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151－04
[作者简介]胡永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投资理论与实践；(北京 100102)孟艳华，山东英才学院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商品流通。(山东 济南 2501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铜资源的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自2000年后，进口铜矿原料及精炼铜占中国精铜消费量的比重基本上在65％以上，平均对外依存度为67％，如图1所示。
中国是个铜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铜矿储量占全球铜矿储量的5％左右。中国也是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保障程度对中国实现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铜是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在中国124个重要行业中，91％的行业与铜有关。中国铜消费量从1999年的155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480多万吨，2001年以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大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铜资源的保障程度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日益显现。如何利用好国内外两种铜矿资源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铜企业到海外投资，但海外投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本文在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结合投资理论及国外资源性企业投资经验，深入分析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改变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对策。
二、相关理论回顾
外国直接投资者在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经营企业，拥有管理控制权，获取持续利润的投资方式称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有：特定优势论、核心资产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及比较优势论等。
海默(steph Herbert Hymer)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其特定优势，也即垄断优势，有效地与当地企业竞争，抵消诸多,不利因素，进而获取利润。
核心资产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只有独占核心资产，才能形成垄断优势，借助于垄断优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才能在国外环境中战胜当地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
英国里丁大学的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创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tr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提出了“三优势范式”，即通常所说的三项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从事国际生产的方式，只有同时兼有这三大优势时，企业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内部化理论强调，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越国界的内部化组织，借助于协调企业内部贸易来协调企业的国际分工，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代替外部的市场机制，从而克服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影响。
比较优势论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因此，他的这一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论”。比较优势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决定作用。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越好；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第三，该理论强调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
三、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条件
1.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际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为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地位提高。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9.15％，领先于世界5.98％、发达国家6.63％以及发展中国家3.84％的速度，而且自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于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GDP仍位于世界第四，但已是位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的99.5％，比2005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及众多自然灾害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GDP仍高达30.07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
中国的外汇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211.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为中国海外铜资源投资提供了外汇支持。见表1。
2.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
中国的海外铜资源投资需要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中国铜企业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外交与经贸关系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积极营造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相互裁军的两个协定，使得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在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同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关系，改善和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四、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回顾
中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铜矿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赞比亚政府将谦比希铜矿项目中标通知书授予中色建设集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情况如表2所示。
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式分析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分类方法把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分为两大类：绿地投资方式和跨国并购方式。
绿地投资，指直接在海外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进行勘探、
开发、运输、冶炼等业务。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投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海外铜矿资源，而且可以带动产品出口、劳务输出，但花费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而对于铜资源国来说，由于可以解决资金、技术缺乏的问题，促进当地铜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跨国并购是指收购和合并两种不同的形式。它通过一定的支付手段，把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这种方式能在较短时间里开始生产和经营，还可以便利地利用被收购企业之后的管理人员和市场销售渠道。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金，达到与合作伙伴优势互补的目的；也有利于弥补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利用合资伙伴的经验和信誉，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明显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关系到资源性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
从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历史来看，投资海外铜资源企业主要是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中铁集团、中国金川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等几家国有企业。虽说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民营性质，但其“幕后老板”是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和厦门建发，分别持有45％、35％和20％的股份，其中，紫金矿业与铜陵有色均是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说，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主体均为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投资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绿地投资较少。而且，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多以购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投资海外铜资源的重要性，但中国铜企业在这近20年中海外扩张总体缓慢，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中国有色集团投资开发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及中冶集团投资开发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可这两项开发协议签署时间相隔整整10年。
六、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缓慢的原因分析
国家出于稳定铜资源供给、平衡国际收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企业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等原因而鼓励铜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铜企业也因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等原因积极响应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并为海外投资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为何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如此之慢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球铜资源分布集中。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美国、秘鲁、墨西哥、加拿大等南、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铜资源储量占全球铜资源储量的59％左右(见表3)。而且，矿床类型多以斑岩型为主，勘探开发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早。这些地区的勘探程度已经非常高，且铜矿资源基本上掌握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资源所在国的大型矿业公司的手中，中国铜企业难以进入该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因此，多是购买部分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
2.中国海外投资的铜企业具有政府背景。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现实中，西方大型跨国资源公司一般是私营企业，而中国对外进行投资的铜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被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及法制比较健全的拉美国家认定为受政府控制，许多正常商业行为被说成是执行政府意图，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恰恰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受阻；2002年中石油放弃竞拍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以及2009年中国铝业注资沉陷债务泥潭的澳洲矿产公司力拓集团195亿美元引起澳大利亚政坛千层浪，均与中国公司的国有性质有关。有实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变成了他们海外投资经营的不利因素。
3.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晚。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其他铜资源消费国相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起步晚，1998年才正式跨出国门，投资海外铜资源。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中国铜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等问题暴露无遗。
4.中国铜企业没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在相关对外投资理论中，除小岛清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外，其他理论基本上都认为企业具有垄断优势是进行海外投资的必备条件之一。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以占有资源为导向的，不存在跨国投资的企业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很难解释资源性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
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来看，跨国投资的铜企业，尤其是进行绿地投资的铜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等。上述垄断优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转让的优势和独占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二是无法转让的优势，即规模经济的优势。
与国外铜企业相比，中国铜企业最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具有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其次是具有一定的勘探与开发技术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铜矿成矿条件复杂，矿床类型多，企业形成了处理复杂成矿地质条件的勘探与开发技术。虽然如此，但全球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该类型铜矿占全球铜资源储量近60％的比例。勘探与开发斑岩型铜矿相对比较简单，从而使得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勘探与开发成矿条件复杂的铜矿技术的优势不明显。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可以是中国铜企业的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铜企业可以采取市场换资源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并击败竞争对手。但反过来，中国正因为必须有足够的铜资源来满足巨大的消费，便容易受制于具有丰富铜资源的国家和企业。总的来看，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不是非常明显。
七、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对策研究
为改变中国当前海外铜资源投资的现状，中国铜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淡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资源性行业提供了制度支持。中色集团、中铝、中冶集团、中国五矿、江铜、金川集团等国有大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组建民营资本占比比较大的合资企业来淡化企业的政府背景。具有民营资本参与的铜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相对比较适应市场化、私有化的西方国家制度安排，从而淡化政府背景。
2.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储备跨国经营人才。中国铜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复合型的跨国经营人才，迅速改变目前中国铜业职工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人才短缺的问题。培养人才，除选派一些年富力强、熟悉业务、懂管理且有外语基础的人到高校接受系统的培训外，更要重视选派人员到成功的跨国公司学习与锻炼，参与跨国经营的具体业务，从实践中培
养才干，积累经验。
3.加快资源性企业的重组步伐。虽然中铝、中冶、中色、江铜等资源性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大型企业，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基本上不具备投资海外铜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资源性企业只有加快重组步伐，尤其是加快具有资金、人才等优势的中央企业与具有技术等优势的地方企业的重组步伐，尽快组建具有规模经济、技术、人才、资金、生产成本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真正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八、结论
本文对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现状、问题、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变投资海外铜资源现状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比较缓慢，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内仅有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外投资。
2.中国铜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多以购买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而绿地投资较少。
3.中国具有实力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企业均为不容易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国有控股企业，而容易被认可的民营企业又不具备同西方大企业竞争的人才、资金、技术、成本等优势。
4.与国外大型矿业公司相比，虽然中国铜企业因起步较晚而不具有明显的研发、管理、技术、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巨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国铜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中国铜企业只有通过淡化政府背景、加强人才建设、加快重组步伐等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外投资现状。
参考文献：
[1] Steph Herbert Hymer. The inter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D] . MITPress, 1976.
