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36-04
从根本上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建立在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推进中国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现有生产条件下，中国现有耕地面积只需1.5亿劳动力，乡镇企业吸纳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2亿左右。每年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达1 000万人左右。[1]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劳动者素质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户籍制度壁垒，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笔者将就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进行深层思考，究其原因并提出建议。
一、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表现为人的素质，包括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熟练程度等，这些素质是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而形成的。[2]基于此，笔者将农村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农村劳动者身上的，主要通过正规教育、技能培训、医疗保健支出以及劳动力转移等形式而形成的资本总和，具体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技术、信息、经验和健康等总称。
1.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低。中国农村人口素质总体状况是受教育年限较低，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的劳动力仍然占多数，文盲半文盲还占很大的比重。据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与城市平均的10.20年相差近3年。从图1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37%，初中文化程度占5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由图2可知，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19%，初中文化程度占6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5%，可见，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略高于农村劳动力平均水平，但平均尚未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培训亦是如此。目前，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专业劳动力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职业技能素质都偏低。
2. 国家教育资源存在不平等分配，农村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能力和机会。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二元结构，造成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农村教育的总体落后。就农村教育而言，1985年以后实行的“分级办学”制度，即在农村地区的办学经费由县、乡镇、村支付，城市的办学经费由城市政府支付后，大部分农村教育经费来自于农民。[3]2002年，国家投入农村教育资金仅占GDP的2.5%，按4%计算，还差1 000多个亿。因此，在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教育成本相对其收入较高，造成农村居民教育需求减少，农村教育落后。同时，按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西部与东部存在较大差距。农村教育贫困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差距息息相关，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代表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现各地区存在明显的社会经济的地区分化。从图3可以看出，1991~2004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562元上升到2 091元左右，中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从616元上升到2 727元左右，东部地区的收入则从905元左右上升到3 987元，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收入不平等。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比例（西部地区为1）为1.91∶1.31∶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对农村教育投入的差异，2002年东部的人均教育经费几乎是中部和西部的2倍，而东部农村居民的人均教育支出几乎是西部的3倍，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是导致教育发展程度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而教育的地区差异又是造成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4]要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农村教育的协调发展。
劳动力受教育状况还表现在家庭劳动力接受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上，而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显著作用。培训会增加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对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就专业技能培训而言，中国农村总体水平是偏低的。上述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专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整体素质偏低，阻滞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3. 农村健康投资水平低，农村劳动力身体素质较差。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对于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国际上通常采用婴儿死亡率和期望寿命这两个指标来反映人口健康状况。就婴儿死亡率来看，2000年城镇为11.8‰，农村为37‰，农村婴儿死亡率比城镇婴儿死亡率高出2倍以上。就人口期望寿命来看，2000年全国为71.4年，城镇人口为75.2年，农村人口为69.5年，城乡人口之间相差6岁。城乡健康状况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与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总体不足和配置不合理是分不开的。图4显示，自1991年以来，中国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卫生总费用都增长较快，12年间增加接近7倍，但城乡之间卫生费用的差距却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199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896亿元，城市为482.60亿元，农村为410.89亿元，两者之比为1.17∶1，2002年在全国5 684.63亿元的卫生总费用中，城市和农村分别占3 259.09亿元和2 425.54亿元，两者之比提高到1.34∶1。从图5可看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卫生费用差距呈扩大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人均卫生费用之比一直维持在3倍~4倍，个别年份甚至高达4倍以上。这种重城市轻农村的政府卫生投资政策，直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健康状况不良，而健康不良对于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4. 农村劳动力流动仍处于自发无序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将就业中心放在城市，就业资源向城市居民倾斜配置。农村劳动力就业一直游离于国家就业体制之外，无法分享国家就业资源的优惠政策，从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另外，传统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社会身份，无法与城市居民进行平等的就业竞争，从而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众所周知，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可以大大节省迁移成本，使劳动者享有更多的福利剩余。但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体现在其转移的动机是自愿自发的，转移过程是自我组织和自我服务的。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数据表明：2003年，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过程中，由亲友、熟人介绍外出的占57.6%，靠自己碰运气外出的占18.7%，由企业招聘外出的占15.4%，经过中介组织外出的占8.1%，其他占0.3%。这种自发转移无法避免转移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必须通过国家和政府进行引导、平衡和协调，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自发向有序转移过渡。
二、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乎城乡协调发展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并非要把农民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而是要从各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协调均衡的发展。因此，新农村建设应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纽带作用，用人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低积累、低投入的现状，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1. 重视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教育是使人们获得基本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主要手段。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非农工作时的选择能力越强。蔡（2000）指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能够比别人掌握更多的信息，从而受城市经济状况的不利影响也较小一些。[5]张林秀等（2000）认为教育不仅影响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且决定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6]目前，中国低水平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政府应提高财政的整体教育投入比重，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支持农村基础教育职责和投入力度，为农村基础教育积极寻求多渠道筹资模式；改革中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体制，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重视农村女童教育的发展，从最基础阶段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为以后接受职业教育，实现快速就业转移打下文化基础。
2. 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上，更表现在技术素质上。如果说文化素质得益于教育，那么技术素质则需要通过职业培训来提高。培训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外出就业所需的实用技术，且随着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选择能力也会随之增强。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1）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需要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对于劳动力输出地而言，存在两大困境：一是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劳动力培训难以有针对性开展；二是输出地大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相对滞后，培训资源往往少而差，难以培训出发达地区所需的技能水平。为此，须加强区域间协作，输出地主要是“引导性培训”，旨在提高农民职业转换能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减少那么劳动力转移的阻力；输入地则注重“岗位培训”，旨在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是一种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2）整合城乡教育培训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二元结构导致城市缺乏培训机构，农村培训机构由于条件差，农村居民缺乏培训积极性。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培训资源，共促农村劳动力转移。（3）加强培训与转移的衔接。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是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职业转换、增加收入，关系到广大农村劳动力切实利益和受训的积极性的提高。因此，培训后的服务是关键。应大力推行订单和定向培训，引导和鼓励教育培训机构与劳务输出机构一体化，努力把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融为一体。
3. 加强农村卫生保健投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的健康状况是一种资本存量，它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是人力资本其他形式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提高农村卫生保健投资，对于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卫生保健的基础条件和设备更新，培训提高农村医务人员的素质；二是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经费补贴，使更多的农村居民受益；三是加大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保证贫困人口真正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四是积极探索和延伸，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切实解决农村居民看病就医难的根本问题，真正让农民不因病致穷、因病返贫。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预期。
4. 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职能，降低人力迁移成本。人力资本是在一个动态流动过程中实现优化配置的。因此，用于劳动力跨区域迁移的支出也是人力资本投资途径之一。劳动力迁移成本包括信息收寻成本、签约成本和进入城镇花费的各类费用等，主要由劳动者自身承担。为降低迁移成本，加速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应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职能：（1）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村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及风险作出正确权衡，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遭受福利损失。（2）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保障进城务工者的权益，给农民以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3）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把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差别剥离出去，给农民以自由迁移的权利。[7]
［参考文献］
［1］孔祥智.中国三农前景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张玉林.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EB/OL］.当代文化研究网，省略/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08，2005-02-23.
