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6 09: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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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文物局在印发的《关于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各级博物馆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打破地域和行政级别限制，形成博物馆馆藏资源共享机制；支持各地区、各级博物馆积极开展展览交流合作”。由于各地区人文自然遗产等资源不尽相同，通过不同博物馆间的馆际交流展览，把各地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的文物资源以专题展览的方式，在不同区域的博物馆观众间进行展示和传播，进而实现各地博物馆间展览资源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不断补充和丰富各自固定陈列展览，增强博物馆对观众的持续吸引能力，提升观众重复参观博物馆的热情。目前，不同博物馆间馆际交流展览正日益成为跨区域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及方式。伴随馆际交流展览合作的深入，展览配套文创产品也从原来可有可无的“装饰绿叶”，提升为交流展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展览跨区域文化交流及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文创产品在展览文化跨区域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一）展览配套文创产品是展览文化跨区域交流的重要媒介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在这里，“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而西方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则认为：“媒介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1] 展览配套文创产品，承载着展陈文物背后真实的历史文化符号和信息，无疑是展览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以此次展览配套的文创传品为例，青铜制品有： 汉代翔鹭纹铜鼓、青铜累尊蛙等；瓷质品有：青花竹节杯、青釉荷花罐等；丝绸制品有：古道岩书丝巾、石涛画丝巾等以及其他类别的风灯钥匙牌、青花伞等。相关配套文创产品或是展览文物复仿制品，或是文物部分元素的衍生品。无不清晰的传递着展览文物的真实信息，有效地发挥了文创产品在展览跨区域文化传播中重要的“媒介”作用。
（二） 展览配套文创产品是展览特色内容的传播者
“衍生品的价值，其实并不限于经济收益，成功的衍生品可成为博物馆艺术的一部分。买一个带有博物馆符号或藏品元素的衍生品，那是你体验之后产生了认同和感情。”[2]以此次展览配套文创产品中部分热销产品为例：（1）、凤灯杯垫，素材源自展览文物-羽纹铜凤灯，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青铜艺术与刺绣艺术的完美结合。（2）、铜鼓摆件，素材源自展览文物-西汉前期的“翔鹭纹铜鼓”， 铜鼓是广西主要历史文化代表，该件仿制品，以纯手工铸造，敲打的声音优美，纹饰精美，深受参观展览游客的喜欢。面对精彩纷呈的展览内容及信息，观众在参观时往往忽略了其中的亮点及特色，这有违展览传播特色文化或最新研究成果的初衷。观众参观完展览形成购买文创产品的冲动，通过文创产品的购买进而深化了对文物内容信息特别是展览特色内容的了解及认知。展览配套文创产品由此架设起展览与观众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
（三） 展览配套文创产品是展览文化知识的普及者
此次展览以壮语中的“那”字为主题及线索，分为“据那而作”、“凭那而居”、“靠那而饰”、“依那而乐”四个单元，通过三馆合计174件（套）的藏品，向观众立体呈现与传达广西壮族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及其与岭南自然山水和谐相处之道，充分展示“那”山、“那”水、“那”人的魅力与风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合作变得日益频繁。不同地域的文化借助博物馆这个文化传播的平台，以临时展览的形式，让不同地方的观众通过博物馆这个城市的“眼睛”，打破时空的限制，了解和认知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历史典藏，就地分享历史文化的饕餮盛宴。文创产品 作为其中展览文化的衍生品，浓缩着文化的精髓，以文化知识普及者的角色，让参观观众更直观、更生动的了解展览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
（四） 文创产品是把展览“带回家”的推动者
“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在漫长的生产劳动中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文化，异地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促使人们把旅游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产业。然而旅游活动给旅游者留下的绝大多数是回忆，所付出的代价能够物化的只有旅游纪念品”[3]。到博物馆的旅游者有着相同的心理特点，即购买有特色的纪念品即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馈赠亲朋好友或自己留作纪念。由此可见，文创产品在展览文化传播活动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次展览自2016年1月底开幕至5月结束，期间与寒假、春节、元宵等节假日重叠，展览期间参观市民及游客如织，相关配套文创产品的销售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市民及游客在购买文创产品的同时也把展览的内容及背后的历史文化“带回家”。
二、文创产品在展览文化跨区域传播中存在的不足
（一）前期市场调查不足，文创产品没有针对性
此次随同展览的系列文创产品，由展览主办方之一广西自治区博物馆设计开发，产品种类丰富，款式精美，在此之前同一批文创产品曾在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地随展销售，各地区销售效果不一。其中不足之处在于，产品的前期针对本地市场的调查不足，产品设计开发，货品调配上缺乏市场的针对性，产品的供给与市场的需求没有实现有效的对接。
（二）临时展览期间，对于文创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
此次展览期间，先后举办了展览开幕式、馆长导览、记者招待会、学术讲座、文化沙龙等活动，并通过官方网站及微信平台宣传相关展览信息。在关注展览内容的“聚光灯”下，针对此次展览配套的文创产品的宣传力度却相对较弱，相关宣传力度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展览期内文创产品的销售成果。
（三）临时展览周期短，制约了文创产品销售规模的提升
此次馆际交流展览展期历时三个多月，且时间跨越寒假、春节等重要销售节点。而一般临时展览的周期是1至3个月左右，临时展览周期短，使得展览信息的受众面及相关产品展示销售时间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品销售规模的提升。
三、对未来随展配套文创产品 开发的建议
（一）提早参与展览的前期筹备，加强产品的针对性开发
“在欧美国家，博物馆商店被称作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在这里，观众对展品的兴趣和认同可以通过文创产品实物化，进而转化为文化消费”[4]。而针对临时展览的配套文创产品也应成为展览的“最后一个章节”，力争通过早期参与临时展览的整体策划，展览内容的编排，展览形式的设计等，围绕展览内容信息等资源开发丰富多样、适销对路的文创产品。尤其需要加强对展览所在地的市场调查，强化产品开发的针对性。
（二）加强临展开放时间内的对外宣传及推广
馆际交流的临时展览一般展览时间短，配套文创产品应结合展览提前预热，提早做好相关宣传推广，作为展览内容及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馆内展览信息宣传告知，网络信息，微信内容推送等多种形式，提高文创产品的曝光率，吸引观众眼球，引导消费购买。
（三）借助馆际交流合作的机制，提升馆际间文创交流的水平
近年来，国内各博物馆间的馆际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展览项目之间的相互交流，这些展览对于促进各地区间的文化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也是充分发掘、利用及共享各自馆藏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5]。借助馆际展览交流热络的契机，也应该提升馆际间相关文创交流水平，从配合展览的产品设计研发合作，展览期间的联合销售、到展览结束后的产品代销合作等形成稳定、长效的合作机制，有效整合馆际间的文创开发资源，培育共同文创消费市场。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追求越来越高，各地区博物馆在做好固定展览的同时，积极引进临时展览及开展馆际展览交流合作，以不断充实及丰富陈列展览内容，增强博物馆对观众的吸引力，提升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借助馆际展览交流的“春风”，展览配套文创产品的开发，应积极参与，顺势而为，以展览文物资源为依托，不断创新及优化配套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 努力发挥展览信息与参展观众间的沟通媒介作用，助力于馆际交流展览跨区域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加拿大）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
〔2〕佚名.故宫衍生品广受追捧的背后.人民周刊，2016（3）；
〔3〕申小红.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中的营销理念.博物馆研究，2009（2）；
关键词：“韩流”;文化;启示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直至今天，说到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人会自然说到“韩流”。“韩流”通常指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等娱乐文化登陆他地后产生的地区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推动韩国饮食、服饰文化等的广泛传播与影响。“韩流”正在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中华。韩流的兴起，可以说是从韩剧开始，到今天音乐、电影、娱乐节目呈现立体轰炸局面。让时下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言必及韩流、行必及韩流，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铸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在过去很长时间我国的文化都是世界主流文化，影响推及整个东亚地区，尤以日韩为甚。那么为什么今天日韩文化（尤其是韩国流行文化）反过来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外来文化？而又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化却走不出国门，甚至于我们具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传播也屡屡碰壁呢？我们又能从“韩流”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学习到什么呢？
一、“韩流”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中韩文化的共享包容
文化具有共享性，是指的人们对文化共同的认同与理解。[1]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价值观、礼仪、民俗，韩国都深受华夏民族的影响。韩国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这是中国观众容易接受“韩流”，“韩流”得以顺利登陆中国的“先天条件”。
（二）全球文化的交互共生
今天文化能够广泛传播得益于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是一个统一的联系整体，也到导致了文化的交融和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各国文化相互交融。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交汇，中国正在敞开国门吸收容纳全球各种文化，韩国文化自然也就不能排除在外。与这场社会大转型相伴随，日常生活节奏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同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的加速度越来越大，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开放、进步、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为孕育“韩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中韩交流的日益密切
自1992年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2007年后又成为第一大进口市场，而韩国目前也已是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韩经贸的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政治、人员交流的全面发展，而且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铺好了经济基础。随着中韩两国经贸的飞速发展，经济合作必然要求文化上的交流，加上韩国着力强化“文化立国”战略，希望通过文化和其文化产业打开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大门，所以，以韩国影视乐为主体的“韩流“文化趁势而入，并迅速吸引力国人的眼球。
