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最原始也是最普通的长期生活作息习惯下所形成的一种惯性化的内容，其并非是官方文化或是正式意义上的风俗内容，其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符合人们生活中的各类需求，是一种民间色彩的风俗内容。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他们孕育和滋养了我们，像血液一样养育着一方人民，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内在与外在、伦理与信仰、礼仪与交流的集中反映和写照，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最能体现民族归属感。因此，民俗文化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其体现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等诸多方面，对于民俗文化艺术价值的探讨无疑让我们对于民俗文化的理解以及其背后的价值有更加充分的认知和了解。
一、艺术文化价值
民俗文化本身体现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现的是人们的信仰价值和伦理道德，是一种区域文化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人们普遍认可的文化内容。民俗文化其文化价值主要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文化之本
形式不同、内容各异、种类繁多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本，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他们由于不同的地貌环境、生活作息和资源要素等等影响，使得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也有巨大的差异性。由此，形成了各自的民俗文化，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旧州的绣球节、台州的风筝节等等，这些都是当地民族文化之本，展现了民间发展过程中人们行为与思想的变迁，并由此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存在范式、审美追求、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
（二）现代文化之源
传统的民俗文化，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成为现代文化之源。在现今全球化发展大潮之下，人们逐渐发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民族文化的根本与基础便是民俗文化，其是本土文化的根源所在，所有的现代文化变迁都离不开这一个根源，万千变化不离其中，都是由最初的民俗文化所孕育而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延续的深刻规律，正如美国文化、日本文化的茁壮发展，其都离不开本土民俗文化的滋养。由此可见，现代文化的发展其必然是经由民俗文化变化与延伸而来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伦理道德观念与民俗文化碰撞而来的火花。因此，在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重视、继承并发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因素。
（三）形成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对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又与之不同。文化认同感是在人们长期生活与发展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价值的统一性。最典型的就是地方曲艺，我国南北人们之所以对于彼此的曲艺难以接受或是难以形成认同感，就在于其本身无法充分反映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我们自身的生活作息以及语言有一定差异性。文化认同本身是民俗文化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人们共同点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只有在统一的民俗文化下，才可能真正形成良好的文化认同，同时，民俗文化最容易使聚居于一定区域的人们形成一种对于文化的认同感。
二、艺术经济价值
目前，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并受到极大重视，文化遗产经济学的出现就印证了这一点，特别是在现代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当下，人们除了对于自然山会的开发之外，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其是未来旅游发展的大势所趋。相对于有形的旅游资源与经济价值而言，民俗文化其本身的内生价值以及无形价值跟高，而且具有更高的挖掘潜力。
（一）民俗文化可以产业化
民俗文化的资源效益，最先为旅游业所看重并利用，并由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最典型的就是旧州的绣球文化，广西整体的绣球产业在各个区域其绣球生产方式以及内容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可以借助于这些文化以及内容的差异性，形成区域化的生产方式，利用各自的文化优势和内容创新，从而避免了同质化的现象以及恶性竞争的状态，从而更好实现以及提升了整体产业发展。同时，在绣球文化的带动之下，旧州地区利用“公司+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了绣球产业文化公司，专门负责对于公司、协会以及农户三方的协调与生产工作，从实际效果而言，提升了区域品牌内涵以及知名度，同时整合了资源提高了生产效率。由此无疑能够借助于民俗文化本身的传播，让人们更加充分的认识到现代民间艺术，从而提升民间艺术的传播性。
（二）文化资源日益资本化
当一种资源能够保持并能增殖其价值的时候，便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对于现有的民俗产业发展而言，充分利用自身地域特色和传统绣球文化的差异性，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模式，由此才能够保证良好的销售利润和市场认知度。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该只是一种单一的产品或是产业的发展与生产模式，在资本的计入之后，当代民俗文化本身的价值会被进一步的体现。近年来，不少地区站在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高度，挖掘和发挥民俗文化作为无形资本的经济、社会效应，整合利用文化的经济价值，使之成为一种能创造价值的价值。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其不再是单一性的，而是整体性的，许多区域在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了相应的产业链，以旧州绣球民俗文化发展为例，在资本的推动下，其建立了相应的产业链：
首先，可形成第一产业链，即绣球产业一旅游一带动经济发展。绣球文化产业应该走与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绣球文化产业，扩大绣球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可以适当地开发旧州这些丰富的文化民俗资源，开展旅游业。其次，可形成第二产业链，即绣球产业规模化一吸引劳动力一带动经济发展。扩大产业规模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有效吸纳各类人才投入建设中，另一方面间接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最后，可形成第三产业链，即产业链三：绣球文化一提升本地知名度一吸引投资一带动经济发展。将产品融入节日、庆典、歌圩等活动中。
三、艺术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其和谐价值观也正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民俗文化是人们彼此之间生活与交流的潜在纽带，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国家的团结和民族的认同感都具有积极地作用与意义。
（一）形成民族性格，塑造民族精神
文化对人们的性格的影响，一是调控人们行为的基本倾向、二是规范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基本观点。一个民族的性格本身可以直接在民俗文化中体现，在民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例如东北人的好爽以及南方人的细腻，这些无一不体现在传统民俗文化中。在民俗文化的发展工，包括文字应用、曲艺、风俗习惯等等有进一步让上述民族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为民族精神与民族和谐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和有益的启迪。这些曲艺以及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性格的展现，并进一步通过艺术风格的体现去实现人们对于传统艺术的认知以及了解和发扬光大。
（二）形成社会规则，维持社会秩序
民俗文化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一区域的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其本质是人们对于某一种生活方式、规则制度的认同。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而言，民俗文化就是一种潜在的规矩，其贯穿与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同时，也是人们长期所墨守的一种人情世故。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往往可以对于我们自身的行为产生良好的约束作用与效果，帮助我们形成区域性的核心发展，人们各自的诚信以及社会规则配合以法律规章制度，更好地保证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维护。在法律规章制度的基础之上，对于整体文化的培养以及熏陶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让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生根发芽，从而实现文化价值的源远流长。
党的十召开以来，伴随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全社会兴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①而中国的文化繁荣离不开优秀民俗文化的发展。中国几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无疑是一座琳琅满目的文化宝库和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因此，充分了解并掌握优秀民俗文化的当代功用，不仅有助于当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更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奠定了基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它独特的贡献。本文就民俗文化的当代功用作如下探讨，旨在为当代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俗文化传统，在新形势下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启示。
1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的、集体的创造，它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对本民族的人民实行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优秀的民俗文化涵养着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培养健康伦理道德、提升民众道德品质、增强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觉方面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国传统社会中所谓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的社会氛围，都离不开优秀民俗文化教育环境的熏陶。人们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也离不开优秀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发挥。目前，国内许多重点高校都开设了民俗学主修或选修课程。龙梦晴认为，民俗文化教育是连接素质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必需的环节，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使后辈感受到前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方式，有利于培养国人的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②优秀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不容忽视，充分发挥优秀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无论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还是依靠口头传承抑或是行为教导不断地积累、创造和继承，将优良的民俗文化传统精髓一代代地延承下去都是十分必要的。
2民俗文化的道德规范功能
民俗文化的道德规范功能，是指优良民俗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并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具有道德约束作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离不开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的规范，例如社会禁忌和法律法规等。民俗文化发轫于民间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也是最早产生并对社会成员具有广泛约束作用的一种行为规范。尽管民俗文化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不具有强制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道德控制。人们从吃穿住用行到人生的婚丧嫁娶、社会交往乃至精神信仰无不受到优秀民俗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民间信仰植根于中国乡土社会数千年，虽然其中有一些迷信成分，但它已成为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灵的寄托。在此过程中人们追求心灵的净化，这符合民众的信仰心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妈祖信俗、作为重振中华本土传统文化之根的孔子崇拜、作为民族国家统一象征的炎黄二帝祭典，已经成为典型的中华文化统一象征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好向善的信仰对民众健康心理的引领具有积极影响，能够不断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
