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按资本贡献分配是我国的分配方式体系中的一种，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一、按资本贡献分配与共同富裕的界定
按资本贡献分配一般是指资本所有者基于对资本的所有权通过资本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贡献而取得利息、股息、红利等收入的分配方式。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一般表现为间接投资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转移财产净收入，以及在直接投资中经营利润的大部分等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在社会居民的总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一般解决两个：一是确定资本所有者因资本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贡献而取得利息、股息等资本收入，二是确定资本的使用者成本（user cost of capital），即 ，其中 为资本在时间 的真实价格， 为真实利率， 为折旧率， 为资本价格变化成本。[1][P443]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能够保证按资本贡献分配促进资本的有效筹集和充分利用，实现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
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它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后，社会全体成员在物质财富方面得以整体提高的现象。[2]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共同富裕是以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生计问题均得以解决为前提的，即全体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必须得以解决。第二，共同富裕是以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实现途径的，即共同富裕是通过以求全面的平衡，具体方面的不平衡来实现的。第三，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以多数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拥有生计剩余及收人中的这种剩余的持续递增从而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的存在与增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二、按资本贡献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必要性
按资本贡献分配是建立在居民对生产要素中的物质资源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的。物质资源的所有者基于对这种资源拥有所有权而取得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解决的是资本的所有者因对资本的所有权而取得利息、股息等收入与资本的使用者因使用资本而支付利息、股息等支出的问题；所以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的存在对于资本的所有者与使用者均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地经济落后的社会的基础上，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仍然严重不足，以致于资金短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最大困难之一。因此，不论是对每个亦或是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有效地筹集发展建设所需的资金并且充分地利用这些资金就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从资金所有者的角度来说，他手中的货币既可作为现期消费，也可作为将来的消费——现期的储蓄或投资。一般说来，人们都有手持货币进行现期消费的偏好，如果让他把手中用于现期消费的货币用来进行储蓄或投资，就等于让他放弃现期消费的偏好，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牺牲。对于这种牺牲，资金的使用者必须予以补偿，即付给作出牺牲的资金所有者相应的利息、股息、红利等，使其得到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3]这样，资金的所有者才能因这种补偿——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的存在而让渡出他所拥有的资金的使用权，从而解决了生产者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与此同时，按资本贡献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对于资金的使用者是一种有效的约束。资金的使用者在取得资金使用权的同时，由于支付了相应的使用代价——利息、股息、红利以及利润等，使资金的使用者产生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的内在压力。所以，按资本贡献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按资本贡献分配促进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作用范围的扩大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任何的，都需要以一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为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根本目标的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是如此，而且它需要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的条件下，人力资源分为两类，即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与家的才能。前者是以体力为主的劳动力，后者是以脑力为主的劳动力。它们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广义劳动力——“人们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这两种劳动力资源的所有者——职工和经理，依据他们在生产中所做贡献的大小，取得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所共同决定的劳动所得。他们做出的贡献越大，即含有他们有效劳动的产品或劳务在市场上销售的越多，他们的劳动收人也就越多。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资源严重供大于求，而与之对应的物质资源却相对不足，特别是其价值形态——资金更为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劳动力资源，解决失业，以及如何有效地筹集并充分利用资金，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首先从充分利用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从而增加资金的供给人手。因为劳动力资源充分及时的运用是以资金积累的增加为前提的。那么为什么资金积累的增加是劳动力资源充分及时利用，从而按资本贡献分配是促进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作用范围扩大的前提条件?这要从劳动力资源与资金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性质来解释。
劳动力这种资源的存在是以劳动者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劳动力资源是劳动者生命的“伴生物”或“副产品”，同时它又是劳动者生命存在的条件。劳动力由于是劳动者生命的“伴生物”和“副产品”，从而具有与生命类似的性质。劳动者生命的出现延续与消亡是以时间为第一要义的，即生命是以时间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形式。劳动力资源亦如此，它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劳动力这种资源在劳动者健康生存的前提下，连绵不断地在劳动者体内产生，同时又与时间和生命一样转瞬即逝。因此，劳动者昨天的劳动力永远也无法保留到今天。基于劳动力资源以上的特性，劳动者只有充分及时地对其加以利用，使其物化为财富才能得以间接保存，并且成为劳动者生存的条件。否则，劳动力这种资源就会白白地浪费，这种浪费就会给利：会或劳动者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社会或劳动者个人永远无法重新拥有昨天的劳动力或生命。与此同时，不管劳动力资源利用与否，劳动者都要生存，都要进行消费，而这种消费在劳动者不进行劳动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得以弥补，就成为社会财富的一种净扣除。因此，只要劳动者健康地生存着，他就应该及时并充分地对劳动力加以利用，一方面弥补为生存而消费掉的财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创造新的财富，为个人的富裕和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在劳动力这种资源没有消失并扣除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后的时间内，使劳动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相结合从而使劳动，力资源被吸纳，创造财富，并凝结在财富之中。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力将以物化的形式得以永久的保存。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金短缺是我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对于资金短缺这一问题，实行按资本贡献分配是很好的解决之一。按资本贡献分配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资金所有者进行投资与储蓄的积极性，并且能够促进资金的使用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样，按资本贡献分配的存在就会促使各种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民间投资(具体形式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增加，使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被重新及时地吸纳，同时使在业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得以有效地利用，这样，所有的劳动力资源都得以充分、及时、有效地利用，并且物化为社会财富；进而增加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总量。由于失业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被资金充分及时地加以吸纳，以及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被有效地加以利用，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的作用范围也必将随之而扩大，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时随之增加。因此，按资本贡献分配能够通过促进资金的筹集与有效利用而扩大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的作用范围，使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收人都得以增加，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的存在与增加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表现形式
共同富裕的实现，表现为社会全体成员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后，在物质财富方面得以整体提高。在这里，这种物质财富的整体提高表现为劳动收入特别是生计剩余的增加，即共同富裕以生计剩余的存在与增加作为表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各种资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必然随之而增加，个人收入中生计剩余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社会成员将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富裕。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生计剩余甚至是这种剩余的持续增加，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共同富裕就实现了。在一般情况下，生计剩余的拥有者出于使这部分收入保值与增值的目的，必然进行储蓄或投资。在这个保值增值的过程中，生计剩余的拥有者会取得利息、股息、红利、转让财产净收入等间接投资收入和直接投资的经营利润中由于资本所有权而取得的利润等收入。这些收入是生计剩余的拥有者基于对这种剩余的所有权而取得的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这样，生计剩余的存在及其保值与增值就为按资本贡献分配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收入中生计剩余的存在与增加，从而导致收人中的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的增加。于是，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就由全体社会成员收人中生计剩余的存在与增加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收入中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的存在与增加。
总之，在我国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最大限度地发挥按资本贡献分配的作用促进劳动力资源充分及时有效的利用，增加全体居民的劳动收入，从而增加生计剩余与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最终使全体社会成员均处于富裕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共同富裕。
[1] [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按资本贡献分配是我国目前的分配方式体系中的一种，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一、按资本贡献分配与共同富裕的界定
按资本贡献分配一般是指资本所有者基于对资本的所有权通过资本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贡献而取得利息、股息、红利等收入的分配方式。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一般表现为间接投资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转移财产净收入，以及在直接投资中经营利润的大部分等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在社会居民的总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一般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定资本所有者因资本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贡献而取得利息、股息等资本收入，二是确定资本的使用者成本（user cost of capital），即 ，其中 为资本在时间 的真实价格， 为真实利率， 为折旧率， 为资本价格变化成本。[1][P443]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能够保证按资本贡献分配促进资本的有效筹集和充分利用，实现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
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它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后，社会全体成员在物质财富方面得以整体提高的现象。[2]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共同富裕是以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生计问题均得以解决为前提的，即全体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必须得以解决。第二，共同富裕是以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实现途径的，即共同富裕是通过以求全面的平衡，具体方面的不平衡来实现的。第三，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以多数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拥有生计剩余及收人中的这种剩余的持续递增从而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的存在与增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二、按资本贡献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必要性
