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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9月，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91.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增幅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农业产值86.78亿元，增长5.5%；林业产值7.88亿元，增长3.2%；牧业产值15.48亿元，增长7.9 %；渔业产值76.59亿元，增长6.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5.21亿元，增长6.6%。1-3季度，全市茶叶产量6.14万吨，同比增长9.3%；食用菌鲜品和干品总产量8.6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0.88万吨，增长11.1%；春夏收药材面积7.90万亩，增长24.3%；产量0.94万吨，比增17.5%。1-3季度，全市水产品产量50.90万吨，增长5.7%。
2、工业保持快速增长
1-9月，全市工业完成投资197.06亿元，增长22.5%，增幅比1-8月提高2.8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完成投资2.52亿元，增长416.9%； 制造业完成投资110.30亿元，增长32.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84.25亿元，增长9.5%。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36.17亿元，同比增长20.1%，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2个百分点，连续9个月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有力支撑了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分行业看，全市34个大类行业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中12个行业增幅超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水平。分产品产量看，统计的6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同比增长的有49种，占总数的81.7%。从轻重工业看，前三季度，全市轻工业实现增加值95.86亿元，同比增长23.0%；重工业实现增加值240.31亿元，同比增长19.0%，重工业比轻工业慢4.0个百分点。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前三季度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实现增加值312.12亿元，占全部经济类型的92.8%，同比增长21.8%，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高出1.7个百分点。
3、市场需求回稳提升
一是投资增速继续加快。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49.38亿元，同比增长37.8%，增幅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35.08亿元，同比增长39.0%，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快8.3和7.9个百分点，呈逐季加快之势。前三季度，全市工业完成投资197.06亿元，增长22.5%；基础设施完成投资89.91亿元，增长45.0%，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50.68亿元，增长37.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38.46亿元，增长54.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0.77亿元，增长175.5%。1-9月，按验资口径统计，全市实际利用外资8286万美元，同比增长35.2%，增幅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按历史口径统计，前三季度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8267万美元，同比增长10.1%。
二是消费需求总体平稳。1-9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6.42 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城镇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189.40亿元，增长16.4%；农村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27.02亿元，增长10.9%。1-3季度，全市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190.20亿元，增长16.0%，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八成以上，达到87.9%，其中零售业实现零售额182.66亿元，增长15.9%，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4.4%，占批发零售业零售额的96.0%。从分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看，前三季度全市月均零售总额超24.0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量保持在3.3亿左右。
三是出口需求企稳回升。1-9月，全市进出口总额14.76亿美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出口13.18亿美元，增长26.6%，增幅比上半年提高21.1个百分点，特别是在4月份扭转下降格局之后，累计增速呈逐月回升态势，出口累计增幅居全省各设区市的位次由年初的末位前移至第三位。从出口产品结构看，1-9月全市饮料食品类出口增长1.85倍，水产品出口增长26.6%，纺织品类出口增长49.1%，矿物材料制品出口增长26.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8%，农产品出口增长0.3%，这六类出口产品占全市出口总值的85.6%。从出口市场看，亚洲市场占比超六成，其中亚洲国家出口额占60%以上。
四是城乡居民收入增加。1-9月，全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58元，同比增收88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各设区市首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18元，同比增收193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1%。从收入构成看，受企业用工工资和农产品价格提升的带动，全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分别增长18.1%和17.1%，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和经营净收入10.5个和4.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增长29.0%和26.3%，高于农民14个和7.5个百分点。
五是市场物价涨幅回落。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涨幅0.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物价上涨2.6%，农村上涨2.0%。从调查的类商品看，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5.5%，拉动CPI上涨1.8个百分点，是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水产品和蔬菜类商品价格分别上涨7.7%和18.3%，涨幅较高；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商品价格上涨3.0%；衣着类、烟酒及用品类商品价格分别上涨2.1%和1.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居住类、交通和通讯类商品价格分别上涨1.0%、0.8%和0.6%。
二、当前宁德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业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从先行指标看，工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1-9月，全市97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型企业124家，小微企业846家，970家规模以上中、小型工业企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下降。1-3季度，全市有169家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特别是一些中型企业，如大唐火电、安诺纸业、嘉华电机等企业减少产值都在亿元以上。
从市场需求看，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前三季度，全市出货值同比增长29.7%，比上年同期回落5.8个百分点。1-9月，全市工业产品产销率为96.1%，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从4月份起持续6个月居全省各设区市末位。34个行业中，有3个行业产销率不足95%，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虽然产值和增加值增长较快，但销售状况不容乐观，产品销售率仅有85.01%，同比下降4.85个百分点。
从企业生产经营看，成本上涨压力继续加大，资金回笼困难。一是企业融资成本提高。1-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14.95亿元，同比增长41.4%，其中15.4%的企业利息增长在100%以上。二是企业用工成本提高。1-9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长37.6%，薪酬增幅较快。三是原材料价格上涨。2012年以来，由于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
2、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
1-3季度，宁德市服务业增幅持续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呈1位数的低速增长，增幅在全省各设区市均居后三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比明显下降。分行业看，有7个行业增速均为1位数，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营利业和非营利业等6个行业增幅位居全省后三位。一是房地产业下行影响明显。1-9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98.49万平方米，其中第三季度销售量比第二季度增加23.42平方米，累计同比增长1.2%，但与上年同期相比仍回落7.6个百分点。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22.9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3%，库存明显减少，但待售面积总量依然较大。二是商贸业增速低缓。近年来，宁德市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近1/4，但由于企业总体规模小、层次低的局面未根本改善（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企业仅占32%左右），至今维持一位数的低速增长态势。三是金融业增加值增速趋缓。虽然当前金融预调、微调的信号相对明确，但受政策滞后性的影响，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增速趋缓。四是非营利业增速减缓。1-8月，全市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同比增长19.6%，比上半年和前7月回落7.7个和3.0百分点。
3、需求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增长后劲
一是工业投资增长压力凸显。近年来，投资增长是宁德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1-3季度，随着福鼎核电一期、宁武高速等一批重点项目陆续竣工或投产，后续项目投资量的跟进日显重要。从项目情况看，福寿高速和沈海复线柘荣至福安段等新开工项目尚未形成工作量，海西宁德工业区千万方储油项目等已开工项目由于诸多原因进展缓慢，且仍有部分计划开工项目未开工。从基数看，2011年第四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39.33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量（108.72亿元）多出30.61亿元，因而今年要保持投资高速增长则第四季度投资仍需加快。
二是消费需求仍显不足。1-3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6.42 亿元，同比增长15.7%，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回落1.8个和1.0个百分点，呈逐季回落之势。消费动力不足虽受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退出因素影响，但更主要还是居民收入增长趋缓造成消费意愿不强。
三是外部市场持续低迷。从外贸出口看，由于美国经济恢复缓慢、欧债危机深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原因，外部需求不足格局一时难以根本扭转，出口形势不容乐观。1-3季度，全市外贸出口总值增幅虽逐月回升，但较上年同期大幅回落（回落33.1个百分点），同时工业出货总值增幅也呈回落之势。1-9月，全市出货值同比增长29.7%，比上年同期35.5%回落5.8个百分点。
三、近期宁德市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1、不利因素
一是外部经济环境依然严峻。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已进入第5个年头，但欧美经济依然难见起色。尤其受欧元债务危机拖累，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马车”明显失速。可以说，我们已进入一个贸易保护加剧、金融风险犹存、慢复苏、低增长的发展新阶段，这将对宁德市经济企稳向好带来严峻挑战。
二是经济回升的基础不够稳固。虽然2012年宁德市整体经济延续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够稳固，不确定性因素还不少，一些行业、一些企业处于发展困难当中。出口下滑、企业经济效益不佳、有效需求不足和财政收支矛盾等问题尚难根本缓解，尤其是后续项目投资有待跟进。2012年以来，投资对全市经济增长支撑作用有力。随着福鼎核电一期、宁武高速等一批重点项目陆续竣工或投产，后续项目投资量的跟进尤为关键。
2、有利条件
一是中国宏观经济触底回升迹象显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3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7.7%，第三季度GDP增长7.4%。其他多项数据也显示了中国经济触底回升的格局。第一，工业生产活力增强。9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8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9%，三季度呈现加速趋势；同时9月份先行指标PMI小幅回升，扭转4个月持续回落的趋势，虽然PMI库存指标表明工业企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但去库存速度明显减弱，同时PMI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改善明显，这表明工业生产活力明显增强。第二，外贸和社会零售额数据好于预期。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2%，比8月份回升1个百分点，9月份出口增速为9.9%，比8月份高出7.2个百分点。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1-3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0.5%，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比前8个月提高0.3个百分点。
二是全市经济增长动力仍强。从生产角度看，农业方面预计后阶段如果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秋粮将获丰收；食用菌、水产品等农产品量价齐增有利于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全年农业生产将保持稳定增长。工业方面，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进入三季度以来已经连续3个月累计增幅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表明工业生产已止跌企稳，预计第四季度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从需求角度看，“五大战役”扎实推进、新型城市综合体和大型商贸业态的快速发展以及出口持续回升等多种积极迹象显示出三大需求的动力仍然较强。市场流动性有所改善，对全市投资趋稳形成有力支持。从社会融资总量观察，全国信托贷款、债券融资的增加，显示最近两个月的流动性情况总体有所改善。9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898.63亿元，同比增长17.4%，增幅比上月末提高2.8个百分点。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982.71亿元，同比增长20.2%，增幅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提高0.5个和1.1个百分点；比年初新增贷款超百亿，达126.36亿元，同比增长31.8%。
3、形势展望