［4］张锦华，吴方卫.中国农村教育贫困对社会经济和地区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5）.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新课程改革将小学劳动课程与技术教育课程归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整体框架之下，同时，打破了以往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对于教学课程进行优化和改良，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虽然课程改革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但是，对其背后存在的问题也需要进行高度的反思。本文就是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框架下小学劳动与技术教学的现状进行深入思考，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框架下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现状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虽然很多小学都认识到综合实践课程框架下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课程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很多小学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依据相关规定，小学院校综合实践劳动课程需要保证每周三课时，但一些小学院校在劳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将小学劳动和技术教育与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框架下的领域相融合，并且只有一个课时。这样的课时设置与学生的实际需求是不相符的，很多教师对此也很茫然，因为多领域的融合不知道教学活动的开展该如何下手，甚至一些教师对劳动与技术教育采取忽略的态度，基于此，小学院校对于课程设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二）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地位不明确
以往劳动与技术教育在教学中以单独的课程存在，并且是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与技术教育被归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整体框架下，将劳动与技术教育具有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良好地呈现出来，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学习空间也变得更为广阔。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原本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为了满足课程改革的实际需求，融入综合实践课程的整体框架之下，使得很多教育工作人员对于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重视有所弱化，综合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也不能融入劳动与技术教育领域的内容，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地位不明确，对于课程教学改革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框架下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思考
（一）提升对劳动与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
小学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提升对劳动与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合理、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这样才符合课程教育改革的初衷，进一步扩展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学习空间。虽然劳动与技术教育被归纳于综合实践课程框架之下，但是对于劳动与技术教育的课时也需要保证，同时还需要安排专业的教育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引导。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使得劳动与技术教育得到了重视，没有对课程教学改革造成不良影响，还能使劳动与技术教育教学内容落实到位，小学教师不必再为劳动与技术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感到困惑，对于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落实探究性学习，健全和完善劳动技术教育体系
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很大的作用。课程教学改革后，劳动与技术教育教材的征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我国很多的小学院校对于劳动与技术教育学科应用的教材并没有征订，给教师教学活动的落实、学生实践活动的开展带来了很多阻碍。因此，小学院校以及相关的教育工作人员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教育工作人员要注重创新，以小学院校的特色为基础，创建符合小学院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劳动与技术教育实践体系。教育工作人员在教学活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落实探究性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际探索、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明确劳动与技术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促进我国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促进小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与技术教育被归纳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框架下。小学院校和相关教育工作人员需要对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教学现状中存在的不良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从而促进我国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扩展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学习空间，更好地保证小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是指能够从事各类工作的人口，它是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其平均质量的乘积。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的当今时代，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一样强调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因此探讨一个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分析阻碍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因素，关键在于研究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与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因此本课题既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要考虑它的质量。以下主要从这两方面展开探讨重庆市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为重庆地区的农村人力资源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理论研究资料。
二、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现状
（一）重庆农村人口数量大
根据重庆市2011年统计年鉴可以得到重庆市2009和2010年的常住人口分别为3275.61万人和3303.45万人，而其中农村口分别是2326.92万人和2196.45万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71.04%、66.49%。重庆市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最大，就2010年的比例为66.49%，而仅次于重庆的天津直辖市，农村人口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仅仅是36.14%，北京和上海的这一比重最小仅在10%左右，而重庆农村人口比例比全国平均农村人口比例36.86%还高出将近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市的人口城镇化率在四大直辖市中是最低的，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突出了重庆面临的农村人口基数大的现状。
（二）重庆农村人口转移就业数量大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村人口走出农村向其他产业谋求发展机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口中的青壮年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以及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人普遍选择外出工作，由此造成的就是现存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且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和技术水平较低。
三、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重庆农村高等专业教育水平偏低
在对2010年的重庆市各类高校学生总人数中接受农业专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数据调查分析如下，其中，重庆市在校的高等院校学生总人数为565868人，而就读于农学的学生人数为9540人，所占的比例是1.69%；而2010年全国的高等院校在校生的总人数为1482680人，其中就读于农学专业的学生人数是43033人，所占的比例是2.90%。据此可知，重庆市接受农业高等专业教育人才的普及率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这个缺陷在亟需农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地区显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这是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重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缺乏
重庆市作为一个典型的高海拔的多山多石的喀斯特地貌型山区，造成地理位置优势出现级差化，其中，平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给教育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建设条件，而高山地区由于所处的不利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一边倒，教育事业发展一旁倾的分布状况。根据2010年重庆各区县教育和文化机构数量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从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查证到一小时经济圈第一产业的就业率为44.0%，渝东北翼为56.8%，而渝东南翼的为70.0%。而从以上数据对比分析看出渝东南翼作为农业的主要发展地区所占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其他的地区还是较低，存在着教育资源地区分配不均衡的明显事实。教育资源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基础，资源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发展。作为教育水平亟需提高的农村人口分布地区受限于教育资源的缺乏则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从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成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科学文化水平影响重庆农村人口就业转移
农村人口科学文化水平偏低已成普遍现状，而劳动力丰富的农村地区人口由于在农村发展的局限性只能选择转移就业，寻找在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造成外出就业的农村人口选择的就业面较窄，特别是在对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率较低。根据可查询数据知2009年重庆就业人口有1668.83万，其中，有950.95万农村人口，而就业于第一产业的有666.61万，第二产业有100.19万，第三产业有184.15万。但随着教育资金的逐年增加，重庆市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农村人口就业于对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数则不断地上升。由此可知，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对选择转移就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农村人口转移就业产业的人数对比，进一步看出科学文化水平对农村人口选择就业的影响。
四、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
