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的生存问题成为全球性忧思。
一 一位美学客人，强大的挑战者
在人“诗意存在”的千年家园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它像位“大爷”似地宣布自己就是这座家园的合法主人，并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再坚持“反客为主”就要被扫地出门。于是钱竞在“生存还是毁灭”问题中坚持“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注：钱竞：《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在与王德胜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中，鲁枢元感慨：“我真的已经老了”（注：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钱中文在对“身体写作”的批判中唏嘘：“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麦克卢汉已经发出“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我要研究大众文化”的声音。我们确实看到在这场论争中，师生两代的对话对峙。
然而且慢，悖论是历史地构成的，无悖论则在历史之外。就是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文化的非悖论式叙述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路径。
2002年杰姆逊送中国的一个话题，即“当前时代的倒退”，他说：“最近几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对旧事物的回归或重建，而不是把它们彻底肃清。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一无疑就是贬低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激起了大量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的写作。然而，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
“当前时代的倒退”也就是从后现代倒退到现代，即我们所说“无边的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包容。这种“倒退”也就是前进，是为“走出后现代”，或走向“后现代之后”，是指走向被改写的现代性之核心——启蒙的理性。这些“倒退”现象还包括如罗蒂之为马克思张目，“破”字当头的德里达与哈贝马斯撰文支持欧盟“立”宪等等，“传统哲学的回归”必导致人文复兴，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必将在一个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此，关于文学生存的忧思便与在一个未走出物质和消费占统治地位时代如何在“回到伟大的经典”中保存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并创造美好未来的问题相联。
在新近这场美学、文艺学大论战中，我们往往发现在非学科化和非学理化的“攻方”与学科化、学理化“守方”之间两种话语毫不兼容，你说的是文学想象的“内视”特性，他说的是科技传媒时代摒弃文字语言之视觉图像对感官的直接冲击，因此在学科和学理的内部无法守卫学科和学理固有疆界，无论你说什么，它自“岿然不动”。把问题转移为“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之幽灵再现与“后现代真经（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使得问题更加模糊不清（注：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既然对手已经请来了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美学文艺学助阵，恪守单一学科疆界线便无法交锋。与这位“大爷”对话，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视野，因此不妨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多学科与批判性—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整合）和资源来辨别文化研究的“中国”异味（非批评之拥抱文化现状），是为“顺势疗法”。
在这场冲突的源头，德里达、布尔迪厄已经作古，文化批评大擘杰姆逊也将届耄耋。为中国少壮派理论新锐传授“后现代真经”者几乎都是西方的苍髯老者，表明这场论争的本质并不在于以“代沟”分割的“保守”与“开放”。一种认为文学是独立自主地封隔于其它社会生活要素的研究与把文学看成历史所展现的与社会经济结构和其它生活现象紧密地联系着的研究；以及一种把文化研究看作西方“后现代真经”用来“审美化”本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常生活，与把文化看成社会不同分层结构与不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的现象用以批判一切不合乎人的现实关系，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因此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冲突，而更是什么样的文学研究与什么样的文化研究的冲突。
有人把“本质主义元原理”与“批评”在文学学科中分开，断言只有“元理论终结”，批评方能“开始”，并将“文艺学”归为“文学理论”加以解构（注：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使我们想起了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并不存在一个体系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那只是经典作家们的“断简残编”之拼凑。在美学上也是如此，美学家们表明自己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也只是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言论片断，其中免不了大量的阅读盲点与阐释谬误。同时我们又可以想到作家们对文艺理论，也对批评的抱怨，认为它们不仅不能指导反而妨碍了自己的创作和灵感；当前的这场对“元理论”的挑战恰恰又以文学学科中的批评家们为主力。
19世纪以来的学院学科化建制和规范推动了各学科教本编纂的发展，对学科历史发展的基础与研究对象的本质审视加以总结，这就是所谓“元理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为古典时代终结后的新思潮，在文学和美学上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言论加以系统化，编写成各种教本推动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而社会思潮的起伏波动中旧教本的更新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批判从不受学院式学科化的束缚，然而他们自由思想之伟大发现从来没有离开过以学科划分的各领域的知识资源。对于文学，创作/批评/理论是不能断然分开的系列环节，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们在源头上大致是同步的。文学创作与作品与对它们的吟唱、阅读、鉴赏、批评同源，理论思维是对世界万物包括文学现象之求真探索。“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志”、“道”、“思”，即包括文学现象本身的思考，它们与“诗”、“言”同在。理论是批评的磨刀石，批评因理论而锋利，没有理论的批评如钝刀子割肉。所以“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的提法是荒唐的。
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文受到的挑战是全面的，是哲学的，也是美学和文艺学的，是理论的、批评的，也是创作实践的，因此把当前的人文困境描绘为理论单一的危机并不准确和全面。在“电传时代文学不复存在”中，终结性既是创作本文的，是批评的，也是理论的。创作、批评、理论要死大家一道死，除非三者都归顺于这同一“新的美学原则”之下，否则谁也别想通过消解另者存活自身。
二 鲍姆加登这本“经”怎么念？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如何界定存在许多歧义。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简称《评崛起》）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区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个区分的实质是人的日常生活首先体现在劳动作为谋生方式成为审美的活动与人的劳动成果被作为商品加以美化的包装到市场上出售之间的不同。王德胜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简称《辩护》）中指责《评崛起》用“炸油条”为例来说明以上区分“简单而粗率”，表现为“理论上的误读、误解的典型性”（注：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鲁枢元又以《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简称《再思考》）针对《辩护》展开了第二回合论辩（注：鲁枢元：《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同时，陶东风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指出，童庆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注：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第1月26日。）一文中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他所指不是一回事（注：陶东风：《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16日。）。为橘？为枳？是一个首先要清理的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本土首先提出的问题，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本土性，然而又由于“土质与气候”之别，在知识论上又发生“橘”、“枳”之别，“好吃，不好吃”之价值论混杂其中，于2003—2004年掀起了新世纪美学和文艺学界第一场大辩论。
“日常生活”之所以是“审美化”的，在于：（1）“日常生活”与需要、满足、消费、欲望、快乐这样一些感官功能的联系；（2）现代高新科技产业所带来的“视像文化”在现实审美中的作用；（3）视像的存在最为具体地带来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享受，“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的身体”。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是“直接”地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辩护》的作者在《视像与——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简称《》）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之要义（注：王德胜：《视像与——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的关键词是“感性”，借助鲍姆加登以aesthetics（感性学）来为美学命名这个方便不可不利用，既然已经请来了“美学之父”这尊神，那我们就要看看这本“经”念得是否真切。
《辩护》认为：“美学的对象，首先就是人类的感性和感性活动。这也正是当年鲍姆加登用aesthetics来命名美学（感性学）的主要原因。”尽管在《》中已把理性、理想、信仰以及一切与精神有关的东西弃若敝屣，而《辩护》又声称赞成“感性与理性统一”，但同时还指出：“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检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由此可见，其整个倾向仍然是感性，这个基本点没有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什么样的“感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作为感觉器官的功能与性质可分为两种，一是与认识相联接的，即听觉和视觉，这也是审美的感觉器官，据此可把审美划归认识；二是与欲望联接的感觉器官，如味感、嗅觉、触觉，它们不是审美的器官，也不是感性认识的器官。鲍姆加登的“感性学”即美学aesthetics的完整称谓应为他所说的“感性认识的科学”。他之所以要用此来命名美学确实是针对当时德国以莱布尼兹和沃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派别的。前者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是“明晰的认识”，感性的认识是“混浊的认识”，两者不能统一。沃尔夫认为美是对完善认识所带来的愉快，这种对完善的认识也是通过感性达到的。“完善”乃最高理性——神的目的之结果，是通过感性认识所达到的最高理性。鲍姆加登一方面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感到了他们的片面性，于是开始了德国哲学与美学把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的伟大工程。他对美学的命名便体现了这种意图。所以作为美学的“感性学”不是如《辩护》从这个字的最表层意思理解的那样：一，它在认识之外；二，它排斥理性。下面用鲍姆加登的一些话来证明：
（8）明晰的认识和混乱的认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这样，我们就可根据已经明确认识到的思维的基本法则，去调节那些首先以美为目标的认识。在此之后，明晰的认识就会更加完善。
（14）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也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
（22）普遍有效的美，特别是客观事物和思想的美……那种丰富、崇高的样式和动人的真理之光都使我们感到欣喜。
（38）美的精神还包括……只要与理想相类似的思维对精神的巨大生动性必然导致理智和理性的美，导致外延清晰的认识之间的联系。（注：鲍姆加登：《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版。引文所注条目序号与同一汉译本所标原文一致。）
正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所说：“鲍姆加登把莱布尼兹的‘混乱的认识’和沃尔夫的‘美在完善’两个要领结合在一起，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第280页。）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鲍姆加登在他的美学著作中从来没有把“感性”与“认识”分离开来，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指出，鲍姆加登给美学的命名还有一个意思，即“打算用他的新哲学科学去构成感性认识的一般理论。这种感性认识被当作逻辑的补充，二者一起被构想为提供全面知识的理论，他称之为gnoseology（知识论）。虽然他追随沃尔夫将之称之为‘低级能力’，但他的目的不是去谴责它的低级。”（注：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9页。）这恰恰与《辩护》顾名思义所理解的“感性学”相反。“感性（感官）认识到的完善”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完成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统一的起点，经过席勒的“游戏冲动”或“形式冲动”，康德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到黑格尔的“理念之感性显现”完成，都是以不同的表述在理性与感性统一的基地上对美学的界定。对鲍姆加登的误读以及对作为美学的“感性学”的误解，恰恰表明《辩护》所说的“感性”是非认识的，也是非理性的，也就是非美学的。这样的“感性学”可以是“欲望学”、“快乐学”、“消费学”，而不是鲍姆加登所命名的美学。虽然《辩护》也说什么“反对单纯的感性享乐、欲望追逐是应当的”，那只不过是幌子，从《》一文所说“的征服性效应”可以“‘无目的’而‘合目的”’得到证实。羔裕尔从希腊“美（kallos）”字把美学精到地命名为kallitik（注：黑格尔：《美学》（1），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但是asthetics已约定俗成，不过这不应由鲍姆加登来承担把美学片面地主观感性化/欲望化的责任。这对古典美学的倒退，恰如《辩护》所言“勇敢地直面自身的崩溃”，也是一种前进，那就是向现代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前进。新的美学原则对经典美学的颠覆与以“身体”为轴心的日常生活审美中对上半身的颠覆相一致。
三 霸权，在理性还是非理性那边？
《辩护》一改《》一文对康德理性主义美学的颠覆语气说：“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理性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这个话没错，不过接下来就必须回答“霸权，究竟在理性还是非理性那边”这个问题。
《辩护》设定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为打击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纯属子虚乌有。它之提出是建立在从对鲍姆加登起到整个美学史的知识论错位之上。从包括美学和文论的世界通史来看，所谓“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只有以布瓦罗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古典主义时期，和上面所说的德国理性主义。这两者都有一定的启蒙成分，因为启蒙的旗帜就是科学与理性，但刚从中世纪的神权走出，仍在君主主义下，还没有找到与成熟的启蒙精神相应的形式，前者为浪漫主义所挫败，后者走向德国古典主义之体系完备。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武器主要是非理性主义，本身包含着启蒙与反启蒙之悖论。后现代主义进一步高扬反启蒙大旗，也表现为非理性主义，主要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笼罩着的解构主义和种种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所以除实践的技术理性和新教伦理之道德理性外，在笛卡儿、培根、黑格尔之后思想史上就没有再出现过足以构成流派气候的理性主义。现代—后现代根本谈不上“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倒是非理性主义压倒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正如卡缪所说“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所以，在后古典时期思想史上主要对立不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和感觉论之间，而在理性—感性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常言“科学主义与人文的碰撞”即在其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思想体系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以上对峙中的位置。由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经验的重视，从纯学术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思想体系来批判的尚未见到，因此这要从地缘政治来看，也就是《辩护》所说“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鲁枢元的《再思考》挑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时代，……如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以及文化领域有‘全面’等”（注：鲁枢元：《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然而，这种“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虽然与神学理性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它并没有像莱布尼茨等那样在理论上系统化，其理论面貌却常以“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出现，而在绝对权力基础上把个人神化之本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第一，它违反了事物发展（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第二，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反映的理性的话，它不是符合这种理性而是以把这种理性推向极端的形态背反这种理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些东西谈得上任何理性吗？这种非理性主义尚未被彻底颠覆，一种金钱、消费、欲望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支配一切的非理性主义又叠加其上。因此，钱中文、许明于90年代中后期发出了建设“新理性”的呼声，钱中文强调“新理性”不是“新理性主义”。他所极力倡导的“文论的现代性”也就是启蒙的理性以及相应的进步主义在被颠覆之新语境下的再拾。然而，在一个长期封建蒙昧主义禁闭的社会环境下再加之拜物主义，非科学、非民主、非理性的东西，犹如神话中的怪物，砍掉一个脑袋，立即长出十个，并且科技把这种神话化为电脑病毒无限复制文本自身的现实性。所以，钱中文2004年喟叹：“在资本、世俗的权力面前我们自己确实是多么渺小和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至于我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批判理性”就更不足道了（注：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大小强弱系比较而言，理性的声音渺小是因为非理性的力量“确实是多么强大和实在强大”。难道还有把这说成什么“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更荒谬的么？当前我们除笼罩在全球性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整体氛围之下，还有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丛林法则”，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英国汉学家怀特所说“权贵资本主义”，以及易宪容所说的“掠夺经济”（注：http: //.cn, 2005年1月2—4日，13：59，《中国经济时报》。），而缺少以公益公德法治表现的社会公共理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即其表现为文化消费主义之产物。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最古老的定义就已经把理性、感性和非理性等东西全面包括在内了。因此，我们可以接过《辩护》的话来说：“非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非理性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在这种非理性话语霸权下生产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产品只能是夹杂着大量垃圾的泡沫文化之虚假繁华，反人文为其基本特点。
