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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依照“道”的观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对疾病的认识亦是如此，“道”是自然规律是天地万物（宇宙包括人的生理病理）的本源，是可以由人的思维去认识，用人的语言表达描述，但用人的语言思维表达的“道”是不完整和有偏差的，当你描述的越多，越背离“道”的宗旨。当你试图对某个具体事物下精确的定义做精辟的阐述，那么你就越背离了事物的本质，失却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这器。“一阴一阳的道作为客观规律，它是无形的东西。《老子》“道恒无名”，大凡有形的东西它就不是道，只能是具体的器物，大凡物就有二重性，一是可以看得到（包括仪器观测）的物质实体，二是它有内在的运动规律，二者互相依存构成对立统一的体用表里。中医学的整体观也是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实在，力求最简。《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力求从宏观上把握本质上的东西，而对具体的器物背后细微末节的是不予深究。中医医生对经典的诵读记忆与理解，有类佛教的参禅，靠对经典的熟记于心、临证自会有所领悟（直觉和悟性很重要）。本人曾治过一例难治性冠心病，男性40多岁，经某二甲医院二次住院无效，后经某三甲医院专家确诊为特殊类型的心脏病无特效疗法，嘱休息静养，迁延半年多，表现为恶寒特甚。虽盛夏酷暑，在室外阳光下尚可，一人室内即刻全身鸡皮疙瘩，欲厚衣被，舌淡，脉紧。予以麻黄汤3剂，汗出病愈，后予调理脾胃补助正气之剂3剂完全康复，病虽迁延但始终是太阳表证，如拘泥于冠心病活血化瘀那就误人歧途了，随访十多年此人至今健康。五行学术并非机械唯物主义，这点本人在临床有深刻体会。《伤寒杂病论》的外感三阴三阳六经传变与杂病五行推衍是亘古真理。本人曾经治过一例较重的乙型肝炎患者，中年发妻暴毙，又经商蚀本，某三乙医院要求立即住院，因经济困顿转求中医。遵《金匮》治肝实脾之法，并明示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再用之，肝病很多是本虚标实。予茵陈术附汤加味。十剂药后腹胀黄胆顿消，矢气频作，饮食倍增，精神有加，服至三十剂，各项化验肝功正常，仅表面抗原阳性，后再服药渐感药后腰痛，顿悟脾过实能伤肾，诚至理明言，至今三年多，不时调3，基本健康，可从事体力劳动。中医临证用药确如用兵打仗，药不在多而在精，遇一青年妇女经常感冒，习惯输液治疗，效果并不好，自述没精神，见此人体温并不高，似欲昧状，脉微细，此伤寒少阴证，与麻黄附子细辛汤二剂而愈。外感伤寒三阳病多见，而三阴病相对少见，为什么此人常感冒每次都大致如此，这使我悟到《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篇》五行之人各有不同，因体质差异而外感生病不同。临证不可不细心玩味。还有一例是某男，50多岁，农民，劳累过度经常感冒，有时消化不好就自己服用酚酞片，后患一病深以为苦，在工作中时常有欲腹泻大便感觉，且便意急迫，如厕慢时欲便裤内，而真正如厕下蹲则便意消失并不大便，一曰内频繁发作，经两家二甲医院诊治未能明确病因，经口服庆大霉素及诺氟沙星多次无效，历时二年多不见好转，此人不信中医，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吃中药，思忖似痢非痢，因于外感正气不足，侵人大肠阳明之里胁迫津液泻下，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也，后服药三剂病若失。《伤寒杂病论》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古语需要反复玩味深刻理解，又如经文中“小便不利”与“淋病”绝不相同，尤其有些农村妇女语言表达描述不清，医生再不细究就会辨证失误。本人还曾治过两例60多岁农村老年妇女，都是“小便不利”说成是淋证（老百姓俚语有的叫淋涩一例小便频数，总觉尿不尽，以致夜不能安，但无尿痛，服用了多种抗菌素及石苇胶囊等无效，以为患了大病，就诊于某三甲医院，经输头孢菌素半个月无效，细寻病因乃半年前患感冒经一庸医误用下法，致体虚三个月后患此病症，面色咣白，此中气不中足中气下陷，膀胱收缩无力下坠压迫尿道也，予以补中益气汤，重用黄芪二剂，不期第二天病人喜来，大笑不止，自以为是小学教师略通文理，不意大补之剂竟愈此疾。又一例尿道热灼不适难受但不痛，小便不尽欲尿，经输抗菌素及服用三金片20多盒无效，时值盛夏时年雨多，田间下蹲锄草受湿气交蒸，舌苔黄厚腻，予以五苓汤五剂而愈。这些实实在在的治法疗效，皆为本人苦读经典的临床感悟。还有我上学时老师讲过一病例，一个角膜溃瘍的病人经多方医治效果不好，后找了一个老中医看了后辨证下药补中益气汤，数剂痊愈，跟随的学生问这是什么道理，老先生说我不懂什么深奥的道理，我只知道中医治则”陷者升之“一语中的。中医有些疗效很难用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得到验证的。可惜这些药方都不赚钱，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而这些病都经过西医治疗，那些疗法都大赚其钱，这恐怕也是中医是日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医生是一高尚的职业，医生也是一高尚的称呼。在古代社会医生是要悬壶济世的，今天的医生同样是要济世救人的；在古代人们用“妙手仁心”来表扬医生，而今天人们则用“白衣天使”来表达对医生的尊敬。作为医生，尊重生命、拯救生命是医生的职责与使命。因而这就要求医生既有“仁术”更有“仁心”。然而，有一个问题（既是医生自己的也是全社会的）却必须要加以正视，那就是———“医生何以生活？医生何以过好生活？”事实上，这涉及到了现代性社会中关乎所有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谋道”与“谋食”的关系问题。孔子曾讲：“君子谋道不谋食”，似乎孔子讲人就是为“道”而活着，根本不讲“食”，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孔子在“君子谋道不谋食”后边还接着说“禄在其中”。孔子的原意是说君子既要“谋食”更要“谋道”，不过君子无需为“谋食”而过于操心，因为在“谋道”的过程中“食”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孔子对于“道”与“食”的理解事实上也可视为现代性社会医生的自我定位，医生是要“谋食”的，在这一点上医生与“凡夫俗子”无异，或许医生本身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员；不过“白衣天使”的标签，决定了医生的身份与角色，决定了医生应更多地去“谋道”，要将“白衣天使”这一社会角色更好地去加以履行。如果医生更多地用“凡夫俗子”式的理解来对待医生这一角色，那么医生这一职业之上所赋予的诸多的神圣的光环都将会黯然失色，这也将大大降低医生这一职业与角色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在一个物化的时代，在一个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声望，谁也就被定性为成功；谁若没有或失去财富，谁也便没有声望，谁也便是失败者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拼命地去赚钱，去寻找一切价值增值的机会。医生作为这一时代与社会中的一员，恐怕也不能免俗，于是部分医生忘却了“白衣天使”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凡夫俗子”的角色，因而出现了角色认同的混乱，进而带来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与社会的失序。其实，中肯地讲，将医生仅仅作为“谋食”的人古今中外都有。传统社会也并不是到处都是宅心仁厚、妙手回春的良医，传统社会中也有不少庸医，卖大力丸与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恐怕也不在少数。只不过，由于传统社会资讯不发达等原因，人们对医生角色混乱的这一直观感受不如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这么强烈罢了。
1.2“强者”还是“弱者”