按资本贡献分配是建立在居民对生产要素中的物质资源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的。物质资源的所有者基于对这种资源拥有所有权而取得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解决的是资本的所有者因对资本的所有权而取得利息、股息等收入与资本的使用者因使用资本而支付利息、股息等支出的问题；所以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的存在对于资本的所有者与使用者均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地经济落后的社会的基础上，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仍然严重不足，以致于资金短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最大困难之一。因此，不论是对每个企业亦或是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有效地筹集发展建设所需的资金并且充分地利用这些资金就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从资金所有者的角度来说，他手中的货币既可作为现期消费，也可作为将来的消费——现期的储蓄或投资。一般说来，人们都有手持货币进行现期消费的偏好，如果让他把手中用于现期消费的货币用来进行储蓄或投资，就等于让他放弃现期消费的偏好，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牺牲。对于这种牺牲，资金的使用者必须予以补偿，即付给作出牺牲的资金所有者相应的利息、股息、红利等，使其得到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3]这样，资金的所有者才能因这种补偿——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的存在而让渡出他所拥有的资金的使用权，从而解决了生产者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与此同时，按资本贡献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对于资金的使用者是一种有效的约束。资金的使用者在取得资金使用权的同时，由于支付了相应的使用代价——利息、股息、红利以及利润等，使资金的使用者产生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的内在压力。所以，按资本贡献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按资本贡献分配促进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作用范围的扩大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以一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为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根本目标的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是如此，而且它需要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目前的条件下，人力资源分为两类，即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与企业家的才能。前者是以体力为主的劳动力，后者是以脑力为主的劳动力。它们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广义劳动力——“人们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这两种劳动力资源的所有者——职工和经理，依据他们在生产中所做贡献的大小，取得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所共同决定的劳动所得。他们做出的贡献越大，即含有他们有效劳动的产品或劳务在市场上销售的越多，他们的劳动收人也就越多。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资源严重供大于求，而与之对应的物质资源却相对不足，特别是其价值形态——资金更为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劳动力资源，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地筹集并充分利用资金，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首先从充分利用按资本贡献分配方式从而增加资金的供给人手。因为劳动力资源充分及时的运用是以资金积累的增加为前提的。那么为什么资金积累的增加是劳动力资源充分及时利用，从而按资本贡献分配是促进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作用范围扩大的前提条件?这要从劳动力资源与资金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性质来解释。
劳动力这种资源的存在是以劳动者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劳动力资源是劳动者生命的“伴生物”或“副产品”，同时它又是劳动者生命存在的条件。劳动力由于是劳动者生命的“伴生物”和“副产品”，从而具有与生命类似的性质。劳动者生命的出现延续与消亡是以时间为第一要义的，即生命是以时间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形式。劳动力资源亦如此，它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劳动力这种资源在劳动者健康生存的前提下，连绵不断地在劳动者体内产生，同时又与时间和生命一样转瞬即逝。因此，劳动者昨天的劳动力永远也无法保留到今天。基于劳动力资源以上的特性，劳动者只有充分及时地对其加以利用，使其物化为财富才能得以间接保存，并且成为劳动者生存的条件。否则，劳动力这种资源就会白白地浪费，这种浪费就会给利：会或劳动者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社会或劳动者个人永远无法重新拥有昨天的劳动力或生命。与此同时，不管劳动力资源利用与否，劳动者都要生存，都要进行消费，而这种消费在劳动者不进行劳动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得以弥补，就成为社会财富的一种净扣除。因此，只要劳动者健康地生存着，他就应该及时并充分地对劳动力加以利用，一方面弥补为生存而消费掉的财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创造新的财富，为个人的富裕和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在劳动力这种资源没有消失并扣除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后的时间内，使劳动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相结合从而使劳动，力资源被吸纳，创造财富，并凝结在财富之中。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力将以物化的形式得以永久的保存。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金短缺是我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对于资金短缺这一问题，实行按资本贡献分配是很好的解决方法之一。按资本贡献分配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资金所有者进行投资与储蓄的积极性，并且能够促进资金的使用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样，按资本贡献分配的存在就会促使各种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民间投资(具体形式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增加，使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被重新及时地吸纳，同时使在业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得以有效地利用，这样，所有的劳动力资源都得以充分、及时、有效地利用，并且物化为社会财富；进而增加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总量。由于失业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被资金充分及时地加以吸纳，以及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源被有效地加以利用，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的作用范围也必将随之而扩大，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时随之增加。因此，按资本贡献分配能够通过促进资金的筹集与有效利用而扩大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的作用范围，使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收人都得以增加，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的存在与增加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表现形式
共同富裕的实现，表现为社会全体成员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后，在物质财富方面得以整体提高。在这里，这种物质财富的整体提高表现为劳动收入特别是生计剩余的增加，即共同富裕以生计剩余的存在与增加作为表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各种资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必然随之而增加，个人收入中生计剩余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社会成员将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富裕。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生计剩余甚至是这种剩余的持续增加，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共同富裕就实现了。在一般情况下，生计剩余的拥有者出于使这部分收入保值与增值的目的，必然进行储蓄或投资。在这个保值增值的过程中，生计剩余的拥有者会取得利息、股息、红利、转让财产净收入等间接投资收入和直接投资的经营利润中由于资本所有权而取得的利润等收入。这些收入是生计剩余的拥有者基于对这种剩余的所有权而取得的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这样，生计剩余的存在及其保值与增值就为按资本贡献分配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收入中生计剩余的存在与增加，从而导致收人中的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的增加。于是，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就由全体社会成员收人中生计剩余的存在与增加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收入中按资本贡献分配所得的存在与增加。
总之，在我国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最大限度地发挥按资本贡献分配的作用促进劳动力资源充分及时有效的利用，增加全体居民的劳动收入，从而增加生计剩余与按资本贡献分配收入，最终使全体社会成员均处于富裕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共同富裕。
[1] [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一、教育资源配置的内涵与标准
资源配置，亦称资源分配，它是指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研究的主要课题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是稀缺的，人们的需要是无限的，投入到某种产品生产的资源及其产品产出的增加将会导致投入到其他产品生产的该种资源及其产品产出的减少。因此，人们被迫在可以相互替代的各种资源使用方式中选择较优的一种，以达到社会最高效率和社会利益的最大满足。
教育是人们众多需要中的一种，它能为人们提供包括消费和投资等多种效用。作为消费品，教育体现为一种个人享受和修养；而作为投资，它可通过改善个人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来提高个人未来就业机会和收入。与其他产品一样，教育产品供给也要消耗大量稀缺的社会资源，包括师资、土地、建筑场馆、仪器设备和资金等。因此，为了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要，保证一定的教育产出，人们必须将一定的社会资源分配到教育部门中去。同时，由于人们教育需求结构的多样化，我们还必须保证教育内部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校获得必要的资源投入。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增加教育整体或其中某种类别教育的生产资源投入必然减少其他社会产品或其他类别教育的生产资源投入与产出。因此，为了达到最大化效用，我们要求有限的资源在教育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使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有效的使用。
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通过教育产品价值和教育产品成本的一致性来衡量。教育产品价值是单位教育产出增加带来的产品价值增量，其现实形式就是学费。教育产品成本是因增加单位教育产出而损失的最高其他产品价值量。在教育产品价值和产品成本不一致，如前者大于后者的情况下，将生产要素从社会其他部门转移到教育是有好处的。随着生产要素的转移，教育产量会增加，教育产品价值下降，同时，社会其他产品产量会减少，相应产品价值上升，从而使教育产品成本上升。只要教育产品价值和教育产品成本不一致，这种生产要素转移就应该继续下去，直到二者最终相等。以上是从教育部门整体来看待教育产品价值及其成本的，如果从部门内部，如某所学校来看，教育产品成本就会涵盖因该学校增加教育产出而导致所有其他同类学校、其他类别教育以及社会部门的产品价值量损失。只有教育产品价值和所有教育产品成本一致时，教育资源才会实现合理配置。
二、计划和市场两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采用什么方式去分配资源才能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方式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基本方式从理论上来说有计划与市场两种类型。计划就是通过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分析判断，用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将社会资源分配到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去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则是以个体消费者和企业决策为基础，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将资源分配到不同部门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
从理论上而言，计划和市场都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依靠计划解决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必须获得准确的教育社会供求信息以确定合理的教育资源投入量和教育产量。教育需求方面，政府必须分教育类别、专业等了解社会不同个体的教育需求偏好，并将其汇集成教育社会总需求。教育供给方面，社会教育供给能力由教育产品成本大小决定，因而政府必须对其他社会产品需求、社会生产资源总量、教育和其他产品生产技术等进行全面调查。然而，政府要准确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产品社会需求信息和生产成本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实际中，政府规定的教育计划指标很容易偏离实际的教育供求状况，导致教育供给不足或过量、教育结构失衡等问题。同时，在计划方式下，学校的招生和资源投入等统一由政府承担，学校缺乏独立利益，因而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不足。这样，学校就可以不讲管理、不计成本，导致政府教育计划的落空。
市场方式意味着教育资源配置由教育消费者、学校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等主体来推动和完成。首先，个体消费者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追逐产生了教育需求，但是其他消费者也存在相同需求，这样消费者会为获得入学机会以其知识、能力和经济实力等展开竞争，教育需求竞争会形成教育市场价值。其次，教育市场价值会激励教育供给，教育投资者为获得投资收益，竞相办学和扩大招生。但是，学校的供给能力会受到教育产品成本的约束，在市场环境下，教育产品成本通过生产要素市场价值来衡量(具体为生产要素价值和生产要素耗费量之积)。学校提供教育会引发对各项生产要素的需求，需求大小由生产要素的边际教育产品价值决定。但是其他社会部门也存在相同的需求，生产要素的需求竞争会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价值。生产要素市场价值既反映生产要素在教育中的边际产品价值，也反映生产要素在其他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因而代表教育生产成本。最后，学校根据教育产品价值和教育产品成本来决定教育生产资源投入和教育产量。在两者不相等的情况下，学校增加或减少教育资源投入和教育产量是有利可图的，学校必然将教育生产推进到两者的相等点。在这里，最优教育资源投入量和教育产量得以确定。
与计划方式相比，市场教育资源配置由教育消费者、学校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等微观主体而非政府充当配置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微观主体之间结成了复杂的资源交易和竞争互动关系，正是依靠这种资源交易和竞争互动，资源才得以在教育和其他社会部门以及教育内部不断流动，实现合理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值的形成与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最为关键，前两者为各主体配置教育资源提供市场信息和收益激励，后者是调节教育和其他产品供给、实现教育供求均衡的基本条件。如果社会存在某种资源交易或流动障碍，或者一些主体如学校根本不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力，教育产品价值就无法推进到教育产品成本水平，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就难以实现。
三、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也实行一种计划体制，即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一元化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对教育资源采取单一的计划配置方式。其配置过程一般政府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要求，制订一个总的教育资源配置计划，然后将这个计划分解成各下属应当承担的任务，一直把这些计划落实到最基层。在这种配置方式中，政府包揽了办学权利和义务，既担当了学校的举办者又担当了学校的投资者，同时还直接担负管理学校的职责，学校无条件地接受计划分配到的资源。计划配置方式可以依靠政府力量迅速集中社会资源增加教育投入，在一定时期内对教育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方式也暴露出计划信息失灵、教育资源配置脱离社会需求以及抑制学校办学活力等问题。
