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断融合。媒介融合在业界的繁荣使学界对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2011年，新闻学术期刊中对媒介融合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体变革、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文对这几个方面的相关研究加以梳理。
一、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
1978 年，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提出“媒介融合”概念。张建在《简论信息时代的媒介融合》一文中指出：“所谓的媒体融合是在互联网出现后，与传统的四大媒体在信息的流通领域各自发挥作用，并彼此融合和促进。媒介融合时代的特征为：新兴媒体主导，新兴媒体成为引导或影响主流舆论与文化状况的强势媒体；新旧媒体融合，新兴媒介与传统媒介密切交融，共同主导主流舆论与文化状况；媒体竞争加剧，每一种媒体都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中竞相伸张和突显自身的传播优势。”张建运用了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理论――长尾理论来阐述媒介融合的必要性。①
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动因及利弊》中认为：“媒介融合是由新媒体及其他相关因素所促成的媒介间在诸多方面的相交融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现有的国情条件下, 媒介所有权的融合, 常常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 是否融合、与谁融合、何时融合、如何融合、在多大程度上融合, 并不是由媒体负责人和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所能自主决定的。”②
丁教授认为媒介融合应从三个层面理解，即物质层面、操作层面和理念层面的融合。物质层面的融合即工具层面的融合，也就是传播工具之间的功能相互交融；操作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传播业务和运营业务层面的融合；这主要是针对新闻从业者来说的；理念层面的融合即意识层面的融合。
谭天、刘晓璇在《知行并进的“媒介融合年”》中认为：“当下我国媒介融合的现实图景是以国家层面的政策推进为主导，但更多的还是在行业的框架内展开。由此，广电、报业和新媒体各自为战，总体上呈现分兵合进的融合态势。”广电行业要积极应对三网融合，报业要全面实行全媒体战略，新媒体要积极推进跨界与越位。③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媒体变革
媒体融合带动了媒体变革，而媒体变革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
1、变革手段之一：异质媒体的互动和联合
陈善宝、陈力峰在《从“金喜购”谈媒介融合趋势下报业盈利新模式》一文中，以《楚天都市报》打造“金喜购”网络平台为例，阐释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联合。“依托于《楚天金报》、金网两大媒体平台的金喜购，一亮相即赢得《楚天金报》50 万忠实读者、金网20 万时尚网民的高度关注。基于《楚天金报》和金网的双向互动，金喜购借助于《楚天金报》的品牌和公信力，聚合了目标客户群体，延伸了报业传统盈利模式的产业链，通过客户和读者的互动体验和支付，形成了媒体形态和商业形态的有机融合，最终实现销售盈利和模式创新。”④
2、变革手段之二：报业集团化经营
姜帅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湖南报业转型之路探析》中指出：“通过媒介组织的融合，组建集团式发展的优势在于，不同的媒体可以通过生产流程的设计与控制实现资源重整，利用不同类型媒介的介质差异，在新闻信息传播上实现资源共享而又产品各异，化竞争为合作，结果就能联手做大区域市场，并且在这一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湖南省现已组建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和长沙晚报报业集团两大报业集团，湖南报业由此走上集团化发展之路。”⑤
3、变革手段之三：自身模式的创新
在媒介融合大趋势下，不同的媒体要争取“和而不同”。王凡在《“和而不同”―――媒介融合下的报纸生存之路》一文中认为，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在进行报网融合的同时，努力突破新闻专业主义的种种限制，在“和而不同”中提供优质的观点，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国民知情权的代言人，找到新媒体环境下自身的发展壮大之路。
广播媒体也同样如此，需要不断创新模式。郭珂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广播媒体发展创新策略》中认为：第一，强化广播在舆论引领中所起到的独特功能；第二，精办广播栏目，坚持走品牌经营的道路；第三，实时更新节目形态，开发适合新媒体播出平台的节目。在多种媒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今天，对于广播而言，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发展创新策略，借助新媒体的手段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在可预见的未来，媒介融合的进程会逐渐影响到传媒的各个方面。在此背景下，为了适应未来媒介市场的需要，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也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徐文婷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教育改革探讨――以“5W”模式为分析框架》中总结了现在很多新闻院系做出的一些有益尝试。包括通过专业设置开辟传统新闻专业人才的“试验田”，通过借鉴国外的融合教育模式来改造教育环境以及通过与业界合作，依托媒体平台开展融合教育。她认为对于学界而言，要想真正培养出适应业界发展的人才，必须从教师角色的转变、教育内容的变革以及教育理念的转变上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解决新闻教育中最最关键的由谁教、教什么以及怎么教这几个问题。
管文娟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刍议》中认为“在媒介融合时代，单一媒体专业技能的界限被打破,具备跨媒体技能的多面手将成为未来新闻人才的首选。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是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人才的突出表现，记者不再为某一单一媒体服务,而是为集团内的多个媒体信息数据库服务。”⑥
媒介融合大潮引发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对新闻传播课程体系的设置及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姜卫玲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一文中认为媒介环境的改变导致过去的新闻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新闻教育体系需要重新建构。
四、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将会引领媒介向哪个方向走，不少文章将重点放在了这一个议题上。
程美华在《出版媒介的融合方式及其发展》中总结了出版媒介的五个发展趋势：第一，出版媒介组织机构间的融合将会渐渐摆脱行政力量的因素，不会受行政干扰；第二，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仍会是业界较为关注的话题；第三，媒介形态的融合将会进一步加大；第四，资本的力量将会日趋彰显，并且在出版媒介融合中起纽带作用，出版媒介融资的渠道将会更宽、力度也将更大；第五，出版媒介融合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将极大地促进出版产业的完善和发展。
孔玮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发展方向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市场格局的主导者将会是传媒集团，尤其是多媒体新闻集团，例如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新闻融合”的竞争焦点。⑦
对于媒介融合的方向孔玮认为可以归纳为四个，即跨媒介融合、跨区域融合、媒介资本融合、媒介集团化融合。孔玉双、孔庆帅在《中国媒介融合的现状、表现形式与未来》中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内容融合势在必行；接收终端的融合的实现，它是指将多种媒体功能整合在一起，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媒介融合更趋向于多元化；媒介融合将进一步满足受众的需求，强化人文关怀，以受众为中心，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⑧
五、2011年媒介融合研究的特点
综合分析2011年对于媒介融合的论文，我们可以发现既有对宏观规制的分析，也有对具体业务的探讨。总体来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对于媒介融合的概念等基础性研究继续进行
众所周知，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了传播业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实践，也是一个涵盖面十分广并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于其概念的解读可能有所不同。2011年，对于媒介融合概念等基础性研究依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2、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传媒治理与媒体变革方面
梳理2011年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传媒治理与媒体变革方面占很大部分。当今世界，伴随传播进步的是业界传播理念的更新。媒介形态的创新以及多种媒介的融合会导致新闻传播理念和实践的创新，这种创新也体现在媒体变革和传媒治理上。研究者们在媒介变革与传媒治理这个议题上展开了不少讨论。
3、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操作建议
研究者们较多关注媒体技术发展给媒介生态环境带来的变化，进而讨论媒体变革的必要性和手段。这部分研究成果大部分是结合现实案例，指导性较强。
纵观2011年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研究者大多把目光投向媒介融合给传播领域带来的益处，与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担忧相比，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学者们对于媒介融合持过度赞扬的态度，对媒介融合带来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①张建，《简论信息时代的媒介融合》[J].《丝绸之路》，2011（22）
②丁柏栓，《媒介融合的概念、动因及利弊》[J].《南京社会科学》，2011（11）
③谭天、刘晓璇，《知行并进的“媒介融合年”》[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3）
④陈善宝、陈力峰，《从“金喜购”谈媒介融合趋势下报业盈利新模式》[J].《新闻研究导刊》，2011（1）
⑤姜帅,《媒介融合背景下湖南报业转型之路探析》[J].《东南传播》，2011（5）
⑥管文娟，《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刍议》[J].《科技信息》，2006（26）
⑦孔玮，《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发展方向的思考》[J].《传媒观察》.2011（3）
“媒介融合”不仅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个概念，而且是中国目前多种媒介发展进程中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参考国外文献，梳理这一概念的内涵，探讨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由于新媒介是相对传统媒介而言的，新媒介对传统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出版业的发展境况，也是有意义的。
一、国外“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