1.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范围太窄这一弱点得到了缓解，农民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当前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具有一定的薄弱性，比如教育的知识水平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教育的基础设施落后，教师的知识水平有限等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教育发展存在滞后性，从而影响学生接受先进知识的进度。因此，促进农村教学水平提高，优化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已成必然，而这个过程需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实现目标。
投入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第一，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完善教学设施。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学生营造高效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保持学生轻松愉悦的学习状态，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而完善先进的教学设施又可以培养出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学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强化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缩小城乡师资力量差距。
2.完善升学考试制度提高农村学生的升学率
根据2010年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分析，重庆市劳动力中城乡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数据分析如图1所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重庆市城镇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以上，而乡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初中及小学以下。从中可以了解到乡村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甚至在高中这一文化阶段城镇是乡村的5倍。总体对比是，城镇劳动力文化水平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是33.3%，而乡村的这个比例仅仅只有4.1%，数据的比较凸显出乡村人口在文化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弱点。
（二）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
1.统筹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实行城镇和乡村的就业统筹，维持地区较低的失业率，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就业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在执行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同时充分考虑就地转移的需要，对内转移就业要不断拓宽当地的转移空间。首先，在农村劳动力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将剩余劳动力往当地县城和各个乡镇工业园区转移。转移的方式可以是政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于当地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以个体或者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强化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扶持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副业产业诞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第二产业转移。其次，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服务，吸引在外地事业有成者回家创业。一方面，为当地劳动力市场提供更丰富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出劳动者对外地城市就业的冲击，同时，回流的优质人力资源又可以降低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规模。
2.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中心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劳动力一直处于自由转移的模式，这种模式增加了剩余劳动力就业难、合法权益保障难、收入低以及医疗保险落实难等弊端，缺乏一种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有效监管的管理服务机构，因此在农村设立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中心将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收集整理劳动力市场的劳务需求信息，并向外公布就业岗位的信息要求。其次，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指明就业于不同行业应进行的相应技术培训。再次，记录劳动力转移的相关信息，以规划和监测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再次，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用工合法权益保障服务，如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签订劳务用工合同，购买五险一金等规范性的必备保险金，提供劳务纠纷处理等权益保障服务。最后，为农民工提供综合服务，可以根据以往收集的个人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分析个人适合从事的行业，以减少个人的就业盲目性。
五、结论
农村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在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上将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措施则是推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键。
参考文献：
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当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农村劳务输出。农村劳务输出的状况又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
一、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务输出的影响
加快劳务输出，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而农民的受教育状况对劳务输出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速度。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常情况下，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而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科技含量相对较高，并且采用先进的生产手段，需要专门性的技术工人，不断地淘汰文化素质低下的粗工。一般来说，劳务输出的数量和速度与农民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一书中谈到，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使6％~7％的农民迁出农业。所以，要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就必须通过国民教育和技术培训，让他们掌握非农产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加快劳务输出的速度，尽快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增加农村中农民的资源占有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
2.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扩大就业范围，增加就业机会。农村劳务输出过程中，就业范围与农民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竞争力越强，就业范围越广。有学者测算，如果将目前农民的素质由初中提高到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职中）水平，那么他们的择业范围将增加85％，就业机会将增加63％；如果提高到大专水平，择业范围将增加2倍以上，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
3.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根据教育投资理论，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正向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2002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调查显示的数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并且每个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寄、带回现金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呈高度线性正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体系日益完善，农民受教育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当前农村劳动者素质与劳务输出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我国农村教育现状与不足
1.人力资源数量庞大与质量低下并存。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来计算种植业所需劳
动力数量，其结论是现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52亿人。如果再考虑技术进步和信息化速度加快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有1.8亿人左右。但是，从总体上讲，农村人口素质低下：从文化素质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人口多；目前外出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高中毕业者一般也仅占10％左右，初中毕业者占30％，小学毕业者占30％，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盲。
2.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农村平均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2003年仅为79.57%；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目前的农村教育在低水平中维持，在严重“贫血”的状况中运行。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仍有10％的县的农村教育经费严重偏低。基础教育投入大多被锦上添花地投给了富足的城市教育，基础本来就差的农村学校可谓雪上加霜，没有得到“雪中送炭”。2002年，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农村教师素质不高，承载新课程教学的能力不足，教师队伍不稳，流失现象严重。
3.农村教育办学形式单一，为劳务输出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当前农民只有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能增强竞争力，提高外出务工的就业率。而担负对农民技术培训的职业学校则发展力很弱。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从1995年的64%，到2003年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0%），2004年有所回升，也仅有32%。首当其冲的是农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各地农业中等职业学校早已“消亡”，或被人兼并，或转为普通高中，剩下的许多学校处于难以为继的窘迫状态。许多已经建成的农科教结合基地名存实亡；许多农村乡镇化技术学校和县乡村三级农民培训网络已基本停止运作，这种情况致使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在外出农民工80％没有受到正规的技能培训。因此，农民工在劳务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渠道窄，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粗放的工作。很多外出农民工无法及时就业，主要是缺乏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技术等，缺少从事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许多就业岗位的需求。
4.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比较分散，缺乏组织，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侵犯。首先，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其次，劳动合同不对等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能适应劳务输出对农民素质的要求。为加快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三、加强农村教育，加快劳务输出，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发展
