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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财政人，我无比理解我国底层人民和上层建筑关于社会资源平衡分配的强烈要求。但我们根深蒂固的分配方式让我们必须有一个基于事实的思考：分配方式必改，但如何改？
两种方式之争
无疑的是，我们必须让地价“偏农”。那么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多出来的这笔钱，从何而来？有人提出，要让农民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收入提高十倍。以现在的资源分配体系来说，我个人认为，提高十倍即使真正实行，也是仅仅对农民土地收入的一次补偿性做法。
第一种方式，提出根本在于地价总价的提升，即提高现有地价，以提高部分全额支付农民土地出让补偿款。根据现有的房地产行情及政策，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现实，但非常难以开展。现实层面，在于其规避了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现有资金的分配危机，让既得利益者占有资源不变，易于让即将开展的政策落地，避免各部门因动摇存量基础引起的部门之争。难以开展之处在于，土地总价增加，必然引起成本的转移，而房地产之类的逐利行业不可能让溢出成本积压在自己这一环，因此极可能推动房价的再次高扬。
第二种方式，即挤压存量资产，以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主体的财政为主要分割对象，以土地的购买方为第二分割对象，以部门利益方为第三分割对象。这种分配方式的好处在于，土地本身不增价，对下游炒地行为及成本转嫁提供了一个上游体制的遏制。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收入分配方式。但麻烦之处在于，既不可能以财政一家出这笔钱，在这几方面的利益分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部门“内耗”引起的政策拉锯过程。
土地归属根本
另外，要解决农民土地获利事实极低的情况，首先要解决长久以来农村土地归属责权不明的问题。
当前社会保障仍然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不过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的目的和有效性，对于有限的保障资源的投放，总要遵循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即尽可能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住房公积金所隐藏的分配问题，却宣告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造成公积金分配问题的根源，是一个制度性根源，一言以蔽之，就是“单位组织”作为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基本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单位组织成为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基本场所。
一、财政支出理论
（一）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政府履行职能所花费的社会资源，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费用。财政支出是财政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方向与范围。
财政支出的分类是指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依照不同的标准，将财政支出进行划分和归类的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科学分类是进行财政支出结构分析的基础，同时对财政支出的规模分析也会有帮助，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和科学地把握财政支出的发展变化规律。财政支出的分类标准不是单一的，本文选择了按财政支出经济性质这一分类方法来展开研究财政效应的问题。
（二）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的分类
按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既按财政支出是否能直接得到等价补偿进行分类，可以把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1.购买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又称消耗性支出，是指政府购买商品或劳务，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所需的或用于进行政府投资所需的各种物品或劳务的支出。前者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管理费，后者如政府各部门的投资拨款。其中购买性支出又分为公共消费支出与公共投资支出。
2.转移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是政府按一定方式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单方面转移给居民和其他受益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用于社会保障如养老金、失业救济、财政补贴、债务利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并不直接消耗公共资源，消耗着是转移性支出的接受者，政府通过转移性支出并不直接获得相应的商品和劳务等经济补偿。它并不反映政府部门占用社会资源的要求，而只是对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的再分配，政府部门只充当中介人的作用。转移性支出又分为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险支出。
二、财政支出的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民收入、经济稳定及对储蓄的影响五方面的来分析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共消费支出
公共消费支出是指政府以消费者身份在市场上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所发生的支出。在资源配置方面公共消费支出影响全社会的资源在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分配，因为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往往以私人产品的减少为代价，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市场不能提供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可以利用公共消费支出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作用，由于市场机制不能避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因此需要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公共消费支出便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在国民收入方面，公共消费支出可以促进国民收入，增加就业。但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稳定功能有限，反周期功能也有限。在储蓄方面，公共消费支出主要是即期消费，对储蓄影响不大。
（二）公共投资支出
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由于有政府不能在微观层次上直接介入企业活动领域的特定认识，这些政府投资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中，因此这些资本被称为政府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资源配置方面公共投资支出对优化资源配置有直接作用，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失灵，拉动经济增长，对私人投资起示范作用，但公共投资存在效率问题，本身激励不足。在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投资支出对改善收入分配有一定好处，政府投资会直接形成共有产权的，对收入分配有利。公共投资支出会直接促进国民收入增加，投资带动需求的增加。在储蓄方面，对储蓄的影响不确定，但经济稳定效用突出。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宏观经济稳定的四大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维持经济稳定的手段多种多样，可以借助投资性支出的调整来实现供求结构的均衡。
（三）社会福利支出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资源配置的目的是增进公众的福利，如果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则能实现资源配置。福利支出分为现金补助和实物补助两种形式，前者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后者会直接造成受补与不受补物品价格的扭曲，会出现替代效应。在收入分配方面，转移支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入分配，因此效果明显。影响国民收入的因素有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社会福利支出对需求的影响不明显，因为给个人的现金补助，收到现金补助的人未必会消费这些钱或者至少当期不会全部消费掉；供给方面，政府的福利可能会降低人们工作意愿，对国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储蓄方面，一般认为，福利支出向贫困人口倾斜，会导致储蓄下降，社会分配的公允程度与储蓄成反比，即如果穷人的边际消费效用高于富人，则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此外，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明显的反周期作用，经济稳定作用明显。
（四）社会保险支出