所以无论从思想史来看，还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来看，《辩护》所设定的打击目标确实是子虚乌有，是为非子虚乌有东西之推出必要的铺垫，非常实有的东西便是金钱、消费、欲望之“感性”统治的非理性主义，即“强大的非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一种制度化的非理性体系”。从前新时期的政治权力的非理性主义到经济思想和文化美学理论上的非理性主义；以拜物教的狂热代替领袖崇拜的狂热。一种已经足够“强大”的“非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非理性体系”还嫌其不够强大，无非是让已经十足霸气的非理性主义之霸气更盛。这不是某个学者、某篇文章的霸气，而是全球化时代性的非理性主义话语霸权。只是与西方带有自由主义特点的非理性主义不同，中国一方面是拜物教非理性主义，另一方面是仍然保留着强烈****独断的气息或者可说是伪自由主义的非理性主义。
一面在那里“弑父”灭祖，一面又请老祖宗美学之父来助阵；那里颠覆康德，这里祭拜鲍姆加登；既请来了鲍氏，又无细读文本的兴趣和耐心；自己在那里随意曲解aesthtics，却反过来指责别人“简单而粗率”，“理论上的误读、误解的典型性”；已是物欲泛滥、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真理倾覆，却在那里一味挞伐理性之霸权；既要反（技术）理性的****，又要投入高新技术营造的视觉狂欢，谁能辩得过这样的大法师呢？
四 不可回避之价值态度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外来的命题，并无定解，目前国内提到和引用其出处较多涉及英国费舍斯通和德国韦尔施的著述，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二人。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冲突”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这个命题，但从科技传媒的作用和消费文化角度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美学家舒斯特曼从新实用主义立场在美学和伦理学的界面上直接地提出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审美化地构成”。法国的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美国的杰姆逊是审美化传媒文化和消费主义更为激烈的批判者。这些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立场和角度各有不同，丹尼尔·贝尔主要是比较接近传统的道德主义对审美形式的消费主义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费舍斯通寓褒贬于描述之中，杰姆逊在分析中渗透着社会历史批判。他在《当前时代的倒退》一文中把这种“倒退”在美学上的呈现归为“资产阶级”为动因的“美学复苏”，它有两个极点：“一方面是纯粹的装饰和令人愉悦的平庸化；另一方面是审美判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感伤的唯心主义。”（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前者是指“日常生活审美化”；后者是指以艺术为中心的多元审美文化所承载着“意义”的社会结构性。布尔迪厄的批判不取马克思主义名号而在立场和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非常贴近。鲍德里亚的批判表现出后现代非本质主义的影响，其激烈程度可能有深刻的片面性问题，然而可以在西方值得一提的学者中还没有见到有全面肯定这个命题者，包括实用主义的舒斯特曼以及强调“”的费斯克也不是没有批判。
韦尔施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描述中渗透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正如《重构美学》的汉译者陆扬和张岩冰的“译者序言”所说：
美学在当代社会中危机深重，是因为审美泛滥无边，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韦尔施说，我们的世界实在是被过分审美化了，美的艺术过剩，所以它不应当继续染指公共空间。（注：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由知识论错位所带来的便是价值论的颠倒，那就是已经有人指出的，在西方是充满悖论和焦虑的东西，移植到本土在某些人那里便成为可以热烈拥抱的东西。因此可以说，知识论的错位只不过是价值论错位的策略。
诚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这样一个广涉文化学、美学文艺学等多学科之移植过来的命题，如同它在西方也不是众口一声那样，在国内也有争议，有不同认识和评价，本属正常。《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发表的倾向肯定这一命题的文章的作者有王德胜、金元浦、陶东风等，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陶东风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说，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的：“一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包含有为之辩护的立场”。我们确实看到陶东风前两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作为消费文化，也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之一的广告。他还在另文中指出，金元浦对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力的态度“非常乐观，认为大众文化体现了民主精神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对其“消极面几乎没有论述，特别是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生存的不健全的环境注意不够”（注：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这显然与《辩护》一文的倾向大有不同。金元浦与王德胜也有差异。就我本人来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也是倾向肯定较多，拟从高新科技中提炼美学兴奋感，并从大众文化中体味对精英颠覆之痛快，虽然没有发表文章，目前的观点也可能在批评与反批评中，通过再解读和再思考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复杂多变和剧变之时代，在任何问题上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因此方要论争。
就我目前的认识水准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既无定解，也就无所谓“误解”，只是一个紧身衣式的弹性命题。我们只能从人类的总体性历史宏观的不同阶段来看审美活动与人的一般生活之关系。从人之为人那天起人就开始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并且对美的规律的认识深入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今天所见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物，如彩陶等，当时都是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阶级有不同日常生活，审美观念和方式也有不同。科学技术在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进一步摆脱劳动和职业的束缚，赢得更多审美活动时间，以及更多提供自娱自乐自创之手段可能性，可以预计在“走出后现代”之后人们在审美化的生活中更会有一个今天难以预测的飞跃。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在线性的历史不带有特定阶段的特殊性，其所以表现出一种当下性却有其特定的语境。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注：见笔者《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这一口号是对上一世纪早期的“审美主义”（汉译为“唯美主义”）的承接与反动，是以都市白领或中产阶级为中心并进而吸引广大市民与中小知识分子的泛大众文化。对现代性反思与改写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唯美主义对峙，以大众文化挑战精英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审美主义推向广泛平庸的日常生活，以泛化“美”的消费文化替代审美，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消费主义的必然联系。它遮蔽了在现阶段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差异，以及人们美的观念上的分歧，即抹杀了与非人化联系的非审美的东西，把悖论式东西平面化地掩埋于过多透支的超前欢愉之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主要只是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其主要哲学基础仍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它使主体，特别是对平庸的、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人，沉湎于“世俗欢乐”，对现实有不合理方面采取容忍、妥协，失去了人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
五 审美头脑与经济头脑
日常生活审美化既以白领阶层为主体，也就是建立在相当经济实力上的文化。因此，审美头脑终以经济头脑安慰我们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目前作为“一部分人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大众需要’的对立面，‘大众需要’也不见得就否定了‘一部分人的需要。’这就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扼杀‘大部分人都富起来’的追求，更不是对‘大部分人都想富起来’的否定”。
确实，一个金字塔社会结构的维持，在于塔尖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基座“‘需要’的对立面”（注：参见http: //.cn, 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然而，社会刚呼唤“关注弱势群体”不到十年，政府刚开始考虑在税收方面调整过去的“劫贫济富”以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贫富矛盾，却立即有权威经济学家出来叫喊：“杀富”解决不了问题。然而，我们也知道正是在这样经济学家的生产理论帮助下多少中小股民的“棺材本”被骗到“黑庄”手中，正是以“想发财”之“大众需要”满足了他们“一股独大”之“需要”；他所提出“二套房”之“小康标准”也是以“享受生活”的“大众需要”实现作为第一暴富房地产商囤积房源，制造泡沫，抬高房价之“需要”。直到2005年的政协会议上，此人还声称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当然此人仅为一批“见钱不见人”之主流经济学家中最有权威者之一。这些经济学权威中有的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有的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至20万不等的职务年薪等等。“效率第一，兼顾公平”这个口号便来自这些经济学家（注：纪硕鸣：《郎旋风刮起改革反思》，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9月26日。）。这是20多年来不公平竞争的理论基础，实践已充分证明“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不顾公平”。它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和理性化。《》告诉我们，房地产商们对楼盘广告的种种“美”名“几乎最大限度地把当今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享乐欲求与有限的审美想象力统一了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的后面，囤积的空置房源与疯涨的房价与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买房困窘“统一了起来”。
由此可见，这样的经济头脑与审美头脑是在同一辆战车上。
经济头脑之下的审美头脑给了我们一个美妙前景：“少数人先日常生活审美化”然后“共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公式。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金字塔上层的人并不每天都唱卡拉ok。因为种种社会矛盾加剧，中国富豪中自杀倾向日益严重，所以北大医院心理咨询每50分钟1200元还排不上号（注：http: //.cn, 2005年1月29日，《光明网》。）。并且中国红十字会调查显示中国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人数日益增多。除了工作竞争、高消费的压力等，一个影响心理健康的原因在于，“过分审美化”导致的不是真正“美的艺术过剩”造成的“审美疲劳”，而是在审美文化垃圾和心灵鸦片包围中失去了对真正美的理想和崇高事物的判断力与追求，以至精神失去强有力的支撑（这在《》看来是“逃避了理性的压力”），一旦受到来自外部的高压或打击就容易崩塌。
金字塔最底层“日常生活”最不“审美化”者倒也有诗，但这与吟风弄月者是两种戴然不同的诗。这是另一条公式“愤怒出诗人”的产物。在民工们书写自己生存状态的诗歌里，他们也没有把自己作为“人”，他们自喻为“老鼠”、“青蛙”、“蚂蚁”、“蚯蚓”，比如在一首《老鼠》的诗中写道：
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
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
我早已被它们感动
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
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
（张守刚《老鼠》）
这不是白领诗人的自讽自嘲，而是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描画。然而，在这些自我非人化的声音中我们听见了对非人化现实的“惊雷”。正如评论文章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整齐彰显，后者参差不齐”。但是，打工诗人的诗句中“有一种硬邦邦的针对强权的力量和威严。这是人的威严赋予弱小者的力量，也是诗人所能依赖的全部力量”（注：柳冬妩：《在城市里跳跃》，《读书》2004年第11期。）。以自我非人化、非理性形式表达的是对作为最高理性之社会公正的诉求，这正是理性改造不平世界的潜在力量。
上面所说那位经济学权威也爱写诗，40年前就写出“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样的诗而被称为“诗人”（注：http: //.cn, 2005年2月16日，《周末报》。）。打工者肯定不会有写那位经济学权威那样的诗的“需要”。难道能把打工诗人的诗与蔑视他们的电视剧装进同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松紧口袋里吗？就眼下这个依然是金字塔结构的社会而言，不能把“谁的日常生活”，“怎样审美化”的问题掩盖于一种普遍主义审美整合假象之下。
六 现实危机与美学未来
《辩护》以为“一味指责‘市场’、‘资本’、‘文化工业’当然容易，但这无济于现实”。如果说，我们不仅在科学技术生产力，也在社会公正和诚信、法治文明、科学民主管理、社会公德和公益、福利和慈善、公民素质等人文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难道这不正是那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批判，而我们则以为这些都“容易”并“无济于现实”的结果吗？
传统文学的生存问题成为全球性忧思。
一 一位美学客人，强大的挑战者
在人“诗意存在”的千年家园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它像位“大爷”似地宣布自己就是这座家园的合法主人，并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再坚持“反客为主”就要被扫地出门。于是钱竞在“生存还是毁灭”问题中坚持“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注：钱竞：《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在与王德胜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中，鲁枢元感慨：“我真的已经老了”（注：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钱中文在对“身体写作”的批判中唏嘘：“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麦克卢汉已经发出“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我要研究大众文化”的声音。我们确实看到在这场论争中，师生两代的对话对峙。
然而且慢，悖论是历史地构成的，无悖论则在历史之外。就是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文化的非悖论式叙述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路径。
2002年杰姆逊送中国的一个话题，即“当前时代的倒退”，他说：“最近几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对旧事物的回归或重建，而不是把它们彻底肃清。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一无疑就是贬低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激起了大量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的写作。然而，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
