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概述
对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美国等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同人均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Long和Summers，1992)，并且这种相关性显示了从投资率到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内，蒋晓华通过协整回归、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存在滞后效应;姚娜将固定资产分为国有固定资产、集体固定资产和个体固定资产，研究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国民经济总值的影响，得出公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实际GDP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其中以国有和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二者对GDP的产出有较大影响作用;苗敬毅利用单整PP检验和协整EG检验分析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反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影响机制的传递函数模型。
另外，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近年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以对河南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杨芳揭示了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并提出了刺激河南农村居民消费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王慧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对河南省城镇居民各类商品年消费支出与年可支配收入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出现新型家电及电脑产品消费趋势，现代通讯工具及上网需求日趋旺盛，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增多等新热点;田萍、廖靖宇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河南省17个地市级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统计分析，得到了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消费结构、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
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研究文献大多是从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对区域的研究较少;二是把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联合起来进行协整分析的研究较少;三是现有研究文献大多针对居民消费，没有涵盖政府消费，这样从数量方面来研究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四是由于在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消费时以存在动态稳定性为前提，而实际上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大多数经济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所以直接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一定的可靠性。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将GDP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方面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弥补传统计量经济方法的不足，从而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及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确的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
本文所用的样本取自1978-2006年度的数据(来源于历年《河南统计年鉴》)，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投资状况，用最终消费总额反映最终消费状况，用宏观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数据全部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以消除物价变动对其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又可以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实际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Yt、lnIt和lnCt，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dlnYt、dlnIt和dlnCt。
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选取的是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这类宏观经济变量，其时间序列大多都不是平稳的，随着时间的位移而持续增长。但是这些变量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经济出现突发性震荡，受到冲击的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可能逐渐回到它们的长期增长趋势上去，也可能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若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还用普通OLS进行回归，许多参数统计量的分布不再是标准分布，所作的回归被认为是“伪回归”，为克服这一现象，使回归有意义，本文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这样做可以使差分序列趋于平稳，但缺点是忽略了原时间序列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协整理论，而要进行协整分析必须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有多种方法，如DF法、ADF法、PP法，本文采用ADF法来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如对于非平稳变量，还需检验其一阶差分(或增长率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该变量有单位根，所有变量都一阶差分平稳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运用上述方法和数据，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Yt、lnIt和lnCt的ADF单位根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所对应的临界值，而dlnYt、dlnIt和dlnCt的ADF统计量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变量lnYt、lnIt和lnCt是不平稳的，存在单位根I(1)。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所以需要通过协整检验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EG两步法，它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另一种是JJ检验法，用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JJ检验法可以对系统中所有独立的变量关系作总体分析，并且不事先假定系统中变量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有较普遍的适用性。因为lnYt、lnIt和lnCt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因此可使用Johansen检验或JJ法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该三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协整检验从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零假设开始逐步展开。从零假设H0∶r=0开始，检验统计量的值大于1%和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备择假设H1∶r≥1。在接下来的检验中，零假设H0∶r≤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接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可以确信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是:
LnYt=0.726+0.664LnCt+0.342LnIt(1)
(2.08)(3.82)(5.55)
通过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可以看出，lnYt、lnIt和lnCt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长期有正的影响，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时，能够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342个单位。同理，当最终消费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时，能够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664个单位。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的适度上升，能刺激经济增长率上升，即经济增长幅度的变化增加。
(三)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表示定理，协整关系必然可以表示为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描述变量围绕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短期动态调整的过程。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项为:
ECMt=LnYt-(0.726+0.664LnCt+
0.342LnIt)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其估计结果如下:lnIt和lnCt对lnYt的短期效应为:
LnYt=0.6462lnCt+0.2640lnIt-
(5.55)(3.43)
0.2530ECMt-1(2)
(-1.74)
即LnYt=0.6462lnCt+0.2640lnIt-0.2530lnYt-1+0.168lnCt-1+0.087lnIt+
0.184
在式(2)中解释变量lnCt和lnIt的系数分别表示lnCt关于LnYt的短期弹性为0.6462，lnIt关于LnYt的短期弹性为0.2640，而长期弹性为0.2530，而误差修正项象征着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如果其系数是显著的，就认为GDP与最终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时期里的失衡分别有多大比例可在下一个时期里得到修正。由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知:在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作用，两者对经济增长率有刺激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的增加，能推动经济增长率上升。
结论
