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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08-02
一、空间经济学的产生
空间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田昌久（2004）回忆了空间经济学诞生的过程[1]：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核心-边缘”模型这一空间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模型。几乎是与此同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维纳布尔斯也开始将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藤田昌久在波士顿召开的北美地域学会上认识了克鲁格曼，两人于是开始了合作研究。经过近5年的努力，他们三人完成了对空间经济学初始阶段的研究。1996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们商定将三人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本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统的专著。从那一年的6月开始，他们通过3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由三人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并于1999年出版发行，标志着空间经济学的正式成型。
二、空间经济学溯源
空间经济学的产生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产生的初期，先贤们就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了。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历史性巨著《国富论》中，以及在后来的大卫·李嘉图还有之后的卡尔·马克思都把地理空间和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分析，并没有忽视空间这一客观存在的因素。追根溯源，应该说德国的古典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源头。德国学者杜能通过自己亲自经营农庄10年，来研究德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并于1826年发表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这标志着区位论的开创。在书中，杜能认为货物运输的花费将消耗一部分李嘉图经济租，他还开创了城乡联系研究的范式，其提出的“杜能圈”成为了区域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于杜能的开创性的贡献，他被著名的区域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称为“区位论之父”。
到了19世纪末，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时，资本主义也正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铁路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引发了产业转移和工业布局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研究区位论的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19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劳恩哈特（Wilhelm Launhardt）利用“结点原理（node theorem）”对区位的分布问题进行了几何求解，并首次提出了基于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的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区位择优问题。在劳恩哈特之后，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出版了《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一书，这标志着工业区位理论得以开创，这也使韦伯成为了第一个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韦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般区位理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他将影响区位的因素归纳为区域性和集聚两类因素，他认为，工业在区域层面上如何布局，受区域性因素的影响，而厂商在区域内何地集中，则受到集聚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这一地方一定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均衡的结果[2]。
1933年，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专著《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系统地阐述了中心地理论。后来的奥古斯特·勒施于1939年出版了《空间体系经济学》一书，勒施创造性的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并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以及市场区位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发表了《区位和空间经济》（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前人的研究整合成为一个较为容易处理的框架，区位问题被处理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即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这是艾萨德的开创性的贡献[3]。作为西方区域经济学创始人的艾萨德反对在一般均衡分析的过程中不考虑空间因素，而主张将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艾萨德尽管最终也没有能将空间因素成功地纳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但他却成功地开创了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区域科学。1964年，阿隆索（W.Alonso）在其出版的著作《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与杜能的模型相比有了相当的进展。
1969年，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其专著《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科的兴起。该学科将城市系统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列为了研究对象，但是与杜能模型一样对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没有能给出很好的解释。特别是模型中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削弱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三、空间经济学被成功纳入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
空间要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被成功的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对此保罗·克鲁格曼有一个非常贴切而形象的表述，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厂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找到研究空间经济学正确的方向，这也正如地理学家没有去认真研究山脉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并没有可以能很好的解释山脉成因的模型一样，经济学家没有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深刻的认识到空间因素还无法纳入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中[4]。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1977年才得以彻底地改变。这一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他们为剑桥大学的罗宾逊（J.Robison）和哈佛大学的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近乎完美的模型表述，该模型被称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这一技术工具的提出为把空间要素纳入主流的分析框架成为内生变量提供了可能。
四、空间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一文，创新性地在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运用了规模收益递增与垄断竞争的分析工具以及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运输成本”（萨缪尔森认为可以想象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像冰山一样“融化”了一些，最终到达目的地后这些损失的部分就是运输成本）交易技术来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提出了“中心-”模型。此后，通过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1999年出版了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2年出版了藤田昌久等人的著作《聚集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2003年出版了鲍德温等人著作《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2005年出版了森知也和亚历山德罗的《技能、集聚与分割》（Skills，Agglomeration and Segmentation），还出版了亨德森和蒂斯主编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4卷《集聚与经济地理学》（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至此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结语
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者试图将空间要素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克服了技术障碍，而保罗·克鲁格曼所提出的“中心-”模型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并经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1] 陈建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4.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J].经济研究,1982(2).