1.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长远看，提高农民素质确实是加快劳务输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途径。二战后的美国正是用大力发展教育这一战略，在10年后大大超过了当初与其水平相当的另一超级大国前苏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教育。目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基础，要继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和巩固率，进一步下降农村青壮年文盲率。（1）着力解决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结构性缺编问题，优化教师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和职称结构，通过培养、培训和引进等措施，尽快补充紧缺学科的专业教师，缓解农村中学教师短缺的矛盾；（2）改革家庭困难学生救助制度，使所有能力相同的公民都有机会接受相同水平的教育；（3）要认真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财政税收的提供者,他们的子女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力,要一视同仁,尽快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2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为农村劳务输出创造条件。由于培训后的农民，一是要离开本业和家乡，二是要到外地去经受市场的选择，因此，对农民的培训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培训。要搞好农民工培训，就需要各级政府不断探索新的办法，形成新的机制。（1）应该建立和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使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调动其接受培训的积极性。资格证书应成为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标志，担任重要工种和关键岗位的职业证明。由政府制定职业技能标准，社会专业机构确认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资格，用人单位依据职业技能资格使用劳动力并确定待遇。（2）在组织方式上，实行开放的、多渠道、多方式的培训。除了培训机构（独立承办）对农民的直接培训外，还可与其他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办班、委托培训等方式，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3）在培训方法上，一定要根据农民不同的年龄及文化程度、接受能力、择业要求等，采用不同的培训模式和方法，提高培训的效率。针对就业需求开展资格培训、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委托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对农民进行针对性培训。
3加大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农村教育的经济支撑体系。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投入有着直接和密切的相关性，要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应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1）增加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2）动员广大社会力量捐资助学作为补充，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志愿者支教行动等，甚至可以发行教育，以补充经费来源的不足；（3）在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同时，也要增加对职业教育、农民培训和扫盲教育的经费投入。在税费改革中 ，确保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并力争有所提高。
4制定有关农民教育的法律法规，建立法律援助体系，提高农民的法律法规意识。（1）制定有关农民教育的法律法规。在中国，虽然党和政府一直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农民教育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教育培训在其规范程度和执行力度上，还主要取决于执行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制订一部《农民教育培训法》之类的保障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法规，规定和鼓励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规范有关部门、涉农单位和农民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确保农业、劳动保障、教育、科技和财政等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切实做好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2）加强法律培训和宣传。要通过对农民的普法教育，让他们学会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基本权益保护知识、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职业道德等务工常识培训，有效提高劳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3）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政府应及时制定和出台有关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部门。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教育绿皮书[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67
[2]王德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现状、问题和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11）4-11.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劳动力资源资本化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势所趋。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已得到了全世界广泛认同。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力资本极度匮乏的国家，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还不能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因此，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和配置问题将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劳动力市场作为体现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载体，反映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通过对现阶段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分析和预测，以期为进行人力资本培育提供重要依据。
劳动力供求状态与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
大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总和。其中，直接体现为人类劳动水平和效果的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其知识积累程度，称为教育资本；用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及职称等级等反映其劳动熟练程度，可称为技术资本。
（二）劳动力供求状态的本质
一个具备高效率的熟练的劳动力更容易被劳动力市场所接受，原因是其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这些低素质劳动力往往是供大于求，而对人力资本较高的行业和职位则是供小于求。因此，劳动力的供求状态从本质上来看正是其人力资本在市场上被认可、被接受和参与竞争的结果。
人力资本供求趋势预测与分析
为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本文选用求人倍率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求人倍率是反映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适应程度的指标，其基本公式为：求人倍率=劳动力需求量/劳动力供给量，该指标用一个数值同时反映供需双方的状态，并衡量其供求平衡程度，可以反映相对供给的人力资本需求急迫程度，非常适于分析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变化。
本文选取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数据，通过对2001年1季度至2005年2季度共18个季度中，100多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加工汇总后进行统计分析。考虑原始数据散点图基本呈直线趋势和锯齿型波动，本文选择直线趋势模型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上教育资本以及技术资本供需动态的基本模型，其具体形式为：Yt=b0+b1t(t=1,2,Λ，18)。其中，Y为各季度对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求人倍率，t为时间变量，b0为截距项，反映人力资本初始供求状态，b1为斜率，反映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将数据引入模型，用OLS法估计参数，可以分别得到对教育资本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的模拟结果和趋势分析。
（一）教育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表1列出了五个层级的人力资本供求模型的有关参数。模拟结果显示，大学和硕士及以上教育资本的初始相对需求最高，但近年来相对需求变化甚小，甚至在逐渐下降，说明市场对该层级人力资本的吸收愿望和能力较小。从供求变动情况来看，市场对较低学历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相对需求日益增大。
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教育资本类型的不同态度恰好反映出了我国当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中，低层次的产业结构自然带来低层次的劳动力需求。
（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根据劳动者所拥有的不同技能水平，笔者对技术资本也分为五类分别模拟其供求趋势，并将有关参数列入表2中。
可以看到，对技术资本的需求较教育资本而言其增长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对初、中、高级技工的需求增长更为突出。虽然其初始相对需求较低，但近年来市场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认可程度已经越来越高，未来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需求还将看高。
（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供求趋势
1.教育型人力资本并未受到市场认可和追捧。在现今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的“筛选”功能日益减弱，这一方面说明企业在挑选人才的价值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看重能力和综合素质，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不足，高等学历的“筛选”功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难以延续，而我国教育体系的培养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培养出的学生脱离实践，缺乏综合能力，千人一面的“机械化产品”。
2.对技能型人力资本受重视程度增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完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府、地方和个人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力度会逐渐加大。由于技能型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干中学”、在职培训和职业教育来获得的，因此我国未来的职业和成人教育将会得到大的发展，提倡“终身教育”将是我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途径。
3.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关系会进一步失衡。初级人力资本日益供过于求，高级人力资本总是供小于求，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依靠接受教育和积累工作经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劳动者从接受教育并开始工作之后，还有一个技能应用和成为熟练劳动者的时间过程。因此，人力资本培育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因此，初级人力资本过剩和高级人力资本短缺的状况在未来一定时期会更加恶化。