医生是通过教育与考试进入到了医疗卫生体系序列的，相对来讲都属于“知识精英”。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医生在知识、信息与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与来医院寻求医生帮助的人相比，其优势更加明显。因为一般情况下到医院找寻医生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的家属，总之，都是寻求医生给予帮助的人。因而这样一种医患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患者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弱者；医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强者。的确，面对患者，医生有选择做与不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与不做到什么程度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一个医生，是易养成职业自豪感与成就感的，是易对自己及其事业充满信心的。不过，还应该看到医生似乎有时也将自己定性为“弱势群体”。这看似玩笑，实则也确有隐情。作为强势的医生，何以又以“弱者”的面貌出现呢？或者以“弱者”自居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个体的医生，在制度（医疗卫生体制）面前处于弱势。一个处于体制内的医生面对体制的强制是被动的一方，是居于弱者地位的。医生不得不接受各种考评，不得不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哪怕不情愿，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其实，这也是现代性社会的共性。在现代性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资料失去了直接联系，更多的人成为拿薪水过活的人，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而过活。因而在今天，即便是一个高级白领，尽管其收入不菲且积蓄颇丰，但一旦离开（主动或被动）工作岗位，他当下（或不久）就会有一种惶恐感与不安感“我今后怎么办？我靠什么来养活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尽管医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职业，但具体到每个在体制内的医生而言，事实上都有如此担心。因而，一般而言，作为体制内的医生都是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其次，现代社会中的精细分工导致了人的无能感。精细化分工使人越来越成为本行业、本领域的专家，但离开了自己的专业与专长，人们一般会有一种盲然不知所措的感觉，那种无力感与无能感会像梦魇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医生有没有此种特性呢？认真想来，恐怕也有。第三，在具体的医患对立关系中，个体的医生面对着人数不定、确有准备的“医闹”时，从力量来讲确是处于弱势的，此时的医生恐怕真的会产生某种无助感、无能感与无力感的。
1.3“出头”还是“从众”
对于真实的个体而言，医生应具有鲜活的个性：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有自己的个性与偏好。同时这种个性鲜明不仅体现在性格与爱好上，更体现在业务与技术的创新探索上，医生应勇于医术上的创新并乐于对医术上的异见进行表达。总之，医生应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医生应是一个个鲜活且具差异性的个体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不过，还应该看到，对于医学事业而言，医生恰恰又是有着“整齐划一”的职业要求。因而，就出现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要个性鲜明呢，还是要整齐划一呢？在现实中，在从众的社会心理驱使下，多数医生选择与他人同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样做不易出错且合乎常规。的确，从众是合乎现代性社会法则的。现代性社会是科层制的社会。科层制中规则繁多且纪律严格，纪律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且被不断反复强调与灌输，这样保障了体制稳定。不过，这也造就了体制的保守。因而，科层制之中的人便养成了刻板、教条的工作作风。现代科层制中的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鲜活的个体，而变成了越来越盲从、保守与随大流。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体制中的医生恐怕对此也未能免俗。
2破解医患关系谜局中医生道德的作为
2.1道德与距离
从道德的起源角度而言，道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诸多关系的把握与总结。在人的实践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以及主观的心理体验是有层次的，那些与个体经常发生交往关系的对象自然会比那些交往少的对象给人的影响多一些，个体对其关注度自然也要高一些，而对那些从生理和心理都觉得很遥远的对象来说，人们一般情况下会觉得很淡漠。这是人之常情。道德的产生与距离的远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距离都非常近时，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定会激发起人的强烈的道德冲动去施之以援手，去怜老惜贫、去扶危济困、去见义勇为。而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时，那样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也就会越来越弱，乃至于到无的程度，而无则意味着道德责任的彻底的消解。而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距离，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可忧的。因为“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4］总之，有了距离，便会有了冷漠、麻木乃至残酷。因而，改善医患关系，首要的是使医患间的距离拉近，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亲情便会自然产生，医患之间的关系也便不会再紧张，而是和谐。
2.2道德与服从
服从上级对不对呢？一般情况而言，当然是对的，因为命令来自上级，上级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因而自然就要服从。但是若在个别情况下，上级的命令不符合善之动机、善之目的与善之方法，是否有必要绝对服从？这就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了。不服从此时并不必然是恶的与不道德的。我们不能对来自上级的命令与任务不加任何怀疑就去执行，我们不能忘记自身也是设计者与规划者这一本质规定。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去追问，并不在于我们真的相信上级就是神，而是觉得位卑言轻，我考虑了也没有用，因而就不去考虑了。总之，无论何种原因，我不再思考，我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上级给我的任何指令。其实，此时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已不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了，人将自己异化。而且人由心不甘、情不愿到习惯性地心甘情愿地将意志自由交出，这样出现了道德的现象。既然出现了道德，因而也便出现了推卸责任。此时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说：“我受了他人的操纵，我不应该担责，我的上级（或下级）应该负责，总之，我没有责任。”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是人，只要是意志自由的人，是不能为其错误行为推卸责任的。医生也是如此，医生不能将责任推卸给制度与他人，医生对医患关系的问题及其改善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2.3道德与自我
