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起点就是财务本质，因为财务本质是对财务现象内在联系以及规律的最基本解释。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财务本质的研究视角不同，从理论上对财务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发展过程，曾出现过货币关系论、货币收支活动论、资金运动或关系论、价值分配论等观点，本文将其分为五类，并进行简单评述。
2财务本质理论相关观点及评析
2.1货币论
（2）货币收支运动论。该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前苏联，认为“财务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资金贯穿于企业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包括货币资金的筹集、使用、收回和分配四个环节。杜英斌等（1988）认为“企业财务就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收支活动）；企业财务管理就是对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
2.2资金运动或关系论
从20世纪 60年代起直至今时，“资金关系论”一直是我国财务界对财务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资金关系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企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方面，体现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财务。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务学家王庆成等提出：“工业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工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就是工业企业的财务活动”。该理论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财务本质，不再把企业财务看成是静态的“关系”，而看成是动态的资金“运动”，既包括了财务表象――财务活动，又包括了财务本质――经济关系，许多财务管理教科书都以它作为首选观点。
2.3本金投入与收益论
本金投入与收益理论认为，资金按性质和用途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基金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企业化事业单位为实现其职能而筹集和运用的专项资金。郭复初教授（1997）在将资金区分为本金和基金的基础上提出：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该观点认为把基金和本金加以区分，划清财务与财政、信用的界限，突出财务的经济属性。
2.4分配论
（1）劳动分配论。从经济活动对经济效果的影响因素出发，郭泽光（1989）提出劳动分配论，认为“财务实质上是经济活动中和生产要素在物质形态上的组合相应产生的劳动分配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反映，简言之，财务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分配”。郭泽光（1995）还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曾经讲过的关于鲁滨逊的故事分析，得出财务源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启示，最终得出财务的本质是社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与产出比例关系的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结论。
（2）价值分配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财务本质新观点。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的本质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价值分配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王广明、刘贵生，1989）。刘贵生（1993）指出，从企业经济角度考察，企业财务正处于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企业财务本质便是以企业为主体形成的分配活动与分配关系。企业财务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要素的分配活动；二是企业生产成果的分配活动。企业财务关系也就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闲暇消费、闲暇活动和由之组成的闲暇经济是闲暇经济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几个部分分别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而反过来也说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闲暇经济学的必要。
一、建立闲暇经济学，是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的消费主要指对物质商品的消费。在这样的发展观下，物质商品消费的提高促进的是经济发展的物质质量，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表现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和我国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都逐渐发现，经济发展不但需要关注物质质量，更需要关注人文质量。
人民群众对闲暇的消费水平高低不但体现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低，更主要的是，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闲暇消费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闲暇消费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人文质量。闲暇消费是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闲暇时间又可分为三种：必要的休养时间（如：睡眠、正常家务劳动）、接受专门教育的时间、享受型的闲暇时间（如旅游、娱乐、健身）。对上述闲暇时间中教育、旅游、健身等活动的闲暇消费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其原因在于，首先，睡眠、休息与自理性的家务活动保证人们能有充足的精力去工作；其次，受教育的时间帮助人们提高技能、获取知识；其三，享受型的闲暇时间如果是健康积极的，则能提高当事人的心智水平、活力精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创意的产生，而创意可以改进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上述三种闲暇时间里的活动内容一起形成了当事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本身及其外部性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综上所述，健康的闲暇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促进的过程中，闲暇消费同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因此，归根到底，闲暇消费的提高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还增进了经济的人文内涵、提高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人文享受，也就是说，它提高了经济发展的人文质量。人民群众通过积极向上、健康蓬勃的闲暇消费提高了经济的人文质量，这很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精髓和要求，为此，我们要牢固地树立科学发展观，也就需要通过发展闲暇经济学来深入地研究闲暇消费。
二、建立闲暇经济学，是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体现。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我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收入的增加使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旅游休闲、健康安全、体育、艺术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但相比之下，社会建设的速度和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而人民群众的闲暇活动几乎涉及了工作时间以外的所有社会活动，因此，正确处理闲暇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促进人民群众闲暇活动的良性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持。
通过建立科学的闲暇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研究闲暇活动的健康化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与积极启示。现在，通过将闲暇时间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可以证明，健康化的闲暇活动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健康化的闲暇活动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心智水平和创新意识，由此带动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样，闲暇活动的健康化就可以通过外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健康化的闲暇活动本身也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健康化的闲暇活动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观念。但是，要想进一步分析与研究闲暇活动健康化的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闲暇活动如何通过协调收入分配来促进社会发展的高级化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改进的重大课题，还需要系统地发展以研究闲暇活动为主要对象的闲暇经济学，从理论上论证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工作与闲暇的协调发展问题。
三、建立闲暇经济学，是对“五个统筹”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要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创建和谐社会，就需要落实“五个统筹”。"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而闲暇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五个统筹”的落实，可以有效弥补生产领域内的“非统筹因素”。
2企业投资活动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实证分析
2.1建立模型
为了分析企业的投资活动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构建了C—D函数的计量模型：，假设α+β=1表示生产的规模报酬是不变的。在等式两边同时除以L，可以得到“人均”的总量产出函数,如下式a，假设经济总量生产函数为，由于时间变量t的系数显著性比较差,因此整理公式为：，其中InPGDP是对数化的t时期人均GDP，InPFDI是对数化的t时期人均FDI拥有量；InPKI是对数化的t时期人均内资拥有量。
2.2数据说明与整理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地区统计通报等资料为数据支撑，以某省2000～2005年企业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为样本对数据进行处理。由计算结果得到的因素系数αk=0.832，因此企业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大小为0.832，因此可以认为该地区经济质量来源于企业的投资，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表现了一定的显著性。
3结论
3.1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企业投资活动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供给，对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它可以对地区资本产生挤入效应，带动地区内同类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投资，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的提高。
3.2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
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产业投向直接影响了地区产业结构，近年来企业投资方向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致使第三产业投资比例逐渐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改善地区经济增长结构。企业的投资活动对工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结构也有影响。