4.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还将延续。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使得我国难以在短期内积累起符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需求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培育的目标应该是尽快改革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能被市场认可的劳动者，只有同时兼具厚实的教育型资本和丰富的技能型资本的劳动力才能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解决人力资本供求失衡的对策
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而教育体系的重构正是前瞻性人力资本培育的核心所在。
（一）树立“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观
“大教育”观是教育不仅依靠学校正规教育，还有赖于家庭、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大教育”观强调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大教育”观强调的是各层级教育子系统的相互衔接和协调运转，为经济发展输送合适的人才，这也是我们重构教育体系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终身教育”观则是在实践中落实“大教育”观，建立“大教育体系”的基础。建立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将对现有国民教育体系起到补充作用，并通过其完善和衔接，最后建成“大教育体系”。
（二）整合国家、企业、家庭、社区教育
与大多数人的一般经验相反，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份额其实并不算低，关键在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只依靠国家是很难办好教育的。在“大教育”体系中，还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在这一点上，日本、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学校负责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智能”的毕业生，雇主则从学校挑选合适的雇员，为新员工提供所需的一切技术和工作技能，大雇主花大力气为新雇员提供一流职业技能的结果是日本企业的员工能够很快地适应不同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创造性。德国企业则通过其著名的“学徒制”为新员工提升工作能力提供有效的帮助。
此外，我们应该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学习和教育功能，针对家庭和青少年教育及发展制订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利用社区教育功能的广泛性，提供多种工作――学业衔接项目来提升劳动力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弥补国家、企业和家庭教育的空档，对于构建完整的“大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职业教育和职后培训
我国的职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出现生源减少、质量下降，这与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社会观念的限制作用以及职业学校规范化程度低，教学质量差，专业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等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学质量等方面重新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
而职后培训则需要更长期的坚持和投入，由于职后培训往往在工作场合进行，是直接提高现有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职后培训还较为薄弱，企业不够重视，在职工培训方面的开支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职工工资总额1.5%的最低标准。因此，制订法规政策保证企业和个人在职后培训上的投入应该得到重视。
残疾人职业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形式，包括残疾人职业能力教育、职业心理教育、职业发展教育、职业适应能力教育，等等，这些教育内容共同构成了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笔者认为，残疾人职业教育主要具备如下几方面功能：
1.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与健全人群体相比，残疾人群体接受教育的条件有限，因此导致了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残疾人群体的文化层次和水平严重不足。通过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弥补残疾人群体的素质结构缺陷，从而起到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在学历教育尚不能被残疾人广泛接受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已经成为现阶段提高残疾人群体综合素质的最主要方式。
2.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实现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残疾人同样是社会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从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需状况来看，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城乡新增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局部的供大于求，这部分新增劳动力就业存在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分布来看，还有很多地区和行业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现象，社会总体的劳动力资源还处于短缺的局面。为了有效缓解这个问题，应当将残疾人纳入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之中，通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实现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残疾人劳动力的充分发展。
3.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改善残疾人群体的生活状况。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应当是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无疑是“三最”的核心。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残疾人可以迅速提高就业技能水平，找到稳定工作，通过就业体现自身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改善生活面貌。因此说，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地实现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目标。
二、新形势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新挑战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还将出现新的变化。这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来说，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全新的挑战。
1.残疾人职业教育将更为专业化。经过多年时间的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完整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与健全人职业教育相比，虽然残疾人职业教育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残疾人职业教育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十二五”期间，国内劳动力市场精细化程度将会持续提高，对于劳动力资源的专业化程度要求也将随之提高，因此，这就给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者来说，必须要改变现阶段粗放式的教育模式，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2.残疾人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近年来，残疾人职业教育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可以预见，随着“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更为深刻地变化，用人单位对于残疾人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要求会更高。因此，这就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残疾人职业教育必须采取社会化的发展模式。“十二五”期间，残疾人职业教育社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为了实现残疾人职业教育水平的可持续提高和健康发展，必须要利用社会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其中，而不能另辟崎径，导致重复建设，影响教育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三、现阶段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教育主体单一。当前，各级残联组织作为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承担着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能。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职业教育机构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教育服务，但是并不能够视为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受到残疾人职业教育主体单一化的不利影响，当前很多地区的残疾人职业教育水平不高，专业化程度不足，影响到了残疾人职业教育总体效果。
2.教育模式有效性不足。当前，很多地区在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教育的其他环节普遍缺失，导致了残疾人的就业层次普遍不高、就业稳定性不强、职业发展潜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由此可见，现阶段残疾人职业教育模式的有效性严重不足，也是影响职业教育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专业性不强。当前，很多地区的残联组织负责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教师都没有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教育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环节中，很多教师由于没有专业经验和能力，仅仅凭借短期学习或者接受短期培训后，就为残疾人提供技术指导，很难达到职业技能培训应有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国内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能力不强，也是制约职业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问题。
四、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
1.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公共职业教育体系。在继续巩固各级残联组织残疾人职业教育主体作用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职业教育主体，坚持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社会公共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目标，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逐步实现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人力资本理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无疑推动了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这样定义,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贝克尔在他的《人力资本》一书中这样定义:这一学科研究的是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各种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做人力资本投资。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指包含在人体中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它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并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