[2] John Harry Dunning. the Ecles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Restatement and Possible Extensions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pring, 198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铜资源的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自2000年后，进口铜矿原料及精炼铜占中国精铜消费量的比重基本上在65％以上，平均对外依存度为67％，如图1所示。
中国是个铜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铜矿储量占全球铜矿储量的5％左右。中国也是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保障程度对中国实现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铜是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在中国124个重要行业中，91％的行业与铜有关。中国铜消费量从1999年的155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480多万吨，2001年以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大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铜资源的保障程度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日益显现。如何利用好国内外两种铜矿资源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铜企业到海外投资，但海外投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本文在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结合投资理论及国外资源性企业投资经验，深入分析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改变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对策。
二、相关理论回顾
外国直接投资者在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经营企业，拥有管理控制权，获取持续利润的投资方式称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有：特定优势论、核心资产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及比较优势论等。
海默(steph herbert hymer)指出：跨国公司凭借其特定优势，也即垄断优势，有效地与当地企业竞争，抵消诸多,不利因素，进而获取利润。
核心资产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只有独占核心资产，才能形成垄断优势，借助于垄断优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才能在国外环境中战胜当地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
英国里丁大学的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后，创立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tr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提出了“三优势范式”，即通常所说的三项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从事国际生产的方式，只有同时兼有这三大优势时，企业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内部化理论强调，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越国界的内部化组织，借助于协调企业内部贸易来协调企业的国际分工，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代替外部的市场机制，从而克服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影响。
比较优势论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因此，他的这一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论”。比较优势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认为企业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决定作用。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越好；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第三，该理论强调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市场。
三、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条件
1.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际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为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态势，国际地位提高。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9.15％，领先于世界5.98％、发达国家6.63％以及发展中国家3.84％的速度，而且自2003年开始中国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于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gdp仍位于世界第四，但已是位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的99.5％，比2005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及众多自然灾害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gdp仍高达30.07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
中国的外汇不断增加，从1993年的211.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为中国海外铜资源投资提供了外汇支持。见表1。
2.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
中国的海外铜资源投资需要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外交与经贸关系。中国铜企业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比较容易进入与中国有着良好外交与经贸关系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积极营造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相互裁军的两个协定，使得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在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同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团结合作关系，改善和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四、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历史回顾
中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铜矿资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赞比亚政府将谦比希铜矿项目中标通知书授予中色建设集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情况如表2所示。
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式分析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分类方法把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分为两大类：绿地投资方式和跨国并购方式。
绿地投资，指直接在海外投资兴建基础设施，进行勘探、开发、运输、冶炼等业务。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投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海外铜矿资源，而且可以带动产品出口、劳务输出，但花费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而对于铜资源国来说，由于可以解决资金、技术缺乏的问题，促进当地铜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跨国并购是指收购和合并两种不同的形式。它通过一定的支付手段，把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这种方式能在较短时间里开始生产和经营，还可以便利地利用被收购企业之后的管理人员和市场销售渠道。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有利于节约有限的资金，达到与合作伙伴优势互补的目的；也有利于弥补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利用合资伙伴的经验和信誉，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明显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关系到资源性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
从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历史来看，投资海外铜资源企业主要是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中铁集团、中国金川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等几家国有企业。虽说厦门紫金铜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民营性质，但其“幕后老板”是紫金矿业、铜陵有色和厦门建发，分别持有45％、35％和20％的股份，其中，紫金矿业与铜陵有色均是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说，中国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主体均为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投资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绿地投资较少。而且，在众多并购案例中，多以购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投资海外铜资源的重要性，但中国铜企业在这近20年中海外扩张总体缓慢，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中国有色集团投资开发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及中冶集团投资开发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可这两项开发协议签署时间相隔整整10年。
六、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缓慢的原因分析
国家出于稳定铜资源供给、平衡国际收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企业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等原因而鼓励铜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铜企业也因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海外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等原因积极响应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并为海外投资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为何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如此之慢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球铜资源分布集中。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美国、秘鲁、墨西哥、加拿大等南、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铜资源储量占全球铜资源储量的59％左右(见表3)。而且，矿床类型多以斑岩型为主，勘探开发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早。这些地区的勘探程度已经非常高，且铜矿资源基本上掌握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资源所在国的大型矿业公司的手中，中国铜企业难以进入该地区进行绿地投资，因此，多是购买部分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
2.中国海外投资的铜企业具有政府背景。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现实中，西方大型跨国资源公司一般是私营企业，而中国对外进行投资的铜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被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及法制比较健全的拉美国家认定为受政府控制，许多正常商业行为被说成是执行政府意图，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恰恰全球铜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受阻；2002年中石油放弃竞拍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以及2009年中国铝业注资沉陷债务泥潭的澳洲矿产公司力拓集团195亿美元引起澳大利亚政坛千层浪，均与中国公司的国有性质有关。有实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变成了他们海外投资经营的不利因素。
3.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晚。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与世界上其他铜资源消费国相比，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起步晚，1998年才正式跨出国门，投资海外铜资源。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中国铜企业跨国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等问题暴露无遗。
4.中国铜企业没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在相关对外投资理论中，除小岛清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否认垄断优势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作用外，其他理论基本上都认为企业具有垄断优势是进行海外投资的必备条件之一。资源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以占有资源为导向的，不存在跨国投资的企业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很难解释资源性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
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来看，跨国投资的铜企业，尤其是进行绿地投资的铜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等。上述垄断优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转让的优势和独占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二是无法转让的优势，即规模经济的优势。
与国外铜企业相比，中国铜企业最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具有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其次是具有一定的勘探与开发技术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铜矿成矿条件复杂，矿床类型多，企业形成了处理复杂成矿地质条件的勘探与开发技术。虽然如此，但全球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该类型铜矿占全球铜资源储量近60％的比例。勘探与开发斑岩型铜矿相对比较简单，从而使得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勘探与开发成矿条件复杂的铜矿技术的优势不明显。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可以是中国铜企业的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铜企业可以采取市场换资源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并击败竞争对手。但反过来，中国正因为必须有足够的铜资源来满足巨大的消费，便容易受制于具有丰富铜资源的国家和企业。总的来看，中国铜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不是非常明显。
七、中国铜企业海外投资的对策研究
为改变中国当前海外铜资源投资的现状，中国铜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淡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资源性行业提供了制度支持。中色集团、中铝、中冶集团、中国五矿、江铜、金川集团等国有大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组建民营资本占比比较大的合资企业来淡化企业的政府背景。具有民营资本参与的铜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相对比较适应市场化、私有化的西方国家制度安排，从而淡化政府背景。
2.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储备跨国经营人才。中国铜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复合型的跨国经营人才，迅速改变目前中国铜业职工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人才短缺的问题。培养人才，除选派一些年富力强、熟悉业务、懂管理且有外语基础的人到高校接受系统的培训外，更要重视选派人员到成功的跨国公司学习与锻炼，参与跨国经营的具体业务，从实践中培养才干，积累经验。
3.加快资源性企业的重组步伐。虽然中铝、中冶、中色、江铜等资源性企业在国内称得上是大型企业，但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基本上不具备投资海外铜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资源性企业只有加快重组步伐，尤其是加快具有资金、人才等优势的中央企业与具有技术等优势的地方企业的重组步伐，尽快组建具有规模经济、技术、人才、资金、生产成本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真正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八、结论
本文对中国铜企业投资海外铜资源的现状、问题、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变投资海外铜资源现状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铜企业海外扩张速度比较缓慢，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内仅有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外投资。
2.中国铜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多以购买上市初级矿业公司的股份为主，而绿地投资较少。
3.中国具有实力投资海外铜资源的企业均为不容易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国有控股企业，而容易被认可的民营企业又不具备同西方大企业竞争的人才、资金、技术、成本等优势。
4.与国外大型矿业公司相比，虽然中国铜企业因起步较晚而不具有明显的研发、管理、技术、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巨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国铜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中国铜企业只有通过淡化政府背景、加强人才建设、加快重组步伐等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外投资现状。
参考文献：
[1] steph herbert hymer. the inter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d] . mitpress, 1976.