3.3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实践证明，投资规模与经济周期呈同方向变化，即当地区经济形势较好时，企业投资规模将会扩大；当地区经济形势下滑时，企业投资规模会缩小。这也就是说企业投资活动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定性。
3.4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的影响
企业进行投资活动将会吸纳大量劳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解就业压力，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进行投资活动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主要的投资方向，极少有企业将资金投入到第一产业当中，这就间接地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如果企业将资金投向第一产业就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5企业投资活动对地区环境资源的影响
企业进行投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就势必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如果企业投资产能过剩的行业将会大大增加企业环境成本，以水泥行业为例，水泥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多种多样，包括大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耗水和水污染，有关调查统计，2013年我国水泥行业产生了1954亿元的环境成本。如果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或第三产业，采用更为有效的污染治理手段，就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反而会使兄弟行业学习和模仿从而优化环境。
4对策和建议
4.1优化投资环境，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企业生存面临更多困难，特别是市场产能过剩、利润减少，为此要着力优化服务环境，加入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企业发展提供安静、有序、无干扰的生产经营环境。针对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专门下发文件，进一步规范部门和单位行政审批、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处罚和公共服务等行为，营造和谐的投资环境。
4.2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认真研究利用企业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资源生态环境、重要原材料等制约因素，避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减少重复投资和不良的恶性竞争，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4.3正确引导企业投资
将企业投资的重点转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能源、环保及原材料工业、城市设施改造、经济实用住房建设以及第三产业，对于一般技术水平的加工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的投资要加以一定的控制；对环境污染严重的或者国家明令禁止的投资项目，要严格制止；对于薄弱的产业要大力支持。
4.4调整产业结构，构建技术创新链条，形成由技术到产业的创新驱动链
把产业结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抓手，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要做到大力推进农业专业化、标准化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大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工业向高端化、高新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改造提升商贸流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大力推进传统服务业的经营创新和稳健扩张。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17―08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开始迈向后现代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式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同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为反映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还提出了信息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后现代经济)的本质并无统一的认识。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对人的本质的正确把握是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恩斯特•卡西尔是现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他从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出发，着重研究人类认识问题。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中，卡西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向，他试图用符号形式的哲学思路去把握和描述世界以及人性的生成与演化。在其名著《人论》中，他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为出发点，勾勒了人性发展及人类文化的所有创造物――语言、历史、艺术、宗教、神话的整体构架。作为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卡西尔的关于人的符号本质的论点或许能够使我们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一、符号
符号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的理论基石。符号的基本意思是标签或象征。如果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那么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如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卡西尔在一般意义上对符号作了解释：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觉的东西就是对象及其意义的体现者。卡西尔也认为符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1］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并不是单纯的实体物质，它属于关系范畴，反映的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关系，即外在物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的统一关系，不应片面地将其理解为形式化的记号或标记，忽视其意义。例如，送玫瑰给情人时，玫瑰就是“爱”的“符号”，这一符号的能指就是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玫瑰，所指就是能指代表的意义，即爱；基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联想式的整体)产生了第三个术语①，这束玫瑰成了一个符号。我们必须注意：作为符号，这束玫瑰不同于作为能指的那束玫瑰……作为能指，一束玫瑰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2］134作为符号的玫瑰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体现为对“爱情”的表征，接受者接受的不是物质性的“玫瑰”，而是作为符号的玫瑰，即“爱”。
符号作为对象的指称形式，它的统摄功能具有生成人性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首先，“符号的抽象性使人的生活超越了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有了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3］53其次，符号的普遍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是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这使人的世界有了比动物世界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使人类能够打开文化世界的大门。最后，符号的多变性使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和观念。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3］35
卡西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符号，需要把符号与信号相区别。信号是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是对外在世界的被动的接受，动物是以所属的种的本能活动获得信号，被动的适应外部环境，例如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表明，铃声作为“食物”的信号仅仅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信号不能和人的“符号”相提并论，符号是观念性的或意义性的存在，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有了符号，不仅可以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被动的反应，而且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符号主动地把握世界、解释世界，以自己的精神力量能动的改造对象世界，使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
符号与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了解了它们的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符号。第一，信息反映的是信息的接受者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强调符号所蕴涵的意义是否有新意，具有直接明确的价值性，信息传递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符号互动。第二，知识是人们对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果，即以符号方式存在的符号互动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知识是人类整个符号系统的一个子集②，但是符号不一定是知识。第三，体验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反映，这种关系形成于消费者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互动过程之中，它不能离开主客体而单独存在。由于人与外在世界之间互动的基础是符号，因此体验所反映的关系是一种符号互动的关系。第四，注意力只是人类活动(符号互动③)的一个表层环节或方面，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注意力所关注的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却忽视了“注意力”背后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符号需求。第五，文化即人化和意义化，文化本身并不是符号，而是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个关于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意义只存在于文化参与者的思想之中，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得到表现，并通过人的感官才能被体验。需要强调的是，符号具有的物质实在性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属性，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与文化相关的东西，即可以被用来在多种文化语境中传递的意义。符号是去魅后的文化，是人类的特殊创造物，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处在特殊关系之中的符号既可以表现为信息又可以体现为知识。
由上可见，符号可以很好地涵盖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我们认为“符号经济”一词较好地概括了后现代经济的各种表现形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文化经济。这些形态都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或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某一范围和环节分析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缺乏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而符号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既关涉了以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经济，又包含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信息)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经济，它在深度、广度以及简明性等方面明显优于上述概念。［4］