由上述分析过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式(1)中的斜率在经济上可以解释为弹性。具体说来，由式(1)可知，河南省最终消费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664%;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342%。可见，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密切的，投资、消费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以上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却会偏离这种均衡关系，表现为向长期均衡关系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式(2)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的短期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投资、消费变动增加1个单位，会分别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动增加0.2640个单位和0.6462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差距约有25.30%得到修正。
参考文献
1.蒋晓华.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1)
2.姚娜.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7(8)
3.苗敬毅.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传递函数模型[J].生产力研究，2006(4)
4.杨芳.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与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01(5)
在现代的开放经济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当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60％左右。因此，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专门领域。本文将对传统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并介绍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述评。
一、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理论和观点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集中考察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即：资本一产量比(C)、储蓄率(s)、有保证的增长率(Gw)。得出的基本方程为：
Gw=s/c
从基本方程可以看出，哈罗德强调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只要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积累率即储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它的经济就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模型为代表)延续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经济思想，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索洛模型提出，一国的人均储蓄有两种用途：一是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新生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均衡条件为：人均储蓄=资本广化。由于人均储蓄：储蓄率文人均产出，因此储蓄率越高，均衡的人均资本水平越高，从而均衡的人均产量水平就越高。显然，他们认为，消费水平高会使资本积累减少从而降低人均产出水平。
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这一认识下，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于1961年找到了与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应满足的关系式。这一关系式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分割律。其基本内容是：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时，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达到最大。黄金分割律揭示了人均消费与人均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拥有的人均资本少于黄金分割的数量。则该经济能够提高人均消费的途径是在目前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直到人均资本达到黄金分割律的水平。从消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黄金分割律”通俗地解释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当代和未来世代的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消费。则人均消费的最大数量即为“黄金消费”。
(三)凯恩斯的消费需求不足会抑制增长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致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也会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的作用，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
二、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观点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U”型曲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倒U”型的曲线(或称为“马鞍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U”型曲线(或称为“倒马鞍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二)罗斯托关于消费一增长具有阶段特征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的比例，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起飞阶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三)钱纳里关于消费率与人均GNP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此时，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
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
三、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评价和结论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的。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即使消费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也是通过其他指标间接作用于增长的，消费对增长拉动往往遵循消费一储蓄一投资一增长这样的逻辑推导链，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因此，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储蓄率以促进资本形成。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暂时牺牲消费以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投资。这些理论在少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前苏联、我国建国初期)曾经实践过，但事实证明，虽然曾经一度有过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超越现有条件的过快过大规模的投资抑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1、导言
在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一起，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而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又是最重要的。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生产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在总消费中，居民消费又占绝大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因此，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2、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概述
2.1消费的定义
消费是人们通过使用消费品满足需要的经济行为，消费包括消费者的需求产生原因、满足需求的方式等等。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消费是某时期一人或一国用于消费品的总支出。严格地说，消费应仅指在这一时期中那些完全用掉了的消费品。但在实际上，消费支出包括所有已购买的商品，而这其中许多商品的使用时间要远远超出考察时期。
2.2经济增长的定义
库兹涅茨把经济增长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需要的制度政策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简单来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持续增长，可以用一国GDP的增长来衡量，另一种说法是指人均产出量的持续增加。
2.3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意义
2.3.1居民消费行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
居民消费行为在经济范围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居民消费能力的波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居民消费能力高，国能生产总值也高，必然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可以说，居民消费行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对居民消费能力的研究，也就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2.3.2居民消费行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推动力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居民劳动能力的提高，而居民劳动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保障居民生活起居的消费能力的提高，所以居民消费行为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是中国欧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推动。
2.3.3居民消费行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
随着对居民消费能力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居民消费有助于提高本国GDP，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中国经济政策发生转变，降低储蓄率，鼓励居民消费。可见，居民消费行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对于本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直接的影响。
3、新时期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掌握我国新时期的居民消费特点、变动趋势，我们需要进一步实现对消费结构的考察、探索，这样更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市场优化，正确处理供需关系。除此之外，通过这些评价、分析，有效地对国家产业的结构进行衡量，检验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对于市场调整也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消费结构是供需之间的产物，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有效地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消费结构变动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同时，一定的消费结构又会影响到供需关系的变化。所以，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
