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性来说，有奴隶制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等，原始社会是文化的萌芽阶段，是文化的渊源时代，却不是文化主流产生的时代。在日常不严格意义上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是主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所讲的西方文化，事实上是主指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更长远的、更系统的封建社会历史文化，而并没有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封建社会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而对于西方世界则相反，他们没有长远的封建社会，却有着发达的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义文化就构成了西方世界文化的主流。
文化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民族性。民族的差别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两个方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讲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这种观点有其现实基础——它是农业社会的反映。靠天吃饭、不把天人看成是敌对的关系。西方工业较发达，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的力量。这和中西文化产生的渊源是一致的：西方世界发源于古代的游牧部落，以狩猎为主，于是征伐就成为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中国，发源于古代的种植业部落，随季节而耕种，应天时而收获，于时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以求生存就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可见，东西方文化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倾向，当然，这些倾向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关于民族关系：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我不去打你，你也别侵犯我，你要是侵犯我，我就奋起抵抗。这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就是要征服别的民族。同是远洋航行：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和外族进行物质交流，文化交流，而欧洲人的新航路的辟，却是为了征服更多的民族，以取得本民族的更大利益。这种民族关系的文化差别，事实上也来源于其更深层次的上古文化传统，也就是与其游牧传统中的征伐思想和农耕传统中的和谐思想有关关系，在传统文化节日中，西方的斗牛和中国的赛龙舟之间的差别很能说明两方文化的差别：两者都是比赛，前者讲求以击败对手为胜，后者讲求以超越对手为胜。
家庭关系方面：中国是家庭本位，认为家庭非常重要。在家庭中，有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要各有职责、各尽义务，但是，封建社会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幼小者对年长者的服从，到宋以后干脆讲绝对服从，其中也包含妻对夫的服从，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和错误，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中国强调家庭本位，对个人自由比较忽视，而西方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的独立性，这有其长处，但也有缺点。西方国家近年出现的家庭危机正是其表现之一，家庭很难维持，人们结婚后不愿生孩子，生了孩子不愿养孩子，孩子大了不愿养老人。当然，中国强调家庭本位，有其长处，也有缺点。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282-01
一、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特征分析
（一）融合性、多元性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多民族的特点，在西部地区所形成的西部体育文化同样也吸收了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得以发源和发展，并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不断得以演化和进步。因此，我国的西部体育文化就相应的带有了融合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二）和谐性
我国西部体育文化受敦煌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很好的传承了我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说，我国西部体育文化同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且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关注的是过程，而不会过分的去苛求结果，这一点充分的体现了我国文化中的遵循自然规律的和谐思想。
（三）教化性
西部体育文化的教化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方面的教化性。西部体育文化道德方面的教化性，实际上就是其重视体育的伦理价值，赋予西部体育文化更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通过体育活动的参与和体育文化的了解，培养和提升人民道德品质的功能和作用；二是精神方面的教化性。中华民族所推崇的积极进取、奋勇拼搏的精神不但在西部体育文化中有着很好的体现，而且西部游牧民族的体育文化还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诠释，让人们在接触和了解西部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的受到感染和教育，从而实现教化的作用。
（四）宗教性
在西部体育文化中，很多体育形象都是出自于佛教的各类经变画，特别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体育形象，例如：在西部佛教壁画中流传的悉达太子成佛之前，在参与射靶运动、相扑运动以及马技等等均属于流传甚广的体育形象。而这些则都或多或少的带上了宗教的色彩。而之所以，西部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宗教性的特征，据分析是因为，这与敦煌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西部体育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价值分析
（一）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健身价值
健身价值是所有体育活动的共性之一，这一点对于我国的西部体育运动来说也不例外。而这一点也同样在我国西部体育文化中得到了有效的体现。在我国西部体育文化中，很多游牧民族因为放牧、狩猎等日常生活的需求，就必须要具有使用马匹的技术和能力。因此，西部游牧民族的牧民就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了很高的骑术，而这一项技能就逐渐在体育运动中演化成为了骑射运动、马球运动以及赛马运动等具备良好的健身价值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由此可知，我国西部民族体育运动项目的出现和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形成，均与西部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健身的体育运动，并且让西部体育文化的健身价值更好的得以凸显。
