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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2―0014―04
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金融风险，对传统的机构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功能监管(funetionalregulation)等许多金融监管理论应运而生，并被付诸于金融监管实践。本文将以美国的金融实践为基础分析功能监管模式的利弊。
一、功能监管模式解析
所谓功能监管，按照美国前财长Robert Rubin的定义，是指：“一个监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特定的金融功能由同一监管者进行监管，无论这种业务活动由哪一个金融机构经营。”
功能监管理论源自美国的金融监管实践，它在美国有关金融改革的文献中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来用功能监管这一概念，并将其监管范围扩大到银行的证券活动，由此，功能监管有了针对银行业的特定含义。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根据联邦证券法律，功能监管概念不但要求银行的证券活动接受监管，而且应当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是负责执行这些法律的主要机构。国会议员EdwardJ，Markey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观点作了非常形象的说明：
当米歇尔・乔丹打篮球时，他有一个篮球裁判；当他踢足球时，他有一个足球裁判。我们不希望足球裁判执掌篮球比赛，也不希望篮球裁判执掌足球比赛。功能监管保证证券活动受到证券监管者的监管，银行活动受到银行监管者的监管。
1982年，美国财政部建议立法扩大银行机构经营证券的权限，虽然没有特别指明功能监管，但财政部长DonaldT・Regan提议商业银行应当将其证券包销和交易业务归集于一个独立的子公司，从而消除银行根据税法和银行法而被认为相对于证券公司的竞争优势，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将监管上述证券子公司。里根财长认为，这一措施能够对银行控股公司之证券子公司和独立的证券公司都施加同一个可比较的监管标准，进而通过证券法律的统一实施保护投资者和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John s・R・Shad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支持财政法案，赞同法案使用他所标你的“功能监管”。他将其比喻为金融监管现代化、简洁化和理性化的起点。
比较系统的功能监管理论则是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C，Merton为首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首先提出来的，主张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设计监管制度，实现对金融业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功能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的名称；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主要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构成和形式)。
功能监管理论认为：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比金融机构本身更具稳定性，它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对经济资源进行配置；另一方面金融制度随着功能的实现方式而改变。在金融基本功能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其实现方式各具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金融制度。金融功能是相对稳定的，尽管金融功能的实现方式千变万化、不断演进，但只要金融监管方式保持与金融基本功能的制度适应性，就可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
功能监管方法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而不是金融机构本身。功能监管根据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功能将其经营行为分成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监管不同的类型。因此，无论是银行还是人寿保险公司所从事的人寿保险活动，都作为同一种活动受到相同的监管，功能监管方法需要专业的功能监管人员。
按照功能监管制度，监管权力在业务性质的基础上划分，而不是在从事业务活动的公司的机构性质的基础上划分。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下简称GLB法案)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每个“接受功能监管的子公司”的业务活动，经纪交易公司、投资咨询商、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公司的与保险相关的业务活动归属州保险监管机构监管)和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的金融机构将根据功能范围接受监管。
二、功能监管模式的优势
功能监管是适应现代金融混业经营制度的新型监管理论，其制度优势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为支持功能监管在银行和证券业领域的应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施尔德列举了以下四个优势：
首先，功能监管根据每一监管机构最为熟悉的经济功能来分配监管权限，银行监管者关注这一原则是为了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固，他们的法令宗旨将保护银行及其存款人列于保护投资者之前。这样，就对投资者的保护而言，银行监管者的专业技术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相比就稍逊一筹，可见，将对证券活动的监管职责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而将对银行活动的监管职责赋予银行监管机构确实是明智之举。
其次，根据功能分配监管权限能促使监管理念保持一致性。证券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充分披露，而银行监管者关注的则是公众对银行的信心，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保密性。其结果是依据证券法律，银行监管者履行其职责的方法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大不相同，所以根据功能监客能促使监管理念保持一致性，进而促进监管效率，实现公平监管。
第三，功能监管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冲突、重复和重迭。一个监管体系在某些方面采用根据行业领域划分的规则，而在其它一些方面则实行功能监管规则就会导致混乱。随着产业发展和经济条件改变，以行业类别为基础的监管权限划分必然变得模糊不清。
最后，功能监管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它为公平对待竞争者创造了条件，尽管现在银行证券活动的许可限制日益减少，银行和证券公司当前经营所依存的税收和监管制度的不同却已经引起了某些不公平竞争。
(二)功能监管模式比机构监管模式更有利于金融创新。由于机构监管模式很难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监管，致使管理层为了实施有效监管而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功能监管关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基本功能，并且据此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因此能够有效解决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权利和监管责任的归属问题，管理层不必再通过限制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来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可将有限的监管资源用在如何完善功能监管以实现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监管上，从而在保证整体
安全的条件下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同时，可以防止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
(三)功能监管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传统的机构监管把现有的金融机构看做既定不变的，公共政策和监管的目标是如何使现有的金融机构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功能监管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金融制度结构上，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公共政策和监管规则是为了促进制度结构的必要变化，而不是试图保护和维持现有的制度结构。因而，功能监管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可以把不同名称但具有相同功能的金融机构置于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而不象机构监管那样只能根据不同的个案作不同的处理。
总之，功能监管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平等竞争，是因为同一产品不论由哪一个金融机构提供都受到相同的监管；通过使监管机构对功能相同的业务活动的专业化监管，可以提高监管效率；通过确保对所有的金融产品提供者的适当监管和监管程度在金融业中的可比性，可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三、功能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种金融监管制度都有其局限性，功能监管也不例外，从美国金融监管实践看，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功能监管受到基本的定义性问题的困扰，即一种特定的金融产品应划归到何种功能种类。金融产品不能确切地归人一种特定功能，即使金融服务功能可以大体上划分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种类型。创新的金融服务产品并不符合法律划分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功能种类，因此，重要的问题是按照功能监管制度，由哪一个功能监管机构监管哪一种产品。如美国可变化的养老金业务(variable annuities)的功能性分类的发展，就证明了金融产品不能轻易地划入仅仅一种功能性监管种类。由1959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而且1967年又重新确认的是，可变化的养老金业务虽然由保险公司提供，但属于证券业务，应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审查第三巡回法院的判决，即保险公司维持的对可变化的养老金独立账户应当按照投资公司法作为投资工具。最后，1995年VALI-CⅠ1案件，美国最高法院将可变化养老金概括为金融性投资工具而不是保险业务，应由国民银行作为银行业务的一部分来销售。
(二)功能监管基于监管和监管职责能够和应当根据功能或产品来划分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根据功能或产品来划分监管，认为不同的产品对应着不同的监管问题，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例如，一家银行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存款会引起一系列的监管问题，包括银行保险基金的潜在损失问题(如果银行倒闭的话)，对存款人的欺骗问题(如果银行撒谎的话)，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损害问题(如果这家银行是大银行，并且倒闭的话)。一家银行的经纪账户也能引起一系列监管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包括银行保险基金的损失问题，却包括对投资者的欺骗问题(如果银行撒谎的话)，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损害问题(如果这家银行是大银行，并且倒闭的话)。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银行机构的安全和稳健问题并不只涉及存贷款等传统的银行活动，要确保一家银行的安全与稳健，银行机构必须考虑所有的银行类风险活动。例如，美国货币监理署规定，不遵守货币监理署的证券披露规则就构成不安全或不稳健的银行活动。虽然银行发行自己股票的有关行为不能被概括为传统的银行业务活动，但货币监理署认为其对银行整体上的安全和稳健是重要的。
第二，功能监管模式错误地假设，可以根据不同的监管安排并由不同的机构来划分和管理金融产品。当银行存款就是银行存款，股票就是股票时，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表明传统金融产品的融合日益发展。现在很难区分的一个监管问题是，如何区分具备开具支票优势的互助基金账户和纳入保险系统的银行存款。联邦保险保险公司并不为互助基金提供保障，也就不存在银行保险基金的风险问题。然而，通过互助基金账户所开具的支票却能影响支付系统，后者正是一个传统的银行监管问题。这一账户会引起投资者保护问题，这又是一个传统的证券监管问题。
第三，功能监管模式缺少灵活性来促进甚至适应银行和证券业监管的发展变化。有一种太过简单的说法，那就是认为当前的银行和证券业监管对金融安全、稳健和投资者保护来说是排他性的、互不相干的。实际上，证券法也提供安全和稳固，银行法同样提供投资者保护。然而，只有当监管目标能根据产品进行清晰划分的时候，功能监管才会发挥最大作用。不过，传统的银行和证券监管体制极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相似。
(三)功能监管理论与现代科技相冲突。科技正在削弱金融服务机构履行的传统金融中介功能的重要性，因特网正在将金融服务变成在网上可以买卖的产品，利用这种科技销售新的金融产品比利用传统机构成本较低。存款人现在可以绕过银行直接去资本市场存款以获得较高的回报而免去中介机构的交易成本，同样，借款人可以绕过银行以较低的成本直接向资本市场借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绕过金融中介机构，科技使信息在网上轻易得到，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由于金融服务机构不再是履行其基本功能的中介机构，监管目标应该实行根本性改革。对金融机构不合规行为的监管不再是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忽视了金融业务根本性变革的法律改革注定是短命的或者至少是命运多舛的。