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重大疾病和补充医疗保险等。在资源配置方面社会保险没有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不会导致资源配置损失，其克服了私人保险市场的缺陷，解决了逆向选择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社会保险支出是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我们可以用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来反映，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为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额与退休前平均工资之比，穷人的替代率小于等于一，富人的替代率大于一。在国民收入方面，社会保险支出同福利支出原理大致相同，劳动者得到了保障，其劳动积极性会相应的降低，不利于国民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社会保险支出会导致储蓄下降，因为人们生活有了保障，便无后顾之忧，不必仅依靠储蓄这一措施来养老。因此储蓄水平会相应降低。社会保险支出本身具有反周期功能，但力度不如购买性支出大。
三、总结
本文选择了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这一分类方法，将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大类。其中，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公共消费支出与公共投资支出两类，转移性支出又可分为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险支出两类。本文分别研究了这四类支出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产出（国民收入）、储蓄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效用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各种财政支出方式在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效用也不相同，因此政府在宏观调控时应把握好这一点，使各支出更好的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与效果。
参考文献
[1]吕炜.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N].人民日报,2004-06-07.
[2]张明喜,陈志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J].财贸经济,2005(10).
[3]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07).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5-0079-03
比例原则被誉为行政法中的“帝王条款”，最早由德国学者奥托，迈耶在德国警察法中确立。其从利益衡量的角度为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设定基准，力图将因行政行为的实施可能给相对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以保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比例原则最初主要作为行政损益行为的规制原则，但随着服务行政的发展，授益行政行为日益成为重要的行政方式。笔者认为，在现代行政背景下，比例原则也应当适用于授益行政领域中，其中以在行政给付行为中的适用最为典型。
一、比例原则在行政给付中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行政给付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为一定的个人或组织提供支持或补助、建设公共设施或者为公众提供其他服务或利益，从而保障和改善公民生活条件的行政活动。虽然给付行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开放性和裁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自由放任，必须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比例原则既能从利益衡量角度为自由裁量权设定实质标准，避免行政恣意；同时也具备法律原则特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符合给付行为的扩张性要求，用比例原则来规制行政给付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比例原则在行政给付中适用的必要性
第一，福利国家兴起，行政给付行为盛行。对法律的理解或适用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从比例原则产生的背景来看，当时政府主要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和限制是其实现管理职能的主要途径，对政府权力的法律控制也主要是规范行政损益行为。比例原则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原则之一，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损益行政行为领域在当时无可厚非。但随着社会法治的进步，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以行政给付为代表的行政授益行为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当前主要的行政方式。为增强法律的适应力和生命力，必须相应的调整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这不仅是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是法律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保障他人权利，实现分配正义。一方面，行政给付具有双效性，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一部分人为行政给付，就意味着其他公民因此而获得的行政给付将会减少。对直接受益人而言，行政给付具有福利性，而对受益人之外的人来讲是一种损害。因此，适用比例原则规制行政给付行为是保护他人利益的需要，符合其传统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从平等原则上讲，行政给付是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比例原则中的“比例相称”思想正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以比例原则规制行政给付行为，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
第三，限制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恣意。较之于行益行为，给付行为的实施需要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为权力滥用和政府寻租创造了机会。比例原则以相称性原理对具体行政给付行为提出分寸上的要求，从行政给付的作出、手段以及幅度方面为自由裁量权设置标准，使其达到“宏观张扬，微观抑制”的效果，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第四，符合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保证行政行为的效益性。效益是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行政给付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与社会总福利的增减具有直接关系，在其决策过程中更应该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比例原则的用意在于“将国家权力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裁量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裁量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overall cost）高于总收益（overall benefit）的行为”，因此，将比例原则引入行政给付领域中，可以防止行政过度给付，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从整体上增加社会的总福利，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效果。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农户间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资料，20%最低收入组与20% 最高收入组的相对极差由1980年的1：5.02扩大到2001年的1：14.57，绝对极差由292.6元扩大到6138.9元。这一现象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唐平（1995）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归因于农村改革所促成的内部因素、区域经济差别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的素质[1]。庾德昌（1996）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能否从自给向商品转化是导致农户贫穷与富裕的重要根源[2]。万广华（1998）将导致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异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结构性效应[3]。张平（2003）提出农村居民能否获得工业收入的机会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4]。余维祥（2003）认为农户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农户间在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资金和机遇等方面存在差异[5]。黄祖辉等（2005）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要素禀赋差异是引起村庄内部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村际收入差距则是由外部市场环境在区域间分布差异和村庄总体要素禀赋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6]。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总体上将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集中于农村的非农化上，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可是，以上认识几乎仅仅关注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农村实际的复杂性，这就造成分析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解释深刻但不全面。针对这一缺陷，本文试图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建立一个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基于社会学视角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并同时进行证明。