（四）韩流文化的精益求精
韩流文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中国人爱看韩剧，喜欢听韩国歌，追韩国偶像，主要就是“韩流”通过其过硬的文化产品制作。韩剧的制作精良，剧情设计跌宕起伏、人物包装时尚美丽、镜头画面唯美真实，除电视剧以外，炫彩的人气组合及新颖的娱乐节目也同样吸引着中国观众的眼球，也给予了中国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使国人的审美性接受和愉悦性欣赏得到了根本的满足。
二、“韩流”对我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与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本国的文化，树立文化输出意识
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本着为民族未来发展的需要，高度重视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制定一系列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使文化发展有据可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那么，我们更应运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经济交流交往中，利用我国的经济影响力，学习韩国文化输出的做法，积极适应全球化背景的趋势，加强在和中国文化相通融的东亚文化圈的对外文化交流，把文化交流和对外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真正让中华文化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共享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兴国”战略
长期以来，因为我们国家迫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工农业，这本无可厚非。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成为了必然。韩国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并意识到文化产业将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采取多样化的措施不断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以跻身“文化产业五大强国”行列为目标。[2]所以韩国大力扶植以影视乐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发展，让其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今我们国家也面临着经济的上行压力，整合产业布局和结构，大力实施产业调整，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兴国”战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将会成为我们国家不二的选择。
（三）借鉴与吸收先进经验，努力创作优秀的文化产品
“韩流”文化能够盛行，在于其优良的制作和精湛的技术，加上从业人员的精益求精，这些都是他们得以成功的经验。试想如果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粗制滥造，也不会有人关注。“韩流”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和合改造的结果，因此深受大家喜爱。我们国家要想实现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甚至于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应该积极借鉴“韩流”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本土优秀文化与先进的文化产品制作技术经验结合起来，也能创作出吸引国人甚至于外国人的优秀文化精品。以此吸引到一批中国文化的忠实受众，并能刺激对中国文化及其附属产品的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四）积极运用现代文化传播媒介，努力推广中国文化
“韩流”在中国的盛行，除了韩国文化产品规模化生产，以及其较强的竞争力水平之外，更在于“韩流”的传播和营销手段策略上。“韩流”文化产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需为本”，抓住市场热点，重视产业在科技水平基础上的传播策略，通过高效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以韩剧为例，韩国最新的电视剧都能在中国第一时间看到，这主要就得力于韩国的制播是同步的，并且与中国的互联网视频企业达成协议，在中国的网络视频网站第一时间播放。可以说高科技的运用和便捷的传播媒介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平台。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产品推广，在利用传统媒介传播基础上，也必须适应现代传播媒介的需要，必须适应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利用，积极营造更加开放便捷的传播渠道，这是加强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国文化推广的必然，否则仍然是事倍功半。
在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今天我们来看，“韩流”文化的盛行正是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创作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的不足。面对飞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保护和繁荣我国的文化，振兴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的科学健康发展，加强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一、跨文化交流的不可避免性跨文化交流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文化是一种长期的沉淀，是对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以及处事态度、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等的积淀。文化是在一个大的群体中通过一代代人努力而获得的，主要以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表现。跨文化交流是无处不在的，由于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差异，因此，跨文化交流就具有不可避免性。
1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性
人们生活在社会环境中，随着社会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交流能力，这种交流能力同时也与人们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就使每种文化形成了特有的价值系统。在同一类的文化交流中，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维系中逐渐得到加强。由此可见，对价值观念的规范是文化群体中文化意识的核心，也是凝聚文化群体的重要因素。
2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人们的思维在人类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通过思维，人们对大自然、社会进行了认知，进而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促进社会积极发展。人们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在他所习惯的方式中去思维，并逐渐指导其行为。因此，长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生活习性，在思维模式上也逐渐出现多样性。
3风俗习惯的差异性
风俗习惯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世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积淀，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提炼的原生态的文化，突出表现为朴素和生动的本色。风俗习惯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习惯成自然”。
4个人素质的差异性
个人素质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年龄、性别、学历、社会地位和性格等方面，这些个人素质之间的差异，逐渐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背景的重要方面，并且这些因素不是单独分裂的，而是形成交叉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每个方面有所不同，对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5传通代码的差异性
传通代码主要包括语言代码和非语言代码两种方式，目前我们使用的，主要是口头形式的语言，叫言语语言；没有言语词汇的语言，就被称为非言语语言，这就包括面部表情、手势、行为举止、空间运用及时间取向等。与此同时，任何言语语言和非言语语言都是通过符号来进行表现，并对个体的、各种具体和抽象的部分进行象征。另外，这些符号又具备一定规则的约束，这些约束教会了我们使用各种符号，正是这种不同代码的成员交流，形成了跨文化交流和传播。
二、国际旅游与跨文化交流传播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地并不会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随着物资流、信息流、文化流和经济流的不断发展，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逐渐发生着物质的、信息的、文化的相互作用。旅游属于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旅游的最大动因就是实现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空间的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这种文化传播在国际旅游中得到更明显、更突出的表现，而这种国际文化传播就体现在：
1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对当地文化带来触动
在国际旅游中，由于这种长距离、大空间的移动，使得两地在文化氛围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后进行游览和活动，一方面，对目的地的经济文化形成一定的认知。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各种消费活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但旅游者在当地的无意识性或示范效应则对当地文化引起触动，旅游者在目的地传播客源地文化的行为一般是无意识的，但旅游者能够从目的地感受到鲜明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如果旅游者来自于文化强势的地区，他的旅游目的地是文化相对弱势的地区，那么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行为方式就对当地人们形成了一定示范效应。与此同时，随着当地居民从最初对旅游者的欢迎逐渐变成不满，甚至不完全接受和理解旅游者的文化，这种就是跨文化传播障碍的深刻表现。
2旅游目的地文化对旅游主体文化的影响
人们之所以旅游，很大部分就是因为地域和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相对于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而言，旅游者到旅游地旅游，把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所见所闻带回到客源地，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在古代，唐僧西天取经，马可波罗行纪等都是对跨国文化进行传播的典型例子。旅游者回到常住地后，向周围的人讲起自己在目的地的所见所闻，这种行为也是有意识的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的局限性，旅游者眼中对目的地的感官及评价不一定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大多数旅游者通常是按照旅游指南或旅游团的方式去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再加上不同旅游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体验和判断差异，这就使得旅游者在真正了解当地文化方面会产生较大的跨文化交流障碍。
三、国际旅游中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传播中的应用在发展国际旅游业务中，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和传播得到了广泛应用，语言在国际旅游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基础性角色随处可见，下面就以泰国旅游业为例进行阐述。
泰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在国际旅游行业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泰国旅游业之所以能如此繁荣，除了其具备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艺术之外，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语言在泰国旅游市场中的细致体现