且不论人力资本到底该用哪种语言描述,我们只要简单的看一下人力资本的含义以及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相关概念,不难发现,教育人力资源投资是在整个人力资源投资体系中是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一、我国人力资源受教育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如何将众多人口转化为能够使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也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其在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但中国的人力资源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资料表明,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从这些数据看来,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偏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劳动力受教育比例的偏低,导致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又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产业、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000年,我国金融、保险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3.19年,是第三产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但与日本相比,我国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旧与日本相差0.8年。因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也不能够完全适应现在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二、我国教育人力资源投资现状
针对当前中国人力资源受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对教育本身,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数据表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公共教育经费的分类,我国大中小三级教育投资的比例也很不合理。
7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初等教育却相对萎缩的状况,这不符合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而出现了教育资金的低效运作,尤其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在三级教育之间的配置明显体现这个特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前很多大学的大楼在国家教育经费的支持下建起来了,可是教育水平,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素质并没有和这些基建的发展同步;而另一方面,初等教育经费不足,有些地方初中生甚至不能完全入学,教师数量不够支持学校教育,严重制约的最基础的教育投资。
然而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也只是相对而言的,高等教育经费短缺仍然是高等教育不能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是由政府投资支持,然而由于经济状况,物价上涨,通货等问题的存在,政府投资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近年来,高校本身也在注重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自筹教育经费,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社会对高校的赞助也在增多,这都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教育人力资源投资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有关研究表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大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教育投资的边际效益大大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如舒尔茨所指出,对人的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超过了其他一切形态的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因此,迫切增加各项教育投资,努力改变我国教育投资现状,就成为了当前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应当从我国目前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多、基础教育普及率尚待提高以及小学和中学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偏低的具体情况出发,适当地提高基础教育,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支出比重,并相对降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另外,在教育经费总体向基础教育倾斜的前提下,注意使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亦日趋合理。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直接而密切的学校、专业等,要适当加大投资支持力度;而其他类型的学校和专业也要根据按照轻重缓急给予适当的投资分配比例。
从劳动经济学上看,教育投资的加大可以在后续过程中收到更大的收益以抵消因投资带来的成本损失,而进一步的论 证则更加可以证明这种正负相消的结果为正。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可以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的结果,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证实了人力资源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增长都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而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或科技进步的源泉,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而我国就应该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加大教育人力资源投资力度。
参考文献:
[1]林莉芳.中国教育投资现状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23-06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协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振兴国民经济这一重要国策的实施。目前新疆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面上表现为技能需求方式发生了变化，更深刻的是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对新疆高等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可以使新疆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分析
1.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人才就业状况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通常用就业弹性和就业效应来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新疆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压力较小。新疆劳动力市场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总体需求也高于全国水平。新疆和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基本都大于1，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新疆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也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新疆对大学生的需求缺口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十来年，新疆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是劳动力人口，但是，就业人口数量却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速度（如图1）。从而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在供求总量上是一个供过于求、存在一定就业压力的市场。
由此可见，新疆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存在压力，但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2.新疆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变化的关联分析
为了反映出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笔者选取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业人员数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一段时间内的从业人员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而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是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反映。
表2显示的是新疆自2002年以来的相关数据统计。通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关联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数）的相关系数为0.964，统计结果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劳动力市场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在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扩张，新疆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适应。
3.未来新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预测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才的关系时，不约而同地都借鉴采用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武汉化工学院杜昭明教授提出的含独立人才因子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新疆人才资源需求状况进行短期、中期预测。为研究经济增长与人才需求的关系，预测人才需求，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改造，增加一个变量R为投入人才量，将上式改造为：模型中L为投入劳动量，为产出量；为技术进步水平；L为投入劳动量；K为资金投入量；参数和称为弹性系数，为Y对L的弹性系数，又称劳动投入弹性系数，为Y对K的弹性系数，又称资本投入弹性系数。表4给出了1991-2009年新疆经济发展及从业人员状况的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v-Fuller）检验法，利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Eviews5.0对上述变量LNY、LNR、LNK的进行检验，存在因果关系，即LNY是LNR变化的Granger原因，LNK是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
利用样本数据结合SAS软件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化函数线性化方程Y=ALαKβARγeμ做OLS参数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1nYt-lnYt-1=0.28696（1nRt-1nRt-11）+0.27369（1nKt-1nKt-1）
2t=3.61，VIF=2.69843，R=0.939，F=100.03，DW=2.03，IOA=0.108
可以看出，变量的显著性和方程的显著性极高，拟合优度也很好。方差膨胀因子Vlf=2.69843
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转换，得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为：
R=EXP（1nRt-1+（1nYt-1nYt-1）-0.27369（1nKt-1nKt-1）/0.28696）
运用上述系列模型对新疆2005-201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总量进行预测（如表5）。据预测结果2005年和2010年新疆人才需求量分别为137.9万人、186.7万人，与2005年及2010年新疆从业人员人员中大中专以上学历人数126.66万人、176.48万人基本吻合，说明该预测模型具有较高准确率。据预测，到2015年人才需求达247.1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0.1%，比2010年人才需求要增加60.4万，年均增长6.4%。以上预测结果的分析表明。为确保新疆经济快速增长，首先要扩大新疆人才数量，形成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合理人才比例，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则更加明显，就不能过于片面的追求人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人才质量的提高，这样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
二、现阶段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失衡分析