二、符号经济与广义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就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符号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经济活动。关于符号经济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威廉•波特在其《致富秘诀》中提出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票据通货，并认为票据和金属货币虽然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仅是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正如“货币或许起源于某种商品，但其价值和行为已不再受那种商品的控制了”。［5］440-441现代较早提出并使用符号经济这一概念的是彼得•德鲁克，他认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即“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以及信用流通”，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6］38张晓晶认为，由经济符号的创造、流通所形成的执行一定经济功能的经济系统就构成了符号经济。他把经济符号看作是一种能够变现的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凭证，并认为“货币”、“信用”、“金融”等都可以纳入符号经济体系中。在此基础上，张晓晶进一步指出金融经济与符号经济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着重于功能上的描述，而后者更侧重于形式上的描述而已。［7］
货币符号是经济符号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有了货币符号，有了货币符号使用范围的扩展，经济生活才得以从符号上去理解；但是，如果符号经济的概念仅仅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提出这一概念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首先，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的符号经济的外延和内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理论和现代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张晓晶在《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符号经济与虚拟经济、名义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的外延是一致的。虚拟经济与符号经济的内涵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符号经济指的是经济符号，即“货币”、“信用”和“金融”的创造与流通形成的价值增值；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8］其次，对于张晓晶提出使用符号经济可以有助于区别虚拟经济的歧义，我们认为这一建议的确可以较好地消除歧义，但是成思危的方法更佳。成思危指出，目前造成“虚拟经济”含义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把英文中的“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和“Visual Economy”都翻译成了“虚拟经济”，并同时在三种含义上使用，消除混乱的方法是：将“Fictitious Economy”翻译成虚拟经济，因为它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概念衍生出来；将“Virtual Economy”译作“拟实经济”，因为它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说电子商务等等，即“网络经济”；将“Visual Economy”译作“可视化经济”，因为它是指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际经济活动的可视化经济活动。［8］再次，从用词的匹配性角度看，张晓晶认为用“金融”没有用“符号”与“实体”匹配好；我们认为用“虚拟”更好，因为它与“实体”更对称、更匹配。最后，张晓晶指出，符号与实体经济并列可以很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实体”自然是第一位的，“符号”自然是第二位的，这突出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9］7我们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到目前为止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业的繁荣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表明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在未来，人类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所处的位置只是基础性的，符号经济需要做的不是“突出它”，而是“取代它的主导地位”。当然，此时的“符号经济”不是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而是拓展后的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
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对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的拓展。第一，从外延上看，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大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现代符号学认为，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则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非常广泛，包括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而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主要指“货币”、“股票”和“债券”及其它金融衍生物。第二，从内涵上看，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更偏向于强调符号的形式，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则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由于需要跨越学科之间的壁垒，许多人常常难以了解符号的真正内涵，常常错误地把符号理解为标记，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外在物质的形式)，忽视了符号的所指(符号代表的意义)。
由上可见，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广义的符号经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狭义的符号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已经有人从较为广义的角度理解符号，思考经济活动中的一些问题。例如，让•鲍德里亚在20世纪中叶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国家的符号消费问题；我国学者汪丁丁在本世纪初分析了个体符号交往的经济学含义。［10］为此，我们建议放弃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从符号学角度理解“符号经济”，下文的符号经济主要从广义角度加以理解。
三、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
保罗•萨缪尔森指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事实上，经济组织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在今天与在人类文明之初一样地关键。”［11］4-5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是判断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重要标准。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主要体现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主体方面(即“谁来生产”和“为谁生产”)符号经济突破了传统物质性、生物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仅是“经济人”，更是具有精神性、文化性的“符号人”。
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因此，对人类自身欲望和行为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形式上已经非常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对现实问题不能作出有效解释和预测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关于人的假设的不完备。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立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准确、全面地反映人的“真实”本性。当代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指出，“‘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12］24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人”假设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到广义经济人的演变过程。广义经济人主要体现在加里•贝克尔、詹姆斯•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思等“新经济学家”的著述之中。加里•贝克尔指出，“由于异乎寻常的精确化充斥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特色、声誉或善举等变量越来越失去存在价值。然而，人类行为其实并不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充分(唯一)内容的。受欲望规定，人类存在着对荣誉、友谊、尊重等许多非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经常包含一些健康、道德、友谊、和社会目标”。［13］117-118“广义经济人”不再是凡布伦所指责的“洁白无瑕”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行为的目标在于实现个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从而涵盖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对伦理、文化传统的考虑。
在经济人假说不断修正的同时，也出现了“管理人”和“社会人”的假设。“管理人”是赫伯特•西蒙在批判“理性经济人”时提出的一种人类行为类型的假设。他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证明人类行为包含着大量非理性的因素；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局限，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只是追求可以实现“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14］226西蒙把这类以追求“满意”为目标的有限理性人称为“管理人”。
“社会人”是一些“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人类行为分析模式。社会人假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它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要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内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它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14］225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人本经济学等各种新经济学对人类自身行为以及人的本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和求解，他们的结论表明，人不是单纯的“生物人”、“经济人”，人是具有文化性的“社会人”。面对如此多种关于人的假设，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分析了形而上学的理性人、神学的宗教人、自然科学的生物人，认为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的某些存在属性。他指出，理性人过于抽象和空洞，不是对人性的实在反映；宗教人是对人的文化本质的荒谬的异化；生物人看到了人的存在前提，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因此，它们都没有对“人的本质是什么”作出根本性的解答。卡西尔通过对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也阐明了社会人和文化人的本质是“符号人”。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之中，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是人的唯一本性。在卡西尔看来，人类文化生成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的符号活动。因为符号活动“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3］8这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创造各种各样的文化世界。因此，符号是第一位的，文化是第二位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西尔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