进入泰国，如果你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可以实现在泰国轻松自由行，无须导游，无论是吃住还有游购，对你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同时，对旅游、文化之类的研究和考察都比较方便。因为，在泰国，各家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学校等都积极使用英语，在英语学习、宣传方面随处可见，杂志、地图册、名片、旅游宣传促销等非常全面，到位。即使是在一些大型的表演或歌舞表演场所，都会有相应的口译。泰国整体的语言能力较强，英语在泰国的熟练运用，在发展本国旅游业，实现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意义重大，意识强烈，耐人寻味。
2语言在泰国旅游及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在泰国，所到之处，各种人员基本上都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无论是在泰国什么地方，都能给人一种全民英语素质基础较好的感觉，普遍反映出泰国百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强；与此同时，在泰国，无论是电视频道，还是综艺节目，英语类的节目比较多；在很多公众场合，广告牌、指示牌都是双语解释；在著名的景点中，日语、汉语、泰语等宣传册、资料册都有免费提供。由此可见，在泰国，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十分重视，泰国民众在语言方面的能力普遍较强。
3泰国对语言文化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发展国际旅游与实现跨文化传播相辅相成，广泛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性发展大势，多元文化交流的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积极重视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让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中。从泰国在语言类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各校将语言教学放在首位，泰国民众在语言方面的应用能力、交际能力和水平方面已逐渐与其国民、国家的生存相互关联，并逐渐达成普遍共识。
四、国际旅游中实现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传播的建议1具备跨文化交流意识
发展国际旅游，旅游者是活动的参与者，在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及旅游目的地三方中，都应该具备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在面对异域文化人员时，才能从容应对。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紧密，人们每天都在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逐渐形成跨文化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充分。因此，在发展国际旅游中，应该充分具备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意识。
2积极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
首先，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各种资料信息，多看多听，多渠道地学习，积累更多直接或间接经验。其次，在接触和了解异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身的文化，尽量做到“移情”思维。不管是来自强势文化区域还是来自弱势文化区域的人，在面对异质文化的时候都不应该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只有从异质文化中反观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对异质文化进行“移情”思维。最后，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需要在跨文化的实践中进行。一旦到一个新的环境旅游，首先就要学会客观地看待新的事物，跨文化交流就是对异域文化的适应过程，并且促使自己加快适应异质文化的步伐。
3加强对文化冲击的调整
在对不同文化进行体验时，存在一种文化冲击，主要是由于人们在一种新文化环境中无法适应或应对而造成，此时，应该积极加强对自身应对文化冲击的心理调整，克服自我的种族中心主义，使文化相对主义产生积极的作用，进而达到在文化异质方面的理解和宽容。在文化传播中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理解异域文化，积极适应新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国际旅游者”。
参考文献：
〖=1〗孙洪波.旅游：人际符号互动〖=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5）：32―35.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136-02
一、引言
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无独有偶，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也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对于翻译的研究，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争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网络及各种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文字转换形式，更是文化构建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石琳，2004）。翻译的研究也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Bassnett，S & Lefevere，A，2001）。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什么？有人说是创作，有人说是艺术，也有人说是科学。其实对于翻译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定义。因为其开放性，翻译对多种学科有关，比如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但究其本质，翻译与语言学、文化最为密切。20世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8），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众多中外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学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于翻译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方面向文化方面转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尤其关注和强调译入语和原语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反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张曼，2012）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一味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源语，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实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三、翻译对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进行交流，他们不可避免遇到语言问题与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是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翻译的目的与特点就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当今的世界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来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应该积极传播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完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翻译的功能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说，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使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打动人，引起共鸣，拨动心弦，赢得尊重，增进心灵的沟通，寻求理解与合作，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与中译英来说，我们的重点应该尤其的放在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与西方的相互理解，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
四、译者身份的文化转向
通过以上探讨，口译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与态度的冲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同一词汇表达和非言语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口译者需要注意并理解这些不同文化的差异，做出适当调整来促进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译任务后，口译者应当为文化差异的协调做准备。充分考虑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别，站在文化的高度，培养文化的敏感性去识别文化语境，并在识别文化语境的差异过程中，适时调控自己的文化导向，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调停者。
对于文化调停者，Taft（1981）做出如下定义：文化调停者是能够促进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或群体间的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调停者的角色是把一个文化群体的表达，意图，理解和期待，通过建立和平衡传递给另一个文化群体。为了实现这种连接，调停者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因此调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文化的。口译者作为文化调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能够促进交流。也就是说口译者要做到让交流双方分享信息、想法、观点或态度，而不是造成误解。
五、译者的文化传播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加要求译者成为文化交流者和传播者，从而介绍新的思想、文学形式甚至语言表达形式。这要求译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识可以理解为对存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于口译者来说，在口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文化的不同，对口译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以此来促进交流。译者必须意识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识，知道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别，决定适当的翻译策略，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对对外传播人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多层次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改变对外传播的现状，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高校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高等学校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上，要有新思路和培养策略，以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进程。
六、结语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翻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中译外队伍的质量决定文化传播的质量。加强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队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 Lefevere，A.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Taft，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1981.