[2] john harry dunning. the ecles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restatement and possible extensions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pring, 1988.
入世后,为我国企业集团进行海外投资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进行海外投资对我国大多数企业集团来说,是很陌生的事,不仅存在着很多风险,而且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论文百事通认真分析这些问题是我国企业集团搞好海外投资的基础。首先,我国企业集团进行海外投资存在着很多风险。主要包括:
(1)政治风险:“政治环境”,如东道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持久,对外国资本的保障程度如何,等等;“法律环境”,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对外商的保护程度等;该国与我国的关系,人们对我国的评价等。(2)经济风险:“经济环境”,如该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金融、税收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条件;“基础设施环境”,交通、供电、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3)经营风险:即企业跨国经营中因自身经营不利所造成的风险。如,经营中铺的摊子过大,管理不利等。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哪一种风险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陷入困境,要防范这些风险,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其次,我国企业集团在管理上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1)多数企业集团没有一个完整的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企业集团海外投资战略,是企业集团从海外投资的主客观需要出发所确定的长远、总体的目标和规划。有关资料表明,相当数量的企业集团缺乏完整的企业发展战略,特别是海外投资战略。
(2)多数企业集团还没有建立一个规范的现代集团管理制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的实力不强,规模较小,“小马拉大车”,同时集团公司的功能较弱,严重影响了集团公司对整个集团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集团多数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没能很好的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特别是与外国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3)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不少的企业集团还不熟悉自己在海外经营中自身的优势,不能做到扬长避短,这也影响了投资的效果。
二、对企业集团海外投资对策的基本设想
综上所述,我国的企业集团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未知风险,存在着企业集团本身管理不成熟、不能较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等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认真评估海外投资形势,确定科学的海外投资战略;强化管理,确保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扬长避短,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1.认真评估海外投资形势,确定科学的海外投资战略
企业集团要搞好海外投资,需要制定一个长期务实的海外投资战略。企业集团在具体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时,要坚持长期的综合效益原则,找准自己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位置,明确自身的优势主业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发展规模,海外投资的方式和原则等等。
首先,企业集团要认真研究WTO规则和国际经贸惯例。一位在日内瓦观察WTO谈判多年的官员说,WTO是一个框架,许多规则含糊不清,故意留出了漏洞,需要谈判解决。企业集团是生产经营者,不可能对各方面都深入研究,聘请专家顾问非常必要。从我国的目前情况看,大多数企业集团对海外投资不是很熟悉。因此,要转变观念,认真学习WTO的通行规则和世界经济贸易中的惯例,注重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海外投资战略,使自身尽快融入到世界经济中。
其次,从东道国的实际出发,确定到该国投资有哪些优势。一方面,要了解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东道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持久,对外国资本的保障程度如何等;“经济环境”,该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金融、税收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条件;“法律环境”,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对外商的保护程度等;“基础设施环境”,交通、供电、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
另一方面,要考虑所要投资的国家有哪些优势。哪些国家具有发展潜力,可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和人才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在东道国经营有哪些风险,如何规避风险等;与别的国家相比较,东道国在技术特长、资本、管理哪些方面有优势,这些优势能持续多长时间;发展经营的时间表和具体工作方式等。
2.强化管理,确保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
要搞好海外投资,强化跨国集团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从提高集团公司的实力和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体制入手。
首先,壮大集团公司实力,提高它对整个集团的控制能力。扩大集团公司的规模,加强集团公司的功能建设,增强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集团的驾驭与领导功能。加强集团公司的综合功能建设,包括战略决策功能、跨国资本经营功能、技术开发功能、跨国融资功能、制度创新功能和高效管理功能等,使之成为一个有效运转的投资中心、管理决策中心、研究和开发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营销与市场开拓中心,成为整个集团的核心。
其次,规范公司管理体制。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企业集团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一是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公司决策机构;二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以此协调好母子公司的关系,使企业集团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三是建立有效的集团监督机构,国内外的企业集团的发展经验表明,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监督手段是财务监督,通过财务监督,可以使子公司的会计成为老板会计。
再次,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与国内经营相比,海外投资中,最棘手的问题是集权和分权。各东道国的市场条件、投资环境和政府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母公司很难完全、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及时对此作出反应。因此,必须给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一定的自,使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开展业务活动;同时,母公司需要从全局的角度统一计划和协调各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保证海外投资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核心是,根据跨国战略目标和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把握好集权和分权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与这种集权分权相适应的跨国组织管理体系。
3.扬长避短,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确定战略与加强管理是提高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在具体措施的层面上,提高海外投资效益的关键是发挥企业集团在海外投资中的优势。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66―08
一、问题提出
2009年12月4日，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上海汽车与其合资伙伴通用汽车共同宣布：双方将以50：50的股比，合资成立通用上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以通用上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平台，合作到印度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外企业在原有合资企业的基础上，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打破了一国企业单独到同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模式。正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资司司长孔令龙2010年3月2日在“2010年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所言：“中国政府鼓励企业与外资合作伙伴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探讨到第三国投资，创新走出去新模式。上汽通用的这种合作，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将有利于将中国企业存海外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汽与通用的合作第三同直接投资实践刚刚开始，合作投资的绩效有待时间检验。上海汽年和通用汽车合作到印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过程和内在动因如何；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可以有哪些组组模式，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有多大；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合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中国企业能否通过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实现资源、能力与经验有效积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最大限度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最终实现成功的国际化成长，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绩效与背景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绩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力推动中国优秀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积极探索和实施国际化战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2个国家和地区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433亿美元(实际投资额945亿美元)，同比增长6.5％，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尔、华为、中兴、联想等一批优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跨国经营实力不断增强，2009年，内地企业34家进人世界500强。
中国是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投资动机多极化、优势差别多元化、发展空间多角化特征。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现代科技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跨国公司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FDI快速增长。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落后，中国FDI的区位分布过于集中于一些国家或地区，总体投资效率较低。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基于本土经营的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大部分中国企业缺乏管理、技术、品牌和渠道等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技术获取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显著存在，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是通过促使增加研发投入，而是通过提高研发资源的产出效率来实现的，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技术的总体成效并不如意。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FDI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型FDI同时并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好对自然资源丰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目的地有较高的重合性，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从发展中国家、小国市场向发达国家、大国市场转移。
总体看，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运营管理提高很大，具备了一定跨国经营布局能力和基础，但现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优势仍然是单项成本优势，缺乏技术、品牌、管理、营销、渠道、人才、信息等对外直接投资核心能力，无法根据东道国市场需求确定和选择产品与渠道，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和利润空间(杜群阳，2004；Deng，2004；姜萌萌、庞宁，2006)。绝大多数企业仍处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中国缺少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跨国公司和全球企业。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平均不到2％，海外销售占销售总额比例平均不到21％，2006年，全球100强两个指标就早已达到40％和44％。中国内地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做大做强进入世界500强的并不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虽然时见报端，但是多数是雷声大雨点小，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并不理想。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减少或放弃对外直接投资、回归国内市场的趋势愈加明显。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