作为一个符号制造动物，人所创造的一切的基础都是符号(文化)，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历史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的最主要的几种形式。通过符号系统，人们认识了工具和理性的意义，进而认识了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成为符号世界(文化世界)，使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变成为符号关系，使自然人成为文化性的符号人。总之，文化人、社会人的本质在于符号，“人是符号动物”。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在“生产什么”方面，符号本身已经开始成为商品，并正在形成一个广阔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动人类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符号成为商品是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人类需求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人类需求按性质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历史的归宿看，精神需求将越来越重要。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物质产品严重不足，不断增加物质消费、提高物质消费水平是当时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人们购买商品主要是为了物质消费，即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如充饥、御寒等)，而文化消费只是一种生活点缀。在工业社会后期，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迅速提高，各类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于是，人类的需求层次开始提升，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推动了符号的商品化。当前符号的商品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基本形态。
其一是符号商品化的低级形态，即符号渗透在物质性商品中，与物质性商品一起被销售和消费，这种符号与物质相混合的商品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又可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人们购买商品不再单纯地注重商品的物理效用，而是同时关注情感和精神上的效用，即符号效用①；于是物质商品之中开始包含更多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因素，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如产品设计、广告等方面)对产品营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托夫勒早在1970年就指出，“后服务业的经济的关键在于从制造业开始的各种生产的心理化。今天所有的工业国社会，尤其是美国，产品有各种奇特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商品的设计越来越迁就消费者心理上的额外因素。厂商在基本商品上增加了精神因素，而消费者则乐于为这一捉摸不定的好处慷慨解囊”，［15］196于是，我们“过渡到创造一种与满足心理需求相联系的经济，……但(这一经济)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忽视”。［15］195其实，这种经济的本质就是符号经济。
其二是符号商品化的高级形态，即符号成为独立的商品。虽然独立的符号产品需要物质性的载体，但是人们购买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精神情感需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由它提供的符号效用决定。当人类创造的各种符号(如科学技术知识、历史文物、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以及其他文化艺术产品)由于自身或人为的因素变成了一种具有“符号效用”稀缺性资源时，符号就可以成为商品。早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我国的两汉时期，符号就已经作为独立的商品存在，当时一些“穷秀才”靠“鬻文为生”；20世纪中叶以来，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金融、科技和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凸显了符号的经济价值。目前，全世界仅文化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就高达220亿美元，并正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例如，2003年英国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达到1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其产值占GNP的7.9%；［16］291美国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达到14%，其产值占GDP的比值已经超过31%。［17］8由上可见，符号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方面，符号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
第三，在“如何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符号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更是人与外部符号世界的符号互动过程，是一个生产差异化符号的过程，作为符号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变成了文化和意义交换和消费，企业生产(符号创造)的动力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
在符号经济时代，人们的主导性需求不再是物质需求，而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与精神和文化方面紧密相关的高层次的符号需求。人作为“符号创造动物”，其符号创造活动主要来源于人与自然界或社会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活动。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符号系统，人们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表情、姿势以及其他非语言符号才得以可能，因此，人与社会互动的实质是符号互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也是符号互动，这是因为人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将自己与客观的自在世界分离，在符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自在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客观世界隐藏于符号世界之后，于是符号世界变为连接人与客观的自在世界的桥梁，只有借助符号世界，人类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在世界。
符号创造活动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活动。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实质就是在与客观世界进行信号互动基础上的符号系统的自我演绎，是人的好奇心的外在表现。这种演绎过程既表现为不考虑符号意义(所指)，由人脑或电脑进行的单纯形式上的和物理意义的符号(能指)运算过程；也表现为剥去符号的外在的、具体的形式(能指)，由人脑进行的关于符号意义(所指)的整合过程。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是最为典型和最为单纯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是对可能世界随心所欲的表达，是人的符号创造欲的外化结果。
符号的生产和创造是一种差异化的生产和创造，这种差异化来源于创造者所拥有的符号系统的异质性，如果这种特异性产生的符号产品的差异性符合某些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该符号产品就可以变成商品。作为商品的符号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具有象征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交换价值，它也许具有传统经济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但是这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于是，作为商品的符号的物质性的经济交换价值的主导地位被符号的意义性的交换价值取代，物质流通体系转换为意义流通体系。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这一交换所规定的消费就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分析的内容了，因为它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消费中的实用性一面，今天的消费过程正是将经济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交换价值的过程。［18］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从传统研究中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析里走出来，将分析符号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作为自己分析的基础。
在符号经济时代，符号创造的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在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的动物性求生本能导致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过度的竞争只会使市场趋向无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和阶段，经济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变化发展的。如前文所述，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就会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人的符号本性看，就是追求符号生活的富足。在符号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符号的创造、生产和消费。企业的生产过程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其生产出的产品(即符号)可以被多个人同时享用，“效率”不再是符号创造活动的主要判据，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竞争和社会的过度分工，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一活动中，虽然仍然会存在竞争，也必须要讲求效率，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竞争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正如凡勃伦所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19］因此，过度的竞争和社会分工往往会使人异化，导致人的职业厌倦，束缚人的想象空间，降低人的符号创造能力，削弱人们的文化符号需求，扼杀文化的丰富性，减少符号创造的差异性，进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符号的创造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而创新创意的动力来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欲，因此，在人类的符号消费需求的拉动之下，符号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以及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符号创造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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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工作是一项生产活动，它同任何其它经济活动一样都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调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决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但可以通过实践来认识，遵循和利用经济规律，来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