二、 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他与人们之间多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知和认可的持续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能够给拥有这种关系的人带来好处或便利，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P・伯迪尤，1994；J・科尔曼，1990）[7]。它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亲缘关系、朋友、同学、同乡、邻居、某一特殊小团体以及党派的成员资格等。
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交易关系和权力关系是两种最基本的资源分配方式，但实际上社会资源的分配并非仅仅以上述两种方式进行。由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愿意根据相互关系的性质和距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资源的分配，而非通过直接的商品交换关系和直接的强制性分配。人们通过“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得到了使用经济资本的机会……；从而在社会资源竞争中获得成功”[8]。例如，通过同学或朋友关系得到某个职位或一笔贷款，一个有利的合同等等。所以说，资源的分配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功能，它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9]。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使社会资本能够用于分析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一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在中国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为社会资本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改革，使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效力，而市场关系又没有完整的建立起来，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成为弥补这一制度空缺的选择。同时，由于两种体制并存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存在，对于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村居民来说，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替代性的形式，而且是有效获取社会资源的形式。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农村居民收入是其要素所得，即农村居民的收入取决于他或她从其资源（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中获取的价格，还取决于他或她可以使用的资源数量。例如，来自劳动的月家庭收入等于被雇佣劳动的数量乘以工资率，来自资本的收入等于被使用的资本数量乘以每单位资本的价格。因此，农村居民的收入总额是这两种收入流量的总和。但是，由于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很少，加上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以及地方各种摊派，农村居民的投资机会极为有限。同时，户籍制度，各种歧视性的政策将农村居民进城、就业、居住的成本提高，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闲置。概言之，国家对农村居民所有的要素的管制大大限制了农村居民的交易机会，劳动力务工机会和获得资本的机会就成了稀缺资源，而在资源的分配方式上国家权力的弱化和市场的不完备，从而将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向了前台。
由于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同，就会造成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村居民可以取得较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获得很高的收入；反之，那些掌握很少社会资本的农村居民则会处于贫困的地位。所以我们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资本是引起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体制变革的产物。
三、 实证分析
下面利用相关研究取得的结果，分别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劳动力和资本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对前面所提出的理论进行验证。
（一）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资料显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外出务工。2002年，农民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438.2元，务工收入增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1.8%[10]，所以农村居民劳动力能否获得务工机会，以及务工收入的高低就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之一。现阶段，农民工的流动主要采取自找门路的形式，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信息渠道顺序来看，最主要的门路是靠亲戚朋友来提供。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由亲戚朋友贷出去的占56.03%，其中家庭成员带出去的占6.03%，有本地在外人员带出去的占18.97%，有外地亲戚朋友带出去的占31.03%[11]。刘兆发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农安县小城子乡万胜发村到城市打工的68人中，由亲戚朋友提供门路的46人，占总数的71%左右。其中该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当中，曲家的人数最多，原因是曲家有人在城里当官。对从未外出打工的50位农民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有33人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关系和门路”，占总人数的66%。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强替代性，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所以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势必在社会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12]。
资料整理自王奋宇，赵延东，流动农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4-148
①表内系数均为未经标准化的回归函数，括号内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值；
②*表示P＜0.05；**表示P＜0.001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收入情况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在求职时使用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较之没有使用过的农民工而言，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13]。在表1中，回归模型Ⅰ将农民工求职时使用的社会资本细分为“未使用社会资本”、“使用过强关系”和“使用过弱关系”，其中使用了强关系与农民工的收入相关性不明显，但是使用了弱关系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相当明显。回归模型Ⅱ将使用社会资本分解为“未使用社会资本”、“刚进城寻找工作时使用过社会资本”、“进城工作后使用过社会资本”这三个变量，以“未使用社会资本”为参照项。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进城时使用社会成本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不大，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刚刚进城，所以他们的社会关系希望为他们先找到一个地方安身，所以对于工资的要求不高。可是进城后使用过社会资本的农民收入明显高于未使用过的同伴，找到第一份工作后，农民工基本上不再为生计发愁了，所以肯花时间和精力让社会关系为其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总之，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务工收入。