(四)单纯的功能监管方法最明显的问题是在金融机构总体的风险和偿付能力方面，因为没有一个机构为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监管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监管可能会出问题。由于单个的金融机构同时受到多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这些复杂的金融机构的某些极大数量的业务可能得不到适当的仔细审查。因此，应当有一个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整体的安全和稳健负责。
四、功能监管的完善
在金融监管的实践中，当金融机构进行大范围的多元化业务时，就需要一种矩阵方法(matrixap-proach)。此时，基于业务经营目的，金融机构需要进行功能监管，基于审慎原因金融机构需要机构监管。即使一个单一的机构同时负责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矩阵方法仍然适用。因为，单一监管机构的专业部门之间需要合作。如同缺乏一个超级监管机构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合作一样，单一监管机构不同专业部门之间信息分享、协调与合作的基本问题也和多边监管机构之间一样。
关国GLB法案对功能监管存在的缺陷的回应是，实行伞形监管制度，规定美联储为伞形监管者，授权美联储从安全和稳健的角度对所有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监管。对美联储授予如此巨大权力的最明显理由是，感到需要对金融服务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监管以及不受功能监管的子公司的监管。
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的三大优势
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较之传统金融监管，它能够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且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其优势主要表现为：
第一、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更能适应新形势下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各金融机构的业务可进行混业经营，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将会层出不穷。而传统体制对存在交叉现象的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划分缺乏科学的标准和权威部门，各监管机构可能会在对不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中，出现或是相互争夺权利或是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这势必将影响监管效率和监管效果。而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则是根据金融产品所实现的特定金融功能来确定该产品的监管机构，它会通过专门的裁定原则和机构对新涌现的金融产品的功能进行分析定性，适时解决该金融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更能适应混业经营对监管体制的要求。
第二、功能性监管模式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的积聚。在金融自由化之前，即分业经营条件下，各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业务交叉现象，金融风险一般仅限于各行业内部，只要根据金融机构划分设立监管机构即可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监管。但在金融自由化以后，金融业转向混业经营，跨行业的金融产品日益增多，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将不仅限于个别行业，很有可能会危及到整个金融业。这时，依然实行传统监管体制会使得各监管机构仅关注本行业的风险问题，而不能建立有效的协调监管机制，从而也就缺乏对金融业整体风险问题的把握。而功能性监管模式强调的是跨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的监管，要求管理层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对金融业实行整体监管，由此能从维护整个金融业安全的角度来关注市场风险问题。这无疑会更有利于维护金融业的安全。
第三、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较之传统监管模式更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混业经营对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贡献即是能更好地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涌现。传统监管模式无法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监管，致使管理层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这样，传统监管模式使得混业经营对金融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而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强调跨产品的监管，较好地解决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问题，管理层不必再通过限制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来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可将精力放在如何完善功能监管以实现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监管上，这将为金融创新产品的大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我国金融监管发展模式的途径
应该说，金融自由化也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设计也要为顺应这种国际潮流作好体制上的准备。功能性监管模式也是我国金融监管今后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一，必须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居于监管体制的核心地位，由它实现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随着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中央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权利。但是，中央银行仍然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中国人民银行仍受制于商业银行的安全与利益，不能够从整个金融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考虑货币政策的制定，而且，中央银行往往运用“最后贷款人”（相当于再贷款）的特权保护商业银行不至于倒闭，由此导致低质量信贷资产的刚性增加。此外，对于证券业、保险业的风险防范却没有对应的“最后贷款人”支持，容易造成金融部门资金支持上的不对称，使银行业产生道德风险，并相应的提高了通货膨胀预期水平。实践证明，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国家，要比中央银行不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国家，具有更高的通货膨胀，一般要高出50%以上。这是以24个国家从1960-1996年有关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因此，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首先分离出来就成为改革的关键。目前“银监会”的成立正说明了这一点。它的成立标志着银行、证券、保险――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的最终完成。
第二，在过渡期可构建“金融控股公司”，以适应分业体制下的混业经营。所谓金融集团控股公司，指的是在相关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该金融公司可同时经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业务、保险公司等金融业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业务、保险公司以独立子公司形式存在，并分别设立账户，分别核算经营成果，分别进行风险控制，各金融子公司和控股公司之间设立行政中心，形成金字塔结构的系统内垂直管理体系，从而防止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股市。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就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超市”。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综合经营的好处，又能在金融业务之间形成一道“防火墙”，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同时又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充分利用金融资源，达到提高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和高效经营的目的。也就是说，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制度设计的优势，除达到规模经济外，还在现有的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了合业经营，因此，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可以说是我国银行制度过渡时期的一种较好的尝试。
目前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存在并不规范的金融集团控股公司，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由金融机构形成的控股集团，主要有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和平安保险集团。其中，光大集团已经具备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另一种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拥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在香港的中银集团等；还有一种是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以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宝钢集团和招商局集团等为代表，这些集团一般都形成了在两个以上金融领域同时投资的控股结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银行监管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各国银行业监管框架的严格程度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国金融危机严重性的差异并降低金融危机的成本成为业界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基于金融危机理论，探讨了银行监管功能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银行监管功能的可行性建议。
1、银行监管功能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当银行体系爆发危机时，通常最先遭受打击的是那些银行监管较弱国家的银行，但是由于监管较强和较弱国家的银行之间存在差异，就会使得金融危机更加恶化。因为当发生银行恐慌和银行过度厌恶风险时，银行监管较弱国家的存款人和贷款人开始提取他们的资金并把其放人银行监管较强国家的银行。这更加重了银行监管较弱国家银行的压力，最终导致最弱环节的崩溃，经由传导效应，最后形成金融危机。一般而言，金融危机中，各国银行业监管功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所使用的峪管手段也日趋严格。不同的监管功能对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处理金融危机所付出的成本亦有所不同。
首先，在金融危机中，普遍采取的银行监管手段就是信贷配额。正如Barrell Davis和Pomerantz(2006)探讨的一样，信贷配给是金融危机普遍存在的后果之一，其减少了消费和投资。信贷配额反映了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对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信贷配额通过减少信贷供给提高贷款的价格，使存贷利差扩大，最终达到增加银行利润的目的。进一步讲，银行利差的扩大增加了价格配给并有助于银行危机后的资本重建。
其次，金融创新和国际金融一体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传导效应。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伴随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以及国际金融一体化而产生的。通常而言，创新和一体化有助于风险管理，因为分散风险将增加福利，减少投资风险溢价。但是银行业中较为复杂的金融创新主要目的在于隐藏风险而非管理风险。因此，贷款的金融创新增加了借款人的风险，并且贷款人将风险完全转移了。例如，美国的次级贷款被打包出售，很难用传统手段衡量其价值。因为金融资本流动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被转移。美国次级贷款和破产监管对其他国家的市场利差风险的影响无法衡量。
最后，银行监管导致银行的收益从严格监管业务向宽松监管业务转移，促使银行开发业务创新工具并引发新的金融危机。在银行业务监管范围内，银行业务的预期收益水平不能低于替代性业务所产生的收益。否则，会使银行业务从严格监管业务转向宽松监管业务。为了保护自身的业务，这些银行抓住时机力图寻找相关的放松监管业务。例如商业银行建立其他的非银行业务渠道、使用结构性投资工具，以及运作对冲基金等。目的是将各种类型的银行监管问题限定在存款保险和稳定的传统银行业务之外。传统银行只持有流动资产和安全资产。在狭义的传统银行体系之外，都需银行的客户自行解决。在无政府支持或纳税人