哲学本身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但它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不具体讲某一特定领域中的具体知识，而是讲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进一步研究整个世界的共同性质和规律，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对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具体事物直观、简单，抽象的事物需要概括总结。而要把这抽象的概括和总结的学问教得深入浅出，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难道不需要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应该说它要求教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纵知古今，横知中外，而且还要有一定艺术表达的功夫，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才会有理有据，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课堂才会变得生有趣，丰富多彩；学生才会对教师有敬爱之感，学习兴趣才会油然而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自身加强学习，加强修养，做一个学习型的教师。
放眼世界，所需人才绝不是专一型而是一专多能型或多专多能型的。作为培养人才的教师，尤其是教人以方法、启迪人智慧的哲学教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和多种技能，拿什么教给学生，启迪学生？随着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学生信息来源途径增多，教师如果还只是就本知识而讲课，课堂肯定枯燥乏味，学生不讨厌不反感才不足为奇呢。所以，作为现代教师的我们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新自己的学科知识，洞悉当今世界时态，调整知识构成，传授给学生有时代感的知识。
有人道“教师不是用一小时、两小时来备课，而是用他的一生。”作为一名教师就当有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做学习型的教师，首先应当有创新精神。
江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创新，谁进步、谁发展；谁不创新，谁落后、谁倒退。创新的基右在哪儿？在教育，在教师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加大了教育改革的力度，创新学习实验已在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验学校中进行。站在素质教育第一线的我们，再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的哲学教学正是教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进事物发展的能力（目前政治高考命题中的创新能力考查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其实质就是教学生创新。故哲学教学应教出哲学的智慧，教给学生特有的思维方式，让学生体味哲学方法尤其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要达到这种境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哲学的内容触及学生的心灵，真正深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从哲学层面上去激活学生“自强不息”的信念。
其次要把创新教育落到实处。
首先就要相信学生有创新潜能，要不断激励学生质疑，要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并在教学过程中强化人文精神的教育，因为我们哲学常识宏微两观的网络构架，主体思想就是人的思想。
教师在进行创新教学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丰富课堂教学情感，一方面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进行情感教育，要突破单纯注重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的局限，把培养积极的情感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比如：讲矛盾的基本含义时，我选了这样一道诗作为我的总结词：
“妈妈的腰弯了/她把挺直的脊梁给了我/妈妈的眼花了/她把明亮的双眸给了我/妈妈的皱纹深了/她把美丽的青春给了我/妈妈老了/她把不老的心给了我”
拳拳学子心，幽幽母子情。每一位学生都有一位伟大、圣洁、无私的妈妈，每一位有良知的学生都能体味到浓浓的母爱。我在分析母子间的“矛盾”，在加深了对矛盾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的同时；在灵魂深处又给学生进行了一次情感的洗礼和净化。
因为课程设置在下午，又是小班授课，所以这位在丹佛大学哲学系执教超过30年的Jere Surber教授一般会把课堂安排在哲学系图书馆的圆桌会议室。大家围坐在一起，像老朋友相聚喝下午茶一般观看电影和讨论哲学问题。Surber教授常说，在21世纪的流行文化尤其是电影文化中，没有哲学思考的电影是不会真正受大众欢迎的。
Surber教授对我们抛出的第一个话题是：梦。一提到梦，我首先想到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中国人可能习惯了把梦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所谓上半夜梦真，下半夜梦假。上这堂课之前，我对梦的理解只限于梦的预兆性和对梦反映人的潜意识和暗示思想的了解。其他哲学专业的同学讲了例如弗洛姆的梦的象征性语言说、阿德勒的梦是自我催眠说等等。听了大家的话，Surber教授笑着说，这堂课会带领我们从一个更有意思的角度去解读梦，让我们知道哲学也可以是很好玩的。
我们首先观看了最早出现对梦和现实进行质疑的影片《黑客帝国》的片段。即使大多数同学都看过这部影片，但伴随着阅读教材，从研究梦与现实的角度再观看一遍这部电影，同学们不禁要问：如果Neo没有吞下红药片，他岂不是会一直生活在梦里。那我们呢？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们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一想到我们有可能像实验里的小白鼠一样被一双双看不见的眼睛研究着、观察着，大家就感觉不寒而栗。也许这些问题永远无解，但教授想让我们通过质疑自己原本的认知观，通过打破我们已经塑造的知识大楼，来用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和看待所有问题。
根据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教授与我们讨论了梦境与现实的联系。梦是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把梦分为显现的隐义的。而我们做的梦就是希望发生的事和害怕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梦也许来源我们的潜意识，而梦境可以看成是我们自己塑造的另一个世界！”一位同学大为感叹。在这之后，我们观看了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这两部影片更是把我们对于梦和现实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领域。