为改变传统教育体制带来的办学效益低的现象，1985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强化地方教育职责、对学校简政放权、扩大学校自主办学权以及改革学校招生制度等。学校自主办学权力的扩大，强化了市场^、才需求对学校招生和办学的引导。同时，中小学也开始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消费者和学校之间的缴费形成了事实上的教育市场交易关系，为真正确立教育服务价值提供了科学评价标准，增强了学费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价格杠杆作用。在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又在教育面向市场、改革单一办学所有制方面取得了进展，各种民间和社会办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集中配置教育资源的弊端，加强了社会需求对教育的引导，提高了教育资源配置效益。但是，从整体上而言，我国教育还未脱离传统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政府对教育仍然存在多方面的行政管制，这些管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学费价格功能的发挥，阻碍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一，办学准入限制。虽然我国已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办学体制，但是由于办学标准等方面的限制，致使很多民间和社会资源难以流入教育部门，导致教育供给不足。与此相对应，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社会对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的需求在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供给不足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教育产品价值背离正常教育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目前，我国居民教育支出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家庭教育支出比例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0％左右的支出比例。居民教育支出增长的重要来源是择校费等选择性教育支出的大幅增加。北京大学课题组2004年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有择校行为者2004年总教育支出平均为5262.5元，其中择校费平均达4525.6元，费用与高校学费相当。从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来看，我国的教育生产成本不会高于发达国家，更不会出现高出数倍的情况。
第二，学校自主办学限制。目前，我国各级中小学也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集中统一的行政领导体制，政府对学校的校长任命、机构设置、人事、入学招生、专业设置及学位授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限制。在重要的教师人事方面，学校用人和教师自由择业还受到传统户口、档案和人事编制等问题的制约，目前学校之间除部分特殊人才外，大部分教师还难以正常流动。这些限制大大束缚了学校自主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和教育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学校无法按照社会教育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内部资源配置，包括调整学校科目、课程设置和教学组织形式等，也阻碍了教育生产要素在学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
第三，学费管制。从2003年开始，政府开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一费制”，对义务教育收费种类和标准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学费管制在于治理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等问题，但是，学费管制也强行将教育产品价值降低，扭曲了教育的社会供求信息，阻碍了社会资源流入教育部门，不利于教育供给的增加。同时，还会使学校做出适应性调整，降低教育质量。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学费及其水平代表市场对学校教育的认可程度或评价等级，提高教育质量也意味着学校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回报，这样会对学校办学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而在学费管制下，所有学校收费不分地区、教育质量等差异全部“一碗水端平”，这无异于将竞争性的学校办学转变为一种“公共产品”，教育质量差的学校反而获益更大。这将严重挫伤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动机，最终造成普遍性的办学低效益。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在于教育行政管制对教育竞争和教育资源流动的制约。它不仅阻碍了教育供给的增加和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的提高，导致严重的教育收费问题，而且也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按照科学发展观发展教育事业的政策要求，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市场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四、构建教育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
针对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就必须构建一种有效的教育竞争机制或环境来促进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教育产品市场价值形成。这种教育竞争机制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一)竞争性教育产品市场
教育产品市场是教育服务购买者的学生和教育服务提供者的学校之间结成的交易关系，是形成教育产品价值的基础，其现实形式就是办学市场。要充分发挥办学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必须保证办学市场的竞争性。如果办学市场存在供给垄断，教育提供者为攫取垄断利益，会主动限制教育供给和人为提高教育产品价值，从而使生产要素无法充足地流入教育部门，导致教育产品价值和成本相背离。保证办学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开放办学，让更多的社会主体能够平等参与教育提供。目前，要实行自由办学准入制度，降低办学准入门槛，同时实行学校自主招生，改革高校学位授权和专业设置等的政府审批制度，实行简单的政府备案制度，为学校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竞争性教育生产要素市场
教育生产要素市场是教育及其他社会部门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结成的交易关系，是形成教育生产要素价值的基础。教育生产要素市场的分割或垄断也会阻碍生产要素在教育与其他社会部门以及教育内部自由流动，从而造成教育产品价值和教育产品成本的背离。师资是学校的核心生产要素，教师劳动力市场是教育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教师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的关键在于保证师资的自由流动，这需要我们从社会整体上大力改革传统户籍、档案及人事编制等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建立自由的教师择业和学校用人体制。
(三)自主办学实体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结合对与资源配置概念的理解，所谓审计资源配置则应为：审计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手段或者方式根据审计资源的需求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审计资源有效供给，最终实现审计目标的一种活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资源配置不单纯是指资源在不同生产方向、部门或者企业之间的配置，更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已配置到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资源还经常进行同市场需求方向与强度相适应的再配置，故资源配置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概念。资源配置在一定时刻是已定的、静止的、满足需求的，但在不同时刻，又是未定的、流动的。其中所谓已定、静止、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未定、流动、需求则是绝对的，长期的，无条件的。审计资源配置是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审计主体之间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也是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审计主体内部的分配或者流动的过程。在一定时刻建立的这种相对静止或者说审计资源供求平衡，经常被新的客观事实变动所打破，于是又会引起新的资源配置结果的再建立。也就是说，审计资源配置不仅包括审计资源在不同主体、范围和重点之间的分配，更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已分配到不同方向的资源进行同审计资源需求方向与强度相适应的再分配和再调整，这是对同需求相比审计资源配置不协调的经常平衡。
二、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
审计资源配置是一项牵涉面广、工作量大、事情繁杂的工作，在审计工作中，审计资源配置工作要始终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审计资源配置目标就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效益性为核心，将审计资源配置到最恰当、最重要、效益性最好的地方，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以保障审计资源供给，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实现审计目标。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保障审计资源供给
目标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它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审计资源配置目标应直接反映社会需求对于审计职责的变化来满足这种要求，并以此指导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以求得审计自身的长远发展。可以说，审计资源配置目标是联结社会需求、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审计与外部环境的纽带。不断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内容与方式，是为了最终适应审计的社会需求，引发审计资源的再配置，最终推动审计实践的变革。
以目前我国要大力开展的效益审计为例。在以往的审计实践中，由于受审计资源质量和数量的限制，因而要同时实现审计的真实、合法、效益三类审计目标是不现实的。审计机关一般根据审计法律法规的要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法制环境状况和审计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资源等具体情况，确定审计目标的侧重点，亦即明确审计资源配置目标的侧重点。在会计资料和经济信息失真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审计机关往往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把真实性的资源配置目标放在重要地位，在审计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上下功夫，坚决打击各种弄虚作假行为，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基础上，揭露和查处各种重大违法行为，促进被审计单位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实审计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变迁，使得审计机关在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提出了争取到2007年投入效益审计力量占整个审计力量一半左右的长远规划，以实现效益性审计目标。这正是由于受社会需求（审计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调整审计资源配置的内容与方式，为效益审计的落实与开展而努力。
（二）以效益性为核心：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
对效益的追求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的目标。因此，效益最大化不仅是审计资源配置追求的目标，并且是核心目标。效益性目标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部分。
效益即产出和投入之比，审计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目标是指审计资源配置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它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使有限的审计资源产出最大的收益；二是为取得预定的效益尽可能少地消耗审计资源。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最有效地进行审计，同时也要求最有效地分配审计资源，实现最有效的利用。
审计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目标是资源配置中效益追求的最高层次，它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效益，即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还包括经济方面的社会效益，如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财富的是否公平分配，社会不公分配的调整，不同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协调，充分的劳动就业，社会在文化、卫生、体育、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社会安定感的维护、社会新风尚的树立等等，都可以视为审计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
（三）审计资源配置的终极目标：实现审计目标
审计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否则审计资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目标性也是审计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系统的根本之所在。审计目标是审计人员实施审计行为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地或最终结果（石爱中，2002），是评价经营者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对审计目的在不同的审计环境下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理解而呈现出来的具体审计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可以看出，我国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目标主要有三类：一是真实性，二是合法性，三是效益性。
三、中国审计资源配置方式的特殊性
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包括计划和市场两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计划与市场方式不断协调的历史。要么通过计划配置，要么通过市场配置，要么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配置。从形式来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应是一种最佳选择，事实上也是目前各国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趋势。
审计资源作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配置方式必然受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纵观我国现代审计发展的历史，随处可以观察到计划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审计资源配置的影响。而我国审计体系的发展所经历的由单一国家审计向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并存的审计体系转换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十年后，我国开始逐步恢复和建立审计制度。虽然当时我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但就整个国家总体而言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受这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当时的审计资源配置仍须通过计划进行，直到1999年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善。例如，最重要的审计人力资源的配置，不仅国家审计机关，即使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源，都需要通过计划渠道获得，事务所的办公设备和办公场所也不例外。因为，此时不存在可以自由直接交易的公开市场，这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初期必须依赖“挂靠单位”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对于初期我国审计界的影响是：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计划经济模式，当刚刚出现市场配置审计资源的需求和趋势时，这些政府部门便通过行政手段瓜分市场，阻碍全国审计市场的形成，因而降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如，在当时非公有制经济仍被当作资本主义、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来看待的条件下，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审计划归会计师事务所外，其他单位的审计几乎全部划归国家审计机关负责。由此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思想模式，即属于国有性质的审计对象应划归国家审计机关进行审计，非国有性质的审计由社会审计组织承担。在单纯计划配置审计资源的方式下，政府对原本属于市场自我调节的领域大量介入，国家审计资源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计资源难以覆盖所有领域，即使是重点审计领域，大量监督空白也明显存在，审计质量不高。于是，国家审计机关采取了发展内部审计的办法来解决普遍存在的审计覆盖面少的审计问题，自己负责重点单位的审计。所以，当时我国公有制单位的内部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起来的，是“要我建”而不是“我要建”的自发行为。社会审计在当时我国的法律规定中，长期划归为一种事业单位，并且划到全民性质的范围内。