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加强银行监管的改革。现以美国和英国为例进行说明。一方面，美国提出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对原来的“双线多头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政策一直是“双线多头”：“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机构管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多头”是指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的机构。危机后的改革主要包括美国现行监管体制、短期建议、中期建议以及最佳监管体系的长期建议。为了解决监管失效问题，美财政部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监管框架。在此框架下，基本目标主要包括，其一，市场稳定调节监管机构，用以解决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其二，审慎的金融监管机构，用以解决有限的市场法规造成的政府担保问题；其三，商业行为的监管机构，用以解决与金融企业有关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从长期看，新改革方案在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方面的措施还是很有力度的。
另一方面，早在19世纪建立的英国金融监管体系仅限于狭义的邮政储蓄银行和信托储蓄银行。官方稳定的监管网络使得银行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收益性。随着英国银行监管体系的放松管制，在政府不限制银行建立清算所时，狭义银行之外的银行体系开始迅速发展，向私人部门提供贷款，参加经济的主要结算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了英国需要一个高效率运作的监管体系。Barrell和Davis(2005)认为欧洲金融市场必须有统一的监管办法，可以包括欧洲经济地区的所有成员。包括冰岛和挪威。但至今尚无监管框架。只有一套谨慎监管的指引，并且欧洲各国对于指引的解释通常有很大差异。根本就不存在危机管理的统一框架。
很显然，金融危机要求包括英美在内的各国必须实行更为严格的银行监管制度。银行监管改革会改变银行的成本结构，如果银行业市场是竞争的，那么这些成本变化就会通过增加服务成本或者增加贷款的收费传递给银行服务的客户。从而影响客户的行为，最终改变消费和投资。
2、政策建议
2．易形成本位主义监管。一方面，分业监管机构在制订本领域监管政策时，受监管机构部门利益制约，很难从全局出发考虑金融体系整体利益，往往以自身本位利益为先;另一方面，在金融交叉业务领域，各监管机构之间又存在争夺监管利益，推卸监管责任的激励，从而降低监管效率。
3．易形成监管真空。根据分业监管相关规则，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相应行业行使监管权，这种看似归口清晰的分业监管制度，却极易形成监管真空。一是目前我国的监管立法尚不完善，分业监管制度决定了监管立法行业属性明显，难以避免立法的漏洞与空白。二是无论分业监管制度如何详尽，都难以囊括各类机构和业务的监管权归属。三是综合经营中出现的新型监管问题监管权归属不明。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根据分业监管制度对其集团公司根据主营业务性质，确定监管机构，对其所属机构则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则，但由于一些以产业资本为基础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因其市场主体身份不明确，致使出现监管真空。四是创新金融产品往往综合了各类金融功能，涉及多个监管领域，难以明确归口，也易出现监管真空。
4．缺乏对综合性、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分业监管，使得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缺乏综合统计，易导致个体风险规范下的总体风险失控和系统性风险加剧。分业监管制度决定了各监管机构监管政策的制定仅考虑其监管权所属领域的风险和问题，而缺乏全盘性综合考量，难以对综合性，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综上述可见，金融综合下的分业监管，要么存在交叉监管、重复监管现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监管冲突，导致监管成本增加;要么出现三不管地带，形成监管真空;加上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监管标准、监管指标、管理技术等各异，又缺少监管协作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不能形成监管合力;且各监管机构又易各自为政，使得综合性、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失，因此，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下，分业监管不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不利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策略建议
综合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特点，考虑到建立一套与综合经营相配套的金融监管体系，往往需要耗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当前的金融监管结构难以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监管弊病频频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考虑分“三步走”。
1．第一步，不改“一行三会”制监管结构的前提下，尽快确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实现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改变“一行三会”在我国发展10多年来，各监管机构均积累了不少本领域的监管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监管模式。鉴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非一日之功，为适应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发展，较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在不改变当前监管体系架构，不新增监管机构的情况下，可尽快建立一套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可由国务院牵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参与，建立一种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管协调会议制度，加强各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的协调，增进各类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确立监管信息的有限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明确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责权利，避免监管冲突，减少重复监管，弥补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并对系统性、综合性风险进行甄别，提出监管方案。在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下，同一金融监管往往同时开展多种金融业务，我国现行的以机构属性划分监管机构的做法已远不能适应国内的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有必要重新根据功能来划分金融监管，实现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
一、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基本现状
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偏重于依靠政府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金融体系也不例外。出现问题之后，各方普遍要求政府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无法解决金融体系中的所有问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计划体制更有效率，政府的过度监管会增加金融市场运行的成本，给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例如，截止到2002年10月，中央银行累计检查金融机构197617个，业务1.1亿笔，产生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实际上，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不同，在解决问题时应相互补充。例如，政府在解决市场运行中的外部性问题时有较好的效果，但容易产生过度监管等问题；而市场机制可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却无法维持稳定的金融环境。过度监管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首先，过度监管使国内金融机构过分依赖于监管机构，例如，对风险管理机制的需求是金融机构的自发需求，是金融机构规避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我国不少金融机构却希望监管机构能够提出要求甚至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现在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重视金融机构自主性的发挥，实施“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内控机制建立的要求。目前金融机构产权尚不明晰，权利和责任划分不明确，存在着多头管理的情况，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与取得的收益不合理，因而难以形成良好的激励。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动力不足，监管机构的风险管理要求无法落到实处，大大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其次，过度监管也会使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官方监管的过分依赖，缺乏监督意识。我国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意识落后，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能发挥监管作用，完全依赖于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因此效率不高。要想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必须注意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改进监管方式，使监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同时依靠银行内控、行业自律、市场监督的力量，提高监管效率。
二、制约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因素
1、分业监管体系尚需磨合
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监管运营模式，这种监管模式适合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能够使金融机构的业务更加专业化，对于金融业内部管理成本的降低和金融机构运营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分业监管的高效运行是以高度协调的制度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综合协调能力，部门监管缺乏联动，就很难形成监管合力。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可能会出现沟通方面的问题，甚至是产生冲突，具体监管过程中会出现缺位、错位、越位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对于金融活动中业务交叉的部分，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管。不同管理机构之间信息不透明，无法形成很好的交流与协调，增加了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和所需时间，降低了决策的时效性。同时，不同的监管主体必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管理决策，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来协调各方的利益，监管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2、监管信息不对称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交易信息的稀缺性和交易过程的不对称性，不同交易主体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金融领域，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目前，美国金融业的信息化水平比较高，建立了基本完备的信息采集、加工、传输系统。我国金融业的信息网络化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信息系统，金融机构的统计、会计信息可靠性差，金融监管机构与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影响了监管机构的科学决策，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3、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
金融监管的传统对象是国内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监管的对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对象种类繁多，包括：银行机构、保险公司、证券经营机构、金融信托投资公司、集体投资机构、贷款协会、银行附属公司、银行持股公司开展的准银行业务等，甚至包括与金边债券市场业务有关的出票人、经纪人的监管等。基本上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以看作是金融监管的对象。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对会计结算、外汇外债的监管等等。由于监管对象多，涉及到的经营业务种类多，风险差别较大，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监管标准，使恰当的金融监管存在较大的难度。