能区分出是梦还是现实吗
作为获11项奥斯卡奖项《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呕心沥血15年可谓得偿所愿。 “AVATAR”一词来自印度梵语，本意是指“分身、化身”，在印度教中指主神毗湿奴下凡化作人形或者兽形的状态。当今，“AVATAR”成为网络用户在网络世界中虚拟形象的代名词。而“AVATAR”更与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完美匹配。灵魂可以通过梦境与身体一分为二，去感受另一个世界，以至于最后主人公选择了抛弃本来的世界而留在“潘多拉星球”，这不能不说是在挑战人类对哲学的终极思考：当人的思维在另一个空间生存，当相对于人的身体来说的梦境的世界也真实存在的时候，也许人的本体不那么重要了，而人的现实世界也是可被抛弃的。梦，也可以是另一个现实。
教授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一天12小时在现实中生活、12小睡觉并且一睡觉就开始做梦。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因为我们日常的梦总是记忆模糊且不连续的梦。但如果我们的梦是连续的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美国女士每天做这种像连续剧一样的梦。但不同于观看连续剧，她本人是剧中的主角并且她在梦中无法意识到她是在做梦。让人咂舌的是，她在第二天做梦的时候会继续第一天梦中没完成的事情，而她梦中的其他人和场景也是连续的。在这种完美的梦境里，没有突兀、没有逻辑谬误。如果你认为这没什么，不就是做梦嘛，那你就错了。这位女士在过了几个月这样的生活之后，慢慢地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梦的连续性实实在在地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于是她既认为自己是公司里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又认为自己是家住西欧村庄的4个孩子的妈妈。真是应了那句话，是梦是真，傻傻分不清楚。也许梦与现实没有区分，又也许梦也可以是另一个现实，因为在梦中，我们无法分辨自己是在做梦，也无法让自己醒来。
关于梦与现实，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迫使我们思考，我们也许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说：“在夜晚沉睡时，我曾经多少次对那些熟悉的事情深信不疑——我正穿着晨袍，坐在壁炉边——可事实上我正赤身躺在床上！然而此时此刻当我看着这张纸的时候，我的眼睛绝对是清醒的；我摇摇脑袋，它并没有睡着……我也曾在睡梦中被同样的想法欺骗！当我更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清楚地看到，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迹象能够将醒着和睡着区分开来。这种感觉更加深了我有可能正在梦中这一想法。”你怎样才能排除在你拿着这本杂志阅读的时候，自己仍然处在梦境之中的可能性呢？笛卡尔试图通过怀疑论来为知识的存在寻找基础。他最后得出结论：通过推理而得到的真理要优于通过感官得到的知识。
还没来得及讨论《盗梦空间》，这部分课程时间已经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这堂课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看什么美国电影我都喜欢从中找出一些哲学含义来。也许并不是每部电影都暗含着哲学意味，但是学会从哲学的角度看待问题，我发现所站的角度变高了，而且电影反映的实际生活中的哲学理念也多了起来，于是每部电影也因此变得诡异和深沉。不知道缺乏哲学上的思考是不是中国某些电影所欠缺的，但是希望国产电影能更发人深省吧。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与之前的文明形态相比具有新的内容和目标。因此在生态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环境中，对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也有更新更高的要求。但经过工业文明的长期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于之前的文明形式下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外在的生产方式影响人的思维意识，在这种思维意识中就会产生与工业文明相符合的道德意识。所以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面对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需要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不能完全抛弃原有的公民道德意识，而是要在原有的公民道德的内容基础上做出一定的改进和创新，最终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并有助于生态文明的开展和发展。
二、生态文明背景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现状及走向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社会各方加强对国民的素质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之后，我国整体国民素质、道德品质、思想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的提升。国民在道德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以往的道德意识内容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既有统一的部分又有冲突的部分。所谓统一部分，就是指公民的道德意识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几千年来所一直倡导的“中庸”思想渗入到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庸”不仅仅体现在权利的行使上，而且每个人在为人处事上都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人在汲取自然资源时持有适度的态度，加之中国道家提出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使中国人在自觉意识中就对极端汲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行为具有天生的抵制性。第二，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自然，很多民族至今仍保有祭拜自然的图腾和自然神的习俗，因此，中国人具有敬畏自然的思想。这就使人们在面对自然，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时心存敬畏。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会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在满足自我生产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会尊重自然和生态环境自身的需要。第三，中国是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农业生产中尤其重视自然生态的情况，因为自然生态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不仅是中国，就当今世界而言粮食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人需要善待赖以生存的土地，主动的保护耕作环境进而保护自然生态并努力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含量，尽量使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虽然人们的一部分观念对生态文明的发展相互协调一致，但公民的道德意识中也有与生态文明冲突的地方。