（二）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的资本收入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整顿是金融机构逐渐退出了“规模不经济”的农村信用领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但是，农村信用社由于先天不足，而导致金融供给能力有限，因而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在农村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化取向的今天政府已经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资金进行分配，而同时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从而造成社会资本就成为农村居民获得这部分资金的重要手段。叶敬忠等对河北省易县宝石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宝石村信用社贷款资金的供给十分有限，为了获得这种稀缺资源，农户就要想办法调动自己的各种社会资本。从表2可以看到，那些成功获得贷款的农户大部分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他们或者和村中的信贷员具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或者直接和乡信用社的工作人员熟悉，或者又在易县金融部门工作的亲戚等，他们均具有较广泛的社会网络[14]。相对于从信用社贷款成功的农户，贷款失败的农户往往具有较低的社会资本（如表3），他们也认为造成贷款失败的原因是，与信贷员关系不熟或没有关系等，农民的回答也反映了社会资本在信贷资金分配中的作用，因而农民非常羡慕那些能与当地有权优势的人沾亲带故的人，并称那些人为“门子硬”。
虽然农村借贷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民间，但是正规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资金利率明显低于民间借贷（高利贷），利率的高低与收益率直接相关，所以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对农村居民收入来说仍然有相当的影响。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这些资金在农村居民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了掌握着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而普通的农民则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资金占用的不公平，导致的是资本收入的差距，从而必然出现贫者愈贫，福者愈富的现象。
四、 结论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及资本收入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同是导致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掌握着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有机会获得进城务工的机会，并且在工作中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也会流向这些农民，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富裕。而掌握着较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在进城务工和信贷的获得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的贫困地位难以改变。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作用实质上是中国农村体制不顺的反映，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以健全的市场来取代社会资本的作用，形成公平的社会资源竞争环境。此外还要加快法制建设，消除社会资本的副作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泛滥为政治权利的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有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的危险。而社会资本的累积作用会进一步加大农村居民间社会资本的占有量，进而会加剧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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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平，增长与分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8-113
[5]余维祥，中国农户积累消费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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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识1企业与劳动者
公司经营与发展
1、企业.①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②在我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公司经营成功的因素.
(1)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2)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等手段,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3)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
(4)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会被兼并或面临破产.
9、企业破产,是指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按法定程序实施破产清算的经济现象.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有利于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劳动和就业
1、劳动和就业的重要性.(1)劳动是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的支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源泉.光荣属于劳动者.
2、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①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都比较大,而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②劳动力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完全适应;③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传递系统不畅通.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就业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突出、繁重和紧迫.
④党和政府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
3、劳动者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
(1)树立自主择业观.根据个人的兴趣、专长和条件,自主决定干什么.这有利于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调动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
(2)树立竞争就业观.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来实现自主择业.要努力学习,提高技能和素质,改变观念,积极主动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3)树立平等就业观.各种正当职业劳动者,都是创造社会财富所必需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能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就能有所作为.
(4)树立多种方式就业观.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导致就业形式多样化,诸如自由职业、弹性工作日、临时工等就业方式不断增加,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人们还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所、媒体广告、网上人才市场、招聘会等选择职业,实现就业.
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3、做法：劳动者享受权利,是以履行劳动者义务为前提的.因此,自觉地履行劳动者的义务,是获得权利、维护权益的基础.我国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采用投诉、协商、申请调解、申请仲裁、向法院起诉等途径要求维护,而不能采用非法手段施加报复.
劳动者要增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以合法手段、法定程序进行维权,是每个劳动者的正确选。
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识2投资的选择
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
1、储蓄存款的含义：指个人将属于其合法的所有人民币或者外币储蓄机构,储蓄机构等具存折或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存折或存单可以支取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一种活动.