近年来，虽然新疆的GDP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总量一直表现疲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总量失衡进一步加剧。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完善。造成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差
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并未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真正形成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面向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面向社会多渠道多元化筹措经费的新格局，进而使高等教育形成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的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需要的，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和提供各种方式服务的开放性体制。政府主导的办学主体在新疆高等教育中占极大比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了高等学校办学缺少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和学校特色，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错位，相互失衡。虽然从长远来看，新疆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但在短期内却形成了区域的“教育过度”。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无法应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还加重了就业的负担。
2.劳动力市场转型期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变化滞后，相互失衡
新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失衡体现在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不同处境，因为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的“教育过剩”问题，有的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需求旺盛；而有的学科和专业毕业生则供过于求，出现过剩状况。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存在较大偏差。
在“十一五”期间，新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二、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对新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新疆高等学校对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给却很有限，造成部分专业人才的紧缺。
此外，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据新疆教育相关部门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新疆高校专科毕业生总体上不到一半的就业率，专科、高职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本科生就业率低于70%，本、专科层次的人才出现“就业困难”状况。
3.新疆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
高等教育地域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高等院校多集中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如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有普通高校高等学校16所，拥有学生124467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造成经济发达、人才密集的地方接受毕业生多，出现高层次人才局部过剩，而经济不发达，人才稀缺的地区接受毕业生越少，出现人才严重短缺。地区性人才失衡的形成，从深层的原因讲，固然是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但它与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以及高等教育信息不通畅也有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与建议
1.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劳动力市场所处的水平，通常是由产业结构的水平和生产技术的水平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一方面新增劳动力主要涌向第三产业，另一方面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释放出来，逐步转移到高层次的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教育以其层次和类型实现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功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结构。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此外，高校分工不明、定位不清的现象依然严重。新疆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应当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近年来新疆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但是其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状况令人忧虑，培养出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较弱。因此，在探索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现有的多种高等教育形式进行改革完善，促使其找准在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定位，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2.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卖方向买方的转变
在中国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条件下，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供给压力的加大及人力资源闲置，即所谓的“教育不足”和“教育过剩”。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教育过剩”问题，如某些学科、某些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少，就业很不理想，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市场正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买方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需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而高等学校则只有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产品，才会赢得劳动力市场的青睐。为了培养新时期新疆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各高校应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动，准确地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对专业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整，以培养出适销对路、宽口径、厚基础量强、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资源充实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加大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力度，实现新的发展。应大力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应用型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落后于新疆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特色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新疆高等院校应立足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色，合理调整和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积极开设面向地方经济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输送各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一、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作用
（一）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奠定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率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可以说就业率的高低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一般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多，其中需受职业教育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加了。社会能否给受职业教育者提供就业机会，是职业教育能否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既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条件，又对职业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性的社会动力。由于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更新、就业者素质要求的提高，将促使人们主动地接受职业教育，这样就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生源与时间。只有在现代生产水平下，才有要求又有可能使每个人能在人生的一段时间内接受教育。
（二）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保障
无论是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还是职业教育发展速度的加快，都必须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这些投入来自自身的办学收费和其他收入，或来自政府的财政拨付，甚或来自企业的投资和社会的捐赠，这些无一不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有关。因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财政状况的好坏，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明显多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好，社会对职业教育投入不够或无力投入时，就必然会导致师资来源困难、设备紧缺等现象，从而影响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而教学质量的下降，培养的劳动力素质的下降，势必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三）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要求
教育作为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工具，必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更是明显突出。职业教育应紧密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要求建立与之适应的层次结构，满足生产管理第一线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社会生产力系统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层次、多种规格、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对职业教育提出要求。三大产业结构在劳动力人数上的比例关系是就业结构的基本比例之一，其比例关系和发展趋势对职业教育培养专业和层次的比例关系和发展趋势具有引导和参照作用。职业教育培养劳动力有较长的周期，这一周期产生了职业教育的滞后现象，要求在确定职业教育在各产业中的配置时，对未来数年内劳动力的需求进行预测。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受社会生产的分工状况和社会职业结构制约，由于社会生产的分工状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也需要不断调整。
