的问题都在接受范围内，表示自己支持早市的态度不会改变。另外，光顾早市的消费者有相当部分的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所以早市低价的特点是他们选择早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对周围早市的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了如指掌，价格一经变动他们就会察觉并且进一步影响购买行为。再者就是质量敏感型的消费者，他们对要购买的农产品的质量很关注，相较于价格敏感型消费者他们对农产品的价格要宽容一些，这样的消费者往往购买质量更好但价格相对较高的农产品。
二、我国早市经营普遍存在的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早市农产品进货渠道不稳定，中间流通环节过多，经营分散，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导致早市农产品销售存在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近些年，早市食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多，而且屡禁不止，严重影响着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例如，2009年石家庄早市17人食用韭菜中毒事件，2015年福建等多地大量病死猪肉通过早市流向消费者餐桌事件等等[2]。因此，食品安全问题是早市农产品经营中最大的问题。
经营不规范问题。商贩往往在早市地面上席地而坐，在地面上铺上简单的布或者草垫就把农产品放在上面进行贩卖。采用商贩的秤作为计量工具;使用受到工商管理部门禁止的非环保型塑料袋;无明码标价，市场也无定价甚至存在以物换物的交易形式;无良商贩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的情况屡见不鲜。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因为早市开放时间较早，商贩要提前为清晨的农产品销售做准备，所以早市在凌晨时候就充满了各种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3]。众多小商贩采取自发方式经营，无序化造成了早市周边道路拥堵，给周边居民上班、出行造成困扰;卫生状况差，商贩在街路边设摊，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垃圾，造成道路上的卫生状况较差，对市容造成不利影响。
三、早市农产品连锁经营模式探讨
针对早市存在的上述弊端，本文提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利用早市经营者的无形资产、现代化的管理水平和良好的商业信誉以及高度的资源共享性，降低农产品进入早市的成本，节省经营费用;二是依靠连锁摊位加门店的经营方式，用良好的购物环境、可靠农产品质量、低廉的价格和便捷的购物方式吸引消费者;三是通过建立流动的集贸市场，对农产品实行批量采购，统一配送，连锁摊点销售的方法，降低农产品的采购成本、库存成本、流通费用和流通环节，加快农产品流通，降低销售成本;四是通过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合作，树立自己的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五是依靠网络条件发展订单销售和预约服务，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通过各种优惠活动，如“满减”“时令蔬菜节”激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提高农产品销售数量。
（一）连锁经营模式
1.“早市经营者+批发市场+基地”。早市农产品经营者联系正规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签订合作协议，促进其规范化和有计划的生产，这样更能节约资源。根据市场变化和销售计划灵活控制生产，减少运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这种规范化和计划生产能有效地降低风险，保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经营者的利益，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与正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合作关系，保证农产品的供货，在特殊节日或者特殊情况下仍然保证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批发市场的农产品经过一定程度的筛选和分级，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批发市场与基地的对接提高了经营者对风险的应对能力。
2.“前摊后店”。“前摊后店”是早市农产品销售摊位与店面分工合作的独特经营模式。调查显示，早市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为中老年人，他们的消费时间段主要以早晨为主，设立“前摊后店”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利用摊位经营为早晨购物的消费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店面因环境舒适和干净卫生的特点受到一些较高端消费者的青睐。将两者的方便、新鲜和选择多样化结合，对不同类型消费者实行分流并扩大受众，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提高满意度，提升品牌影响和知名度。此外，这种模式还可以克服早市只在固定时间段经营的局限性，在非早市经营的时间段内实行农产品配送服务。根据调查显示，国内蔬菜配送店的数量很少，因此竞争较小。
3.“流动的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基地”。建立流动的集贸市场，将生产基地的农产品运到社区，采取大篷车和搭建厅棚结合的形式，集储存、销售和垃圾处理等功能于一体。在生鲜农产品的消费中，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有五个方面：农产品是否物美价廉，质量安全是否有保障，选择种类是否多样化，购物环境是否舒适，购物是否便捷。传统的销售模式很难兼顾上述五点。而流动的集贸市场正好能满足上述要求，因为产地或批发市场批量订货直销降低了销售成本保证了质量安全;农产品合理配置保证了多样化;大篷车和厅棚干净整洁环境舒适;销售方式灵活，为消费者提供便利。
4.“农产品连锁专卖店+加工企业+基地”。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是能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带动作用提高农产品连锁专卖店的品牌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帮助连锁专卖店科学管理。农产品连锁专卖店帮助企业扩展销路和销售产品。基地为加工企业和农产品连锁专卖店提供更高品质、更低价、更稳定的农产品供应，保证经营的稳定性。加工企业和农产品连锁专卖店销售产品，为其扩大生产提供协助。三种模式均以早市、连锁店为销售终端，以基地为供货源，中间与加工企业、批发市场、配送中心合作，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