“当前时代的倒退”也就是从后现代倒退到现代，即我们所说“无边的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包容。这种“倒退”也就是前进，是为“走出后现代”，或走向“后现代之后”，是指走向被改写的现代性之核心——启蒙的理性。这些“倒退”现象还包括如罗蒂之为马克思张目，“破”字当头的德里达与哈贝马斯撰文支持欧盟“立”宪等等，“传统哲学的回归”必导致人文复兴，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必将在一个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此，关于文学生存的忧思便与在一个未走出物质和消费占统治地位时代如何在“回到伟大的经典”中保存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并创造美好未来的问题相联。
在新近这场美学、文艺学大论战中，我们往往发现在非学科化和非学理化的“攻方”与学科化、学理化“守方”之间两种话语毫不兼容，你说的是文学想象的“内视”特性，他说的是科技传媒时代摒弃文字语言之视觉图像对感官的直接冲击，因此在学科和学理的内部无法守卫学科和学理固有疆界，无论你说什么，它自“岿然不动”。把问题转移为“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之幽灵再现与“后现代真经（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使得问题更加模糊不清（注：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既然对手已经请来了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美学文艺学助阵，恪守单一学科疆界线便无法交锋。与这位“大爷”对话，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视野，因此不妨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多学科与批判性—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整合）和资源来辨别文化研究的“中国”异味（非批评之拥抱文化现状），是为“顺势疗法”。
在这场冲突的源头，德里达、布尔迪厄已经作古，文化批评大擘杰姆逊也将届耄耋。为中国少壮派理论新锐传授“后现代真经”者几乎都是西方的苍髯老者，表明这场论争的本质并不在于以“代沟”分割的“保守”与“开放”。一种认为文学是独立自主地封隔于其它社会生活要素的研究与把文学看成历史所展现的与社会经济结构和其它生活现象紧密地联系着的研究；以及一种把文化研究看作西方“后现代真经”用来“审美化”本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常生活，与把文化看成社会不同分层结构与不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的现象用以批判一切不合乎人的现实关系，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因此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冲突，而更是什么样的文学研究与什么样的文化研究的冲突。
有人把“本质主义元原理”与“批评”在文学学科中分开，断言只有“元理论终结”，批评方能“开始”，并将“文艺学”归为“文学理论”加以解构（注：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使我们想起了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并不存在一个体系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那只是经典作家们的“断简残编”之拼凑。在美学上也是如此，美学家们表明自己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也只是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言论片断，其中免不了大量的阅读盲点与阐释谬误。同时我们又可以想到作家们对文艺理论，也对批评的抱怨，认为它们不仅不能指导反而妨碍了自己的创作和灵感；当前的这场对“元理论”的挑战恰恰又以文学学科中的批评家们为主力。
19世纪以来的学院学科化建制和规范推动了各学科教本编纂的发展，对学科历史发展的基础与研究对象的本质审视加以总结，这就是所谓“元理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为古典时代终结后的新思潮，在文学和美学上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言论加以系统化，编写成各种教本推动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而社会思潮的起伏波动中旧教本的更新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批判从不受学院式学科化的束缚，然而他们自由思想之伟大发现从来没有离开过以学科划分的各领域的知识资源。对于文学，创作/批评/理论是不能断然分开的系列环节，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们在源头上大致是同步的。文学创作与作品与对它们的吟唱、阅读、鉴赏、批评同源，理论思维是对世界万物包括文学现象之求真探索。“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志”、“道”、“思”，即包括文学现象本身的思考，它们与“诗”、“言”同在。理论是批评的磨刀石，批评因理论而锋利，没有理论的批评如钝刀子割肉。所以“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的提法是荒唐的。
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文受到的挑战是全面的，是哲学的，也是美学和文艺学的，是理论的、批评的，也是创作实践的，因此把当前的人文困境描绘为理论单一的危机并不准确和全面。在“电传时代文学不复存在”中，终结性既是创作本文的，是批评的，也是理论的。创作、批评、理论要死大家一道死，除非三者都归顺于这同一“新的美学原则”之下，否则谁也别想通过消解另者存活自身。
二 鲍姆加登这本“经”怎么念？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如何界定存在许多歧义。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简称《评崛起》）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区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个区分的实质是人的日常生活首先体现在劳动作为谋生方式成为审美的活动与人的劳动成果被作为商品加以美化的包装到市场上出售之间的不同。王德胜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简称《辩护》）中指责《评崛起》用“炸油条”为例来说明以上区分“简单而粗率”，表现为“理论上的误读、误解的典型性”（注：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鲁枢元又以《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简称《再思考》）针对《辩护》展开了第二回合论辩（注：鲁枢元：《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同时，陶东风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指出，童庆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注：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第1月26日。）一文中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他所指不是一回事（注：陶东风：《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16日。）。为橘？为枳？是一个首先要清理的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本土首先提出的问题，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本土性，然而又由于“土质与气候”之别，在知识论上又发生“橘”、“枳”之别，“好吃，不好吃”之价值论混杂其中，于2003—2004年掀起了新世纪美学和文艺学界第一场大辩论。
“日常生活”之所以是“审美化”的，在于：（1）“日常生活”与需要、满足、消费、欲望、快乐这样一些感官功能的联系；（2）现代高新科技产业所带来的“视像文化”在现实审美中的作用；（3）视像的存在最为具体地带来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享受，“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的身体快感”。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是“直接”地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辩护》的作者在《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简称《快感》）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之要义（注：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的关键词是“感性”，借助鲍姆加登以Aesthetics（感性学）来为美学命名这个方便不可不利用，既然已经请来了“美学之父”这尊神，那我们就要看看这本“经”念得是否真切。
《辩护》认为：“美学的对象，首先就是人类的感性和感性活动。这也正是当年鲍姆加登用Aesthetics来命名美学（感性学）的主要原因。”尽管在《快感》中已把理性、理想、信仰以及一切与精神有关的东西弃若敝屣，而《辩护》又声称赞成“感性与理性统一”，但同时还指出：“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检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由此可见，其整个倾向仍然是感性，这个基本点没有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什么样的“感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作为感觉器官的功能与性质可分为两种，一是与认识相联接的，即听觉和视觉，这也是审美的感觉器官，据此可把审美划归认识；二是与欲望联接的感觉器官，如味感、嗅觉、触觉，它们不是审美的器官，也不是感性认识的器官。鲍姆加登的“感性学”即美学Aesthetics的完整称谓应为他所说的“感性认识的科学”。他之所以要用此来命名美学确实是针对当时德国以莱布尼兹和沃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派别的。前者强调科学的理性认识是“明晰的认识”，感性的认识是“混浊的认识”，两者不能统一。沃尔夫认为美是对完善认识所带来的愉快，这种对完善的认识也是通过感性达到的。“完善”乃最高理性——神的目的之结果，是通过感性认识所达到的最高理性。鲍姆加登一方面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感到了他们的片面性，于是开始了德国哲学与美学把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的伟大工程。他对美学的命名便体现了这种意图。所以作为美学的“感性学”不是如《辩护》从这个字的最表层意思理解的那样：一，它在认识之外；二，它排斥理性。下面用鲍姆加登的一些话来证明：
（8）明晰的认识和混乱的认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这样，我们就可根据已经明确认识到的思维的基本法则，去调节那些首先以美为目标的认识。在此之后，明晰的认识就会更加完善。
（14）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也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
（22）普遍有效的美，特别是客观事物和思想的美……那种丰富、崇高的样式和动人的真理之光都使我们感到欣喜。
（38）美的精神还包括……只要与理想相类似的思维对精神的巨大生动性必然导致理智和理性的美，导致外延清晰的认识之间的联系。（注：鲍姆加登：《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版。引文所注条目序号与同一汉译本所标原文一致。）
正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所说：“鲍姆加登把莱布尼兹的‘混乱的认识’和沃尔夫的‘美在完善’两个要领结合在一起，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第280页。）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鲍姆加登在他的美学著作中从来没有把“感性”与“认识”分离开来，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指出，鲍姆加登给美学的命名还有一个意思，即“打算用他的新哲学科学去构成感性认识的一般理论。这种感性认识被当作逻辑的补充，二者一起被构想为提供全面知识的理论，他称之为Gnoseology（知识论）。虽然他追随沃尔夫将之称之为‘低级能力’，但他的目的不是去谴责它的低级。”（注：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9页。）这恰恰与《辩护》顾名思义所理解的“感性学”相反。“感性（感官）认识到的完善”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完成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统一的起点，经过席勒的“游戏冲动”或“形式冲动”，康德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到黑格尔的“理念之感性显现”完成，都是以不同的表述在理性与感性统一的基地上对美学的界定。对鲍姆加登的误读以及对作为美学的“感性学”的误解，恰恰表明《辩护》所说的“感性”是非认识的，也是非理性的，也就是非美学的。这样的“感性学”可以是“欲望学”、“快乐学”、“消费学”，而不是鲍姆加登所命名的美学。虽然《辩护》也说什么“反对单纯的感性享乐、欲望追逐是应当的”，那只不过是幌子，从《快感》一文所说“快感的征服性效应”可以“‘无目的’而‘合目的”’得到证实。羔裕尔从希腊“美（kallos）”字把美学精到地命名为kallitik（注：黑格尔：《美学》（1），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但是Asthetics已约定俗成，不过这不应由鲍姆加登来承担把美学片面地主观感性化/欲望化的责任。这对古典美学的倒退，恰如《辩护》所言“勇敢地直面自身的崩溃”，也是一种前进，那就是向现代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前进。新的美学原则对经典美学的颠覆与以“身体”为轴心的日常生活审美中对上半身的颠覆相一致。
三 霸权，在理性还是非理性那边？
《辩护》一改《快感》一文对康德理性主义美学的颠覆语气说：“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理性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这个话没错，不过接下来就必须回答“霸权，究竟在理性还是非理性那边”这个问题。
《辩护》设定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为打击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纯属子虚乌有。它之提出是建立在从对鲍姆加登起到整个美学史的知识论错位之上。从包括美学和文论的世界通史来看，所谓“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只有以布瓦罗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文学古典主义时期，和上面所说的德国理性主义。这两者都有一定的启蒙成分，因为启蒙的旗帜就是科学与理性，但刚从中世纪的神权走出，仍在君主主义下，还没有找到与成熟的启蒙精神相应的形式，前者为浪漫主义所挫败，后者走向德国古典主义之体系完备。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武器主要是非理性主义，本身包含着启蒙与反启蒙之悖论。后现代主义进一步高扬反启蒙大旗，也表现为非理性主义，主要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笼罩着的解构主义和种种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所以除实践的技术理性和新教伦理之道德理性外，在笛卡儿、培根、黑格尔之后思想史上就没有再出现过足以构成流派气候的理性主义。现代—后现代根本谈不上“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倒是非理性主义压倒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正如卡缪所说“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所以，在后古典时期思想史上主要对立不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和感觉论之间，而在理性—感性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常言“科学主义与人文的碰撞”即在其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思想体系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以上对峙中的位置。由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经验的重视，从纯学术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思想体系来批判的尚未见到，因此这要从地缘政治来看，也就是《辩护》所说“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鲁枢元的《再思考》挑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时代，……如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以及文化领域有‘全面专政’等”（注：鲁枢元：《价值的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然而，这种“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虽然与神学理性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它并没有像莱布尼茨等那样在理论上系统化，其理论面貌却常以“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出现，而在绝对权力基础上把个人神化之本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第一，它违反了事物发展（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第二，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反映的理性的话，它不是符合这种理性而是以把这种理性推向极端的形态背反这种理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些东西谈得上任何理性吗？这种非理性主义尚未被彻底颠覆，一种金钱、消费、欲望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支配一切的非理性主义又叠加其上。因此，钱中文、许明于90年代中后期发出了建设“新理性”的呼声，钱中文强调“新理性”不是“新理性主义”。他所极力倡导的“文论的现代性”也就是启蒙的理性以及相应的进步主义在被颠覆之新语境下的再拾。然而，在一个长期封建蒙昧主义禁闭的社会环境下再加之拜物主义，非科学、非民主、非理性的东西，犹如神话中的怪物，砍掉一个脑袋，立即长出十个，并且科技把这种神话化为电脑病毒无限复制文本自身的现实性。所以，钱中文2004年喟叹：“在资本、世俗的权力面前我们自己确实是多么渺小和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至于我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批判理性”就更不足道了（注：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大小强弱系比较而言，理性的声音渺小是因为非理性的力量“确实是多么强大和实在强大”。难道还有把这说成什么“强大的理性主义的美学理想体系”，“一种制度化的理性体系”更荒谬的么？当前我们除笼罩在全球性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整体氛围之下，还有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丛林法则”，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英国汉学家怀特所说“权贵资本主义”，以及易宪容所说的“掠夺经济”（注：http: //house.sina.com.cn， 2005年1月2—4日，13：59，《中国经济时报》。），而缺少以公益公德法治表现的社会公共理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即其表现为文化消费主义之产物。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最古老的定义就已经把理性、感性和非理性等东西全面包括在内了。因此，我们可以接过《辩护》的话来说：“非理性不是一件坏东西，但霸权式的非理性一定不是一件好东西”。在这种非理性话语霸权下生产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产品只能是夹杂着大量垃圾的泡沫文化之虚假繁华，反人文为其基本特点。