地质勘查工作经济规律按其性质和作用范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特征的经济规律。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反映其共同性质和特征的经济规律，它贯穿于包括地质勘查工作在内的各个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另一类就是反映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点的特殊经济规律。它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调节着地质勘查工作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可见，正确认识和利用地质勘查工作特有的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有经济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决定的。它以其特有的本质特征来调节地质勘查活动。在地质勘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有经济规律：
1．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性
这是指获取地质勘查成果的极不确定性，即所投入的地质勘查劳动，有相当部分不能直接获得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是指风险程度通常高于其它经济活动。地质勘查工作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与其它一般经济活动相比较，它更突出地表现为自然风险，这是由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构成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有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条件、技术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布局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变化等等；也有工作对象的客观自然因素影响，即超出人们驾驭能力而产生风险的因素，只要地质找矿活动存在就一定有自然风险，而且不同矿种风险大小不同，不同矿种区域分布不同找矿风险大小也不同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质勘查工作的风险程度。
2．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按其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依次开展工作的客观必然性。每个矿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只能依次进行，不能跨越和颠倒。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规律所决定的。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对复杂的地质情况的认识，反复尤其不可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地质调查，它为地质找矿提供方向，是地质勘查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层次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即矿产的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的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要求必须按照阶段来组织和开展工作。
3，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有工业价值矿床需要经历较长工作时间的客观规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周期，即从普查开始到矿产勘查工作结束，需要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指地质勘查工作相对于后续产业的时间跨度需要较长时期。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寻找矿床阶段，即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往往是要对多个矿点或异常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才能确定；另一方面是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需要消耗较多的人财物，并按要求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控制，才能完成探明矿床储量的任务。地质勘查工作相对后续产业需要较长的周期，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的，自地质勘查工作开始到形成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较长时间。它以地质勘查工作周期为基础，包含矿床规划设计，矿山基本建设直到形成生产能力全过程的时间。它对于指导地质勘查工作合理超前有重要意义。缩短地质勘查工作周期，是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的客观要求。
4．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要领先于相关的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是由地质勘查工作性质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地质勘查工作，它就必须先于其他产业和部门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和准备矿产资源及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民经济客观布局提供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二是先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质勘查工作；三是先于矿山建设探明矿产储量。地质勘查工作超前要有合理的量，超前过多，会造成地质勘查工作费用积压浪费，超前过少或滞后，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地质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需要合理超前，才能保证建设需要，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社会经济效益。
5．地质勘查工作难度递增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活动，随时间推移工作难度日趋加大的客观必然性。矿产资源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及矿床的复杂性，决定地质勘查工作在时间序列上难度递增。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施工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利用，迫使地质勘查工作逐步转向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条件差、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方面表现为获取一定勘查成果的投入增大，即探明单位矿产储量的费用增加和投入工程量呈增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环境恶化和施工条艰难。它们都包含有劳动数量的绝对增加和采用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劳动质量的提高。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客观上要求相应增加地质勘查工作费用投入，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它是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根本途径。
6．地质勘查工作效益后续性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伦理的建设，深人研究探索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了解其深刻的伦理内涵及社会作用，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论述不少，历史上也有不少相关论述。如中国古代儒墨之间的义利之辩就是对这一关系的讨论。若按照经济与伦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将经济与伦理间关系的思想分成四种形态，分别是经济中心论、道德中心论、经济内生论及外在经济论。不论哪种向度，都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其片面之处。本文试想从价值主体之维度对经济与伦理关系做一些探讨。
纵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容纳了法家、道家、兵家诸家治国治人之道，用以指导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范和评价人们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在春秋末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形成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伦理重于经济或理性重于利益，伦理是经济目的，经济是伦理的手段，甚至认为利益可以为理性而失;以先秦墨家、法家和道家学说为代表形成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经济重于伦理，利益重于或等于道义;利是社会伦理的基础，道义的前提是利或利人;“交相利”乃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以许行(与孟子同时代人)为代表的农家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则主张君民并耕同劳共食，平等交换，反对剥削欺诈;主要身亲耕，妻亲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极力维护广大小农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不乏有关于“人事”的论述。但它研究的只是人的行为规范，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体现的是一种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人在这种依赖关系之中自然不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和确证作为人的主体性，更谈不上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精神。经济伦理学的着眼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伦理问题，既在经济中隐含而又凸现出人的价值和伦理关系问题。经济伦理学对经济的关注是为了对人的关注。如果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讲，不是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处理好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仅仅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正好相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不是目的本身，至少也不过是目的性手段，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即人的主体性得到复活。只有这样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伦理精神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经济伦理学探寻在伦理建立完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行为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善恶判断系统，以主体性的人格赋予经济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目标，即赋予经济以精神、气质等品格;最终实现人的直觉与自由的本质学问，自然要从作为主体的性质出发，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然而，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一体化的复杂性，特别是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矛盾关系凸现，经济伦理学倒偏重和专注于物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效率，较少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诸类问题，在客观规律面前，人这一经济的主体被忽视了。现实的经济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问题的研究，甚至经济发展被视为最终目标，人被简单地视为劳动者和消费者，追求物质被认识是人的根本，以为解决物质和财富的增长是人的唯一需要。经济活动若只围绕着财富增长而展开，即囿于客体，囿于人之外的物质层面，失却对人的关注，忽视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则必然导致经济与伦理的分离和紧张关系。