5.逐步发展订单销售和预约服务。建立店铺的网络销售平台，建立会员制，实行签到价格奖励等制度。消费者可通过短信、电话、微信公众平台、QQ生活服务等方式预定所需要的农产品。一些时间并不充裕或行动不便的消费者，可通过提前预订的方式方便快捷地购买到农产品，同时平台还可送货上门。推出一系列诸如“秒杀”“满减”、生日优惠、会员日、“时令蔬菜节”、组合销售、阶梯价格等创新经营形式。在微信和QQ等平台上加入生活小贴士、营养搭配、周边新闻、销售预告、农产品种类及余量信息等各种增值服务，做好品牌宣传提高知名度。
（二）农产品连锁经营的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的支持为连锁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国家提出了对农产品连锁经营的鼓励政策。例如，国家提出“菜篮子工程”对经营者提供方便。包括政府对“菜篮子”农产品初加工和流通企业取消不合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确保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畅通，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通行费政策;部分地方实行周末车载的蔬菜直销小货车的政府补贴;支持环保节能和放心食品绿色市场建设，支持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与连锁超市供应链对接工作;提高“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征占补偿水平，加强城市郊区现有菜田和养殖区域保护;对批发市场、畜禽水产养殖用水用电价格的优惠;农产品连锁经营的税收优惠。
2.生产者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为连锁经营创造了条件。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生产者的组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基地类型逐步增多，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例如围绕主导特色产业和重点产品，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几镇一品农业特色产业基地发展;农业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农民增收效果明显，如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壮大龙头企业的规模，增加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数量，扩展涵盖农户的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壮大，近年来，政府积极指导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全国专业合作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量规模，并表现出不同类型、类别和专业分工的组织形态;部分地区确立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根据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市场容量大、带动性强、经济效益好的产品，作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等。
3.农产品物流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连锁经营提供了保障。农产品物流是指农产品从供应地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主要包括农产品的生产、采购、运输、储藏、加工等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物流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政策方面，《“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2012年、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提出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我国农产品物流面临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为中国农产品冷链物流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外，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的现代化，因此使得物流在我国第一产业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4]。
4.经营者自身的专业素养为连锁经营的实行奠定了基础。农产品连锁经营的经营者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运用到早市中，能够将农产品、服务、店貌摊貌统一化;采购、配送、销售、管理专业化;规范流程以减少由经验因素所引起的误差和影响，进而实现规模效益，满足顾客需求;低价入市、方便快捷、产品丰富同时保证供货，保证了摊位周边的环境的整洁，提供了良好的购物环境。随着农产品连锁经营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才投入到了这个行业中，经营者具备有关连锁经营的专业知识，为农产品连锁经营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早市摊位连锁经营“模式”的推广
1.销售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与普通的农产品相比，具有附加值高、竞争小、利润大的特点，并且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消费的多样性需要。在早市摊位连锁经营初期，增加特色农产品的种类，提升实际销量、树立品牌、发展长期客户、增强市场竞争力。