3民俗文化的稳定功能
民俗文化的稳定功能是综合发挥优秀民俗文化的功用，使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统一协调，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并使形成强大群体向心力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而文化也要与时俱进，要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作出调整。在文化变迁中，民俗不断地吸收和消化新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扬长避短、去粗取精之后形成民俗习惯。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有效地防止了文化的断裂，维系着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集体归属感。人们从精神到行为上对所属团体的认同就体现在相同的民俗习惯上。我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尽管他们与祖国相隔万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坚持说中文、吃中餐、过中国传统节日。当前，炎、黄二帝帝陵已经成为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同胞来内地寻根谒祖的文化圣地。人们一般会选择在清明节举行炎、黄祭典，就是要向普通民众强调“缅怀先祖，慎终追远”的传统文化内涵，提升海峡两岸及香港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好向善的信仰对民众健康心理的引领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凝聚。
4民俗文化的调节功能
民俗文化的调节功能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民俗娱乐活动，使人们从繁忙的社会生活中解脱出来，身心都得到调剂和放松的功能。传承于民间的大部分民俗活动都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和宣泄的功能。在结束了一天繁忙的社会生活劳作之后，人们相聚在一起，或放松聊天，或载歌载舞，或品尝美食，在这种情况下，民俗活动的娱乐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扩展。如流传于中国民间的“牛郎织女”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故事，尽管各民族流传的版本大同小异，但都饱含着普通民众的美好祝愿，人们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恩格斯曾说：“民间故事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田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为馥郁的花园。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寒促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为美丽的公主。”③流传于我国云南等地少数民族傣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四川梁山彝族的“火把节”等民族传统节日盛会都是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体现，是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文化传承。
5民俗文化的认同功能
民俗文化的出现表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人们都会对自己所属的族群有一种特别的认同感，这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上联系的缘故，更有对所属族群文化上认同的依附性。因此，民俗文化的认同功能是一种具有文化归属与依附意义的民俗形式与价值认同，是一种心理的皈依，是一种对于共同文化的完全归顺。民俗文化的这种认同首先表现在对自身族群存在的认同功能。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认同，其前提是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在血缘联系和文化获得上，都深深地烙下了本族群文化的印迹。优秀民俗文化凝结着个体的生命归属感，这也是民俗文化对所属族群的认同形式之一。其次，优秀民俗文化对地域和空间有一种认同功能。生活在相近或相同地区的人们，其生活和生产方式是最为相近的，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他们形成了稳定的特殊的地域情结。这种情结，不仅使民俗文化产生认同，而且能使其本身更趋相同或相近。第三，民俗文化的认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它更注重重复进行的生活方式的相同性。这种相同性，使族群的概念有时甚至可以缩小到只有一个家族或自然村落。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而这些民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社会和生产过程中，继承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也就形成这一民族特有的文化。人们创造了自己的风俗，也就非常忠实地遵循这些民俗，并使得民俗成为家族和社会的行为规范。
6民俗文化的记录功能
由于民俗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传承方式，它与上层典籍文化在记录保存形式上有本质区别，而优秀民俗文化本身的记录功能便不被人重视，甚至被忽略。上层文化利用文字记载将其精华保存在典籍之中，而民俗文化则经常被忽视，因此，大部分的民俗文化只存在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或口头语言之中，随着个体的死亡和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当然，这并不等于民俗文化没有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只是民俗文化总是采取一种非文字的特殊的记录方式，一种用口头语言和人们行为语言再现的方式进行，人们只能用文化体验的方式去感觉这种文化的被记录和传承。这个过程我们称为传承，而关于它的结果，我们则称为记录。家族长辈通过口耳相传或行为教导，将这种记录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考古发现证明，距今有两万年历史的北京山顶洞人，就有挂项链类饰物的习惯，而今天我们的大部分女性，依然有佩戴项链类饰物的习惯，只是现代的饰物在材料和工艺制作方面更为先进，这就是传承记录的结果。优秀民俗文化的记录显然要比文字记录的经历更久，因此，更为客观真实的内容也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俗文化的记录传承相比文字的记录不仅更悠久，而且更真实。生活或生存都是真实的，而民俗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或生存方式。本文所总结的优秀民俗文化的功能只是民俗最主要的而非全部的功能。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好形势。在当前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不断发掘优秀民俗文化的当代功能，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提升本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促进民族自立自强，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
②龙梦晴.民俗文化教育发展论[J].湖南师范大学教学科学学报,2012(6):79-81.
③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A]//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01.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2]张士闪.中国民俗发展报告201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7.
[3]马琳.试论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功能[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128-129.
一、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
1.引导思想行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民俗源于俗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俗民习得、传承和累积文化成果的重要方式，因而也是社会群体建构组织认同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最先通过民俗的新旧流变呈现出来，民俗文化集中反映了俗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民俗一经形成、扩散和接受，便成为规范俗民思想行为的一种基本力量。一些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文化将个体引导到合规范的德目和仪轨上来，一些陈规陋习因其传统的惰性而成为移风易俗、除旧革新的对象。2.规范个体行动。民俗形成于俗民的日常生活，在世代承继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和许多程式化的规矩。这些规矩往往作为通行的规则支配着俗民的社会行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指出，道德法律、社会舆论、社会暗示、、个人理想、人生礼仪、文化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日常生活中，习俗规则和习俗惯制以隐喻、规约、惩戒、诉讼的方式对俗民的思想行为实施防范、监督和评判。任何俗民越轨、违规、失范、破俗的行为都将受到群体的制裁和惩罚，付出相应的社会代价。3.塑造社会人格。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文化风貌和思维方式，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从“习惯”到“风俗”、从“仪式”到“德范”的社会化过程。“采风俗，定制作。”社会生活中，民俗文化以其鲜明的服务性、规范性在人类的经验和信仰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经过社会风尚和组织习俗的感染、模仿和遵从，人们习以为常地遵从着习俗惯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态度，塑造出健康、健全的社会人格。
二、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
1.建构意识形态。“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是社会意识诸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母体”，世界观、生活观、是非曲直、权利与道德起初都孕生在民俗之中。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正是民俗整合的结果。民俗文化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建构主流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密切相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民俗是权力结构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民俗表达了不同场域中社会行动者的处境和利益，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意志。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社会整体发现、接受和传播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生活的过程。[3]我国近现代以来民俗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反复确证了民俗的社会价值。“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发挥了民俗文化在思想启蒙与社会解放当中的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传统年画转换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满足了党的政治宣传和大众日常生活的双重需要。改革开放时期，党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看待民族文化，发挥了一些重大的民间礼仪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积极作用。2.优化社会环境。人的生活包括由习俗惯例、血缘关系、生存本能、天然情感等调节的日常生活，以及由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所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个人首先要按照一定社群的习惯系统所提供的节奏、秩序和规则融入日常生活，才能从事社会生产，融入社会生活。民俗活动通过娱乐、宣泄、补偿、熏陶等方式调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本能，以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为纽带发挥着内化社会规范、协调社会利益、发展社会关系的功能。优秀的民俗文化有利于创造社会风尚，减少社会摩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优秀的民俗文化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可以通过民俗旅游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4]优秀民俗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资本化运作，在优化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形成和创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载体和渠道。3.增进文化认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大众的、民间的、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非主流文化，反映了俗民的社会认知，提供了理解国家与民众的需要及其权利的重要方式，构成了主流文化、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交互发展的基础。民俗事项、民俗物象、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歌谣史诗等民俗文化资源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文化传承增强了俗民的文化感受能力和群体凝聚力。这种以习俗为纽带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力量，创设了“融洽与契合、团结和秩序”的文化氛围，加大了社会群体组合的强度和广度。随着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们拥有了文化自觉，在民俗文化传承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认同。