经济与伦理的冲突，首先体现在人类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冲突上。就形式而言，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是人类的理性活动，虽然经济和伦理都体现着人类的理性，但经济学却有着自己比较特殊的理性观念。经济学的理性是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一个商人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他就是理性的。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这就是经济学理性的根本内涵。具体来说，经济学理性有以下三个方面涵义: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在经济学家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其行为必然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它坚持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是人的理性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事实上，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都渗透着伦理的因素，都受到人类整体理性的影响。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设定过于简单、狭隘和武断，它对经济成就的判断也缺乏“人类最终目的是什么”和“怎样的经济活动使人幸福”这样的伦理考虑。
其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冲突上。人类是经济的主体，经济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中，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尺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当代的各种全球性危机，这些危机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还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经济把人纳入到它的普遍的价值体系之中，使人成为一种可使用、可交换的商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于是，人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到重视，而他的人格价值却被吞没了，人的价值仅仅表现为物化的值和交换价值，即作为手段的效用价值，而不是主体性价值。结果便是人被物所支配，被他自己的产品所支配。个人无限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所带来的只能是摒弃价值理想，忘却终极关怀，使人成为物质巨人和精神侏儒。总之，这种单向度物质价值取向导致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严重冲突。
再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冲突上。通常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侧重“如何发展”，却忽视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为何发展”这一价值论、目的论问题。而后一方面正是前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如果我们不能对“为何发展”做出合理回答，我们的发展就会因失去价值论基础而发生意义危机。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当前“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如何’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涉及的实质上是哲学和伦理学中争论不休的“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是”，是一个存在论、本体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客观“事实”，事实固有的存在属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这里的“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目的论、实践论、伦理的概念，指立足于人类自身尺度所形成的价值评价、行为选择和伦理规范。在传统哲学看来，现实的就是合规律的，合规律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合规律成了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尺度。因此，对必然性的尊重就成了最高的善，人也只能做规律自我实现的有意识的工具。实际上，休漠以来，有许多思想家意识到，从“是”中推导不出“应当”，从事实判断中推导不出价值判断，从合规律性中推导不出合目的性。现实经济实践中“我们能够做的，是否是应当做的?”“能够做”和“应当做”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冲突。 转贴于
通过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考察，可以知道就经济本身而言，经济活动的确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着与伦理价值不同的价值。但经济活动无疑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当我们把经济活动放到整个人类实践活动来考察时，的确需要有一个伦理维度。因此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确定并不能代替对现实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价值论的评价和社会批判;合规律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以人为中心的尺度和伦理原则的评价和规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尺度，不仅要有效率的尺度，而且更要有人道的尺度，这里的人道的尺度，主要是指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要讲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首先必先理解科学的人性观。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人数日渐增多。伴随农民的非农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即劳务经济，此概念目前已被政府和学界广泛应用。但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务经济，从概念到理论意义上都是不同的，本文特此考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务经济是指服务部门的经济活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商品分为两类，“第一，劳动能力；第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第一部分通称为服务业，他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以及“劳务”即无形的效用，它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需求的劳动活动。
马克思《资本论》重点研究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一方面这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浸吞了英国的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为了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全面考察物质生产领域这一载体。虽然在服务领域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敏锐的思想家总是能引领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以物质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对服务领域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并对此做了开拓工作。
马克思对服务部门经济活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原理，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领域，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是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的多样化，就业的趋势是，劳动力将会向服务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资本关系会扩展到服务领域。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部门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前三分之二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现在只要三分之一参加就行了”。马克思对服务业的特点进行了论述，指出服务业收入高，将其原因归结到劳动价值论这一客观存在上，服务业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因为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程度；并且，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西方经济学将劳务经济定义为第三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发展的特点是非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多，人们对之需要也越来越重要。分工的加深，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增加。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界限不在明显，有些服务即为生产服务也为生活服务，统称为服务业，更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对服务业的认识，创立了服务经济理论。首先是新西兰经济学家阿.费雪尔，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第一产业(农业）占优势的经济，依次过渡到第二产业(工业)占优势的经济和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占优势的产业。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产业稳步增加，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造成这一原因是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第三产业包括的范围有宽中窄派之分，但基本是除掉第一、二产业外所有的非物质领域和服务业。
与马克思相比，西方经济学家把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需求创造生产（费雪）。把服务业就业人数多归结为收入高。这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提高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劳动性质复杂和教育程度高是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原因相比，体现了马克思对问题认识的深刻性。
中国目前劳务经济的含义与上面不同。
劳务经济实质是农民出卖劳动直接获取工资收入，这种劳动包括生产物质产品也包括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活动，甚至有的人在劳务经济面前总要加上农村两个字，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劳务”是指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劳动活动的总称。由此可以把劳务经济定义为，农村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而直接获取收入。劳务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追求更高的比较利益和自身发展机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相作用的结果。
劳务经济从内容上看包括四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从劳动的性质上看：劳务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的各类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的生产服务以及外出从事各次产业的生产性劳务活动;另一类是非生产性劳务经济,主要包括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村组干部、民办教师以及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农民的劳务活动。从劳务经济的地域性看,可以把劳务经济划分为本地劳务经济和异地劳务经济。本地劳务经济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从事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异地劳务经济(即人们常说的外出务工)包括在本乡镇以外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发展劳务经济是衡量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指标,是农民现代化的标志。目前劳务输出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最现实,最直接的经济手段。