展望未来，全市经济发展将继续面临诸多问题、困难和不确定性因素，但支撑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向好的有利条件还比较稳固。从宏观环境看，宏观调控政策层面已进行了预调微调，国家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如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结构性减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鼓励民间投入准入和节能产品消费等密集出台。同时，省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扶企业、促融资、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市政府也出台了扶持总部经济、发展建筑业、企业融资等政策。随着这些利好政策的出台与落实，预计全市经济将企稳回升，实现较快的增长。
四、促进宁德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大项目建设投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项目投资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易见效的手段。要努力扩大项目投资规模，推动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把项目建设作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环三都澳的独特优势，在加强调研、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着力形成全国性重点项目，积极对接央企龙头项目，继续引进和推动外商及港澳台资项目，推进项目落地。要持续推进“五大战役”，全力抓好重点项目调度，保障重大项目按序时进度加快建设。要对经营困难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实施专门帮扶，重点做好煤电油气运、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2、坚持用工业化城镇化理念统筹谋划农业和农村发展
要围绕现代农业的发展，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和信息技术服务等农村二、三产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各类能人创办企业，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为能人办企业创造良好条件。要围绕茶叶、水果、食用菌、蔬菜、水产品等主导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引导和发展一批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营销专业村。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抓实抓好，逐步推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发展。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聚集，鼓励农民发展餐饮、商贸、乡村旅游、中介服务等二三产业，鼓励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依托产业就近就地转移。
3、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在着力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的发展。要依托工业向服务业拓展，形成服务业与工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要给予现代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更多的政策优惠，在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扶持其更快发展。要依托临港四大工业片区及交通枢纽，加快推进漳湾横屿综合物流园区等大型专业物流中心建设，促进物流业向规模化、信息化、品牌化发展。要以沃尔玛、万达广场等大型商贸中心入驻为契机，加快推动传统商贸流通业改造提升，同时大力发展新型商贸业态，实现商贸业的跨越式发展。打好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品牌，以旅游业带动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商贸服务业等关联产业的发展。持续拓展服务业发展领域，积极培育社区服务、研发设计、文化创意、休闲健身、租赁中介等新兴服务业，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4、着力承接高端产业转移，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张晓光：近年来，陕西省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陕西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各项举措，县域经济呈现出发展动力增强、总量扩大、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态势。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市)总人口2410.86万人，占全省64.1％，全年完成GDP3506.68亿元，县域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达到51.2％，县均实现GDP42.25亿元，比2007年增加9.84亿元，GDP超过100亿元的县达到5个。
二是经济运行质量提高，效益显著提升，收入较快增长。2008年，全省县域财政总收入达到405.39亿元，较上年增长33.4％，县均财政总收入4.88亿元，县均地方财政收入1.66亿元，年均增长25％。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136元，36个县(市)超过全省水平，神木县和靖边县高于全国4761元的平均水平。其中神木县首次突破6000元，达到6028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89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67元。
三是经济增长动力增强，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08年，全省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5.1％，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零售额增长最快的时期。83个县(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1643.12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县均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8亿元，较上年增长48.9％。
四是县域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拉动作用增强。2008年，陕西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979.14亿元，县均实现工业增加值23.85亿元。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县域经济明显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与中东部相比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和弱势?
张晓光：陕西县域经济从纵向比较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从横向看仍然呈现总体实力不强，发展程度不高，与全国和发达省份及周边地区比较，发展相对滞后，“瓶颈”制约明显，存在差距明显。
一是县域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2008年，陕西省生产总值为6851.32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510.44亿元，分别居全国第19位、17位。在全国基本接近中游水平。但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4％、65.9％和81.5％，排名分别为18、27和22位，属下游水平。虽然2008年县域经济总量达到全省GDP的51.2％，但总体来看，县域发展在全国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
二是与全国百强县相比强县不强。根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测评，2007年，全国百强县经济总量平均314.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达到16.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90元，分别是陕西“十强县”平均水平的3.2倍、2.9倍和2倍，其中生产总值平均值就高出2007年陕西县域最高值(靖边县)近111亿元。
三是经济总量规模水平较低。2007年，陕西县域GDP总量为2689.66亿元，占全省的49.2％，比全国57％的比重低7.8个百分点，比东部的浙江、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内蒙古分别低3.3个、21.6个和lO.5个百分点；县域平均GDP为32.41亿元，分别低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137.56亿元、64.4亿元和13.4亿元，县域人均GDP为11200元，分别相当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的36.2％、80.1％和65.3％。如果按浙江省县域GDP平均169.97亿元计算，陕西只有靖边和神木两个县达到。
四是强县少且实力相差较大。在中郡县域经济评价中心连续多年的测评中，2006年以前，陕西县域均与百强县无缘，直到2007年，陕西才实现全国百强县零的突破，2008年神木和靖边进入全国百强，分别排59位和93位。2007年，生产总值超过百亿元的县，浙江占到其全部县域数的60.3％，河南33.3％，陕西仅为3.6％，西部的内蒙古也高于陕西省。
五是县域财政收入水平低。2007年，陕西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05.5亿元，县均1.27亿元，分别低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9.03亿元、1.76亿元和3.01亿元。在财政总收入超过2亿元的县(市)中，陕西仅有29个。县域人均地方财政收入449元，仅比河南高10元，相当于浙江的24.9％，内蒙古的20％。
六是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3136元，与全国的4761元相比，相差1625元，相当于全国的65.9％，排名第27位，2004年至200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为1269元，同期全国的增加额为1825元，陕西比全国少增556元，与东部浙江、中部河南、湖北相比，分别由2004年相差4.077元、686元、1023元拉大到2008年的6122元、1318元、1520元，与西部内蒙古相比，差距由1762元缩小到1520元。
记者：陕西地域分为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区域，各区域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各异，陕西县域经济划分为哪几个梯度，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张晓光：梯度分类分析表明，陕西县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第一、二梯度县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第一类，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第三梯度属于中等发达地区，且部分县(市)社会发展指标处在全省中上水平，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数指标与第一、二类差距较大。
第一梯度：即2008年度陕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主要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关中平原、矿产资源富集区，承接省会城市和工业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圈辐射，区位优势明显，工业经济基础较好，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有力地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特点是经济总量较大，活力较强，且发展环境良好，属于典型的工业主导型经济。
第二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11名到第30名，共20个县。主要分布在关中经济区、陕北能源富集区和汉中经济区。地理位置总体上相对较
好，交通较为便利，其中部分县(市)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县域综合竞争能力显著提高，经过努力可望进入陕西“十强”。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县(市)大部分虽属工业主导型经济，但产业特色、优势带动作用不是很强，产业集聚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
第三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31名到第65名，共35个县。涵盖了关中、陕南和陕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县绝大部分在地理位置上偏离中心城市，大部分县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一些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多项指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和效益均有待提高。
第四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66名到第83名，共18个县。主要分布在陕南、陕北边远地带和贫困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区位劣势比较明显，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交通多有不便，通信相对滞后，资源较为匮乏，缺乏特色产业，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县域经济发展缺乏项目支撑和新的增长点。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都有哪些特点?
张晓光：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反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和变化趋势。县域梯度经济的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最终体现在产业发展的优势上。
近年来，陕西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在全省GDP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11.7:48.9:39.4，到2008年，这一结构变化为11.0:56.1:32.9，一产比重比2004年下降0.7个百分点，二产提高了7.2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下降6.5个百分点。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08年，83个县(市)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6.7:61.0:22.3，虽然与全省有所差异，但整体结构与全省基本相同。从目前情况看，陕西经济产业结构通过优化升级，已由原始的第一阶段“123”推进到第三阶段“231”。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和制约因素?
张晓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显现。从陕西现实情况看，除“十强县”和第二梯度部分发展较快的县域外，绝大多数仍属于经济小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在总体上表现为：县域经济素质不高、产业层次较低，工业化程度偏低、需求水平不大、城乡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首先是发展水平差异，其次是非农产业差异，第三是两极分化差异。二是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大多数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结构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的现象。三是建设用地紧缺、发展资金短缺、招商引资困难等县域经济发展要素制约严重。四是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2008年，全省的城镇化率为42.1％，在83个县(市)中，只有11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有38个县不足20％。与浙江、内蒙古相比，陕西省大部分县域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优势产业支撑，县城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带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小城镇数量少、层次低，转移农业人员的作用不明显。城镇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产品集散和消费重要市场的地位没有充分体现。
记者：实现陕西县域经济跨越发展有哪些对策建议?