三、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
1.深刻领会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实践意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关涉的现实生活作为教育介体，通过诠释人们的生活世界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趋势和要求。精神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胡塞尔指出，人类的精神现象包括高度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直观的生活。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是从人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一味地将科学世界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将使人遗忘或质疑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是“欲望与需要、严肃与轻浮、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的接合点和冲突点”。引导日常生活的主体同自身的类本质建立起自觉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人道化的核心。[5（]P183）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教育实践活动，是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类的发展自觉”的“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有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教育契机，建构教育内容，凝练教育智慧，才能描绘出日常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引导受教育者“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2.准确把握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在关联。民俗是生活的海洋，“社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是民俗文化形成的基础。民俗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需要，本质上是俗民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达成的某种文化共识。民俗文化凝结着俗民的社会态度、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反映出俗民的道德认知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构成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公共场域。民俗中的俗民并不专指底层民众，而是指共享着某一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的任何群体。民俗文化的传承流变、民俗主体的分化发展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社会群体的认知冲突与社会结构的内在紧张。民俗事项、民俗符号和民俗象征物的产生促进了民俗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形成了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在关联，就是要通过开发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受教育者在“辩风正俗”的过程中提高自身观察、体验与创造社会生活的思想行为能力。3.充分认识民俗文化“日用而不知”的资源特性。民俗文化包括口头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游艺民俗、人生礼仪、民间科学技术、岁时节日民俗、信仰民俗、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等丰富的形态和内容。然而，正如美国的民俗学家邓迪斯认为，民俗书写着人类的象征性自传，展现为一种“自内而外的社会观”。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寻找“意义的程式”，将民俗生活的无意识表征转化为民众有意识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在生活里的，不坐正堂的文化”，却又有着“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特性。英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指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开发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是要洞悉民俗文化传承所具有的政治寓意和思想内涵，在民俗教育、民俗体验、民俗传承、民俗采风、民俗调查等活动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4.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民俗文化自觉。把握民俗文化传承“日用而不知”的鲜明特性，开发和实现我国优秀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必须了解和掌握民俗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者传承优秀民俗文化的自觉意识。正如邓迪斯指出的，民俗学对于“促进种族自豪，发现世界观和价值的本土认知种类和模式，是一个先于其时代的学科”，只有不断增进优秀民俗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形成对我国民俗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才能够自觉地走进社会日常生活的深处去发现、体验和传播民俗，运用田野调查、民俗志等民俗学的原理与方法创造性地转换并实现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作者:孙朝晖 单位:宿迁学院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2－0136－04
一、民俗文化的概念及其价值
民俗文化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是在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和社区集体的人群意愿的过程中，通过人作为主要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包含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民族心理素质和心理积淀、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文化风貌、文字符号、语言、民居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内容，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是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习惯方式，体现着本民族某种独特的心理结构，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独特的精神面貌和气质。民俗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教育价值。民俗文化“是民众经验的宝库，是民众思考的渊源，而且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教育作用。“歌谣”可以滋养民众的心灵，使他们对人生、事物产生兴趣。“传说”不但能够给予人们知识，而且还能注入一种道德教训。其他，像民间趣事、谜语等，也大都具有智慧的或伦理的启发作用。民俗文化中的制陶、纺织、彩绘、编织、娱乐、竞技、传说、仪式等，对民众有着重要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教育价值。第二，社会价值。民俗文化在民众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体现了民族的主体精神，是民族凝集力生成的源泉。它还是“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的依据和途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第三，文化价值。民俗文化是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源，没有民俗文化，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第四，研究价值。民俗文化体现了内在的文化意识和外在的人类生活方式，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转和变迁。因此，一部民俗文化史，不仅反映着民俗文化的嬗递更替，也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研究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史，也是在研究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史。
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要适应由他所在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日起，他生活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成大人并参加到这种文化活动中来时，其文化的习俗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任何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其生活其中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自人类产生起就是人类教育的内容，就是课程的天然素材，是儿童成人之根、之源。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积淀了深厚的民俗文化，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各族人民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也是各民族存在的理由和象征。儿童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好比鱼之于水，儿童生命和生活的整体性与民俗文化的整体性是一致的，儿童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此，它是一种本土化的课程，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对儿童生命和生活的整体性、丰富性的坚守，是对知识境遇性、多样性的保持，也是对教育生活化的追求。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儿童发展价值
价值是推动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以儿童生活世界里文化背景的姿态展现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建构必然要求我们要对其价值进行阐释。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相互联系、适应、依存、影响及作用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包括环境价值和个体价值。个体价值是指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对儿童及其相关人员所具有的价值，儿童发展价值是个体价值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1.明确文化归属，促进文化认同
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问题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鲁恂・W.派伊首先提出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概念。阿尔蒙德认为“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任何民族，只要生活在国家特定的政治生活框架之中，其民族的文化就定然要与这种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民族文化的认同必然就互相浸染了国家认同的成分，而共同的文化归属，使得不同的族群或群体能够相互认同，也使得各民族能够相嵌合，从而构成国家共同体。可以说，认同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
认同(identity)一词来自哲学范畴，指两事物相同，即“A＝B”的同一律公式。《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记载，认同是指“变化中的同态或同一的问题”。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性体验，在情感和心理上接受本民族的文化，认可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形式，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最深层的基础。