4、金融监管立法滞后
监管立法在金融监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监管立法也应该向前发展才能跟得上金融市场发展的步伐。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立法滞后，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框架。第一，我国某些金融领域的立法还是一片空白，尤其是无形的金融服务方面的立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以有形金融产品为调整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只是规定了监管的原则、内容，可操作性不强，例如，《证券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没有相关的实施细则，执行起来难度较大。第三，我国已经建立了金融市场的准入制度，但是关于如何退出金融机构市场的研究太少，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监管和市场退出机制。
三、对策建议
1、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的混业经营监管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金融控股公司还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只是出现了一个雏形，所以现阶段还不适宜全面开展混业经营、实行混业监管。当务之急是解决我国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1）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加快法律建设。要想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使金融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效益，就必须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为金融监管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存在着许多规定不合理的地方，部分金融领域的监管在法律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美国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金融业进行监管，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效率，开始了他们的混业经营之路。英国也是在1986年通过《金融服务法》后开始进行混业经营。我国要想大力发展金融业，就必须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结构。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金融监管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为了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还应该制定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和实施细则并严格执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监管措施能落到实处。对于那些已经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不符合的法律条款或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规定，必须予以废除或修改。为了顺应金融业的不断发展，我们还应加快金融监管电子化建设，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设备，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2）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实行混业经营的初级阶段，各金融机构为了实现目标利润，提高国际竞争力，纷纷进行金融创新活动，并实行跨行业经营，涉及到的监管部门比较多。为了避免出现多头监管，防止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的现象，必须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监管。目前，我国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不具备综合性监管的能力，各监管部门之间没有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有可能出现监管重复、监管交叉和监管缺位等现象，大大降低金融监管的效率。2003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按照其业务性质来实施分业监管。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分工，在各司其责的基础上，互通有无，相互协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国务院应明确指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可以是中国人民银行，也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只有权责明确才能充分调动监管者的积极性，提高监管的效率。
2、向功能监管过渡
我国现在已经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可以预见，今后我国的混业经营也将朝着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下，我国的金融监管应以强化监管协调为主，逐步过渡到伞形监管。
（1）实行功能监管。功能金融监管的概念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默顿最早提出，指的是根据金融体系的功能而设计的连续、统一，可以跨产品、跨部门协调的监管。目前国际金融监管有向功能监管发展的趋势，金融监管由针对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转变为针对特定类型业务的监管。
我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过程中，金融创新不断出现，跨行业的金融产品日益增多。传统监管无法确定此类产品的监管机构，极易产生监管重复、交叉和缺位等问题；而功能监管根据金融产品所体现的功能来划分监管机构，对跨行业的金融业务也能明确监管主体，因而提高了对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效率，降低了监管成本，能更好地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功能监管的特点包括：第一，功能监管以官方法制化监管为主，并强调行业自律与金融机构的内控。第二，功能监管内设的监管部门有两大类，一类监管金融机构，一类监管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由此可以看出，与机构监管相比，功能监管有着明显的优势，更符合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功能监管，促进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伞形监管。伞形监管是以中央银行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下属子公司监管的模式。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行金融控股公司伞形监管制度。美国伞形监管的主要原则包括：第一，以功能监管为基础。第二，重视宏观金融安全。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有着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被确定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形监管者，负责金融机构的整体安全。第三，伞形监管者在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伞形监管的实质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混合物，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平衡，能够实现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很好的结合，是我国向统一监管模式过渡的最好方式。伞形监管者指导各个功能监管者来实现相应的金融措施。
3、实行统一监管
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来看，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渐增强，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是大势所趋。当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到成熟期，我国的金融业必将进入全面混业经营的时代，为客户全方位、多角度地提供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各种不同客户的需求。因此，我国有必要现在开始实行统一监管，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构建统一监管体系。
（1）统一监管的优势。统一监管是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对不同金融行业、机构和业务进行监管的模式，统一监管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它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整体风险，避免造成大的金融危机。统一监管的优势有：第一，成本方面的优势。统一监管能够减少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并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信息成本，获得规模效益。第二，统一监管有助于监管环境的改善。统一监管能提供统一标准的监管，避免不同金融机构面临不同的制度约束，有利于监管过程中问题的解决。第三，适应性强。统一监管可以避免监管缺失，降低金融创新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鼓励金融创新等。第四，责任明确。由于只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不会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有利于认定责任、解决问题。统一监管涵盖了很多监管功能，能够促进监管者进行更好的沟通与交流，使固定资产、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的利用率都达到最高，从而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监管。统一监管有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目标。
（2）统一监管模式的构建。统一监管模式要求必须建立具有所有金融监管职能的综合性机构，2000年英国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作为全国统一监管机构，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发展。我国目前应借鉴英国的做法，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改名为银监部、证监部、保监部，作为国家金融监管局的下设部门，由国家金融监管局统一监管整个金融行业和市场，再按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功能来确定具体的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具体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在金融系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使金融机构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提高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同时，还要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社会监管，不断进行探索，找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统一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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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浪潮的高涨，金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发展趋势，整个金融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也随之改变，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呈现出新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相续放松管制，形成了强大的金融自由化趋势。由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不断高涨，金融业务综合化的趋势逐步显现，分散的监管模式难以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集中监管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又开始建立谨慎监管框架。这一监管框架强调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以资本充足率标准为核心，建立全面、动态的监管评估体系，强调市场约束力量的作用，重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