在20世纪末计算机信息革命到来之前，不同媒介之间界限明晰，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也被限定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内。“媒介融合”的提出为媒介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不同媒介技术相互结合，连同工业制度结构、社会文化标准共同塑造着融合媒体。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一词也被表述为“融合（convergence）”。一般认为，“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普尔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指出：“一个既定的物理网络能够提供任何类别的媒介设备，反过来，一个曾被限制于一种技术的媒介设备现在能够被传送到任何物理上分散的网络上。”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涉及媒介融合基本概念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到我国，例如，托马斯·鲍德温等合著的《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明确指出：之前各自为政的电信、有线电视广播和计算机工业将汇流到一起，产生整合宽带系统（broadband communication system）。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提出：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三个领域将会逐步趋于融合。书中不仅较早地介绍了1978年尼葛洛庞帝的三圆环聚合示意图，而且针对当时学界对媒介融合的几种误解进行指正。凯文·尼曼的《大媒体潮》提出“大媒体”（megamedia）的概念，认为传媒业、电信业、信息业都将统合到一种新的产业之下，即“大媒体业”。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等合著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一书第一章“变化中的媒介环境”也探讨了媒介融合及其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从我国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教材及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情况来看，这几本国外新媒体方向的著作虽然不是系统探讨媒介融合的成果，却对我国媒介研究者思考媒介融合相关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奠定了我国早期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正式的学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蔡雯于2004年在美国进行富布莱特项目研究时引入国内的。其实1999年崔保国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当代传播》1999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引介了西方“媒介融合”的概念。但蔡雯的文章被引用频次较高，而且比较明确地指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此外，宋昭勋的《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以及孟建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媒介融合问题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国内学者在引述“媒介融合”概念时，直接参考英文资料还不够充分。例如，《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一书被学者认为是“我国传播学术界探讨媒介融合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但其参考文献大多来自已有的中译本。实际上，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资料是相当丰富的，涉及很多理论资源和现实问题，值得引入并加以梳理：对媒介融合概念的把握为何难以统一，有关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争议，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谁，媒介融合与出版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我国虽有涉及，但有待深入探讨。因而，有必要继续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目前媒介融合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几个问题
本文仅针对目前国内研究引述国外资料的情况，进一步梳理国外特别是欧美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翻译为中文），归纳其中涉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认识为什么存在差异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媒介研究学者埃斯彭·伊特瑞伯格（Espen Ytreberg）指出：“媒介融合是迄今为止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甚至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因为它有太多不同层面的意义。为什么对这一概念的把握会存在差异呢？其原因有：
“媒介融合”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把握，首先是基于媒介自身的发展与实践过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迈克尔·卡茨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介绍：融合、规制和竞争》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对于媒介融合的三种认识：“对于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局限于电信领域的现象。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电信业和计算机工业归并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包括产业的结构性整合”。英国的西蒙·穆雷（Simone Murray）博士也指出，20世纪90年代，媒介融合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通过对主流媒体的直接收购与大规模兼并实现的跨媒体所有权的集团化。这一浪潮并没有对政治经济方面造成根本性挑战。第二波浪潮是关于媒介的数字化改造，这从根本上挑战了传媒业，受到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青睐，同时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三波浪潮是“内容流（content streaming）”。作者指出，“在传媒业中用‘内容流’来描述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内容迁移，即通过互联网实现音频或视频内容的传递”。可见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在媒介融合基本思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媒介融合的把握是有差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媒介融合更像是在描述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将会见到的”。这提示我国研究者从学理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把握“媒介融合”概念。同时在切入对媒介融合的考察时，应当注意将其置于纵向的维度，而不是孤立地看待。
研究视角有不同。国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媒介史的视角、文化研究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媒介史的视角以詹妮特和萨宾（Janet Staiger and Sabine Hake）为代表，认为“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如印刷媒介、电视、广播和电影）与新技术（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数据广播）的结合”。这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也为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一种纵向考察的方法。
文化研究视角的主要代表者是亨利·詹金斯，其关于媒介融合与融合文化的论著在西方社会具有深刻影响。依照文化研究的视角，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一词涉及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方面”；而“媒介融合意味着一种文化转换（culture shift），正如消费者被鼓励不断发掘新的信息，进而把分散的媒介内容合二为一”。“媒介融合”分为两种先后出现的范式：数字革命范式（digital revolution paradigm）和新兴融合范式（emerging convergence paradigm）。“数字革命范式”以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为代表，其强调“新媒介代替旧媒介”，而“新兴融合范式”则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的互动。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并不完全取决于媒介终端，而是在更多时候产生于个体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并且通过彼此间的社会交往而实现”。他援引了法国媒介学者皮埃尔·列维（Pierre Levy）早年提出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概念，指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些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个人所知的东西汇聚到一起，从而提高个人的技能。”他认为，在媒介融合的文化语境下，混杂着大众文化元素的集体智慧足以改变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广告甚至军事行动的方式。媒介融合也呈现了媒介权力的重构和媒介审美与媒介经济的重塑，“最终，我们的媒介未来将依赖于商业媒体和集体智慧之间的斡旋与交战”。詹金斯还预见到，“媒介融合所处的数字文艺复兴（digital renaissance）将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而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也将在这个时代出现”。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以蒂姆·德维尔（Tim Dwyer）和克劳斯·詹森（Klaus Jensen）为代表。德维尔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过程。新技术被容纳进现有媒介和大众传播文化工业之中”。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他的《媒介融合》一书将媒介融合具体分为产业融合、技术融合与监管融合。但在德维尔的论著中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证支撑的鸿沟。詹森的《媒介融合：网络、大众和人际传播的三个维度》一书也被认为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媒介融合的代表作。詹森阐述了所谓“媒介融合的三个维度”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通过身体实现的人际传播，第二个维度是模拟大众传播，第三个维度是数字化传播。第三部分则包括对理论与实践、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之间关系和方法论的思考。但有学者认为，“詹森只是用媒介融合去描述了一个一般的传播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学者注意到对媒介融合进行文化研究视角的考察。2011年出版的陈伟军《媒介融合与话语越界——传媒文化的多维阐释和散点透视》一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作为一种全新实践和话语重组，媒介及其相关要素的会聚与整合，其影响不仅在技术层面，它还会对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态和思想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对于媒介融合的探讨很难用一种大一统的理论进行阐释，因此需要从哲学思路、文化研究思路、多媒体艺术思路、社会学思路等多维度考察媒介融合。
2 “媒介融合”是否只是一种“假说”
在我国，一般认为传媒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媒介融合，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传媒的未来发展不是融合，而是分化；由此引出了有关“媒介融合”与“反媒介融合”的争论。也有学者质疑关于媒介融合的各种论断只是一种“假说”。
在国外，确实有不少学者批评媒介融合这种说法过分含糊和泛化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媒介融合实践过程中的负效应。南太平洋大学新闻系主任马可·艾智（Marc Edge）在《瓦解之后融合：加拿大的‘灾难性’案例》中指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商业战略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欢迎。计算机工业革命使得报刊业于20世纪70年生转变。媒介主发现通过跨媒体的信息内容共享可以获利颇丰。然而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股市泡沫，2000年1月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的合并却造就了商业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合并案例，媒介融合的提法随之一下子跌落谷底。”有人开始怀疑“媒介融合不过是个宣传出来的错觉而已”。