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确立和维持文化认同或族群性的条件紧紧地捆系在个人认同建构的方式上”，认同分为种族、西方的(现代的)族群性、传统的族群性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四种形式。种族(属)的文化认同是内在于个人且铭刻于身体和血液之中的，是由身体遗传携带的，是先赋的，这类文化认同是最强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其他三种则是外在于个人身体的认同，是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清晰可辨的、行为层次上的认同，因而是较弱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其中生活方式(生活风格)认同是最弱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它没有传统的基础。传统的族群性认同是建立在成员关系基础上的认同，成员关系是通过某种实践活动来界定的，这种活动包括与遗传有关的实践活动，但由于成员的流动有可能使得成员关系发生变化，这种族群也会相应的有所调整，如对社区新迁入的成员的吸纳等。因此，传统的族群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聚集(congregation)。西方的(现代的)族群性则是集中在个体身体上的，这类文化认同是非制度性的。
人们生活在民俗文化中，在不断习惯和协调中相互熟悉，从而产生了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和依恋。如苗族的独木龙舟竞赛就具有维系苗族群体内部文化认同的功能。我国各民族都有过年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这既是人们乞求团圆心理的反映，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形式。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可谓渊源流长，从各个民族的出生神话来看，如浑沌之境、祖先(某神)造人、葫芦出生神话、洪水后再生
神话、射日英雄神话等，它们在内容上十分相近，这些神话都反映了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其雷同性让人震惊。荣格指出：某些神话意象的反复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文明民族及野蛮部落之中，它们往往具有结构学上的类似。因为，在这反复出现的、超个人的原始意象背后，必然有着它们赖以产生的共同心理土壤，并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普遍一致的深层无意识的心理结构。由此可推测，我国各民族可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背景，或者有共同的文化源头，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
实现文化认同教育最重要的路向是“中和位育”，“中”是指“无过不及，不偏不倚”，“和”是指在共处的过程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特色，“位”是指明白自己的位置，清楚事物间的关系，“育”是指进步和发展。“中和位育”绝不是简单的顺应和屈从，而是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积极、主动的吸纳。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每种文化都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以自养的。但它应该在交流中施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它很快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民俗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集民族性与地域性于一体的文化，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个性的文化，民俗文化中许多风尚习俗的表现，其维护的都是价值的连续性，积淀了各民族的文化观念，具有最容易使人产生文化认同感及群体归属感的功能。
2.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是“认同”概念在民族研究领域内的衍生。Carla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对所属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自身民族身份的承认，就群体而言，民族认同应包括群体认识、态度、行为及归属感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民族认同是各个社会成员对本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民族认同可分为族群内部认同、族群间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认同。民族认同包括基础要素和一般要素，基础要素主要指民族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一般要素主要指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而且，家庭、亲属和宗族等方面的认同也会影响到民族认同。任何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必须奠基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民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中轴的作用。正如钟敬文所说：“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的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捆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联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华裔也团结在一起。”民俗文化是符合儿童发展特点并能够为儿童所接受的文化形式，它同时带有强烈的民族性，是培养儿童最初步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合适方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3.培养文化包容意识，发展多样性思维能力
意识(Consciousness／awareness)是梵文Manovij anas的意译，意指精神心理活动的某个阶段或某种形式。《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统称“前五识”，相当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意”指第六意识，即心智思维。天台宗智认为，意识“能知”一切现象。玄奘也把意识作为第六识，但因意识之上还有第七末那识及第八阿赖耶识，故意识的内涵则相当于知觉、印象及部分思维活动。他认为，意识能掌握“一切法”，又名之为“法识”或“法尘”。恩格斯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的、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它通过判断及推理等思维活动，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指导自身的行动。
包容是指对待事物能以体己之心去接纳，做到以宽容之心待人、待物等。因此，文化包容意识是指在对待其他文化时，秉持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原则所产生的一种接纳、宽容的心理倾向和思维活动。文化包容意识是文化包容能力形成的基础条件，也是各族、各国间文化认同的基础。
我国的民俗文化在各族分分合合之中通过频繁接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不断得到发展，虽各具特色，但能相互学习和吸收。如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织锦，从而改革了汉族的织锦技艺，使汉族创造了辉煌的织锦文化；侗族人民的鼓楼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借鉴了汉族的楼、塔式的建筑风格，并创造了不朽的世界建筑艺术珍品；壮族的织锦机也是通过向汉族学习后，改良了其构造，大大节约了人力，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侗族、苗族独特的酿酸技术，也为很多民族所习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饮食文化；等等。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在借鉴其他民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既相互迁移，也有所创新，使得民俗文化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在频繁的互相学习、借鉴中，也使得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我国的民俗文化正是在相互交流、碰撞、交融中获得了发展和前进的动力，这也是对我国民俗文化多元性的真实写照。
4.体验生活乐趣，感受生命的意义
审美和娱乐可以说是民俗文化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我国的各民族人民都极好歌舞，他们以歌传情、以歌记事、以歌娱性、以歌育人、以歌为礼、以歌祭祀等，一切活动都少不了歌舞。如侗族有“饭养身，歌养心”的谚语，并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歌舞，如月也、芦笙舞等，并自制了多种乐器：芦笙、胡琴、琵琶、牛腿琴、萧、笛等；京族有进酒舞、进香舞、灯舞等，哈尼族还有哈节唱哈歌的习俗；朝鲜族有巫舞、扇舞、剑舞、长鼓舞等；仡佬族有高台戏、板凳戏等；土家族有单摆手舞、双摆手舞、回旋摆手舞、多人摆手歌、盘歌等。各族人民还创造了精美的服饰装饰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艺术和饮食习俗等。通过民俗文化与各民族进行对话，理解他们对美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的诠释，将是一场心灵的震憾和洗礼。
恩格斯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民俗文化与人们对生命的乐观执著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生命的乐观，人类将无法从远古恶劣的生存状态、苦难深重的发展史中一步步走到今天，也正是因为人们有了对超越生死的“永恒”性追求――即对生命意义执著追求的信念，才跨越了时空的阻碍，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国劳动人民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便与苦难是分不开的，刚脱离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便沦为了没有自由的奴隶，更在几千年的封建进程中饱受战争和流离失所的磨难。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执著、乐观的追求，很难想象人们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能积淀下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民俗文化中为追求生命的真、善、美而创造的各种仪式、祭祀、娱乐、审美活动等，构成一个追求人生意义的文化世界，使得各民族人民一代代不断地追寻本真、自我和自由。人们在生命活动中不断延续着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为生命的诞生而狂
喜，举行虔诚的感恩活动；为求学及消除疾病而举行问神活动；为成年举行隆重的成年礼仪式；婚礼上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老人寿庆有最尊敬的祝福；为死亡举行隆重的葬礼；为再生创造轮回转世神话和再生神界等。
5.寓教于乐，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我国各族人民都极为重视儿童教育，并在生活中总结出了丰富的育儿知识，并使其代代传承。
儿童的健康发育是每位父母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和愿望。各民族都有爱幼抚幼的习俗，体现在饮食、衣着、抚养方法等方面。如抗战时期，费孝通被疏散在乡下，他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常啼哭不定，又找不到医生，于是就去请教了房东老太太，房东一听孩子的哭声就知道是牙根上面长了“假牙”，其实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会发痛，不吃又饿，因此哭泣。房东令费孝通找来咸菜和蓝青布，用其给孩子擦嘴，果然一两天就好了，这些都是长期总结下来的育儿经验。此外，各民族的妇女还自制棉布，给儿童缝制各种装束，并在上面绣上吉祥物，保佑儿童健康平安，还通过“打三朝”的习俗庆贺降生，给儿童提供充足的时间来游玩，成人与儿童一起在玩耍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游戏项目。再者，各族人民都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因而会科学饮食。如傣族人民多是现舂现吃，一般不会吃隔夜米；傣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因常常吃糯食，不易消化，所以会常常吃酸菜来促进消化，做到饮食的合理搭配；等等。
维果茨基说：“文化创造了特殊的行为方式，文化改变着心理机能活动的形式，文化在人的行为发展系统上添加着新的层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人改变着自身行为的方式与方法，改变着自然的素质与机能，创造了新的行为方式及特有的文化形式。”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文化也是促进人心理发展的核心力量。钟敬文说：“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节。”人的发展既有理性的需求，也有非理性的需求，而民俗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娱乐因子，如唱歌、跳舞、竞技、游戏、杂艺等，人们通过这些娱乐活动，既消除了一天的疲劳，还获得了舒畅，驱逐了阴影，使心灵得到了慰藉。