[3]蔡武.中国当代和流行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够[EB/OL].新华网，201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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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New York，1988.
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文化发展带动经济建设的理念，通过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实现共同发展。古丝绸之路中，中国与西亚、北非和欧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宗教以及商业活动进行的。商人们以及传教士通过贸易往来以及宗教传播，把自己国家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又将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由此，东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使文明的多样化更进一步。由于古丝绸之路受制于时空条件的限制，文化传播效率极低，而今的新媒体技术，解决了这些限制，传播效率得到空前的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必然一改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模式，为现代文化交流贡献巨大的力量。
1新媒体背景下文化传播内涵分析
1.1新媒体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新媒体具有不同的含义。最早的概念提出于1967年，美国人戈尔德马克所提出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讲的。当时的传统文化传播介质是纸质介质，而电影、电视等电子形式的介质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最早的新媒体。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和网络介质也在渐渐取代之前的“新媒体”。学者匡文波在2014年提出，当代的新媒体是通过网络、卫星、无线电等渠道，运用数字技术，以及移动电话、电脑等终端设备向大众进行信息服务的新型传播形态。匡文波还将新媒体进行了分类，即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和数字媒体三大类。
1.2新媒体文化传播模式
在新媒体的出现之前，人类文化传播途径先后经历了手势、语言和印刷这三个阶段。然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文化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速率得到提升。并且由于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大众性以及多元化等特性，使得大众成为了“自媒体”，在文化的交流传播中具有了话语权，让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从“单向”趋于“多向”的转变。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时期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所以，在现在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的时代，研究当前的文化传播必须把新媒体作为重点[1]。
2“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的传统模式探究
2.1文化传播基本模式
由于文化系统十分的开放与复杂，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也使得文化的传播具有了不同的模式。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平等交流模式。这种模式在古欧洲以及现在的欧美国家得以表现。该模式认为存在与自身平等的优良文化并愿意与之交流。二是主动吸收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为日本、东南亚等岛国，特点为注重吸收优良的外来文化。三是优势发扬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就是古中华文化，以及当代的美国。强大的国家往往拥有最先进的文化，而先进的文化最容易得到传播并被其他文化所接受[2]。
2.2文化传播传统模式
由前文分析所得，文化的传播主要分为平等交流模式、主动吸收模式以及优势发扬模式。传统意义的“一带一路”主要是伴随商业活动进行文化传播的。这种形式以优势发扬为主，较少的兼具平等交流与主动吸收的特征。如在古中华文明中，由于长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周围的山川以及戈壁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对外界的交流一直断断续续。另外，由于中心意识使古中华文化没有能够将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主观上阻碍了文化交流。处于“一带一路”中的古印度文化以及巴比伦文化等也由于以上原因，没有进行文化间的长久交流，愈来愈落后于其他文化，甚至逐渐消失[3]。
3新媒体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模式探究
3.1新媒体文化传播的优势
新媒体传播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技术成熟。当今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网络技术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其他与新媒体相关的技术也具备相当坚实的基础。第二点，受众众多。据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及知识分子接受了新媒体，使用纸质介质的时间逐渐被网络和移动电话取代。第三点，普及度高。由于具有最好的载体，历史上其他的载体无法与之相比。目前仅就我国而言，庞大的网络用户以及移动电话用户就为新媒体提供了巨大的载体支持。最后一点，更加有效和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网络中获取丰富的信息。不仅如此，网络还具有无可比拟的传播速度和效果。人们与新媒体的关系愈发密切，新媒体的市场发展也越来越繁荣[4]。
3.2新媒体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遵循的原则
在新媒体文化传播中，沿线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互相尊重原则。“一带一路”中的国家与民族众多，沿线文化也缤纷迥异，既有中国的现代文明，也有印度教文化以及穆斯林文化。只有互相尊重才能促进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进而发展、改进自身文化。二是不同模式共存原则。网络和通讯技术使“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更加便捷。因此，在新媒体媒介中沿线应当因地制宜，面对不同文化，灵活运用不同的传播模式。三是技术为先原则。“一带一路”的主体为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依靠的是书本以及商人的口口相传进行文化传播，极大地受到地理和时间的制约，如今网络和卫星通讯等新媒体技术为“一带一路”中的文化传播供应了优良的介质，是文化传播超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感受不同的文化[5]。
3.3文化传播模式探究
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模式应就新媒体环境而坚持平等交流模式为主，主动吸收模式与优势发扬模式多种并存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要以互相尊重为基础，认可并接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交流在现今已不再是口口相传，而是通过对新媒体的运用进行传播。通过自媒体，人们可以便捷地把自己的文化展示给其他人，进行文化间的交流。先进的网络通信技术可以把本民族的文化展示给其他民族以及地区进行宣传，也可以把收集到的异域文化向本民族进行播放，从而吸收优良的外来文化。新媒体给“一带一路”沿线提供了不同的文化传播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传播中，人们要坚持以平等交流模式为核心，充分运用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还要集合自身的文化特点以及不同的环境，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传播模式，无论是主动吸收模式，还是优势发扬模式。“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任由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以上仅作为简要探讨。随着战略构想的完善，文化传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交流势在必行[6]。
4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理论下，加强与相邻国家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这对我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在此次论述中，主要对新媒体环境下沿线文化传播模式进行详细探究，分别从新媒体文化传播的优势、“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遵循的原则、文化传播模式探究等三个方面对该课题予以研究。望此次的论述结果，能使沿线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得以有效传播，进而促进我国与相邻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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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二、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一、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及其对影视翻译的启示
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建立的标志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的出版，在书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探讨非语言传播问题，提出了“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的媒体，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不涉及文化或者被文化改变。这包括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事方式、城市规划布局、交通系统统筹以及经济和政府部门运作。学界普遍认同跨文化(Intercultural或Cross-cultural)是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归属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跨文化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参与和开展的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语言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语言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跨文化传播是伴随着人类成长进步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翻译是一种语际交流活动，交流过程不是简单的纯语言形式之间的对等转换，而是把一种文化中的语言代码转换成另一种文化中的对应语言代码，是跨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Susan Bassnett曾指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1］影视翻译就是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所进行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译者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打破了语言的隔膜和障碍，让本国受众通过影视作品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流。影视翻译的重要性正是源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外文水平不高与期望接受大量优秀外国影视作品之间的矛盾。目前，很多国内受众由于外语能力欠缺，不借助于字幕翻译无法看懂国外的精彩影视作品，因此也就丧失了了解国外文化的机会。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讲，母语超越了任何一种外语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因此好的译制作品不仅有助于观众准确理解原作，满足情感需求，还能使人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过程中顺利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获得新的思想资源。而要实现影视作品的真正价值，就必须有一个既懂两种语言又熟知两种文化的影视译者架起这座桥梁。在影视翻译中，译者是精通两种文化的交流使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一种文化的含义在另一种文化的语境和接收空间中完美再现，在文化交流的层面实现意义对等。［2］他们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壁垒，促进不同社会、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译者在影视翻译中担当着关键角色。