（二）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娱乐价值
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娱乐价值是构成我国西部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国西部体育文化中，有着很多具有很好的娱乐价值的体育运动。除此之外，很多西部体育运动不但能够让参与者得到身心的放松和愉悦，还能够让观看者获得同样的体验，从而有效的凸显了其娱乐价值。
（三）我国西部体育文化的教化价值
2中西方文化差异实例分析
2.1文化差异
以及语言一样,文化背景不是天生的也要在后天慢慢培养起来。被单一定为文化环境所限,多半中国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概念都不是很明确,他们会对文化的不同而感到不可理解。例如,中西方文化都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老虎的勇猛、兔子的温顺、狐狸的狡猾、蜗牛的缓慢及猪的J懒惰等,但是在有关老鼠、驴以及猫头鹰的天性的问题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变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用“贼眉鼠眼”来形容人的奸诈,甚至于“老鼠过街一人人喊打”来形容老鼠不被人待见;但是在西方,老鼠却代表女人以及羞涩的人。在中国,猫头鹰是坏事情发生的征兆;但在西方,猫头鹰代表着智慧。通过英语的学习,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各自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最为重要的。由于西方社会关系的变革他们着重强点人权主义,所以在英文中,“I’’(我)任何时候都要用大写的形式。此外,西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是基于逻辑判断,对事物更准确地认识,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则是基于灵感总结,注重事物的象征意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汉语以及英语在表达以及书写结构上的不同。西方人更擅长于直线思考,总是在开头就表明主题,之后再用例子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辅助说明。中国人却先列举种种原因背景,之后才会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在明白这些文化的差异后,中国学生应该在英语交流时多结合西方的文化特点规范自己的说话方式,让交流更顺畅的成功进行。
2.2词语含义差异
汉语以及英语中有很多表面意思一样内在含义却有差异的词语。被不同文化环境影响的人们给予它们不一样的含义,他们也因此带有明显的文化特色。比如说,在汉语里,“鹤”(crane)代表了长寿。中国画中,仙鹤总是以及松树一起,因为他们都是长寿的比喻。然而在英语里,“crane”的解释却只是是鹤,起重机。在英语中,“blue,’(蓝色)常常代指犹豫感伤的心情,“blues”(布鲁斯)则是在心情低落时演奏伤感而缓慢的音乐。除此之外,单词“blue”还代表高贵,因为蓝色是贵族的血统。但是在汉语里却找不到蓝的相关解释。另外,词语的引申义还通常与人们的主观判断相关。在交流过程中,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有着自己的交流特点与方式,他们都对方的文化背景不够很了解,因此总是会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交流,这很容易造成双方之间的误会以至于反感无法继续交流。这就是所谓的语用失误(Pragmaticfailure)。西方人通常能够忽视交流时我们的语法错误,但是很难接受因为语用失误而对他造成的冒犯。西方人一般认为假如一个人的英语足够熟练,那么他对西方文化也一定足够了解,这时候出现语用失误就会被当做挑衅的话,从而造成误会。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西方人深人的理解了汉语的传统含义,也就不会因此造成反感产生误会了。
3加强西方文化教育的方法
3.1讲解西方文化
在展示西方文化时,直接讲解是最普遍的方法。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西方的地理、历史、文学、以及民族特色等。这些既能当做英语主题教学的一部分来进行传授,也能对此做一个教学专题。除此之外,英语老师也能用一些新鲜的教学方法,比方说,让学生个人或以小组的形式演讲。刚开始时,西方文化的讲解可以是基本英语学习的补充,学生可以试着用中文来叙述,在英语能力到达一定程度时,学生便可以用英语来讲演,这种教学方法可以作为话题让学生相互之间多做交流沟通。讲解时也可用现代教学仪器辅助其中,加人地图、照片以及视频等让讲解更加生动形象,增加教学趣味性。
3.2通过英语感受文化
然而直接讲解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占用一定的时间,这时我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语言感受文化的方法去进行西方文化的讲解。也就是在为学生传授语法以及词汇教学的同时,将涉及到的相关文化进行讲解。假如英语老师对西方文化有着足够的了解并且有着深人的理解层次,可以分析出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他也能再英语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英语所受到的影响。此方法可以在英语教学的其他方面多多加以应用。不管是在听力还是阅读中,英语老师都能提醒学生去寻找哪些语句可以体现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让学生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加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逐渐将此应用到实际交流。
3.3对话以及迷你剧
一般情况下,学生会感到用原始的英语语调交流对话是非常不自在的事情,他们觉得无法接受以至于张不开口。遇到这种情况,老师可以为学生设定一个对话的前提背景,学生在这个背景下根据剧情进行对话交流,这就是语言教学中常常用到的迷你剧(mini一drama)。迷你剧具体的设定应该结合学生的年龄爱好及性格特点。学生对迷你剧慢慢熟悉并按照剧情的发展进行表演,交流时的语调也慢慢被剧本中任务感染,富有情绪感。在迷你剧中学生以不同的身份以及不同身份的人进行交流,效果会更好。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3-0213-0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ree main viewpoints of differences， homogeneity and fusion concept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sexu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is concluded that nature i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sense of value， homogeneous provides the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at change is the norm of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that it must reflect the change 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quality.