6.亲善和睦，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萨姆纳指出，“人类的真实活动过程不是来自任何伟大哲学或伦理的推理过程，而是一个在既存的条件下努力好好生活的过程，这些努力不断地被重复着，从习惯和协力行动中吸取着活力”。钟敬文先生说：“一则神话，可以坚固整个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民俗文化作为儿童成长的文化背景，是联结儿童与社会的桥梁。民俗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道德、礼仪等方面的内容，如民歌民谣、俗话谚语等，这些话语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说理透彻，有着良好的育人效果。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布朗族、朝鲜族、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了好的饭菜，要请老人先吃；侗族缝补衣裳要先给老人做，村子里有了红白喜事要请老人上坐，路上遇到老人担东西要帮忙等；维吾尔族、侗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彝族等要恭敬地给老人让路；水族、瑶族、基诺族、壮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布依族、毛南族、苗族、景颇族、傣族、黎族等也有相似的美德。另外，各少数民族都没有打孩子的习俗，侗族不仅不打小孩，还认为男女平等，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第二，团结互助，热心公益。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其生活依然艰苦，更多的时候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单个家庭无法克服的困难。多数少数民族都能做到一家有难，全寨支援。另外，当村寨有了一些需要共同完成的事务时，如修建村寨的公共建筑、水渠、道路等，总能一呼百应。
第三，好礼好客。景颇族人极为热情好客，他们无论是串门，还是走亲戚，手里都会提一个“送礼篮”，拿酒肉与亲朋好友一起享用，还有留客人“吃白饭”的习俗。铜仁一带的侗族也很好礼，一般借了别人的农具、家具用过之后，会在归还时顺便送一点东西作为答谢。如果遇到外乡人来村寨，还会邀请其到家作客。这些保留在社区、家庭的良好行为习惯，为儿童的社会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①它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共同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及生产劳作规律的外化反应，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认同及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民俗主题公园正是民俗连续体传衍至当代加入的新元素。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民俗文化村建成开放至今，民俗主题公园已有30余载的发展历程，它已成为改善民众旅游体验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经济客体。然而民俗文化千百年的传承所积淀的深厚底蕴，绝非民俗主题公园如此短暂历程所能深刻展现出来的。受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强弱；投资者利益导向；大众低位的审美观等因素影响，民俗主题公园正以民俗元素的病态嵌入方式构筑着一个地区以民俗促经济的“宏伟蓝图”。
民俗元素在民俗主题公园应用中的常见问题：
一、 同质性元素的非均衡选择
“人们要求环境张力的紧张，是其在有序平庸生活中的自我激励与反抗。”②游客离开原生环境到民俗主题公园中感知体验正是受其特有地域文化原始张力的吸引。然而游客对某地民俗的了解多是通过对流行性、符号化的大众民俗元素既存联想经验获得。投资方为了迎合游客的“联想”，在民俗元素的选取上倾向于社会认知度高、易于商业化操作且视听感官刺激强烈的成分。使其被贴上隐性的“主流”与“非主流”的标签。
笔者在咸阳礼泉县袁家民俗村实地走访中对这种不均衡的选取方式深有感触。秦腔和弦板腔在2006年同被国务院批准列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等重要的艺术表演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在此境遇却天差地壤。由本村所属的袁家投资公司出资修建的人民剧团是集秦腔演员日常训练、生活食宿、专业演出于一体的独立秦腔文化空间。秦腔剧团有剧员几十人，袁家投资公司定期从咸阳、西安等地聘请秦腔表演艺术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指导，现已成为一支专业素养高且颇具影响力的秦腔剧团。随着影响的加大，周边县市乃至河南、甘肃等二、三级客源市场的演出订单纷至沓来，剧团可以获取可观的演出费用来维持剧员的生计及正常运作。而弦板腔在村中则呈现“失语”的状态，展演空间仅十数尺的简易、破旧的露天台架；区位条件差，远离游客视线焦点，不易被感知。据年逾七十的弦板腔演奏者描述：弦板腔原是一种皮影和戏曲共时性表演的戏曲形式，但受空间所限，皮影道具无法正常摆放，只好忍痛弃之。且由于经费不足，除三位古稀之年的老者外再无他人热衷于弦板腔“事业”。
这种脱节式的应用造成民俗的极化，正极的“主流”民俗事项因过渡商业操作将丧失更多民俗性，而负极的“非主流”民俗事项则错失文化再生产的二次发展机遇，以古董的姿态沉寂下去。民俗元素在民俗主题公园中共融共生、相互因应的整体架构被拆离。
二、 原生态复合元素的“单元式”移植表达
民俗主题公园多是异地、集中式的场所化形式，这就决定了民俗元素的选取是象征性强、感知度高的符号化、片段式。一处园区往往包含多个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如深圳民俗文化村仅20多万平方米就囊括了中华大地22个民族的民俗事项，真可谓咫尺千里，蔚为大观。然而民俗旅游的火热使得民俗主题公园形成恶性竞争：完整民俗片面化；多样族群文化程式化；神圣民俗活动娱乐化等扭曲、异化民俗文化的“伪民俗”充斥其中，误导着游客的审美观、价值观。如“泼水节本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节日当天清晨，傣族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挑上清水，先到佛寺浴佛，然后就开始互相泼水，互祝吉祥、健康、幸福，预示着一年的吉祥幸福。”③而在深圳民俗文化村只截取其最热闹的片段，游客在泼水广场尽情狂欢，深蕴其中的吉祥寓意、社会环境结构、文化底蕴却无人过问。
这种娱乐化的异变表达一方面误导了游客对异族文化的传统认知，造成对原生民俗文化的错误解读；另一方面割裂了民俗演员的族群认同，他们开始怀疑原生民俗在当今社会是否仍有价值，文化认同开始动摇，民俗的群众根基也就岌岌可危。这种受利益“唆使”的异变截取方式是一种武断的短视之举，不利于民俗主题公园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三、“布局贪大、点景贪多”导致园区民俗环境缺少韵致
“点景贪多，便少韵致。布局贪大，便少佳趣。”④我国古典园林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强调尊重客观规律，用自适其适的客观理性态度处理园林的基址选择、空间构架、平面布局以及山水、建筑、植物等造园要素的组合配置关系，运用虚实相衬、收放交替、抑扬合宜、因借互妙的艺术手法营造咫尺之地蕴千倾之境的园林意象。
反观当下，民俗主题公园尚大、重威之风盛行，民俗元素在空旷的背景下变成了相互割裂、独立的孤品，已不是民众共同生活经历、情感认知、思想意识的整体再现。如开封清明上河园，全园占地600亩，其中琼楼玉宇连属；密林茂竹葱郁；虹桥卧波如练。更有王员外招婿、宋氏民俗婚礼、气功等二十多项固定表演节目，其营造的氛围可谓绮丽宏大。而这恰与民俗淡雅、质朴、古拙的民间性、乡土味相悖。面积的疏旷必然造成民俗事项存在地理分布上的分散，游客在各处民俗景点间的无意视觉空间相应增大，造成感知的间歇性，无法完整、深刻的对民俗事项进行系统性体验感受。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短暂体验，民俗文化深厚底蕴、悠长韵意难以触及。
[结语]：独断和抽象的决策酿成的后果是民俗性的沦丧，一处好的民俗主题公园的构建应始于对既存条件及机遇的综合认识与把控。用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及与民俗和“当下社会环境相关的历史和功能相关的知识训教过的眼睛和意识去审视问题。”⑤引导其走向健康理性的正轨。
参考文献：
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页；
② 过伟敏，史明《城市景观艺术设计》[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5页；
首先，他认识到民俗事象是文化现象，要把民俗摄影定位于历史文化的高度。民俗摄影是用现代化摄影手段来表现民俗事象，储存民俗演变的形象资料，抢救那些濒临消失的民俗事象，提供给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家进行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所以，民俗学家必须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要站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放眼于大文化、大思维、大视野去进行民俗事象的拍摄记录。
新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空间，决定了少数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到他们的民俗文化。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构造，高山冰川，平原绿洲，草原戈壁，酷热高寒，形成了许多相对固定的生活圈子。例如以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为主形成的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使他们逐渐走出自我封闭，思维和性格开始变异，在先辈固有的坚韧豪放中增添了活泼与幽默，率直乐观中融入了机智与冷静。而长期生活在草原文化圈中的哈萨克族、蒙古族等，由于严酷险峻的自然环境和动态的生产方式，培养了他们坚韧刻苦、豪迈顽强、勇敢剽悍、自由乐观的精神气质，以及游动、探索、创造的活力。
丝绸之路流动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思想精神及其复杂交融深刻地影响到新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例如维吾尔族的土布、丝绸、札染、造纸、土陶等手工生产，明显受到中原汉族同类生产技术的影响；维吾尔乐器中的艾捷克、卡龙、唢呐、筚篥、笛子、达甫鼓等，都是中西乐器互相交流吸收之后创造出来的。维吾尔民间文学《阿凡提的故事》则是在阿拉伯世界、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广泛流传后形成的。
多民族聚居是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显著特色。一方面，由于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族源、迁徙经历、生产方式、，因而形成了各自迥然殊异的民族风俗：民间口头文学中存活着的族源说、英雄颂诗、民间演唱、民间体育、民间手工产品、岁时节令、婚丧嫁娶、占卜禁忌等等，成为特殊性、多样性、丰富多彩、互不雷同的民俗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多民族的交杂聚居，有着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这又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民俗文化交流、吸收有了相似性、趋同性。
韩连S能从人类的生存环境、历史发展、民族关系、宗教浸染等方面观察民俗事象，穿透直观视觉的表层感受，探寻构成民俗文化现象复杂的社会渊薮。这是他民俗摄影步入深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他认识到民俗摄影是摄影的一个门类，属于纪实摄影范畴。它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认识人类社会生活的当下呈现和昨日形态；它是“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影像”，有见证时代变化的责任；它的目的是为社会学家提供人类社会考察研究的翔实资料，还能为人们的多样化知识需求提供一个视觉领域和审美样式。因此，民俗摄影的鲜明特征首先是它的真实性、史料性。当然，在忠实记录民俗事象真实状况的同时，也不排除表现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韩连S说：“民俗摄影家应该脱去自我观赏的心态，脱去自我沉迷的艺术创造，摆脱商业味和白面书生的脂粉气，因为民俗摄影不是花容月貌、时髦惟美的纯艺术。这需要用摄影最基本的语言，朴实无华地记录目前尚存的民俗事象。应该说民俗摄影在‘惟美’和‘惟真’面前，将选择后者。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愿意听摄影人用最美的语言讲述民俗这古老的故事。”在这里，他明确谈到民俗摄影的基本要求与行为规范，也主次分明、灵活机敏地讲了惟美与惟真的辩证关系。他的作品都严格遵守了忠实记录这个基本原则。同时，也没有忘记恰当地表现其知识性、趣味性与观赏性。有许多作品，如果从观赏的标准来看，也不失为艺术性较强的社会纪实作品。
再次，他认识到新疆少数民俗摄影是一种本土性、地域性题材，是就地取材、人文开发的宝贵资源。他说：“新疆大量的民俗文化仍处于原生状态，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原始性……多民族的新疆折射出的多种文化事象、多姿多彩的民俗事象就是我们民俗摄影的资源优势……面对新疆的资源优势，新疆的摄影人并没有把它转化为作品优势。”他的这种认识是从实际出发的清醒聪颖的独到见解。就全国范围而言，像新疆地区这样具有地理环境特点，丝路历史文明，多种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具，原始生态尚存，多元文化交融，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渔猎业、经贸业交错发展的状态，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对这种自然天成、包罗万象的民俗资源视而不见，不去发现开掘，不去急拍抢拍，无异于盲人骑瞎马，端着金碗讨饭吃。丰富的民俗资源不仅是摄影的资源，同时也是文化资源、经济资源。
还有，“民俗摄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担负起桥梁作用”，“运用民俗摄影来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除血缘之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凝聚的基础。民俗摄影能够以极强的可视性，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图象本身的知识性，环境、人物、气氛的现场感，用同一民族的民俗事象来增强不同地区人们同祖同宗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对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则可以通过桥梁和媒介作用，进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风情民俗的认识，大多是从电影、电视、光碟、幻灯、画报、摄影图片得来的。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民俗摄影的优势，对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移风易俗教育，对外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国际合作互惠的宣传、世界和平发展的宣传。由于韩连S认识到了民俗摄影这种传播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他就有了积极从事拍摄活动的爆发力。这是他的民俗摄影步入深化的思想动力。