实现对消费结构的考察，不仅可以有效地实现对消费需求的满足，同时还可以考察消费的特点和趋势。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人民在生活需求上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以及在消费形式上的支出比例。例如当下的居民消费形式中，支出比例较多的是服装、日常用品的消费品，而食品消费已经由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人民在恩格尔系数上已经体现出了生活质量的优化。这也体现出了供应条件的改善对需求质量、食品支出等方面的调整和优化。这也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我国市场导向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优化新时期居民消费结构的策略
4.1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市场是一个灵活的手，它是衡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社会需求的主要途径。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就是将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淘汰，培养与社会发展趋势相符合的新兴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想实现以上目标，就需要开发与现在适应的、未来会需要的产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除此之外，还要加快主导消费品的转型，创以此促进传统消费品向更具现代化标准的消费品上过渡。
4.2提升居民收入
当下我国地域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最明显的一点在于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消费水平逐渐拉开。所以，加强对城乡市场改革，这是优化、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战略调整上要结合城乡之间的消费断层，来凝结新的消费动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市场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4.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近些年有了显著成效。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我国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需要从规范、平等两方面入手。实现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提升、企业性保障制度向社会性的过度。实行个人账户、社会统筹之间的协调，完善社会资金保管办法，更好地实现对居民的失业、养老、医疗方面的问题解决，以此来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让其能够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还需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广大居民能够充分地相信新体制下对居民生活的改善。让居民充分地体会到新时期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政策所带来的美好，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以此来实现消费结构中对动力的调整。
4.4推进多样化的信贷消费
物价的上涨始终处于一个较快的水平，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始终居高不下，这就导致居民对于扩大消费更是缺乏信心。一方面，信贷消费中的贷款利率始终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更普遍于倾向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更不利扩大内需。居民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居民收入通过短时间内的累积，仍然不能满足扩大内需的市场要求。根据上述问题，国家应积极调整政策，通过灵活的金融政策，带动信贷消费，支持信用支持性的超前消费，这样可以有效地化解产品积压、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而拉动内需，使得消费对经济有一个良好的推动作用。
结论
综上所述，过去由于我国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光靠投资和进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实现。应逐步提高消费在内需中所占比重，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改变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失衡状况，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正视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才是目前可以预见的解决之道。相信对居民消费能力的鼓励下，我国经济将重新平衡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使我国经济达到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0）-0027-08
一、问题提出
在经济增速换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常态下，中国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势在必行。可再生能源是来自于自然资源且能够从自然过程不断地得到补充的能量来源，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实现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双脱钩发展。
OECD国家化石燃料的使用量正逐渐减少，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逐步提升。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将提供其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OECD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上具有先行优势，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协调上有较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已经制定了2020、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15%、20%的目标。据预测（见图1），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增长42%-48%，成为一次能源需求中的第二位。可见，可再生能源将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新兴绿色产业，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近十年开始出现。对美国的研究较多，Ewing等（2007）用广义方差分解法对美国2000：1C2005：6月度数据研究得出：可再生能源的消费会增加工业生产指数。Bowden和Payne（2010）同样运用TodaCYamamoto方法对美国1949C200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但采用了部门数据，结果表明商业和工业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实际GDP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住宅可再生能源消费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有单向因果关系。一些学者对OECD国家的情形进行了研究，Apergis和Payne（2010）对20个经合组织国家在1985―2005年期间的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消M与经济增长之间在短期和长期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Salim等（2014）利用1980-2011年的数据，检验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消费、工业产值和GDP增速的动态关系。检验表明，在长期和短期内工业总产值与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均有双向的因果关系。GDP增速与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在短期内存在双向关系的证据，而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只有单向因果关系。中国学者郭四代等（2012）选取1990-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新能源（水电、核电、风电）消费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在短期内，新能源的消费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王瑛（2008）对1953-2006年的年度数据 ，分析了水电、核电、风电消费与实际GDP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得出1953-2006年间这三种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另外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对GDP增长也有显著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目前文献结论表明：经济增长对可再生能源消费较多地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但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显现出这两者间双向的因果关系。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发生在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之前，可以在计量上解读为经济增长带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双向因果关系则说明，从计量分析得到可再生能源消费先于经济增长，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因，在政策、环境保护的需求之下，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自身发展的动力，甚至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本文将能源消费分为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作为生产要素考虑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选取1994-2013年的数据，对OECD国家和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通过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分析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建立VEC 模型，进行因果检验分析二者的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并进行长期和短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其次，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并进行长期和短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三、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本节利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面板数据在内的生产函数，实证研究OECD国家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生产函数的构造如下：
Y■=f（K■，L■，RE■，NRE■） （1）