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实现混业经营，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局面。1998年，日本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的金融监管厅，统一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英国于2000年通过《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确认成立英国唯一的、独立的、对金融业实施全面监管的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PSA)。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和韩国也先后采用统一监管体制的模式。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成立于1970年，1977年保险监管并入，1984年对证券业的监管纳入其中，由MAS统一对新加坡的金融业进行监管。韩国于1998年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1999年又设立金融监管院，将原来分属于韩国银行、财政部、银行监督院、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的各类监管职责都转移到金融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及其附属的证券期货委员会，由这套机构负责对金融和金融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
随着金融业务多元化金融集团的发展，发达国家监管机构从机构监管逐步向功能监管过渡。功能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业务的功能，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监管各自不同的业务。在此框架下，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名称。功能监管的优点在于明确监管责任，避免监管的真空和多重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和模式更具灵活性和连续性，能够更好地应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要求。目前，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爱尔兰、瑞典、新加坡、韩国等都已经实行功能型监管。
二、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模式大多都经历了由初级阶段的混业经营混业监督管理――发展阶段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发达阶段的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发展过程，这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渐进过程，标志着金融业正在向更新更高层次发展推进。这些国家在其金融监管模式的变迁过程中，非常注重法制建设，注重培育市场，同时为了顺应金融业的超国界运行，这些国家也积极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我国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95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商业银行几乎都属于“全能型”银行范畴。此后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由3部分构成：以银监会为主体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体系；以证监会为主体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以保监会为主体的保险监管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投资基金法》、《信托投资法》等。
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金融法规不健全。与此相适应，我国现阶段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是由我国金融业发展状况决定的，是比较符合金融业发展规律的。但是，随着国际金融业一体化和混业经营趋势的加强，这种严格的分业监管和多元化监督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1．监督效率低下，内耗成本和协调成本较高，容易出现监管重复和监管缺位。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相继进行了机构改革，改革后造成了在不设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的省、自治区内监管对象的行政级别高于监管主体的局面，或者导致一个监管对象同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省会中心支行、监管办和分行，甚至总行的监管，造成多头监管和个别情况下无人监管的情形。
2．限制了金融业务发展和创新的空间。因为目前跨行业金融创新产品的涌现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分业监管不能有效防范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间的传递。
3．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以我国当前分业监管模式对国外全能型的金融机构的交叉和混合业务已无法实现有效监管。
4．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也出现了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是整个金融业的主管部门，但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金融业稳定运行与保险业政策、财税政策等有着密切联系，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有着密切联系，金融系统客观上需要一个部门来进行综合的协调。
当前全球金融领域频繁的购并活动所掀起的金融市场国际化浪潮已充分说明我国目前的分业经营管理具有阶段性，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发展也必然要求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
混业经营可以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风险，可以使商业银行业务多样化，实现利用内部补偿机制来稳定银行的经济效益；混业经营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银行介入证券市场，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证券市场上投资资金和投机资金的对比，大大降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银行还可以通过较为理性的投资行为影响其他各类投资者，改变其短期投资行为，促使证券市场在平稳中稳步成熟起来；混业经营有助于逐步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银行介入证券市场会使中央银行宏观货币政策的效力相应增加，同时也必然会扩大中国证券市场的容量规模，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能够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跨行业的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平安集团、香港中银集团等，从一定程度上讲，他们具备了混业经营的雏形，虽然其所属的从事金融各业的子公司仍归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之内，但对这些金融集团的监管必须要区
别于一般单一的金融机构。然而由于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机制的缺乏，造成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的监管效力大打折扣。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应基于以渐进方式向混业经营过渡的思路结合混业经营的具体进程实施相应的监管模式。
1．设立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全面负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所有金融机构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调控，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起来，为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应该主要履行两项职责：一是担负起全国宏观金融的统一协调职能；二是担负起现行四家金融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技术支持与综合保障功能。
2．将原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改为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直属监管委领导，改变过去的各自为政，“三足鼎立”局面。国家金融事务管理委员会可下设货币局和金融监管局，货币局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职能可由新的中国人民银行来代替。金融监管局可按照监管对象分业设置，分别设立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和信托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各种金融产品进行监管，达到监管责任明确，标准一致，低成本高效率的目标。货币局作为整个金融体系最后贷款人在国家金融事务管理委员会的统筹安排下与金融监管局建立协商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对支付困难或濒临破产的机构采取最后贷款人或援助贷款和抢救行动，避免诱发金融体系危机。
3．加快立法，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实现金融监管法制化。由于我国金融创新及开放程度的不足，在新兴金融市场的培育、新型金融工具的开发、金融服务方式的革新等方面相对落后，这导致我国的金融立法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与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具体形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并处在不断调整变化中。根据各国监管体制的差异和不同标准,可将金融监管体制分为以下四种模式:①机构型监管;②功能型监管;③目标型监管;④集中统一型监管。
当今资本市场无法抗拒的潮流是金融业混业经营大格局下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机构型监管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由于其无法解决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类似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却受到不同监管者监管)以及每一机构监管者要对其监管对象从事众多的业务进行监管(它必须针对每一金融业务(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分别制定监管规则),监管成本极大,机构型监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国际金融混业监管的实践来看,代表性的模式有以下三种:①以英国为代表的集中统一监管(德、日、韩、新加坡等国也采用);②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头(双线)功能型监管(中国、法国在其基础上发展为“单层多头”型金融监管);③以澳大利亚、荷兰为代表的“双峰”目标型监管。
功能型监管,是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尽管功能型监管顺应混业经营的趋势,能避免机构型监管的诸多弊端,但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各监管机构都无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整体管理水平、风险水平和清偿能力。毕竟金融功能是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的,一旦其由于某一功能出现问题而倒闭,那么该机构的所有功能都不复存在,这样将更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于是,目标型监管进入金融监管者的视线。笔者认为,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只有责任明确后,才能讨论监管责任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只有监管机构明确各自的监管目标,也才能产生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避免各监管目标冲突。客观地讲,澳大利亚的“双峰”模式介于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与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英国统一的监管模式虽简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业务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将其置于一个机构手中,可能难以应付。澳大利亚则将二者分开监管,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针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针对金融机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金融危机后,美国正在积极考虑进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在其《现代化金融监管框架蓝图》中,有这样一句话:“以目标为基础的最优监管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与澳大利亚采用的模式相似”。至此,金融监管目标进行了有效整合。笔者认为,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应根源于金融业的脆弱性及其事关民众和国家福祉的属性。首先,金融业的脆弱性要求监管的首要目标是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其次,对无数金融产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金融监管的直接目标。