所以无论从思想史来看，还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来看，《辩护》所设定的打击目标确实是子虚乌有，是为非子虚乌有东西之推出必要的铺垫，非常实有的东西便是金钱、消费、欲望之“感性”统治的非理性主义，即“强大的非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一种制度化的非理性体系”。从前新时期的政治权力的非理性主义到经济思想和文化美学理论上的非理性主义；以拜物教的狂热代替领袖崇拜的狂热。一种已经足够“强大”的“非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和“一种制度化的非理性体系”还嫌其不够强大，无非是让已经十足霸气的非理性主义之霸气更盛。这不是某个学者、某篇文章的霸气，而是全球化时代性的非理性主义话语霸权。只是与西方带有自由主义特点的非理性主义不同，中国一方面是拜物教非理性主义，另一方面是仍然保留着强烈****独断的气息或者可说是伪自由主义的非理性主义。
一面在那里“弑父”灭祖，一面又请老祖宗美学之父来助阵；那里颠覆康德，这里祭拜鲍姆加登；既请来了鲍氏，又无细读文本的兴趣和耐心；自己在那里随意曲解Aesthtics，却反过来指责别人“简单而粗率”，“理论上的误读、误解的典型性”；已是物欲泛滥、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真理倾覆，却在那里一味挞伐理性之霸权；既要反（技术）理性的****，又要投入高新技术营造的视觉狂欢，谁能辩得过这样的大法师呢？
四 不可回避之价值态度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外来的命题，并无定解，目前国内提到和引用其出处较多涉及英国费舍斯通和德国韦尔施的著述，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二人。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冲突”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这个命题，但从科技传媒的作用和消费文化角度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美学家舒斯特曼从新实用主义立场在美学和伦理学的界面上直接地提出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审美化地构成”。法国的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美国的杰姆逊是审美化传媒文化和消费主义更为激烈的批判者。这些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立场和角度各有不同，丹尼尔·贝尔主要是比较接近传统的道德主义对审美形式的消费主义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费舍斯通寓褒贬于描述之中，杰姆逊在分析中渗透着社会历史批判。他在《当前时代的倒退》一文中把这种“倒退”在美学上的呈现归为“资产阶级”为动因的“美学复苏”，它有两个极点：“一方面是纯粹的装饰和令人愉悦的平庸化；另一方面是审美判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感伤的唯心主义。”（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前者是指“日常生活审美化”；后者是指以艺术为中心的多元审美文化所承载着“意义”的社会结构性。布尔迪厄的批判不取马克思主义名号而在立场和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非常贴近。鲍德里亚的批判表现出后现代非本质主义的影响，其激烈程度可能有深刻的片面性问题，然而可以在西方值得一提的学者中还没有见到有全面肯定这个命题者，包括实用主义的舒斯特曼以及强调“快感”的费斯克也不是没有批判。
韦尔施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描述中渗透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正如《重构美学》的汉译者陆扬和张岩冰的“译者序言”所说：
美学在当代社会中危机深重，是因为审美泛滥无边，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韦尔施说，我们的世界实在是被过分审美化了，美的艺术过剩，所以它不应当继续染指公共空间。（注：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由知识论错位所带来的便是价值论的颠倒，那就是已经有人指出的，在西方是充满悖论和焦虑的东西，移植到本土在某些人那里便成为可以热烈拥抱的东西。因此可以说，知识论的错位只不过是价值论错位的策略。
诚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这样一个广涉文化学、美学文艺学等多学科之移植过来的命题，如同它在西方也不是众口一声那样，在国内也有争议，有不同认识和评价，本属正常。《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发表的倾向肯定这一命题的文章的作者有王德胜、金元浦、陶东风等，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陶东风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说，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的：“一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包含有为之辩护的立场”。我们确实看到陶东风前两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作为消费文化，也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之一的广告。他还在另文中指出，金元浦对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力的态度“非常乐观，认为大众文化体现了民主精神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对其“消极面几乎没有论述，特别是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生存的不健全的环境注意不够”（注：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这显然与《辩护》一文的倾向大有不同。金元浦与王德胜也有差异。就我本人来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也是倾向肯定较多，拟从高新科技中提炼美学兴奋感，并从大众文化中体味对精英颠覆之痛快，虽然没有发表文章，目前的观点也可能在批评与反批评中，通过再解读和再思考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复杂多变和剧变之时代，在任何问题上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因此方要论争。
就我目前的认识水准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既无定解，也就无所谓“误解”，只是一个紧身衣式的弹性命题。我们只能从人类的总体性历史宏观的不同阶段来看审美活动与人的一般生活之关系。从人之为人那天起人就开始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并且对美的规律的认识深入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今天所见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物，如彩陶等，当时都是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阶级有不同日常生活，审美观念和方式也有不同。科学技术在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进一步摆脱劳动和职业的束缚，赢得更多审美活动时间，以及更多提供自娱自乐自创之手段可能性，可以预计在“走出后现代”之后人们在审美化的生活中更会有一个今天难以预测的飞跃。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在线性的历史不带有特定阶段的特殊性，其所以表现出一种当下性却有其特定的语境。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注：见笔者《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这一口号是对上一世纪早期的“审美主义”（汉译为“唯美主义”）的承接与反动，是以都市白领或中产阶级为中心并进而吸引广大市民与中小知识分子的泛大众文化。对现代性反思与改写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唯美主义对峙，以大众文化挑战精英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审美主义推向广泛平庸的日常生活，以泛化“美”的消费文化替代审美，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消费主义的必然联系。它遮蔽了在现阶段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差异，以及人们美的观念上的分歧，即抹杀了与非人化联系的非审美的东西，把悖论式东西平面化地掩埋于过多透支的超前欢愉之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主要只是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其主要哲学基础仍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它使主体，特别是对平庸的、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人，沉湎于“世俗欢乐”，对现实有不合理方面采取容忍、妥协，失去了人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
五 审美头脑与经济头脑
日常生活审美化既以白领阶层为主体，也就是建立在相当经济实力上的文化。因此，审美头脑终以经济头脑安慰我们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目前作为“一部分人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大众需要’的对立面，‘大众需要’也不见得就否定了‘一部分人的需要。’这就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扼杀‘大部分人都富起来’的追求，更不是对‘大部分人都想富起来’的否定”。
确实，一个金字塔社会结构的维持，在于塔尖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基座“‘需要’的对立面”（注：参见http: //sina.com.cn， 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然而，社会刚呼唤“关注弱势群体”不到十年，政府刚开始考虑在税收方面调整过去的“劫贫济富”以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贫富矛盾，却立即有权威经济学家出来叫喊：“杀富”解决不了问题。然而，我们也知道正是在这样经济学家的生产理论帮助下多少中小股民的“棺材本”被骗到“黑庄”手中，正是以“想发财”之“大众需要”满足了他们“一股独大”之“需要”；他所提出“二套房”之“小康标准”也是以“享受生活”的“大众需要”实现作为第一暴富房地产商囤积房源，制造泡沫，抬高房价之“需要”。直到2005年的政协会议上，此人还声称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当然此人仅为一批“见钱不见人”之主流经济学家中最有权威者之一。这些经济学权威中有的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有的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至20万不等的职务年薪等等。“效率第一，兼顾公平”这个口号便来自这些经济学家（注：纪硕鸣：《郎旋风刮起改革反思》，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9月26日。）。这是20多年来不公平竞争的理论基础，实践已充分证明“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不顾公平”。它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和理性化。《快感》告诉我们，房地产商们对楼盘广告的种种“美”名“几乎最大限度地把当今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享乐欲求与有限的审美想象力统一了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的后面，囤积的空置房源与疯涨的房价与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买房困窘“统一了起来”。
由此可见，这样的经济头脑与审美头脑是在同一辆战车上。
经济头脑之下的审美头脑给了我们一个美妙前景：“少数人先日常生活审美化”然后“共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公式。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金字塔上层的人并不每天都唱卡拉OK。因为种种社会矛盾加剧，中国富豪中自杀倾向日益严重，所以北大医院心理咨询每50分钟1200元还排不上号（注：http: //www， sina.com.cn， 2005年1月29日，《光明网》。）。并且中国红十字会调查显示中国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人数日益增多。除了工作竞争、高消费的压力等，一个影响心理健康的原因在于，“过分审美化”导致的不是真正“美的艺术过剩”造成的“审美疲劳”，而是在审美文化垃圾和心灵鸦片包围中失去了对真正美的理想和崇高事物的判断力与追求，以至精神失去强有力的支撑（这在《快感》看来是“逃避了理性的压力”），一旦受到来自外部的高压或打击就容易崩塌。
金字塔最底层“日常生活”最不“审美化”者倒也有诗，但这与吟风弄月者是两种戴然不同的诗。这是另一条公式“愤怒出诗人”的产物。在民工们书写自己生存状态的诗歌里，他们也没有把自己作为“人”，他们自喻为“老鼠”、“青蛙”、“蚂蚁”、“蚯蚓”，比如在一首《老鼠》的诗中写道：
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
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
我早已被它们感动
看它们日以继夜，找寻求生门路
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
（张守刚《老鼠》）
这不是白领诗人的自讽自嘲，而是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描画。然而，在这些自我非人化的声音中我们听见了对非人化现实的“惊雷”。正如评论文章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整齐彰显，后者参差不齐”。但是，打工诗人的诗句中“有一种硬邦邦的针对强权的力量和威严。这是人的威严赋予弱小者的力量，也是诗人所能依赖的全部力量”（注：柳冬妩：《在城市里跳跃》，《读书》2004年第11期。）。以自我非人化、非理性形式表达的是对作为最高理性之社会公正的诉求，这正是理性改造不平世界的潜在力量。
上面所说那位经济学权威也爱写诗，40年前就写出“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样的诗而被称为“诗人”（注：http: //finance.sina.com.cn， 2005年2月16日，《周末报》。）。打工者肯定不会有写那位经济学权威那样的诗的“需要”。难道能把打工诗人的诗与蔑视他们的电视剧装进同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松紧口袋里吗？就眼下这个依然是金字塔结构的社会而言，不能把“谁的日常生活”，“怎样审美化”的问题掩盖于一种普遍主义审美整合假象之下。
六 现实危机与美学未来
《辩护》以为“一味指责‘市场’、‘资本’、‘文化工业’当然容易，但这无济于现实”。如果说，我们不仅在科学技术生产力，也在社会公正和诚信、法治文明、科学民主管理、社会公德和公益、福利和慈善、公民素质等人文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难道这不正是那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批判，而我们则以为这些都“容易”并“无济于现实”的结果吗？
关于日常生活世界，埃德蒙・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是发生中的世界，指的是“不掺杂任何理性思维和科学知识的、普通人直接经验的世界，是日常的意见和信念的世界”[2]。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把胡塞尔的哲学加以改造并与韦伯的理解概念（主观理解）结合起来，指出：“我们的日常经验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存在于主观世界之中的文化世界。”[3]舒茨发展了他称之为世俗的而不是先验的现象学，他把先验的意识活动置于特定的文化秩序的背景之中。他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赋予情景的意义是最重要的，他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了个体对自己的情景界定。对于舒茨而言，情景界定包括了个人依赖于共同的手头库存知识假定，这些知识就是包括了那些能使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书本、车子、房屋、衣服等各类事物组成的那些关于适当行为的概念谱系（舒茨的手头库存知识思想与米德的“概念化他人”相似）。舒茨认为，人们以关于实在的被视为当然的假设为基础而行动。他们悬置了怀疑，从不怀疑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他们的这种知识菜单，尤其是成功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有序的。舒茨因此认为个体运用由他们的社会群体传递给他们的类型化（或理想化类型）来建构世界的。教师日常教学生活的手头库存知识，即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群体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它支配并已内化于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行为之中。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是被教师视为当然的加以认可或接受的，以至形成教师日常教学生活的惯常化和例行化。实施新课程，接受新理念、新方式，如果没有给教师带来“新生”，反而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无奈和困惑，以致出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怪现象。
事实上，人们所有有目的的实践行为都是受知识支配的，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为背后有一套系统知识基础的存在。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教师有什么样的知识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行为。吉登斯在分析日常行为的时候，特别注意“舒茨所说的‘手头库存知识识’，也就是我所说的存在于偶遇者之间的共同知晓的知识”[4]。吉登斯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指的是人们不是常规地自我意识到这种知识，或者知道知识是无意识的。实际上，人们自我意识到的知识和他们能够掌握运用的知识仅仅是他们所操作运用的知识（大多表现为缄默知识）的很小一部分。然而，虽然大部分教师对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尤其是教师的缄默知识）缺乏明确的意识，但它实际上影响着教师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做法，指导甚至决定着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行为，长期积习便形成了日常教学生活的惯常化和例行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运用公式或“典型图式”来处理习惯性的不断重复发生的情况的。人们为各种具体的社会活动设定了各种普遍原则，某一情景的特殊具体性会被人们放置于这些普遍规则之中。吉登斯突出强调例行化是个体超越利益而行动的关键原因。他认为依例而行“在心理上使无意识的焦虑根源最小化，是日复一日的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形式――在惯例的实施中行动者维持了一种本体安全感”[4]。“本体安全感是在可预测的例行化行动中，主体能够自主地控制其身体，而得到一种信任与安全的感觉，而对于本体安全感的追求，通常是主体未意识到的行动动机。”[5]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那么教师的日常教学更是计划性很强的活动。然而，这种计划性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是以例行的惯常化的形式，也就是说，每日每时进行的教学活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它的惯常化、例行化，表现为“无反思”、“无意识”、“无批判”，而日常教学则是种种惯常化行为的例行发生，是“理所当然”的。日常教学生活的“惯常化”、“例行化”使得教师的变革意识被渐渐淡化了、模糊化了，以致于已经习惯于已有的经验、教学模式而难以改变。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常识”和经验阻碍了手脚，被一些所谓的“真理”左右了思维，想当然地、习惯性地思考问题、做事情，循规蹈矩，鲜见思维的创新和热情。课程改革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以及为配合课程改革所制定的新课程标准，打破了教师习以为常的惯例。迫于现实的压力，教师在无奈和困惑中不得不将这些新方式作为课堂教学中的点缀，于是便出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扭曲现象。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新课改理念也打破了教师惯性化和例行化的日常教学生活。然而，“当惯例被打破时，就有了例行之外的‘惯例’，随着例外的到来，惊喜、狂喜，乃至游戏都回到破坏了的‘惯例’生活中”[6]。“穿新鞋走老路”则是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