新时期，中国企业面临双重考验，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外直接投资任重而道远。世界经济要从金融危机中整体复苏还需时日，处于经济危机漩涡中心的发达国家非常需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和中国产品的物美廉价。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提升了中国制造的无形品牌效应，让海外消费者、政府和公众更容易接受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危机导致全球资产并购价格下降，但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使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战略性资产时，经常得到东道国的特殊关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阻力和风险加大。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使中国企业在母国市场效益大幅增长，有助于提升其全球市场发展能力和基础，为其在海外市场发展提供有效缓冲和保护。伴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和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由于国内成本上升和国外市场的萎缩而遭遇瓶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和模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和加快国际化双重任务，企业需要转换国际化竞争思维模式，实现从低层次比较优势到全球竞争优势的转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能力体系的建设，更要将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体系高质量地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使其能迅速在东道国(特别是后发展中地区)环境中获取新的成长机会。从长 远看，中国应在适当加大对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型FDI的同时，加大对亚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型FDI力度与水平，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影响力、竞争力和控制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一直努力追求与国际接轨、适应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结果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发达国家的一致确认，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诉讼和制裁此起彼伏，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主动空间。通过有效路径，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寻求市场话语权和主动权，对希望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自我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中国企业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突破点不在成熟市场，而在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市场相对成熟，渠道、品牌、网络、消费偏好基本固定，且成熟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认识障碍和误区。中国企业想直接占领发达国家高端市场，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趋向萎缩，进入或维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加大。虽然目前新兴市场的市场规模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新兴国家市场尤其是刚刚进人工业化建设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性非常好，要素资源禀赋较好，优惠扶持政策较多，市场扩张空间较大，而发展水平一般低于中国，市场规则相对不完善，中同企业进人这些市场难度相对较低，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
三、上汽与通用合作开展印度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一)上汽与通用合作到印度开展第三国直接投资的过程
1997年6月，上海通用汽车南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各出资50％建立。2009年，上海汽车与通用中国分别获得272万辆与183万辆的业绩，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上本土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赢家，2010年3月上海通用汽车销量为86967辆，同比增长89％。上海通用汽车是唯一一家连续七年当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汽车企业。
2009年5月19日下午，上汽董事长胡茂元和总裁陈虹来到通用汽车底特律总部文艺复兴中心，与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韩德胜进行了深入谈判。当时，通用身背重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成为通用汽车全球市场唯一的亮点。2009年12月4日，上汽总裁陈虹和通用执行副总裁兼国际运营部总裁罗瑞立(Nick Reilly)在上海市威海路上汽大厦24楼签署了上汽与通用上海通用股权转让与合作开发亚太市场等一揽子合作方案。根据协议，通用以8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其在双方合资公司上海通用中1％的股权给上汽香港全资子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通用董事会增加一名董事，由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上汽和通用在上海通用董事会中席位由原来5：5变更为6：5，上汽以51％占股控股上海通用，但上海通用业务经营模式、投资各方在原有技术、品牌、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合作方式均保持不变。作为1％股权交换的条件之一，上汽同意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10％股权。
同时，由上汽全资子公司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通用全资子公司通用汽车(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股比结构50：50的合资企业――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上汽和通用将以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为平台，合作到印度开展直接投资。首先，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将收购通用汽车印度公司100％股权，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在印度的现有资产，但通用仍然保持其在印度研发中心100％股权。收购完成后，通用印度公司将变成上汽和通用50：50的新合资企业，新合资公司除继续生产原有产品外，将组建一个主要生产小排量汽车发动机工厂和一个新雪佛兰品牌整车生产厂，在印度市场上生产和销售上汽通用五菱微型商用车和上海通用新赛欧等产品，满足印度当地市场对小型车的需求。双方希望利用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在华合资的成功管理经验，以及在中国本土化开发的、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将产能从目前的6万辆提高到2012年的25万辆，并以印度市场为起点，联手合力拓展亚洲新兴市场。
(二)通用与上汽股权交易和合作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动因
源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通用汽车遭遇困境。2009年6月，进入破产保护。为了尽快扭转局面。一年内通用两换CEO，以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并先后关停、出售悍马、土星、萨博等多个品牌。经过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尽管业绩开始逐步好转，但资金短缺尤其是现金流紧张问题一直存在，通用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拓展北美地区以外业务。在通用全球研发体系中，韩国大宇是通用汽车的重要研发基地，担负着小型车研发重任，上海通用的赛欧、凯越、景程，上汽通用五菱、通用印度的雪佛兰、Spark等，最早都是由大宇改造后移植到当地市场的。2008年，大宇金融衍生品生意不利亏损7.5亿美元，信贷资金基本耗尽。大宇主要依赖通用总部的出口订单，在韩国本土市场销量占总销量的比重不足10％，但是金融危机导致通用的出口订单急剧下降，大宇库存增加，部分工厂停工，面临破产边缘。由于被美国政府接管后，政府给予的救助资金不能用于海外市场投资，当海外子公司出现资金危机急需母公司扶持时，通用唯有通过其海外机构融资来进行援救，通用将上海通用1％股权以比股权价值多3倍的8450万美元高价转让给上海汽车，获得的现金收入对通用而言十分必要。
从2010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将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未控股公司的业绩不能并入母公司财务报表。上海汽车在旗下两大主要合资企业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中的初始股份均为50％。但是，上海大众汽车销售由上汽控股的上汽大众销售公司负责，新会计准则实行后，其销售收入仍可计入上汽；而上海通用汽车销售责任由上海通用负责，上汽只持有50％股份并未实现控股，新准则实施后，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将不能计入上汽，这对上海汽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2009年，上海汽车以2008年度合并报表248.8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在《财富》500强中排名359位，比2008年上升了14位。2008年上海通用营业收入占上海汽车营业收入的53.4％，2009年《财富》500强进入门槛为185.7亿美元，如果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不能计入上汽，上汽将根本无法进入500强行列。上海汽车只有增持上海通用的股份实现控股，才能避免赢利大户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不能并入财务报表的尴尬。
对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来说，股权交易的背后更有价值和更深层次意义的是，双方在原有合资企业的基础上达成了合作到印度直接投资活动的意向与共识。进入新世纪，全球汽车70％的增量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市场最主要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通用汽车战略规划表上，亚洲市场已经毫无争议地已经成为公司重心。在过去10多年里，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一直保持着紧密顺畅的合作，上海通用汽车已经成为业界最成功和最具创新力的合作典范，积累了丰富的合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在包括产品开发、质量保证和成本控制等价值链环节上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模式。面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实际，上汽通用需要急需突破传统合作局限，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层次，提升合资合作竞争力，来保持双方良好的合作，继续占有中同市场。
作为亚洲新兴市场之一，印度汽车产业面J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印度政府已明确把汽车T业作为本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政府将有力地支持汽车工业的发展，2009年印度全年汽车销量规模200万辆，预计2015年销量将达到450万辆，2016年印度汽车产业年收入将达到1250亿美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0％(2008年为6％)。由于印度消费者购买力弱，汽车消费主要集中于低端车型，微型车和小型车占印度市场乘用车总量95％以上。目前，全球主要汽车企业均已在印度投资建厂。通用1994年就进入印度市场，先后引进了通用韩国大宇雪佛兰、Spark等系列产品和发动机生产线。通用已在印度建成了营销网络、制造基地和物流供应链，培养了对印度当地政策法规较为熟悉的员工队伍。但是由于缺乏微型车型和成本优势，通用印度公司发展一直并不理想。2009年，通用印度市场销量仅为7万辆，市场占有率3.5％，不到日本铃木销量的1／10，远远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金融危机下，通用虽有心全面进军印度市场，但既没有能力开发新的适合印度市场的产品，也没有财力增加印度市场的产品制造和营销投资，不得不将2010年实现印度市场10％占有率的目标推后到2011年。
作为中国第一大汽车集团，上汽现金流充沛，是最有希望先走出去的中国汽车企业。2004年，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完成了中国汽车海外收购的第一次跨越。在之后的五年里，韩国双龙的业绩一直没有起色，2008年底，韩国双龙意外频发，工会罢工、以泄密为由扣留中方管理人员等事件接踵而来，上海汽车曾提供了259亿韩元援助双龙度过难关，但由于双龙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营运，最终走到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境地。在上汽发展史上，这次不成功的收购兼并案例异常醒目，韩国双龙并购失利后，上海汽车在进军海外上更加谨慎鲜有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是通用汽41全球资源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产品资源，并且被中国市场成功验证过极为畅销的产品系列，基于低成本、高效率、用户价值导向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的五菱产品，是世界上其他大汽车公司设计不出来的。上汽通用五菱微型车非常符合印度主流市场需求，适合在印度市场销售，通用一直希望能扩大在上汽通用五菱的股份并利用上汽通用五菱廉价车型成功复制印度市场。作为持有上汽通用五菱51％的股权第一大股东，上汽的意见对通用能否成功收购五菱股份至关重要。