尽管如此，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倾向，故在以公有制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处于“补充”地位。在这种计划经济的环境下，我国审计体系出现了以“国家审计为主导、内部审计为基础、社会审计为补充”的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现实的社会权责结构中，审计出现了许多问题。对于国家审计：（1）审计力量与被审计对象数量对比悬殊太大，造成了周期性审计对象不稳定；（2）经济生活中，某些改革政策与现行财经法规发生矛盾，出现没有明确的审计依据、审计范围的现象；（3）审计程序缺乏标准，没有建立起完全确定有效的审计体系。对于社会审计，由于缺乏独立性与公平竞争环境，加之职能的摩擦，使社会审计的发展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近几年虽发展速度较快，但与整个社会经济权责结构很不相称。对于内部审计来说，由于在组织管理上采取双重性结构（单位负责人直接领导与国家审计机关间接领导相结合），从抽象意义上赋予内审人员双重身份，从而导致权力结构与动力结构相脱节，内审工作难以开展。权力结构呈内向化，因为其工资福利等切身利益与本单位直接挂钩，既代表企业，又代表国家。这是一个矛盾。现行审计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既不利于发挥审计体系的整体功能作用，也不利于宏观调控目标与微观经济高效率运行的和谐统一。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历史阵痛”后，我国也开始反思计划经济所带来的不足，开始逐步探索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1986年到1994年是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审计资源配置的市场方式也开始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企业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这些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社会审计的恢复与发展，而社会审计也以其能够强化企业财务信息、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被审计单位完善内部控制、加强管理等优势回应了这种推动。审计资源的配置开始向社会审计倾斜，国家审计逐步转移到宏观管理的监督上，直接对企业的审计逐渐减少，只是对重点建设项目、重点企业、重点专项资金等进行审计。1992年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强化审计监督的意见》，研究了审计监督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审计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两会”联合、“脱钩改制”、“清理整顿”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为社会审计走向审计市场铺平了道路，国家审计逐步放弃对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行政管理，只承担对其监督的职责。于是，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组成的审计体系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完善，逐渐形成对国家宏观与微观经济主体的有效监督。
需要肯定的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审计资源配置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国家经济效益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在当时市场不完善的中国，完全靠市场来配置审计资源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源于计划经济的审计，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有很多不能反映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本质要求的缺陷，不注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为当时及其后的审计资源配置留下了很多“隐患”。
在这种方式下，与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应属社会审计，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成就了审计资源流向社会审计领域。应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审计，市场经济和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史已经印证了这个道理。但是，市场在审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只有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指导作用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审计为什么在许多国家仍然需要政府的严格管理，并为其规定非常高的执业标准，正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道理。政府与市场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发挥市场配置审计资源的作用，不应否认政府的作用，同样，发挥国家审计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不应否定市场的作用。不过政府配置审计资源是为了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从当前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的国家审计职责范围来看，应逐步进行战略性收缩，一方面适应小政府、大市场的趋势，相信市场、培育市场，相信市场能够做好国有企业审计，同时积极地培育市场，注重市场规则的建立，如严格的招标程序。另一方面应转移国家审计资源涉足的领域，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职能应更多地转化为间接控制职能，将审计资源转向实施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财政、金融部门审计，多在完善、净化企业运作环境上下功夫，积极开展社会保障审计和环境审计。
四、审计资源配置的优化
审计资源配置应包括两个层次，一种是审计资源的宏观配置，一种是审计资源的微观配置。审计资源的宏观配置是从审计资源要素社会性的角度出发，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和社会资源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将审计作为国民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讨论它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它还应包括在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前提下和审计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之间资源协调问题。审计资源的微观配置则是撇开审计资源的社会性，单纯从技术方面进行资源要素配置，它既不关心生产要素之间质的关系，也不关心每一个资源要素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内核。在各种审计资源的技术性要素中，每一种审计资源之间一律平等，并无歧视之意，例如，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审计资源，和其他审计资源一样，并无其他特殊的意义。但是，作为纯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它所关心的是审计资源如何在审计主体范围内分配，这种技术性的资源配置可能存在于截然相反的生产方式中，支持每个审计主体的审计目标，以求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那么，如何实现具体审计资源配置优化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宏观层次的审计资源配置优化：协调各种资源配置
1.协调审计资源配置与其他监督资源的配置
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在某些方面投入多了，就会在其他方面相应减少，这样才能维持平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是否需要审计，或者说，是否需要配置一定的社会资源给以审计。回答是肯定的。审计在整个社会经济权责结构中的地位不容动摇，尤其是在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下，市场本身的缺陷需要我们在协调好审计与其他原有监督部门的关系后，将审计“植入”整个社会经济权责结构中，在国家宏观资源配置中为审计配置相应的资源，保证其职能与职责作用的发挥。
此外，除了审计监督，政府还为其他监督部门配置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监督部门与审计监督存在一定的交叉，应注意协调它们二者的资源配置，避免社会资源浪费。目前我国主要履行或部分履行审计职能的部门和机构，还有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它们按各自的职责查处不同的单位和个人。中纪委负责处理高级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监察部负责处理行政（一般是非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主管对象是中央企业和大型企业。所涉及问题中主要是经济问题，而查经济问题、搞经济监督完全是审计部门的职责。因而多年来的多头检查、重复监督和交叉监督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使一些企业叫苦不迭。笔者认为，应取消其他监督部门的审计职能，将这部分资源配置到审计中去，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财务审计、效益审计等行使审计职权，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操作程序，运用先进信息手段，建立审计信息资源库，建立监督通联机制，发挥监督机制的整体效能。这样，一方面可使这些监督成果资源能够实现共享，另一方面，又能避免重复审计与审计资源的浪费。
2.与市场经济相协调，配置不同审计主体的审计资源
审计活动的开展，必然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但这些社会资源总量毕竟是有限的。在有限审计资源情形下，在不同的审计主体之间，又应进行怎样的配置呢？我们可以从完善审计资源配置方式入手，随着经济体制发展进程而出现的不同审计主体监督范围的收缩以及扩张来重新配置审计资源。配置合理，不同审计主体之间分工就合理，配合就密切，就能提高审计效率；配置不合理，国家审计就可能“越俎代庖”，也可能使得审计工作重复或者遗漏，浪费审计资源，降低审计资源的效益性。
市场经济是目前公认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其配置资源的一般规则是：凡是市场能做的，由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的则由政府做；私人物品或只能由私人享用的服务由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或全体公民共同享用的服务由政府提供；市场效率高的领域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效率低下的领域则由政府负责。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提升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则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在审计资源配置方面，亦应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则，凡是市场可以承担的审计业务，应由市场承担；不应由市场承担、市场效率低下或涉及国家安全的审计领域应由政府承担。那么，哪些领域是国家审计资源流向的重点，哪些领域又是社会审计资源、内部审计资源重点涉足的领域呢？
（1）以公共财政改革推动国家审计资源的重新配置，逐步实现较高层次国家审计监督。从审计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国家审计不仅是综合性的经济监督，而且属于较高层次监督。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中监督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对其他经济监督进行再监督，确保经济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行，发挥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监督保障作用。
（2）随着国家审计资源战略性退出，社会审计资源、内部审计资源则会出现相对丰盈，涉足的审计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微观企业审计的主体。在宏观的审计资源配置中，不应忽视政府的作用；同样，发挥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不应否定市场的作用，政府配置审计资源是为了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在审计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改革会使国家审计资源战略性地退出一些市场的竞争领域，社会审计资源、内部审计资源会出现相对的丰盈，从而促进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发展。
3.协调国家审计资源配置与社会和内部审计资源配置的关系
（1）协调国家审计资源与社会审计资源配置。笔者认为，从目前来看，至少需要协调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社会审计是否需要国家审计的监督；第二，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对于国有企业的重复监督如何协调。因为，既然国有企业审计仍然是国家审计资源涉足的领域，虽然在逐步减少，但毕竟还是要涉及。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参与市场活动，要通过市场投资、筹资，参加投标、招标等活动以及其他各种交易行为，这都可能需要社会审计的参与，这样国有企业就面临被重复审计的问题，从而浪费了审计资源，然而两者的行为都有其合理性。
首先，国家审计对社会审计监督是必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重复审计监督的问题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审计上。范围的协调是关键，目的是要使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国有企业审计上加强合作，实行制度分工，从而使它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当然，为了避免重复、浪费审计资源，对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审计目标上进行协调，可以考虑将国家审计的重点放在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和效益性的审计上，尤其是在效益性审计目标上面。这既符合国家审计未来审计内容的发展方向，亦可以此来揭露因管理不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维护国有资产安全。而真实性则主要由社会审计组织承担。
（2）协调国家审计资源配置与内部审计资源配置的关系。就内部审计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管理权的延伸，是一种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是代表管理权的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审计，不能相互代替。1994年《审计法》第29第规定：“各部门、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内部审计，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即使2006年2月28日新修订的《审计法》也仍然保留了对于内部审计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规定。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内部审计也应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审计资源宏观配置的规则，国家审计不应涉足这个领域。当然，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外部审计，在工作中需要利用内部审计资源，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审计经费资源。
（二）微观审计资源配置的优化：国家审计的例证
1.实施审计类型组合，合理配置审计资源