在监管目标层面上,金融安全性与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监管理念革新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从金融法制横向规制及资本市场统合立法趋势探讨金融服务法引入中国的可行性
“金融服务法”是否引入中国的探讨是对功能监管与目标监管趋势的回应。其引入中国有国际立法实践经验的积累。21世纪以来,英、德、日、韩等国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金融行业规制向横向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2006年,日本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综合性规范,构建了一个横向化、全方位、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早在2000年,英国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其主要内容涉及对金融行为和经营者的规范、交易规范、市场规范,全面整合了以往分门别类制定的金融管理法规,如《保险公司法》、《信用合作社法》、《银行法》等,几乎将所有金融服务业纳入调整范围,构建了金融机构补偿机制。金融机构倒闭而无法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从金融服务赔偿公司获得完全赔付。同时设置了消费者申诉调解委员会以迅速解决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另外,2007年韩国也通过了《资本市场统合法》。
我国也应顺应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金融服务法”理念的引入能促进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改变分业监管的传统模式,正如郭林在其《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我国应完成从证券向金融商品、从投资者向金融消费者、从证券法向金融服务法这三大转变。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旨在规范证券服务者的法律规范群,这正是走向金融服务法单独立法的现实起点。我国应吸取各国资本市场统合法的立法精神,逐渐确立以下原则:①由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金融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业、客户(专门、一般消费者)为标准对金融功能进行分类;②扩大有价证券的范围;③强化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通过说明义务的强化、适合性原则的引进、未邀请劝诱的禁止等投资劝诱规制、投资广告规制、防止利害冲突机制的引进、扩大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主体的范围等多种制度来寻求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强化。①
三、中国的选择――金融监管模式的谨慎稳健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的激进创新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笔者持有“谨慎中求统一”的观点,即在金融监管体制问题上,中国应保持谨慎稳健的态度,而在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问题上,则可以激进的态度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
(一)关于金融监管体制问题。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是改良主义的路径。目标型监管虽然比功能性监管更容易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但其在解释上具有不确定性。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还很不完善,在创新过程中,相关金融监管机制远远未能跟上。我国在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同时,必须探寻防控金融危机的法治路径,加强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所以中国更适合按照功能型监管来构造统一的大金融监管模式,即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予以合并,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金融市场实施统合监管。②
(二)关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力求构筑以各种金融投资商品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金融统合立法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金融统合立法的核心或基础,是创造或引入了“金融投资商品”的概念。我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还很不完善,在创新过程中,相关金融监管机制远远未能跟上。国家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法》,逐步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法制体系。
综上所述,金融监管模式的谨慎稳健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的激进创新有机结合,应该是我国金融监管领域改革的有效路径。无论模式选择如何,我们都应该在横向规制与监管目标的理念与原则指导之下,进行探索与思考,这样才能跟上时展之潮流,确定适合我国的解决方案。
金融监管模式，即金融监管组织结构或金融监管制度结构。金融监管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主体组织结构、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等。狭义的金融监管模式指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本文探讨的是狭义的金融监管模式。
2、金融监管模式的分类
任何一种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受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各国金融监管模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1）按金融监管对象划分
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不同监管对象，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监管机构，不同的金融机构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某一类别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无权干预其它类别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我国目前就实行典型的机构监管，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功能监管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如将金融业务划分为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监管机构针对业务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些业务经营的机构性质如何。其优势在于：第一，它可以根据各个业务监管机构最熟知的经济功能来分配法律权限；第二，以功能为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和盲点，避免监管混乱；第三，功能监管为公平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来看，功能监管是混业经营环境下金融监管模式变化的一个新趋势。
（2）按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划分
根据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分业监管是指在不同的金融业务领域内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包括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各监管机构在各自的权属范围内执行监管权力、履行监管义务，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统一监管指在一个国家只设立一家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其它机构没有这个权利和职能。分业监管模式和统一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分业监管模式的优点是:第一，各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的监管领域，具有专业化优势；而且职责明确，分工细致，有利于达到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第二，具有竞争优势。尽管监管对象不同，但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压力。分业监管模式的缺点是：第一，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行为”，即被监管对象有空可钻，逃避监管。第二，从整体上看，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规模不经济。第三，容易出现“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而统一监管模式的优点有：第一，从规模经济角度来看，统一监管模式既可减少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的成本，也可更为集中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技术和资源。第二，统一监管机构更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可更有效监管被监管者所有的经营业务，更好地察觉其风险所在。第三，统一监管可避免多重机构监管体制容易引发的不公平竞争、不一致性、重复监管和多种分歧等问题。第四，统一监管机构职责明确固定，可防止不同机构之间互相推卸责任而导致的“监管真空”。统一监管模式的缺点是：缺乏竞争性，易导致。
二、国外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目前，国际上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维持分业监管的国家正在逐渐减少，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正向统一监管组织结构模式过渡。本文选取了德英美三个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就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与调整进行比较分析。
1、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国际比较
（1）德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英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统一监管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3）美国：混业经营基础上的伞式监管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主要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由联邦或州的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国外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对我国的启示
过以上对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在我国金融经营模式日益走向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对我国有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表现为：
（1）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本国的国情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发展的历史，并没有一种理想的、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任何一种金融监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受该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其它国家的东西。
（2）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其经营模式高度相关
从以上德、英、美三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监管模式的选择要以金融经营模式为基础，监管模式的变迁大多也是基于经营模式的变迁，一般要保持经营和监管的一致性。
（3）以金融立法来确立并巩固新的金融监管模式
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实践表明，新模式每一次之所以能得以成功确立实施，并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是因为各国都从金融立法上给新模式的确立实施提供保障。
（4）强调监管当局之间、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英国由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美国改分业监管模式为伞形监管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传统分业监管模式下，在对跨行业金融产品进行监管时，各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非常困难，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递也得不到有效的防范，监管效率低。