所谓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生态文明发展中公民道德意识的滞后。今天的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科技突飞猛进发展，机械代替了手工，人类开始疯狂地汲取自然资源以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在短短的300多年间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被征服的对象，“人定胜天”、“人类中心论”成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但在开采使用自然的同时人类并没有及时注意到自然的反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影响。因此，当人们发现了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等严重生态问题的时候，生态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态势，短时间形成的生态文明意识，无法解决长时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第二，竞争中产生的发展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现今世界各国基本都处在飞速发展的状态中，但在工业文明下，各国的发展过程基本都是与汲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相伴随的。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国力竞争而导致的发展比拼，使得一些国家因为急切的发展需要不得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各国发展的脚步不能停止，一旦自己停止就意味着自身的落后。这种竞争意识不仅体现在各国家之间，也体现在每个个体之间，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生产发展的竞争无处不在。由此各国想出以科技力量的发展来弥补生态自然的破坏，人们希望在不阻碍生产发展的前提下，科学技术能够提出办法，来解决当前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但是在长期工业发展中积累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仅仅凭借科技的力量就能够完全的解决的，而且科技力量本身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以生态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所以在生态文明社会之前，生产发展的竞争意识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将会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意识建设中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生态文明走进中小学教育课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最有效的阶段是中小学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中增添了关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课程。将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落实到了日常教育中。这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也是一种直接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
生态文明的精神、主旨、要求明显突出地渗透到学生们的道德意识生成过程中。使学生印象深刻，经过长时间的道德意识积累就会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第二，公益广告中的生态文明宣传。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不仅仅要依靠教育，因为受教育群体有一定局限性，而生态文明的成功建设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公益广告对于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教育虽然没有正式教育直接，但力量强大。公益广告比正式教育更为平易近人，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在如今发达的传媒体系中，公益广告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在人们视觉听觉等感觉范围中。所以生态文明公益广告的出现，可以使有关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公民道德意识的改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的推出，标志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趋势走向高峰。科学发展观的推行，直接肯定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同时从理论出发完善了生态文明的内容，是生态文明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说明了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的重要性。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整体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不仅将社会发展看成是社会本身的发展，还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发展之中，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不能悬置起来，要使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作用，就一定要将科学发展观同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融入进去。总之，科学发展观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一定要通过各种日常化的形式走进百姓的生活里工作中，通过日常化的推行，才能够真正渗透到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最终使生态文明的文明特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
抽象艺术作为现代派美术，是将实物的形体进行分解、提炼。整合成一副完整的艺术作品，重点在表现作品的形式美。毕加索是抽象艺术的忠实践行者，他的《亚威农少女》和《格尔尼卡》是著名的抽象艺术作品，然而毕加索的作品在对实物形象抽象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形式的创新和个人情感的表达，保留了事物的一部分真像，所以一部分艺术家认为毕加索的作品只能作为半抽象作品。
1 抽象主义的定义