从审计发展的历史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财务审计，然后国家审计从财务审计向效益审计转化。从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实践来看，效益审计已成为国家审计资源配置的核心领域。效益审计所要投入的审计资源远远大于财务审计。对于国家审计而言，在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是否可以放弃传统的财务审计领域而将审计资源全部集中于效益审计呢？对此，无非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只进行财务审计（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第二是同时进行财务审计和效益审计，第三是只进行效益审计。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行实务看，第一和第三种选择十分罕见，一般都采用第二种选择，即将两种审计类型进行组合。财务审计是社会对审计的基本要求，完全舍弃之，会使审计失去立足之本，更何况“要想在财务审计和真实性审计没有基础的审计环境中，引入复杂的效益审计，那是不可思议的，必须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因此，不能只进行效益审计而不进行财务审计。效益审计是社会对审计的发展要求，完全不予理睬，会使审计陷入停滞状态，因而也不可只进行财务审计而不进行效益审计。如此设定前提，同时进行财务审计和效益审计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2.改进审计组织方式，有效利用审计资源
国家审计机关常用的组织方式包括定期审计、送达审计、联合审计、行业审计和专项审计等五种。审计的组织方式不同，所耗用的资源水平也就不同。从原则上讲，每次审计都应采取耗用资源最少的组织方式。但是，不同的组织方式有不同的特点，能够满足不同的审计目标要求。因此，在确定组织方式时，应首先考虑审计的目标要求，然后在可以满足审计特定目标要求的组织方式中选择耗用资源最少的一种。
3.选用先进合理的审计取证模式，节约审计资源
审计取证模式，是审计人员在审计活动中规划与实施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它是审计人员以高效率、低风险的方式完成全部审计任务，达到设定的审计目标的一系列审计程序或审计方法的有机整体，从而形成抽象化、典型化的理论图式或模型。它规定了审计应从何处入手、何时着手、如何手等问题。它一直是研究审计技术方法的核心问题。
4.通过质量控制优化审计资源配置
质量控制是提高项目审计质量，优化审计资源配置的保障。通过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可以增强审计人员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效降低审计风险，避免审计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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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嵌入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企业网络结构是企业与其外部的各种企业、组织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各种目的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集合，社会网络自身并不是经济资源，而是动员经济资源的渠道。由于资金、信息、生产要素等往往是稀缺资源，因此，在这些资源的获取上采用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非正式关系也就不足为奇。
一、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1.为企业获得资源提供捷径
目前，社会网络呈现出新的趋向——资本化。社会网络资本化的社会动因是利益驱动，其现实化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谋求建立社会网络被企业当作占有社会资源的捷径。社会资源最重要的特点是稀缺性。要不断的取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获得这些稀缺的资源，由于社会资源是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因此企业就会将社会网络看作是重要的支持手段，即把社会网络本身当作一种能够带来更多社会资源的特殊的资源。
2.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高度可用的社会网络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开支，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由于企业之间长期频繁的合作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企业之间将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交易费用，从而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企业通过社会网络以成本优势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对企业产生极大的影响，低成本优势的资源获取是企业社会网络导向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网络导向战略所带来的重要产出。分工与专业化理论认为企业网络通过分工提高了企业效率，使企业分别从事各自擅长的业务，互助合作，从而使整个企业网络的总收益最高，最终使企业网络中的企业都能受益。
3.有利于降低道德风险
从降低道德风险视角来看，中国人际交易模式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通过建立特殊的人际关系来获得彼此间的信任，因为越信任对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就尽量利用特殊信任关系,这种关系的好处在于信息的相对完全性和共享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在此种条件下从事交易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可以大大地降低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二、社会关系网络在资源配置中的特点
按照波兰尼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的划分，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存在着三种类型：权力授予类型、市场交换类型和社会关系网络，前两者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机制，而后者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机制。
与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政府和市场相比，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中有着自己的特点。在资源配置中，资源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社会网络之中，双方为平等关系，配置通过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在一定规模的网络中，由于信息的完全性，可以避免欺诈等行为使得交易成本降低，这时它可以成为资源配置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时的有利补充。
同时，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会具有负功能，表现为社会网络的过度使用会使网络成员利用社会资本从网内获取资源时对网外社会成员造成剥夺效应，相应地增加了局外人涉取稀缺资源的成本。
总的来说，社会网络作为配置资源的非正式制度的外部性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社会网络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其表现形式上。非正式制度规则是无形的，它一般没有正式地制成条文，也不需要正式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它存在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之中，正是这种无形的表现方式，使得非正式制度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发挥作用。
三、社会网络合理配置资源的措施
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中既存在正功能、显功能的影响，也存在负功能、潜功能的影响。政府需要创新非正式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来约束社会关系网络的负功能，同时加强社会关系网络中正功能的发挥。而日益强大的理性认知力量可以促进非正式制度的转化与创新。
首先要重视习俗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要很好地发挥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环境。法院等强制机构执行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而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守法观念、契约观念等却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我国社会的这个特点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
其次要塑造道德理念。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发现在市场交易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市场交易可以使各方都得到好处或者在不损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到好处，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自愿互利交易的场所。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市场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市场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就是制度建设，特别是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其中突出的是道德规范建设，这实际上就是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一、交通资源的识别与界定
按照约定俗成的界定，在交通运输行业中，交通资源是各种技术条件下所有交通运输方式的基础设施及其组合，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被直接考虑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基础设施的优化组合。这种思维是基于完成政冶经济及社会发展派生的交通运输任务、满足物资及人的空间位移需求而言的。但是，这种思维模式放在优化配置交通资源的系统工程观念中，就出现了认识偏差。而按照系统工程的观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化组合是一项决策，是决策方案的优化组合结果。
在笔者看来，交通资源是指形成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实体及其与运营相关的所有外部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及其组合决定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关系和约束条件。这是交通资源最合理、最恰当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下的交通资源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1．市场资源：即经济及社会需求。由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派生的交通运输需求属于市场资源的范畴。每一种活动都有其独特的需求属性，即空间、时间、成本及质量的选择倾向，是形成匹配或耦合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带来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因。
2．技术资源：包括构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及运载工具的技术资源，决定了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参数、等级、水平及类型。经济及社会需求与技术要素的匹配决定了运输效率，决定了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
3．财力资源：即资金。 中国 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需要全面发展，如何将有限的可支配资金投入到交通运输项目的建设及运行之中，提高社会运输效率及保障社会公平，是典型的资源配置问题。资金要素的配置包括资金来源、分配渠道与运用等 内容 。
4．空间资源：包括地形、地面(土地及国土资源)、地下、水面、水下及空域。每一种交通运输方式需要占用一定形式的空间资源：铁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占用土地空间资源。水运交通主要占用水面、水下和土地空间资源；民航交通主要占用空域和土地空间资源，管道运输主要占用地面、地下和水下空间资源。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国防与经济建设的稀缺资源，必须优化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5．动力资源：即能源，包括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核能等内容。交通运输是消耗能源的大户，能源不但稀缺，而且关系着国家、社会及经济运行的安全。交通运输规划必须优化能源的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 自然 生态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制约交通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即资源制约要素。交通运输排放废气、废水、废料， 影响 自然风景及生态安全，造成交通安全事故。交通运输已经成为全社会最大的污染源，也是全社会最大的安全事故祸首。交通运输项目的规划及建设必须顾及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的承载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交通资源具有这样的一些类型及特性：
1．交通资源可分为直接要素及间接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技术、资金与空间是影响交通运输规划及建设的直接要素，在主观上能够引起我们足够地重视，能源、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影响交通运输规划及建设的间接要素，在主观上难得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要维系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交通运输与此六种要素的关系。
2．交通资源可分为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技术与资金是可再生性要素，它们是进入到循环经济体系之中的。能源是准再生性要素。运用循环经济，能源是可再生的，不运用循环经济，能源就是不可再生的。空间和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不可再生要素，其供给是完全刚性的。
3．交通资源可分为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资金与空间是不可替代性要素，是建设交通系统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必须集约化利用。技术与能源是可替代要素，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及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准替代要素，需要在它与经济增长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维护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二、按什么标准配置交通资源
按什么标准来配置交通资源，既体现国家及决策人的意志，也体现参与人的行动准则，更体现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化组合及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配置交通资源是一个多目标规划及评价问题，任何一个方案的优劣比较，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评价标准及体系。我们考虑，交通资源配置的标准可以分成五个基本维度：
1．区位标准：包括时间、成本及距离等基本指标。我们总希望交通运输设施及运行能以最小成本、最少时间与最短距离来改变空间区位，最大程度地提高物资及人的空间位移效率，形成最有效的物流及客流聚集地，产生最大化的经济聚集效益。但是，由于受运输工具、空间及地形的限制，最小成本、最少时间与最短距离很难完全保持绝对占优的一致性，这就需要根据运输活动的定位来进行平衡。区位标准是最基本的维度变量，是交通运输存在与运行的基本规律，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给予优先考虑。
2．服务标准：包括可及性或连通性、通畅性、机动性、质量特性等指标，体现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或体系的基本定位。可及性或连通性是一种普遍性服务的法则，保证每一个交通出行用户都拥有某种机动出行的最基本权利。通畅性是一种效率法则，保证特定的交通用户能实现他们的及时性或准时性要求。机动性是保证特定的交通用户实现他们采用某种交通工具机动出行的便利条件。质量特性是保证特定的交通用户可以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满足他们采用某种交通工具机动出行的质量条件，包括可靠性、数量、时间、舒适性、运输损耗与损失等内容。例如，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公路的基本定位是普遍性服务，铁路的基本定位是大规模运载服务，水运的基本定位是低成本与特种服务，航空的基本定位是三维快速机动服务。
3．社会标准：包括公平性、行政性、安全性及国防性等指标，体现了交通运输服务于社会稳定、国家治理及公共安全的一类要求。公平性保证了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交通出行权。它还是避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恶性经济循环的基本措施，也是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基本要求。行政性与安全性是政府治理国家的需要。国防性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以及军队机动作战的基本要求。