有的学者怀疑媒介融合是否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从商业模式角度去看，“媒介融合有赖于一些理念，如协同效应的创造、产业边界的消解、市场的叠加与整合”。多伊尔（Doyle G.）早在1999年就通过对英国报刊和电视经营者的访谈发现他们对于媒介融合是否真的能发挥节省成本的协同效应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不少媒体高管认为媒介融合并不能带来太多经济效益，其唯一的益处不过是带来跨媒体内容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加拿大学者也通过相同的方法得出类似的结论，并表示对于过度增长的传媒集团的担忧。媒介融合所带来的股市负债，使得一些新的媒介集团不堪重压。一些所谓“媒介融合之王”，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来还清因媒介融合而欠下的债务。而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媒介融合也带来了某些弊端。“免费在线出版物为媒介主制造了麻烦，因为免费在线出版物对其原有的媒介产品的销售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代表性论述虽然不能证明媒介融合是个伪命题，但至少它提醒我国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现实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并注意媒介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
3 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谁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公众究竟置于利益天平的哪一端？或者说，谁是媒介融合最大受益者？这一议题常常被我国研究者所忽视，目前我国已有的研究几乎找不到相关论述，而这一议题却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艾格尔·黄（Edgar Huang）和南弗罗里达大学的卡伦·戴文森（Karen Davison）等人认为，“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都只聚焦于其商业价值”，因而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主来说十分有益，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只能意味着真相和公民意见的削弱。美国一项针对传媒学界和业界人士的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媒介并购者。有学者则撰文指出，“媒介融合的结局可能是好的，对于传媒公司来说可能结局更好。但是恐怕它也可能变得更糟糕，对于新闻业来说结局可能更糟”。
这些国外研究表明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可能并非普通大众。这提示我国学者在考察媒介融合商业效益的同时，还要从更广泛的视野对媒介融合现象进行反思，了解媒介融合对普通大众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三、媒介融合视角下的出版业发展
国内外学者谈及媒介融合时，更多地聚焦于电信业、计算机工业与广播电视业的融合，但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媒介融合都已经涉及出版业的发展问题。
早在1978年，尼葛洛庞帝就已经通过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的聚合过程，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雏形。在这个聚合模型中，三个圆环分别代表了“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这个聚合模型提出的意义在于把“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卓识第一次通过著名图例演示出来，获得商界领袖”的青睐。这一模型也表明媒介融合在最初阶段就与印刷出版业密切相关。
一、对媒介融合和内涵与外延的认知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I?浦尔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陶喜红进一步指出，“融合”这一概念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研究发现，“媒介融合”属于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相互争论时期。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和平共处,联合发展，显然它与现在舶来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属于不同的概念。
(二）认识的深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吴海荣从研究个案出发，认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观的产业、人力层面的相对集中，又可指微观的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⑴李红祥认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从技术/软件融合、产业/市场融合、内容/服务三个层面加以界定。m蔡雯则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的通过新介质形成的各类型媒介的汇聚融合。
在表现形式上，媒介融合应该既包括硬的新闻实体的融合,又表现为软的媒介技术、管理体制的融合。王闻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介融合包括组织结合、收购合并、传播手段、媒介形态等四个阶段，孟建、赵元珂认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二、高校媒体融合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学界对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相当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宏观媒介融合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观高校媒体融合研究
张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体的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终端、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认为,高校校园媒体应该从内容重整和组织重构两方面人手。在内容重整上，重视整体策划，注重互动。在组织重构上，组建全校统一的新闻管理机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全能型的采编队伍。娄雷认为，高校的校园媒体资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闻主体、经营主体的融合,也包括不同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在组织构成、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高校传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体的发展诉求，又是当代高校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梁燕燕认为,高校传媒可探索构建“新闻中心——实训基地”模式，将新闻中心开放为高校新闻学科的实践教学平台，将校园宣传任务分解为高校新闻学课程的实训作业。此举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传媒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同时又极大改善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困境。
(二）高校报网融合研究
高校“报网融合”是不同新闻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实现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捆绑化的客户服务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李秀芹认为，高校报网互动有利于校报与网络的“快”与“慢”、“容量大”与“容量小”、“交互性”与“单向性”的优势互补，是高校校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工作理念上，张碧红认为应该实现媒体的重心从报纸转移到网络，搭建读者网友的互动社区,通过打造“新式在线编辑部”、注重校园网事“深加工”、整合校园宣传资源等方面，推进高校“报网融合”创新发展。
赵立兵，杨宝珠研究了高校校报与微博的融合发展,认为微博等新媒体的及时性、现场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与高校平面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性、全面性进行有效互补。在具体融合路径上,主要表现为“微新闻”、“微专题”、“微采访”、“微活动”、“微服务”等形态，推动高校校报的新发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经营管理层面,高校校园媒介融合，有利于实现新闻业务上的资源共享,增强校园新闻的舆论引导能力。赵明认为，高校校园媒体的融合应该从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新闻工作体制人手,在新闻工作体制方面，整合校园媒体,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宣传部门在体制上保证组织运作。
王世华认为，从传播内容、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来看，高校的媒体融合远没有成功,作者指出,应明确现有媒体的主从关系，不同媒体形成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同时还要实现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与从业人员的有机融合,从理念、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从业人员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体融合的髙校“全媒体”。
三、结语
媒介融合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从一开始被引人的舶来品，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研究，学界都有较为深人的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多元。相比较而言,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薄弱,这与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与高校新闻媒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闻媒体在内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一、什么是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 Ithiel De SolaPool） 提出的。他在专著《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赢得广泛认同。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 “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并认为“媒介融合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二、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1.西方国家最早开始研究媒介融合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从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的。他们从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各个角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便根据不同传播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
之后，Lori Demo 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教的学者提出了“融合连续统一体”这个新概念， 界定了“融合新闻”的几种模式，分别是交互推广、克隆、合竞、内容分享和融合。这五种模式，也是媒体之间通力合作、信息内容上实现了共享过程的佐证。
2.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媒介融合
在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最新概念是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引入的。2005年，蔡雯发表了《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与媒介融合相关文章，此后，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2007年，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向着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菲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出版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大融合》。