抽象主义是二战后发展的绘画流派，抽象主义画家认为作品是即席创作的，更加强调作品的自发性和随意性，更加注重画家思维的表达。抽象流派更加强调艺术的情感表达，和自我的表现，作品不再真实的还原事物原本的模样，放弃了模仿的创作模式。艺术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把自然作来为抽象的系统来表达作家的感知，几何体在绘画中将自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艺术家们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客观实在，用了移动视角来进行创作，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实物的不同方面，这一点，毕加索的作品中经常采用。作为抽象主义的代表，帕诺夫斯基认为抽象主义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只是纯粹的形式的表现，他认为内容是隐藏在作品之后的东西，通过一种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帕诺夫斯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改变的更加彻底。
2 毕加索不同时期作品风格
毕加索作为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多产而有诱惑力。毕加索一生都在追求新的艺术形式，不断突破，被誉为20世纪美术最伟大的大师。
毕加索不同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和特色。毕加索年少时对学院派的保守教学方法不满，在巴塞罗那受到西欧各种先进思潮的影响，想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对他的影响都很大。由于巴塞罗那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人民深受其害，对毕加索的作品创作产生了刺激，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悲伤的忧郁色彩，作品色彩多为冷色调。1904年～1906年，毕加索的作品创作被称为玫瑰色时期，他的作品对象多为街头艺人或者年轻少女。毕加索早起的作品仍然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1907年毕加索宣布作品人物必须服从于绘画需要，绘画工具在重新组合后可以重组为立体空间，1907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是毕加索作品创作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现代艺术的新突破，并由此诞生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式，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将所有的背景和人物形象分解为几何组合体。然而这些几何体的组合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立体感，画面呈现出连续性和完整性。《亚维农的少女》是毕加索的第一部立体主义的作品，作者从新的视角看事物，创造出新的视角下的绘画语言。毕加索随后创作的《卡恩韦勒像》、《小女和曼多林》等作品中作者对空间和事物的关系分解整合，组成新的几何和形体。毕加索的作品没有通过直白的意境或者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只是借助画名来引导观赏者将不相及的事物联想一起去发现绘画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毕加索在1908～1911年的作品中更加忽视客观事物的再现和表达，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解，观赏者在阅读时更加无法找出作者表达的物象，在毕加索这一段时期的作品中，色彩的作用已经被降到最低，只是用单纯的几种色彩来表达事物和结构的张力。毕加索的作品中，线条和几何体被运用在事物外观，抽象绘画的风格表现的更加浓烈。1915年至1920年，毕加索的画风从抽象主义转向了写实，然而他的《格尔尼卡》仍然有着抽象主义的运用，具有较高的成就。
3 毕加索作品中所体现的抽象主义的哲学观点
抽象主义的绘画受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哲学思想的影响，画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是非描述性和非客观性的，都是在逐渐的探索中形成的，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想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抽象主义强调创作的无意识和自发性，同时也是对人的潜意识的刺激。毕加索在进行绘画创作时，更加注重从自我的感受来描绘实物，充分的体现了这一创作特征。毕加索的创作是在不断地探索和新的追求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并运用在绘画创作中。抽象主义是由立体主义发展而来，立体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人阶段，不同的阶段对画面结构和色彩度的运用方法不同，分解立体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画作在保持画面平面性和整体性的同时，突破了传统绘画中的模仿，对客观事物的表象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和描绘，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画家们拒绝画面中充斥着明亮的色彩和阿拉伯图案装饰。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就是这一作品风格的具现，毕加索在这里面从新的角度对画面进行重组和理性分析，组成了画面新的形体和空间结构。在综合的立体主义阶段，绘画色彩被重视起来，黄绿色、灰色和淡黄色之间的各种色调被画家们运用起来，画中的形体虽然依旧比较零碎，但是却相较以前有了很浓厚的装饰味道。画家们用新的实物来表现绘画语言和艺术手法，对观赏者提出了现实和幻觉的问题，毕加索的《斗牛士或斗牛迷》整幅作品中看不出斗牛场面也无斗牛迷的动作行为，画面中各种不同形态的几何体拼凑在一起，虽然看似和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无关联，然而在画家所拟的画名的引导下，观赏者在潜意识里形成了画面多表达的场面。
4 结束语
抽象绘画更多的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感知，在抽象派作家的画中，更加注重精神感知，外部自然形象被弱化，作家在作品中充分的宣泄自己的精神意识，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在作品中，作家为人们构造的是更加具有韵律、崇高和平衡的美感，西方抽象主义的发展是由宏观到微观的一个过程，最终达到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目标。毕加索虽然不是纯粹的抽象派画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实体主义，是对传统画法的突破和创新，为抽象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理论、形式和环境中给观赏者以启迪，毕加索在绘画中将宏观把握和形式表现发展到成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毕加索作为抽象主义发展转折中的代表人物，是我们在对抽象主义进行探索时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深人探讨和研究西方抽象绘画形式发展和变化的关键所在。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 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 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 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 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2，23(4)：45.