2.加快溯源体系建设。随着近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的首要因素。早市经营者要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广连锁经营模式，在食品安全的大环境下，可采用建立农产品安全溯源体系的方法。将传统早市经营通过连锁经营的形式重组和创新。采取错位经营，做专做强;通过借鉴国际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成功做法，联合CPC商务产品编码体系，对农产品生产全程进行“电子化”管理，为农产品建立透明的“身份档案”。采购方、消费者都可使用该系统查询相关生产信息，从而实现“知根溯源”，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做到放心采购和消费。同时，通过此举提高生产者科学生产自律意识，提升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促进优质农产品的流通销售[5]。
3.坚持统一化原则，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连锁经营强调统一，无论是在商标、商号、服务标记，甚至是门店、摊位经营模式和识别系统都讲究统一化。在构建早市摊位连锁经营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各方面的统一。统一经营体系内农产品品牌充分发挥一体化的整合管理作用，使效率达到最大化，并合理调拨人力、财力和物力，减少资源浪费。
4.扩大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发展早市摊位连锁经营，需要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低成本的要求，规模经营战略是指连锁经营通过膨胀经营规模和增加分店数量来获取经营利润的策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扩张原有店面、摊位的经营规模;二是增加分店、分摊数量。实现早市摊位连锁经营的规模扩张主要途径在于增加分店和分摊的数量，因为不同地域的消费量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通过增加店面和摊位来增加客户居住地域的覆盖面，从而争取客户群体的扩大，实现规模化经营。而达到规模经营的手段是多地区，多分店和摊位方式，通过不断地扩张来达到一定的规模，以求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增强连锁经营自身实力以便在竞争中占据品牌优势。
5.建立早市摊位连锁物流配送中心。早市摊位连锁经营的经营方式要求配备高水准的物流配送体系，否则难以完全发挥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早市农产品具有低价新鲜的特征，这要求早市农产品的物流配送体系高效有力，故建立以物流配送为主体功能的物流配送中心尤为重要。而在农产品配送过程中，还需注意根据不同的农产品类别，合理选择配送技术设备、路线、时间、频次等，以保证产品优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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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0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20- 0088- 02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城市流动摊已悄然成为城市的一个挥不去的符号。如何规范和管理好这些流动摊贩，全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做法，有的管理效果较好，有的则不尽如人意，甚至造成一些不好的社会影响，在此笔者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 城市流动摊贩存在的原因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特点和城市风格，对于城市的发展定位各不相同，因而对于流动摊治理的措施也会有所差异，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来分析城市流动摊的构成及其形成原因，从而对症下药。从全国许多城市的观察分析来看，流动摊的构成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 外来人员，即来自于外省或外地区的闲散人员；② 退休、下岗及一些无业人员； ③ 城镇边缘的一些农民； ④ 部分老弱病残者； ⑤ 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增失业人员；⑥ 部分在职人员，即本身有正式工作，想赚点外快的人。这些流动摊贩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① 流动人口增多。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农村闲散劳动力增多，大量人口开始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 ② 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成熟，一些高科技不断应用到生产中去，原来单纯依靠劳动力投入的部门已经慢慢转变为依靠资金和技术投入为主，扩大就业的政策扶持和提供的就业岗位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一个较大的就业缺口，因此，一些下岗或失业人员把摆摊设点作为一个谋生和积累资金的渠道和手段； ③ 历史原因。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把自己种出来的东西拿到城市里去卖，自产自销，无可厚非，根本不会考虑城市管理的规章和制度，更谈不上什么违章违法之说； ④ 利益驱动。流动摊投资少、成本低、风险小、收效快、经营内容灵活、无税收、市场适应性强，只要经营者能吃苦耐劳，解决家庭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还有的成为了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⑤ 市场需求。市场是调节供需平衡的枢纽，市民需求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商品的丰富化、追求购物的便捷化，而流动摊以其价格低廉、经营方式灵活、购买方便，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一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从而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2 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有效管理
2.1 转变管理理念，提供更好服务