[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快，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在整体上逐步趋于均衡，但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仍呈现起伏不定的变化态势。[1]基于此，决策层将“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政策的提出是诸多逻辑的沉淀。
本文重点研究经济理论引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经济逻辑：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切入点
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具体来说，公共产品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界定、分类以及特征分析；资源经济学理论中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市场供给与需求相对均衡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探讨等等，在以公平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植入教育领域，以此为切入点，在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逻辑。
（一）从公共产品“需求差异”到“转移支付”
在经济学意义上讨论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是其经济逻辑的出发点。义务教育是属于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学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而公共产品最显著区别于私人产品的两大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我国的义务教育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制度，其强制性和免费性的特征表明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时享受义务教育，而且也不存在因某人未支付费用而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表现出纯公共产品属性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各个学校受地理位置、办学历史、经营管理能力、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学生容量，质言之，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不可能为零，这样只能归为准公共产品。
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受“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其受益范围必定局限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不同区域差异明显，对义务教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千差万别，这就表现出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共物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的存在理由。”[2]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社会收益明显大于个人收益的特点以及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必须由政府充当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其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造成了区域的“需求差异”，再加上信息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应当由基层政府承担义务教育实际的供给服务。然而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来支撑义务教育的供给必然会反映出因财政能力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区域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经济逻辑。然则，正如前面所述，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既具有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地方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的供给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财政上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更贴近于当地人民教育需求的服务，而考虑到地方财政能力差异以及财政投入不均衡是我国区域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给予补助或转移支付是当前世界各国为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均衡化，进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采用的常用手段。
（二）从“资源优化配置”到“供求相对均衡”
在资源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认识，人类的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里的稀缺并不仅仅指某样东西数量稀少，而应该这样解释“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间的关系”[3]也就是说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的。在这种资源有限与人类无限欲望的矛盾下，要如何将这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以达到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均衡，经济学中的资源分配理论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而正如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说“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4]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资源的配置率为核心，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帕累托最优”来衡量经济效率，即资源配置处在某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差，这种配置状态被认为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帕累托最优”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在现实条件约束下以“帕累托改进”为途径追求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优配置。
教育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样以资源配置的相对均衡为核心。早在1997年范先佐先生就谈到“在教育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需求，以求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5]义务教育资源同一般社会资源一样，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具有稀缺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义务教育资源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义务教育资源特有的投入产出复杂性、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所具有的较强外部性、投入回报的迟效性和长效性等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帕累托最优”来衡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两个基本价值坐标，与经济学中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目的不同，义务教育的均衡应将教育公平作为追求效率的前提。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均衡，因此，作为义务教育资源核心投资主体的政府，必须以确保每个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为前提，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逻辑，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高配置效率，最终达到义务教育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
二、以经济理论为切入点，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就是要平等地对待相同的，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的，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国家不仅从教育基本资源、基本条件等方面给予了薄弱地区同等对待，还从经费投入、政策制定、教师发展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倾斜。但仍可以看到，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以经济的理论指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政策的引领。国家、地方要继续在政策制定上给予指导和要求，特别是经济政策，有政策纲领，才有行动的依据，也才有行动督导的依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能促动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认真落实教育均衡，认真缩小区域义务教育的差别。
二是建立省级统筹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机制。根据“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这样，不同区域教师绩效工资高低，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悬殊差距，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财政能力薄弱，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强，这样，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差距必然拉大。只有通过省级统筹，使全省范围内的教师实现工资福利大体均衡，才能有利于艰苦边远不发达地区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三是经费的优惠和倾斜。要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在经费的投入中，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基础，创新不同的投入机制。通过投入的不同，缩小区域义务教育在教师、设备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巨大差别，促进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均衡发展。其次，要极大提高薄弱区域教师的待遇。薄弱区域，一般都存在地理环境的劣势，工资待遇的低少，为确保教师留得住，请得进来，应拓展教师供给渠道，加大教师供给，工资福利、住房、发展环境和机会等方面对薄弱区域教师更大的优惠和倾斜。
四是大幅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目前，边远、贫困地区教师津贴普遍偏低，公务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而农村教师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是由县级财政负担，保障程序大不一样。为此，国家要建立和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并根据偏远程序、人文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设定一个系数，实现越艰苦特殊津贴越高，从而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到艰苦地区任教，从而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师资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需要教师有相应的知识去运用，新的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先去学习和理解，教育的优先发展依赖于教师水平的先行，教师需要通过定期“充电”来不断的学习、更新知识。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国家始终将师资培训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并严格落实到教育管理和经费保障的各个环节中。但是，由于艰苦边远地区，优秀的教师不愿进来，留下的教师整体水平不及优势地区的教师，所以，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让这些教师有更多的“充电”，有更多的学习培训，无疑对促进区域教育均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翟博，孙百才.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证研究报告[J].教育研究，2012，（5）：30.