二、影视翻译中译者应具备的素质分析
与所有翻译一样，如何正确理解和表达是影视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原作进行翻译之前，译者必须对影视作品产生的语言文化背景及其内容了解透彻，才能准确掌握原作的中心思想，进而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目的语来表达原作的含义，使译作与原作内容尽量对等，这些是对影视翻译最起码的要求。翻译活动中要想生产出更好的译作精品，笔者认为，作为优秀的影视翻译工作者还应该具备以下素养。
（一）具有较强的影视鉴赏能力
审美是人类独有的一种高级而复杂的活动，包含了复杂的感觉、心理、思维和情感等一系列多样化的精神活动。［3］影视翻译不仅仅包含着语言文字的翻译和阐释，还包含着艺术和审美价值的再创造。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要做足功课，那就是要通过观看鉴赏影视作品或剧本来了解作品内容。但译者不同于普通的受众，他们是服务于受众的特殊受众群体，要通过“看”来“感知、理解、调动情感，触发联想，进入一种再创作的境界”,即审美鉴赏。［4］影视的审美鉴赏包括对影视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等文化特征的审美鉴赏和对影视艺术构成手段、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审美鉴赏,以求进一步从看到的东西中解读更丰富的内涵，去破译更深刻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5］事实上，影视鉴赏的目的不只在于欣赏评价，更重要的是对影视作品深层含义和内在价值的认同和理解，而这种认同和理解是译者能否完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契合受众的审美情趣、融合目的语的文化特点、取得最佳观赏效果的必要前提。
（二）具备良好的跨文化理解能力
影视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会给译者带来极大的挑战。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模式、表达方式和文化背景差异等方面。在思维与表达方式上，汉语是一种意合的语言，它的句法关系主要依靠词序或语义来表现；西方语言注重形合，其句子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翻译家傅雷认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6］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并承载着某种文化深深的烙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积淀，都反映着该民族的劳动创造、艺术成就、价值取向和生活习俗。［7］而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影响着语言的传播，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受众而言，由于缺乏背景知识而不能准确理解具有特定文化信息的词语是很常见的。基于这些原因，影视翻译要求译者充分考虑到两种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合理处置译作与原作间的关系。
（三）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
影视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组成部分，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都必须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影视翻译也需要译者有文学家的灵感和艺术家的匠心。［8］影视翻译工作者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能在准确感受原语文化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将其在目的语文化中展现出来并易为受众接受，使译作真正达到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受众的最佳效果。
（四）具有严谨的翻译态度
翻译本身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影视作品看似有娱乐化的色彩，但是影视翻译依然要保持其严肃性，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本着对影视艺术和广大受众负责的态度去工作,而不应该只是为了机械地完成任务和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而胡译、乱译。影视翻译中译者要注重把握好使用语言的“度”，即翻译时既不能故作高雅，也不能哗众取宠，而要尊重事实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原作内容用目的语表达得准确生动、恰如其分，与影视语言可听性、综合性、瞬时性和通俗性等特点相吻合。
三、译者在影视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
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人们相互了解和交流的障碍，影视翻译质量的高低对人们欣赏影视资源和文化交流也会造成直接影响。影视翻译中要尽可能地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缩小中西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注重使中西文化在译作中相互交融达到翻译的对等和平衡，才能不断提高影视翻译质量和准确传达原作意义。为此，翻译工作者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与普通翻译不同，影视翻译承载着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传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原则。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要做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也要做合格的“把关人”。译者要具备国际化视野，摒弃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稔熟地把握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我们要完成中国影视“走出去”、外国影视“引进来”的战略任务，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依赖译者主体的才华和能力。影视译者要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影视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二）忠实性原则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质，影视翻译要严格遵循忠实原作的原则，尽可能惟妙惟肖地反映源语文化和作品特征。译者要了解中西文化，把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态下产生的语言融会贯通，才能做到既忠实原文又让译作“活”起来。语言学家拉多曾在《语言教学:科学的方法》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事实上，文化背景和影视翻译有着相同的目的和功用，那就是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符号传达思想、交流感情。因此，在影视翻译中应坚持把文化背景寓于影视翻译之中，而不能孤立于语言之外，使受众深切体会和准确理解影视作品的内涵，从而提高受众跨文化欣赏影视作品的能力。
（三）通俗化原则
外界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的审美取向更加趋于个性化、多样化。众所周知，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9］影视作品受众的审美情趣既受到社会、阶层和民族等共同观念以及人类的普遍感情的深刻影响，又带有极其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影视翻译工作者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就需要遵循通俗化原则。但是，通俗绝对不是低俗或者平庸，它是以一种目的语人群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阐释影视作品内在和外在的美，是以民族的语言展示民族特色，使“民族的”最终成为“世界的”。大众化的语言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语言张力和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全球化语境中影视翻译工作者坚持通俗化原则，就是要以朴素的语言反映普通抑或深邃的思想，表达简单抑或复杂的情感。
（四）灵活性原则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不再只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专属，文化多元化、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进行跨文化传播成为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举措。［10］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文化也一样，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译者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坚持优势互补、兼收并蓄、灵活处置，才能真正做到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借鉴和交融。影视翻译不能只一味追求语言等值转换，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文化交流层面的意义对等。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对跨文化交流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影视翻译工作者在面对一些敏感性、隐私性、差异性的话题时，应该在尊重源语文化的基础上灵活对待，进而推动不同的文化之间取长补短，，缩小影视作品折射出的文化差距。
四、结 语