在美国本土，通用汽车至今仍在风雨中起伏不定，通用单靠通用自身力量想拿下印度市场，获得10％的市场份额难度很大。在中国市场，通用与上汽的合作渐人佳境，通用不仅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取得优异业绩，而且在更长远的规划上，找到了极其可靠的基石后盾。对通用而言，无论是资金、产品还是生产，上汽都是通用开拓印度市场的最理想合作伙伴，合作开展第三方直接投资，即可以提升原有合资层次，推动中国业务进一步发展，又可以借助上汽的卓越生产能力、雄厚财力和成熟产品推动其在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市场份额。同样，对上汽而言，要单独到印度市场上有所作为难度也不小。印度市场是上汽进军国际市场的最佳跳板，与之前单枪匹马收购不同，与通用联盟合作“借船出海”，可以利用通用丰富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弥补自身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同时可以借助通用在印度的营销网络、制造基地、物流供应链和人力资源有效规避由于法律法规和社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经营风险，、与之前收购韩国双龙为获得技术单一目标不同，借船出海更注重市场拓展、利润获取、技术获取和能力提升综合目标实现。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抢抓亚洲新兴市场发展机会，获取理想的利润，还可以在与通用的深层次合作中学习、模仿和创新，积累和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资源、经验与能力，使未来海外之路更加稳健。
四、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通用与上汽之间展开的基于未来战略发展的一系列交易与合作，使双方之间由单一市场合资关系逐渐晋升为亚太市场战略联盟关系，通用将上汽带入全球化中的区域化深耕阶段。多年来，通用与上汽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非常成功，建立了高度的合作共赢、互利互信关系，彼此视对方为其在亚太地区最为成功的合作伙伴。通过一揽子计划，上汽同意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通用把印度工厂部分股权转给上汽，一个获得扩展印度市场的所需产品、资金和伙伴，一个取得上海通用控股权并可借船出海，各取所需，紧密联系，这是一个互惠双赢的选择。突破了“用市场换技术”均等持股比的固定合资模式，开创了中外企业合作新模式，媒体多以“中国汽车合资模式的重大转折点”来评价通用与上汽的合作。
(一)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
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基本模式：A国企业与B国企业以已有合资企业为平台，充分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合作共同到第三方国家C国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实现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目标。一般而言，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战略最可能发生在已建立合资企业的国家企业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合资双方在以往利用的合资过程中积累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和信任关系，容易清楚了解对方对外直接投资目标需求和能力基础。
假设合作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企业分别为A与B，直接投资东道国企业为C。按照经济发达程度，理论上，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可以有六种组合形式(图1、图2、图3)。组合I：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Ⅱ：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组合Ⅲ：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达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Ⅳ：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达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组合V：投资企业：A(发展中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Ⅵ：投资企业：A(发展中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
(二)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可行模式分析
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发生概率与投资国A、B和东道国C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优势、类型、区位有关。从投资目标看，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品牌渠道、获取竞争优势和获取市场利润，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谋求高额利润和获取基础资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高端技术、管理、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谋求市场利润和获取战略资源。从投资优势基础看，发达国家之间具有高级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基本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高级资源绝对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基本资源绝对比较优势。从投资类型看，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属于优势型FDI：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属于学习型FDI；发展中国家之间直接投资属于优势型FDI。从区位选择看，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多选择发达国家，其次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再次是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多选择发达国家，其次是落后国家，再次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首选，其原因是，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无法适应和满足发展中国家低层次市场需求，利润获取与市场占领目标难以实现；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高级资源比较优势，学习型FD[比优势型FDI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技术等战略性资产的迫切需要。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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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上海不仅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自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中国和东盟双边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上海明确地把东盟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上海对东盟的投资已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结合上海企业近年对东盟投资的成功经验，探讨上海如何进一步培育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特点
上海政府重视加强与东盟的经贸、投资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各种平台力促上海企业到东盟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从2003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始，上海政府就组织上海企业参展博览会，特别是在2006年的第四届博览会上，上海作为博览会“魅力之城”活动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城市，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成功地向东盟展示了上海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并促成了不少投资东盟的项目。
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涉及纺织服装、商业零售、食品加工、汽车配件、房地产、国际贸易、农业、矿业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尤其重视对东盟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和海上运输业等基础设施开展大项目投资活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上海与越南的合作较多，例如上海市与越南胡志明市的地铁建设投资项目早在2006年就进行了谈判；上海企业还获得越南广宁电厂总额近9亿美元的一期、二期项目。
上海在对东盟的投资中，重视与广西、云南等毗邻东盟国家的省区进行密切合作，意欲借助这些省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便捷地进入东盟市场。如上海与广西东兴市打造进一步拓展东盟贸易市场的物流平台，推出国际物流园、边贸市场、东兴博览会会展中心、数码港基地、自由贸易区等13个核心建设项目。
在政府推动下较早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01年就在泰国投资建设了中国工业城，其已经建成的棉纺厂、家用纺织品厂和柠檬酸厂，不仅在泰国市场上取得较好的盈利效果，而且其产品还进入欧美市场。
民营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意愿日益强烈，民营企业主要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进行实体投资，开展跨国生产，以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典型的如上海东方希望集团及上海华辰之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开发区投资建立饲料厂，将当地廉价的土地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与企业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上海对东盟投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在投资项目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升，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地得到东道国的肯定。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和加工资源、工程承包、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设立工业园区等，并且针对投资的不同产业，有选择地采用适宜的投资方式，以灵活性来保障投资项目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企业对外工程承包中已不再局限于分包商的角色，总承包项目越来越多，振华重工、上海电气、上海外经、上海城建、上海输变电工程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等分别获得多项境外大型工程的总承包资格。
上海对东盟投资存在的问题
上海企业对东盟服务业的投资项目偏少，与东盟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合作程度低。上海在东盟投资涉及服务业的项目仍然局限于传统服务业中的商业零售和贸易类项目，在能创造高附加值并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金融、咨询、软件开发、信息通讯等新兴服务业项目上，鲜有涉足。这种投资现状说明了上海对东盟的投资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新兴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在投资与合作中增强上海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海中小企业对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尤其是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了解不够，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措施。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小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方面早有优惠举措，例如2005年国家就设立了支持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赴东盟投资50亿美元优惠贷款的基金支持项目，然而上海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此了解甚少。
除了一些双边政府支持的大项目，上海对东盟的投资项目大多金额和规模偏小，投资项目之间缺乏联系，使得投资企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此外，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培养经营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薄弱。
上海对东盟投资竞争优势的培育
（一）加强政府引导且明确重点投资产业
东盟是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但目前还未能形成规模，问题主要在于上海企业投资的领域分布广泛，但重点产业不突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前往东盟投资的方向，主要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延长产业链的投资。上海的很多工程建设企业（集团）拥有配套完整、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和相应技术，在国内和国外的工程承包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且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已经有了到东盟开展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合作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口碑。
因此，上海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上的投资合作，这不仅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使企业能在东道国更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得到锻炼，有效培育企业的项目管理人才和跨国经营人才，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延长产业链的投资方面，上海可重点加强纺织服装、机电仪表、家用电器等成熟制造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这些产业可以带动国内上游产品向东盟国家的出口。此外，这些产品在东盟国家生产出来后，不仅可以开拓东盟市场，还可以开拓更广大的国际市场。
（二）政府为对外投资企业构建投资促进体系和服务机制