综观韩连S近年发表的许多专题摄影和新近出版的四部新著，可以看出他在民俗摄影的内容、形式、文化内涵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其一，提高了对民俗摄影性质、内容、意义、价值的认识，强化了通过民俗摄影的纪实关注人、关注人生、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民俗文化的坚守和复异，大力抢救一些即将消失的民俗事象，开辟了新疆摄影题材英雄用武之地的新天地。
其二，他清醒地感悟到新疆少数民族民俗的地域特点、题材特点、人类文化学特点，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集中力量从事任务繁重的民俗摄影和民俗研究，试图大规模、多层面、系统化、系列化地展示这些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社会学价值，把新疆的民俗摄影和民俗研究引向深入。
本世纪以来,随人类音文化发展更广泛的挖掘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对民族音乐及民间音乐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系统化与规范化。在它所涉及到的有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以及自身所体现的研究即音乐与民族、音乐与社会文化等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的民俗音乐实际上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方面。
一、民俗音乐
民俗音乐是一种存在于民间,并广泛流传于社会范围内的风俗语言形式。民俗音乐所体现的是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一种音乐文化,并且根植于大众之中。民俗音乐文化则强化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塑造的是民族品格;民俗音乐是以民间音乐的流行与传承为基础,经过历史的沿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民俗音乐依据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生活特点、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等因素,逐渐形成包含内容、种类众多的民俗音乐。我们现在已经将其研究归纳为包含广泛内涵的综合性文化,即一种包含多元素的文化形式。
1.民俗与音乐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音乐与民俗的关系即独立又统一。即民俗里有音乐,音乐里反映民俗。“民俗里有音乐”,音乐是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习俗离不开民众迎神拜社的各种仪式,以及民间婚丧嫁娶的礼仪习俗,而音乐的社会功能中恰恰融合了民间习俗的各类形式,并使得音乐的社会功能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有些风俗活动中的民间歌会、节庆歌舞等,本身就是音乐社会功能的直接体现。因此,人们的所想、所思、所为便通过音乐来反映,并凝合了大众最广泛和认知音乐元素在里面,就使得民俗与音乐得到并体现大众的认知与喜闻乐见的特点。民俗与音乐之间交织相互、关联互相,所以在进行分析具体的民俗与音乐时,绝不能分开研究这两层关系,而应结合联系来研究。
2.民俗音乐的分类
民俗音乐是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的一种形式,它包括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我国民间音乐的分类大致分为: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民间说唱、民间器乐和民间戏曲五大类。民俗音乐除包含民族音乐“五大类”之外,更有着自身的特点,如在分类与体裁和形式方面,民俗音乐所包涵的实际内容更加广泛。主要体现在:一是口传民俗音乐;二是行为传承民俗音乐。口传民俗音乐又分为:①社会劳动民俗音乐②社会生活民俗音乐③社会精神民俗音乐三种。社会劳动民俗音乐,如:劳动号子;劳动歌;生产调等。社会生活民俗音乐,如:人生礼仪音乐;情歌;婚礼歌;童谣实务歌:丧葬歌;民间游艺调等。社会精神民俗音乐。如:民间巫术活动中的音乐;宗教科仪音乐(包括儒、释、道、伊斯兰教等)。叙事歌;戏曲音乐等。行为传承民俗音乐,同样分为:①社会生产民俗器乐②生活民俗器乐③社会精神民俗器乐。内容与前者基本相同。
二、民俗音乐的社会功能
民俗音乐的社会功能存在普遍性、广泛性、人民性,显现高度的大众化、通俗化程度。民俗音乐代表了具有一定高度,并可供大众来欣赏、评论、传唱的形式。正如康德论述音乐对愉快的作用时说的:只有把音乐视作诸感觉的美的游戏,音乐才是美的艺术。我想民俗音乐的社会功能还存在一种“游戏”特性,它是一种社会化的音乐游戏模式,并被大众传播和愉悦。
民俗音乐的社会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一是抒情功能;二是传情功能;三是娱神功能;四是教化功能。
1.抒情功能:无论是何种音乐都是表达人的情感现象的形式。音乐的表现与情感的表达相互融合,即音乐是人的情感的内心感受通过音乐加以表达和宣泄。这种人的情感的外化表现,恰恰是以音乐形式来主宰,也就是说音乐是情感表现的载体。因为,音乐的音高、音色、节奏、速度等等,恰恰与人的情绪的起伏变化相互吻合,同时音乐自身具有的情感因素,亦可引发人的情感。所以,抒情的功能是双重情感的体验,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
2.传情功能:民俗音乐还有表达信息的功能。人的社会生活往往依赖于文化背景与个人生活经历。音乐作为我们主要的社会文化内容之一,在很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影响我们的生活。其途径可以是通过音乐本身对人的生活的直接作用实现的,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常用对歌或唱情歌等方式表达爱情的信息,以特定的音乐传达不同的公共信号,还有盛行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吹叶之歌,男女通过吹叶来传送爱情信息,互诉衷肠,表达相互间的爱慕之情。
3.娱神功能: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祭祀仪式的娱神音乐。就是在祭祀时用歌声来娱乐神灵,表达对天神、地祗、祖先等祭祀对象的歌颂、尊崇与祈求等。如公元4世纪伟大诗人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九歌》,共有11首歌曲,就是根据祭祀用的鬼神而作的。婚丧嫁娶是体现音乐的仪式功能,多运用“婚礼歌”“婚礼乐曲” 迎亲歌”等等,其音乐特点主要是表现和烘托出喜庆欢快的情绪和气氛。如:像土家族的“哭嫁歌”;壮族的“入赘歌”、“哭嫁歌”、“拦门歌”、“进门歌”、“撒帐歌”、“梳头歌”;藏族甘南州迭部一带成套的,包括“结亲歌”、“离家歌”;满族的“喜歌”;土族的“问答歌”、“舞蹈歌”;羌族的“婚礼酒歌”等都是趋向于人生礼仪中的“婚”、“嫁”的仪式功能。
4、教化功能:音乐是面向人的教育,国外对发展音乐教育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音乐家霍姆林斯曾说:“音乐不是培养音乐家的,而是教育人”。从这一句话中便可以体现出西方人对音乐教育理念的诠释。中国古时有曰:“人人习礼乐,人皆尧舜也。”这说明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之重要性;“琴棋书画”,琴居首位便可看出音乐的重要性,便可得知古时我们的祖先十分注重音乐的学习,并将音乐视为上层,在那时“乐”反映一个朝代的和谐稳定,统治者的通明与仁智,顺应天道求大同与大和。
民俗音乐的特性在于自身的“俗”可理解为“通俗”,那么它必然是被大众认可的观念化了的东西。它不同于创作音乐,需要努力达到使自己的创作与社会上流行元素与大众行为达成一致,获得价值的体现。因为,民俗音乐自身的价值观与意义已经得到呈现。
教化功能是民俗音乐的传承的一项重要功能。一些民俗音乐如民歌、民谣、故事歌、民间诗歌等便成为一种教育工具。当今提出的“原生态形式”就是对民间民俗音乐性的挖掘与传承,其教化功能已经被发扬扩大为社会功能。另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俗形式均体现其自身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团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对下一代人起着培养和训练作用,以及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儿童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民俗音乐自身的社会意义与功能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民俗音乐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刻闪耀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我们的生活中间,让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它的价值和魅力。
参考文献:
[1]伦纳德•迈尔著,何乾三译.音乐的情感与意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0年9月P130.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探析
1．民俗文化的互动性有利于促进儿童心理的成熟。
民俗活动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娱乐活动是古人调节心理、宣泄情绪、缓解疲劳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民俗活动具有鲜明的娱乐属性，它满足了人们的游戏本性。例如民间歌曲、舞蹈、游戏杂耍等民俗类目，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人们以这些民俗活动为载体，追求身心愉悦的一种重要尝试和努力，同时这些民俗活动还具有一个更加鲜明的特征，就是群体性。群体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需要成员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既表现在肢体和活动形式上的默契感，同时又更加注重心灵沟通和互动中带来的交往成就感。因此互动性是民俗活动和民俗文化的根本属性，这对于儿童的心理成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民俗文化内涵丰富，积淀深厚，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各民族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都是民族心理和互动特点的体现。例如侗族地区过新年的时候与汉族有所不同，通常族长或者有声望的长辈会组织一支声势浩荡的舞龙队，队员们要腰束红布，舞着龙灯访村串巷，而且每到一家门前，户主都要出来给舞龙人员敬水。舞龙队休息中或者舞龙完毕之后，老人则会带着孩子向舞龙队员要一截红布，给孩子扎在腰间，因为龙代表吉祥和福气，这些红布能够给孩子祛邪避凶，保佑孩子平安无事。
2．民俗文化活动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维果茨基曾提出儿童文化发展过程中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旁观者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和学习，二是作为体验着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践行。这一过程的实现就是儿童社会性的成熟过程。其中作为旁观者的初级阶段是儿童社会性形成的基础所在。民俗文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包含着既有社会的种种文化意识形态，社会道德规范、时代精神等内容。儿童在观察和了解这些民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自然也接触到这些规范，例如一些民歌民谣，谚语俗语等都包含了大量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孝道、包容、礼貌等等。儿童在接触这些民俗文化的活动中首先会对这些社会道德规范形成感性认识。同时长期的感性认知过程必然也会随着儿童的身心发展进行理性思考阶段。民俗文化活动中包含的道德传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珍贵的资源。是儿童在今后行为的借鉴和榜样，例如尊老爱幼、与同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甘于奉献等等。我国朝鲜族、哈尼族等民俗文化活动中都包含丰富的道德教化内容。朝鲜族儿童在路上遇到老人都要弯腰致意，而且需要等到老人通过之后才能离开。这种孝道文化目前在韩国朝鲜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下来。同时这种民俗文化内容在我国也正在与学前教育相结合，并且已经成为儿童日常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一种社会美德，民俗文化中包含的这些孝道因素同时也是培养儿童作为社会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3．民俗文化有助于学前儿童体验生活乐趣，感受生命的意义。
民俗文化的积淀是先民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积累的智慧成果，其中蕴含着人们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从发生学理论来看，民俗文化发生的最初根源是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永存两种矛盾不断斗争和协调产生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活动蕴含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对生命的慰藉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依托的重要精神力量。同时这种力量对人们的生存环境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这一源动力的推动下民俗活动的丰富性和审美性才逐渐建立起来，并且这股神秘力量一直支撑着整个民俗文化延绵不绝的流传至今。因此参与和了解民俗文化活动对于学前儿童更好感受生命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它会逐渐内化为儿童的潜意识，对他们今后更好的理解生命，感悟生命的意义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古代家庭的添丁之喜，以及产生的各种庆祝活动，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婚礼中对未来生命期盼，为老人祝寿时对生命延长的喜悦和羡慕等民俗文化活动都表现了人们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些民俗文化活动内容在学前教育阶段有所选择的开展和实施有助于儿童体验生活的乐趣，感受生命的意义．民俗文化当中蕴含着先民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磨炼而成的强大生命力。这些饱含生命意识的民俗文化对学前儿童的生命意识影响将是无形的。同时我们所接触到的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仍然流光溢彩，最根本的还是艺术的生命力，它们有自身能够吸引观众和参与者的优秀成分，它能够给参与者带来历久弥新的娱乐体验、审美体验等等，这些都对学前儿童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深入挖掘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价值的路径