跨文化交流和实现文化全球化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途径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桥梁作用。为了顺应这种文化全球化的走向，通过影视作品成功实现文化传播和交流，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目前受众实际外语水平不足的因素，深入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人更加容易地享受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领域的影视作品。影视翻译承担着让观众享受视觉盛宴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任务，承载着开展跨文化交流的使命，这必然对广大的影视翻译工作者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影视译者只有具备精湛的翻译能力、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应有的专业资格，才能真正实现影视作品的价值，达到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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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传播时代，谁掌握了新媒体，谁就掌握了未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空前剧烈的信息流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相对狭隘的国际传播，取而代之的便是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传播。在当今新媒体语境下，全球传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点，以SNS社交网络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依托其跨越时空和传播迅速的优势，伴随着高度的互动和参与特性的多样表现手段，跨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突破了国际传播的壁垒，成为全球传播不可或缺的载体。
一、全球传播的实质
全球传播理念的产生与时代大背景密不可分。有学者指出，“一方面国际的、地区的、全球的权力结构限定了国家的实际行动。这些权力结构包括国际规制和组织、世界经济日益居于主导地位的逻辑，国际法的约束以及民族国家安全能力的下降。”①毫无疑问，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就越来越需要借助全球传播在其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而这种影响促成了全球传播与国际传播重要区别的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以国家和政府为单位进行跨国、跨文化进行传播和交流，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并且其将对象国的阅听群体作为受众的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播的进行和效果的发挥。与国际传播不同的是，全球传播在传播理念、传播范围的确立以及价值定位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恰如传播学中对于全球传播的定义：一个国家社会系统内部的传播称为国内传播，不同国家社会系统之间的传播称为国际传播，而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融为一体，以整个地球世界为范围的传播则是全球传播。②这就厘清了全球传播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即整个世界的阅听群，而其传播理念无非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塑造民族和国家的良好形象。全球传播区别于国际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跨文化传播作为传播重点，并且不以官方政治宣传和教育为主要途径和手段。其实质便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文化作为外包装，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隐性目的，淡化官方色彩并且以整个世界的阅听群体为受众的传播。
二、传播模式的转换
如上所述，全球传播与国际传播在传播理念、传播范围、传播对象、传播制度架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传播模式的转换亦在情理之中，也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有利于在国际传播中争取到好的效果。
1、多样化的传播媒介
在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的过渡过程中，媒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传媒业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势头最强劲并且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很多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逐步放松了对传媒业的管制，以发展传媒经济。在此背景下，传媒业走上了产业化道路。比如说我国近期正在推行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举措便是题中之义。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快速，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产业市场潜力巨大，都会对全球传播产生正效应。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媒介的形态也越来越多元化。当前媒体格局中，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地位固然不可或缺，但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全球传播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可替代。社会化媒体使得政府对信息的管控更加困难，信息流通更加方便流畅，使得个人有成为全球传播主体的可能性。并且，网络的出现在真正意义上将整个世界连结成网，其直接后果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界限日渐模糊，传统的时间、空间和地域的概念面临深刻的危机。用自然分界来划分民族、国家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象征性分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借助网络的力量，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出现了超越传统政治力量和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③“超国家领域”的出现，使得全球传播施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各国重视加强全球传播以在全球领域内发挥更重要作用。
同时，媒介自身经营管理的多元化也是促进传播走向全球的重要促进力。许多成规模的传媒公司纷纷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构建自己的传媒帝国。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是传播走向全球的基石，促进全球传播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
2、多元化的传播主体
全球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随着信息通信不断发展，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媒体、政府、跨国公司、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都作为传播主体参与传播活动。以SNS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最重要的优势便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性。在六度分割理论的指导下，业界开创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的新局面，通过“熟人的熟人”来拓展网络社交。④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化媒体，其内涵已经远远突破“熟人的熟人”这个层面。信任建立在“熟人”的关系网中，便会产生说服力，这是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前提。
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经过数年的发展，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 年Face book超越Google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有人称这是互联网应用领域的转折点，是在获取新闻和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新媒体因此在全球传播中的作用日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其在全球传播中不但没有消弱媒体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地位，反而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传播网络中，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小组、个体）都可能成为再传播的主体，并且随着传播主体群的扩大，使得传播过程和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化。
3、个人化的“全球媒体”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传播主体的跨越地域或者国界的信息与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以SNS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诞生之后尤为突出。互联网的易获得性使受众可以参与到新媒体信息生产的过程中。理论上，任何人只要拥有个人主页或建立个人网站，就可以和全世界网民进行信息交流。个人化的“全球媒体”应运而生，这与国际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其主要表现为各个社会化媒体推出自己的APP应用，以满足受众日益移动化的需求。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以智能手机、ipad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接收终端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其更加注重互动和分享，并且基于用户制作内容的特色所带来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使其成为社交网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使得传播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大大拓宽了用户面。2011年谷歌的中国城市地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在城市智能手机用户最常用的十大用途中，社交平台的使用位列第六，接近35%。在几乎“人手一机”的时代，个社会化媒体也都和适宜的推出了Android版、iphone版手机终端以及ipad等平板电脑终端，以迎合受众移动化的需求。
三、跨文化传播
“文化即交流”。任何辉煌的文化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就是开放和包容，只有保持与其他文化交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明才能继续。当然，在文化交流中，相对弱势的文化可能需要面临更多的调整和转化。⑤毋庸置疑，跨文化传播是当今全球传播的重要一环。
1、文化多样化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跨文化传播，它总是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正常交往活动。作为全球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跨文化传播，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各种优秀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跨文化传播虽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传播，但毕竟为每位受众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只增不减的。