其中，Y■为OECD国家实际GDP，K■是OECD国家资本存量，L■为OECD国家总劳动力人数，RE■表示OECD各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NRE■表示OECD各国不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这里的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不可再生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
本文采取以下自然对数形式的面板计量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
Ln（Y■）=α■Ln（K■）+α■Ln（L■）+α■Ln（RE■）+α■Ln（NRE■）+μ■ （2）
其中，i表示横截面，t表示时间， i=1，2，……34；t=1994，1995，……2013。μ■为残差项。
（二）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利用面板单位根LLC检验、IPS检验、ADF Fisher检验、PP Fisher检验，对34个OECD国家的LnY■、LnK■、LnL■、LnRE■和LnNRE■等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是在LnY■、LnK■、LnL■、LnRE■和LnNRE■的一阶差分序列上分别进行含有截距项以及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得到的。一阶差分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LnY■、LnK■、LnL■、LnRE■和LnNRE■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即为I（1）。
2.协整检验。在面板单位根检验平稳的基础上，本节采用Pedroni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Pedroni构造了四个“联合组内”统计量和三个“组间”统计量。这七个统计量均渐进服从（0，1）的正态分布，并且给出了临界值。如果计算出来的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LnY■、LnK■、LnL■、LnRE■和LnNRE■进行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以上是包含截距项的协整检验结果，滞后期长度按照SIC标准自动选择。有四个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又因为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以ADF统计量为主，其P值为0.00，因此，LnY■、LnK■、LnL■、LnRE■和LnNRE■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最小二乘估计，对LnY■、LnK■、LnL■、LnRE■和LnNRE■间的长期协整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为了能够修正面板数据的异方差性，在估计的权重选项中选择了Period weights，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由表3可见，四个解释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了劳动力，为0.09。这说明，OECD整体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已经确立。
3.VEC模型分析。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来揭示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故建立以下VEC模型：
z■=αβ■z■+■Γiz■+ε■ （3）
其中，z■的各分量是OECD生产函数中I（1）的各变量；α是调整参数矩阵，其每一行元素是出现在第i个方程中的对应误差修正项的系数；β为协整向量矩阵，其每一列所表示的变量的线性组合都是一种协整形式；p为滞后阶数，此处根据SIC原则确定为2；ε■是扰动项。
模型（3）的协整向量估计结果如表4。
得到的方程表示1ny■，1nk■，1nl■，1nre■和1nnre■的L期协整关系，即：
1ny■=0.161nk■+0.591nl■+0.071nre■+0.141nnre■-2.52+ecm■ （4）
式中ecm■表示实际GDP、资本存量、劳动力、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线性组合序列，也是协整方程（4）的残差项，并将作为后面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实际GDP的VEC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1ny■=-0.029*（1ny■-0.1621nk■-0.5901nl■-0.0771nre■-0.1391nnre■+2.518）
+0.1301ny■-0.1271ny■+0.0171nk■+0.0201nk■+0.1441nL■
+0.2471nL■+0.071nre■-0.0161nre■+0.0751nnre■+0.0181nnre■+0.043 （5）
以上估计结果可以说明：对实际GDP当期的变化量解释作用最强的是上一期和上两期的劳动力变化，解释作用分别达到14.4%和24.7%；另外有13%可以由上一期的实际GDP变化量解释，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上一期和上两期变化对其解释作用都较弱。同时，ecm■表示短期波动向上期均衡的调整，其系数为-0.029，即以0.029的速度负向调整。
4.因果检验。本节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变量长期的因果关系和短期动态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故下表中只报告这两者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基于长期协整方程的Granger因果检验如结果表5，滞后阶数选择4阶。
在“LnY■不是LnRE■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检验中，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该假设，说明经济增长是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原因。同时，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 “LnRE■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说明可再生能源消费在长期也是OECD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基于VEC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6。
从表6结果来看，在“DLnY■不是DLnRE■的格兰杰原因”和“DLnRE■不是DLnY■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检验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说明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不是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短期波动的原因，同样，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短期波动也不是其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的原因。二者在统计上因果关系均不显著。
由以上可得，OECD国家经济增长在长期显著地是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从长期来看，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才能负担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普遍较高的成本。经济增长在短期并不构成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在短期内的迅速增长大多是能源转型的政策引导结果。可再生能源消费在滞后4阶的长期状况下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说明OECD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约4期之后可以明显表现出来。短期内，可再生能源消费波动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达到52%，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还较小，短期内不足以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原因。
四、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本节实证研究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生产函数的构造如下：
Y■=f（K■，L■，RE■，NRE■） （6）
其中，Y■为中国实际GDP， K■是中国资本存量，L■为中国总劳动力人数，RE■表示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NRE■为中国不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
为了增强数据的显性化趋势、避免异方差，采用自然对数形式的时间序列模型：
Ln（Y■）=β■Ln（K■）+β■Ln（L■）+β■Ln（RE■）+β■Ln（NRE■）+μ■ （7）
t表示时间，t=1994，1995，……2013；μ■是残差。
（二）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由于LnY■、LnK■、LnL■、LnRE■、LnNRE■一阶差分序列上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不平稳，故下表列出这五个序列在二阶差分上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因此，LnY■、LnK■、LnL■、LnRE■、LnNRE■是二阶平稳的，即I（2）。
2.协整检验。在单位根检验平稳的基础上，本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4个协整方程。可知：中国LnY■、LnK■、LnL■、LnRE■、LnNRE■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先进行ARCH LM条件异方差检验，检验得到F统计量为122.02，相应P值为0.00，说明估计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ARCH效应。因此，选择ARCH模型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看仍然存在问题如下：第一，LnL■和LnRE■的系数估计结果较不显著；第二，DW统计量为0.13。怀疑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如果存在，则显著性水平、拟合优度将不可信，因此，应进行进一步检验。采用LM检验。
LM统计量显示，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同时，观察相关图和Q统计量，得到残差序列在1、5和6阶上存在序列相关。通过将扰动项的滞后项ar（1）、ar（2）和ar（5）代入原方程，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由表10可见，四个解释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国在1994-2013年间，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协整系数超过了劳动力，为0.17。说明对中国来说，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在这20年已经得到了显现。中国在这三十年间的可再生能源构成主要是以水力发电为主，全球已开发水电资源中，中国占27%。DW统计量为1.78，序列相关得到解决。
3.VAR模型分析。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可以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本节构造的VAR（p）模型为中国的实际GDP、资本存量、劳动力、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五变量系统，主要分析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在无约束VAR模型条件下，依据LR、FRE、AIC、SC和HQ等准则得到最优滞后期阶数为2，因此，选择VAR（2）模型。
对VAR模型，当其所有特征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时，表示该模型是稳定的。由图2可知该VAR（2）模型所有特征根的模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该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因此，模型VAR（2）构造如下：
1ny1nk1nl1nre1nnre=A*1ny1nk1nl1nre1nnre■+B*1ny1nk1nl1nre1nnre■+C （8）