2、我国的储蓄机构主要包括各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邮政企业等依法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
3、人们储蓄存款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能获得利息.利息是人们从储蓄存款中得到的唯一收益,是银行因为使用储蓄存款而支付的报酬,是存款本金的增值部分.利息的多少取决于三个因素：本金、存期和利率水平.利息的计算公式为：利息=本金×利率×存款期限.在我国,存款利息收入的20%要作为税收上缴国家.
4、储蓄存款的分类.目前,我国的储蓄主要有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两大类.作为投资对象,活期储蓄流动性强、灵活方便,适合个人日常生活待用资金的存储,但收益低定期储蓄流动性较差,收益高于活期储蓄,但一般低于债券和股票.与低收益相对应,因为银行的信用比较高,储蓄存款比较安全,风险较低,但也存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存款贬值的风险,以及定期存款提前支取而损失利息的风险.
股票、债券和保险
高一政治必修一知识3个人收入与分配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就此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的性质：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
2、内容与要求：在公有制经济中,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扣除后,以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包括劳动数量和质量)为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4、意义：①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②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是结以往几千年来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消灭和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条件,它体现了劳动者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社会地位,是分配制度上的伟大变革.
6、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主要包括按个体劳动成果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1、坚持效率优先：
①含义：效率,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它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效率提高就是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总是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成果.
②收入分配方式对效率的影响：
收入分配方式对效率有重要影响.因为分配是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生产决定分配,但分配又仅作用于生产.如果分配方式有利于调动人伞兵积极性,就会提高效率,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则会降低效率,阻碍生产的发展.
③在分配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因.
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国情决定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发展经济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坚持科学发展观.因此在分配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
2、兼顾社会公平：
(1)公平含义：公平含义较宽泛,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这里说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要求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
①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只有提高经济效率,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没有效率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
②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只有给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公平,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
③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义.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①效率优先,实质是发展生产率优先,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首要目标.
②兼顾公平,指社会要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分配的结果能促使人们奋进,社会具有生机和活力.
(2)如何体现：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发展经济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要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分配的结果能促使人们奋进,使社会具有生机和活力.
(3)如何贯彻这一原则：
①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地区和个人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关键词 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 分配正义
作者简介：聂维婷，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01-02
收入分配制度是关系着一个国家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分配制度是指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体中如何分割以及配给制度的总称。在我国，分配方式一般划分为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众所周知，收入分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是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如果放任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止影响了社会制度的权威和公正，甚至激化阶层矛盾、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与冲突动荡，使得社会不满情绪、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可见，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根本问题。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贫困，甚至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由此，对收入分配正义性的探究成为了必然。
一、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分配平等即为分配正义，早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分配正义理论。该理论中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正义。他结合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总结，提出了其独特的正义观。他认为，分配的正义是将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有相应付出的人，一个合乎正义的政权则应该考虑到每一个收受的人的才德或功绩。由此可见，分配正义是对社会的财富、荣誉、地位等资源进行平均的分配。这就需要立法者按照合理、正义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来分配利益，分摊义务和负担。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对相对应的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对于相同的情况要给予相同的对待，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里，社会财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要遵循正义。一般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会存在平均和不平均两种情况，只有这种均等是位于“中点”的，才是其所主张的正义。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在分配的过程中适用下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按照完全平等的方式来分配，即对每一参与分配者一律分配给相等的资源财富，而不论他们的条件，如贡献、需要、能力等。达到“数量”上的完全相等是这种分配方法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中的“数量相等的意义就是指个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上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由此可见，这种方法追求的是数字上的绝对平等；第二种方式是要求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进行分配，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最为倡导的方式：“根据参与分配者个人的贡献、需要、能力等条件来进行分配”——“比值”上的等量分配是这种分配方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非前一种方法是数字上绝对的相等。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就列举出了——“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财富才可以用作竞争官职的理所当然的根据”。也就是说认为的正义的分配制度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分配的衡量标准需要参考的因素是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人的价值，这种价值就包括了公民的血统、公民的财富地位、本人的品质和才能等各种因素。