二、教师日常教学的惯习化与历史性形成的惯习
布迪厄认为：“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7]在他看来，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因此，可以说，惯习是“知觉、思想和行动的持久地安排形成的系统，由客观环境造成，但倾向于在环境的选择之后稳定下来”[8]。它是一种先于个人而存在并赋予个人以某种社会身份的文化系统和心理习惯，是历史的、持久的、社会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
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有其所特有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惯习。因此，在学校场域中，作为实践者的教师，其教育实践活动并非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制于历史性形成的惯习。长期积习形成的惯习内化为教师认识、解释、评价事物的框架和模型，并以这种框架或模型去分析、说明、论证、评价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以至成为看待教育的普遍原则与方法。教师的观念和行为也往往会形成固定的模式。作为教师日常生活世界的学校场域是指向实践性逻辑的，依循的是实践的生活逻辑，而不是理性的算计和度量。这又不断地加强着教师的日常教学思维及惯习化模式。
日常教学行为的例行化、近于停滞的日常思维维护着已有的行为模式和习惯。一些教师已经习惯于已有的模式和不变的套路进行教育教学。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教师往往以习惯的方式去应对复杂的教育教学生活。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教师往往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每天的工作进行大概的估计，对事情的处理已形成固定的惯性化的行为。在经验没有被验证有效的情况下，习惯化地用某一经验处理不同情境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习惯化，形成了固定的、惯常的、自动化的行为模式。
对教师而言，日常教学就是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任务。他们认为“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原来已经熟练的、信手拈来的东西，就是要增加负担”[9]。对任何可能引起变动的事情都会产生排斥感或加以质疑。因此，要想让教师改变他们的教育教学行为，适应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必须首先去改变他们教育教学的“惯习”。这就需要教师放弃以前的“惯习”并进行新的知识基础的构建，“悬置”已有的经验和习惯，依据新课改的理念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惯常行为。然而，积习已久的惯习通过个体发挥作用时是自动的、非反思的、不证自明的，许多教师的教育经验仅停留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很少意识到那些主导自己教育行为的教育理念的存在，也就很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意识的评价与更新，因而不可避免地囿于教育教学惯习之中。
杜威曾明确指出：“要改革个人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个缓慢的、困难的、复杂的过程，要改革长期确立的制度――这是在共同生活的结构中所组成的社会习惯――是更缓慢、更困难和更复杂的过程。”[10]
在当前新课改的背景下，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这都需要教师学习新课改的理念和要求，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悬置”和超越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并把固有的观念或行为“悬置”起来作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然而，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件充满挑战和困难的事。因此，在新课程改革实施中出现的“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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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皮埃尔・布迪尔，[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中职数学教育生活化的意义研究
1.1有利于激发中职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职数学教学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教学方式严重脱离了人们的生活实际，难以激发中职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人们难以认识到学习数学的意义以及数学对人们日常生活所起到的作用。而中职教师在其日常的数学教育教学中如果能够重视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将生活知识数学化，数学知识生活化，将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提高了，教师课堂教学的效率也就自然而然的提高，数学知识的教育教学和学习将会不再那样的枯燥乏味。
1.2有利于增强学生数学的应用意识
数学的应用意识，是人们的一种品质和能力，这种品质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人们在观察日常事物的时候要善于运用数学的眼光和数学的角度去观察，并在此基础之上用数学的眼光和角度去解释现象和分析问题。中职数学教师在其日常教学中将数学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机的融为一体，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及其价值的感知能力，有利于激发学生进一步研究数学知识的强烈愿望。
1.3有利于帮助中职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学习观
应试教育在我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之下人们形成了错误的数学学习观念，这种错误的学习观念就是自我封闭性观念。人们将数学学习理解为解题、练习、讲解和改错。教师和学生按照一定时间的约束被封闭在一个个教师里，教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在本子上抄，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凳子上听。在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人为性的特点。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从来不用考虑知识的来源以及该种知识对人们日常生活所起到的作用。教师和学生完全将数学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相割裂。造成了中职数学教育教学中的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影响到了教师的正常教学，最终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教师也失去了教学的激情。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中职数学教师必须重视数学教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真正的将生活知识渗透于数学教育教学当中去，真正的将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渗透于数学教育教学中。中职数学教育教学中的生活化对于学生良好学习态度的形成，对于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激发以及学生正确数学学习观的确立具有积极的作用。
2中职数学教育生活化的原则
2.1主体参与性原则
在过去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下，人们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学生看成是接受知识的容器，把学生看成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要想真正的将中职数学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真正的实现日常生活与中职数学教育相结合，必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数学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以及同学之间相互合作学习的能力。中职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搬教材、讲教材、灌输教材的教育教学方式。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重视数学知识实际背景的呈现，重视对学生思维的引导，让学生真正理解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利用数学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2.2讲求实效的原则
中职数学教学过程中将数学知识与生活相结合并不是要搞形式主义，并不是要摆花架子，更不是做给领导、家长和教育检查相关人士看的。中学数学教育教学中的生活化要讲求实效，真正的做到数学知识与生活常识相结合，真正做到生活知识与数学知识的相联系。教师在数学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顾及学生的情感、态度、接受能力以及实际的经验。引导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
2.3合作性的原则
中职数学知识的生活化强调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的合作与激励，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助合作能力的发扬，强调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因此，中职数学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为数学知识生活化做好合理的设计和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感悟、体会数学知识的博大精深和数学知识生活化的真谛。
3数学知识生活化的策略研究
3.1教师要处理好经验材料的数学组织化、数学材料的逻辑组织以及数学知识的应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职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最显著特点是其直接面向社会性，因此中职数学教育必须处理好经验材料的数学组织化、数学材料的逻辑组织以及数学知识的应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教师在日常的数学教育教学中更加重视经验材料的数学组织化，淡化数学材料的逻辑组织，强化数学知识的应用。中职数学教育教学与生活化之间的联系程度决定了中职学生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因此，中职教师在处理好上述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要重视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培养学生该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更要重视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将生活问题引入教育教学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例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
3.2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增强回归生活的意识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数学知识简单的看做是从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以及空间形式中概括出来的，将数学教育教学简单的看做是数学公理、结构等骨架的传授与记忆。完全的将数学知识与人们的生活实际相分离，与人们的生活背景相分离，导致了中职数学教育教学过程中现实感以及社会实际的缺失。其实数学知识是离不开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的，这就要求教师要首先认识到数学知识源于生产及生活知识这一真谛，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认识到数学知识与人们生产生活之间的实际联系。在知识呈现的时候讲该种知识的来源以及该种知识能解决的日常生活的问题一并传授于学生。彻底的打破数学知识与日程生活相分离的传统模式，确保数学知识真正的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融合，让学生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发现数学、建构认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数学教学的内容不仅仅体现在书本中，体现在教师的讲解中，也体现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
例如，对初中未学过对数的职中生来说，对数概念及运用，显得枯燥乏味。为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在介绍对数之前，我出了一道趣味问题：“某城市有800万人口。现在有一人带来一个好消息，在该城市传播。若每隔一小时，每个知道此消息的人都传播给另外两人。问一昼夜间这个消息能传遍全城每位居民吗？”一开始，学生们皆认为不大可能。这时，我引导学生计算：
1小时后，有1+2=3人（3=3的一次方）知道好消息；
2小时后，有1+2+6=9人（9=3的两次方）知道好消息；
3小时后，有1+2+6+18=27人（27=3的三次方）知道好消息；
猜想，n小时后，有1+2+6+…=3的n次方人知道好消息；那么当n≤24时，能有3的n次方＞8000000成立吗？学生答不出来。我说：“学习了对数之后，你们能用最简便的方法解决此问题。”于是，学生们带着这个悬念，开始津津有味地进入对数课的学习。
3.3中职数学教师要注重教学过程的生活化，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中职教师在自己日常的数学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想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必须重视日常教学过程的生活化进程。引导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接触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实际，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主动参与意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学习能力．
例如：我们在讲授概率这一章节时我引入了以下的案例：同学们，中秋节到了，某百货商场为了吸引顾客的光顾，刺激顾客的消费，搞了一系列的促销打折活动，其中的一项活动是这样的，该商场发行了50000张的福利，只要你在该商场买东西就可以收到该种福利。其中设有一等奖6名，奖金为20000元；设有二等奖20名，奖金为2000元；设有三等奖200名，奖金为200元；设有幸运奖4000名，奖金为2元。同学们，请你们计算一下，获奖的概率是多少啊？学生自然而然的将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了日常的生活中，随着问题的不断深入，学生的注意力完全的被吸引住了，他们始终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来。通过小组合作与讨论，通过观察、猜测与估计，使他们的直觉思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3.4数学教学中注重生活情境的创设，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我们从课本上学习的理论知识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抽象和概括，我们获得知识的目的是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去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数学作为一门最基础的学科，数学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更应该重视实践——知识——实践的关系，让学生在了解知识来源的基础上，使其学会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最终能够创造性的应用到生活实践中。
例如我们在教授方差这一节时，为了便于学生的理解方差概念的本质含义，为进一步理解它的计算公式打好基础，我将抽象的问题简单化，背景化：在中考考试时我班数学成绩分布比较分散，表明数学成绩的方差较大，而语文考试的成绩分布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就说明他的方差较小。这样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情景化，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学生理解知识更加容易。尤其是对于这些中职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是中考失利，学习成绩不好且学习习惯有待改善。他们的学习基础相对较差。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将所要讲的知识生活化、情景化，与学生们相熟悉的生活情境相联系，有利于提高中职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3.5结合生活处理教材，让教学内容超越学科的束缚
上述我们已经提到数学知识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高效总结和概括，生活是数学知识的源泉。但是在过去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教师过于依赖教科书，脱离了生活实际，导致了数学知识与其源泉的背离，学生被动的接受着成人为其预设好的环境在一步步的挣扎。要摆脱这种束缚，教师必须正视教材的特性及源泉，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创造性的使用教材，彻底摆脱学科的束缚。在课堂教学内容的呈现上要体现现实感与理想性之间的衔接，重视对学生更高层次发展的激发。这种教学内容的生活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多种形式整合下的充实的回归，这种整合既有基础性与发展性之间的整合，也有学术性与生活型之间的整合，更有知识性与实践性之间的整合。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数学不应仅仅来自形式化的“数学世界”，而须以生活为背景和来源，使“书本数学”能真正走出“课本”，走出“课堂”，真正融入学生的生活中。
3.6变革学生课堂角色，提升学生社会主体意识