[2]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激发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基本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指导理论地位的体现，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理论。
第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这一理论观点为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财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明确提出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这同样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攻坚阶段重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二，货币理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流通量由待交换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进入资本主义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第三，剩余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为任何社会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价格的劳动成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形式体现和存在。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剩余劳动存在，形成以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税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再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得，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之一。
第四，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在于按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中介作用实现比例的平衡；但实践上，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和盲目性，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比例，来形成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伴随着国际贸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在为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还有效的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参入国际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凭借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内扩大内需，对外谋求合作共赢，使我国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规避市场经济弊端具有实践价值
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的市场经济弊端。做好市场经济顶层的制度设计，抓好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结合，弱化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l展。当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执行的落脚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消除损害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创新，促进协调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科学划分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强化社会救助帮困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的消费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发展经济学理论面临的危机分析
经济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其发展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围绕发展这一核心，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由此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领域。但是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产生至今，发展经济学理论大致经历了两次理论危机，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两次危机出现的具体背景进行分析。
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是正处于二战后，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处于战后破败不堪的情况下，当时有一批经济学家希望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提并论的新型经济理论，即后来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思路”。他们希望能将这一新思路应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去，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注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僵化、发展失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结合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尚处于殖民统治下没有解放出来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衡的问题都归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生产为主等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的主张，推行“唯工业化”、“唯资本化”以及“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这些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恢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使得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当时盛极一时。
紧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出现了。第二次危机的出现，给经济学家们带来了真正的问题，一大批经济学家陷入到了对发展经济学发展前景的担忧，他们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就要结束了。这些负面消极的思想直接导致他们总是在发展经济学的体系和解决途径上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两者虽然都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主要致力于发现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的矛盾，但是由于方法的偏颇使其适应性较窄，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理论虽然批判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弊端，但是由于其无法提出确定的发展政策，自身也难以继续发展。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 ， 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三、结语