在如何将道德建设与经济生活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内引”说与“外灌”说。“内引”说与“外灌”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应当从何而来。“内引”说坚持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引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循的特殊道德准则，“外灌”说坚持将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直接灌人到经济生活之中。
由此向前再进一步内引”说之所以要求从经济生活中引出其独特的道德准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一个独立的生活领域，它已经具有独立的、意义明确的目的，所需要的只是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手段；“外灌”说之所以要求套用一般的社会准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仅仅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不应由自身确定，而应由它所从属的社会生活确定。从这个意义来说,“内引”说与“外灌”说之争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是应当从整个社会生活出发以为经济生活确定一定的目的，还是应当从经济发展自身的目的出发以提供一定的服务手段。这就是经济伦理学研究向度问题在我国的初次凸现。
一
进人九十年代以后，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经济伦理学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功能问题。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功能问题,在八十年代就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几乎所有的经济伦理学著作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但这些论述基本上大同小异，并未产生真正有冲击性的争论。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一位学者相继提出了“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概念。这两个新概念一经提出，立即贏得了一部分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这是在寻求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上走出了一条新路,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理清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
与此同时，又有一部分学者对这两个新观点提出了质疑，主要的质疑有两点:第一，有人认为道德不可能是“生产力”和“资本”，因为“道德”并不具备“生产力”和“资本”概念所要求的内涵;第二,有人认为,“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是伦理学向“经济主义”的一种屈服或者说是“迎合”。因为它暗含了一种思想:将道德视为手段，而将经济视为目的，只强调道德手段对于经济目的的服从，突出道德对经济生活的服务意义,忘却了道德对于经济的超越性，丢掉了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指导功能。
与“内引”说和“外灌”说之争相比，围绕“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所展开的争论更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功能。“生产力”也好，“资本”也好，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强调道德是生产力和资本，就意味着道德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功能。反对“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资本”，其实际意义在于认为道德不应该仅仅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它还应该为经济生活提供一定的指导，从而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功能。
至此，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已经完全提出来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到底是应该偏重于目的向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合理性目的，还是应该偏重于工具向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道德手段。应该说，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正是当前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边界、理论框架及其社会意义，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制约，有待于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
所谓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实现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更高的目的，以保证经济生活的合伦理性，使其不会越出应有的界线之外。
无论是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生活来说，经济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离开了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就无法进行。但是，无论经济活动的意义有多大，这个意义都不可能由经济活动自身提供，经济活动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确定意义，它的意义必须由经济活动之外的、比经济活动范围更广的、将经济活动纳人其中的、另外的某种东西提供。
这个为经济活动提供意义的东西，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人类的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人类要生活，就必须有经济活动，人类要过上优良的生活，就必须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物质财富也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的。经济活动和物质财富，仅仅只是提供满足人类全面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经济活动的意义，应当由人类的全面需要来提供。
从人类的全面需要来看待经济生活，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析:第一个问题，经济活动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什么。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就是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能够提供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64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多少人的多少需要。物质财富本身是死的，撇开与人的关系，其自身不具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只存在于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对于一定的经济活动来说，并不是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在数目上越多越好,在质量上越高越好，而是要看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是否真正满足了人们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真正满足人类的需要，或者是超出了人类需要的范围，那么再多再好的物质财富，也只能是垃圾一堆，没有任何意义。
古希腊德性论者认为，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与此相应，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财富本身也应该是有限的。这一点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人近代以来,物质财富有限论的思想被彻底抛弃了，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本身是无限的，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财富也是多多益善。沿着这条思路出发，近代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种“唯财富”论，认为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出最大量的物质财富，再向前走一步，他们甚至将这一目的扩大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目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成了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而近些年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财富增长不应该是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更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的内容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也应该包括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至此，重新确定经济生活的意义问题才再次摆在全世界的面前。
二
第二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所提供的物质财富应当接受合伦理性的检验，用来实现物质财富的手段同样应该接受合伦理性的检验。尽管人的全面需求能够赋予物质财富以一定的意义,从而使物质财富在这种意义上也成为一种目的，但这个目的的合伦理性并不能保证其实现手段的合伦理性。不能说物质财富是好的，因此所有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手段也就是好的。经济手段是否可取，也需要根据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衡量。
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它要求人类通过一定的劳动以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因此，在经济生活中，人首先是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的，作为劳动者，他必须付出一定的智力和体力。但别忘了，参加经济活动的人,除了是一个劳动者之外,还应该是一个人，还具有人所具有的各种需求，而不是仅仅知道劳动的机器或动物。但是，自从亚当斯密把经济生活中的人抽象为‘‘经济人”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只把劳动者视为劳动的载体，认为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唯一意义就是提供活的劳动，除了提供劳动之外，人的其他一切需要都不在考虑之列。“人”完全变成了劳动者，人的健康需求、智力需求、精神需求就都被放在一边，都成了可以漠不关心的东西。劳动者就可以被要求在最恶劣的劳动环境下，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谴责的“异化”现象。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使人处于一种非人状态，这无疑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于是，人类历史上才开始出现一系列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等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将劳动者恢复到人的水平，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劳动者。保障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面权益，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一个目的性制约。
其次，在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创造工作不再单独地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完成，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全社会的劳动者通过合作的方式完成。通过合作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也必须由全社会的劳动者共同分享。如何分配共同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这也不应该完全由经济效率原则决定。一个社会的分配,除了考虑到效率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西方自重农学派起，就开始追求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长，功利主义学说的出现，更是为追求社会最大功利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学说只关心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认为分配政策应当只考虑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而不管物质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使很大一部分人陷人贫穷和苦难之中。毫无疑问，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伴随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不断恶化，这也不是一个合理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大量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推行高福利政策,也才有了围绕“正义”主题展开的、迄今仍在进行的思想大讨论。协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二个目的性制约。