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除了企业要到东道国进行实地考察获取信息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获取投资东道国的产业政策、投资鼓励政策、投资热点项目方面的相关信息提供权威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以降低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由于信息缺失而带来的风险。在企业项目的审批机制上，要革除多头审批的繁琐程序，尽快做到“一站式”审批，减轻企业的负担，使好的项目能够及时进入东道国投资。政府要重视对投资项目的监管，特别是要灵活运用监管手段甄别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业绩好坏：对于绩效好的企业，可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待遇，如直接提供外汇贷款、降低信贷利率等，通过这些鼓励性的手段使经营绩效好的企业有更多的盈余资金，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动力和保障。政府还可以根据上海地方财政状况，提高对东盟投资企业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鼓励程度，尤其对符合国家鼓励投资方向和有潜力的好项目要全力以赴支持，做到支持一个，成功一个。政府还应充分利用多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宣传、推介上海企业，推动落实合作项目。此外，作为发展中地区，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较大，上海政府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和上海地区投资保险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投资尽快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
（三）企业应明确自身定位以适应东盟国家细化的市场需求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和产业选择方面有着很好的逻辑，这些投资理论也突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获得成功，在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和合适的产业、恰当的投资项目上是很重要的。与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在跨国经营和投资战略上经验不足。但是，上海企业在纺织服装、家电制造、机电仪表等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恰恰更适应东盟国家的小规模市场这一特定环境。东盟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细化程度高，而且需求富于动态变化，这就更需要上海企业密切关注东盟国家市场不同的产品需求，明确自身的定位，着力发挥上海企业在加工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盟国家设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四）企业投资应具有前瞻性以找准商机
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盟第二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对它们的制造业投资有比较竞争优势；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东盟第三梯队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商机广泛；对于经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新加坡，上海可着重开展技术寻求型的投资，努力在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与新加坡达成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合作项目；对于富裕的文莱，上海服务型企业可以开发劳务输出型投资项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作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乃至医药、医疗器械业上的投资机会都很多。上海企业在这些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并且中国对越南投资的项目已较多，中国企业在对越南投资的过程中已初步构筑起一个商业网络。因此，上海企业应尤其着重考察越南的投资机会，加大与越南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力度。
（五）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的合作投资以促进工业园投资形式发展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国内企业竞争力较强的，但是在开展与东盟的投资合作项目方面，与更早就进入东盟进行投资的云南、广西、四川的企业相比，上海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适应性不强。此外，剖析近年来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结构，不难发现民营企业渐成投资的主力军，而其中有一半项目是外省市（主要是长三角省市）民营企业通过上海开展的对外投资项目。综合这两种情况分析，要培育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就要加强其与国内其他省区的投资合作。
从培养竞争优势的长远目标来看，上海应高度重视在东盟国家建设工业园的投资形式。工业园投资项目的资金耗费巨大，风险也更大，但投资项目一旦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在东道国的融资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工业园项目的成功可以延长投资的产业链，为更多缺乏独立投资能力又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东盟市场的基地，构筑上海企业在东盟投资的整体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一、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对湖南企业宏观与微观竞争优势的分析,本文建立了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将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优势具体分为两个一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第一个一级指标为湖南宏观竞争优势,其体现为文化与区位优势、产业结构优势、人力资源的优势、资金融通优势、宣传媒介优势、政府支持等六个二级指标。第二个一级指标为湖南企业微观竞争优势,则其主要表现为较高的企业家素质、装备制造业较发达、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等三个二级指标。
二、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竞争优势
1、文化与区位优势。湖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古属楚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黔中郡”、“长沙郡”,唐朝设“湖南观察使”衙署,宋朝设“湖南路”,元、明朝设“湖广行省”,清朝设“湖南省”,名称及疆域至今未变。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历史上湖南文化的代表——湖湘文化,具有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敢为人先的优秀精神和独特魅力,在全国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显著的湖南文化产业。有着长久影响力的湖南历史名人与博大精深的湘楚文化紧密联系,已构筑了湖南特有的文化现象。湖南企业充分融合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给其海外发展注入了文化的灵魂。
一个地区有无区位优势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其交通便利程度上,区位优势常成为某地区企业海外发展的先天优势。湖南地处中国腹地,北靠长江,与湖北隔江相望,属长江中下游开放开发带;南临广东、广西,紧靠沿海开放带和港澳地区,直通货柜车当天可达香港;东接江西,西连重庆、贵州,是南中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流域开放带两大经济地域的连接带。境内有京广、湘黔、浙赣、枝柳等8条铁路干线,里程3100公里;有内河航道285条1.14万公里,已开通至日本、韩国的国际直达运输航线和至南京港外贸运输支线班轮。有国道7条、省道70条,公路有8.8万多公里,其中有15条高速公路共1765公里,“十一五”末将达到3500公里。拥有长沙、张家界两个国际机场和常德、永州、怀化3个支线机场,可直达香港、澳门、曼谷、首尔和国内60多个城市,构成了水陆空互相衔接、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综合性立体运输网络。
2、产业结构优势。体现一省企业海外投资优势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其所依托的产业优势。在湖南海外投资的企业中,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无一不是与其产业优势息息相关的。湖南产业基础较好,工业门类齐全,基本形成了十大优势产业集群和包括烟草产业群、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群、浏阳的生物医药产业群、岳麓山大学科技园、长沙新材料基地、株洲留学生创业园等在内77个初具规模、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工程机械、钢铁有色、电力机车、卷烟制造等行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优势,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造纸工业等行业具有较好的基础,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行业已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全省有近3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10位。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商贸、物流、通信、广播影视、动漫卡通、出版、旅游等产业快速崛起,“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娱乐湘军”、“动漫湘军”享誉海内外。另外,湖南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明显,尤其在软件、生物医药、先进电池材料等领域独具特色,拥有中部地区惟一的部级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等。
在产业发展方面,湖南产业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湖南文化产业的“个性”、湖南农业的“个性”、湖南制造业的“个性”以及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的个性。湖南文化产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广电、出版、报业、娱乐四大核心优势文化产业上,形成了有产业规模、有市场主体、有文化品牌与人才队伍的支柱性行业或产品。湖南农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科技优势、种苗优势、资源优势、绿色优势等方面。湖南制造业的“个性”首先体现为实力的优势。《中国1000制造商》排行榜上,中部地区共有125家企业入围,湖南省共有33家企业入围,占总数的31.3%,居中部之首。近年来,长沙已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中联、lg、远大、三一重工、长丰等组成的标志性工业企业。同时,未来五年,湖南将着力培育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即现代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轨道交通设备产业集群和输变电设备产业集群。在高新技术产业“个性”方面,湖南具有较强科教实力优势,如自主研发了银河计算机、杂交水稻、碳复合材料等等。
3、资源优势。在农业方面,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渐成气候。湘东、湘中重点发展了蔬菜、时鲜瓜果、花卉苗木、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湘北突出“湖”字特色,重点发展了稻米、优质棉花、油菜、水果、蔬菜和特种水产、水禽养殖;湘南利用“天然温室”优势,重点发展了蔬菜、时鲜瓜果、油茶、烤烟、养殖等名特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湘西突出“山”字特色,重点发展了草食畜禽产品、优质水果、优质名茶、反季节蔬菜、药材等。洞庭湖区结合退田还湖工程、防护林工程等项目建设,实施湖洲造林,加快杨树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林纸产业。各林区市县,大力发展竹、木地板、胶合板、纤维板等林产工业。大中城市郊区还重点发展了观赏农业、休闲农业与设施农业。蔬菜、水果、花卉苗木、药材、草食牲畜和特种水产等种养业的区域化、特色化经营特征越来越明显,使得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基地建设也由过去的“一村一品”,逐步转向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
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中锑、锰等矿藏资源居国家前列。湖南已发现各类矿产14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70.18%,已探明储量的矿种101种, 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71.63%。湖南省保有储量总量居全国较前位次,全省共有57种矿的保有储量总量居全国前十位,34种矿产的保有储量居前五位。重要矿产中,钨、普通萤石、海泡石粘土、隐品质石墨等居全国之首,钴、钒、锑、重晶石等居全国第二,金刚石位居第三,铅、锌、铌钽分别居四、五、六位。
近几年,在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源方面,湖南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重大科技专项和科技攻关取得了新的突破。全省有县及县级以上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308个。拥有部级重点实验室3家,部级重点实验室7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9家,国家(部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湖南现有普通高校数、在校大学生数和研究生数均列中部第二,在湘院士45人,排全国第八位。湖南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能力。
4、资金融通优势。公司的海外投资需要高资金融通水平作为支持。事实证明,资金融通能力比较好的地区企业对外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为支持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湖南省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湖南省中小企业占全省工业企业的99%。为解决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问题,2009年4月底,湖南省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若干意见》,研究制定了18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重要举措。2009年省财政专项调度、使用期限为两年的支持市州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14亿元资金,省财政已全部拨付到市州。各担保公司积极响应,纷纷出台了降低担保费用政策,以减轻中小企业融资负担。
另外,湖南省建行、农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下放贷款权限、减少审批层级。省工行还成立小企业金融业务中心,对小企业贷款独立核算,独立审批,单独考核。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与中小企业更好地对接。长沙银行推出的产业链系列融资产品已达到20项。省农信社系统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大力推广农村商户联保贷款和最高额循环抵押贷款两个品种,各地贷款均有增加。攸县农信社推出的商户循环贷款,已发放信贷资金2130万元,惠及涉农中小企业300余家。可见,湖南省企业融资机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得到缓和。