张晓光：一是要认真做好扩权县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目前陕西省扩权县已达30个，但从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看，工作不到位，对扩权强县的创新意识和力度不足。应本着“责权统一、重心下移、能放则放”的原则，进一步扩权、放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县域发展的实质问题，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扩大县域发展自，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实现县域跨越发展。
二是主攻特色、区域推进、重点突破，实施富民工程。在产业布局上要打破行政区划，按照区域化、专业化要求，着力推进板块经济发展战略，打造规模优势，促进资源优势向特色产业集聚，特色产业向特定区域集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阜新市位于老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曾是我国重要能源基地之一，被称为“煤电之城”。但是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阜新市的经济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产业结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尽管自2001年阜新市被国务院定为资源枯竭转型城市以来，阜新市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路不断清晰，方向不断明确，内容不断丰富。但是从阜新现如今的发展水平来看，依旧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将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对阜新当今的产业结构及经济转型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找出妨碍阜新经济发展及转型的根本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促进阜新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已开始进行优化使用，但是作为一些重工业基地却依然出现了资源枯竭的现象，从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未来发展也成为了我国学者所研究的热点话题。
王世贤（2014）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必须由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入手，使就业、创业与产业转型和承接互相促进，提升结构变动协同性，才有利于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和谐增长。李海超（2013）通过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现行的融资体制对融资的作用。宋喜斌（2014）认为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可分为以下三种：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转变、经济转型。王茵（2010）、邱松（2011）、陈德敏（2012）也对资源型城市将如何发展与经济如何转型进行了深入探究。苏楠楠（2014）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主要出现：经济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从各个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具有多种方式，却也普遍存在较大问题。本文对阜新的经济发展及转型进行了深入探究，提出相应的政策，使阜新在转型之路上少走些弯路。
二、阜新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生产总值（GDP）基数过低，增长较为缓慢
阜新是一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在建国伊始，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伴随着煤炭资源的减少甚至即将枯竭，阜新经济也一落千丈，成为了辽宁省的最后一名。从阜新最近五年的GDP数据可以看出（表1），阜新GDP基数过低，且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与辽宁省的其他城市相比，阜新明显处于落后的地位。在2013年时，全省除阜新市和葫芦岛市以外，GDP均已过千亿元（虽只列举部分城市数据，但是对整个辽宁省均进行了调查），而最发达的沈阳和大连已超过七千亿元。而葫芦岛市建市不久，经济和文化底蕴皆没有阜新深厚，生产总值也超过阜新一百多亿元。由此完全可以看出阜新GDP基数过低，经济发展缓慢。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比值呈下降的趋势，且依照阜新现在的经济水平来看，这样的增长速度完全不能够支撑阜新的发展，阜新转型势在必行。
（二）对煤炭产业依赖过度，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
阜新素来有“煤电之城”的称号，煤炭产业也一直占据着阜新支柱产业的主导地位。但是，也正是由于对煤炭产业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对其他产业的着重培养，使得阜新在煤炭资源枯竭之时，经济上也出现了极大的困境。甚至阜新经济转型至现在，其对煤炭产业依然有较大依赖。2010年，阜新被确定为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进行经济转型的第十个年头，阜新的原煤产量仍高达1828.31万吨、采矿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11.83亿元，足足占了当年全市总值的三分之一。而2014年的数据显示，阜新的煤产量仍达到1517.01万吨、采矿业的生产总值达到71.38亿元，虽然所占比值有所下降，却依然占有较大比重。且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五年之后的产量下降并不明显，而产值却下降较多，这是因为我国如今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像煤炭这种非清洁型能源，一旦生产过多便会超出大众的需求，价格便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如今煤炭行业的产量多、产值少的局面。
（三）教育发展存在缺陷，就业与失业问题较突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该地区的人力资源是分不开的，而这一因素又对就业与失业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阜新的教育发展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据统计，至2014年底，阜新在校研究生2939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3378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6945人、普通高中在校生31629人、初中在校生32544人及普通小学在校生84698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阜新市受高等教育人数较少、所占比重较低，这也就使得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数相对增加，使阜新整体的文化素质水平随之下降，这与政府的教育制度不完善和对教育资源投资较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阜新培养出的人才还有可能会由于阜新经济增长缓慢、发展机会少而选择去其他城市发展，如此一来，阜新的人力资源则更加匮乏。而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炭行业所需要的人数也就会随之减少，而阜新市截止2014年底矿业从业人员为35746人。倘若矿产资源枯竭、煤炭行业倒闭，则会出现大批失业者，且这些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再就业可能性较小，这也成为阜新未来发展的一大问题。
三、结论及对策
（一）结论
阜新作为我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在转型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解决。阜新市由于对煤炭产业依赖度过高，使得其经济随着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阜新的教育体制不够完善、资金投入不足，使得当地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引领其进行高端产业的开发与研究。同样，由于其经济水平落后，更无法吸引大批的外来人力资源进入，这也是阜新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且随着煤炭资源的减少，从事于矿业的人数也会随之减少，就会使这些低文化水平者的失业率逐渐增加，给阜新经济的发展带来负向的影响，也为其进行经济转型增大了难度。
（二）对策
第一，降低对煤炭产业的依赖度。煤炭作为非清洁能源，已经逐渐被清洁能源所替代，使用量已大大减少，若产量过高，只能采取薄利多销的原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会随之降低。而它又是不可再生能源，现在也正面临着枯竭的危机，若阜新市继续着重依赖于煤炭产业，将会经济持续低迷下去。所以，必须降低对煤炭产业的依赖度。
第二，着重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支柱型产业。阜新市由于一直以来对煤炭产业的过度依赖，减少了对其他产业的着重培养，使其产业结构出现不合理的现象，所以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着重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支柱型产业。阜新旅游业一直都较为丰富，它的旅游总体形象定位是“观沙缘奇丽特色，看煤城变幻今昔，感东藏宗教民俗，悟华夏文化源地。”阜新市可以通过加大宣传、优化景区等方式，将海棠山、瑞应寺等景区打造成一级风景区，吸引大批外来游客，大力发展旅游业，同时通过旅游业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应加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大力发展清洁型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及相关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弥补煤炭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不足。充分发挥政府对这些产业的推动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同时也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使其能够快速地发展起来，也使阜新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
第三，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优秀的人力资源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地完善教育体制、深化教育改革，并不断加大对教育项目的投资，才能为本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才能为未来经济快速的发展提供可能。同时，不仅要对基础和高等教育进行着重培养，还要加强各单位和社会的人才的培养，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只有推动育才聚才的人才体系建设，才能为转型振兴提供人才保障。甚至还会吸引外来的资源为本地进行建设，加速本地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重点解决就业、失业问题。一个地区就业、失业情况如何，既可以反映出当地百姓生活水平状况，也可以放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一问题是困扰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长久性问题，但对于阜新这种资源枯竭型、欠发达城市而言，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阜新市应推动高质量的就业体系，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切实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援助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例如说，失业的煤炭工人，政府应出面给予帮助，否则如果大批的低水平失业人员不进行再就业，将会使阜新的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困境。同时，还应提高职业培训技能质量，以培训促进就业。这一方式可以增加专业人员的数量，还为失业人员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平台，为其未来的就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可以使当地严重的失业问题有所缓解。
阜新只有不断地进行探索与改进，直至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顺利地完成经济转型，才能够使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王世贤.阜新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性研究[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4（3）：234-238.
[2]李海超.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融资问题研究――以阜新为例[D].博士学位论文，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3.
[3]宋喜斌.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以内蒙古乌海市为例[D].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4.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近几年来，鄂尔多斯市经济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是生态环境逐年恶化，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环境的破坏也在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日益成为改革发展的重点。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片面追求GDP，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导致环境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也从侧面反映出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已经迫在眉睫。
1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1.1环境经济政策的内容
环境经济政策是以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手段，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综合利用财政、税收等工具，对环境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一类综合性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属于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的行为激励，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使外部不经济的成本费用内部化，改变生产和消费领域原有的经济刺激模式，改善环境状况的行为。环境经济政策有两种基本形式：
（1）调节市场型。又称命令控制型，其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其核心是由政府给外部不经济性确定一个合理的负价格，由外部不经济性的制造者承担全部外部费用。
（2）建立市场型。主要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
1.2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环境经济政策调节、控制、和引导经济主体行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实施各种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来实现的。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有排污收费、绿色信贷、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政策等。这些经济手段适用于污染控制、自然保护、资源利用、流域、区域综合环境管理、国际和全球环境问题以及生产、消费等领域。
2鄂尔多斯存在的环境问题
鄂尔多斯深居祖国内陆，全年降雨200-400毫米，属于干旱和半干旱的过渡地带，植被也呈现出荒漠和草原共生的特点。东部地区地表侵蚀强烈，水土流失严重。中部有毛乌素和库布其两大沙漠，占全市总面积40%。鄂尔多斯探明的煤炭储量1700亿吨，占全国的1/6，预测远景储量一万亿吨。随着近年来对地下煤炭和天然气的开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地表塌陷是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目前当地已探明老空区面积为300平方公里，塌陷区面积10平方公里，据统计鄂尔多斯每年因开采煤炭造成的地表塌陷接近0.4公顷。在煤炭开采的同时造成大片土地产生积水和盐碱化，由于对表土的破坏，使得草原自身的恢复能力大大降低。煤炭在开采、装卸和运输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细小的粉尘和固体颗粒物，会对矿区周边的空气造成污染。不断燃烧煤炭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一些其他工业废气，PM2.5和烟尘排放量在近年都有明显上升。同时，煤炭的开采以及煤化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由于当地水资源有限，造成鄂尔多斯水位的不断下降。而且工厂排放的废水又会加速地表水和地下水体的污染，更加威胁到用水安全。