综上，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的最终目的是不同价值的人在参与分配的时候，参与分配者获得的应该是有分别的分配，如果两人的价值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在获取财富、权利等事物时就不能被一视同仁。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义理论是为了避免统治者对官职和财富进行分配的时候出现不平等和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财富有不正义的分化而提出的，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不仅要严格禁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限制各种公职的任期，参与分配的荣誉也要受到相应的控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公职人员能够利用职权来谋取私利，那么腐败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也就是说，一个公平的民主法治社会的建立，最重要手段就是防止钱和权之间的勾结。这也是今天我们仍在追求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思想，在追求公平的同时要兼顾效率——这就是我国现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放到当代社会这个框架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其一，亚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义时期，古希腊城邦实行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和城邦制，所以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正义观念就只是针对当时城邦的自由民，而非当时社会的全部，而今时今日在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影响下，正义的范围必须涵盖到社会的每一个公民。其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正义观并不是独立于城邦生活之外的，他认为正义与人世息息相关的。然而，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最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是“比值”平等分配的原则，并分析出会影响到分配正义的因素和条件，但是这也只是亚里士多德针对特定的人或者情况进行的思考，并没有对分配正义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制度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其理论最终缺乏了独立性。
二、对我国收入分配的正义性研究
以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视分配的正义性。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我们要准确认识的是，市场经济不是既定概念般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和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手段。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和相关机构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时候发挥出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片面的追求效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顾及到分配的正义。面对这一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正义？
首先，在按劳分配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和鉴定每个人的价值，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主体来对劳动者的贡献进行准确的评价的同时，还应该有一套合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参与分配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性和价值——在某些方面要以数量平等为原则，而其他方面则要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举个特殊的例子，脑力劳动中的知识贡献应该如何评价，如何参与分配呢？笔者认为，知识是作为脑力劳动的成果参
与分配的，也是一种按劳分配。众所周知，一般的劳动成果都有一个寿命周期，专供一人或一个社会群体使用，因而这种劳动成果就只能一次性地参与按劳分配。但是，知识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从理论上讲，在有更新的知识将其代替、淘汰、推翻之前，其使用的范围、时间和次数具有无限性。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成果虽然需要一定的载体，其载体也需要复制，但知识本身是不需要再生产，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劳动的，简单来说，一次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可以无数次获得报酬。这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现正当必须要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
另一方面，在按资分配中，我国目前最为迫切的是找到一个方案来解决如何平衡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如果一味地为了使利益得到最大化，使得分配偏向资本家，则会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这其中最为激化的一个问题是企业领导和员工的工资差距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分配的正义在于依据公平原则来分配，即根据参与分配者个人的贡献、需要、能力等条件来进行分配。那么，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贡献和能力就成为他们参与到分配中的“资本”，而企业领导的工资收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高于企业员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员工的“资本”价格就低于企业领导，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这样的收入分配就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念背道而驰了。实践中，构建和谐的分配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只要有劳资双方存在的地方，劳资矛盾便无法回避。正视并化解劳资矛盾，对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关系进行良好的辨识，平衡劳资利益分配，才能使劳资关系得到平衡，使得效益达到最大化。
三、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旨在避免古希腊社会在官职和财富分配方面出现不平等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城邦公民在地位和财富方面出现分化而提出的。其理论强调应禁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合理管理各类荣誉的分配以及限制各类公职的任期。即有一个能体现公共利益的优良政体、有权力制衡的机制以及必须实行法治。可见，防止权力的滥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如此，政府才能充当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最大限度使弱势群体获得其应有的利益，政府机制才能呈良性运作，从而能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比值”相等的思想，要求兼顾正义的同时，也要兼顾效率，体现出公平、应得的原则。实践表明，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正义是被允许有差别存在的，这是因为如果人们刻意地去追求绝对的一致，这样反而会对社会的和谐和进步造成的不良影响。目前，我国人民的收入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以劳动为取向的收入，即按劳分配的同时，也要尽量兼顾到其他以合法形式取得的收入，做到这两方面的平衡。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把分配制度的调整放在首位，逐步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各方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利益，社会最终才能良性运行。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以“初次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为指导精神，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注释：
原宗丽.试析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启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265-02
荀子提出的“义（以）分则和”①思想体现了其礼学思想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实质。抛开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客观的考察和理解，就会发现荀子礼论仍然包含着一些非常精彩的见解，这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荀子之“分”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启示
荀子之礼作为一个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规范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号召人们运用礼的规矩度量人生活动，指出一个人人皆得其所，皆必须安于其分的规章制度，其精神实质就是给人们划分等级，目的是为了使全社会的人都能得到规定范围内的欲望的满足从而避免社会纷争，保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荀子制礼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礼”为制度安排的和谐社会，即达到社会的有序――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礼负有整和社会秩序的使命。