这一理念在实际行动中已成为现实。比如说，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公司曾促成了在英国举办的“古代中国奥秘展”。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 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经MTV 国际化包装， 再通过MTV 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⑥与跨国传媒公司的合作，不仅是一次商业上的尝试，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2、文化霸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文明发展在现今阶段呈现的格局，是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人类文化传播中处于“文化施动者”的地位，非西方文明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处于“文化受动者”的地位，受动体民族在处于施动者地位的民族或国家面前往往存在自卑感。⑦的确，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而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虽然单纯在形式上打破了地缘政治的限制，但在内容上仍然充斥着文化霸权的色彩。由于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落后，欠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一直处于劣势，而条件相对较好的发达国家则在全球传播中处于优势。发达国家利用这一优势在国际上压制欠发达国家的声音，借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美国普华永道的数据报告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100部畅销影片中，美国影片占据八成，牢牢占据垄断地位，进入21世纪，美国影视和音像产品的出口则超过了航空航天工业产品。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因此得以绵延五千年历史。中华民族的组成，也是在众多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诞生的。跨文化传播对中华文明所带来的，毋庸置疑，主流是积极的一面。面对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展开跨文化交流，对于丰富民族文化本身是有益的，不能狭隘的否定跨文化传播这种重要的全球传播手段，正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所说的，仅仅推广一种唯一的文化模式将是灾难性的。
但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我国所面临的西方文化入侵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在美国被视为垃圾食品的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在我国却拥有青少年儿童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另外，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丰厚的票房收入，出国热以及近年兴起的洋节热等都是西方文化向我国渗透的表象。我们不反对跨文化交流，但我们必须反思，在与别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我们给西方传递了什么样的文化和信息，我们损失了什么获得到了什么。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作为全球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怎样充分利用好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手段，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传播中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文化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文化，是值得深思的。
结语
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以SNS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会化新媒体对于全球传播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促使全球传播在传播理念、传播范围、传播对象、传播制度架构等方面较国际传播更完善。同时，新媒体自身所具备的多元传播主体和传播介质，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辐射面，使得个人有成为全球传播主体的可能。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进行全球传播的同时，怎样利用社会化媒体等新媒体手段来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怎样努力使本国文化和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①陈定家主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1
②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11
③刘国强，《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范式转换》[J].《新闻爱好者》，2010（5）
④周勇，《传统媒体借力社交网站—人际传播路径下的大众传播新模式》[J].《新闻与写作》，2009（10）
⑤⑦张二伟，《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J].《新闻世界》，2009（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9-0144-02
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媒体的传播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新时代的发展环境下，出现了新媒体这种文化传播技术，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的迅速扩大有着促进作用，是一种不可以被忽略且十分重要的传播途径，而且新的媒体不同于以前的传播途径，是目前媒体文化传播扩散的一种很重要的发展。在这个新的媒体时代，既有人类认识文化传播的结构又有文化传播中所形成具体的形态结构，这些都遭受一定的影响，因此媒体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一、新媒体作用于文化传播力影响的方式
（一）新媒体优化整合了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
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有重大的影响，对于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更是有了优化整合的巨大作用，从社会信息系统的层面上来看，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新媒体的出现，不但使现代的文化传播平台发生了改变，还增加了文化传播的渠道，从人类的文化发展文明史中可以了解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口头传播，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直到现在出现了新媒体，传播方式和媒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触摸屏、虚拟现实、幻影成像、多媒体、互联网等传播媒介都为文化传播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渠道，新传播媒体，从多个角度上都突破了传统的传播界限。开创了不同于之前的新型传播文化的途径方式，速度实现了文化传播途径的优化进程。目前看，在经典纸媒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纸质媒体一直饱受数字化和新媒体的冲击，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逐年下滑。报刊业除了试图在实现内容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期待打开数字广告这一新的收入渠道。
（二）新媒体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
从新媒体方式的传播技术来看，在固定的文化交流互动的进程中，新媒体拥有不实名的独特特点，所以能够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人员身份的束缚，在不暴露自身的信息的特征下可以和陌生人进行沟通交流，大众在文化传播中具有足够的安全感，新媒体传播是具有保护机制的。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就有大部分的人情愿吐露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想法，就可以有效率的进行互动交流，文化传播在质量上和效率上都会有所提升，能够不断的增强文化传播者之间的凝聚力。此外，在新媒体的条件下，文化传播的主客体会随着交流的情境不同产生地位交换。自媒体作为后网络时代的新秀，开创了个体传播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提供者，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专业媒体。自媒体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数字出版企业从单一的内容提供商向内容交流者与内容组织者转变[1]。另外，在新媒体中，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能够得到有效的碰撞，可以激起思想的火花，这样，社会大众便能体会新的文化、内容和情感[2]。
（三）新媒体能够有效的刺激多元化文化形式的产生
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还体现在它能够有效地刺激多元化的文化形式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媒体出现，不仅仅在社会中是以一种文化存在，还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组成元素，这种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时，就一定会形成一种崭新的关于文化的秩序规则，所以，这样不同于传统的传媒方式，可以将文化重新的包装，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新媒体。例如，在开始进行歌曲表演时，可尝试利用高科技和计算机技术来营造虚拟影像，给观赏者呈现极为高端的新的视觉享受，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才能有这样的交流互动，才是新旧文化相互融合的状态，能够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就能够使新时代的文化传播，在文化传播体系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参与性。
（四）新媒体为多元文化对接带来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在实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也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共享性，新媒体在沟通交流中具有良好的交互性、界面友好性和操作便利性。大众以新媒体的使用便捷特性为基础进行文化交流，对于信息传播效率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2015年6月初，新华社对其客户端进行改版升级，从界面设计来看，此前的大红色Logo，已变为清爽的“新华蓝”风格。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为实现“更懂用户”的需求，新版客户端中加入了算法推荐引擎，通过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身份识别”技术，APP产品就会根据用户的兴趣图谱进行相关领域新闻内容的智能推送。而“问记者”这一特色功能将会使传播主客体间的交流具有更大的便捷性与交互性。
因此，新媒体在根据市场规律的规则之下让文化传播的更加快捷，这样能使文化传播范围更广泛，时间更短，新媒体是一种非常高效率的传播手段，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目前社会文化不断的发展变化，新媒体也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了变化，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更加形象直观。