4． 经济 标准：包括适应性、财务性及国民经济性等指标。适应性反映了 交通 运输适应 社会 经济 发展 的程度及水平。财务性反映了交通运输投资项目的财务效益，是市场经济或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国民经济性反映了交通运输投资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考虑了交通运输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或外溢效果。一个交通运输项目的财务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都好，在经济及制度设计上是最合理的；财务效益好而社会经济效益不好，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因素，项目不可行；财务效益不好而社会经济效益好，项目有公益性特点，此时如果项目必须执行，项目运行则需要国家及政府提供经济补偿或补助。
5．消费标准：包括休闲娱乐、观光旅行及探险等内涵，将交通运输作为一种直接的消费需求而非派生需求。例如，游艇、观光火车、观光飞行等。
区位标准与经济标准是交通资源配置的绝对衡量基准。从山西向外运煤，煤炭外运通道最适合布局的运输方式是铁路运输，运输成本最低，大宗运量运输时间最短。从昌都到拉萨或昌都到成都，最适合的旅客运输方式是航空，运输距离最短，运输成本最低，运输时间最短。财务效益好的项目，可采用经营型方式运作；社会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可采用公益型方式运作。
社会标准是 影响 交通资源配置程度最深、 历史 最悠久的一项非经济准则。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及交通运输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交通运输的保障手段日益提高。所有发达国家都将航空运输列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重要交通手段，航空运输已经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旅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社会标准中的公平性准则是经济及社会进步的产物，它要求在最低程度上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出行权。在 中国 兴建 农村 公路，就是给予农民的基本出行权。在美国，这种权利扩展为每一个人都有驾驶小轿车在半小时内上高速公路，在l小时内搭乘民航飞机的权益。
服务标准与消费标准是交通资源配置的相对衡量基准，随经济、技术及社会实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动，决定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基本定位。在中国，普通公路被列为普遍性服务，而高速公路存在大量收费路段，还只是一种准公益性服务。而在美国，高速公路及机场被同时列为普遍性服务。普遍性服务需要依靠国家及政府按公益性项目运作，配置资源并提供必要的财务补助。
此五组评价维度的权重，根据项目组合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根据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而不同。
三、交通资源配置的决策层次及对象
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要落实到交通运输项目的规划、建设及实施上，为此，我们需要为配置交通资源准备、生成并提出一系列的备选方案，提供最后的评选及具体设计建议。要达到这个目标，交通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变量应按一定的层次结构来描述或表达，每一层次应能体现一定的决策等级或任务要求。我们建议将决策变量分成五个层次来设计。
第一层次：战略功能层。按照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和社会标准、经济及社会资源的配置，决定发展某类交通运输方式，或打通各经济、社会活动区域的交通通道，布置各种类别的交通聚集区等。例如提出兴建青藏铁路、能源运输专用通道、旅客城际快速轨道等。
第二层次：战略任务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社会标准和服务标准、经济及社会资源的配置、空间资源的配置，构造连接各经济及社会活动区域的、基于通道及特定交通运输方式的宏观 网络 ，主要确定网络的覆盖区域、宏观走向及区位特色，适应或引导国民经济及社会的宏观布局。
第三层次：宏观规划任务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社会标准、服务标准和经济标准，以及经济及社会资源、空间资源、资金资源和能源资源的配置，构造交通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线路、网络节点、场站、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衔接枢纽等具体 内容 ，形成逻辑上的交通运输网络。
第四层次：微观规划或设计任务层。全盘考虑资源配置的标准及资源条件，构造交通运输网络的物理结构，包括线路规模及技术等级、节点类型及技术等级、场站规模及技术等级、枢纽规模及技术等级等，明确网络的具体地理布局、走向、方位、技术水平及建设序列和现金流评价。
第五层次：运输规划层。全盘考虑资源配置的标准及资源条件，确定物流及客流组织与运行的 方法 。例如，确定列车运行图、航班表、旅客枢纽换乘方式、行李货物中转方式、联运方式等。
四、交通资源配置的途径及保障体系
交通资源配置的决策方案主要是解决交通运输的生产力发展 问题 。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交通设施建设、运输组织等方面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交通运输的综合生产力，以满足国民经济及社会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另一方面，解决交通运输的生产关系问题，深化体制改革，使交通运输领域的生产关系不至于成为生产力的束缚，并将交通运输生产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真正使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且紧急的任务。
首先，必须理顺交通资源配置的途径或渠道的问题。优化交通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施：
(1)依托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简称市场配置。关于经济及社会需求、资金、技术及空间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最好是完全由市场来导向，受市场经济 规律 的调控。关于能源要素资源的配置，最好是由政府制定行动规则，部分由市场来导向，并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
人才资源有效配置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中的人才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它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竞争力有深刻的影响。
一、人才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比较
人才资源配置合理与否以及配置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配置制度的选择。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分析，资源配置主要有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
计划配置方式下，人才资源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行政手段和行政机制自上而下地实现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偏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配置有着明显的缺陷：首先，计划配置忽视人才资源特有的规律，漠视人才自身特点和主观要求，使得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很好地发挥，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其次，计划配置无法科学准确地反映和调节人才经济活动，客观上造成了人才资源配置的主观随意性以及人才资源配置的非优化。第三，计划配置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信息接收不灵、反馈不快，无法反映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快速变化，目前存在的人才管理制度的刻板和人才流动难等问题正是这种方式的现实反映。
市场配置方式下，人才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配置，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所引起的人才市场价格波动而自发地实现配置资源。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的优点有：第一，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激励了经济主体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各类经济主体（如企业）的最终目标”。因此，经济主体将考虑各自的实际情况，通过人才的数量、结构等诸多因素的比较而计算人才资源的成本收益，进行切合实际的选择，以确定人才资源的有效组合，从而有效配置、合理使用人才资源。第二，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有效配置。市场机制对人才资源配置的实现，是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是其市场法则，而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稀缺的人才资源流向高效率、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地区和部门，保证这些行业、地区和部门有权支配较多的资源，最终促成人才的自由流动、有效配置。第三，市场经济的信息灵敏性提高了人才资源配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纵横结合、错综复杂的市场信息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在人才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各经济主体及人才自身可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接收、处理，及时做出反馈并调整配置的流向和趋势，使人才资源有可能做到流动自由，配置高效。
因此，市场配置方式是一种促使人才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配置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二、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需要的制度环境
1、人力资本个人所有的产权制度
这是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国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要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的所有关系、占有关系、支配关系、利得关系及处置关系，即存在于人体之内、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智力、技能乃至健康水平的所有权。界定人才劳动力产权对有效配置人才资源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中，人力资本的个人所有的制度安排在于界定人们的权益、权限和责任，建立长期的利益激励机制，它不仅能保护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而且可以保持其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因而可以促使人力资本所有者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未来。只有完成人力资本所有制由国家所有、国家占用向人力资本个人所有、社会化使用的方向转变，人才资源才能成为人才资源市场上的决策主体、行动主体、收益主体和风险主体。
2、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法制保障体系
完善的法制保障体系是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制度环境的手段和依据。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要求人才资源的配置活动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来运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制。这样一方面可赋予人才资源配置主体有效使用稀缺资源的动机，即具有事前资源配置的功能；另一方面可对人才资源的扭曲化配置结果进行诊断和修正，即具有事后资源配置的功能。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分工、协作和交易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迫切需要法律制度给人们提供一个有效的裁定机关和裁定规则，从而使冲突及竞争能以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解决，使人才资源重组和整合成为可能。
3、统一、开放、竞争、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这是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主要载体，是我国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制度改革的方向。人才资源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自我、实现增值与扩张。但是，目前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运行受到旧体制的约束，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4、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是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制度环境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基本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调节社会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效率机制、动力机制与社会公平机制、均衡机制、稳定机制之间的种种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加以妥善解决，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资源合理配置也无从实现。只有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打破福利、保障与就业三位一体的刚性结构，变“安全就业”为“安全失业”，才能在人才资源重组、人才资源整合以及人才资源扩张中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减少人才资源配置的阻力，为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解除后顾之忧。
三、制度创新优化我国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
目前，我国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才资源层次配置不平衡，各层次人才配置比例不协调；二是人才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人才相对集中在机关和事业单位，直接从事技术应用和生产的人才较少；三是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归根结底，阻碍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直接表现就是人力资本个人所有制不建立，使得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失去微观基础；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使得人力资源配置以扭曲的方式张扬；劳动力市场体系发育不全，使得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失去载体；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使得国企下岗职工不愿转换职业、国企人力资源不愿流动。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因此，优化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使人才资源得以最有效配置关键是要进行制度创新。
1、建立人力资本个人所有制的产权制度
主要应从三个层面上来考虑：首先，人才资源作为生命存在所应享有的人权；其次，人才资源使用其拥有的人力资本产权时享有的经济权利；再次，人力资本天然只能属于个人和只可“激励”而无法“压榨”的独特产权特征。因此，人力资本产权至少应包括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持劳动者再生产的权利、劳动力自主支配权以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这就是说，人力资本产权的经济收益表现为工资和一部分企业剩余。
2、建立健全人才资源配置法制框架
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意味着人才资源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如果没有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就可能使人才资源配置扭曲，影响人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实现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首先要加强人才市场法律制度的供给，人才市场是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人才市场机制，人才资源有效配置也就无从谈起。其次，必须加强人才资源流动法律制度的供给，因为人才的自由流动是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再次加强人才资源保护与保障法律制度的供给，充分保护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人才供需主体参与市场的积极性，这是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实质。