三、媒介融合的基本模式
媒介融合不仅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传播内容的融合，还包括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高层次是打破产业壁垒、技术壁垒的全方位的大融合。媒介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裂变与聚合不断开展，最终形成新的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1.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打破各媒介壁垒，实现形态整合，内容共享。在操作层面上呈现了初级形式的融合， 如信息采集、制作等信息共享层面上。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电视读报节目就是媒介融合初级形式的产物。凤凰卫视的 “有报天天读”，短短半年时间栏目收视率挺进凤凰前三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媒体广场”，集萃各类媒体，每天清晨滚动播出两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的“马斌读报”；上海卫视“看东方”的“早报早知道”和“读家新闻”等等都是电视和报纸信息共享，互动推广，这些都是初级融合。
2.媒介渠道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媒体日益融合。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搜狐与巧家报社组建的“奥运媒体报道联盟”、腾讯与多家重量级都市报组建“捷报奥运媒体联盟”，这些报网互动项目都将极大推动报道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成习惯，如用借助网络新闻、通过手机短信获取线索、利用手机和网站搭建受众参与直播节目的平台、将博客内容转载到传统媒介上等。目前出现的报纸网站、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都可看做是渠道融合的结果。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的变化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重组、交融与互动，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影响着新闻业务形态的全部过程。它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采集与制作的流程，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新闻生产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工作流程一体化
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单一媒体形态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形成单一的新闻采集、单一的新闻加工、单一的新闻产品和单一的传播方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流程。融合新闻以多媒体集中采集新闻，根据所属媒体介质和受众特点分类加工、生产多样化新闻产品，提供给所属媒体选择和传播。
然而，这一提法被不少媒体机构列在媒体发展战略纲要中，并被解读成“介质品种完全、记者装备齐全”的模式。在这一理念下，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时，会追求介质齐全的“全媒体”，而不去关注各个介质之间是否能够融合；追求记者的“全装备”，较少关注记者是否具备了“全方位作战”的能力。可以说，在“全媒体”提法下，一些媒介机构因为理解偏差和执行不当，造成记者疲于奔命的情形。
关键词：广播电台；移动终端；微信；点播模式
2015年的春晚让人映像深刻，这场每个农历新年全中国最大的盛宴上首次被另一个媒介――微信――抢尽风头。这一天在微信上抢红包是看春晚最大的乐趣，比节目更吸引。
微信来自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腾讯，腾讯的动作的整合时快速和激烈的，上线仅仅四年的微信，全球使用人数已经突破6亿。移动互联网时代后，运营商甚至已经成为了腾讯的“管道”，甚至传统企业都正在被腾讯削弱。腾讯微信“公众账号”中，很容易看到类似“CCTV焦点访谈”这样的媒体人都在大家关注之中。
新媒体环境的影响，广播电台面临着巨大困境。改革势在必行。微信的媒体营销，虽然还在早期的探索阶段，但是微信作为移动终端的一个代表，具有个性化、私密化、移动化、互动性等传播特点，笔者认为简直像是为广播量身定做一样。而且因为它是一种声音传播软件，尤其适用于广播。此外，我们发现，许多传统广播软件多是同步播出，其次是在线自主点播，原创内容是比较罕见的。传统媒体――广播电台，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研究移动终端使用人群的特点，开发一些有针对性的，突出优秀的品牌节目和主持人，将有更强的服务性和影响力。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和溯源
“媒介融合”是过去20年里最引人注目的命题之一。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一切拉平了地球，人类改写了通讯的历史，创造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信息已成为自然界的基本要素。从口语、纸笔、印.刷到广播、电视等，人类无一不被媒介的强大气场所震慑：一种媒介接踵另一种媒介出现，一种媒介交错另一种媒介，信息环境里媒介的演化越来越人性化、合理化、完善化。“后麦克卢汉主义”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补救性媒介”理论在融合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可：“媒体的发展是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组织的系统，其作用机制是弥补媒体，后生的媒体对先有的媒体有补救作用。”[1]我国媒介融合研究是从2005年开始，2009年后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理论探索和问题的丰富度逐年提高。媒介融合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媒介融合的政策、法规研究；二是中观层面：传媒业的发展和转型，传媒业的管理；三是微观层面：新闻制作、流程再造。本文涉及媒介融合为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由于媒介融合的学术定义又不同的意见，所以这篇文章对媒介融合和整合相关媒介的概念做溯源界定。
要定义媒介融合和媒体融合，我们必须首先定义“媒介”和“媒体”这两个词。学界等同换用这两个词的现象经常存在，但其实是有广义和狭义差别的：
媒介：中文当中“媒介”第一次出现在《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当时的“媒介”是指使彼此发生关联的人或事物。“媒”指媒人，后来扩展到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介”字，一直是指两个对象之间的中介或工具。英文当中首次出现有关媒体的字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其意义是使事物发生关系的中介或用具。在第二十世纪原始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著名的论断：媒介就是讯息。[2]中国学者胡正荣认为媒介是中介，在事物的发生中存在。[3]
媒体：此词来自拉丁语“Medium”，音译成媒体，意指信息从发出到接受两者之中承载并传递的承载物和工具。媒体指两层寓意，一指携带消息的东西，二指贮存和传递消息的实体。中国学者大多数认同媒体是一种媒介组织，指的是拥有、使用并经营媒介的机构。如广播是一种媒介，广播电台则是一种媒体。[4]
不过中国传播学者们一般认为媒体和媒介两词不需要有那么明确界定，可以尝尝互换使用。蔡雯就认为“媒体融合或称媒介融合。”[5]这种使用方式源于：当代大众媒介，一般都由物质工具和组织机构共同参与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故提及“电视媒介”时会同时考虑作为物质工具和组织机构的双重存在。
媒介融合：这个概念早载30年前在《自由的科技》中被美国学者伊契尔・索乐・普尔提及，指多种媒介呈现混合各功能于一体的趋势。“媒介融合”被美国新闻传媒学院的媒介融合中心主任定义为：“打印、音频、视频、互动数字媒体战略、经营、文化联盟。”[6]
中国学者邵培仁的定义是：媒介融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不同的媒介在一起，“量变”到“质变”过程，构成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如移动电话、互联网广播等等。而广义的概念指所有的媒介和相关要素趋向一体化。[7]
中国学者蔡雯认为，媒介融合是指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新一代的传输平台的创建，可以整合不同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媒体之间，内容和传播方式可以互相借用，从而形成发展潜力。
二、媒介融合研究的焦点
因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试验层出不穷，信息与经济的增长点也不断涌现。这种高速实验性的发展导致了媒介融合的报告里糅合了很多个人倾向与意愿。媒介融合研究是一个急速变动的领域，笔者搜集的研究资料不过多时就急需更新。
目前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内容涉及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出版等具体媒体，从宏观上从产业着手，微观上从个案剖析。研究者对“媒介融合”具有两种态度：
（1）三网融合说
提出不同的行业“将/正趋向融合”的人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的Nicholas Negroponte（1978）。他用三个互相穿插的圆（代表计算机行业、印刷及出版业和广播电影业）来展示他们的技能和描绘聚合过程的边界重合，而它们三个的交织处将成为增长最快、改进最多的范畴。在这个基础上，他会理解为各种技术和形式的媒体融合在一块。这给新闻传播学界的许多其他研究者启迪[8]。不断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实践中走向深入的媒介融合状态下，传统媒介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种观点在业界和学界中涌现，将来会出现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超媒体集传统媒介的所有功能于一体，完全取代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其他媒体。
（2）新旧媒体共存说
美国学者罗杰・菲德勒（2000）并不赞同超级媒介会取代所有传统媒介的说法。他引用1950年代美国人对“通用载体”的研究给了答案：“尽管媒介融合一直被描述的天花乱坠，我们不应期望，一种单一网络突然取代电视机、收音机、电话、传真机、书刊。所有形式的媒体成了一个巨大的媒体的想法几乎就跟当年1950通用载体的想法一样异想天开，当时人们认为所有形式的个人交通工具将被集成到一个单一的通用的携带装置。想把一般媒体混合在一起的通用媒介，是不可能得到的所有功能都特别好。[9]”根据菲德勒的观点，每一种媒体都有独特的优势不同于其他媒体，互联网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高岩研究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相关新闻变革及对传媒业的影响后，同时研究了西方媒体的形态，他总结为六个字：矛盾、融合、共存[10]。孙旭培先生坚持在中国国内推进新闻变革，他主张中国国内的新闻改革，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说起，通过对中国新闻改革三十年有余的仔细研究，媒体在改革背景和国家开放时期，不断发现自身潜力和优点，新闻事业在中国曾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媒体呈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特别是舆论监督报道的兴起，对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和其他媒体相结合的媒体有其自身的特点，积极促进社会进步。孙旭培也认为，在中国的传统媒体已经开始进行网络化、电子化改革，这是由于新媒体的冲击，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共识，这将极大影响我们的媒体未来的发展模式[11]。
中国学者王菲（2007）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情景下，考虑移动终端需求的情况下，媒介生态的演变由内容、网络和终端三者构成。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和‘任何时间’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这是所有媒介在数字化时展的内在动力和最终目标。由此产生的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大媒体产业一体化形成。[12]”新闻改革应考虑如何针对融合的方法到目标，达到整个媒体的融合。
但笔者发现研究较少探究媒介融合深层次矛盾，常聚焦媒体与微博在传播信息方面的优缺点、传播渠道的简单互动，较少研究传统媒体是如何艰难被迫适应新闻媒体的传播侵染，并给出解决答案。笔者认为传统媒体的生产者虽然借助了新媒体寻找新闻线索，利用了新媒体自身内容来扩大影响力，但传统媒体却沦为新媒体的主要内容提供商，且无法得到新媒体的同等回馈，传统媒体已成新媒体的免费打工者。若由此角度开展融合研究，或许将会为两种媒体提供一种解决之道。
三、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相关综述
（1）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