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由于会计和经济学本身关联极为缜密，所以在新时代下微观经济学不断改良背景下，一类创新形式的财务管理理论开始在现代不同业务类型、规模的企业中得到大力推广沿用，特别是在资本预算、资本结构和股息决策作用下，令现代企业财务决策逐渐构筑起完善形式的实证理论。由此看来，针对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在企业革新发展路程中的应用细节，加以系统化论证，是凸显日后我国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绩效水准的必经之路，因此应该引起相关企业主管的全面关注。
一、经济学革新发展的整体历程考察研究
经济学发展持续经历着四个历程。相关细节内容将具体如下所示：首先，便是经济学科初始性衍生历程。具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重商主义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交互式作用下衍生变革的。持续到16世纪过后转变为一类独立形态的学科内容，随后更在19世纪上半期顺势延展出多元化经济学派别，其中研究成就最为丰厚的莫过于，马尔萨斯和萨伊发表的结论。其次，时限维持在19~20世纪70年代，并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革新速率不断加快，同步状况下令传统形式的经济学产生强烈变动迹象，包括边际分析方式、价值论、历史和制度等学术研究团队得以壮大，其中成就地位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且在二战结束之后被整改定义为微观经济学。再次，主要是持续到20世纪末，在该类研究阶段中，包括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理论广泛交织，尤其是经过创新形式的制度经济学支持作用下，一时间令经济学赢取了更为强劲的深入拓展机遇。最后，便是21世纪初期持续到现阶段，正是在新时期网络信息技术影响范围内，包括不同类型经济学科内容得以大范围吸纳融合，为现代企业可持续运营发展提供极为丰富的指导性线索，特别是理论、应用经济学内容，如今更是在我国异质化产业领域之中得以深度开发拓展。
二、财务管理相关性理论内容和关键性发展细节的解析
涉及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在传统形式的会计和制度、宏微观、产权经济学体系架构之中转变而来，同步状况下更得到统计、概率、运筹等专业学科理论基础的指导辅助功效。正是在此类复杂化历史背景控制范围内，资产组合、资本结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市场监督管理实效、期权定价等学科内容相继衍生，这部分财务经济理论经过长期的创新调试，将愈加清晰地映射出微观经济学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沿用中的特殊支持贡献形式。至于后续的内容便是针对此类财务管理理论模块和经济学革新发展的紧密关联程度加以精细化校验评估：
（一）财务经济学的概念和核心存在意义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细化为基础性和应用性理论两大结构单元，其中基础性财务管理理论，就是在上述强调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下延展而来；相比之下，应用性财务管理理论，主张针对企业财务一切财务控制实践模式加以全方位关注。透过宏观角度观察，财务管理理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学体系下的厂商，企业投资结构和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效应等，呈现极为显著的趋同迹象。由此可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确是透过微观经济学中演变发展而来，尤其是在财务资源供应量不足和主体理性操控环境下，有关以往时刻出现的企业财务资源筹资、沿用、分配、回收等限制性危机，可以深度沿用诸多经济学优化模型和均衡调试手段予以消除。整个工序流程中，市场监督控制体制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掌控效用，不过其初衷始终是为广大企业赢取合理数量的经济效益。
（二）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下的核心指导性内容
以上诸多历史经验验证，正是在多元化会计和经济学学科支持作用下，企业财务监督控制理论内容才得以不断健全修缮，其间具体沿用的经济学内容，主要包括微观、宏观、制度等类型经济学内容，并且经过现代丰富的概率、运筹学专业学术成就交织影响下，令现代财务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单纯拿马克威茨和其阐述的资产组合理论为例，其具体衍生时间在1952年，研究历程中灵活地支配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在后续阶段中联合原有理论结构令资产组合内容得到不同层次的丰富。之所以称其为资产组合理论，就是因为其主张联合众多投资商家决策，进行对应资产灵活配置，这类现象则完全可以理解为现代有价证券投资概念的初始形态。其督促各类投资商家时刻保留独特的发展视角，可以利用不同技术途径精确化验证评估市场一切投资风险问题，进一步为后续资产资源有序分配、融合，提供愈加宝贵的校正性意见。
三、结语
依照以上内容论述，财务管理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确存在深刻的依赖关系，如资产组合、期权定价和市场效率等理论内容，都可以说是现代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科学性的标准性指导线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环节中，需要愈加灵活地沿用经济学和财务管理中的各类关键性理论内容，至此将财务资产支持效用发挥到极致状态。
作者:李可欣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吕文文.探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1（02）：90-105.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公路管理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一部分，高效科学的公路管理是确保城市公路交通顺畅的保障。在社会经济大发展背景下，我国公路管理应该加强现代化建设，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一、我国公路经济管理存在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管理现代化就是公路管理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结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坚持市场经济主导，对传统公路经济管理进行更新换代，让公路经济管理跟得上现代经济社会。经济管理现代化给我国公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竞争更加激烈的现代化经济环境，我国公路就必须重视经济管理现代化，正确分析公路管理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我国公路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分析
详细来说，我国公路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第一，市场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公路管理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为生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随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我国公路管理获得的生业机会也在持续性增加，为公路管理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第二，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我国公路管理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我国公路在经济管理中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获得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济管理信息，帮助我国公路自身经济管理完善奠定了基础。另外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公路经济管理机制自然离不开市场经济的经验，所以公路在经济管理中需要不断总结归纳已经成形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经验，促进公路经济管理效率提升。