无论是在应试教育的过去还是在素质教育的今天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育的对象是人。只是在人这个对象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上有所差别，正是这方面的差别造成了教育对象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性和被动性的本质区别。在数学知识生活化以及生活知识数学化的今天，我们更加注重教育对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发挥，这种主题地位的发挥是其社会化的基础和纽带。因此，在中职数学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数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的整合和衔接，重视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自由对话、活动与交流，彻底让学生摆脱被动地位下的束缚和限制，摆脱一味灌输下的桎梏。引导学生在具有生活情境的环境中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通过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赋予，使其一方面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另一方面也使其在社会化的环境中体验人生，学会与生活中的其他个体合作交流、友好相处，学会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学会在理解别人的同时认识自己。从而达到学生在生活化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培养其社会主体意识。
4结论
综上所述，中职数学教学生活化提现了“小课堂、大社会”的理念，具有实际的意义，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中职学生正确数学学习观念的培养。它使得封闭的书本知识积累过程转变为开放的、活生生的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自我发展的过程，这既是学生认识与能力发展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获得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但生活化教学的数学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也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应用得当，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中职数学知识生活化的进程中教师要处理好经验材料的数学组织化、数学材料的逻辑组织以及数学知识的应用三者之间的关系；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增强回归生活的意识；注重教学过程的生活化，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注重生活情境的创设，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结合生活处理教材，让教学内容超越学科的束缚。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076-02
在英语教学中，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往往过分重视词汇，句子意思以及语法分析，而往往忽视了文化背景知识教育。我们知道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反映该民族的信仰和情感。因此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不分析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人们就无法解释语言。《英语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使学生在学习和日常交流中能注意中外文化的差异，进一步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由此可见，在英语教学中应重视文化背景知识的教育。我们首先应了解文化背景知识包括哪几个方面内容，它包括知识文化和社会文化两大方面，知识文化方面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那么作为英语教师如何在教学中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育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注重英语词汇和汉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异同，以防学生望文生义
英语词汇量大，表达方式灵活，习惯用法多。因此，教师不能孤立地教学词汇，一定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注意两种文化的比较，有意识地对词汇在概念、内涵及语法意义的区别作必要的指导，决不能轻易地对等置换。例如：a lucky dog不能翻译成“幸运狗”，在英语“dog”是褒义词，应译为“幸运儿”。在初二上册Lesson18的练习题中，有这样一道英译汉题：Love me，love my dog.我们不能按字面意思进行翻译成，“爱我，爱我的狗”而应译成“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its day”应译成“每个人都有得意的日子”。另外在初二下册Lesson 60中出现的“black tea”我们不能译成“黑茶”而应译成“红茶”。
二、比较英汉日常交际用语
日常言语行为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语言套语和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委婉语、客套语、禁忌语等。因此让学生正确根据英语语言习惯，树立英语文化感。由于中国人与英美人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不相同，因此在某些场合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不相同。比如“打招呼及致谢”等，中国人交往更注重委婉、含蓄，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家关系和保住面子，而美国人却注重直来直去，“坦率”就能体现他的价值观和交流方式。中国人听到称赞后会谦虚地说“不”，尽管内心非常高兴，因为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而英美人听到赞扬后会说“Thank you ”。另外在初二下册Lesson81中有这样一段话，韩梅看到一位英国老人提着重箱子上楼，她说道“Be careful，walk slower. Let me help you.”而这位老人却说“Thank you，but I'm not too old to go upstairs myself.I am strong and healthy.Perhaps I can help you.”这里又体现出来中美之间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尊老爱幼是一种美德，而在英美国家里，老人却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帮助，他会认为你感觉他老了。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帮助学生分析文化差异，并把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逐渐增进学生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
三、多注意自己周围资料的收集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从教参、课外读物上搜集有关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资料，如：英美节假日的来历、英美风俗习惯、英美历史等，可以把这些资料以短篇形式读给学生听，既培养学生的学英语兴趣，同时也增长了学生对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由于教师手中有关背景知识资料较少，我们应更好地利用教参和课后注释，比如：初二上册Lesson12的对话中，涉及到感恩节，Lily邀请韩梅参加感恩节盛宴，那么在讲此对话之前，我们可以把有关感恩节的来历以及英美人怎样庆祝感恩节的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一方面使了解有关文化背景知识，一方面激发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另外还有涉及到母亲节、父亲节等的课文，我们同样要给学生讲这些节日的来历，并且让学生知道他们是如何来庆祝这些节日的。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24-0059
一、在英语教学中强化文化教育的原因
正如胡文仲先生所说，“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乃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一语言”。
在外语教学中，语音和语法的错误往往能被容忍，文化错误常常比语言错误更严重。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知识，如果不了解文化方面的接受性和不可接受性，交际就可能发生障碍或失败。如：freeze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冰冻”、“结冰”。而在一个私人拥有枪支的美国社会，一位留学生因听不懂美国人的口语Freeze（“站住”“不许动”）而被枪杀。对美国人来说，Freeze！却是人人皆知的日常用语。假如这位留学生有这点文化知识就不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谓文化教学是教会学生怎样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去完成与社会环境相配的社会行为，传授的应该是关于文化知识的真实、地道的使用，而不仅仅是关于文化的知识。因此，在新课程的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还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如果我们能将西方文化渗透进日常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感受英语的真正魅力，就可以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浓厚兴趣，同时也会使大多数学生实现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
二、中学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由于学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有限，涉及面窄，谈论的话题内容多与日常生活有关，要更深入地谈话还需进一步扩大语法和词汇知识。我们进行文化导入的内容应以日常用语为主，包括称谓、介绍、寒暄、告别、祝贺及禁忌语等，体现出两种文化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如：
1. 姓名
中国人的姓氏放在名字的前面，而西方人的姓氏放在名字的后面，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人的孩子一般跟随父亲的姓氏，这个在西方也一样，但西方的妇女结婚后，要将自己本来的姓氏改成丈夫的姓氏。这个习惯在中学的课文中没有出现，但教师应补充这一文化特点，才不会让学生造成困惑和误解。
2.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问及年龄、婚姻、收入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人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比如拿年龄来说，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里显得精力充沛、青春永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在路上碰见习惯问：Where are you going？ 或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语中就有刺探别人隐私、监视别人的嫌疑了，这样的问话是不受欢迎的。
3. 打招呼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Have you had your dinner？） 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饭。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
4. 恭维与赞扬
在英语国家，人们之间也会经常用赞美来表示友好和增进人际关系，赞美的内容主要有个人的外貌、新买的衣物、个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受到赞美的人会愉快地坦然接受，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而中国人在受到赞美时更多的是表示谦虚，比如，说自己还做得不够，还要进一步努力等等。
5. 节日
中英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共同节日如New Year’s Day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传统的中秋，清明，端午，和最为隆重的春节。而西方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传统、重大的节日，如 Thanks Giving Day（感恩节） ， Easter （复活节）和Christmas Day（圣诞节）等。这些节日都各有相应的活动，食物也独具特色。
三、文化意识导入和渗透的措施与方法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互补、循序渐进。以交际文化教学为主，熟悉中国文化，并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1. 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同时并举、紧密结合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把文化背景知识和教材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意识地把文化知识渗透到具体的词汇教学、语篇教学中去，充分挖掘教材中与文化有关的词语，讲解那些具有背景意义的词汇和交际用语，讲讲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有时还可以适当扩展其知识内容，顺便讲一些相关的外国的风俗习惯和交际常识等，以达到文化背景融入的最终目的。这样做也相应地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展现西方文化知识
日常用语、专有名词、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都能够反映出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缺乏真实英语社会环境的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通过讲解一些有趣、浅显易懂的俗语、典故等，将文化知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中去。教师还应注意搜集一些英语国家的文化资料，通过播放相关的课文录像及英文歌曲和电影，使学生直接感受到用英语交流时的语言、表情、手势等，体味交流的真实性。
3. 结合教材，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
在我国现阶段的英语教材中，许多文章涉及英语国家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文化内涵、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讲到饮食文化时，中西方不仅在吃的食物上有很大的差别，其餐具、烹饪、餐桌礼仪等都有诸多的不同。教师在讲授这些文章时，可以将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并指出其文化意义。这样结合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进行语言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4. 对比中西节日，学习背景文化
二、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数学日记的书写还能够很好的起到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的作用，能够在学生们记录日记时展开对于学过的知识综合应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巩固与深化课堂教学内容的方式，也能够检验学生们对于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教师可以结合相关教学内容给学生们布置相应的数学日记为作业形式，让学生们将所学内容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对于这些应用有良好的记录。这样的作业布置形式不仅更为灵活多样，过程中也能够充分锻炼学生的思维以及对于相关知识点的掌握能力。学完《认识人民币》这节内容后，不少学生对于人民币的几种常见币值基本能够较为熟练的区分，同时，对于不同币值的转化也基本有了认识。大部分学生在初次接触这部分知识时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消化过程，尤其是熟练的完成不同币值间的转化，这需要学生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练习。为了巩固大家对于相关内容的掌握，我会让大家结合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写一段数学日记，记录生活中和人民币有关的日常片段。一个学生这样写道“：我爸爸很喜欢吸烟，一星期10包！每包20元，10×20=200元，如果爸爸不吸烟的话，一星期就能省下200元，一个月4个星期，200×4=800元，一个月不吸烟就能省下800元，一年12个月，800×12=9600元，一年就可以省下9600元，而且吸烟有害健康，污染环境。因此，我劝爸爸不吸烟或少吸烟。”从学生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学生在记录这件事情上思路是十分清晰的，不仅如此，他还很好的展开了数学知识的应用，非常准确的计算出了爸爸吸烟每天、每周、每个月以及每年的花费。记日记的过程中不仅是对于日常生活的良好记录，学生也非常灵活的展开了对于数学知识的有效应用，这对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将会很有帮助。
三、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能力
记数学日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则在于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能力，能够让大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数字有更为敏锐的观察、比较与记录，这些都是深化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掌握、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非常有效的途径。一位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快过年了，许多商场都实施优惠政策。下面的3家商场的羽绒服，也实施了优惠的政策“：丫丫专卖店（单价200元）6折；波司登（单价220元）满200元以上送50元；雪中飞（单价190元）买三送一。我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处理思考：我们一家人要去买羽绒服，每人一件，到哪里去买最好呢？丫丫：200×3×60％＝360元；波司登：220×3－50×3＝510元；雪中飞：190×2＝380（元）这样看来去丫丫买是最便宜。通过这次信息的收集，我知道买衣服也要精打细算，原来在购物中还能学到很多数学知识呢！”从这段日记不难看出，学生具备非常好的信息收集与记录的能力，不仅如此，学生还能够借助学过的数学知识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这些都是学生数学能力的综合体现。
社会学产生以来，个体与社会间关系始终是理论争辩的核心。涂尔干更多地强调“社会事实”而非个体意识决定着个体行为，强调社会实体的客观性。而韦伯则主张，个体或群体以主观意向为引导而做出社会行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恰恰是行为的意向联系，强调了社会实在的主观性。之后，帕森斯认为社会个体的行动在其行动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之间，受到了社会条件和规范的制约，从而将社会学的理论焦点引向了结构与主体间关系的探讨。
然而，自帕森斯提出社会行动结构的论点以来，讨论就没有中断过。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运动便是难以忽略的一种声音，尤其是舒茨的努力，使现象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将结构与主体关系的探讨引人到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开辟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全新领域。但是由于去世过早，他未能将日常生活世界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一任务是由其学生和助手伯格和勒克曼来完成的。学界通常把二者建立的这一理论流派称为“社会建构论”。