1．在民俗文化的教学过程中融入生活性和艺术性。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应当与儿童的生活过程紧密结合。因为这一阶段的儿童没有形成独立的认知，对于课程和生活没有明确的概念区分，因此教育必须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但是课程与生活的结合不能仅仅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结合，同时还应当更加关注儿童的精神生活。这种结合应当是组织与非组织的结合，有一定的规范但不能强加给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儿童的兴奋点和感兴趣的项目，对这些项目注入民俗文化内容，从而实现潜移默化的文化感染。艺术性也是民俗文化课程秉承的重要原则，这是就民俗文化本身的性质而言的，同时艺术性与生活性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对儿童来说也是一种知识，具有情感教化的功能。同时这也是民俗文化课程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应当注重保留民俗文化的艺术性。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语言组织、教具选择、环境色彩等。
2．营造和谐的民俗游戏氛围。
游戏氛围是最能感染儿童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营造和谐的游戏氛围是抱枕民俗文化课程价值开发和影响力增强的重要途径。做到游戏氛围的和谐性首先教师应积极支持儿童游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游戏环境，提供游戏道具、尊重儿童意向，鼓励他们大胆尝试。这些游戏内容可以有意识的向民俗文化活动靠拢。我国民俗文化活动中不乏大量的儿童游戏，例如滚铁环、捏泥塑、丢沙包等等，这些游戏已经在我国社会流传上百年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保留了一个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了儿童的游戏欲望，能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因此教师应当根据自身对民俗文化活动的了解选取一些适合儿童操作和玩耍的游戏项目。并且注重在游戏过程中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和谐的游戏氛围中感悟这些经久不衰的民俗文化活动的魅力。游戏氛围是决定整个游戏过程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营造游戏氛围的过程当中教师尤其应当注重将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例如在做游戏是让学生扮演古代英雄人物的角色，并且将人物的生活环境和游戏当中人物的使命等具体细节规划详细。这样儿童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才能有较强的代入感，也才能更加集中精力的投入到游戏当中来。
3．在儿童生活活动中融入民俗文化课程。
生活活动在儿童的在校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例如用餐、午休、洗漱等等。同时这些生活活动也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们能够通过教师的指导和讲解了解这些生活活动的基本规范，掌握基本的生活节技能，因此抓住这个重要环节，不失时机的引入民俗文化课程内容，是开发该课程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例如民俗文化中关于饮食文化的部分也可谓丰富多彩，因此这些饮食文化就可以在儿童生活活动中的用餐部分相结合，例如儿童在用餐前喜欢用筷子敲击碗、盘等餐具发出声音，取悦于耳。但是这些嘈杂的声音破坏了安静的用餐环境。而且在古代民俗文化中对于用筷子敲碗这种行为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只有乞丐在乞讨的时候才这样引起施主的注意，父母不希望孩子像乞丐一样，因此也就非常忌讳孩子敲碗。用这种民俗文化来规范现代儿童的用餐习惯不仅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用餐环境，而且还将民俗文化课程潜移默化的转移过来，其思路非常可取。
2.感性、理性是初中写作的基石
通过学生全方面感受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够使学生引起心灵的共鸣，让学生获得民俗文化之美的感性认识。当下学生之所以不对民俗文化感兴趣，究其原因还是在平时对于民俗文化的认识不足。由于我国对民俗文化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宣传，这就导致学生并没有过多机会了解我国灿烂繁荣的民俗文化。一旦学生对我国的民俗文化进行了解，就会发现民俗文化其实有着巨大的欣赏价值，例如，在江南有着一种蓝印花布，蓝白相间，不管是做成服饰，或是作为壁画都显得格外素雅洁净，有着极高的欣赏价值；又或者是南方的灶头画，内容喜庆吉祥，色彩缤纷艳丽，表现了人们美好的祈愿，是珍贵的民间艺术品；还有北方的窗花剪纸，图案精致，惟妙惟肖，有着强烈的装饰效果。学生可以将这些作为写作的题材，深入的了解并宣扬民间艺术，将民间艺术通过写作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学生接触民族文化时，尽量让学生形成良好健康的理性认识。在现代生活，学生越来越关注外国的节日和习俗，反而对自己国家风俗文化不屑一顾。教师应该在教学时让学生了解中西方节日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让学生明白，在中国只有本土节日才是最为合适应景的。让学生在感受民族灿烂的文化时明白，虽然每个国家都有着每个国家不同的特色，例如，写作的时候可以提到：我国有着端庄沉厚的汉服，有着古朴大气的编钟，有着优雅大方的旗袍，老式的纳底布鞋、蓝印花布，让学生明白应该为这些独一无二的存在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3.提高鉴别能力，优选写作题材
虽然民俗文化灿烂繁荣，但是其中同样存在一些糟粕。对此，教师应该加强指导，帮助学生提高鉴别能力，学会去芜存菁。例如，教师在指导学生了解东北的二人转时，不仅要向学生肯定其中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也应该让学生知道其中有一些不良的习俗是不值得学习的。在不同地域中的不同家庭往往有着其独有的家庭传统。而这些传统也往往与当地的民俗文化有关。比如，家中的晚辈往往会在长辈整数倍生日时为其祝寿，主要体现我国独有的人伦文化；在一些农村家庭中，他人坐过的板凳一定要在拍过几下之后自己才能坐下，这主要体现的就是民间的一种禁忌文化；因此，在初中写作中渗透民俗文化恰恰能够丰富学生写作的内容。
4.回归本土语言隽永之美
例如，语言民俗是闪耀着民族特有的光辉。通过学习了解民俗文化中的语言文化能够丰富学生的写作灵感。由于不同的地域都有着自己独特而有趣的风俗习惯，学生通过旅游能够开拓视野，见识各地域、各民族独特优美的民俗文化，不断积累自己的写作素材,让初中学写作回归本土语言的隽永之美。
旅游的目的是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因此，民俗特色和地方特色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灵魂。在这两者中，笔者以为旅游应以民俗特色为本，因为它涵盖了地方特色的人文内容。就像一座孤岛离开民俗的浸染，对旅游者来说只能算是风光旅游。而风光旅游若离开人文因素，未免有些单调。本文试图从分析吉林省民俗旅游发展的现状入手，探讨如何进一步开发民俗文化资源，来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吉林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吉林省是满族和蒙古族的发源地，更是朝鲜半岛以外朝鲜族的聚集地。他们既与汉族习俗文化相融合，又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民俗特点。在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多以风光旅游为主，夹杂些民俗风情为辅的形式，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如松原市自2002年，已连续10年成功举办了“查干湖冰雪捕鱼旅游节”， 所聚集的人气逐年增加。但除古老的祭祀仪式和捕鱼方式外，能全面与蒙古民俗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配套的东西并不多；延边近年来也举办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旅游节，也都难成气候。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吉林自然风光旅游、展会游、边境旅游、冰雪旅游、人参旅游、乡村度假旅游等项目不断被开发相比，民俗文化旅游的瓶颈状态未被有效地突破，构成了吉林旅游事业的短板。 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还缺乏与自然旅游资源相配套的统筹机制。这既反映出对地域古老民族文化传承重视不够，同时，也为吉林开发民俗特色旅游资源留下广阔的拓展空间。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 对如何利用优势的自然旅游带动尚处于劣势的民俗旅游认识不足
从吉林省现有旅游类型吸引力看，最基本层次的观光旅游大体占80%，娱乐购物、会议商业和度假约占15%，能展现具有真正长久吸引力的民俗特色旅游所占比例不足5%。从这组数据看，吉林的民俗旅游劣势非常明显。据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在外国游客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力，认为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的占30%，对民俗风情感兴趣的竟达70%。[1]由此可见，开发民俗旅游资源重要性。目前在延边州和松原两个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尚未把用优势自然旅游带动劣势的民俗旅游提到日程上来。
（二） 民众参与度低，使旅游的民俗性大打折扣，导致后劲不足
延边大学对2007年“延边州民博会”的一份‘参与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知道（听说过）民博会的占80.6%，看过（参加过）的比例在39.6%，没看过（没参加过）的占60.4%。从被调查人员职业结构看，公务员、教育工作者，企事业人员比例为87.6%，其他只占12.4%。[2]可见调查面之窄，难以反映民俗文化真正土壤——广大民众的参与兴致。民俗文化缺少地域民众参与，必将失去焕发活力的土壤。没有活力的土壤，又怎能博得旅游消费者认同和长久的生命力呢。
（三） 热衷办旅游节，缺少对旅游精品活动的统筹规划。2012年延边州由州及所属市县举办的节庆就有37项。春看梨花、冬滑雪、夏游长白、秋采梨，可谓四季热闹；朱果、莲花、金达莱，大雁、松茸、东北虎，都有了自己的节庆。[3]掺杂的民俗元素，基本是朝族饮食、秋千、跳板、歌舞，导致本地民俗被人为的庸俗化所践踏。试想一个不乏自然风光，有得天独厚民俗的地域，办了如此多的节庆，非要给看不见的老虎、随处可见莲花、奢侈品松茸过节，这种旅游营销手段的滞后，很少能以符合游客心理的方法扩大影响，提高潜在游客的参与度来吸引游客。
二、吉林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策略
吉林省开发旅游资源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子系统的民俗旅游的开发，必须与已经体现出优势的自然风光游统筹考虑，才能体现出其独到的旅游价值。
（一） 吉林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保护策略
开发与保护是挖掘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潜力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旅游资源的物质资源相比，民俗文化旅游中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难度要大得多、复杂的多。然而，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除了政府大力搭台办节庆外，没看到有太多有效措施。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就应该在培育、光大深藏于民间的民族习俗上下功夫、花气力。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民众，传承于民众，规范民众，又深藏在民众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民众的参与度和自发的参与热情，才是民俗文化挖掘的方向，才是吸引游客的魂灵。培养区域民众群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和自豪感，使游客身临其境便能体会到该民族浓郁的民俗氛围。
（二） 打造民俗旅游精品及营销策略
民俗文化的群众化，是打造民俗旅游的精品策略重要一环。从游客心理特征考察，有广泛参与大众化的民俗文体活动，很容易唤起游客的参与欲望，一旦他们被融入其中，必然会很快被这种大众文化氛围所感染并认同。这样的感染力所产生的渗透力无疑会通过游客向身边蔓延。蔓延的结果，必将会比什么推介会、甚至是被‘旅游化’的各种‘民俗节’的宣传效果好得多。如“延边朝鲜族端午民俗旅游节”的朝鲜族摔跤邀请赛，邀请了青岛、大连、沈阳、延边等10支代表队，共60名队员参加。笔者认为这是推销民俗旅游最经济和有效的办法。要比请专家、官员推销民俗旅游节俭得多、影响大得多。此外，减少辖区为造势和不切实际诸如“大雁、松茸、东北虎”和同一季节重复的“苹果梨”等样式单调的节庆，以民俗文化资源，让项目的丰富性、多样性，留给游客游难尽揽、余兴未尽的遗憾。
如前所述，目前吉林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自然风光游是优势，而民俗旅游处于劣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景观，固然吸引眼球，但缺乏人文气息，总是会让人感觉有些苍白。凭借吉林自然风光游的地利，自然地融入民俗风情，不仅是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带动，也是对旅游吸引力总体层次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温艳玲等.延边龙山朝鲜族民俗文化村可行性研究报告[DB/OL].