然而，荀子之“礼”与继承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的传统、宗法等级色彩十分浓厚的孔子之“礼”有着原则的区别，荀子所要构建的等级制也不同于孔子所维护的周礼，其中一点就是，荀子的等级制中各等级之间具有流动性、开放性。荀子不仅抛弃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把农、工、商等非贵族阶层的庶民纳入礼的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否定“以世举贤”、“以族论罪”的旧制，主张“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 [1]；反对孔、孟“尊尊”、“亲亲”的原则，主张“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2] 这种等级制度显然有别于西周世卿世禄的等级制度。荀子还敢于向宗法制宣战，提出贤的标准是礼，按照“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原则，他明确提出“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于卿相士大夫”[2]。由此我们可以说，荀子的理想的等级制中，人们的上下等级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流动的。
荀子以礼构建的社会等差秩序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渴望，追求优良的社会秩序同样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的社会，是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和而不同的社会。要做到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应造就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各阶层成员各获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则，各享其成，并使各阶层之间保持互惠互利关系，不断化解矛盾和利益冲突，这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保持社会安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阶层结构。
二、荀子之“分”对中国社会秩序分层的启示
荀子礼学的分把人分为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实质上就涉及到了社会分层的问题。无论哪种社会，都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平面社会，社会要运行就必然存在分层，“明分使群”，只有分层社会才能正常有序。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因此，一个社会要想能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阶层的分化尤其充满着不确定性。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与荀子“以分致和”相同，是为了使社会能够和谐发展。目前，中国的阶层结构形态还是传统的金字塔形（有学者认为是倒“丁”字形结构），即上层阶层、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产阶层呈过渡状而下层阶层很大的社会结构。然而，现代化社会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状态。这种差别表明，中国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距共同富裕还有很大差距。这种结构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不利，对正在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要改变这种社会结构就要保证各阶层间的有效流动，使得各阶层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地流动。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是就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而又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之间应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
橄榄形结构由于中间阶层的人数多而表现出许多优势，它大大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提高了社会的活力和劳动效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因而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培育的理想社会阶层结构形状。
三、荀子之“分”对中国分配制度的启示
荀子用“分”从制度伦理的理论层面上回答了社会怎样才能和谐，“礼”何以具有“和”的功能。当然，荀子所提倡和强调的“分”，在政治上无疑是等级制度。而历史上的等级制度实质上是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财货、文化教育等社会资源的等级分配制度。所以，当荀子创建礼论，对“礼”的起源和作用进行合理的理论论证时，其“分”已具有社会资源分配的概念实质。
根据荀子提到的所要分的社会资源，除了财货，还指政治权力、势位和文化资源，我们可以称荀子的“分”为“大分配”概念，而非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分配。他的礼论就是这一“分”即社会“大分配”概念的具体运用。荀子的“分”为礼制立论，即所谓“分以定伦”。荀子讲“义分则和”，深涵着这样一种思想智慧：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构建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对稀缺的社会资源作合宜的分配，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就是说，社会要达到和谐，在基础性的意义上，就应从制度安排上保障社会成员能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和各得其所（在现代还应有各享其权），使德有所福，能有所禄，劳有所得。就是说，只要社会资源分配的制度安排得当，于是“和”也就在其中了。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社会所能利用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因而都有一个“分”和如何“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如何解决关系到社会每一阶级、阶层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无视“分”或“分”的不合理，就必然会使利益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大乱，这是每一社会统治者和社会成员都不愿看到的，于是，“分”和如何“分”的问题就成了“和”的前提条件。荀子讲“义分则和”，深含着这样一种思想智慧：要构建和谐社会（“和”），就必须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必须在制度与伦理（道德）两个方面有所建树，这样才能对稀缺的社会资源作合宜的分配（“义分”），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荀子提出的“义分则和”，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所必然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达古通今，是一条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古今通理”。
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同样遇到了“分”和如何“分”的问题，遇到了如何正确解决“分”与“和”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分的问题。中国的不同阶层和贫富差别的出现也是社会资源进行某种分配后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分配是否适应社会变革和历史趋势，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从而使社会的“分”具有“和”的内在结构。荀子的和就在分之中，“义分则和”。显然贫富两极分化不是公平合理的分，不可能有“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的实现。毫无疑问，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是要对社会资源分配实现合乎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使其有效运行，达到一种社会利益关系结构性的和谐状态，从而使制度安排发挥和的伦理导向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说“义分则和”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当确立的基本理念。
以来，我们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收入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全体人民的绝对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也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从基尼系数看，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中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中国基尼系数在十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3] 很显然，如果说贫富两极分化超过了限度，那么说就不是“义分”，也不是公平合理的“分”，更谈不上有“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的实现。诚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4]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势必要加大力度推进。
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首先，应该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入手，解决分配领域的分配不公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其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0年4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总理的《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文章详细阐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这一备受关注的话题，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并从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收入和分配制度的主要措施。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荀子卷第七，王霸篇第十一(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209.