除了与现象学社会学有着密切渊源，这一理论流派更多的是在与知识社会学的对话中建立起来的。知识社会学的近代源头要归功于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三大发展，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尼采的“谬误意识”和历史主义着重“人类社会情境相对观”的命题皆成为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来源。曼海姆将德国这一思潮带人英语世界，并在意识形态的梳理中，以关系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指出人类的任何思想都不能逃离社会脉络意理化的影响。在与结构功能主义对话的过程中，墨顿提出了“显功能”和“隐功能”的概念，扩展了潜在意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命题。此外，一些对知识社会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都进人了伯格和勒克曼批判的视野。
伯格和勒克曼认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在理论上一直侧重认识论，而在经验上侧重思想史，它应该致力于社会中成为“知识”的事物。他们致力于超越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知识社会学，将之发展成为一门经验性质的学科，认为知识社会学应该解释知识与实体的关系，即人类思想与社会实体之间呈现了怎样的联系。
鉴于国内学界缺乏对《社会实体的建构》一书的介绍和评论，本文依循伯格和勒克曼的思路，从对社会实体的概念开始，解释社会实体的客观建构过程和主观建构过程，以呈现日常生活知识与社会实在的关系，解读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实体观。
一、何谓社会实体
伯格和勒克曼从对日常生活知识基础的认识开始了对社会实体的解释。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知识基础是指“主观过程(与意义)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客观化过程而建构的互为主观的常识世界”。他们所研究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并非传统社会学中的具有特定含义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理清这一基础，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语言与知识3个维度说明了切合生活中的人的现实。
伯格和勒克曼认为，常识性知识产生于面对面的情境中。个体在面对面的情境中，以米德的“镜中我”为机制，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每个个体的经验整合成不同的类型格局，并以这种类型格局确定他人身份。类型格局不同，象征的意义也就不同，各种类型之间的亲疏感也是不同的，这样我们对他人的定义也就发生了差异。进而，“生活的现实可理解为各种类型的序谱，而这些类型在逐渐远离面对面情景的‘此地、此刻’时，匿名性质也会逐渐增加。
这种分类定型的格局因语言的产生而客体化了。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共同世界构成要素的一种声音符号系统，能够使类型格局超乎面对面情境而直接为人理解，呈现于语言中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客观的世界。语言所具有的象征性功能，促使生活世界的意义化转变成语义和意义领域，具体化与稳定“我”的主观。语言是一种分类定型，“不只提供我已经历过事物的客观化，并且可使我生命中所有的历验客观化”，生活世界对于个人而言具有了超验的性质。正是由于与个体经验积累相对应的语言的积累，使个体手头的知识仓储得以建立。
知识在社会实体建构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联系社会实体客观性的外化与内化的枢纽。映照在个体思想中的日常生活知识具有以下5种特性:第一，个体首先关注的是知识的实用性，很少注重非实用性的知识;第二，与生活世界的类型格局相关联，知识仓储将日常生活分化成不同类型;第三，这种生活知识的妥当性是理所当然的;第四，日常生活知识受社会情景决定;第五，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知识是整体性的，受社会制约产生了知识的社会分配。但是知识的仓储并不能将生活知识完全呈现出来，呈现给我们的只是生活知识的很小一部分。日常生活的知识是与他人分享的知识，这一与他人分享的特性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
可见，日常生活的现实通过经验定型、语言客化和知识仓储等形式被主体建构起来，并且以客体的想象(语言、知识仓储等)呈现于我们的眼前。日常生活具有了这样的内在性质:它以人们诊释的事实呈现自身，并且是生活中的人在主观上认为具有意义的未分化的世界。社会学将此现实视为既存的现象，然后从其中选择特定的现象作为研究素材。在现象学看来，人的意识具有意向性和可转换性，这两种特性在我们经验日常生活时，使日常生活处于一种常态或自明的状态。在“我”理解它以前，日常生活的现实已然客观化了，它由一套理解前即已派定为客体的对象所组成。客观化了的生活实体必然具有时空结构，个体通过对“此时、此刻”的注意与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亲疏感。日常生活的现实以互为主体的世界呈现于我面前，传递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与他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我们分享着这个世界中共同的意义。
日常生活世界即是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社会实体，伯格和勒克曼从社会实体的客观建构和主观建构两个层面来对其进行知识社会学上的分析。这并不是说，社会实体的建构可以全然分成客观建构和主观建构两个分明的过程，“社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它是人的产物，仅仅是人的产物，而这个产物又不断地反作用于其创造者。社会是人创造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人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人不能生存。社会是人之产物以及人是社会产物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这是他们分析的逻辑起点。
二、社会实体的客观建构
社会实体的客观建构是通过社会行动的制度化与制度的合法化两个相互贯通的过程实现的。制度化使客体在主观当中确立起来，合法化使之在主观当中维系下去。
在开放性的社会情境中，具有学习和创造能力的个体遵从省力原则选择行动策略，从而形塑了习惯化的活动。制度正是起源于习惯化活动的定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化就是习惯化活动的定型化。习惯化活动是制度产生的核心要素。制度存在使得行动者存在不同的行动预期，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之后，行动中的创新又会生成新的习惯化，新制度便产生了。制度的种类与规模不同，社会便呈现出不同形态，典型的代表是同质社会和多元社会。
在常人的社会经验中，制度以社会客体的面貌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的社会历验当中。首先，也是最为明显的一种，制度以语言表征的形式出现在常人视野中，各种语言文本的存在，使制度与社会个体的活动割裂开来。其次，专门性的知识表征着多元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制度的存在，典型例证即特殊制度的存在催生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再次，从社会角色论的角度看，因为制度表现为角色内化和角色扮演两个互为主观的层面，所以不同的制度刻画出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同质社会中的个体扮演单一的社会角色，而多元社会中的个体则扮演着“角色丛”。进而，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机构来规范社会个体的角色，以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行。最后，作为客观化过程的极度状态，制度的物化使经验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人类开始忘却自己是人世的源处，并开始将人类现象作为事物来了解”，常人的思想中出现了一副物化的图景。
以各种形式呈现于个体经验中的制度对社会个体具有压迫作用，无论个人是否喜欢，制度都外在于个人，并且持续存在于社会现实中。个人无法随意地拒斥制度，但制度却可以抗拒个人的改变与规避。各种社会机构的存在，起到了对个体社会行动的控制作用，从而使社会秩序得以维系。而个体在制度中行动，也使得制度具有了对个体行为预测的功能。
伯格和勒克曼认为，制度功能的实现端依赖于两个不可分割的条件。第一，现实地来看，整合起来的制度必须对不同参与者都具有意义;第二，历史地来看，个体接受制度的整合，认为制度的客观意义在认知上是妥当的。合法化的任务就是使这两个条件在常人心中确立起来。合法化在语言形成和知识分化过程中便已经开始，而将制度秩序整合进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合法化是通过“象征性共同体”来完成的。
象征即社会实体的意义化，而“象征性共同体可视为社会中主、客观上具真实意义的聚集处”是知识积累、经验客观化的结果。对这一略显晦涩的术语，涂尔干的论述更为清晰。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宗教生活的各种形式，如苦行仪式、积极膜拜、攘解仪式等，无不体现着集体意识的存在，“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确认和强化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里的苦行仪式、积极膜拜与攘解仪式便具有了象征性共同体的意蕴。象征性共同体为各种制度及其实施过程提供广泛的整合，因此社会具有了意义，在这个意义的世界中，制度合法化了。制度的不同参与者得以规范，制度得以延续。
象征性共同体已是制度秩序上最高层次的合法化，但当制度秩序出现困境时，就有必要进一步反思象征性共同体，使它理论化。伯格和勒克曼将象征性共同体的理论称为“次级合法化”，主要通过对象征性共同体中的各种意义现象进行概念化操作来完成。概念化的完成，分化了社会阶层间的权力，产生了大众与知识精英群体的分野。知识精英依靠专门化知识所赋予的权力强化着各种传统(如仪式)，并以某种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大众只有诉诸革命的力量才能打破这种控制。象征性共同体完成次级合法化后，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附庸阶层，发展出各种理论来解释社会实体中的不同现象，而当这些理论与现实脱节以后，各种理论便发生变革。至此，社会完成了对客观现实的建构。
三、社会实体的主观建构
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是如何在常人的主观当中确立并维系下去?即作为表征社会实体的知识是如何让行动的主体认同并内化的?伯格和勒克曼认为需要从微观的个体社会化与社会认同层面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伯格和勒克曼认为，社会化是“将个人持续且广泛地导人社会的客观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一跳而就。他们将社会化分为初级社会化、次级社会化和再社会化三种类型。“初级社会化是个人在孩童时期成为社会成员的第一步”，“次级社会化则是将已社会化的个人，导人社会中各种新的部门之过程”，再社会化是“将实体急剧重组的过程，而需对执行社会化者强烈的情感认同”。
伯格和勒克曼借鉴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认为个体的初级社会化过程离不开重要他人的作用。个体通过重要他人学习对社会的认知，重要他人将生活世界传达给个人，而这一知识传递过程一定是建立在感情依附基础上的。通过这种高度情感依附的社会认知学习，儿童逐渐认同了他人的角色和态度，在知识内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随着知识仓储的积累，儿童的意识逐渐与特定他人的角色和态度抽离，发展到对一般人角色和态度的认同，即概化他人阶段。“概化他人”的建立对初级社会化来说至关重要，当个人意识里建立了概化他人的概念时，便形成了第一个稳定的内化世界，初级社会化便结束了。
但初级社会化的结束并非社会化过程的终结，因为社会不是由单一制度构成的，个体经历着不同的制度。对不同制度的认同需通过次级社会化完成，次级社会化意味着不同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化进程是不同的。次级社会化即“制度的内化过程”，是在初级社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次级社会化有其自身的特性，它并不必然伴随高度的情感依附，个体的认同感也较初级社会化为低。对常人而言，这种较低认同感的常规维持较为简单，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便可完成，互动情景中语言的交谈和各种制度规定都会不断修正、强化着这一认同感。另外，连接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的重要他人对这种常规维持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间题来自于个体对社会认同感的非常规维持。在危机情境中，个体需要更为明确和深人的确定感。再社会化便为个体提供了这种强烈而持久的情感认同。通过再社会化，主观的社会实体实现了部分转型或被完全替代。再社会化的完成，标志着令体接受了主观实体的改变，并且将过往的记忆嵌人到新的结构之中，从而完成了对主观实体的又一次整合。
伯格和勒克曼认为，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在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中展开的，受到了社会结构的各种限制。社会结构的异质情况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化，知识分化状态的不同决定着知识内化的路径存在差异。比如，在不同的社会中，重要他人的界定是不同的;而重要他人对社会实体的界定也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界定必然影响个体的初级社会化。再比如，在单一的社会中，个体的认同相对简单;在异质的社会中，个体会面临认同上的更多选择，从而更容易引致认同的困境，使次级社会化与初级社会化之间的联结出现问题。
这样，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个体通过社会化建构起了主观的社会实体。
四、结语
一、“日常生活化”哲学教学的提出
新课程实施以来，构建生活化的课堂一直是课改的一个重要理念。目前生活化教学理念的贯彻在哲学课堂上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许多古诗词或名人名言来提炼知识点，比如用“刻舟求剑”来讲解“运动与静止”，用“盲人摸象”来讲解“整体与部分”。二是给出一段国家的方针政策或者某个主体的一些做法，然后透过关键词帮助学生找出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这些方法对于学生理解哲学知识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当中也透露着些许生活的气息。但是这些气息毕竟不像《经济生活》中的银行、股票那样就在我们身边，离学生的日常生活还过于疏远。
“日常生活化”的哲学教学理念则在于从“生活化”中引申出更为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那部分，以学生日常所处的实际环境、事件等作为依托展开教学，把抽象性概括性的哲学理论具体化，从而提高学生的哲学认知水平和应用水平。它是对现有的“生活化教学”的一种延伸，一种细化，目的是让哲学真正走进学生的实际生活，来到学生的身边，让学生有一种摸得到、看得见的感觉。
二、“日常生活化”哲学教学的尝试
（一）创设“日常生活化”的课堂情境
课堂中的情境创设对于学生理解、巩固知识点具有独特的作用。通过相关情境的创设，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性作用来思考问题，使学生更形象、更深入的理解知识，同时也能更好的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在通常的“生活化”情境创设中，教师普遍采用的是较新的新闻素材，通过层层分析引导，让学生的思想深入到现场，或是让其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心理，亦或是让其处理不同的突发事件，从而经过讨论逐步得出结论。而“日常化生活”的情境创设则选择把情境搭在离学生心理最近的地方，这个情境可以是学校、家庭、马路等，而学生扮演的就是自己本人。这样的情境创设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也利于学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更为主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到原来书上的知识点其实一直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例如，我在上《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这一框时，为了落实“整体与部分”这块知识点，我以我们学校即将举行的“红五月歌咏比赛”为背景创设情境，让同学们说说我班要在歌咏比赛中获胜要有哪些因素？同学们一下子来了兴趣，纷纷答道“唱的要齐”，“要选适合的歌”，“服装要统一”，“形式要新颖”等等。继而，我进一步对情境进行假设：“要不要请歌唱的好的同学唱的大声一点，而嗓音不好的同学不发声只对口型？”“如果思考不周，这些因素缺一个会怎样？”“比赛时如果队伍中有一位同学的服装与众不同会怎样？” “要和其他班不一样，想办法怎样更吸引评委？”学生结合知识与实际，分别得出了“整体统帅着部分”、“整体影响部分”、“部分影响整体”、“重视关键部分”等结论。最后，请一位同学用“整体与部分”对“红歌大赛”的准备做一个总结，学生自然的得出了“立足整体”和“搞好局部”的方法论。这一“日常生活化”的情境创设，既吸引了学生的兴趣，又能从中领悟出哲学知识，还对“红歌大赛”的准备有了充分的认识，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二）引导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感悟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哲学的日常生活化，就是要让学生用感官感触社会生活，通过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最终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与价值观。哲学知识本身比较抽象、繁琐，反复的课堂练习对于学生答题尽管具有不错的效果，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熟能生巧”的训练过程，即不断地强化对关键字词和关键句式的把握，从而“套路化”的解题。现在的学生过分依赖课本，依赖教师，却缺少了与生活的直接沟通。而新课程倡导的生活化教学既是指“课堂的生活化”，却更可以是“生活的课堂化”。从生活中理解哲学，用生活验证哲学，实现生活与哲学的完美结合，这就是“生活课堂化”的题中之义。值得注意的是，要把“日常生活化”与传统的生活化相区别，教师切不可把成人的生活化强加到学生身上，而是要引导学生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发现哲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在讲哲学知识时，完全可以放开手来，让学生带着哲学知识走进日常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体味哲学的韵味。
例如，我在上《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这一课后，为了让学生对这一全书的难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便布置了一项“生活化”的作业：把全班同学分为四大组，每一组对应一个生活环境，分别是“校园”、“家庭”、“班级建设”和“我的一天”。然后要求每个组从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去寻找这一课的几个哲学概念——“矛盾的对立统一”、 “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结果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学生的成果展示远远的超过了我的预期。以“校园”这一组为例，有同学提出了“拼命抓学习成绩和不忽视学习外的兴趣小组、娱乐健身属于主次矛盾关系”，也有人提出“学校的日常管理和我校特有的德育课题——励志教育是属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等等。这样的结果让我更加确信，学生并非没有从生活中总结哲学的能力，而是我们忽视了给予他展现这一能力的舞台。