在世界各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的升级，尤其日本韩国普及率较高[13]。日本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增长快速的国家，它的发展仰赖和产业链的合作，尤其结合移动通信运营商和金融业，对中国移动通讯互联网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14]。移动支付方法的普及和降低互联网流量的成本，这为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转型的人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日本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迈克尔.塞勒对整个移动互联网对传播的影响有较详细的叙述描写。在国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我们启示：要大力覆盖3G网络并提高网络的稳定，还需要注意和产业链紧密联系。
（2）移动终端与广播结合的条件
2015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表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即时通信使用手机率为91.2%，逐渐演变成移动即时通信渐渐从一个单一的通讯工具转变为付款、娱乐、O2O等附加值的服务入口，其庞大的用户群为其他服务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商业价值。笑蜀（2010）认为移动互联网将是有线和无线相结合，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人为本、即时为深化和扩散的人际传播形式的方向[16]。广播的传播特征与移动终端的个性化、私密化、移动便捷性、互动沟通性这些传播特征，具有天然的适应性。
（3）移动终端的代表――微信
关于微信的研究著述和分析报告大多是从传播学或者社交网络的视角出发，如方志鑫，蔡莉白两位在传播学上对微信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从微信的产生、传输和微信传输模式所带来的彼岸花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效用和满意理论”为基础，分析为什么受众普遍接受微信。[17]再如党昊祺分析微信的使用人群、传递内涵、传播媒介和受众三者的关联主要通拉斯韦尔的“5W模式”理论。文章介绍了整个过程，明确阐述了微信通信，详细分析了通信内容的多样化和微信发展的紧密联系。’[18]匡文波和刘德寰写作描述目当前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手机媒体的应用。[19][20]上述著作对微信和传播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好的指导作用。不只在通信领域，在其他领域的一些研究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视线，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将微信作为即时通讯，如张敏展示了微信、米聊等几个颇具特色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和改变。[21]此外，媒体《微信潮不是传统的短信“生与死”的咒语》报告中，也将微信和传统的短信相比，微信对短信彩信业务有影响，但分析后，认为短期内微信取代短信“有难度”。这些研究总结了微信在移动互联网中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四、结论及不足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电台生死攸关，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运用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的运用，工具和概念的创新组合，全方位的整合传播资源，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新的媒体宣传大战中，微信是不可取代的传播手段。
本文从媒介融合概念界定和溯源、媒介融合的焦点，移动互联网发展情况三个角度出发，系统整理和归纳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微信之即时通讯以及语音互动与广播电台的必要性和高度契合性。当广播电台与微信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将重新改造广播电台传统传播方式，以期为广播事业重振雄风。（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莱文森著：《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陈亮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3]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4]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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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日华，郭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人民大学谈媒体融合》，人大新闻网站，2006年4月11日，
[7]邵培仁：《媒介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8][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
[9][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10]左艾甫：《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广播电台改革与发展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11]孙旭培，王勇：《不同的理念导致不同的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J].《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12]王菲：《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
[13]柴雪芳.国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对国内运营商的启示[J].移动通信，2010.3（6）：6-8.
[14]路凌霄.3G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发展[J].中国科技财富，2009（22）：23-28.
[15]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至140页
[16]笑蜀：《微博客神奇，但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9日
[17]方志鑫，蔡莉白.从传播学角度看微信的兴起[J].科教导刊，2012（2） ：219-220.
[18]党昊祺.从传播学角度解构微信的信息传播模式[J].东南传播，2012 （7）：71-72.
新媒体是基于数字信息技术发展而创生的一种全方位、立体化、多元素的互动媒体形式，其具有的优势对传统媒体产业带来了深远影响。而新媒体1.0向新媒体2.0的衍生升级，使得新媒体在其原有的分众传播特性的基础上，更具备了融合运营的优良品质，它将开拓更为广泛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和更为新颖的跨媒介发展历程。
在数字化生活日益普及和创新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出来，并已成为当今研究媒体产业及电信产业的专家和学者长期关注的热点。按照“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每一次技术层面的革新都会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一次飞跃。而在三网融合、IMS及LTE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今天，我们新媒体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传媒产业和电信产业的发展格局，而且也革命性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
一、新媒体1.0向新媒体2.0的衍生升级
近年来，在终端多元化、移动媒体化、网络融合化的多重发展力量的驱动下，新媒体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时髦名词。其实，所谓的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出现于传统媒体之后的各类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称，它主要指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实时地、交互地承载和传递各种个性化、富媒体化复合信息的中介。而在三网融合、TIME时代等新的融合产业发展趋势下，新媒体也经历了1.0向2.0的衍生升级。
“新媒体1.0”是利用新媒体传统工具的精确性及互动性，实施分众传播的时代。互联网及移动手机的出现，触发了众多媒介和多种业务形式的创生。新媒体1.0通过细分用户的定向传播、用户广泛的互动参与等新型特征不断得以发展，使得媒体在精确细分和有效到达方面有了全新的优势，分众传播的概念也得以实现。新媒体的精确的量化、“分众”式的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信息内容的定制、碎片时间的占有应用使得用户能够在四维时空里体验媒介的优良品质。但受限于政策的分业监管、业务的发展成熟度等因素，新媒体1.0的各类媒体及其业务之间相对孤立化，还无法满足用户的融合服务产品体验。
随着TIME时代的到来，电信、互联网与媒体等产业链条相互介入，融合型智能终端发展引发了对跨媒介内容的用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IPTV、IMS、云计算等融合的网络技术及业务不断发展，三网融合等融合监管政策更是大力推进，使得“新媒体2.0”――融合运营的时代应运而来。在融合的媒体业务内容通过融合的媒介进行和传播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媒介更加人性化地满足人的融合传播需求，用户可利用融合终端实现各媒介之间的无缝切换，从而实现对全媒介内容的融合品质体验。新媒体2.0是对多种传播手段和不同媒体之间融合与重组的追求和响应，它的出现是传播形态深度融合的一次演化和升级。
新媒体2.0在继承了新媒体1.0的优良特征的基础上，在传播模式、技术实现、用户内容、广告营销等层面都有着诸多不同的创新产生(具体见表1)。
二、新媒体2.O的发展特征诠释
产业融合趋势下，“无所不容、无处不在”的泛网络为“新媒体2.0”发展创造了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并赋予其更多的发展特征：
1.在继承新媒体1.0优良品质的基础上，新媒体2.0更加突出强调融合型、开放式、社会化的传播特征。其中，融合型具体表现为：融合的终端／平台、融合的信息内容、融合的产业，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媒介融合。开放式表现为：业务平台的开放、产业链合作的开放。社会化表现为：利用社会化网络、在线社区、微博、百科或者其他网络协作平台实施产业媒介传播的形态，如以Flipboard为代表的社会化阅读软件及其代表触发的媒体形态。总之，融合型、开放式、社会化的媒体模式必然成为媒体产业的发展趋势。
2.新媒体2.0是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通过“全天候”的服务理念、“泛信息化”的思维形态来大力推进融合媒介及其平台的协同运作，从而实现“内容海”“媒体雨”“个人云”的媒介循环再生。在新媒体2.0中，广阔的媒体内容形成了“内容海”；而媒体运营商应用多种媒介蒸馏作用，在时间的渗透与“碎”式叠加基础上，形成“个人云”；并在以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主要载体的基础上，创生“媒体雨”，再通过多种媒介对用户形成接触点的互动影响。
媒介融合自译介到中国以来，提倡、推动等远远超出传播学的范围。从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看，大多是定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缺乏实证研究。因此，遭人质疑，使人反思。笔者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探究媒介融合应有的面貌和本质，并对流行的观点进行评骘。
一、媒介融合有无边界：逻辑归谬媒介融合的边界与其应有的科学内涵
从逻辑归谬法来看，媒介融合的边界在哪里?是不分媒介地域、不分媒介种群、不分内容属性、不分民族国别，越大越好的融合吗，还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对象和领域的媒介融合?当媒介融合从一种理念变成媒体实验(实践)时，媒介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规范就愈显重要。
从媒介区域分布看，无论中国的省地还是外国的州县，都拥有地方的报、刊、广、电、网等媒介，任何人似乎都无力将其整合成一种媒介，也无这个必要。正如原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黄勇所说：“无论从国家信息文化安全的角度讲还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讲，全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物理网络。‘三网合一’，那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现在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做到‘三网合一’。”从媒介种群分布来看，人类传播媒介形态的演变规律是继承叠加发展的，即使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原初的声音、书写传播照样有其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提倡、允许一种媒介生存而扼杀、限制另一种媒介生存不符合媒介生态的演变规律。从民族国别来看，任何媒介都是一国或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必需。即使媒介不含意识形态，仅就语言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复杂性而言，恐怕世界上永远都难以出现一个供地球50多亿受众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用得上的媒介。从内容设置来看，媒介级别、类型、形式不同，它传播的功能、作用和针对的受众群体也自然不同。传播专业信息和大众信息，传播科技、文化信息和新闻娱乐信息的媒介自然不会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等杂志刊载的信息自然不会和都市报的新闻娱乐信息融合在一起。因此从形式逻辑归谬法来看，将某一事物发展推到极致就会产生谬误。基此，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应有其科学的内涵。