2.我国公路管理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我国公路经济管理在全球化经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有着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样也面临着挑战，详细来说主要包括：第一，我国公路经济管理现代化程度不高，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期发展，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我国公路发展程度还相对比较落后，在进行公路经济管理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需要不断提升公路现代化经济管理水平，实现整体性发展。
第二，我国公路经济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际大企业融入我国，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必然会给我国公路带来很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我国公路管理更新换代。因此我国公路应该在经济管理现代化进程中充分重视对经济管理中存在的复杂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出公路经济管理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促进公路管理持续健康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分析
本文从管理思想和管理组织两个角度分析公路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1.管理思想的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现代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解释，管理思想现代化就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思想现代化也是经济管理的基础，详细来说主要包括：
（1）从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发展
科学管理与传统经验管理相比存在着一定优越性，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科学管理也暴露了很多非人性化矛盾，这样就需要公路管理发挥创造性劳动。上个世纪80年代公路管理文化理论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成为公路管理的最新发展理论，主要内容在于通过研究人的心理、生理等来激励员工的行为动机，带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公路管理领域，以上这种思想就是人本管理理论，是管理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根本来从事各项管理活动。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价值观、创造性等人为因素在公路管理中凸显出了自身的重要性，使管理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人力资源也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本主义思想也被广泛传播，目前人本管理理论已经成为公路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2）经济管理的重点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发展
公路经济管理的内部对象也会从以人为中心向以知识为中心转变，这也是由于知识时代的产物。根据知识经济理论可知，知识是公路管理发展的重要资源，创新是公路管理的核心和主旋律，所以公路管理再造是一场管理革命，公路管理实现更大发展就必须加强知识和技能学习，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发展，更为注重公路管理发展战略、资源、测量分析改进等内容。另外一方面，公路管理在经济管理中还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主动查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精益管理理念为核心，实现公路经济管理卓越发展。我国公路管理实现卓越管理还有一定差距，重要原因就在于还没有完全实现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的转变，公路管理发展战略、规等还没有成为公路管理发展的核心，公路管理还没有深入到各个细节进行查漏补缺，导致公路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缺陷，所以应该主动查找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改进的有效对策。
（3）经济管理从生产者导向和技术导向向顾客导向发展
公路管理实现卓越管理发展就必须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等，详细来说主要包括：首先是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形成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由消费者需求决定市场走向。其次是环境对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环境变化，准备把握环境的变化趋势，这样才能够抓住环境带来的机遇。再次是市场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全方位、新观念等，导致公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最后是管理技术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带来公路发展的更好机遇也成为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2.管理组织的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管理组织现代化就是公路经济管理应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求，能够在组织方面保证管理的效率，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组织保证。管理组织现代化促进经济管理向民主化和高效化方向发展，详细来说主要包括：
（1）组织结构扁平化
我国公路管理传统组织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命令自上而下，权威是管理的基础，维护权威是重要的管理原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界限比较明确，二者是智慧和服从的关系，这一组织结构限制了个人的能力学和积极性发挥。随着知识重要性的提出，人才成为公路管理发展的基础，所以必须让员工参与到管理中，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就需要建立自我管理的网络组织，让员工在这一结构中成为自我控制的知识型人才。公路管理员工在这一组织结构中将信息和技术相结合，具备敏捷的应变能力，也有着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会由于管理层次的减少而呈现扁平状，管理也不是生产的基本动力，员工才是公路管理发展的真正原动力，管理层次在这一新型组织中必然会减少。
（2）管理方式民主化和决策重心下移
组织结构扁平化会导致决策重心下移，管理方式也更为民主。决策重心下移就是充分吸收广大员工的意见，让他们成为公路管理决策的重要力量，同时能够使广大员工感受到自己主人公的精神，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能够得到发挥。管理方式民主化就是不再将上级领导的指示作为不可变更的规划，而是加强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互动，加强员工和领导之间信息、资源的交流，坚持以员工为本，集思广益，共同促进公路管理发展，营造良好的公路管理文化。
（3）团队协作的普及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分工更为鲜明，团队协作也更加普及，分权化趋势也会带来团队协作的进一步发展，将团队协作精神上升为团队整体激励，减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区分，更加强调团队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随着任务的变化而任意组合，保证每个成员都能够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团队变化中也能够得到传播和共享。随着团队协作的开展，公路管理组织结构也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各个部门人员之间相互交换，生产、研发、销售等部门成员共同配合、协作，共同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公路管理效率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晓冬.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青年文学家，2012，17：276.