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不能做发令者、指挥者，应该做勤于探索的研究者，做真诚为民的服务者，做群众利益的维护者。流动摊贩也是一个个靠辛勤汗水换来收获的劳动者，也有家庭和孩子，有辛酸苦辣，之所以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着各自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在面对他们时，要多一点换位思考，少一点刻板印象；多一些和声细语，少一些冷言冷语；多一些用心倾听，少一些三心二意；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敷衍随意，要始终坚持在维护城市的美丽整洁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切身利益间掌握平衡。严格执法不需要表情冷漠和态度僵硬，更拒绝随心所欲和蛮横暴力；热情服务也不是表面文章假惺惺，走马观花不用心。我们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我们的执法不是地毯式扫荡，不是满街抓老鼠，需要的是耐心劝说与教育，要当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是兄弟姐妹，要走近他们，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发现他们的最痛处，解决他们的最难处，要下真功夫、动真感情，要真正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所急，要始终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疏散与引导相结合，维护良好秩序与保障民生相结合，更好实现科学管理与良好服务的统一。
2.2 科学规划布局，实现有序管理
流动摊贩不仅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它不是由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决定的，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衍生物。对于城市流动摊，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科学引导，合理布局。要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给流动摊划出专门的区域，其选址一定要进行科学规划，要从整个城市的建设发展出发，分清主次缓急，既要考虑城市的整洁美观，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购物休闲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流动摊贩的利益追求。要根据城市的主、次干道，交通的拥堵情况、人流的密集程度来合理布局，既要考虑当前情况，也要考虑长远发展。同时，流动摊的设立还要征求周围商家和居民的意见，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相关利益方造成的损害。在一些重点路段、闹市集区，车站码头要严格控制流动摊贩的数量，在一些公园景区、观光场点要合理规范流动摊贩经营，可以打造诸如“小商品一条街”、“小吃一条街”等特色街区。同时，对于已经规划设立的流动摊，还要建立跟踪反馈机制，收集相关信息，根据不断发生的变化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实现更加科学有序的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29（4）
1 引言：城镇化与失地农民安置社区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使原先城市周边的村庄被纳入到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之内，原村庄转变为城市社区，原农民转变为社区居民。这些安置社区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建设，具备一定的公共配套，居民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目前很多的研究围绕这样的农民安置社区，从拆迁安置补偿方式、社区管理、社区产业和经济发展、居民就业保障等方面，探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存在的问题，寻求其建设和发展的合理路径，多从宏观和政策方面提出建议，而对于社区居民入住之后的实际生活状况缺乏关注。
与同样是由于城市用地扩张所造成的“城中村”相比，社区在土地权属、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等方面几乎与城市社区无异，显示出一定的有序性，但是这样的安置社区又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是否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农民安置社区在有序的空间结构之下，并没有承载有序的城市生活，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自发性商业（包括集市甚至庙会）就是这种无序现象的典型代表。
2 五州社区基本情况
2.1 从村庄到社区的演变
五州社区是随着郑东新区的规划最早建成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之一。该社区的前身是圃田乡东周村，又名水磨周，下辖东周、中周、新中周、古城和东西老南岗6个自然村，2002年进行合村并城，在相对集中的、被拆迁的村庄附近选址建设五州安置小区，2006年建设完成。2010年11月，五州社区划归为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管辖，村民的户籍身份也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在医疗等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相应的城市居民待遇。目前辖区常住总人口有15 000人，其中原村民有3 400人，其余为外来务工人员。
2.2 社区规划与建设