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摘自新华网关于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报道
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电视媒体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适应新媒体技术，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带来机遇，是作为媒体工作者的专业职责和本分，也是媒体工作者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主动姿态的体现。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格局中，电视如何占领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如何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做到守土尽责，成为各级电视媒体在今后的舆论宣传工作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从跨媒体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电视如何应对新媒体技术点燃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如何跨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文化障碍，形成强大的新旧媒介文化融合驱动力，重建电视的媒介意见领袖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
一、看不见的硝烟：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意识形态战争
尼尔・波斯曼认为，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竞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的竞争。他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新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
现今，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媒体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媒介生态环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不仅在市场经济中处于白热化状态，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也即将打响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战役。
本文关注的重点正是新媒体技术点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需要解释的是，本文所指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一个政治术语，而是指作为整体的一种媒介文化、一种媒介世界观。媒介环境学派的前辈、现代传播学始祖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往往会造成新的知识垄断，将知识赋予的权力从一群人手里转移到另一群人手里。尼尔・波斯曼的思想和伊尼斯一脉相承。他认为，新媒介并非像它的发明者宣称的那样惠及所有人的生活，当新技术闯入一种文化，其结果将是在短期内难以预料的，而最难以预料的后果是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建构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器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波斯曼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认识论，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在手握榔头者眼中，一切都是钉子”。借用他的比方，我们同样可以认识到：在新媒体的领域里，一切都是被解构和重构的对象。此时，曾经作为“元媒介”和“认识论中心”的电视媒介面临严重挑战。
而新媒体点燃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改变了整个媒介传播环境，影响到了每一种媒介的生存方式。在行业观察者眼中，媒介行业竞争格局在市场层面的输赢或许能够被简单判断，但从长远来看，其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态势则未必明晰可见。尤其是作为传统媒介重要形态的电视，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可谓复杂难料。电视出现之初也曾被看作是一种新媒介，并因其在技术融合方面的创新而被赋予“元媒介”的地位。那么，在现今的时代，电视是否还能维持其“元媒介”的地位呢？毋庸置疑，电视面临的最强劲挑战来自于新媒体，尤其在作为意识形态高地的新闻传播领域，和自媒体相比，电视似乎失去了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技术优势。以微博自媒体为例，微博的信息具有即时、生动的特点，时效性强。例如，2013年8月22日，新浪微博@济南中院将案进行庭审直播，微博成为众多传统媒体记者获取消息的第一渠道。在上述案例中，电视失去了“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的地位，难免沦为微博自媒体的“二道贩子”。
然而，个别案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电视即将失去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领袖地位，而将意见市场的优势拱手让予新媒体。
二、看不见的沟壑：媒介文化差异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传播之障
如上文所言，在新媒体时代，若单论及技术层面的媒介竞争，电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部分优势，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中，技术竞争一时的输赢并非为最致命的地方，对于传统媒体阵营来说，最具威胁力的现象是：传统媒体文化在新媒体阵地中频频被解构、被消解、甚至被重新建构。
值得一提的例子是，2012年，中央电视台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播出的系列电视节目《你幸福吗？》。从电视传播的角度来看，节目原本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追问普通百姓的幸福观，在整个社会层面建构超越个体生存方式的中国式幸福观。然而，该节目通过电视播出后，却在自媒体上引发了一场意义解构的集体狂欢：在网民的帖子中，掺杂着调侃、质疑、嘲笑和自嘲等各种嘈杂的声音。节目播出一个月后，《你幸福吗？》节目创作人员在新浪微博举办的“微访谈”中，试图解答网民质疑、达成意见和解，然而，在网民们非理性解构式的狂欢中，节目组主动通过自媒体发出的声音太过于微弱。这个案例可以看作是电视试图在新媒体阵营中夺回话语权的一次尝试。很显然，对于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公众议题，这样的应对方式非常被动。笔者的理解是，网民对于主流电视所传递的意识形态进行狂欢式的解构并非纯粹出于恶意，最根本的原因是，互联网文化本身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它通过对权威、中心和主流文化的消解，形成了自身话语体系和文化特征。而在网民的眼中，中央电视台正是主流媒介权威性的象征，且不论其节目内容，其特殊的媒介身份本身就容易成为互联网文化消解的对象。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形成的话语对峙与文化裂痕，是当前意识形态传播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跨越这道看不见的文化裂痕，为公众传递真实的社会图景、建构意义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电视作为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媒介使命。因此，在当前的媒介竞争环境中，弥合由于媒介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话语裂痕、建立具有强大融合力的媒介文化，是电视媒介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重新赢得“元媒介”地位的关键。而下文谨慎引入的媒介间性概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进入电视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研究。
三、媒介间性：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助电视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
“媒介间性”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人学学科和艺术理论。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最近一些学者主张，媒介间性如果被作为一种各种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克里斯托弗・巴姆提出对“媒介间性”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涉及到一个创作的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第二种是认为媒介间性是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种是在另一不同的媒介中，对一种媒介的特殊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而施勒特提出四种媒介间性的讨论，其中第三种是可转换的媒介间性，涉及到了对于一种媒介在另外一种媒介中的表征。而可转换的表征常常有本体论的暗示，因为它假设一种媒体的本体意识的觉醒。可转换的媒介间性的反面就是本体媒介间性，本体论的媒介间性意味着：一种媒介在与其他媒介相关联时界定自身的本体，也就是说，单独对一个特别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与其他媒介相比较。芬兰学者海尔克曼将“媒介间性”确定为检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各类媒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这种关系包括不同媒介技术之间经济、社会、文化方式之间的关系。“媒介间性”提供了一种方法，用来评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力、技术发展为媒介带来的后果，更侧重于媒介形式的衔接、以及持续改变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下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接合与再接合。媒介间性侧重于媒介之间跨媒体关系的衔接和改变。作为一种经验研究，它侧重于媒介在历史背景下的跨媒介关系。国内学者杨霜认为，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突出这样一个焦点：即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
从媒介间性的角度来看，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并非替代关系，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文化关系也并非不可调和，因此，如果将“媒介间性”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研究，其概念的核心可以简单表述为：一种融合的媒介文化。如上文所述，新媒体点燃的全面的媒介战争已经使得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进入间性时代，单个媒介（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互联网、自媒体等等）生产出来的内容再也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预见的是，媒介在重新界定各自的角色和社会属性的过程中，多种媒介话语体系将相互杂糅、相互渗透，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最终会形成融合的媒介文化。在新媒体时代，谁能率先跨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文化障碍，谁就将占据媒介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格局中的“元媒体”地位。
那么，在这个媒介间性的视角下，电视媒介如何发挥优势，成为媒介文化融合的强劲驱动力呢？