A=0.740 -0.164 -1.626 0.038 0.4112.344 0.556 -9.011 0.038 0.2100.049 -0.019 0.475 0.007 0.0392.540 -0.094 10.368 0.164 0.400-0.137 0.313 -4.265 0.093 1.231
估计结果表明：
B=0.205 0.047 1.687 0.045 -0.202-0.970 -0.258 2.678 0.210 -0.3920.002 0.016 0.066 -0.014 -0.061-0.528 -0.001 -18.234 -0.284 -0.695-0.583 -0.093 9.344 0.174 -0.590C=1.068127.5848.844138.870-97.145
基于上述VAR（2）模型，进一步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当外部环境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后对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以及可再生能源消费收到外部环境冲击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的这两者的脉冲响应图如图3所示。横轴表示滞后期，这里设定为10年，纵轴表示变量相应的大小。
由图3可知，当外界给可再生能源消费一个单位的冲击，GDP开始显示一较小的正响应，之后在第二期先增长达到最强，第三期到第四期为减弱期，第四期时有一个短暂的小于零的过程，之后又拉升新一轮的正效应不断增长的阶段，第六期时达到第二个峰值，且该峰值与上一个峰值十分接近，第八期是降到零，但未出现负值，最后两期又出现上升的正相应。而外界给GDP一个单位冲击，可再生能源的响应在第二期出现由零到负的微小降低，并在进入第四期时回到零并启动直达第八期的增长，达到峰值后又逐渐降低，到第十期回到零。可见，可再生能源消费受一个正的外部冲击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其滞后十期内，除第四期例外以外，其余均为正，且经济增长的正响应会阶段性的反复出现，这符合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特性。而GDP受一个正的外部冲击后对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在开始时并不明显，在第四期之后也增长缓慢，最大的正相应在第七至第八期才能表现，说明经济增长对可再生能源消费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较长阶段都会有稳步增加的促进作用。
4.因果检验。本小节研究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首先对中国五个变量的原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与的Granger因果关系。
从以上结果来看，Granger因果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LnY■不是LnRE■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从而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能够Granger引起可再生能源的消费。但与OECD国家的检验结果不同的是，检验接受了“LnRE■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表明可再生能源消费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基于上述VAR（2）模型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其中，中国实际GDP和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包含二阶滞后的VAR模型中，这两种变量的因果关系与长期较接近，Granger因果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LnY■不是LnRE■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肯定了LnRE■对LnY■的解释作用，从而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能够Granger引起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检验接受了“LnRE■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表明可再生能源消费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可再生能源消费有60%的概率外生于经济增长。
由因果检验的结果可知，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在较大概率上得到了确认，无论是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还是短期内的动态关系。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则在长期内有53%的概率外生于经济增长，即在较大概率上还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因；短期中，基于以上VAR（2）的滞后设置，可再生能源消费仍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笔者发现，当把VAR的模型只设定滞后第二期时，可再生能源消费在93%的概率上成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也在94%的概率上Granger引起可再生能源消费。这样的设定是来源于上一节的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同时，此时的VAR模型也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这滞后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运用OECD国家和中国1994-2013年的数据，本文研究得出OECD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同时，还主要得到了如表12所示的因果关系结果。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OECD国家和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同之处：即经济增长对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引领作用，这可以解释为：第一，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化石能源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日渐突显，这随之带来了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需求；第二，从率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可以看出，该产业发展的起始阶段均需投入大量成本，应建立在经济长足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时，研究发现了OECD国家和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在短期内均不能引起经济增长，这说明可再生能源消费短期内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还不能显著地带来经济增长的变化，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比例仍然较小，经济增长的波动也只在小概率下是受到它的影响。
OECD国家和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不同之处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肯定了OECD国家在长期内可再生能源消费也对经济增长有引领作用。OECD在这20年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说明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增长在较大概率上会引起经济增长，这为可再生能源消费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顾虑，中国应该更加信心坚定地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发展。同时，本文发现中国包含可再生能源消费滞后四期变量的模型检验中，它对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得到了确认，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存在着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另一方面，短期的经济增长对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中，OECD的检验中拒绝了这一关系，而中国则接受。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在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了给予了大量补贴，支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相比而言，OECD作为发达国家的集体，其GDP在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的稳定水平，他们发展可再生能源在短期更多地是依赖技术突破。
（二）相关建议
第一，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提升可再生能源产业活力。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出绿色信贷体系，严控“两高一剩”行业信贷，将环境责任标准融入银行业经营管理，积极应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引导绿色债券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规范发展，建立政策激励措施体系，增加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增加投资主体与市场规模。把握绿色金融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机遇，积极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绿色金融的良性循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 加强能源供给侧改革，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利用市场机制强化可再生能源市场优先供给，通过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电力证书等在OECD国家运用成熟的体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发现，减小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补贴缺口。推进能源扶贫，推动r网改造升级，提高农网对分布式发电的接纳能力，一方面使农村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提升的重要阵地， 另一方面推进光伏扶贫等精准扶贫模式落地，发挥好可再生能源对脱贫攻坚的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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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mparison between OECD Countries and China
WANG Yongheng SONG Yingmin LIU Hongfu WANG Hetong
（一）第一产业和煤炭消费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
研究一段时间的第一产业和煤炭消费的数据分析，得出两者的变化趋势没有明显关系的结论，第一产业产值增加，煤炭消费变化稳定同时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再研究其平稳性和协整性，同样得出两者不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
（二）第二产业和煤炭消费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