3、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化就业制度
首先，要打破城乡户籍壁垒、身份界限及所有制界限，实行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者自主择业。其次，真正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管理，企业自主用工，职工竞争上岗，逐步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市场工资制度。第三，建立准确及时的劳动就业信息系统、规范有序的劳动就业培训和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劳动就业法律监督制度，为市场化就业制度提供机构和制度方面的保证，使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保护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覆盖问题，这不仅是企业公平竞争的需要，更是消除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流动的后顾之忧的需要，关系着再就业工程的效率；二是个人帐户流动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职工在变换工作单位甚至地理区域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保险个人帐户的转移以及累计问题；三是如何对下岗职工在计划体制下积累的社会保障权益进行补偿的问题，它是国企人才资源能否合理流动、市场化配置的关键所在。此外，要不断将人才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扩展到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并在人才社会保障方式上要实现人才社会保障由国家“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现金收付”向“部分积累”转变，逐步与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接轨。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2006y185）（D20071900
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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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配置模式 经济增长
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创造科技成果，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的集合。随着科技资源系统内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当前资源稀缺性存在前提下，特别是在现今加速转型期的科技作为满足人们的无限欲望需求的情况下，决定科技稳定和高效产出的科技资源配置系统必然要成为学者和专家研究的重心。笔者认为，在对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面临着科技资源配置主体的分化、模式的选择、有效配置衡量标准重构以及有效配置的理论发展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由科技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的执行主体和宏观层次的调控管理主体构成。其中，执行主体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它们是执行科学技术活动的实体，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层次，也是科技资源配置的运行层次；调控管理主体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中介科技服务机构，它们对科技资源配置按市场经济和科技活动自身的规律进行分配、管理、调控、评估组合等，使科技资源配置达到优化目标。执行主体与调控管理主体既通过体制组成资源配置系统，也融会于运行机制，在全社会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系统中运行。然而，在我国当前科技运行体制下，笔者认为科技主体分化程度不够，直接表现在宏观调控管理主体权利集中和科技活动执行主体经济形态单一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下达，因此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中的行政作用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调控指导不足，而管理功能过于倚重，其直接影响是科技资源的配置不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产出与市场脱节，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在加速转型期，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要求必须以市场作为基本运行机制，由于社会的分化，在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应该不断下降，否则就会阻碍社会转型。因此，政府的职能重心应该是相对下移的。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市场主体完善，主体行为适应加速转型期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到社会，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通过建立广泛的社会对话机制，积极发展政府、科学活动执行主体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落实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的合作关系，
其次，由于我国参照原苏联的科技体制，其科技执行主体多年来一直分化缓慢，已不能适应当前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阻碍了市场运行机制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在加速转型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深化科技活动主体体制改革，主要是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体制改革，重构政府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关系，优化运行机制。
2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分析框架
对科技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资源配置规模、配置强度、配置结构和配置效果四个方面，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就是这四个部分的综合表征。
科技资源的配置规模宏观上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配置的科技资源总量，一般对该部分的研究采用指标体系法，从定义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评价。其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人力、资金从总体的数量上来表征对科技系统发展的支持程度、保障程度。
科技资源的配置结构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科技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科技资源在不同方面的分配和使用比例。科技资源配置的外部结构是指科技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中的使用和分配比例，具体包括科技资源在不同活动层次配置结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不同活动主体的配置结构（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不同的行业部门配置结构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间的配置结构。总的来讲，科技资源要素的配置结构(包括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科技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对该部分的研究一般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
科技资源的配置强度主要表示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和强度，包括科研人员的经费支持力度、国家财政对科技的拨款力度等；科技资源的配置效果主要是对科技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问题研究，一般采用DEA、AHP、SD等研究方法予以检测和说明。
在科技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各科技活动主体的行为规范、市场运行的机制等都表现为一定的制度规范。真正制约和引导资源合理流动的不是宏观的调控主体、市场，而是制度，整个资源配置的过程表现科技活动主体在制度约束下的自我组织过程。如果存在着科技资源配置的经济寻租行为，那么只是制度的缺陷，其损失就是交易成本。所以，有效地资源配置模式应该是在弥补现有制度缺陷的基础上的总效应递增。根据这一分析，笔者借助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的概念来描述科技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其理论值为科技资源系统内科技产出的增幅与交易成本降低额度的之比，其中，交易成本为科技制度供给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可用来描述科技资源配置中的科技制度对科技产出的推动力，其值越大，表示科技资源配置越趋于优化，科技制度对科技产出的推动力越大，数学表述如下：
科技制度资源适应度=科技产出的增值额/交易成本减少额
=Δ科技产出/Δ科技交易成本
这一公式是鉴于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系统内科技活动主体多元化、多种经济运行机制并存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平衡等的特点，根据系统论的黑箱原理得出该理论模型可以在不考虑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系统内部配置结构复杂性的基础上实现科技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调控。
3 加速转型期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科技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一般分三种：计划配置、市场配置、混合配置。对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应该是在考察国际社会科技资源配置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创造性的选择和使用。
目前，国际上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模式选择通常有三种类型：“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模式、“社团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这三种资源配置模式，其实都是对科技资源配置混合方式的发展利用，其共同点是都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应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的计划作用为辅。区别在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职能和所起作用有所区别。
根据国际科技资源配置的经验，由于我国加速转型期实际实行的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运行模式，这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必须实行以科技资源的混合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又由于加速转型所涉及的面广、层次深、强度大，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致使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的空白环节以及社会的分化导致政府职能存在着让渡等客观现实情况，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应该强调政府作用，以确保加速转型期的安全过渡，所以，在加速转型期，我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科技政策、产权规范等制度的供给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宏观上对全社会科技资源进行引导，使科技资源的布局更为合理，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科技资源更好地在不同科技活动主体和层次、不同的科技活动过程、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分配，有效防止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以大多数微观科技活动主体为中心，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遵守一定的市场规范，使这些科技活动主体高效率地调动自身科技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益，推动经济增长。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科技活动主体生产出更多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
在此还要强调一下的是，之所以选择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其主要鉴于政府具有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职能，可以通过法律、政策引导等制度手段为科技资源规范的市场化运行创造先决条件，促进科技的高效产出。
4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发展
由于科技资源是经济资源的子系统，具有资源的一般特性，经济学作为研究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并实现其最优配置的科学，对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理论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落脚点，也构成了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的一般前提和基础。而当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时本来就存在着问题，而科技资源的特点早已超出了经济资源自身的特点的时候，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就不应该是简单的经济资源的配置理论的应用，而应该是由其发展和延伸的新的理论支撑。
4.1 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经济资源配置时就存在天然缺陷
科技资源配置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的，而经济学理论自身是为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解决而产生的。然而，不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经济学在解决资源配置是存在着的不自洽的问题，这种不自洽是与生俱来的。主要是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抽象分析、逻辑演绎和实证经验方法的基础上，以需求分析为出发点，利用数理为基本工具，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化、定量化、严格化的道路，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严密演绎结构的、无懈可击的内在逻辑演绎体系，忽略了与环境的联系。而科技资源配置作为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配财力、物力、信息资源到各主体进行研究与开发、测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由人、物、信息、制度、市场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体系，而是既要实现在各主体之间宏观层次的资源分配，又要实现各主体系统拥有资源后的微观配置，即拥有科技资源后的自组织行为，这一点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达到的。
4.2 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忽略了科技资源自身的特点
科技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子系统，具备经济资源的基本特点，这就意味着科技资源的经济资源属性使其资源流动、配置以及使用必须遵循一定的经济学规律，也构成了用经济理论解决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构成了一切前提，这主要是因为科技资源有其自身的特点，科技资源是智慧性资源，具有可积累性、发展性、可继承资源、开放型资源、非强排他性，正是由于科技资源与众不同的资源属性，形成了对传统资源概念和意义的突破，而对传统经济资源质上的区别，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内部效应，重新审视科技资源无法完全转化为物质流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式分析的现实，重新审视科技资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4.3 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忽略了科技资源的时代特点
现代社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科技经济一体化，当信息化为全球信息资源共享带来了方便时，对基于狭义的科技资源配置对信息资源的漠视，对网络信息资源存在严重不均衡性背景下的统一资源配置模式以及信息资源形式的改变和信息作为资源的交易成本特性所应导致科技资源统计和评价方式的变革就必须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科技资源配置应该建立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是一个充分考虑其他国家资源配置形式下博弈配置，单纯的数理分析是不能真正反映科技资源本质要求。