生态环境的破坏，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分析污染源来看，它们主要来自于那些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业。与农业和服务业相比，工业在鄂尔多斯的产业结构占比中显得尤为突出。2014年，鄂尔多斯市三大产业比例为2.1：60.5：37.4，工业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中以“三高”为代表的重工业又占据绝对优势，煤炭、电力、天然气这三大部门的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70%以上。重工业部门是当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环境外部性。从投资结构来看，一二三产业投资占比为4.2：67.4：28.4，一三产业相对有所增长，但仍旧难以撼动工业的主导地位。政府为了让企业具有竞争力，往往给予政策扶持，比较典型的就是降低收取排污费，而政府对污染的治理停留在表面，这就导致治污的速度远赶不上排污的速度。这种片面追求GDP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木症结所在。
3环境经济政策存在的弊端
还未形成科学完备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目前我国仅构造了一个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框架，包括财政收支、环境税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金融等。除财政、环境税费发展相对完善外，其他几个方面还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环境经济政策的结构安排与分工，哪些是主要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哪些是次要政策需要辅助执行，面对现实复杂的问题，如何打出科学、有效又迅速的政策“组合拳”，都需要在环境经济政策的不断发展中逐步明晰。
环境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在现有的环境管理体系中，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和互相博弈，是环境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涉及鄂尔多斯市环保管理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环保局、税务局、发改委、国资委、财政局、农牧局、卫生局等。政府的各个部门虽有工作的分工，但多部门共同管理，必会出现多个执法主体，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工作协调难度大，宏观调控和监管效率不高，很容易出现越位管理、互相“踢皮球”、监管不力的现象。有些环保机构身份定位也存在模糊不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部分机构不仅为环保项目开展环评工作，同时还对环保项目建设实施审批，把原本归属于两个机构的职责范围，统归于一个部门。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脱节。长期以来，衡量一地区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是GDP，在“以GDP为宗旨”的思想下，GDP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的仕途。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为了完成既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不断增加对“三高”企业的投资，普遍秉承“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优先建设主体工程，环保措施严重滞后，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和治理成本也在逐年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在官员政绩考核中，集中反映于GDP的各主要经济指标处于绝对优势，而环保工作处于次要地位，不受重视。官员政绩考核维度不全面，考核内容有限，尤其对环保工作的成绩考察没能和官员的政绩产生有效关联，激励效果不足。
4鄂尔多斯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
如今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区一域而成为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难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公平问题，而解决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制定科学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将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首先要进行体制改革，改变“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的局面，统一交由环保部门管理；其次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理念；最后加强监管，对违法单位或个人要严厉查处。
4.1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能
在环境管理过程屮，鄂尔多斯的各级政府都要对工作进行统一部署，明确划分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并设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及时掌握工作情况。整个管理体系中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牵头协调其他部门的工作，其他协管部门处于辅助地位和补充地位。在管理范围上，环境问题的所有管理工作由主管部门来解决，本区域的工作由下辖分管部门解决，不得超过自己的职能区域行使权限。环境保护的监管工作由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分管部门要进行自我管理，主管部门要定期审核分管部门的工作，对监管不力的集体或个人进行问责。出台相应的环保法律法规，保障执法人员有法可依，对违法者追究法律责任。
4.2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环境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市场机制如何体现，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二者关系的核心问题又在于政府的角色定位。环境经济政策要求政府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转而运用间接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要求政府改革管理创新，有效释放市场活力，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一致。环境经济政策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典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体现了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
4.3改变传统观念
鄂尔多斯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不仅要加快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还要在培育产业新优势上下足功夫，特别是以节能环保、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国家煤制燃料储备基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指出：不以GDP论英雄。要改变传统的政绩观念，不是说废除GDP考核，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要加强宣传教育扭转思想，还要在体制方面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首先，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指标体系。降低GDP考核的比重，加入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产出的税收等指标，综合反映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并将环保工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中；再次，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问责机制。对既定的环保政策和目标要予以坚定的贯彻执行，对执行不力的人员要严格追究其责任。
4.4创新公众参与机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起步较晚，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也仅仅是在政府的倡导下进行，参与人数较少，流于形式，而且广大群众缺乏参与意识和参与渠道。由宏观来看，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今后的主要动力，只有民众发扬“主人翁”精神，保障公众知情权，把个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环境才能得到改善。鄂尔多斯市地方政府应该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建立公众参与试点，掀起示范效应。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在制定环保政策时，应事先充分调查民众意见，举办研讨会、听证会等形式，并在主要媒体平台进行数据公布和政策解读，这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基本途径。同时大力发展环保的非政府组织，能充分集中民间力量，调动公众积极性，有效补充政府工作的不足。
5结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事关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环境经济政策又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要内容，是非基本制度的改革，通过政策手段的主动调节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它符合人类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环境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工具，它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关键还在于政府各部门、社会各阶层对环境重要性的判定，以及在环境管理过程中能否协调一致。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政府职能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社会文明转型中都是一个重要环节，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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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体系庞大，农业规模面积广，但整体看产业结构却没有及时升级，阻滞了农业结构的发展。而“互联网+”时代的出现，带给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观念，使得农业经济正在积极转型，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电商平台上进行农产品销售，“互联网+”与农业经济结合的模式下，农业经济势必会有新的突破。
二、当前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不足
(一)粗放的农业生产模式
因为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虽然近年来已经在逐渐缩小，但差距仍然很大。这就导致了很多乡镇地区信息不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无法应用新型科学技术，农业技术和时展始终存在着差距。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仍然采用着传统的生产模式，基本以自给自足为主，很少有规模化生产，且农作物品种单一，农业生产发展严重滞后。
(二)缺乏精深的农产品加工
当前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带给农业发展新道路，但对于数量繁杂的农业产品来说，如果不能按照不同的标准条件对农业产品进行一个细致的加工、分类，很难以抓获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为农业供应链庞大，农户数量众多，如果某个地区或某个区域的农业产品并不能达到标准化的处理，就很难以让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商家和消费者追求的重心不一样，商家也就是农户应针对消费者的需求而进行生产，建立合理的消费标准，将农业产品细分化，这样才能够在搭乘“互联网+”技术的列车上实现大丰收。
(三)专业人才少，当前农民普遍素质偏低
因为农民群体普遍受文化程度低，所以导致其综合素质偏低，在“互联网+”时代下，不仅仅是要对农业精通，还有精通一定的信息技术，才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应用信息技术为农业做贡献。“互联网+”的核心不仅仅是技术，还应该是人才，但当前农业经济效益低，所能给出的薪酬待遇和福利待遇都偏低，在吸引人才方面，农业经济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三、“互联网+”背景下如何促进乡镇农业经济发展
(一)结合互联网优化生产模式
互联网带给农业生产的并不只是发展平台，还有先进的生产模式与生产方法。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冲击下，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渐转变，而且网络上信息包罗万象，用户随时可以通过上网来获取知识，为农民的再继续学习提供平台，此举不仅增强了农户的知识储备，而且也为推进“互联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
(二)联合优秀企业搭建电商平台
只进行产品初加工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进行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品产业链，才能促进农业经济的飞快发展。农户可以与有能力的农产品企业合作，共同搭建电商平台，上架农产品，不仅省去了农户自己售卖的人力物力，还能实现农产品企业规模化销售，一举两得。同样，搭建电商平台需要农产品保证质，在售卖过程中，可以实现农产品口碑化，做出品牌，吸引更多的客户。农户与农产品企业合作，农户具有专业的知识素养，企业具有高标准化的人才队伍，两方面配合，查缺补漏，取长补短，为农业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三)加强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实现接近二位数的高增长，但始终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自2008年以来，我国GDP同比增速明显下降。资源环境的制约，国际环境的巨变，使依靠扩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已到了尽头。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需要新的引擎。刘佳宁（2013）、李新，王敏晰（2009）、赵玉林，史芬芬（2012）都认为加快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变升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可见，学术界都肯定了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在实际中，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是否真正发挥了带动作用？战略新兴产业是否可以成为带领我国经济发展走出瓶颈的突破口？如果可以，战略新兴产业怎样才能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这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假设推演
赵树宽认为技术创新在长期内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刘若霞认为通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合理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形成经济增长极，依托新的增长极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且贡献值高于其他传统产业。
（二）研究样本说明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由于战略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范围大致吻合，都属于能耗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集合，因此在本文中运用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替代战略新兴产业的相关数据，这种替代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本文主要研究在当今市场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意义。因此，研究主要选取1997―2012年数据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产业划分和数据均取用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和《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上的产业划分和数据，包括31个省历年各行业产出量，在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后，在该数值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各省在每一个产业上历年的不变价增长率。