同样研究一段时间内的第二产业和煤炭消费的发展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两者共同增长，后来又出现两者之间不相符的波动，再后来又有一段时间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煤炭消费反而下降的局面，最后两者又回到共同增长的情况。我们对第二产业的煤炭消费序列及第二产业的产值序列进行平稳性和因果关系验证，得出第二产业产值对煤炭消费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在显著水平为接近百分之二十时，才体现出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比较微弱的。但是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煤炭消费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说明其对煤炭消费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这个结论和我国实际经济状况相符合，煤炭是我国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其生产产值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消费的增加一定会对其生产造成重要影响，其生产增加也会使得第二产业产值增加，进一步提升GDP，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三）第三产业与煤炭消费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
第三产业的煤炭消费应包括商业、贸易及其他项，对第三产业的产值序列及其煤炭消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方程选择不含常数项及趋势项的假设方程。可见，第三产业的产值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而其煤炭消费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对三种产业和煤炭消费的研究可以证实，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煤炭消费不具有协整关系，第一、二产业产值增加，煤炭消费变化稳定或者微弱下降，说明一、二产业发展和煤炭消费关系不大。第二产业和经济增长的结论一致，和煤炭消费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主要因为煤炭丛属第二产业，煤炭消费支撑产业发展。
电力作为一种优质、便捷的能源，占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15%以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当前我国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客观地分析我国电力消费和GDP之间的协整和因果关系，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电力能源发展有着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本文利用我国1971~2002年时间段内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全国电力消费总量（POW）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3》，所有计算由Eviews3.1软件完成。
平稳性检验
首先，本文分别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和PP（Phillips Perron test）单位根检验方法来验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结果见表1。ADF检验表明，水平序列LGDP（GDP的自然对数序列）与LPOW（POW的自然对数序列）无法拒绝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两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PP检验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认为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
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验证了LGDP与LPOW同为一阶单整序列，需要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以下分别采用两阶段法（EG法）和JJ法检验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EG检验随机项ADF值为-6.8182*，表明协整回归方程的随机项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即LPOW和L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JJ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LR值为27.5218NS）拒绝没有协整关系，却无法拒绝（LR值为2.8628）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表明在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下面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建立有效的误差修正模型。
格兰杰因果分析
对序列进行滞后期分别为1-5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在滞后期1-5年内都无法拒绝GDP不是POW的原因（检验F统计量分别为：0.3577NS，0.1232NS，0.0967NS，2.1903NS，1.1573NS），相反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POW不是GDP的原因（检验F统计量分别为：4.3965**，3.5311**，3.7426**，3.8529**，5.2391*）。因此可以推断电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单向原因，然而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GDP都不是电力消费的直接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探讨研究，以下采用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做比较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 消费的总量与结构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消费 占gdp比重% 居民 消费比重% 政府 消费比重%
1978 16.68 85.1 15.71 94.0 0.97 5.8
1979 17.46 85.6 16.65 93.9 1.09 0.6
1980 19.10 86.0 17.85 93.5 1.25 6.5
1981 20.64 79.6 19.16 92.8 1.48 7.2
1982 22.38 71.7 20.83 93.1 1.55 6.9
1983 24.00 70.7 22.09 92.1 1.91 8.0
1984 26.12 62.0 23.37 89.4 2.76 10.6
1985 31.58 58.3 28.05 88.8 3.53 11.2
1986 36.81 59.4 32.70 88.8 4.11 11.2
1987 40.00 60.2 35.83 89.2 4.17 10.4
1988 48.7 59.0 43.22 88.6 5.55 11.4
1989 57.27 57.1 48.99 85.5 8.28 14.5
1990 66.29 52.2 48.45 73.1 11.31 26.9
1991 72.87 52.1 56.86 78.0 15.93 22.0
1992 95.58 43.4 75.18 78.7 20.40 21.3
1993 127.92 42.7 98.04 76.6 29.88 23.4
1994 156.47 41.1 124.55 79.6 31.92 20.4
1995 188.50 46.2 153.09 81.2 35.41 18.8
1996 208.87、 53.6 168.27 80.6 40.60 19.4
1997 222.33 54.5 176.82 79.5 45.51 20.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 、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 y (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 yd (2．2)
c=a+b* c* y (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 c/d yd=d c/(b* d y)=1/b* d c/d y （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 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职工平 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存 居民人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款年末余额 均消费
1990 1980 1575 778 802 852 698 1436
1991 2194 1726 916 1039 866 667 1609
1992 2720 2318 1026 1680 1128 819 2252
1993 3501 3072 1320 2699 1449 1064 2813
1994 4485 3920 1620 3369 1814 1259 3723
1995 5340 4770 1872 3978 2197 1548 4345
1996 5476 4926 2156 4619 2376 1726 4444
1997 5664 4850 2382 5041 2458 1802 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 1，1997年扩大到2.5: 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 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 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WwW.133229.Com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
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 、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 y (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 yd (2．2)
c=a+b* c* y (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 c/d yd=d c/(b* d y)=1/b* d c/d y （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 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职工平 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存 居民人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款年末余额 均消费
1990 1980 1575 778 802 852 698 1436
1991 2194 1726 916 1039 866 667 1609
1992 2720 2318 1026 1680 1128 819 2252
1993 3501 3072 1320 2699 1449 1064 2813
1994 4485 3920 1620 3369 1814 1259 3723
1995 5340 4770 1872 3978 2197 1548 4345
1996 5476 4926 2156 4619 2376 1726 4444
1997 5664 4850 2382 5041 2458 1802 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 1，1997年扩大到2.5: 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 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 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
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
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图分类号：TV521 文献标志码：A