（一）重建新媒体时代的电视媒介概念，是提高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前提
以媒介间性的概念观之，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介的概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电视被认为是一种家庭媒介，然而，户外电视、手机电视、互动电视等媒体技术的出现颠覆了电视作为传统家庭媒介的概念，电视也可以被看作是个人媒介、公共媒介、互动媒介。技术发展带给电视媒介的种种可能，意味着业界亟需重建电视媒介的概念和媒介文化体系。
媒介研究学者奥斯兰德认为，电视是媒介融合的典范，将戏剧和电影的表现技巧融合在一起，电视在童年时期更接近戏剧，在成年时期则学习了电影的技巧。“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电视本身。”奥斯兰德的观点到现在仍然具有借鉴性。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视的表现形式和话语体系一直在发生进化式的改变。在电视作为家庭媒介的时代，电视新闻、电视剧、电视娱乐节目是电视生产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家庭不再是观看电视的唯一环境，电视的收视环境日益复杂，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也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哪里走，将直接影响到电视的内容生产与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因此，新媒体时代的电视媒介新概念将会更加宽泛和具有包容性，电视的媒介表现形式和话语体系也将更加贴近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步伐。
（二）掌握媒介文化融合主动权，是电视赢得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地位的关键
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驱动的产业融合，也包括话语融合与文化融合。以媒介间性视角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电视和社交媒介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非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媒介融合的态势下，电视媒介话语并不一定处于被动地位。以往，由于新闻采访权归属于传统媒体机构，传统媒体一直占领着意识形态传播高地，然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时代的传播权力格局，社会化媒体赋予公众传播权，信息在公众领域空间自由流动，分割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市场，挑战传统媒体新闻生产主导地位。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出现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两个生产领域，网民自由表达和记者采访权之间的话语相互博弈，倒逼电视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发生改革。
因此，主动掌握媒介话语博弈与文化融合的趋势，赢得媒介融合的主动权，是电视赢得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地位的关键。在未来的意识形态传播竞争中，电视主动吸收社会化媒体的话语特征，掌握媒介话语融合的主动权，首先在内容生产机制中实现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和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之间的整合是第一步。内容生产的整合将带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话语互动，形成和谐的话语互动性。媒介间性意味着媒介边界的消失，不同话语体系的融合有利于电视实现跨越媒介边界的传播、建立理想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
（三）建立具有包容性的话语体系，是电视占领意识形态传播高地的保障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话语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往往是多元的，面对多面向的文化和内在价值观，许多传统媒体在处理争议性公众议题时往往适得其反。有学者认为，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于集中化。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和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因此，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媒介文化和价值体系，是电视做好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
笔者认为，电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改革首先应关注的是电视的个人化倾向：电视节目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APP终端收看，这意味着电视面对的是相对私密的收视环境和相对开放的网络文化。作为主流媒体话语生产的代表，电视应主动融入这种相对私密的文化环境，大而空的、权威式的、单向度的文化传播姿态，往往会引起个人收视心理的抵触和网络文化的反弹，进而引起新媒体文化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意义解构与消解。当然，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挑战远不止于此，除了个人化，公共化、碎片化、互动化等新的传播环境，都期待电视媒介能够重建更加具有包容力和文化活力的话语体系。
目前国内现有的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大多偏重概念的梳理或技术化的操作,本文拟从技术、管制与受众三个角度,审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意在提供一种整合性的探讨思路。
技术融合:媒介内容与渠道创新的动力来源
“媒介融合”的概念首先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的。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1983年他在《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媒介融合的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介融合的核心思想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对“媒介融合”做出界定,如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其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我们知道,传统的媒介形态各有其优长,比如,报刊让读者思考,提出新闻主题的发展背景和可能前景,重在理解;广播主要是对新闻主题进行综述和解释,使人能够想象和理解;电视展示事件,推波助澜,让新闻主题向戏剧化发展,重在感情冲击。而在媒介技术融合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多媒体手段的支撑下,综合不同媒介形态优长的“融合新闻”成为必要和可能。简言之,“融合新闻”即指不同的媒体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及手机等,集中在一个信息操作平台上,统一策划、相互协调、取长补短,根据各自媒体和受众特点对信息进行分类加工,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有针对性地传播给特定受众。
融合新闻的理念最早由芝加哥论坛公司和媒体综合集团两家媒体公司率先进行实践,这两家媒体为融合新闻的发展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在国内,佛山传媒集团是全国较早真正实现跨媒体的传媒文化集团。该集团2008年10月曾派6名记者赴美采访美国总统大选。这些记者分别来自旗下佛山广播电台、佛山电视台、佛山日报、珠江时报和一家期刊。这次联合采访并不像以往那样各打各的,而是互相合作,将“采购”的稿件、视频、音频内容放在一个平台上,供后方媒体各取所需。2009年8月,佛山传媒集团与密苏里新闻学院联手举办 “媒体融合战略战术高级研讨班”。美国的迈克尔•麦金教授认为,佛山传媒集团是中国较早认识到媒体融合重要性的媒体;从物理形式上来看,佛山传媒集团属下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都在同一栋大楼工作办公,已经跨出了媒体融合的第一步。接下来,希望在利用不同的媒体技术平台进行媒体融合报道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此外,广州日报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在报网融合、台网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均值得关注。
管制融合:传播产业的利益协调与公益诉求
在传播学研究中,技术与制度是理解当代世界传媒变迁的核心概念。理论上,“媒介技术决定论”与“新制度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视角;实践上,新闻传播业与新闻传播研究不能不兼顾技术与制度的两个方面,“媒介融合”的探讨亦是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就有学者指出,科技打破媒介的界限后,相关的媒介管制必须及早相应地做出调整,然而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跨媒介与跨业经营的管制问题仍未完全获得解决。
在技术融合之前,媒体因使用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特色,在管制上也有不同的规范。如在美国,自1996年电信法实施之后,随着媒介所有权管制的放松,美国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进入交叉竞争阶段。整个产业融合过程经历了十余载的分分合合,在竞争基础之上又形成了新的垄断格局,媒介管制的探究与实践亦随之而演进。总而言之,世界各国的媒介管制考虑的基本问题是:媒介融合后的媒体及是否采取平衡一致的管制方式?是否对提供同样服务的媒体或平台采取一样的管制?如果语音、数据与视讯是由同一种媒体或平台提供,其管制方式是否一样?如何支持大型媒体的国际竞争与保存文化传播的多样化?等等。
在我国,“三网( 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融合”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阻碍,但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间相继出台相关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广电和电信业务之间的界限正在一步步放宽,积极推进“三网融合”。2008年11月14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09年数字电视研究开发及产业化专项的通知》,就2009年数字电视发展做出方向性指导和规划,并计划为部分项目提供不低于500万元的投资补助资金。2009年5月25日,中央政府网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26号),文件中提到:“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从政策的逐渐放宽到直接的财政补贴均显示出政策上的阻碍似乎不再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而今广电和电信之间的部门利益障碍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
三网融合的实质是三业融合,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最后是要打破垄断,形成高度竞争,横向分层,纵向整合的格局。据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这三大产业的总体特点是:电信业因忙于自身的战略转型和行业重组,有劲使不出;而传媒业则由于自身严格管制的限制,有劲使得慢;至于互联网业则活力勃发,恣肆蔓延,亟待疏导和规范。由于管制的滞后和发展的迅猛,互联网发展中的问题层出不穷,管制体系力不从心,而电信业和传媒业的力量无法真正渗透到这个产业之中成为中坚力量。但从长远趋势来看,随着技术的发展、行业内的重组、政策法规走向成熟,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和制度整合是大势所趋。并且,从媒体的公共属性出发,融合时代的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应当是:保证传播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维持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在这些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媒体管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受众本位: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需求