三、德国模式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鉴于德、英、美三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背景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将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1、全面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保证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避免风险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相互传递而设立的。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金融一体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面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原因有：
（1）分业经营抑制行业间的竞争分业经营模式
以法律的形式在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划清了业务界限，阻止了资本在金融各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使得金融业间的竞争局限于金融各业的子系统内，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间难以开展业务竞争，竞争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从而降低了金融业资源配置的效率，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牺牲了金融业和各金融机构的效益与国际竞争力，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2）我国政府在法律政策上对经营管制的不断调整和松动
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实践是在法律与政策的夹缝中开始的，之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与时俱进，为了鼓励金融各业相互渗透，不断推出一些松动原限制性规定的管理规章，为综合经营的迅速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明确允许和立法上的肯定。
（3）混业经营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我国金融业已对外全面放开的情况下，我国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外金融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在这种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体系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4）分业经营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金融机构同业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争夺客户，其经营水平的优劣也主要体现在服务的便利、准确和高效，如果你不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这种金融机构就不具备竞争力。金融机构若想全面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和竞争力，就必须改变陈旧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建立新型营销模式，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
（5）电子、通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为混业经营创造条件
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机构降低混业经营成本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其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数据处理成本与金融信息成本，提高了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张能力，使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原先不敢进入或无法进入的非传统领域，扩大了金融工具的交易范围并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毋须质疑，金融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的发展最终会突破分业限制，为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奠定基础。
2、我国现行分业监管的弊端
我国采取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运行模式在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改革和发展，促进了社会稳定。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强，这种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1）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自成系统，仅关注各自特定的金融机构，对于跨行业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于缺乏权责的明确界定和职能的严格定位，在实际监管中不是相互争权就是相互推诿责任，极易导致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不仅增加了监管成本，也严重影响了监管效果。
（2）各监管主体之间沟通协调难度大
由于三大监管机构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在行政上均为独立监管的正部级单位，这样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约束把各自的信息向对方披露，信息共享程度低；同时，当发现问题时，确定由谁牵头、谁作最后决定等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3）分业监管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跨行业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但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一项跨行业金融产品推出时，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丧失了创新产品的优势。
1.绪论
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多，如何选择一种既符合当今时代要求又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成为目前的研究焦点。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Peltzman(1976)深入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管制供应的，Posner(1975)认为，监管者的存在都是由利益集团造成的，“监管”名义上为公共利益服务，实际上为特定利益集团做事。Giorgio等（2005）提出，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协调主要采取功能性监管模式；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引起了普遍关注，Masciandaro（2007）、Cihak和Podpiera（2008）、Masciandaro和Quintyn（2009）等学者集中讨论了统一监管是否能仅仅依靠央行进行。针对混业经营，Claudio Borio（2003）提出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才能避免金融不稳定性，Ranee Jayamah(2007)提出更实际的方法是监管当局之间更紧密的协调。张强、王忠生（2004）认为我国的分业监管协调合作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制度安排。李连友，罗嘉（2008）提出应基于协同学来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李明凯和杨富玉（2009）提出需要构建金融协调监管服务平台以实现“资源共享、协调合作、标准统一”，研究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以及三个分业监管机构之间应如何协调。
论文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论和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借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建立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
2.金融监管的分类及层次
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和集中监管（统一监管），二者各有利弊。分业监管是指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完成，非常适用于金融业务专业化分工经济体。集中监管指一国所有金融领域活动都由某一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监管的优点在于适合金融混业经营，合理配置监管资源、获得监管规模效应、降低监管成本，消除监管真空与重叠，有利于监管协调。但集中监管体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内部组织结构安排的合理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和专业化监管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那么，集中监管体制也会导致分业监管的一些弊端。
由于任何单一监管模式都存在不足，而金融监管是一种全局性的行为，金融监管目标因此也是多重的，既要关注安全，也要关注效率。因此，无论是集中监管还是分业监管，在实践中都需要一种矩阵式机构模式。金融监管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关注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是否和谐一致，整体上是否有效率。金融监管协调可分为金融监管理念的协调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两个内容。而后者又至少分成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如果是集中监管，就表现为机构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二是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协调。
3.金融创新视角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从量上看，我国金融创新无论是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量，还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都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从质上看，我国金融创新种类贫乏，创新层次低。我国金融创新水平落后，产品匮乏，数量有限，也间接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全、结构不平衡、金融机构之间以价格竞争为主、金融机构盈利增长空间有限等一系列问题。
3.1分业监管模式，协调存在问题
我国目前是典型的分业机构监管模式。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由银监会监管，证券公司由证监会监管，保险业由保监会监管。他们之间设置监管联席会议，协调相互的关系。但是，联席会议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金融监管协调在制度建设与实践操作中都存在问题；对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监管体制设计中对金融创新存在监管真空；部分企业集团公司控股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但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没有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和适用法律，只有在金融控股公司出现风险时，如处置德隆集团问题上，事后性的一事一议，没有完整制度化条文可遵循，更说不上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设置科学、合理的防火墙。
3.2协调机制的缺失对金融创新的不利影响
监管真空的存在以及协调机制的缺失，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现在的监管体制以及合规性的监管理念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缺乏监管疏导，会诱导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更强调盈利性、忽视安全性，当创新业务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易引发较大的风险。这种起源于监管缺失的风险却会被完全的附加在在金融创新活动自身之上，放大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创新总是伴随着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风险的手段是通过合理监管以及完善金融创新活动来使风险最小化，或以金融创新收益弥补风险。但由于我国对跨行业金融创新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当出现风险时，这些地位不明的创新很容易被“一刀切”的禁止，而不是找问题寻方法以规避风险。例如汽车借款履约保险出现大面积风险后，车贷险条款费率就被监管部门废止。
4.美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国际经验
4.1监管模式
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一体化法》创设了独特的伞形功能监管模式。具体的说，对于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处处的裁决权等；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FED）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监管结构如伞形，因此也被称为“伞形监管”。
4.2协调的制度安排