（四）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改善体制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职业教育要打破国家包揽办学的体制，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改变了职业教育原先的运作方式。职业学校招生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步增多，计划外招生的比例也有所增加。毕业生就业几乎已没有指令性计划，由劳动力市场配置，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择优录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这一根本性变革，带动了职业教育的全面改革。同时，财政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职业教育是实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需要一支懂生产、能使用现代生产工具、运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技术人员队伍。若没有这样的队伍，即使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也不可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现代化的管理也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而要形成这样一支队伍，职业教育是必需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活动的长期实践，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力，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越高，劳动的技能和方法越熟练，他创造的财富就可能越多。但劳动者的素质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训练才能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劳动活动日益复杂化、知识化，要求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了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二）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益的重要方法
职业教育，尤其是适当的职业指导，能将不同能力倾向、兴趣、爱好的人导向相应的职业岗位，使个性特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从而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由于现代社会的职业结构越来越复杂，劳动力配置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个体来说，了解职业情况及就业要求，成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个人在职业方面的兴趣、爱好，以及职业的要求都是发展变化的，如何根据个体在职业方面心理发展的规律，有效地施加影响，合理地将个人导向他们合适的岗位，构成了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用人单位来说，需要各种各样能胜任工作而又与职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劳动者。如果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不能很好结合，很可能引起个体在工作岗位上不安心工作，降低工作效率，引发劳动力的非必要再次流动、再次培训和职业角色的重新塑造，这样会降低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的调整以及在职培训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三）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措施
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劳动力的专业素质、发展劳动力的智能、塑造其思想品德、人格，传授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生产由简单劳动密集型向复杂劳动密集型即技术密集型转变，实现职业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职业技术教育依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传授系统的技术知识，训练科学的生产技能，循序渐进地开发个体在职业方面的潜力，从而使个体获得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自我学习的能力，促进个体在职业岗位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职业教育与生产的关系紧密，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发展其智能，使劳动者提高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能力，并能使劳动力有更多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创新。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劳动力的安全意识、设备保养和维修能力来减少生产事故，降低生产工具和设备的损坏率。积极进取的劳动态度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职业教育塑造劳动者的政治观念、职业道德、专业思想，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从而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四）职业教育是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化生产和经济条件下，加强经济管理和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组织既可以通过专业理论学习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已有的经济管理者的素质，提高其管理水平，又可以为企业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者队伍提供人员。经济组织中是否能进行现代化的管理，管理的有效程度大小，又都是与劳动力的素质有关的。职业教育通过塑造劳动者的现代人格，实现劳动力的现代化，从而使劳动力能认同组织文化，能与现代管理要求相一致，积极配合管理施行，提高现代管理的效能。经济管理者的来源一是从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人员中提拔，这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通过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学校直接培养。职业教育还可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职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作用。在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特别是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
职业教育要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自身发展必须适度。其规模要与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要与经济发展的承担能力相符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强职业教育规划与预测工作，提高职业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要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实现对职业教育规模的调节。
三、正确处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提高认识是正确处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前提
解放思想，从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政府作为政策、法规和战略的导向者、设计师，应该加强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和对社会民众的宣传，加强对职业教育相关法规的立法工作，引导社会和个人转变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现实生产力的理念，真正把职业教育的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克服那种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从各个方面给予职业教育应有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职业教育办学机构要端正办学方向，提高职业教育的市场意识。职业教育就是职业第一的教育，如果按照普通教育的理念来发展职业教育，就会扼杀职业教育的生命。职业教育的特色是市场性、多样性、实践性和生产岗位对应性的统一。按照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要求，我们所期待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职业教育。为达此目标，学校必须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强化自己的市场意识。
（二）深化改革是正确处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点
首先是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扩大职业学校办学的自，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要强化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职责，尤其要强化市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筹管理，加强职业教育在布局结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应，改革职业院校的学制和办学模式，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统筹、协调与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企业和社会力量办学，形成以地方政府为主、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加强地方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促进。
同时要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作为学校和其他办学单位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创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培养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以充分就业为引导，健全职业教育的政策体系。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积极发展面向现代工业和新型服务业的专业，拓宽专业服务范围，增强适应性。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广泛吸引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人员到职业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同时还要重视在职教师的培训与进修，积极开展以骨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在教材建设上，要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材。加强实习实验基地建设，改善实践教学的条件。要加强同企业的联合，走校企合作的培养途径，使企业成为学生实习就业场所，学校成为企业职工的培训基地，实行订单培训，互惠互利。
（三）完善体系是正确处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在满足广大群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同时，从合理配置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加强其内部各层级的相互衔接、协调发展，加强其外部与普通教育的双向沟通，使来自不同源流的人们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选择不同层次和形式多样的职业教育培训，实现各类人才培养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高等职业学校要重新定位，转向以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主，并做好与中等职业学校衔接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改革，使高职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适应中等职教重心转移的趋势，有力拉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而提高职业教育的整体效益；中等职业教育应紧密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结构的改变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扩大招生范围，城市职业学校也应面向转移农民开展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要在全面提高学生基本职业素质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为他们适应未来的工作变换和继续升学奠定基础，对于转移农民，还要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意识、行为规范教育，促进转移农民顺利完成“市民化”转变。
加快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积极鼓励和吸引民营资本设立非营利性的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支持开办各类营利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充分发挥民办职业教育贴近市场、机制灵活和运行高效的特点，促进职业教育观念、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明.二战后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及其现实意义[J].石油教育，2007,（6）40-42.
[2]刘文君.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J].教育与经济，2007,（2）6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