现在的五州社区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东起农业东路，西至黄河东路，北临商都路，南接安平路。社区周边的4条道路均为郑州市的主干道，距离郑东新区CBD和郑州东站均在5km范围内，交通便利，区位良好，周边多为城市中高档商品住宅小区和中高端家具建材销售等商业，社区总面积接近2km2。社区内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城市道路，包括永平路、中周路、东周路、万通街、列里路五条，其格局为方格网式，把社区划分成12个相对独立的街坊（居住组团），整体空间形态较为规整，在空间布局和住宅形式方面与周边现代商品房小区差别不大。社区内有五个建材批零市场，一个副食市场，两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一家邮局，两家金融机构及上百家零售服务网点，具备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2.3 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自五州社区建成，社区内部主要道路万通街和中周路两侧就有沿街摆摊的现象出现。尽管社区自身和郑东新区区域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但随着原村民陆续入住、外来人口的增多，五州社区的自发性商业街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持续地繁荣，其规模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作为商业街，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作为一条城市道路，沿路的摆摊设点也带来了交通、卫生等种种问题。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在郑东新区的多个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内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这样的与新城CBD相距不远，且经过统一规划建设形成的新的社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沿路摆摊现象？为什么在郑东新区范围内，自发性商业只是出现在这种农民安置社区而不是其他商品住宅小区？与其他社区常见的自发性商业相比，这种社区内的自发性商业又有什么特点？
3 对五州社区自发性商业的调研与分析
3.1 经营的种类与时间
水果、蔬菜、小吃、服装等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商品是社区自发性商业售卖的主要品类。服装的档次以中低档为主，小吃多为煎饼、凉皮等平民化的类型，价格也较为低廉。
在营业时间方面，社区自发性商业的频率为每天出现，一般在傍晚开始，最晚持续到凌晨。下午4点半，部分摊主已经开始准备摆摊；晚上6点，多数摊主已经摆摊正式售卖；到凌晨12点，大部分摊主收摊。
3.2 空间形态
社区自发性商业多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集中的中小学和公园附近，摊位设在万通街、中周路道路两侧，其中万通街路边地摊经营长度达500m，在中周路长度达200m。摊位多摆放在道路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在万通街的部分路段上，摊位甚至摆到了道路中间的机动车道上，再加上顾客的停留空间，自发性商业空间实质上侵占了相当一部分的城市道路空间（图1、2）。
从摊位的具体排列方式来看，虽然各种摊位未经任何设计，不同种类的摊位尺寸各不相同，但在总体功能上有明确的分区：以万通街和中州路的交叉口为节点，中周路南段主要经营蔬菜水果，北段主要经营便宜的服装；万通街东段主要经营衣物服饰，西段主要经营小吃。再加上各种摊位尺度都不大，整体上并没有显得特别混乱。
此外，地摊对与其相邻的沿街店铺经营状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少沿街店铺借助自发性商业吸引人流，甚至对自发性商业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作用。
3.3 相关人群构成
社区自发性商业牵涉到各类不同的群体和对象，包括摊主、顾客、社区管理者、沿街店铺经营者等，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自发性商业密不可分，并且已经在相当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经营主体：来源较为多样化，但几乎没有五州社区内的原村民。主要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附近城郊的村民等，部分摊主在五州社区租房居住。
服务对象：主要是五州社区的居民。
管理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该居委会由原东周村村委会改组而成。
其他受影响的人群：沿街店铺经营者、城市道路使用者等。
3.4 管理状况
社区居委会是由农村自治组织演变而成的城市社区组织，对于社区的管理社区居委会具有一定的自。虽然社区道路两侧设有禁止摆摊设点的标识，但管理者实际采取的是一种默许的态度。管理者将每个摊位都划定了界限，摊主每天需向社区管理者交纳卫生费和摊位费。
在调研后期，万通街上的地摊忽然全部难觅踪影，只有中周路南侧部分摊主出摊，其原因是由于自发性商业已被社区管理者禁止，这一现象表明社区管理者在自发性商业中具有关键作用。
3.5 自发性商业产生的影响
3.5.1 积极影响
①弥补社区商业服务配套设施的不足，方便社区居民生活，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
②带动沿街商铺生意的兴旺，提高社区的人气。
③摊主租住在社区，为社区原住民带来房租收益。
④有助于解决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就业问题。
3.5.2 消极影响
①影响交通。自发性商业的经营地点不仅在人行道上，而且还侵占了部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影响了行人的正常行走，也阻碍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城市道路空间与社区商业空间重叠，通行车流和购物人流交织，再加上商业经营时间与城市交通晚高峰的时间的重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和交通隐患。
②影响卫生。自发性商业所在的中周路和万通街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表现为晚上地摊出摊后，菜叶、果皮、纸屑等垃圾随处可见，而卖烧烤、快餐的摊点更是污迹斑斑，不易清洁，破坏了街道的卫生形象。
③影响部分居民的正常生活。居住在卖烧烤、快餐的摊点附近住宅里的居民容易受到影响，主要分布在中周路以西的万通街两侧。据居民反映，因为烧烤产生的油烟太大，气味呛人，一到晚上都被迫关闭窗户，以防止油烟进入室内，这种经营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4 社区内自发性商业形成的原因
4.1 规划因素：社区商业设施规划布局不合理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一般包括沿街商业和集中商业两种布局形式。
从沿街商业来看，五州社区部分街道两侧均有很多沿街商铺，但其业态类型主要是小规模的超市、服装店、小饭店等，没有提供果蔬等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品。
从集中商业来看，五州社区所在区域内有一个综合型的农贸市场，即五州菜市场，位于农业南路与永平路交叉口，建筑为两层，共有148个摊位，内部较为整洁。该菜市场具有一定的批发经营性质，同时为几个社区服务，规模、服务半径相对较大。对部分居民来说，五州菜市场超出了步行适宜的距离，在五州社区内缺少次一级规模的农贸市场的规划布置。在居民认为路边摊存在的有利影响中，36%的居民认为路边摊能够方便生活。五州菜市场位于社区的东侧，部分居民步行至菜市场需要10分钟以上，不如沿街摊位方便。因此，人们选择路边摊这种就近的方式进行日常的购物，而五州菜市场的经营情况并不容乐观，很多摊位处于闲置状态。