用表示各省历年的GDP；X1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X2分为：高技术产业、非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非制造业的工业以及建筑业，分别表示为：X21、X22、X23、X2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第三产业的分类，将第三产业X3分为：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分别用X31、X32、X33、X34、X35表示。
利用各地区的样本观测值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考虑到一种形态的产业结构随着时间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还能够考虑到同一总体中其他形态的产业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能有效避免样本量不足的缺点。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模型设定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部分为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我们将各个产业进行分类，其中重点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考虑到不同产业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函数Y=F（X1，X2，…，Xk，A），其中Y表示总产出；而Xi表示第i个产业的产出量；A表示经济制度与技术水平。对该生产函数全微分得：
（1）
上式两端同时除以得到：
（2）
其中 表示第i个产业的总产出弹性，记为βi。则（2）式可以表示为：
（3）
其中 表示经济制度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程度，
表示第个产业的增长率。在本文中X1表示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X21、X22、X23、X24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中的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非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非制造业的工业和建筑业，X31、X32、X33、X34、X35分别表示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而系数β2则代表了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程度。所以本文利用上述（3）式所表示的计量模型来计算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各地区的各行业在1997至2015年的样本观测值，并运用Eviews可得回归结果如下：
该回归方程的判决系数是R2=0.80858，而调整后的判决系数为：R2=0.80278，这说明此种产业细分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整体的解释意义；D-W统计量为1.63，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方程的估计在统计意义上是可置信的。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可知，第一产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118%。第二产业X2分为：高技术产业、非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非制造业的工业以及建筑业，其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036%；非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12%；非制造业的工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181%；建筑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091%。第三产业X3分为：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其中交通运输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057%；邮政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112%；金融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019%；房地产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019%；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的产出量增长1%会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0.122%。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高技术产业目前还没有对我国经济产生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我国经济主要靠第一产业、制造业、工业、邮政业以及其他第三产业所带动，而这些产业正是低技术含量、耗能高的传统产业，是国家竭力所要转变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虽然目前高技术产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国家经济的带动达到了传统产I的30%以上，但要彻底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突破我国经济增长瓶颈，国家仍需要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关注与投入。
四、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67-03
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指以科技成分高、军民关联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创新、投资布局、资源共享、人才流动等系统为主体，以完善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为保障的全新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军民融合是需求融合、技术融合而产生的产业融合，体现了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的动态过程，推进了国民经济与国防经济、国家开支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一、军民融合、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被称为“黄油”和“大炮”。用于经济增长的稀缺资源转移到军事项目，会产生的负面拖累效应；相反，先进的军事科技研发与应用对经济部门的辐射，会产生正面溢出效应。2012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列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军民通用的特点，它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先导产业，也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关键的工业基础。因此，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推进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产生以下互动。
1.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升知识、技术转移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积极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国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是因为它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有产业知识技术密集、资源能耗低、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辐射能力强等特点，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而战略性新兴具有明显的军民通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先导产业，又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关键的工业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打破传统军民分割现状，加速传统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调整、优化、升级，培养整个国家军民一体的工业创新体系，必将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实现科技强军与创新型国家有机统一。从战斗力生成模式演变的历史规律看，往往先是科技创新引发武器装备革命，然后才有作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武器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必将解开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然而，装备科技的含量越高，所需的科研经费越高，研制周期越长，因此，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必将解决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难题。其一，降低军事武器装备研发风险与成本。国防采办部门购买民用产品和服务直接或间接改造使用于军事部门，有利于降低研发成本，缩短开发时间，减少工装和设备费用，并减少政府的监督费用。其次，降低武器装备的全寿命周期费用。军民融合可以扩大利用民品市场上现成的备用零部件，并增强潜在维修部门之间的竞争，从而减少军事武器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费用。再次，缩短国防采办周期，减少采办费用。购买民用产品和服务，将会缩短采办周期，加快和平时期采办速度，并可以使战时的国防装备动员更加容易开展。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军民融合式自主创新的战略潜力日益显现。拓宽以 “融合”促 “转变”的途径，应树立融合共享的新理念，以民用科技的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的技术基础，以融合促进的新手段破解制约转变的深层次障碍，以融合领域的新拓展促进新型战斗力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对于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围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集中力量重点攻克急需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应完善面对社会的军品科研生产准入与退出制度，为非公有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创造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真正用最优质的资源和军民共用的经济技术研制升级武器装备，在重要装备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例如，我国正着力构建以应用卫星为主要平台的天基信息系统，促进了军用和民用领域的通信、导航、全球定位等相关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因此，把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途径，符合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和军事活动规律，也有利于实现科技强军与创新型国家有机统一。
3.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国防经济整体效益、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甚至有前苏联解决不好而导致国家解体的例子。我国的国防建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进行。受国家经济实力所限，军费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我们不能同发达国家比国防投入，出路就是必须走出一条经费投入比较少而效益比较高，充分发挥国防经济整体效益的新路子。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核心和本质上更加中性和普适，高新技术在军用和民用上出现了趋同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在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军用需求和民用需求难分伯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自身技术特点，为军民两个领域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一方面，从投入角度来看，技术的军民通用性能够吸引军地双方优质的科技资源投入其中，减少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的军民通用性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减少其发展需求不确定的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是“面向两类需求、依托两种资源、服务两个市场”的现实需要，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面向民用和军用两类需求，依托民用资源和国防资源，服务民用和军用两个市场。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最大程度上解决黄油大炮的矛盾，减少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挤出效应”，提高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果，有利于提高国防经济整体效益，加快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稳定机制。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视角下军民融合理论基础
（一）军民技术两用性
美国学者埃姆斯和罗森伯格1997年指出，传统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间最早的融合表现为技术的融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亦是如此。技术创新在军民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军民技术融合，形成军民两用技术，技术融合导致军民产业之间技术性进入壁垒逐渐消失，使军民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产业间的技术边界趋于模糊，最终导致军民产业融合产生。技术创新与进步改变了原有军民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路线，因而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成本，从而为军民融合提供了动力。技术融合是指各产业通过引进、学习新技术，对本产业的技术进行改造，并促使其与自己原有的技术相融合，创造出新工艺和开发出新产品。如数字技术与卫星定位技术相融合，开发出精确制导技术等。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航天技术及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开展的技术融合越来越多。随着民技术的开发和地方民用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的发展及其产业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国己经建立起了比较强大的、与世界接轨的军民两用技术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开辟了一批军民产业融合发展应用的重点领域。包括现代航空技术领域、商用火箭与卫星应用领域、核能和平应用领域、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现代运载及特种车辆技术领域、电子与信息领域、环境与减灾技术领域、光机电一体化领域、新型能源与节能技术领域、特种化工与民爆技术领域、医药与生物工程领域、材料与制造技术领域等。目前，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积累了一大批具有发展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从近十年来的统计数据看，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民用部门开发的民和民转军的科技成果各自有上万项，主要包括：全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制造集成系统、先进的数控机床及开放式数控系统、无人驾驶飞行器、高性能船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虚拟现实装置、毫米波通讯装备、无线接入技术及数据通信用网络系统设备、数字移动通信装备产品、空中管制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新材料技术、膜技术、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精细化工产品以及环保设备及产品等。军用、民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并占据了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军工领域向民用领域大量转移军民两用技术，如伪装技术、高精度制导技术、军用材料技术等，这些技术也逐渐扩散运用到民用领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很多省市（如陕西、四川、贵州和重庆）都是依靠军工科技为基础来发展经济，而且其军工系统产值在全省或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发展了一批以军工技术为背景的高科技园区。自2009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积极开展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的培育和认定，推动军民结合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截至2012年，已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内蒙古、北京、上海、甘肃等地，分4批认定和挂牌了24个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的基地布局更为合理，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军工产业体系。在航天、航空、核、兵器等行业都建立和拥有了自己的产业领域和主体技术群，在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技术特色和优势。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其成立于1991年，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着力整合优势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集聚产业人才，在军民结合产业发展上抢占先机，初步形成了产业链条和特色鲜明的军民结合产业集群。2012年3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军民结合）。2011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751.1亿元，实现规模上工业增加值192亿元。