电力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产业，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力的供给已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因而经常出现电力短缺，其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对科学用电、制定电力产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论文从用电量这个角度对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基于我国1990-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利用SPSS软件，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与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分析手段，对我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关系分析模型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平稳的时间序列，是指一个时间序列内，统计指标的均值、方差等统计特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图示中，其可看做是一条围绕其平均值上下波动的曲线。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多变量的时间序列回归建模必须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及PP检验等。本文的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若通过了协整检验，则说明该方程的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并在此基础上对原方程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较为精确。协整检验一般采用E- G（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本文采用E-G两步法。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检验一个经济变量的历史信息是否可用来预测另一个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也就是说，Granger因果关系是一种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预测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于2元向量自回归（滞后为q）联立模型：
三、实证分析
以实际GDP代表经济增长，以全社会用电量代表电力消费。本文采用1990―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年度实际GDP是用每年度的名义GDP除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基期1），见表1。
我国1990～2013年GDP与全社会用电量数据，以X表示全社会用电量，Y表示经济增长，见图1。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对这两个时序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即为lny、lnx（其目的是排除异方差性），采用ADF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见表2、表3。
d（lny，2）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t值（t=-2.885971）小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τ=-2.717511），则说明lny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其实平稳的。因此，lny是二阶单整的。
由表3可知，t值（t=-4.984366）小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τ=-4.498307），则说明lnx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其实平稳的。因此，lnx是二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lny，lnx均是二阶单整的，利用E-G两步法检验二者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对lny进行关于lnx的最小二乘法回归，见表4。
根据上表的输出结果，得lny与lnx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由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lny与lnx存在协整关系。
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电力消费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376%。
（三）误差修正模型
以滞后一期的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模型，其建模结果见表6。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伴随概率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ny不是lnx的格兰杰原因”、“lnx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因此，从二阶滞后的情况来看，lny与lnx互为因果关系，见表7。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1990～2013年期间的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且呈正相关关系，全社会用电量每增加 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76%。因此，要合理发展电力工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电力工业需要火力发电或水力发电做支撑，在发展电力工业的过程中，要注意合理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全社会用电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关系是双向因果关系，即全社会用电量与GDP是相互制约的。不仅经济增长会促进电力工业的发展，而且电力消费的增加也会促使经济的增长，反之亦然。现阶段，我国社会的用电量处于短缺状态，因此要积极发展国内经济，从而更好地促进电力工业的发展，电力的发展也会很好地推动经济得增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我国社会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作者简介］赵婷，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经济系，重庆， 400033
［中图分类号］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4）01-0006-0003一、引 言
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本文主要研究这三者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以期探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合的增长方式。
二、投资、外贸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1978~2012）
本节绘制了1978~2012年投资、外贸和消费占GDP比重的曲线及经济增长率曲线（如图2.1），所有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扣除通货膨胀影响。
由图1可知，1978~1991年间，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这既是因为改革初期或保守或开放的思想交锋影响了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也是改革摸索期经济发展必然会呈现的特点，这是发展的阶段，也是积累经验和打基础的阶段，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1992~2006年间，经济经过短暂调整后进入平稳较快发展的通道，这既是因为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完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同时也是在前一时期打下的基础上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改革进一步深入，这是迅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2007~2012年间，经济增长率总体下降，这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因素，同时也因为中央政府有意降低发展速度，增强发展质量，缓解和治理经济多年快速发展下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为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注重转变增长方式的阶段，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将1978~2012年分作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是为了探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 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节通过Eviews软件选取ARCH（自回归异方差）模型，分别对1978~1991年、1992~2006年和2007~2012年进行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可使其趋势线性化，并削弱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异方差和非平稳性等现象，因此对投资、进出口总额、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建立以下模型：
In(GDP)=C(1) In (V)+C(2) In (T)+C(3) In (E)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V为投资，T为进出口总额，E为消费。单位：亿元。
数据采集和处理：1978~1996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折算。
In (GDP)=1.506276-0.194197 In (V)+ 0.192404 In (T)+ 0.912400 In (E)
(47.15393) (-4.248632) (3.865784) (198.3043)
(0.0000)(0.0000) (0.0001)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5877，F统计值543.4090。
残差检验：
对ARCH（1,1）模型 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可得到如下结果：
1.1992~2006年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 (GDP)=1.0008249+0.063714 In (V) +0.073676 In (T) +0.855735 In (E)
(5.489406)(1.745408)(2.677231)(16.66659)
(0.0000) (0.0809)(0.0074)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9224， F统计值1717.024。
残差检验：
对ARCH（1,1）模型 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可得到如下结果：
2.2007~2012年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 (GDP)=2.008120-0.113205 In (V) +0.120824 In (T) +0.893043 In (E)
(6.108784) (-2.892784) (5.812125)(39.96309)
(0.0000)(0.0038)(0.0000)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9210， DW值2.247。
残差检验：
对ARCH（1,1）模型 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可得到如下结果：
以上三个方程中， R2>0.95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理想，F值较大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比较显著，也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各项指标检验概率较小，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解释变量显著。残差检验中概率较大，说明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1年投资每增加1%，GDP减少0.19%；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19%；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91%。1992~2006年投资每增加1%，GDP增加0.06%；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07%；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86%。2007~2012年投资每增加1%，GDP减少0.11%；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12%；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89%。