另外从区域层面来说，尽管社区内也有市内大型超市的免费购物班车，但是其便利性不如路边地摊，不能成为居民首选的购物方式。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规划建设中，商业服务设施数量的不足和规划位置的不合理，都是导致自发性商业在社区出现的根本原因。
4.2 经济因素：商品的价格优势与社区居民有限的购买力
调查问卷显示，82%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为3000元以下/月，大部分居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价格就成为影响社区居民购物选择的重要因素，居民倾向于购买便宜实惠的商品。以服装店为例，社区沿街店面所卖衣服的价格偏高，单件价格普遍在百元以上，而自发性商业的服装则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五州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的摊位成本较低、经营灵活便利，沿街摊位售卖商品的价格更为低廉。万通街与中周路的摊位费为200元/月（后来变成500元/月），卫生费为2元/月，而五州菜市场的摊位费约为800元/月。经营成本的差别导致的结果就是，与五州菜市场相比，地摊上的蔬菜价格每斤普遍便宜。
4.3 管理因素：对自发性商业的默许
社区管理上对自发性商业的明禁暗许是目前社区自发性商业可以稳定存在的决定因素。明禁暗许的根源，是社区管理部门可以获取摊位费，有利益诉求隐含其中。这种默许和匡正的携手，使得社区的自发性商业自成一个体系，且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体现出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在管理上的自组织特征。
4.4 外在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谋生需求
在五州社区的居民构成中，东周村的原住民在成为失地农民之后属于城市中的待业人群，不得不寻求一些门槛较低的就业渠道；而占五州社区多数人口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为低技能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就业培训，因此，很多人通过路边的摆摊经营获取生活来源。
5 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内自发性商业的建议
从对五州社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社区居民还是比较认可自发性商业经营模式的，并且由于自发性商业长期稳定地存在社区中，居民的生活已经与之密不可分。各类人群通过自发性商业这一平台，谋求生存和生活之需。在当前社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套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这种自发性商业可以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可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把社区中自发性商业合法化，作为管理的依据；禁止一部分对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干扰的经营种类；对自发性商业空间进行优化，如对空间占用的重新划分以及对摊位大小的统一，根据城市道路的重要性和通行能力，合理分配自发性商业空间和通行空间。从根本上来说，路边摊点与城市道路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路边摊点经营活跃充分说明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不足或不合理。建议在调研居民使用习惯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新的农贸市场，市场的位置、建筑和空间形式、规模等，都要充分考虑实际使用的需求。
6 结语
人和地是城镇化的两个核心对象。城镇化不只是土地上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户籍上的转变，还是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五州社区是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一个代表，而社区中的自发性商业现象也正是这些居民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在空间形态上已经与城市社区同质，但在生活方式上却相去甚远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现状。社区自发性商业折射出了社区规划中配套服务设施的不合理以及社区居民多种多样的需求，因此，无论是只注重数量的社区建设，还是对社区内自发性商业一味地严打取缔都是不对的，应尊重城市中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以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体察农民安置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社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在未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可以预见大量新的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出现，并且在人口构成、居民就业、消费水平等方面，这类社区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仍将会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对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规划设计，亟需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人性化的社区规划建设标准，建立社区居民公众参与机制，把社区空间规划与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管理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推动失地农民安置社区尽快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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