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获得不同的分类，如果按照历史的纵向的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如果按横向空间分，可以区别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语言是文化现象之一，如果将语言同时放归到历史空间的分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交叉点，即具有历史承袭空间地域性的方言。方言作为语言的一种特定形式的表征，主要体现相对于共同语言的特殊语音、特殊语义指称、特殊的语法形式以及特殊的语用习惯。它们属于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作为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的民俗文化，通常被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一个国家的文化由表层和深层两部分组成，表层文化记载于文献中，深层文化则传承于广大民众的繁衍生息中。民俗专有词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表征是根植于民众生活中的深层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我们有理由将民俗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核心。这里所提出的民俗文化专有词，仅仅是这些方言表征之一，也是跨区域语言交流最好的切入口。他们以词的形式存在，并相对容易为其他地区的语言使用者以孤立模块形式习得或模仿使用。在地域性语言中，会有大量的不同词性的不同来源的词汇，但这些词汇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或者说方言的代表性不同，我们这里所提出的民俗文化专有词，是指方言中较有代表性，在跨语言接触过程中最具有个性化的、具有地域文化标签属性的词汇，比如东北方言专有词“我们那嘎达儿”、武汉方言“过早”、西安方言“额滴神呐”等，这些专有词，在跨方言区进行交流过程中，往往带有特殊的感情价值，下面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尝试探究其影响力。
一、人际沟通中专有词的使用
社会语言学里常说，“你一开口就被定位了”。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都要从自身的社会属性发声，这些社会属性包括你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环境、经济状况、性别、年龄。这些社会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人隔离开来，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每个社会成员在交际沟通中，习惯性要建立起防御性的篱墙。如何能够化解这些篱墙，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到语言所带有的感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掌握着不同的语言形式，包括语音面貌、词汇形式、语法结构，正如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域的界定，语域（register）包括：语场（field）、方式（mode）和基调（tenor），语场强调的是沟通的内容，基调突出的是采用口语或书面语等信息传递媒介，方式则侧重沟通所采用的语言正式程度。”[1]在韩礼德看来，沟通的语场、基调和方式要综合加以考虑才能达到沟通的最佳效果，这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并能成为排除民俗专有词使用的理由，比如在商务谈判这一特定的语场下，按韩礼德的观点应采用与之相匹配的方式和基调，属于口语里比较俚俗的方言一般来说是造成沟通障碍的不利因素，这种因素如果在沟通中大量存在，必将影响沟通效果，甚至造成沟通中断。但如果我们限制它的使用量，并且切换使用者身份关系，则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一个河南人，在四川人的口中听到了极具代表性的河南家乡话，那么这个河南人将会在情感上感到更温暖，对对方的交往诚意更认可，说明对方对自己的重视，那么沟通的成功的几率就增长了一些。
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民俗专有词在人际沟通中所起所用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中的专有词使用是对典型方言词汇在交际中的限量使用，焦点化使用。
二、小团体沟通中的使用效果
小团体沟通介于人际沟通和公众沟通之间，是在小范围、相对闭合的交际成员间的交际沟通形态。一个人在小团体沟通中取得成功的主要表现在说服力和领导力层面上，通过恰当使用语言策略语言发出者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影响小团体的整体状态和行动发展方向。
民俗专用词在小团体沟通中的介入语境大致有以下几种：a.小团体内成员完全为同一方言区;b.小团体内成员绝大多数为同一方言区;c.小团体内成员方言背景多样化，难以形成绝大多数。考虑到小团体沟通中主动介入者即策略使用者的不同身份在上述三种情况的处境不同，我们可以将其粗分为方言团体外部成员w和方言团体内部成员n。那么假设情景，a情境，只有n身份，b情景既有w身份又有n身份，c情境只有w身份。从a到c，主动介入者基于语言的身份距离又来越大，从而造成情感疏离。如何才能摆脱语言障碍，依据民俗专有词的情感意义属性，我们可以适当采用对方民俗专有词汇增加自己的解释力和亲和力，从而最大程度上摆脱语言带给沟通的疏离效果，最大限度融入小团体主流语境。当然这仅适用于基于w身份的a、b两种情景，n身份的人在以上两种情境中语言疏离影响并不大。C情景下w的身份限制并不大，具体的沟通策略可以参考人际沟通的有关思想。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还会注意到几个问题，即以n身份参与到a语境时，即相同方言使用者在共同方言知识背景下如何处理民俗专有词，使用民俗专有词在这种语境下是否会提升沟通效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出两种假设，一是有提升效果，二是没有什么影响。要验证假设一，我们可以依据小团体内交际沟通成员对民俗文化的认同度，如果成员绝大多数对本土民俗文化持否定态度，那么将不利于沟通效果的提升，甚至带来负面的消极效果。如果成员绝大多数对本土民俗文化持认同态度，那么毫无疑问，民俗专有词汇的使用会进一步融合彼此亲密关系和理解效果。对于假设二，我们也可以采用和假设一大致相同的理据，即成员内部对本土民俗文化的认同程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加入对民俗文化的敏感度，我们知道，如果存在文化差异，必将引起民俗文化敏感度的提升，而在a情境中，不存在民俗文化差异，那么民俗文化敏感度对于小团体内交际成员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与之相对的b情境，小团体内交际成员，对民俗文化的敏感度会有相应的提升。
b情境中，随着小团体成员对民俗文化敏感度的提升，民俗文化的认同度也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和巩固，民俗专有词汇的使用，将成为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工具。这一点在韩礼德对儿童语言研究中以得到了证实。那么民俗专有词汇在沟通过程中的使用，对于w身份的交际者来说，将发挥重要的融合作用。
c情境中，由于民俗文化背景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强势语言，民俗文化的敏感度相对也会比较缓和，文化的趋同成为焦点，这是基于沟通的需要。此时的民俗专有词汇将成为个性化标志，在c情境的小团体沟通中，它会成为仿效和调和交际气氛的工具，这是因为文化敏感度的降低，而且专有词在沟通中的作用大大降低，已成为交际沟通的障碍的缘故。
三、公众讲话中的作用
对公众讲话是有别于个体性人际沟通、小团体沟通的另一种沟通形式。早在公元1世纪，一位罗马著名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他不仅提出一个对公众讲话者必要有道德感而且也应务实，他同时提出一个出色的演讲行为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语言的创造性（Invention），即用富有新意的语言形式丰富你的讲话内容和讲话主题以及支持材料。第二，材料要合理组织（Arrangement），即已经准备好的富有创造性的词汇、创意想法要合乎逻辑性地、务实地组织成一个整体来为你的对众演讲目标服务。第三，注重风格（Style），所谓风格就是你对公众讲话是的语言表现形式，也就是你是怎样选择语言表现形式，具体是怎样使用你的语言的。第四，传递（Delivery），所谓传递是指讲话本身呈现给听众的实际效果如何。第五，记忆（Memory），记住你所要讲的内容。”[2]
昆体良的这些主张到今天仍被封为对公众讲话的宝典，其中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我们都可以尝试融入民俗专有词的理念，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对公众讲话过程中，关注要了受众的感受，也就是第四条提到的要求，那么特定对象的听众不是更容易接受讲话者的讲话行为甚至是他的意图吗？如果适当的加入民俗专有词在第一条的生成过程中，是否也会为讲话内容、主题和支撑材料增色不少呢？至于第三条，我们从第一条和第四条的实现，不难看到讲话者已经形成了较好的亲和力的讲话风格。
综上所述，近些年流行于国外民俗学主义带着巨大利好逐渐被国人接受。所谓民俗学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德的概念，主要指人们对民俗文化的利用。“在民俗学主义者看来，民俗主义的兴起是对民俗传统和本体的再认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多样化的一种体现。”[3]正如开篇提到，民俗专有词也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恰当地将其融入到人际沟通、小团体沟通和公众沟通行为中，将会提高沟通成效，消除交际障碍，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作者单位：长春市第五十七中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