法律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划分有明确的界定。例如联储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在必要时对其银行、证券或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若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有限制监管不适当时，可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为避免重复与过度监管，联储必须尊重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不同附属公司监管当局的权限，尽可能采用其检查结果。美国分业监管模式非常强调事前协调、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构。
4.3信息收集、交换与共享方面的制度安排
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报表格式和要求，五家监管机构监管对象的常规数据和报表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统一收集。各监管机构不仅共享数据和信息，而且共享检查、调查报告及其与金融机构的往来文件。例如银行监管机构有义务应SEC的要求向后者提供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有关信息；SEC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联营机构进行监管时，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可以满足其监管要求的、由另一监管机构提供的报告或检查结果。
4.4检查职能
OCC负责监管国民银行，联储监管州注册会员银行，FDIC监管州注册非会员银行。各监管机构根据以上分工对监管，或联合进行检查。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对名监管机构的检查活动进行统一和协调，以减轻被监管机构的负担。
4.5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美国监管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协调机制的设计应遵循权责明晰、减负高效的原则。
第二，信息收集实行分工并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第三，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协调机制的运行。
第四，成立专门的机构执行协调职能。
第五，联合检查和委托检查相结合。
5.促进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对策研究
5.1协调机制建立的原则
第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应体现审慎的监管理念。
第二，协调机制中分工的模式的出发点应从机构监管逐步转为功能性监管。
第三，协调机制的设计应是多层次、动态的、全面的体系。
第四，协调机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5.2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较大的漏洞，因此，在设计监管协调机制之前，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两者是不可分的问题。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中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因此，建议采纳美国的伞形监管体系，由中央银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监管，在人事安排上，可以借调三大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另外，由于我国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在行政级别平等，因此，四者间的协调应额外设计一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派出人员参与其具体工作。监管模式的改革如图1所示。
5.3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除了需要监管模式的改革，还需要制度上的安排。具体如下：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规定，使监管协调合作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实施细则和相应制度安排。
5.4协调机制的具体内容
（1）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主监管机构的责任
依据功能性监管原则，对交叉性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应根据具体业务性质或不同业务相对重要性来确定。规定出现交叉业务监管时，监管优先顺序与仲裁程序。
（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整合适应金融监管机制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各监管部门负责采集的数据对象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信息传输系统，建立信息传送制度和成本分摊的原则。
（3）建立多层次紧急磋商机制
在央行和三大监管机构之间应建立多层次紧急磋商机制，以处理紧急和难点事务。为应付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至少应建立中央与省级两层次的紧急磋商机制，及时的对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进行风险评估与监管职责的设定。
（4）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
各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时要进行协商，避免规则冲突。具体的讲，在各监管机构讨论制定规章时，应邀请其他监管部门旁听，当出现矛盾内部不能解决时，应根据争端解决机制向仲裁机构诉求解决，实践当中可由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来担当仲裁者。
（5）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和签署备忘录制度
联席会议常规化，由人民银行、三大监管机构、财政部组成，并轮流担任主席。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别设立秘书处，负责收集有关监管信息，建立监管信息库。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对于法律没有明确，存在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事宜，以及法律中难以细化的协调合作事宜，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来明确，必要时实施联合监管。
6.结论与启示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作者:张天赐 张良彬 何鹏辉 赵 飞 王长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58-01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变迁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都高度集中。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得到纵深发展，金融风险不断凸显，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从集中监管到分业监管的变迁。
1.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为唯一监管者的金融监管体制
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人行对专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建立起以人行为唯一监管者的金融监管体制。
2.“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建立
199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转变职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信托业实行分业管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规定人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分业经营的金融管理体制。
3.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协调
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商业银行被允许设立基金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保险业和证券业也开始涉足银行股权投资，银行控股集团、金融控股集团出现，初步形成了综合经营的格局。为适应这一趋势，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随后，2004年银监会牵头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2013年人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经验借鉴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充分考虑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前提下，对既有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改革，更加注重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央行监管职能得到强化。
1.美国
美国在危机后建立了“中央银行为核心、中央银行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行业金融监管机构等相协调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使得美联储原有的监管权力得以大幅加强和扩展。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权在不断强化。
2.英国
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建立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以提升公众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信心。在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下，监管机构除央行外，还包括金融政策委员会、金融行为局和审慎监管局，其中央行掌握更全面的监管信息，能够及时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干预和应对，提高了决策有效性。
3.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双峰”理论在实践中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互独立，从而有助于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双峰监管”使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得到充分体现，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相关建议
1.构建由央行牵头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挥微观审慎监管功能
央行宏观审慎监管立足于稳定金融系统，以限制系统性危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微观审慎监管则着眼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旨在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风险来保护储户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
2.推动金融监管模式向功能监管转变
短期，统一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行椋加强投资者保护；中期，建立集中备案、集中监测的统一平台，实现对各类金融产品发展规模和运行风险的统一监控；长期，实现彻底的功能监管，由单一机构对金融系统进行统一监管。
3.处理好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将行政审批、发展规划制定的职能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分开。行政审批、发展规划部门应专司制定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路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金融监管部门则专职从事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对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防范的职能。
4.建立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处置体制
构造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信息共享、风险处置、业务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义务，强化制度约束。建立人行分支机构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双牵头的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在中央没有对口联系部门的问题。
5.加强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标准化、流程化建设
加强监管的流程化、规范化，明确现场检查的工作流程和各项规范，优化监管程序。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提高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力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与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就金融创新适用会计准则、法律规范等问题的定期交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