［3］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3：6.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002年，中国汽车行业如一辆驶入快车道的马车，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特别是随着私人消费的兴起，轿车需求量开始迅速攀升，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未来大市场”地位也初现端倪。
当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汽车市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便如同一个新鲜诱人的蛋糕“裸”的摆在阳光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希望能分到一口，而且这一口越大越好。在这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要想不被淹没在进口汽车的包围中，必须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鉴于这种实现“中国创造”的野心，郭谦的观致汽车横空出世了。
与传统的自主品牌汽车相比，观致最大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设计和制造观致的产品。只是与大多数的自主品牌一样，观致的股东方并没有相关经验，于是观致选择了汇聚全球知名企业人才，打造新产品，并采用了95%的世界顶级供应商公司，包括麦格纳斯太尔、天合、大陆、博世和法雷奥等。
2013年12月18日，观致汽车济南授权经销商――济南嘉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盛大开业，这也是观致汽车在华北地区的首家授权经销商店。它的开业预示着观致汽车在华经销商网络正在按计划全面推进。
时至今日，观致汽车签约的经销商已达到120家。与济南嘉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样，其他第一批经销商也将陆续在年底前开业，2014年新开店将超过100家。
流浪者的最后一站？
“我们拥有国际化的专业团队，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生产出各方面都达到国际水准的产品，这是“观致模式”的基本点。”观致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谦这样解读“观致模式”，足见他对自己的国际化团队的得意。
翻看观致专业团队的资料，不难发现这确实是一支非常国际化的团队。不论是担任各部分负责人的高管还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几乎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来头”。观致汽车将一群牛人从国际、国内知名汽车企业猎聘过来，足见这是一个野心不小的企业。
有人说一个企业的模样反映的是决策者的野心，这就不禁让人好奇观致汽车的决策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在2013年12月18日的济南嘉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业盛典上，周刊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观致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谦先生，在他身上感受到了平和与坚定的力量。
1989年，在卸下全国学联副主席、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光环后，郭谦从清华大学汽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汽汽车研究所的卡车发动机设计室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实力和过人的管理才能，一路高升，以34岁的年纪，任一汽集团总经理耿昭杰的助理（一汽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所谓年少得志，不过如此。但很快，郭谦迎来了人生第一个低潮。1998年，在行内和外界都一片赞誉中，传闻中耿绍杰的继承人郭谦失去了看似顺理成章的一汽集团总经理的职位，不久后离开了过去13年中承载了他太多梦想和期盼的一汽集团，转投北汽。
2002年，郭谦加盟北控。当年10月，北京现代顺利成立后，居功至伟的郭谦任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是名副其实的中方大管家。最初的几年时间里，郭谦的个人能力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实现，业绩突出，甚至在汽车行业极度不景气的2004年，北京现代前10个月的汽车销量仍然突破了15万辆，提前完成销售指标，这在当时一度成为一个神话。但创造了“现代速度”的郭谦并没有将北汽作为自己职业上的归宿，反而做出了一个让大家跌破眼镜的决定：离开北汽。有知情人透露，郭谦这次出走是因为韩国现代越来越多的插手北京现代的经营，甚至企图控制原由郭谦分管的公司关键业务。
后来郭谦又转投大众中国，但这一次，从加入到离开，郭谦只用了一年。每个东家越来越短的了解时间也许能反映很多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郭谦越来越明白自己要什么。2007年，郭谦悄然加盟奇瑞。
有人说新生奇瑞，注定是郭谦的最后一站，这种说法其实有着一股宿命的味道。尽管奇瑞在品牌价值或者国际知名度上也许在现在看来并不及之前郭谦工作过的几家汽车企业，但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郭谦与奇瑞的契合。
观致的野心与考验
对于一个新成立的汽车品牌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野心和技术。有野心，一些短暂的“蝇头小利”才入不了经营者的眼，企业才能走的长远；有技术，才能把经营者的野心变为现实。现在很多中国自主品牌难以突出重围也是因为有的缺乏野心，一味压低费用，企图以低价取胜；有的缺少技术，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不过关。很庆幸，观致汽车野心与技术两者兼具。
从价格上看，观致3轿车将三个型号的车的价位定在了119900元到167900元之间。“定价的方法很简单，价格是市场定的，那么我们在市场上找下参照。如果我们与一款20万元的车比较，我们各方面都比它略好一点，我们作为一个新品牌，就应该定价比20万元略低。”正是本着这种建品牌而不是急收益的态度，观致3首先在价格上就有了比较大的竞争力。
在质疑和非议不绝于耳的媒体环境中，神木免费医疗改革已经坚持了一年多。经过了探索初期的短暂混乱和不断的调整完善，免费医疗在神木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神木以实践回答了种种猜疑和质询，免费医疗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医疗困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扬。医疗保障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抛弃情绪化的冲动表达，更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本文试图通过福利哲学的视角，对神木免费医疗进行分析，以期深入理解这种模式的优势和重要性。
一、神木免费医疗的基本情况和社会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神木免费医疗，首先我们简要总结其一年多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重要的社会影响。
（一）神木免费医疗模式的实施效果
神木免费医疗运行一年下来，很好地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医疗问题。在费用控制方面，也没有超出设计者的预想。一年人均医疗费用350元，全县近40万人，总费用为1.5亿。这个财务状况没有超出预算，更没有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财政负担。客观地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非常好。
（二）神木免费医疗的社会影响
神木免费医疗的实施不仅受到了当地居民的赞誉，而且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报道，更重要的是初步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肯定。2010年初，神木模式被社会政策领域的专家评为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事件之首。评审团认为：“神木模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制度公平，当地政府履行了对公共事务的义务和责任，建立了科学的健康及卫生服务管理模式和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2010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长陈竺肯定了神木模式的破题意义。他认为：“平均每个人400元，一年运行下来的情况相当好。如果都像神木那样的话，按照300元的标准，大概五分之一的县里可以先做起来。”
二、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健康是个体幸福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此，保障健康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妥善解决医疗问题，不仅是个复杂的社会难题，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重要方面。对于神木免费医疗的评析目前主要集中在其医疗层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重要的社会福利思想价值。我们从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免费医疗与福利社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政府和社会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设施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供给的特征是收费低廉或者免费。健康是人们正常生活和幸福的重要基础。健康保障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一个社会的健康保障水平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福利发展状况。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状况和健康水平，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福利的探讨。神木的免费医疗，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福利发展。因为，免费医疗具有医疗资源配置的平等性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共享性，所以它的提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福利思想价值。