四、结 论
1978~1991年，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是两种作用的结果，一是投资本身增加了GDP的值，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作用；二是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直接产出有限且受当时经济水平的限制导致利用不够充分，虽然长期而言会促进贸易和消费，但短期内由于减少了社会保障投入并加重了税费负担，事实上限制了贸易和消费，对经济增长是负向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投资限制了经济增长，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阶段必须付出的成本。
1992~2006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投资逐渐从基础设施向钢铁、石化等有直接产出的大型项目转移，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贸易和消费的增长，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逐步显现；同时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更多投资也增强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所有这些正向作用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2007~2012年，投资抑制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政府主导的投资继续增加GDP值，但由于效益低下，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减弱。在此期间，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四万亿救市措施，避免了经济硬着陆，而手握巨量资金的国有企业也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削弱了更有效率的民营经济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政府主导的投资型增长方式，即使多数人都获益，但也使少数群体从中获得不对称的高额利益，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少数群体掌握大量财富，削弱了社会消费的同时也削弱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投资限制了经济增长，这说明当社会经济发展较充分时，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适应发展需要。
在这三个阶段，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这既因为外贸和消费本身会增加GDP值，也因为这两者的发展会进一步带动投资的增长，最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这也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持续性的。
五、政策建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最根本的增长方式，对国家而言，意味着经济风险更可控，同时，如果希望多数人都能消费敢消费，这样的立足点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更公平。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增加对地方政府环境指标和债务的考核。严格的环境考核将降低地方政府对钢铁、石化等高投资项目的热情；对债务的考核将限制地方政府的借债和投资冲动。
研究表明，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持续性的，而投资对增长的作用，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或促进或抑制。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本文研究不同地区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期探讨其适合的经济政策。
一、研究对象选择
地区生产总值总体上代表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外贸总额能更充分反映该地区经济活跃度、产业结构及经济质量，综合这两个指标可以评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由此，我们选择广东省、湖北省和重庆市分别代表东、中和西部地区，作为投资、外贸和消费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对象。
图1广东省投资、外贸、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曲线（1978―2012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本节绘制了广东省、湖北省和重庆市1978―2012年（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重庆市从1996年开始）投资、外贸、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曲线（如图1），所有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重庆市以1996年为基期），用该地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折算来扣除通货膨胀影响。
由图1可知，以1978年为基期，2012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 325.154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9 061.618亿元；自1990年起，进出口总额超过地区生产总值。1978―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复合增长率为11.83%，进出口总额年复合增长率为18.61%。
图2湖北省投资、外贸、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曲线（1978―2012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由图2可知，以1978年为基期，2012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 511.70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314.448亿元。1978―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复合增长率为9.70%，进出口总额年复合增长率为14.73%。
图3重庆市投资、外贸、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曲线（1996―2012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由图3可知，以1996年为基期，2012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 036.086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 659.82亿元。1996―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复合增长率为12.80%，进出口总额年复合增长率为20.66%。
二、实证分析
本节通过Eviews软件选取ARCH（自回归异方差）模型，分别对广东省、湖北省和重庆市进行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可使其趋势线性化，并削弱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异方差和非平稳性等现象，因此，对投资、进出口总额、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建立以下模型：
In（GDP）=C（1） In （V）+C（2） In （T）+C（3） In （E）
其中，GDP为国民生产总值，V为投资，T为进出口总额，E为消费。单位：亿元。
数据采集和处理：1978―1992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1993―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均按该地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折算，其中重庆市以1996年为基期折算。
（一）广东省实证分析（1978―2012年）
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GDP）=0.388690-0.099232 In （V） +0.190905 In （T） +0.957504 In （E）
（5.316505） （-3.004432） （12.84362） （31.05459）
（0.0000）（0.0027） （0.0000）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4767，F统计值887.1299。
实证结果显示1978―2012年投资每增加1%，GDP减少0.099%；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191%；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958%。
（二）湖北省实证分析（1978―2012年）
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 （GDP）=1.180273+0.176525 In （V） +0.104724 In （T）+0.681460 In （E）
（10.76912） （7.730898） （11.25535）（15.33893）
（0.0000） （0.0000） （0.0000）（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86068，F统计值330.2923。
实证结果显示1978―2012年投资每增加1%，GDP增加0.177%；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104%；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681%。
（三）重庆市实证分析（1996―2012年）
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 （GDP）=2.551892+0.214001 In （V） +0.098435 In （T）+0.4812491 In （E）
（8.834771） （3.418302）（4.802332） （4.286023）
（0.0000） （0.0006）（0.0000）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8242，F统计值946.1762。
实证结果显示1996―2012年投资每增加1%，GDP增加0.214%；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098%；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481%。
三、结论
1978―2012年，广东省投资抑制经济增长。广东省外贸发达，吸引大量投资，而生产成本的上涨使外贸低端产业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降低。对低端产业的投资依赖已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这些资金和资源本可应用于高新技术等更具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低端产业依赖事实上抑制了投资对经济的潜在拉动，这些因素最终形成了广东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
1978―2012年湖北省和1996―2012年重庆市投资均促进经济增长。湖北省和重庆市对基建的大力投资正值沿海产业转移期间，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了沿海制造业的落户，而较低的生产成本加速了这一转移进程，帮助这两个地区外贸获得长足发展，使投资效益得以很快显现；对大型项目的投资弥补了历史投资不足的缺陷，拉动经济的同时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财富，并促进了消费的增长，最终使这两个地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1978―2012年广东省、湖北省和1996―2012年重庆市，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和消费本身会增加地区生产总值，而它们的繁荣会吸引投资的增加，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可以看到，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普适性的，不分地区、不分经济发展水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