[2]刘彦文.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趋势概述[J].中国市场，2014，29：84-85.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环境学家开始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环境与资源问题，各国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使用经济激励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马歇尔理论――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文中提出“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的概念。外部经济，又称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指被排除在市场作用机制之外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主要指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马歇尔的区分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理论，虽然并没有提出解决外部不经济的有效办法，但是使人们注意到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系，注意到外部经济性与外部不经济的关系，为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如何协调这两对矛盾奠定了基础。
（二）庇古理论――庇古税
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阿瑟庇古在分析私人生产成本与社会生产成本时，接受了马歇尔的内部与外部的理论，首次提出“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两个概念。庇古这一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而使之企业内部化的设想构成了环境经济分析及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使用经济手段、尤其是资源与环境税收手段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哈丁理论――“公地的悲剧”
“公地的悲剧”理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于1968年就人口资源关系等问题提出的，该理论的含义是，倘若有一块草地是对所有放牧人都开放的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该块草地因资源耗尽而被遗弃。资源、环境具有公地一般公共产品的属性，任何一个牧人、企业或个人为了满足私利都可以从中无偿地汲取，或者无偿地排放，最终导致这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或者毁灭。人们开始深思如何防止“公地的悲剧”发生，必须维持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一致性，资源的使用与污染物的排放再不能是无偿的，这就是后来的污染者付费、污染者赔偿和资源使用等经济手段的应用的理论基础。
（四）科斯理论――科斯定理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创设了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法学，其理论的两大基石之一是科斯定理。科斯及其他产权学派代表认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只要明确界定所有权，市场主体或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或经济活动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即通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可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不但不排斥合作，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科斯定理构成了在解决外部问题中使用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的补救措施等市场手段的理论基础。
二、我国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循环经济在观念认识、制度环境、管理机制、技术支撑和外部推动力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政策可操作性差，与相关法规衔接不够，执行成本高，缺乏执行基础、有效的激励政策，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还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各行业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在政府层面上，缺乏有效的循环经济的激励体制。这方面的措施例如财税、价格、投资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非常缺乏，一些企业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意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加大投入。第二，在企业层面上，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是高物耗、重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营，导致企业污染环境，政府买单的“公地悲剧”。第三，在民众层面上，社会民众的循环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民众参与能力不强，以及参与形式单一，参与领域有限。第四，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滞后。循环经济立法作为一个全新领域，在国家逐步进行循环经济立法的同时，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地方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目标，并通过一系列的文件将这些既定的方针、战略固定下来，但真正能够体现循环经济内在要求的地方性法规并不是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法规是：《山西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云南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办法》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国家层面的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很好的立法经验。第五，缺乏有效的激励管制程序和监督与救济措施。程序欠缺，导致激励管制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本的增加；监督与救济措施不完善，导致管制主体滥用管制权利和管制对象滥用企业权利的行为屡禁不止。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激励制度
（一）政府绿色采购的激励机制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环境、资源问题越来越重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消费理念被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具有强大资金实力的政府采购在引导消费方向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建立，就成为一个国家确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尤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措施。所谓政府绿色采购，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再利用的社会公共目标为取向，有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然，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实施，需要有一定的配套制度与措施为前提。这些制度与措施构成了政府绿色采购的制度框架。政府采购的相对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府的扶持是有选择的，政府永远选择最需要扶持最有价值扶持的企业。这会给企业以无形的压力，督促企业不断地完善自己，把循环经济事业做得更好。
（二）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
绿色投资来源于绿色经济。“绿色经济”一词最初是经济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的，绿色经济的实质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必然要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步调一致，因此，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就被提出，称为“绿色投资”。在所有经济激励措施中，绿色投资是最能体现三重效益相结合的经济措施。因为绿色投资是以三重盈余原则为指导，追求投资回报的原动力促使人们要考虑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绿色投资的方向，必然要求投资对象产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个目标在绿色投资中有机结合，不可分割，从而达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完美境界。