1、免费医疗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平等性
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重要突破，或者说创新，打破了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身份界限，实现了在医疗领域公民的平等性。我国现有的医疗体系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是按照身份界限分割为不同的板块。其中政府公务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实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实行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实行新农合制度。这种体系设计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界限，实际上反映了公民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不平等性。神木免费医疗制度，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神木规定，拥有神木户籍的城乡居民统一实行门诊医疗卡和住院报销制。它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公务员、职工和居民之间的身份界限，将城乡居民统一纳入到单一医疗保障体系中。这才真正合乎政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
福利哲学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正义，无论社会正义被解释为民主、平等还是自由，平等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医疗领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特权思想在医疗方面的突出表现。神木的突破，不仅具有重要的医疗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福利思想价值。因为，神木免费医疗制度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社会福利的更高追求。社会福利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也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追求。正因为如此，神木医改，被人称为“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高度评价了神木免费医疗。他认为，神木医改是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是一场社会政治大变革，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公共财政的共享性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们生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理应由全体人民共享。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普通民众却很难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问题的加剧就是这种趋势的突出反映。如何实现公共财政的共享性？加强社会福利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神木免费医疗的实践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探索，它通过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让人民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激励作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不可能是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回头路，而应该由政府着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积极投入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免费提供，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二）免费医疗和福利社会
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经历了剩余型和制度型两个阶段。在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福利发展模式的争议。一般认为，我国应该避免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即由于高福利所造成的就业不充分和激励不足等福利病。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现在面对的情况主要是福利供给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不足，而不是过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谓适度普惠型，就是一方面尽力使广大人民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监督机制规避发达国家的福利病，使社会在保持充足活力和动力的同时，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
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我们认为是一种适度普惠型的福利建设。所谓普惠是指它面向全体民众，打破了身份、城乡的界限，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福利。所谓适度是指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运行监管，合理控制费用支出，避免了过度医疗和严重的费用负担。事实上，神木在实施免费医疗制度以前，已经实施了免费教育。教育、医疗虽然需要投入社会资源，但是这些不是单纯的消费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投资，教育增加了社会的文化资本；医疗增加了社会的健康资本。在这些方面加强福利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投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都是建设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神木免费医疗对构建福利社会的启示
通过对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启示。首先，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发展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应该通过发展社会福利，让大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使群众的生活品质伴随经济发展相应提高。其次，社会福利重在建设。发展社会福利，不在于提出多么完美的理论，也不在于喊出多么诱人的口号，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像神木这样不断推出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举措，虽然制度设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是却能够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次，发展社会福利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执政为民的理念。神木免费医疗的投入，并没有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财政困难，但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目前，我国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维护社会稳定成了政府的重要任务。与其事后花费巨大财力去维护稳定，不如事前着力去发展社会福利、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减少、化解社会矛盾。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理念和责任，我们希望有更多地方政府能够以切实行动发展福利、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王家敏.陕西神木免费医疗模式施行1年获肯定[J].中国新闻周刊,2010(4).
2、佚名.医改:从神木学到什么[J].中国新闻周刊,201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ith the best treatment path. Methods: the author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work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ral haemorrhage process in terms of specific problems, put forward a brain haemorrhage first departments should be surg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surgery in hyperacute and acute phase observation determine not to do operation to the internal medicine referral. Conclusion: neurosurgery as a cerebral haemorrhage patients first diagnosed departments is the optimal treatment method.
[Keywords]brain haemorrhage; First diagnosis;Depar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