二、加大新媒体作用于文化传播上升的根本方法
（一）增加新媒体方法的运用和开发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文化交流观念逐渐的产生了变化，大众对于文化和审美的要求也跟传统有了不同的改变，因此在文化传播中必须要有效地运用新媒体的高科技，才能够及时地创新文化形态，对文化传播提升产生影响，这样一来，出现了新的文化互动，在一定情况下做到了在新时代上的文化高度创新，不但对文化在大众中的传播产生影响，还能在互动中增添文化活力。所以要努力将高端技术的运用作为文化传播和建设的主要方法，这显然说明了在文化交流传播的发展过程中，高新科技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新闻的出现都是靠个人的采访、加工，成文来描述新闻的事实报道，现如今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新闻生产也利用该技术继续精准新闻报道。而依据数据挖掘的新闻内容，相较于依靠记者个人专业素质进行的观察和调查，会更有深度，准确性和可信度也更高。通过大数据生产的新闻往往给用户提供耳目一新的世界图景。
（二）在文化传播渠道中科学合理地配备新媒体资源
在文化传播渠道中，需要及时的更新传播手段，新媒体运用智能化，可以有效地促进文化方式的创新，因此能够把经典的文化转变成职能的文化。再运用最高端的新媒体方法，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文化传播中必须要通过新媒体匹配，在有序的行业中安排新的媒体，使现代的新媒体呈现本身独特灵活性的特点。在这过程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创新时还需要注意成本的节约，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文化传播道路，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文化企业的创业成本，比如微博等新媒体，应用起来成本较低，并且是一种绿色德尔文化传播手段，就能够保障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更为长远[3]。
（三）利用技术力量加快文化传播资源整理
在文化传播进行的过程中，科技的创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要素，因此，在提升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必须要以创新精神为基本的切入点，积极创新技术力量，从而成功的出现一种新型文化媒体产业的状态，更是衍生出整个文化的产业链。在文化传播的提升过程中，必须要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进行有效的可靠地延伸，这样能够增加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范围，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积极拓展文化传播营销方式，进行传播方式的创新，才能够更好地将新媒体应用于文化传播提升的过程中去。
三、新媒体下纸媒转型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和提升
目前，随着移动和社交两大媒体的快速发展，知晓新闻的方法也变的多样化，以前只能靠报纸知道新闻，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新媒体平台获取信息，经典纸质媒体已不再是主流，因此，国内纸媒体也开始进行新媒体转型，新媒体中，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媒体交流软件的应用较为广泛，国内纸媒的转型，都结合了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例如，形成跨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业务的区域扩张，南都全媒体集群与郑州晚报的合作和签约，包括21家全国主流报纸的60余家媒体在北京启动成立全国云报纸技术的应用平台，为成员媒体提供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服务，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河南联通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移动互联网、云采集平台、物流与动信息等新媒体平台等开展业务合作。由此可见，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对于提升文化传播效率有重要的作用[4]。
四、小 结
新媒体是现代文化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为社会大众的文化传播提供充足的活力和有效的动力。近些年来，伴随着传播科技与信息媒体手段的快速扩张和发展，因此在新媒体对文化的传播影响上，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巧妙灵活地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加大文化在更多地区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 陈邦武.自媒体：后网络出版时代的新宠[J].出版发行研究，2014（1）.
我们处于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信息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加，促使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的密切，也更加频繁的交往。我国随着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其经济迅猛发展和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加深，也对新世纪新时期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和具备国际交往的“技”与“能”。这里的“技”是指国际舞台上与他人交往的语言，也就是外语。然而英语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和普及，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交流发展中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都决定和确立了其国际通用语的地位，因此我们国家和个人想要融入国际的交往和世界发展进步的大潮流中，最首要的就是掌握国际通用语―英语。我们不仅有“技”，还需要具备“能”，也就是我们需要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来应对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国际交流。这些都对现在的高校英语教学提出了要求。
一、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侧重角度不同，因此定义也多种多样。总体来说，可以认为“所谓跨文化传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处于不同文化北京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涉及不同文化北京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以及不同文化北京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过程”。
综合相关的一些研究，文化和传播的关系，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1.文化是世代相传的，文化在传播中成为连续的过程。2.文化是传播的语境，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没有传播的文化和没有文化的传播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产生了传播，它深度卷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从一产生就有向外扩张和传播的冲动，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的要求就是文化的传播与流变。3.文化的变迁和整合是通过传播所促进的，传播是文化延续的整合机制。
二、大学英语的教学模式
我们把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可以总结为如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形成的、用于组织和设计教学过程的理论框架，是对大学英语教学各部分结构关系的简明表达，有效的将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评价的有机整合为一体。它同样具有李如密总结的所有教学模式的普遍特征，即：操作性、简约性、针对性、整体性和开放性，可以随着教学实践的发展，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境进行灵活运用和建构完善。
三、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模式的构建
面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困境，社会和时展对于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需要和大学英语教学承担的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责任，构建新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成为必然。
跨文化外语教学近二十年来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发展很快，虽然目前说法和使用并没有得到统一，但其中体现出许多外语教学思路的共同点。运用这些思想理论，结合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情况，我们可以把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总体目标定位为：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的提高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包含在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目标中，因为其内容应该包括语言教学、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学习者通过学习目的语语言和文化，来掌握目的语言知识，并且能够运用该语言与目的语语言群体进行很好的交流，同时，又能够在学习中反思自己的母语，由此来了解语言普遍规律，文化的构成、作用和发展规律，进而了解语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通过交流来体验目的文化和反思本族文化，进而上升到将目的文化与本族文化进行比较，由此学习者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强，对目的文化的移情态度得到了培养，并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学会了调适从而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文化冲撞、误解等。
教学内容的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是基础，语言使用和文化交流为知识提供了实践和体验机会，跨文化意识在知识学习和实践中培养，同时又为学习者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交流做好了思想准备，最终在跨文化交际的实际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交流中一定会面对文化差异和可能的交流障碍，因而为保证对外交流和传播的顺利有效进行，必须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英语和跨文化传播虽然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但二者有共同的目标，即培养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人，它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跨文化传播通过外语教学扫清了语言障碍，同时语言文化教学的共进也为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跨文化传播应很好的利用外语教学的优势，有机的将跨文化传播培训与外语教学结合，达到共赢。
参考文献：
[1]陈红，蔡朝晖，戴祝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研究演变与变革[M].江苏：江苏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