“受众”是信息传播过程的接收端,亦是传播学分析的重要视角。从受众本位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趋势与web2.0的传播格局密切相关。过去,“受众”是被动的接收者,信息传播只是单向的点对面方式,媒介经营重视收视率、收听率或覆盖率。在web2.0时代,“受众”成为积极参与的用户,媒介消费者通过媒介平台与运营商、内容商充分互动,实现点对点的传播。这些新的服务无疑需要海量的内容作支持,媒介经营必须重视用户价值的深度挖掘,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内容整合与产业渗透正满足了受众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可以根据不同受众对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偏好,制成不同类型的产品供他们选择,以满足受众对新闻个性化的需求。如同一新闻事件,可以先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简洁的语言从互联网或无线短信中发出,以满足那部分生活节奏快而只需了解事实梗概的年轻人和上班族;然后将载有对新闻事件及相关背景详细介绍的报道见诸报端,这也许是时间较为充裕而对事件的经过有浓厚兴趣的中老年读者的最好选择;而制成生动直观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娓娓道来,可能是家庭妇女和孩子们的所爱。另外,受众的交叉覆盖也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色。以广播电视读报节目为例,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南京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中的“孟非读报”、东方卫视“看东方”节目中的“早报早知道”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们不仅吸引了报刊的读者,而且对潜在的电视受众产生了吸引力。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媒介融合正为满足这种多样化的心理需求创造了条件。
总之,融合新闻的创新,要求媒体以平视的眼光把受众放在平等、互动的地位上,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和终端实现与受众之间的信息分享和思想交流,实现选择权、参与权和媒介接近权的共享。正如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对新闻界提出的要求:“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与媒介规制的保障下,充分了解市场细分与交叉的受众需求和传播习惯,才有可能在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实现传播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①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②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傅玉辉:《大媒体产业: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④:《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二版。
1.受众使用媒介需求方面的变化
三网融合时代来临，现有的产业格局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介改革都要遵循媒介格局演变的规律，即首先应考虑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和媒介的互动关系，强调内容服务的公共属性和媒介终端的用户体验。
从“猎奇需求”转向“实用需求”。信息时代是一个以信息和速度制胜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发生了改变。现在的消费者接触媒介已经从“猎奇需求”转向“实用需求”，单纯的“眼球经济”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用户。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开始向本质回归，信息开始成为受众选择媒介的最主要因素，受众的观点开始汇聚成为“主流”，精英群体权力话语体系开始消融。从媒介与受众关系的本质来看，受众接触媒介的本质目的是为了选择信息。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对于媒介的选择是第一位的，对于信息内容的组合性选择是第二位的，三网融合将彻底颠覆这个现状。在三网融合时代，受众将被赋予新的选择信息的权利，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也上升到新的层次，单纯的“猎奇需求”已经不能概括受众选择信息的完全形态，“实用需求”将成为用户选择媒介信息的最大根据。
受众需求的“碎片化”趋势。“碎片化”的概念来源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的“文化碎片化”(Blip culture)，指的是后工业社会文化逐渐分化、瞬息万变的特征。同样，受众的“碎片化”也是此意。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不同的态度观念群体的消费观不同，故而受众群体的需求层面也不断走向多样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众需求会出现不断的分裂和聚合。无论是商业型还是政治属性的媒介，都要尊重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传播规律衍变的需求。
三网融合时代，受众的不同生活行为习惯将改变其对于媒体的评价，正如西方的经典受众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所言，受众对媒介的接触是建立在媒介评价机制上的，即媒介所承载的信息给受众的印象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选择，所以媒介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在信息这个圆点上，使受众掌握自主选择组合信息的权利。
2.受众使用媒介效果的变化
全媒体环境改变受众触媒习惯。媒介的接触习惯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的结构因素决定的。媒介结构即是指在某一地点和时间里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媒介渠道、选择空间和内容系列。在三网融合时代，受众面临的媒体环境将被彻底颠覆，媒介接触成为受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梦寐以求的传播理想得以实现，受众能够控制自己消费的媒体和内容，无论何时何地，均可以多种方式进行双向沟通，获得想要的信息。全媒体环境的建立实际上是建立以受众为中心为原则的媒介环境，这样的变革势必改变受众的交往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1]
受众表达的话语空间增大。“话语权”概念来自福柯提出的话语(Discourse)和话语建构(Discourse Construction)概念。话语权首先是一种符号表达，其次才是一种权力体现，话语权作为公众行为自由的权限，并不是完全政治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渗透在公民日常生活状态之中。就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受众话语权的赋予象征着影响力和控制力，以及对于受众群体社会地位的肯定。故而话语权的平等分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个社会媒介形态的进步。
在三网融合时代，话语权回归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符号互动基础的平等趋向和“自媒体”(wemedia)的出现，自媒体不是一种完整的媒体形态，而是代表了一种个性张扬的信息传播形式。三网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自我分化和转型升级，为传受互动提供了技术基础，也深化了话语权主导方式的变革。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介的进步，正在慢慢颠覆我们传统的传播模式，文化精英主导的话语权系正在走向衰落，话语权将从“文化精英”主导回归到普通民众的手中。
3.受众使用媒介形态变化
作为受众生活方式的“虚拟社区”的建立。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调剂，而在三网融合时代，媒介已经成为受众生活中的一部分，用户已经深深“卷入”媒介内容之中。在互动性媒介的“虚拟社区”中，出现了强调社会心理“共同体”状态的沉迷族，人们可以脱离现实世界在网络上建立起属于自我的精神家园。虚拟社区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间不同的生活空间，社区的居民，我们称之为网民，他们根据共同的需要、兴趣进行交流，这样，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沉迷其中。
传受双方的深度互动。新型的媒介形态给受众提供了一个“沉浸体验”式的消费，这种消费能使接受者长时间地、完全地沉浸于媒介符号建构的符号环境之中。新媒介形态用海量的信息为网民提供“社群性体验”服务，给受众带来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的感受。
二、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1.培育新闻专业主义
在美国等传媒发达国家，传媒行业在长期积淀中形成新闻专业主义，此理论强调传媒行业特有的价值追求和从业规范，新闻媒体是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社会公器。这种内在的动力和制约，对媒介所面临的多种外部性的社会力量，起着不可缺少的平衡和调节作用。在目前的三网融合进程中，广电行业掌握有内容资源的优势，而建立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台网互动”是其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传媒变局的大环境中，传媒行业尤以广播电视业为主导，更应该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价值观念，注重职业素质的培养。
从三网融合的新闻业务角度来看，“融合新闻”是媒介变局下新闻信息表达新的践行形式，即融合多种媒介表达新闻。就整个媒介发展的历史而言，三网融合不过是整个媒介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不同介质、不同属性的媒介打破固有的形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虽然新技术的运用会使受众更深刻地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制作中，并且把关人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但是信息社会中专业的媒介信息者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新的历史阶段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也就得到了新的诠释。第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不仅要靠对内容的把关选择，还应该通过对信息的过滤、整合，凸显传播者的“引路”功能。第二，用户参与信息内容制作必然会存在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内容散乱无章。媒介从业者应坚守职业规范和专业主义精神，客观、理性地筛选信息，并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内容聚合和平台。
总之，媒介技术是推动媒介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媒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需要遵循媒介自身的发展规律，三网融合条件下，广电等媒介产业的深刻介入将为受众提供一个更为个性化的信息交流和舆论表达平台，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合理化的成分也必将会在新的媒介发展阶段得到新的诠释，媒介将承担海量信息的集散、筛选和深加工的职责，对不同的信息载体加以对接合作，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创新新闻报道方式
三网融合的平台创新昭示着媒介生态环境的衍变，其中包括传播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各种传播力量之间相互影响和竞合。不管是外界力量抑或原生力量，都促使着传统新闻媒介的报道方式发生转变。
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体在内容上出现很大程度的同质化和碎片化，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成熟的采编和运作机制。我们应根据本国的特点，结合我国当前的新闻体制、舆论环境等现实条件，探索媒介融合的新途径。
3.实现多元化发展
新闻传播可以综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等多种符号表达方式，并且，根据传播媒介的不同，新闻叙事也会有符合传播规律的独特个性。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新闻信息的传递由传统的以文字语言为主的架构，转向于建构多元素的视觉传达体系。
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例如手机电视、IPTV和HDTV等信息载体属性迥异，信息传播者应该将媒介内容重新打包、重新定制，以适应不同媒介的属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新闻的产业价值，降低新闻的边界效应。随着信息渠道的不断增多，传统媒介的数字化生存与受众对于新闻内容的分享和参与将成为新闻传播的必然趋势。国外的手机电视终端出现后，相应出现了可供受众关于节目的评论和交流信息的应用，类似于微博、Twitter的社交信息平台和新闻节目打包出现，是传统新闻媒介自身角色转变的良方。因此，新闻传播实现多元化发展是三网融合背景下媒介发展的必由之路。（来源：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文/余习惠 李云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