（二）技术标准的通用性
我国目前的军用标准，虽然是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在不断地改进，有的基础性设施已经跟地方技术标准统一，但总体上还跟不上地方经济发展的步伐，没有和地方技术标准有机统一起来。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一些产品，并没有国内或国际通用的标准和规范，也制约着军工产品的国际接轨和出口，这种标准和规范的阻隔，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新技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的应用，而且也成了排斥民用高新技术资源进入军品市场的“门槛”，从而造成军民两种高新技术优势资源不能及时、有效、有序地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现代化服务，直接阻碍了军民产业技术、生产上的融合。军民通用的技术标准，有利于顺畅军民融合的发展路径。
自2006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的规章制度以来，如《国防科技工业民技术发开》、《关于加强国防科技资源共享的指导意见》等为国防工业兼顾民生、民用企业服务国防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近年来，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高新技术军民技术标准的通用性建设成效明显。为了拓宽军民技术信息沟通渠道，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转移，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大量通用性强、具有市场潜力的军用技术中，筛选出一批适用成果，编制并了2009年、2011年和2012年、2013年四期《目录》，使更多的民用企业了解军用技术，促进技术转移和项目对接。前两期《目录》在推广后取得了良好的转化效果，其成果转化率达31%，已转化应用的51个项目合同金额总值高达8亿元。在2012度《目录》，结合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考虑到军用技术相对于民用技术的比较优势，《目录》主要征集新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及装备、微电子与电子信息、节能减排、新能源与高效动力等5个领域中适于向民用转化的军用技术成果。最终共征集军工企事业单位、部属研究所和高校，以及教育部、中科院、中物院和军队科研系统共计184家单位的753项成果。从总的情况看，这些成果的技术水平和成熟度较高，军民通用性较强。在征集到的成果中，根据技术水平、成熟度、市场需求、转化效益等要素评价指标体系，委托从事军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专业机构对700多项成果进行初审，并进一步按领域组织行业专家进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二次评审，最终确定98家单位的185项技术成果入选2012度《目录》。
（三）资产的通用性
首先，所谓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前提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确定投资到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形态上，若再转为它用就会贬值。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看该资产是不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只有用途不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在军民融合的概念中，应该存在：资产通用性，是指至少不牺牲现有生产价值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与其他资产替换使用或者结合使用的程度。替换使用指一项资产可以直接去完成另一项资产的生产任务，而不会带来额外的价值损失；结合使用则指该资产通过与另外的资产有机重组，产生新的资产，新资产创造的价值，至少不低于原来资产的价值。无论哪种情况，转为它用不能使资产减值，否则，即便资产能够转为其他用途，也不等于该资产具有通用性。对于一个产业，如果该产业的资产体系能够与其他产业的资产体系替换使用或结合使用，则称该产业的资产体系具有资产通用性，替换使用或结合使用的程度越高，则通用性越强。对于资产的军民通用性有以下三点需要特别强调。
1.与新制度经济学所描述的资产专用性一样，资产的军民通用性不是指资产的具体数量或规模，而是从资产的内容、结构和特性等方面来说的。
关键词：
信阳市;经济型酒店;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4-0060-02
1 概述
关于经济型酒店，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行业管理界，目前尚无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国外对经济型酒店的界定，很多都是以价格或有限服务为主要标准。我国学者对经济型酒店的界定，大多是从星级档次、价格、设施、规模及目标市场定位等方面给经济型酒店下定义。本文认为，对经济型酒店的界定要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考虑，主要涉及酒店投资额、定价、硬件设施、服务项目的配置及经营方式等客观指标和顾客满意度、性价比等主观评价指标，其核心内容就是怎样在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服务和尽可能减少支出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经济型酒店（Economy Hotel或Budget Hotel）应是一种以客房为主要产品，凭借经营上的连锁性、成本上的经济性和管理上的专业性，提供有限、优质、高效且具备特色的设施及服务，以满足大众消费群体需求的高性价比的现代饭店业态。
2 信阳市经济型酒店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它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现实情况的方法。SWOT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信阳经济型酒店的SWOT分析就是运用SWOT矩阵对信阳市经济型酒店行业内部的优劣势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机会、威胁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评价，从而为信阳经济型酒店业的发展选择最佳经营战略。
2.1 优势
2.1.1 旅游资源优势
信阳地处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生态优美，气候宜人，已多次蝉联“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信阳风景名胜众多，自然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国家森林公园3处，国家地质公园1处，国家自然保护区3处，省级以上水利风景区6处，4A级景区5个，3A级景区16个。这些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为信阳经济型酒店带来了丰富的客源，发展空间十分乐观。
2.1.2 成本优势
信阳市的经济型酒店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较低的建筑成本、人力成本以及能源成本是密切相关的。首先，信阳的经济型酒店大都是租赁并改造原有的酒店、商住楼等物业来经营现有酒店，新建酒店很少，因此酒店的物业成本较低。而且，经济型酒店以满足客人的基本住宿需求为目标，减少了大量不必要休闲娱乐设施，也从根本上降低了固定资产的投入比例以及后期的追加成本和维护费用。其次，经济型酒店强调高效的机构设置，精简的人员配备，而信阳属四线城市，人力及能源成本较低。
2.1.3 价格优势
相对于高星级酒店不菲的消费水平，经济型酒店聚焦“睡一宿好觉”相关的几样：床铺档次、卫生、安静，而在其他环节则减少投入，因此价格要实惠得多。目前，信阳经济型酒店的价格一般在150-250元之间。在国内旅游需求越来越旺盛，普通消费者拥有越来越多外出的机会的背景下，在既能享受一定服务水平又能为普通大众经济能力所承担的条件下，经济型酒店成为广大商务或旅游客源市场的首选，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普通旅游者、中低档商务旅客、高校学生等大众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
2.2 劣势
2.2.1 行业管理不规范
由于起步较晚，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发展成熟的高档次星级酒店的发展动态和行业标准，从理论到实践、从设计到管理都将高星级酒店作为模板，甚至酒店管理人才的培养，也大都是针对高星级酒店“量身定做”。经济型酒店缺乏一套细化、完善的服务标准体系，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更没有独立的职能部门对酒店进行培训、检查和监督，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经济型酒店成为信阳酒店行业管理的相对薄弱地带。
2.2.2 空间分布不合理
目前信阳经济型酒店的实际分布情况是，城市中心地带过于密集，而普通地段和郊区供应不足。90%以上的的经济型酒店主要分布在城市商务贸易、旅游购物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繁华中心地带，甚至出现一个繁华路口几家经济型酒店对望的情况。经济型酒店在黄金地段扎堆，导致租赁费用上升、客房出租率却因为供过于求而下降。可见，信阳市经济型酒店目前的不合理空间布局，已经造成了部分区域的经济型酒店过度竞争的局面。
2.2.3 产品服务同质化严重
由于经济型酒店的进入门槛低，且经营模式并不复杂、易于模仿，因此，信阳市大多数经济型酒店往往不是根据顾客需求、市场分析来设计和开发酒店的产品、组织酒店的日常经营活动，而是简单抄袭知名连锁酒店的设施布置和管理模式，缺乏自身定位，盲目跟风，僵化模仿，造成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缺乏品牌特色和精品意识，难以形成品牌认知和品牌忠诚，促使行业竞争加剧，不利于本市经济型酒店市场的良性发展。
2.3 机遇
2.3.1 大众旅游持续升温
信阳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信阳市提出了“旅游立市”的发展战略，在多方面为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战略性推动作用，到信阳的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逐年增加，这些有利因素给信阳的经济型酒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2.3.2 国内外经济型酒店业的推动
虽然经济型酒店在我国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但在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酒店经营模式。目前在国外，经济型酒店数量已经占到全部酒店总数的70%以上，在我国其比例只占全部酒店总数的10%左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北京、上海等发达一线城市的市场慢慢饱和，很多经济型酒店品牌已将发展重心转移至区位相对重要、交通比较便利的三四线城市和西部城市。而信阳作为鄂豫皖区域性中心城市，有三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和京广、京九等运输干线交叉汇集的交通优势，正为多家知名经济型酒店品牌关注并布局圈地。
2.4 威胁
2.4.1 竞争加剧
经济型酒店以其低成本、高回报、短周期吸引了诸多资本进入，这些“热钱”夹杂了较多非理性成分，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管理和服务不规范，有经济型酒店之名却无其实，给市场的有序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许多低星级酒店和社会旅馆改头换面，冠以经济型酒店，挤压了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空间。目前，这些不规范的“类经济型酒店”已对信阳的经济型酒店市场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成本上涨、入住下降、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
2.4.2 人才匮乏
经济型酒店的人力成本比同等旅馆低2/3，一般三星饭店1.5人/间，经济型酒店每间房的人力配置上限为1：0.6。经济型酒店人力成本的节约性，决定了其对人才要求的特殊性，即从基层服务人员到管理人员都要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做到一专多能。但目前我国的酒店管理人才基本都是为高星级酒店而“订做”的，经济型酒店管理人才严重缺乏，这个问题也正成为遏制信阳经济型酒店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 信阳市经济型酒店的发展策略
3.1 坚持政府主管和协会建设相结合
政府部门应根据信阳市自身实际和特点，制定经济型酒店的行业规范和准入标准，设立专门监管机构来管理和监督，采取有效措施，规范经济型酒店市场秩序。成立经济型酒店行业协会，探索制定针对性的规则、引导扶持方案及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以引导本市经济型酒店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协调经济型酒店与其他酒店业态的和谐发展。
3.2 走集团化与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由于集团化经营具有节约投资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共享信息技术、降低经营风险等诸多优势，因此，选择合适的集团化道路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对信阳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集团化是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品牌则是酒店集团经营能力和竞争实力的综合体现。加强经济型酒店的品牌建设，重点是强化品牌形象，传播品牌理念和文化特色。酒店可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传播独特的经营理念等途径，树立鲜明的品牌形象，展现产品特色和企业文化，以加深顾客对酒店品牌的印象，提高顾客的品牌认知度。同时，要善于利用新闻媒体、网络、推介会等渠道进行品牌宣传、实施品牌营销，以扩大酒店的品牌形象。
3.3 加强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
第一，认真分析客源，找准目标市场。经济型酒店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首先要对其面向的顾客群体进行细分。当前情况下，信阳市经济型酒店入住人群以商务、散客旅游和探亲为多，酒店定位宜以经济、舒适、有特色为佳。既要价位适中，又要环境舒适有自身的特色，利用高性价比寻求突破，提高市场覆盖率。
第二，在产品和服务上加以改进。一方面，优化产品和服务结构，回归经济型酒店“有限功能”的本质。另一方面，突出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打造酒店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强调自己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独特产品和服务。
3.4 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
信阳经济型酒店人力资源的开发要“内外并举”。对内，要做好酒店内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储备。为员工制定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通过内部管理学院、业务培训班等灵活有效的方式对酒店员工进行全面、持续的职业培训，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考核和评估，以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和业务素质。对外，要注重酒店外部人力资源的引进。可以通过设立实训基地、奖学金、委培班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和合作，为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培养专业人才。
3.5 利用业务外包提升竞争力
经济型酒店定位于为大众提供高性价比的住宿服务，这决定了其功能的有限性和业务的精简性。外包业务可以利用外部资源来完成组织自身的再设计和发展，而自身仅专注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功能和业务。因此，信阳的经济型酒店尤其是本土的单体经济型酒店，要摒弃以往“大而全、小而全”的错误思想，充分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将洗衣、绿化、安保、设备维护这类容易控制的非核心业务外包。这样不仅可以节约资金成本、规避经营风险，还能优化资源配置、集中精力做好核心业务，从而充分发挥低价、高效、优质的竞争优势，大大增强酒店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唐若磷.丽江市经济型酒店发展对策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19）：89-90.
[2]邹统钎.经济型酒店的关键成功因素与经营模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29-32.