（三）建立完善的节约土地价格政策的激励机制
我国土地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使土地价格真实反映土地市场供求和土地价值，反映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状况。价格手段在促进节约土地资源中的具体措施是：严格控制行政划拨用地范围，扩大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范围，减少协议出让土地的数量；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确定和公布制度，以及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健全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推进土资源的集约利用。
（四）财政补贴激励的制度
一是绿色投资补贴，即对投资者进行补贴，对投资者进行补贴的优点是可以调动投资者投向绿色产业的积极性。二是绿色产品补贴，根据绿色产品产量对生产者进行补贴。三是绿色消费补贴。如对太阳能设备、微型风力发电设备的购买者给予补贴，以促进清洁能源的推广。
（五）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通过提高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限制和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产品和设备。凡新建和改扩建工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包括合理用能、用水方案。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专业化和规模化企业进入循环经济产业，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可以维护市场的绿色秩序。
（六）健全激励制度的运行基础，构建强大的法律体系
1.足够的知识基础。激励制度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及社会公众能够大致了解激励制度运行的过程和机制，这就要求对循环经济的社会经济属性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与形成“成本―效益”为核心的循环经济观。除此之外，激励制度运行所涉及的各方无论是政府、公众还是企业，都必须了解自身在整个过程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以及司法权的范围和分配，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而且，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一方，还应具备制定用于判断激励制度运行成功与否的指标或标准。
2.强大的法律结构。市场机制与法制相互依存，各自运行都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激励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将市场机制引入循环经济之中，其有效运行必然需要一个有力的法律结构为支撑。激励制度所要求的法律结构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法律确认的有关环境资源的财产权利制度。这个财产权利制度需要权利拥有者能够排斥他人的使用并能根据需要转移权利、有效控制对权利客体的使用、完全接受有权利运行带来所有利益、并负担与其管理相关的全部费用以及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通过法律权威保证激励制度的正当使用。激励制度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方式必然表现为行政权力的实际运作，这就必然要求法律对其启动的条件、运作的程序、运行结果的评价与监督等方面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将其纳入规范和确定的行为模式，既要克服行政权力的恣为，同时也要力争避免来自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影响。
3.健全的激励制度实施机制。是指具备有效实施的标准、机制与程序，具体包括：制度实施的时机与态势标准，制度实施的程序标准，制度实施的检测标准，制度实施的监督机制与程序等。
4.合理选择激励工具。根据“丁伯根法则”，当决策者要实现某一数量的独立的政策目标时，至少应有同样多的政策手段。如果有效的政策手段数量少于政策目标的数量，其中的一些目标就无法实现。如果有效的政策手段数量多于政策目标的数量，则所有政策目标都可以实现，且有多种实现的选择途径。
（七）合理选择激励工具
合理选择激励工具的有效组合与运行方式，实现组合效益最大化多种激励工具共存的条件下，如何选择运用不同激励工具成为制度实施的关键。 笔者认为，不同激励制度应当综合运用。理由如下：首先要实现环境与经济目标，但只有有限的制度可以使用。这时，通常无法保证所有目标的顺利实现，相关的制度必须综合运用。其次，制度对目标变量的作用不是充分独立的，即使目标数量与制度数量相等，仍会存在不同目标之间的替换，影响制度的效果。再次，循环经济系统比较复杂，制度运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利用某制度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时，不能避免制度失效的风险，故不能过度集中地使用少数制度，应综合运用。最后，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一种制度运用往往既带来收益，也带来一些副作用，而收益的副作用常常不同时体现出来。综合运用可使他们互相补充，扬长避短。
一、前言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几乎和经济学有同样的漫长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和斯旺（Swan）于1956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假设，为经济增长分析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为了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象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的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总的收益递增，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边干边学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化，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和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这一理论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新的文献、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整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内生增长模型仍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本文将分别介绍这三种模型，并结合安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三种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描述
（一） 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AK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性质是不存在资本递减收益，这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简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Ak（1）
其中 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 是产出。（1）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量 ，可得到人均产出：y=Ak(2)
由（2）式可得资本平均和边际产品都为常数A，即：
（二）外部性模型
这类经济增长模型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这一类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即是模型中的K的函数,笔者以“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例进行说明:
1962年阿罗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理论。在阿罗的模型中，边干边学或知识被认为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同时阿罗认为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递增边际生产力，在知识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整体的每一个厂商具有规模不变收益，然而，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具有递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识是公共的，收益递增是外在于厂商的，所以资本和劳动按边际产品支付报酬，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个别厂商并没有考虑到其投资活动对这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而是将它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它的行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厂商一样。于是,通过干中学和溢出效应(或投资的外部性),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能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一旦经济中每一个厂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状态,但是一个厂商的投资行为能够创造的新知识可以产生出乎意料的外溢效应。所以这些由于个体投资行为带来的“外部性”使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水平得以提高。
（三）R&D模型
罗默（Romer，1990）开创并由格罗斯曼、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和阿格恩、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发展了R&D模型，从有目的的R&D活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专门用于进行R&D的部门，利用这个部门不间断地进行R&D活动，可以实现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通过引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并借助于溢出效应得到了内生增长。R&D模型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指出,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物品的两大特点:它是非竞争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部分排他性则为从事R&D活动的厂商提供了激励(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术的第一个特征,但没有抓住第二个特征)。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例如新行业的开辟),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例如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性”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R&D模型暗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活动提供了市场激励，一国劳动力越多，从事研发的人口越多,研发成果越能受到保护，经济增长就会按一定速度持续增长下去。人均产出与经济体人口成正比,越大的经济体越富有。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
总的说来,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表现为形形的不同增长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上述模型之一或这些模型的某种组合。一般而言,AK模型和外部性模型具有简洁、便于扩展和应用、易于进行计量检验的优点,R&D模型则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含义和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些模型,我们就能够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较适合于那些在总量水平上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教育、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等),R&D模型则比较适合于对产业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易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激励(相对易于排他)的经济活动的分析。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启示
2001年至2004年4年间，安徽省的GDP年增长率都高于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见表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利用1991年-2003年间中部六省和东部地区及全国数据，对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2006年），结果显示安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知识和技术进步对我省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省应该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和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推动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据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报告，知识和技术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劳动、物质资本）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实现经济的可持久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生产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省应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运行机制。摈弃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传播和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的渠道，FDI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安徽省应该利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不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积极吸引外商来皖直接投资。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增加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与我省临近的东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软硬环境较好，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外商投资将继续在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省在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要增加R&D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自主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度，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获得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大力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
在所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舒尔茨(1960)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可能在将来做出的贡献。财政政策在加强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应完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教育的优先与协调发展,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应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外部性模型中知识的外部性能否传递到其他经济个体，还取决于其他经济个体的接受能力，在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个体知识水平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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