（三）组织日常生活中的哲学应用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生活是教育之源，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学习哲学知识不仅要会在生活中发现哲学，更是要能运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生活。“日常生活化”的哲学理念，就是提倡教师要引导学生用哲学来解释日常的现象，来指导自己的学习，来衡量自己的生活过错等等一系列身边的事情。为此，从大的角度说，教师可以拟定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引导学生深入生活；也可以组织参观访问、问 卷调查，让学生感受哲学的妙处，培养学生运用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从小的角度来说，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对于犯了过错的学生可以要求其用哲学知识写一份犯错的说明，可以要求学生以哲学思想为指导写一份学习的计划书，可以用哲学知识来讨论或评析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从而让哲学真正的贴近了学生的日常生活。
例如，我曾经就“学校能否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为题组织学生发起一场哲学指导下的辩论，学生们纷纷结合哲学知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正方运用“矛盾主次方面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知识对于“手机进校园”进行了批判，而反方则针锋相对的拿起“发展观”、“联系观”等武器进行反驳。这场激烈的辩论过后，学生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亦感受到了哲学指导生活的魅力。
三、“日常生活化”哲学教学的总结
自身的教学实践证明，“日常生活化”的教学理念对于学生的兴趣培养、知识理解的深化以及相关的实际应用具有独到的作用，这一理念的践行让学生更深刻的明白了“生活即教育”，“生活中处处有哲学”。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单纯的“日常生活化”教学是不够的，它对于学生理解国家大政方针等一些较大的生活现象还存在一定距离。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把“日常生活化”教学和传统的生活化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帮助学生真正的理解哲学，应用哲学。
生物学与数学、物理等科目一样，皆来源于生活。将生物教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让生物知识融于学生实际生活当中，从而使生物教学更加灵活、贴近实际应用与生活。通过生活化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以及教学质量。
1.高中生物进行生活化教学的含义
1.1观察学生日常生活，合理选择教学方法
高中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学习经验，这些丰富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教师无形的教学资源。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当中，需主动发掘这些教学资源，通过发掘这些无形的教学资源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支持。教师通过这些资源寻找合适的教学方式，从而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与教学产内容产生共鸣，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率、优化教学方式的目的。
1.2教学时，关注学生对教学方式改变后的学习体验
教学课堂是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比学生在家中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具有特殊性，是一种人为营造的学习环境。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被环境影响，这种影响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教师以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为基础，观察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将生物教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相结合，创建生活化的生物教学环境，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以及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教学过程当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指引学生通过观察、实际体会、交流讨论等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在教学中，教师需关注学生对课改的体会，及时搜集反馈信息，通过与学生交流沟通，提高与完善教学方式，使教学方式更易被学生接受。
1.3对学生的课后生活予以关注
生物学科与实际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物学科源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它也作用于日常生活，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高中学生学习生物不只是为了升学考试，学习生物更应是为了美好的未来生活。因此，教师对于学生的学习体验不应局限于教学课堂，对于学生课后学习体验也需予以关注。通过组织课外活动，调动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让学生在活动中发现问题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最终得到问题答案。通过课外活动，让学生在实际动手操作中将所学知识应用进去，从而达到对知识再认知、整理的目的，由此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知识的应用能力。
2.生活化教学方式
2.1创设生活化教学环境
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学生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有针对性的设置教学环境，合理选择、构建教学环境，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求知欲，使学生能够全身心投入教学当中，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
生物学科来源于生活，也作用于生活。因此，在进行生物教学时，教师能够较容易找到与教学内容相同的生活实例。例如高中生物教学中，有一条植物与水的知识点，主要内容是植物对水分的吸收与利用。在对这一知识点进行教学时，可以从实际生活中寻找知识实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常吃的韭菜馅的饺子，在拌饺子馅时只需放入适量的食用盐、食用油等调料，饺子馅就会渗出较多水分，这些水非人为倒入，那么水分从何而来；再如日常常吃的炒白菜，在炒菜时只需放入相应调料，同样不加入任何水分，当白菜炒完后同样会渗出大量水分；菜场买菜时，常常会看见小贩往青菜上洒水，而青菜因此保持坚挺等等，这些都是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当中较为常见的生活现象，同样也包含着生物学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通过例举此类生活例子，创设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生物知识的积极性。
2.2组织教学活动，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充分结合
对于高中生物的教学，不应局限于生物知识的学习。作为生物教师，应结合新课改要求，将生物教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相结合，让生物教学更贴近实际生活，并从实际生活应用的角度出发，将教学活动与生活内容相联系，进而使学生对生物知识有直观的感受，让学生明白生物学科与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能够将高中生物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动中。
例如：高中生物教学内容中，有一章关于维持生命生存的基础物质的知识点教学，对于此章节的教学，教师可使用专题教学、分组讨论、合作的教学模式。教师在完成上一章教学之后，将学生进行分组并告知学生下一章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同时将此章节的教学内容以“维持生命所需的基本物质”一题，以课前教学活动准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让学生以小组形式，结合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相关现象、知识，在课前寻找答案，最后通过小组讨论将答案进行归纳总结，并将答案于下一节教学中表述出来。利用课前预习的方式，使学生在预习下一节知识的同时，锻炼学生的思维、观察以及团队合作能力。与此同时，在生物教学过程中，学生经过提前预习，因而能够更快融入教学当中。
通过布置课前预习作业，使学生在预先了解教学内容的基础下，达到学生成为学习主体，而教师充当引导员，指引学生正确的学习方向的教学目的。
2.3加强学生课外实践
生物学科有着很强的可实践性，通过加强学生课外实践，在充分利用学生课外空余时间的同时，将所学生物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
课外空余时间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去培养自身思维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独立思维思考、解决问题，在解题过程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但大多数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使课外空余时间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教师可通过将生物教学生活化，利用生活化教学将生物知识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体会生活的同时完成课后作业。
例如：教师在完成本节教学内容后，让学生注意观察、记录生活中与本节生物课教学内容相关的生活现象，以课后作业的形式让每位学生参与其中，使其在生活体会中完成作业，在完成作业的同时体会生活，将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切实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课后学习方向，从而提升学生整体学习效率，加深、巩固知识积累，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完成知识的再认知、梳理、记忆。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物学科与实际生活有着紧密联系，教师将生物教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将生物教学进行生活化，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培养学生思维、动手、独立解题等综合能力。可见，生活化教学对提高高中生物教学质量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潘诚慧.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浅析[J]读与写杂志.2012，9（11）：126
0 引言
日常生活理论是一种文化哲学理论，它起源于上个世纪中叶，经过西美尔、卢卡奇、本雅明等哲学家的发展，已经形成欧洲的一个哲学流派。日常生活领域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它以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为主要内涵。①日常生活理论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的抽象的理性的思维，它把哲学研究方向转向现实生活，回归生活世界，由此，生活领域逐渐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角色，这也是20世纪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向。日常生活理论强调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关照，是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生活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工具化、过于知识化、政治化，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
1 对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反思
教学内容是指教学过程中师生发生交互作用、服务于教学目的达成的动态生成的素材及信息，一般包括课程标准、教材以及课程等。就思想政治课而言，教学内容也应由与思想政治课相对应的课程标准、教材以及师生共同完成的课程教学组成。
教学内容固然体现着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创造性，但追求特色和个性也必须 以“标准”为前提。因此，教学内容无论怎样千变万化，都离不开课程标准这一 法定的根本依据，都必须以课程标准为基本导向。②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也不断完善。新课标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上更加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提出“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的理念，强调“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生活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③可以看出，新课标更加注重学生的生活体验，与以往的传授理论性知识相比，这样的课程设计更加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的效率，也有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人生发展。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学内容，也应着眼于学生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以高中思想政治必修一《经济生活》中第一单元第二课《多变的价格》为案例，来探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就教材来看，《多变的价格》这一课的内容以与学生息息相关的消费生活为基础，教材内容设计比较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这些理论属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格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教材设计上遵循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原则，从与学生日常的衣食住行都相关的消费出发，通过对一个个日常生活现象的探讨引出消费过程中商品的价格问题，进而引导学生了解影响价格的因素以及价格变动对我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引领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但就本课的教材内容来说，虽然在设计上由日常生活现象引出，但教材从根本上来说只能解释生活中有关于价格变动的问题，学生并不能通过这些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生活中有关日常消费的问题，因而也无法很好的实现将教材回归到学生实际生活中去。
就教学设计层面上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教学知识性意识太强，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这部分教学内容相比初中的教学内容来看，理论性、学科知识性更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会因为时间的限制而只把握教学内容中的知识传授部分，忽略一些拓展性思维的训练，这样就无法激发学生的思考。
1.2 教学语言不够生活化
思想政治课虽是一门以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为主要目标的学科，但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在设计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整个教材设计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知识点较深、专业术语较多，教师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注意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学生就很容易对教学内容产生疑惑，影响其听课效率。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应当努力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把问题说清楚，避免“假、大、空”，给学生作出符合科学与实际，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1.3 过于强调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忽视学生的需要，忽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对象是中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起指导的作用，学生始终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因此，激励、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尤为重要。相应的，教学内容也应该符合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服务于学生的成长需求。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大注意区别哪些内容是中学生应该考虑、可能考虑和必备的知识，比较注重学科的教学体系，讲抽象的原则比较多，缺乏可操作性。学生对这些比较抽象的原理缺乏一定的生活经验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日常生活理论对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启示
长期以来，中学思想政治课注重学科知识体系，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政治化、工具化、知识化。长此以往，思想政治课就失去了创新性，难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源于日常生活世界，教育也只有回到日常生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离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政治课就成了无源之水。
日常生活以人为对象，因而思想政治课教学也应该以人为本，注重其人文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体现教学内容（客体）在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④然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被排除在教学之外，成了麻木的，接受知识的机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应该关注学生的实际生活需要，倾听学生的心声，点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情境创设、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学生在深入了解知识的同时享受学习带来的乐趣。
此外，可以积极尝试开放式的教学组织形式。传统的课堂教学是封闭的，不管教师运用怎样的教学方法，缺少亲身经历，学生无法产生共鸣，因而无法提起学习的兴趣，觉得政治课是枯燥乏味的。如果能够恰当的使用开放式的教学组织形式，例如情境激发、社会实践等，让学生回到生活中去，不仅能让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参与教育活动，也有利于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衣俊卿.理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J].中国社会科学.19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