5、宣传媒介优势。湖南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出色的传媒和信息传播可以有效促进湖南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成为湖南企业海外宣传的强劲后盾。近年来湖南基本确立了以广电、出版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发展主体框架,并初步形成了包括出版、广播影视、报刊、文娱演艺、动漫、网络、文博等在内的产业发展体系,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达82.81万人。湖南文化产业竞争力在全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结果,湖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保持第一。
湖南媒体机构从间接参与到直接操办展览项目(或经营场馆),既拓展了传统媒体业务,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也利用媒体在策划、宣传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了湖南展览业的快速发展,而湖南展览业的发展又为湖南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08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国际种业博览会和糖酒会,对湖南企业建立品牌形象,实施“走出去”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政府支持优势。政府的重视为湖南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04年,湖南省政府出台了《境外投资资助资金管理办法》。2005年,省政府批准设立了400万元的“湖南对外经济合作专项资金”,主要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贴息贷款以及进行劳务输出中介抵押金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境外资源性开发项目给予重点扶持。此外,企业“走出去”的审批手续也日益简化、便利。
三、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微观竞争优势
1、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企业家队伍构成不断优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企业负责人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湖南省企业负责人研究生以上的占到11.4%,大学本科占到32.4%,即使是高中及以下水平的经营者也是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职称的拥有者,以经济师为常见。从地区的分布来看,长株潭等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相对来讲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较湘西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高,仅长株潭企业负责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有21.3%的比例。
2、装备制造业发达。在湖南省的制造业门类中,装备制造业成长最快,成为湖南制造业中的亮点。在装备制造业内,目前已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和电工电器“三驾马车” 并驾齐驱的局面。在这“三驾马车” 中,工程机械是成长最好,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自2000年上市以来,综合经济效益一直排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前10位;三一重工也于2002年7月上市,赢利能力排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湖南汽车工业占全国的比重不大,但有自己的特色,长丰集团是我国高档越野车的龙头企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55亿元、利税10.5亿元、利润2.48亿元,较上年同比分别增长14%、2.1倍和4.7倍。零部件龙头企业湘火炬,近年加快资本扩张,成功进入整车市场。轿车方面有浙江民营资本进入(江南);农用车方面有北汽福田进入(福田长汽);客车方面有“美的”进入(三湘客车);中兴汽车有安徽凯马进入(湖南重汽)。另有浙江民营资本、北汽福田、美的、安徽凯马等外来资本给湖南汽车工业注入新活力。依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竞争方式都取决于所在地的环境与历史,另外当地若有很强的竞争对手,也会刺激企业不断地提升与改进,所以湖南大批实力强劲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对湖南本土企业保持海外投资的优势非常重要。湖南企业通过与国外企业开放学习、信息共享、创意共生,形成对机会与挑战灵活反应的创业氛围,增强了竞争优势。
3、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从投资的形式看,从境外带料加工到境外投资设厂,从建立网络销售到建立研发中心,湖南省投资形式多样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企业境外投资方式主要采取两种常见方式:独资和合资。随着境外投资的不断发展,湖南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一,改变了长期以来遵循的“新建投资”模式,加大了购并投资、增资扩股或独资取代合资,同时还采取战略联盟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如三一重工、有色集团已与国外多家公司联合投资或上市。其二,从单个项目投资转向产业链投资。如三一重工集团、有色集团在海外市场,不仅建立加工企业,还从事销售和售后服务,覆盖生产加工、进出口、转口、销售等各环节的一体化产业链。其三,投资模式呈现多元化:境外注册经营贸易,比如三一重工、中天集团、电广传媒等在“走出去”开始阶段都是采取境外注册经营贸易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加工制造,如神州龙在阿尔及利亚设厂从事服装的加工制造;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如隆平高科在菲律宾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三一重工在美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建立生产基地,如三一重工在美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立加工基地,湖南有色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收购矿山,进行资源开采等;海外上市,如有色集团与国外企业合作在香港、澳大利亚上市、中天集团以子公司中国农机在新加坡上市。
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促使湖南企业境外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大,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截至2007年,湖南省累计境外企业151家,合同金额73483.93万美元,中方合同投资47013.596万美元。其中2006年新增38个,2007年新增51个,合计占总数的60%;2006年和2007年合同投资额分别为29000万美元、30414.48万美元,合计占总数的81%。2007年,湖南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的6.45%,居全国第六,居中部地区六省首位,占中部六省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7.4%。2007年,湖南境外直接投资单个企业投资平均规模573.3万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60.5%。
四、结语
“走出去”是培育和壮大湖南省企业的必由之路。要在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成功地进行跨国经营。因此,湖南省须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山去”, 引导各类有实力的企业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在欧美发达国家兼并收购研发型企业,提高跨国企业的经营质量和产品档次;充分利用湖南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湖南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水平,使湖南跨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娜玲:湖南企业家队伍现状研究[j].经济师,2008(10).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介评
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以前，很有必要先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予以简单评价。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外可谓众说纷纭，但从学术渊源或其基础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另一个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是宏观分析，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之一是完全竞争；后者是微观分析，即从企业层次出发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由于完全竞争假设与经济生活的现实相距太远，同时从微观层次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切合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流。从微观方面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主要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以及费农、约翰逊的区位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宁在总结了这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这些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成了解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与主流。
邓宁认为，前几种理论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和行为机制，而实际上，直接投资只是跨国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跨国企业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经营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优势论和区位理论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跨国经营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这三类优势的拥有程度作为垄断企业跨国经营方式选择的依据和条件。按照邓宁的看法，跨国直接投资发生的充分条件是需要三个优势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客观地讲，虽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内容上只是一种“综合”，没有多少创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论的精华，运用多种变量来分析解释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能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对其它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该理论是根据西方私人对外投资行为提出来的，难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
1、该理论过分强调了跨国经营企业的既有优势，即各种优势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由于跨国企业是在与本国环境不同的东道国内动作，强调企业本身拥有某些优势以抵销跨国竞争的额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邓宁为代表的优势论者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投资，并且把这种认识从企业推广到国家，这是不太吻合现实情况的，事实上，并不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突破主流优势论者的论断，发展对外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还直接向发达国家投资。这种现象给优势论者以沉重的打击，究其根源，优势论者至少忽略了三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邓宁所说的绝对化；二是跨国经营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中积累；三是这三种优势具有互相替代性。
2、该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来自理论视角来展开分析，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间的利益联系。前面所述的优势理论，基本上以企业作为不受国家任何直接干预的独立主体为前提，这在一些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可能是恰当的，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种抽象并不恰当。在这些国家中，国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同国家利益息息有关。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通常也是国家贯彻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动因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适当的。
二、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前面的论述表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过分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既有优势，这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是不相符的。作者认为，必须从这一理论的缺陷及其与现实的差异寻找突破口，来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1、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并且优势总是相对于同一市场中同一行业的其它企业而言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不同国家企业的总体实力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如果深入到具体行业看，不同国家的企业则又各有所长，从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领域，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进入不同东道国市场，企业优势对比的这种相对性就更为明显。我国的某些制造企业在进入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时，其密集使用劳动和规模较小的设备和技术，就可能比发达国家先进但密集使用资金的企业更受欢迎。