第三，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最终都来自于自然界,来自于自然物质的形式转换。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莫不来自于自然界,整个劳动过程，也完全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更大范围的生态学角度看，整个大自然自成一个经济体系，人类出现以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以后，这个自然经济体系被迫进行了较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应该是无限制的,不应该改变到破坏自然经济体系自我调节的程度。一旦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整个自然界都将陷入灾难之中。不过，先是《圣经》赋予人类以管理大自然的无上权力，然后是培根的知识论，最后是大工业的实践活动,相继将大自然视为经济活动可以加以无限改造的对象，最终引发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无论是从整个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整个生态平衡的要求出发，经济发展都必须注意一个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三个制约。
所谓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积累物质财富这一经济目的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具有独立目的的领域,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伦理手段，以推进经济生活的顺利发展。在这一向度中，伦理学将不再以目的提供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手段提供者的身份出现，它不再凌驾于经济生活之上,指引经济生活发展的方向和目的,而是屈从于社会经济增长的目的之下，为这种目的提供伦理道德方面的必要手段和条件。
在社会生活的诸种意义中,经济活动以其提供的物质财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撇开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撇开社会生活所要求的最高目的，那么，积累物质财富也就成为经济活动自身所独有的目的。经济生活发展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就体现为它所积累的物质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生活就需要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在这些手段和力量之中，经济因素（如资本）当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同样具有意义，如知识方面的科技因素、政治方面的政策因素,还有文化方面的精神因素。可以说,伦理道德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
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工具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是经济运营过程中的润滑剂。经济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中的交易关系，一种是企业内的组织关系。这些关系在协调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阻力：一个是由个人知识有限性所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是个人在经济交往中的投机主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阻力，保证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社会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在其他因素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人们在交往中的基本道德信念，取决于人们关于交往行为的共同道德信念,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共同的交往道德信念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也就越低。著名社会学家福山曾指出：“一个社会能够开创什么样的工商,和他们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假如同一企业里的员工都因为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而对彼此发展出高度的,任，那么企业在此社会中经营的成本就比较低廉,这类社会比较能够井然有序的创新开发，因为高度信任感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UKP37>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以此视之,降低交易成本的道德就是缓解这种摩擦力的润滑剂，就是社会经济运营过程中的润滑剂。
第二，优秀的道德形象是企业贏得公众认可的重要资本。企业要贏利，除了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之外,至少还必须考虑三重关系:一是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企业要贏得消费者的认可,依靠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不过,在这种经济认可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可，这就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伦理认可。企业在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方面,一般会体现出一定的经营理念,消费者对企业的深层认可,就是对这种经营理念的伦理认可。这种伦理认可具有比经济认可更大的影响力。二是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任何企业都得建立在一定的社区之中,都会在其经营运行过程中，征用一定土地和人力，改变当地的空气、土壤、噪音状况，只有本着为社区服务的态度,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才能为社区所接受，才有立足之地。三是企业与雇员的关系，企业中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一个人能发挥多大的能量，除了他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意愿问题。企业的道德关怀在促进员工发挥更大的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管理从泰罗制科学管理模式走向行为主义管理模式,其实质就是不再将员工视为机器,而是把他们重新当人来看待，通过一些关心员工生活的道德措施，最终使员工产生更大的生产效率。二战以后西方企业界兴起的企业文化运动，其核心就是要营造一定的企业理念，发挥伦理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适宜的道德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社会经济的繁荣，企业经济的发展，最终都必须依靠个人。个人既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也是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者。他们的劳动观念、团队观念、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任何特定类型的经济，无论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庄园经济，还是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要求其社会成员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观念。只有在这些特定的道德观念之上，一定类型的经济才有可能出现和繁荣。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研究表明，只有在由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亚当斯密从财富积累总量增长的角度出发，要求其成员在劳动过程中要勤劳，在消费过程中要节俭，这个思想已经表明，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素质已经与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一起，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与工向度都反对将经济领域视为一个“道德无涉”的领域,都要求将经济发展与伦理要求结合起来。但在结合的层面和方式上,二者是互不相同的：目的向度从外部为经济活动划出合伦理的边线，界定经济发展的伦理意义;工具向度则从内部为经济活动提供伦理性的动力，发掘经济发展的伦理要求。不过，这种不同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互为补充。
就研究方法来说，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更注重综合方法，它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一个有机体,而将经济生活还原为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部分存在的意义必然应当由整体来提供。因此，目的向度偏重于从人及其社会本身的意义出发,再由此扩及经济生活，确定经济生活存在的意义。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更注重抽象方法，它将经济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取出来,暂时撇开有机整体的意义以及它与这个有机整体的联系，从而使经济生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成意义的领域，道德与政治、法律等其他因素一起，构成这个独立王国发展的一个手段，它必须服务于这个独立王国的自身目的。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综合方法与抽象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综合方法可以从一个宏大的层面确定经济生活的地位和意义,抽象方法则可以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理解经济生活的道德需求。
就基本意义来说,经济伦理学的目的向度既然是通过整体来确定部分的意义，它所提供的目的，对于经济生活来说，就体现为一种外来的制约、责任和义务。这种外来的制约、责任和义务，有可能与经济生活自身的发展目的相冲突,这就需要经济生活通过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完成社会交给它的任务。因此，目的向度是在为经济生活划定一个合伦理性界线，以保障经济发展不偏失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个界线之内，经济生活就具有合伦理性，一旦越出了这个界线，经济生活就失去了其合伦理性。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首先承认经济发展的自身目的，它不会对这个目的本身加以限制，而是将这个目的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提出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不可能与经济生活发展的目的相冲突，而是经济生活自身提出的要求。因此,工具向度是在为经济生活提供一定的动力，以推动经济生活的顺利发展。有了这个动力，经济生活就能发展得更快，没有这个动力，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毫无疑问，道德对于经济,应该既具有目的性的制约功能,也具有工具性的推动功能。
就建设途径来说，既然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是为经济生活提供一种外来制约，它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他律”要求,他律的东西必然要求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方式进行,最终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如公众舆论、法律法规等，迫使经济生活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发掘的是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要求，它就表现为一种“自律”要求，自律的东西最终会被各种经济主体的自觉反省所发现,这就不需要由经济之外的强制力量来推行，而会体现为各种经济主体的自我建设。“自律”和“他律”，正是经济伦理学建设的双重途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超级秘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