4.4 数理方法应用前提的高抽象性不可避免会产生资源配置评估失真
各种应用于科技资源配置研究的数学模型研究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实践，理论严密，模型成熟，但是在与科技资源配置研究内容相结合时，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和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科技资源的有关数据来源都经过一定转化处理，具有高概括性和高抽象性。其次，过分强调客观数据，忽略主体环境的考虑，使得产生评估结果往往是简单前提条件下高效评估，复杂条件下的无效评估。第三，就是单个模型往往只能反映科技资源配置某一方面的问题，不是在综合条件下的全面反映，所以就可能会出现同一数据由于使用程度和使用面的不一致导致结论的相悖或相互削弱的现象，最终导致科技资源配置评估失真。
鉴于以上分析，把握现实的资源配置信号以及资源配置主体的活动规则和特征，单靠理性逻辑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需借助非理性的工具，如对市场习俗、本能、欲望就是理性逻辑不可言状、难以描述的对象，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市场赖以存在、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驱力，而这一切正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所缺乏。
5 加速转型期科技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选择
自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演绎出了许多流派，其中有一个学派却异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着重于从价值判断标准、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宏观制度分析，建立了包括制度权力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在内的整体方法和注重历史因素的演进方法以及规范分析方法，扩大逻辑演绎前提的内涵和在理论构架上以及方法论上的突破，很大程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的不足，为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解决的方向。
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之所以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制度作为“约束个人和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共同的习惯、常规、既有的经验和规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外在形式化的规则或程序强制赋予人们的行为一种外在的限制和规定（涵盖角色、功能、责任、权利和义务等），使其形成一种内在共同的文化价值模式，由此产生共同的长期稳定的行为预期，使人们能够在价值模式的内在约束下自觉地按照各自所扮的角色及功能进行有序的共同发展和互动。这种制度安排的制度化和定型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塑造过程，通过制度，人们可以对经济活动的规范产生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制度经济学将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纳入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保持加速转型时期社会分化后的活动主体单位的现实状态，并通过假设的制度结构与观察相比较，从而从经验上加以检验分析，对于加速转型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形态以及不同发展区域的经济行为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比现代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范式更具亲和力和张力，也为科技资源配置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 赫斯特(1914)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庇古(1921)的《战争经济学》被认定为最早的国防经济学著作,而后者更多地被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形成的标志。 其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研究,国防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大量著名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仅1987—2002 年间就产生了100 多部国防经济学相关著作。
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国防经济学的专著和教材多是以专题归纳的形式呈现。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防经济学,学者主要是运用经济学工具对国防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性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分篇归纳的方式,而并不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 无论是国外的国防经济学原著还是我国学者对国外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无不印证了这一事实。
近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学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因此,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围绕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展开。 当前,以“国防经济资源配置”“国防资源配置”等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
其二认为, 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这两种观点对国防经济学的界定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是内涵式的界定,后者是外延式的界定。 对比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到后者包含了前者。
事实上,基于这两种观点构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存在缺陷。 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国防经济学只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那么作为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则被排除在学科的大门之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后者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这种外延式的界定方法建立的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便很难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防经济学走上专题性研究的道路, 于理论体系逻辑架构的建立不利。
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的”学科。 从逻辑上讲,这种存乎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界定仍不足以涵盖第二种观点所容纳的全部外延。 但是,这种观点却表现出了建立国防经济学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倾向。
资源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也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都将资源配置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然而,关于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尚不甚明了。 从“国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所表现出的集中性来看,这一主题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方向,前述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种观点甚至直接认为国防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的学科;但从认同度更高的第二种观点来看,国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认为国防资源配置只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那么,资源配置范畴与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除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外,国防经济学所关注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是否也属于资源配置问题? 从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一角度出发,能否认为国防经济学也是以资源配置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能否运用资源配置逻辑,科学构建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 从这一想法出发,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进而建立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并将二者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对应分析,对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进行探索性的演绎。
二、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 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 《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 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 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 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 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 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 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 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 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 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三)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 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 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 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 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 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
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 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 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 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 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三、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 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 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 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 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 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 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 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 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 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 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
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 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 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 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 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 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
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 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 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 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
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 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
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 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 3 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
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 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四、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 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 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 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
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 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 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 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 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 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 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 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 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 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
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 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 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 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 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 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 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 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 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 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 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