2、作者认为，跨国投资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以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要国外确实存在着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国内暂时没有或不易取得的，企业就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这种优势，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公司，如丰田、可口可乐、雀巢等一开始都是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跨国经营才成长壮大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用这些有利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使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更为强大，目前我国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走出去，获得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现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积累自己的优势。
3、前面谈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这是不适当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认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不失为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思路。
（1）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可以为国有企业提供现成的外部环境。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规范的市场行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等。在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从而也压抑了其发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可以使国有企业直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地显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2）企业的产品结构可以得到调整。国有企业整体效益较差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无法继续生存。海外经营可以使一部分产品向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3）创新是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从企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到生产的工艺，方法和生产的产品以及它所面对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将面临一次彻底的创新。这必将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有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工贸企业、金融性企业、服务性企业等多种类型。但总的来说，规模少而分散。而国际竞争是规模与实力的竞争，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往往是大型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1、大力发展实业型跨国公司。规模化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普遍很低。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另外，要鼓励已有的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发挥综合商社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我国旧的统收统购的外贸经济体制使得工业和贸易二者脱节。若用综合商社的形式，将两者联合，使工业企业较强的投资生产能力和外贸企业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及经营经验相结合，再加上跨国银行强大的金融支持，则可大大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综合商社组织是我国开展跨国经营的理想的投资主体。
（一）投资方式战略
1、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灵活多样。一个国家的自身经济状况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它对外投资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身资金比较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对外投资，相对来说，机会成本较大。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资风险，更充分地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享受更多的东道国投资优势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较快地占领东道国市场，选择合资的方式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也决定了应以合资方式为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起点较低，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规模方面，还是从体制因素方面来说，都不明显，有的方面甚至还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学习和获取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为主。以合资方式进行投资，有利于我们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且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便于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当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是由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三个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以上意见只是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总的看法，具体到每一个投资项目，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相机决策。
2、应该重视以实物出资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国内正处于一个产业调整、结构转变的时期，前一段时间由于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原因造成的国内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将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这一过程中将释放出许多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其他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选择适合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但促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了浪费，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使其发挥出新的生命力。
3、应重视直接对外投资中的跨国购并方式。目前跨国购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我国对这种方式还不太熟悉。跨国购并具有其它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购并进入比新建更为优越。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一海外投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有选择地加以灵活动用。
（二）地区选择战略
目前，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不难看出，投资过于集澳和发达国家，而忽视了最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系较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而中国企业又具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要素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创造比较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具体选择哪些国家呢？作者认为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区、本行业的优势与经济技术条件：二是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三是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资少，见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国投资环境、考察项目的发展前途。
（三）宏观支持战略
（一）隐形优势。美国著名管理大师赫尔曼・西门教授在《隐形冠军：谁是最优秀的公司》一书中首先提出“隐形冠军”的概念。简单地说，“隐形冠军”是在市场中处于垄断性地位却默默无闻的中小企业。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具有了这些隐形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能无限细分市场。（2）中小企业所在市场无明显的规模经济性。（3）业务高度专业化。（4）利用隐形阻止进入的优势。（5）本身具有独特的企业家的品质竞争优势。这些隐形优势，无论在哪个市场上都是一种尖锐的竞争利器，对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意义。
（二）良好的国际国内投资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使我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给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经济合作带来机遇。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国家为对外直接投资制定了宽松和鼓励的政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外国企业的进入也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并提供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于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的出现，给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支持。
（三）小规模技术优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刘易斯・威尔斯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即使经济落后国家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也拥有竞争优势。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发展中国家跨国比较优势：具有为小市场提品服务的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和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一些境外投资主要是维护与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而建立的，而其民族产品往往利用母国的当地资源在生产成本上占有优势；产品营销费用低，与发达国家企业营销费用的大投入相比，发展中国家小企业产品的营销费用极低。
（四）华人网络和产业集群优势。华人网络在外国的市场中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小市场，而且，这个小市场具有良好的向外扩展性，我国中小企业可以以这个市场为桥梁向外国市场拓展。产业集群，是指一组彼此独立自主，但相互之间依托于资源共享和互补、专业分工和协作等特定关系，靠在地理上的靠近，同处于一个特定产业领域的相关企业的集合。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可以发挥产业集群的优势。
我国中小企业存在对外投资的优势。对外投资会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历史必然。因而，我们必须根据当前的中小企业优势，当前的各种条件，做出适当的决策。
二、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中如何利用优势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选择要立足于自己的优势，即隐形优势，充分利用有利环境、产业集群优势，小规模优势，避开自己的劣势。
（一）国外市场选择。在市场进入决策上，可以以差异化作为海外市场进入的突破口，发挥能无限细分市场业务高度专业化的优势避开竞争力低的劣势。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属于中小企业，无力在资金投入、成本、效应上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寻求合理的差异化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更为有效，它恰巧能够为我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找到突破口，还可以发挥战略性的成本优势。市场开拓，遵循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部――海外投资生产这样一个过程。这样做的好处是产品有销路、信息较灵通、成功率较高，可以避开人才缺乏政府支持不到位的劣势。当然，从长远看必须选择品牌战略。
（二）区位选择。在海外市场选择上，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先易后难或先难后易。先难后易是先把市场定位于发达国家，创出品牌，先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然后打开其他市场，主要适用于竞争力强、能发挥自己优势，如小规模优势的企业。先易后难是先把市场定位于非洲、中东、南美等不发达国家，然后打开其他市场。不论哪一种选择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国家有着遍及世界的华人网络。华人网络是一种区位优势，它对市场信号的反映和选择灵敏，能以整体实力来抗击和分散外部风险，又能适时、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对国际市场有很强的渗透力，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优越得多。区位的选择上，还要考虑自然资源的短缺、国内生产的需要、当地市场容量和当地中小企业的发达程度。
（三）行业选择。要发挥专业化优势，就要选择专业化优势比较明显、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才可以利用自己在国内的经验。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在行业选择上，以在设备、技术上有较强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家用电器、机械电子以及服装加工等行业为重点到境外投资办厂，进行产品的组装和加工生产。也可以同时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这种技术优势在投资时要得到利用。同时，中小企业也应积极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我们可以以合资为主要的对外投资方式，积极开展对这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学习型投资、资金获取型投资、信息获取型投资和资源获取型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