关键词:消费型 增值税 经济发展 适应
自1954年法国推行增值税以来,增值税便因其无可比拟的优点迅速受到各国青睐,目前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增值税。从理论上讲,增值税仅就“增值额”征税,能够有效避免重复课税,实现了流转税史上的一次革命。增值税税基按其对购进固定资产在计算增值额时是否扣除和扣除时间的不同,可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形式的主要差别在于对购进固定资产税款的抵扣上。生产型对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不予抵扣;消费型允许对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行一次性抵扣;收入型则是对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分次扣除,每次扣除额与其折旧额相配比。对增值税的类型选择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复杂因素决定,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对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纳税意识、税管人员素质等有不同的要求和影响,采取何种类型的增值税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世界各国对增值税类型的选择都是依据当时的国内外条件来进行的,我国增值税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遵循了这样的规律。
增值税改革历史回顾
我国从1979年开始在部分行业进行增值税试点,现行增值税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产物。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主要集中在扩大征收范围、简并税率、简化征收方式、实行价税分流和发票抵扣等几个方面。当时,我国选择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一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二是为了抑制投资膨胀,三是为了扩大就业。
从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达到了税制改革时设想的目的。从消除经济发展过热状态来看,由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较好地抑制了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降低了我国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和通货膨胀率,为我国1996年底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提供了税制上的保证。从聚集财政收入的效果来看,1994-2001年,我国GDP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率达到13.6%,而同期财政收入总量则增加了两倍多,年均增长率高达18%。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切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选择,而且,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4年7月1日,增值税转型试点在东北三省的装备制造业等行业进行。
2007年7月1日,试点范围扩大到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电力业、采掘业等行业。
2008年7月1日,试点范围扩大到东部五个盟市和四川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
这一阶段,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肩负着支持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重要任务,而终级目标则是探索建立规范化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使之由一种税收优惠政策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中性原则,避免税收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应有的扭曲。
2008年11月10日,对外公布转型消费型增值税方案,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的增值税实施细则和试点办法相比又有了三个方面的调整:一是企业新购进的机器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不再采用以前的退税办法,而是采用规范的抵扣办法,企业购进的设备和原材料是一样的,按照正常的办法直接抵扣其进项税额;二是转型改革在所有地区全面推开后取消了行业和地区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三是以前试点办法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先抵减欠税再进行退税,而这次是全部统一抵扣,无论增值税额有没有新增的,这次都直接抵扣了,这样企业在抵扣设备进项税额时不再受其是否有应缴增值税增量的限制。
而增值税改革之所以经历了漫长的5年试点过程,是因为增值税改革本质上是一项减税性质的改革,不适宜在经济过热时推出。2008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4%,增速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全国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为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同时,当前国家财政收入依然充裕,2008年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40881.71 亿元,同比增长30.5%。可以说,我国目前正处于增值税转型的最佳阶段。
消费型增值税与我国经济现状的适应性分析
与1994年税制改革时相比,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从1998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大部分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商品供给过剩,物价持续走低,企业投资不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迫切要求减轻税负,轻装上阵,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减税浪潮愈演愈烈,减税成为各国增强本国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面对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政府适时做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力图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消费型增值税的积极促进效应越发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刺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
现实经济条件下,新技术和设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传统工业上,还要不断利用科学技术开辟新技术产业,才能推动经济增长。社会的发展水平要使产业结构从一种低水平状态上升到高水平状态,具体体现为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价值,可以减轻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克服重复征税,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利润率,缩短投资回收期限,从客观上刺激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实现设备和技术升级。
(二) 降低税负以推动企业投资积极性
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使进行创新的企业在本来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加严重。生产型增值税17%的税率相当于消费型增值税23%税率的负担水平,对扩大投资带来不利影响。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的积极性,将新的技术和设备快速运用到生产过程中,增大技术含量,促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使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得以落实,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实现出口彻底退税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建立世界共同市场,必须协调流转税立法、所有成员国都采用共同增值税税制。消费型增值税以终点征税原则适应这种国际性的要求;生产型和收入型增值税是起点征税原则,企业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包含本国增值税税负,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出口份额逐渐丧失,对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均有强烈的负面作用。按照国际惯例,出口产品采用零税率,使本国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奖励出口的重要措施。我国出口产品对其所缴纳的增值税也采用退税制。由于我国在增值税计算中不抵扣固定资产价值部分,所以在退税金额中也就不包括为生产该产品而外购的固定资产已缴纳的税金,这样采用同样税率的国内商品征收的增值税金额就会比国外同类商品所负担的增值税金额高,增大商品的内在价值,使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消费型增值税遵循终点退税原则,能够实现彻底退税,提高商品的内在使用价值,降低内在价值,商品价格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本国的生产状况,增强国际竞争力。
(四)解决重复征税问题
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当期购进固定资产,使一部分税款作为固定资产价值的一部分分期转移到新产品价值中,成为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带来重复征税。尤其是基础产业投资大、产出大、抵扣小、税负重,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当期购进固定资产,实行终点征税,避免了重复征税。
(五)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原则
按照有关规定,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但外资企业购进设备类固定资产可享受退税或免征的优惠条件,从客观上形成内资企业在使用生产型增值税,而外资企业在使用消费型增值税,内外资企业并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消费型增值税的使用,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均加以抵扣购进固定资产部分,享有同样的税收政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
(六)符合国际惯例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了税收的国际化。在税收国际化进程中,要求区域内税收制度与国际接轨,融入到世界经济有机整体之中。目前在征收增值税的110多个国家中,采用非消费型增值税的仅占10%左右,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只有中国等个别国家。如果我国继续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将会妨碍中外企业间的正常交流。消费型增值税的国际性选择同样适用于我国增值税的改革。
增值税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前景
(一)存在问题
我国此次增值税改革,名义上将“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主要由于我国实行的增值税、营业税两种流转税并存制度没有改变,离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还有很大距离,重复征税问题充其量只解决了一半。
此次增值税改革只涉及增值税应税行业,我国目前的增值税征收仅限于工业和商业领域,在农业领域征收农业税,占国民经济比例相当大的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金融、旅店餐饮及其他服务业属于营业税应税单位,不能从这次增值税改革中受益。
建安工程中的材料费所含增值税不能扣除。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只涉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和工器具购置费用,而把不动产购置及其建筑安装工程排除在外。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建筑材料、工程用水电等费用不论由建设单位自备还是由施工单位带料,其金额中均包含增值税,不能抵扣。
增值税应税行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向营业税应税行业支付的费用中所含营业税不能抵扣(除了运输费用可抵扣7%外),比如电信费、咨询费、律师费、保险费、交通旅费等。上述不能抵扣从而多交的增值税、营业税,还会产生相应的附加税费(城建税和教育附加)。
上述几个方面在现行的增值税实施办法中仍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一是来自增值税与营业税两税并存,二是来自增值税税则对固定资产概念的狭窄定义。只有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称得上实行了“消费型增值税”。
(二)前景展望
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国家为此次税制改革将要付出减征1230亿元税的代价。如果完全解决上述重复纳税问题,恐怕这个金额翻一倍都不止。因此,应随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提高,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后,下一步增值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届时,不仅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属于增值税的应税交易,而且洗衣店、美容店、宾馆与饭店、娱乐、电讯、可移动货物的维护保养出租租借、仓储、广告管理、律师会计等领域都属于增值税征收领域,我国的增值税才真正同国际市场接轨。同时,我国还将抓紧开展增值税立法工作,争取尽快将增值税暂行条例上升为增值税法,规范征纳行为,提高法治程度。
参考文献:
1.赵丽敏,范晓宏.关于对增值税转型的思考.集团经济研究,2007(06)
[中图分类号]F06；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44-05
2010年是辽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挑战较多的一年。这一年里全省紧紧依靠中央保持宏观经济连续性、稳定性和新一轮加快东北振兴的支持政策，抓住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沈阳经济区被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历史机遇，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强大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
一、2010年辽宁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2010年1－9月，辽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055.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19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6.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3％；进出口总额59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6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2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8026，年均分别增速为11.7％、11.3％(见表1)。预计2010年全年辽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7500亿元，较上年增长14％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00亿元，较上年增长26％以上。
分析其主要特点如下：
1.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宏观指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表1中可以看到，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全国持平，进出口总额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稍低于全国上年同期增长外，其他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增速均高于全国上年同期增长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3.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6.4个百分点，是近年来少有的喜庆局面。据辽宁省预测，“十一五”以来，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可达到13％，经济增速已连续四年达到或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这个预测来看，2010年辽宁又是一个高速增长，连续达到或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之年。
2.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2010年1－9月，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19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4％，第四季度这一数字将继续大幅度提高。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辽宁第二产业投资达到5859.13亿元，同比增长26.3％，其中工业投资达到5683.86亿元，同比增长26.2％。前10个月，全省国有经济完成投资3123.8亿元，同比增长35.7％。非国有经济完成投资10431.3亿元，同比增长29.3％。其中，民营经济中的私营个体投资同比增长34.4％，高于全省投资平均增长水平3.7个百分点，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35.6％，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集体经济投资下降1.3％，低于全省投资平均增长水平32个百分点。股份制经济投资增长31.1％，高于全省投资平均增长水平0.4个百分点。2010年前10个月，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2907.8亿元，同比增长32.1％。从以上投资结构来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形成，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重视。
3.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有效，对外贸易恢复性增长。2010年1-9月，辽宁进出口总额达到了597.8亿美元，高于2009年前三季18％，其中出口达到322.6亿美元，额居全国第8位，增幅高达39.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67个百分点，居东南沿海十省市第2位。这表明。国际市场在恢复中有了生气(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辽宁对外贸易曾降至最低点。经过艰苦努力，外贸宏观指标的提升证明了工业增长又回到正常水平，形成了一个V字形)；也表明2008年以来，国家及时出台一揽子投资计划以及10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对于辽宁工业实现止跌回升发挥了有效作用。2010年10月，总投资额25亿美元的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在大连落成投产。一批外资企业的进入，标志着全省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对外开放的峰值已经来到辽宁。