耕田种地、完粮纳税的农民，自古就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百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经济飞速发展，蛋糕越做越大，富裕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个事实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仍然较少享有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不少农民发展致富之路，是通过走向城市、参与城市建设，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涵的。而农村本身，仍然意味着落后、封闭以及贫穷，难怪乎不少人对“三农”的思维已经固化。
我国广袤的农村社会所面临的难题，除了物质上的“富起来”，更有社会形态上的现代转型。农民的生活处境若能得到切实改善，年终奖也好，海岛游也罢，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都理应成为农民当下能够享受到的。
改变农民的生活处境，首先要改变农业经营模式，盘活农民手中的资源。宅基地、农业用地，在严格依法监管的前提下，可否赋予农民更多的自主经营权。让农村的发展具有原发性的动力，而不是依附于城市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发展。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可从基尼系数反映出来，1991年0.282，2000年0.417，2004年超过0.465，2007年接近0.48，表明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而且在2000年就冲破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1984年为1.71∶1，1998年为2.51∶1，2006年为3.25∶1。如果计算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这一差距将扩大为5至6倍，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二是地区收入差距拉大。2000年，我国东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例为1.31∶1；2005年为1.46∶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增大。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的年均工资是最低行业的2.17倍，1995年为2.23倍，2000年为2.62倍，2005年达到4.88倍。四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中，10%最高收入者的所得是最低收入者的2.9倍，到2004年上升为8.7倍，在储蓄总量中，1995年20%的储户占全部存款的80%，到2005年，5%的储户拥有全部存款的近50%。
二、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弊端，能够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资源，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而其中资本这项要素总是得大头。这样，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资本要素占有者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垄断致富。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在产品市场或者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它们可以不用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会转化成为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3．非法暴富。我国已有富豪阶层出现，他们的人数不多，集中的财富占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这些富人中相当部分是靠勤劳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他们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集资诈骗、偷税漏税，更有甚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做权钱交易，搞“腐败经济”，看看当前的腐败问题，很多都与经济金钱有关。而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必然加剧贫富差距。
4．税收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另外，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范围比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化隔离的基础之上，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这种缺乏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
1．促进农村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二要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推进城镇化。三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推进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认真落实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政策。四要协调城乡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把更多的财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以更好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条件。
2.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3.加大对垄断和腐败的监管，整治非法收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消除行政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加速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各行业处于平等地位。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整治非法收入。
4.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同时，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非常重要。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8亿农民基本上是未能得到社会保障的。要尽快把农民等低收入者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通过社保体系对国民收入实施再分配，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5.创造平等的教育和竞争机会。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同时，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给予他们平等待遇，让其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一、引言
价格是商品货币交换比例的指数，也就是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价格通常和商品的价值是不对等得，受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影响，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换句话说：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保持不变，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价格会下降，当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会上升；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利润的平均化，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
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源完全由市场调配，在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同时也为经济运行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价格具有六大职能：标度职能、调节职能、信息职能、表价职能、核算职能和分配职能。它能一定程度上指示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信息，使国家能够比较准确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场经济运行的不稳定。
基于价格对于市场的作用，本文应用一定的抽样方法对历史的价格记录进行抽样，进而通过样本均值和方差来估计过去那段时间总体的均值（平均价格）与方差（真实价格与平均价格之间的波动程度）。
二、设计方案
应用分层抽样奈曼最优分配方式进行抽样调查，主要步骤如下：
（一）确定总体样本量；
n=∑Lh=1W2hS2h/Whv+1N∑Lh=1WhS2h（2.1）
（二）确定各层样本量；
nh=hNhSh∑LhNhSh（2.2）
（三）在各层中分别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并求各层均值、方差；
（四）利用层样本均值、方差求总体均值、方差；
（五）分析数据得出调查结论。
三、实现过程
（一）确定式（2.1）中的各个未知数
1、确定Wh。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北京新发地市场上苹果的价格波动情况，因为记录有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之分，所以我们选取折中值（均值价格）进行研究。我们收集到北京新发地市场红富士苹果从2013年6月到2014年5月共726条价格记录。其中有红富士（膜袋75
四、结论
通过上述过程可知，新发地市场红富士苹果的平均价格估计为273元/斤，方差估计为00020；其中红富士（膜袋75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较低者（红富士（膜袋75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