4.财政收入持续增加，为“十二五”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年1-9月，辽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69.3亿元，同比增加30.0％，接近2009年全年水平。财政收入低一直是制约辽宁经济社会全面振兴的一块短板。2010年的财政状况继续了前几年的大幅度增长，是我们所期盼的。财力的增加为辽宁省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驱动以及建立环境友好、惠及民生、内生增长的机制提供基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条件。
5.市场消费持续活跃，居民收入提升仍有较大空间。2010年1-9月，辽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936.7亿元，同比增幅18.3％。这说明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对辽宁消费市场旺销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离退休人员上调工资、“三农”扶持政策等都对消费增加起到了支撑作用。但还要看到，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但从总量上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09元。这说明辽宁作为工业大省，在人民生活水平、企业的利润、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还不理想。
6.经济运行连续五年高速增长，为“十一五”收官作出贡献。2010年是“十一五”最后的一年。这五年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在全省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成功战胜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金融危机，辽宁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十二五”时期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见表2)。
二、2010年辽宁第一、二、三产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粮食连续多年实现增产，农民所得实惠增多。2010年，辽宁克服了不良气候条件及洪涝灾害的挑战，在连续几年粮食增产的基础上，粮食又喜获丰收。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实现生产总值803.1亿元，同比增长5.7％，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4.31亿元，同比增长58.5％。比第二产业高32.2个百分点。相对于二、三产业，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较慢，主要原因是2010年辽宁农业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涝灾，部分耕地大幅减产，甚至绝收，但投资大幅度提升。新增设施农业264万亩，水产养殖示范区353个，“一县一业”产业格局正在形成。这些可喜的成就对辽宁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等都提供了重要保障。2010年伴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启动，以及社会领域改革的不断提速，辽宁农民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例如，从2010年1月1日起，沈阳市在全省率先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一元化”户口管理制度。
2.工业结构调整取得进展，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2010年1－9月，辽宁第二产业实现生产总值7150.33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比一产和三产分别高11.6和5.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冶金、石化和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9％、16.4％、14.7％和23.8％，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增长26.7％。工业产业集群建设取得进展，仅沈阳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到2010年就有规模以上企业500余户，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企业36家，以及国外大型跨国企业6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在沈阳铁西现代建筑产业园内总投资48亿元，建设2平方公里的建筑产业园，最终将实现营业额120亿元。到目前为止，铁西现代建筑产业园已开工项目46个，总投资128.1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同时，辽宁民营经济也有优良的表现。据统计，2010年1-9月，全省民营经济拉动作用加强，共完成投资9050.1亿元，同比增长31.2％，高于全省投资平均增长水平0.5个百分点，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66.8％，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3.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提高，增幅空间仍有很大。2010年1-9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辽宁的增幅是17.9％，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还低于一些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超过了40％。由此看来，辽宁工业增加值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今后，辽宁转变发展方式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就是看工业增加值率能否提高，这是解决工业发展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辽宁提高工业增加值率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个是在增项上做文章，以创新、质量、品牌、服务获得高附加值，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转变；另一个是在减项上下工夫，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推进减排治污，提高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做到了这“一增”、“一减”，创造出更多的工业增加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辽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4.中小企业后劲不断增大，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目前辽宁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除传统优势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多种工业品产量所占市场份额也在提高。从企业类型来说，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及产品销售率同比增长21.2％、18.1％和13.1％。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同期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辽宁工业发展进程加快。同时，辽宁中小企业已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0％以上，加上数量庞大的个体户，其创造的最终产品、服务价值和缴税额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发挥巨大作用。2010年1-9月，全省44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4.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4％，县域经济倍增计划见效明显，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有了些改变，困扰全省经济发展的“短板”不断提升。今后，要靠建立更好的机制，促进其更好的发展，尽早使“短板”变成辽宁经济增长的“引擎”。
5.服务业的“短板”有所提升，吸纳就业载体作用增强。2010年1-9月，辽宁服务业中批零贸易业稳步增长，批零贸易业实现销售额12136.8亿元，同比增长23.9％；住宿餐饮业增长较快，全省住宿餐饮业实现营业额655.6亿元，同比增长28.4％；累计完成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5849.79亿元，增长34.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47.98％。100个服务业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新增上市公司14家，首发及再融资共计224亿元，包括金融业在内的辽宁服务业发展迅速。56个城区生产总值增长17.4％，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5亿元的城区，由上年同期的9个增加到13个。同时，全省各个城市对服务业纷纷重视起来。统计表明，前三季度仅沈阳市服务业增加值就达1637.5亿元，增长1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4.9％。到目前为止，全省服务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1000万人，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服务业投资增长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增强了供给保障能力。同时也带动了相关服务产品消费规模的扩张，从而使服务业企业整体效益好转，辽宁的又一个“短板”在不断提升。
三、2010年辽宁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同步拉动经济增长
1.投资摆脱了“东北现象”的困扰，推动辽宁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投资对辽宁意义重大。辽宁之所以能摆脱“东北现象”的困扰，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投资的贡献巨大。2010年1-9月，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加。从投资方向看，第一产业同比增长58.5％，第二产业同比增长26.2％，第三产业同比增长34.8％，这说明投资正向结构调整优化方面转化。从发展态势看，2010年前10个月，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2907.8亿元，同比增长32.1％，比前三季度增速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628.1亿元，同比增长15.5％，占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21.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769.3亿元，同比增长31.5％，占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26.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建设投
入总量达1092.3亿元，同比增长49.8％，占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37.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143.7亿元，同比增长52.7％，占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4.9％。从项目看，沈阳一号地铁通车，19条铁路开工建设，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段基本完工，沈阳、大连、丹东、朝阳机场扩建和大连、营口、锦州新机场建设正在抓紧规划和施工，辽河特大桥建成通车，红沿河核电二期、徐大堡核电一期正在积极筹备，以及新建的99座污水处理厂大多实现稳定运行，规划建成的40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正在实施等。从投资额看，辽宁红沿河核电站项目75.2亿元，STX(大连)造船集团厂房和设备项目56.4亿元，大连中石油国际储备库项目41.2亿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乙烯技改项目48.4亿元，鞍钢技改项目40.5亿元，大连星海湾体育中心项目32.5亿元，锦新华能风电场项目29亿元，鞍钢鲅鱼圈新厂二期工程35.5亿元，锦赤铁路锦州港配套项目29.8亿元，大连地铁项目29.8亿元，奇瑞汽车年产20万辆乘用车项目29.5亿元，中油油气田工程29亿元等。
2.出口形势明显好转，对外开放的峰值到来。2010年1-9月，全省出口达到322.6亿美元，额居全国第8位，增幅高达39.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67个百分点，居东南沿海十省市第2位。其中，全省国有企业出口86.56亿美元，同比增长54.98％；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52.43亿美元，同比增长29.72％；集体私营企业出口83.59亿美元，同比增长45.13％。全省145户重点企业出口168.48亿美元，同比增长33.6％。辽宁省出口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保持增长。前三季度，对日本、韩国、东盟、欧盟和美国出口分别增长25.54％、32.89％、33％、46.58％和37.35％，对香港、台湾和印度、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出口增幅都超过60％。二是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实现增长。前三季度，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38.39亿美元，同比增长36.84％；钢材出口3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倍；成品油出口27.92亿美元，同比增长47.86％；纺织服装出口29.08亿美元，同比增长6.45％；农产品出口24.54亿美元，同比增长12.23％；铝材出口12.29亿美元，同比增长1.2倍。另外，镁砂和钼矿砂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5倍和13倍，石蜡、鞋类、家具和塑料制品出口同比增长20％以上。2010年仅9月，船舶出口额达到5.71亿美元，同比增长86.96％。
3.高度重视服务业，保障措施有成效。2010年辽宁服务业的发展为“十二五”期间辽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奠定了基础。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着力点，进一步促进服务业拓宽领域、增强功能、优化结构，发挥服务业在方便人民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辽宁已经成为了共识。为此，辽宁省在原省商业厅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国唯一的服务业委员会，辽宁的服务业有了专职主管部门；省有关部门向54个城区下放了自和决策权；省级财政每年安排2.8亿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发展与现代装备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业，优先发展现代物流、金融、商务、工程设计、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等生产业，推动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2010年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沈阳市走在了全省前面。前10个月，以增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为核心，着力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完善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六大体系，加快金融、物流、会展、文化旅游、信息等重点领域建设，服务业的集聚力、辐射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沈阳市共举办会展活动196项，同比增长13％；成交额1412亿元，同比增长62％。
四、2010年辽宁积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1.三大区域建设加快步伐，发展战略格局形成。2010年，全省上下以更有力的组织领导、更大的工作力度、更充足的资金支持，深入实施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辽宁沿海经济带2010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完成投资580亿元，入区注册项目3606个，总投资6533亿元，其中外商投资项目417个，实际到位外资58亿美元。2010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沈阳经济区将建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重要增长区、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新型工业化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区。同时，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同城化建设进程加快，七城市之间连接更加紧密，鞍山汤岗新城、铁岭凡河新城、辽阳河东新城、沈抚新城、沈溪新城、沈彰新城等一批重要结点连接带上布局和正在建设了一批园区和中小城镇；沈抚新城亮出“沈”字招牌，在2010年前10个月，共签约149个项目，合同金额562亿元。突破辽西北战略进展顺利。环境建设和园区建设取得突破，铁岭高新区获批为省级高新区、朝阳新能源电器产业基地获批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园区，设施农业和畜牧小区蓬勃发展，辽西北面貌得到改善。
2.科技支撑作用明显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明确。2010年，全省利用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大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力度，积极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推动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引领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由“辽宁制造”向“辽宁创造”迈进，科技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增大。2010年1-9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增长26.7％。在这一年里，营口高新区获批为国家级高新区，是继沈阳、大连、鞍山之后的第四家国家级的高新区；铁岭、抚顺、本溪高新区被批准为省级高新区。为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制高点和突破口，2010年初，辽宁省提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海洋、生物育种和高技术服务业等九大类新兴产业、83个重点领域，了《辽宁省新兴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并在资金、土地、信贷等方面予以扶持。计划到2015年，培育形成10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销售收入逾10亿元的新兴高技术领军企业，使新兴产业成为全省工业的主导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