Keywords： eastern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inter-sexuality； nature； homogeneity； change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世界共有4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前三者合称东方文化体系，后者可称西方文化体系。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论争从近现代以来一直存在。20世纪30年代起，张岱年就试图在理论上彻底驳倒“全盘西化”论。他主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西学术的会通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并不能消除中西文化的特点。 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更应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1]。尤其批驳了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传统文化除了有阶级性、时代性以外，还有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性和时代性的内容，决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继性。中国文化虽然在近代落后了；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重要典型，它独立发展，源远流长，不仅在历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在今天乃至未来仍有它深厚的民族性基础和坚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不仅不会被淘汰，相反，只要中国人民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的根干上就一定能开出现代化的奇葩[2]。
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中西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体现，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存在较多争论的议题。关于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主要存在3种观点：差异观、同质观和融合观。
差异观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中国传统体育植根于农耕文化，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根源于工业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强调情感，主张内敛；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强调理性，主张竞争：这2种文化具有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3]。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化根源上讲，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因子，是中国与西方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不同体现，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共同影响的结果。
在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观的基础上，有专家在差异中寻根溯源，尝试在表象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二者的同质关系，提出了中西体育文化的同质观。同质观主张中西体育文化同根同源，只是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发展先后的关系。主要观点在于：1）从文化根源上说，西方体育文化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样都诞生于农耕文明；2）中西体育文化的不同表象是由于二者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表现出的差异；3）这2种文明是人类文化同一形态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产物，是同质的，而非独立的不同的文明主体[4]。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深刻变化，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先进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倡导，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形式之一的现代体育活动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这些西方现代体育活动的传入与发展，一方面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体育的大门，另一方面也对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双方的碰撞和交锋促使更多的人冷静地思考中西体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于是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卢元镇[5]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动力。如果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的交流史，那么也可以将一部世界的近现代史看成是一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这些学者认为应大力推进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西方体育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带来了现代因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w育文化可以使西方体育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顽疾，中西体育在融合中互补互惠，共同发展。
以上3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价值，却从未平息中西体育文化关系多方论点质疑的争论；而文化间性的提出，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态度审视中西体育文化关系及各自的发展。
1 文化间性的几个核心概念
1.1 差异哲学
差异哲学源远流长，世界存在于差异之中。霍尔在《表征》一书中对差异作出了以下描述：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是事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和比较中才能生成。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论不谋而合。 “不同”或是差异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各种异质因素相互关联，即产生了“和”，“和”是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和谐互补的共生关系。“和而不同”深刻地揭示了众多异质因素共生存在又和谐共处的规律。
1.2 视域融合与交往原则
文化之g的对话既是自我视域与他者视域相融合的过程，也是当前视域与过往视域相融合的过程。在文化的对话和交往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平等与尊重2大原则。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以相互尊重为前提，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性的各异。接触、对话、变迁，这是文化间性的体现，也是文化存在的常态。
1.3 与“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的区别
对文化间性的定义，不仅仅是彼此的差异与相互关系，还必须厘清其余2个概念：“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文化间性”不同于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中被定义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避免移民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也是美国在消除种族差别的政策失败后所采取的政治文化策略。“多元文化”提倡不同文化传统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基本上等同于双语混合和文化混合。“文化融合”是以原来的2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例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1.4 文化间性
“间性”一词来源于生物学，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使用中指一般意义上的关系与联系。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间性已成为很多研究的关键词。文化间性指的是一种文化与他文化际遇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互借鉴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与“多元文化”“文化融合”等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以文化间的差异和开放为前提，强调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交流对话过程中，尊重差异、求同存异，扩大相互理解宽容的空间。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并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最终旨归。在这个过程中，差异的存在是关键。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各种异质文化之间才有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借鉴的可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烛照，发现自己、反观自己并诱发创造性灵感，从而革新求变。
2 中西体育文化间性剖析
2.1 特质：存在的价值
2.1.1 中西体育文化特质的产生
差异或特质是间性理论的基础与出发点，而文化差异的产生可以从文化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中找到依据。从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他的弟子们向进化论主义的方法和成果发起了一系列的质疑，提出了“历史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主义的观点中，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过去，每种文化都是“与众不同”的，即独特的和特殊的。每种文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过去的所有沧桑对它的现在都有影响，何况文化不同，经历的沧桑也不同。在历史主义主宰美国人类学期间，一种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英国兴起，即“功能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主要观点是：在解释社会和文化特征时，应联系它们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功能。历史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从历史和共识的角度为中西体育文化的各自存在提供了必然性的理论支持。中西体育文化的产生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地域、经济、社会等各种关系和需求之中，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体育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历史积淀中，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自然孕育而成的。这种存在是复杂的、必然的，且是客观的。
最初，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阶段，即蒙昧―野蛮―文明，并将文字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广义上讲，人类以生产力水平作为参照物，先后经历了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等几个阶段。如此看来，文明的发展是历史的概念，但世界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又有着极强的地域色彩。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的一片荒原上。”[6]自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灿烂的两河文化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古埃及文明、米诺斯―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东方的华夏文明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等[7]。每种文明都有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下孕育产生的特质，这是必然的存在，也是其存在的价值。中西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类分支，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适应当时、当地人们的需求，有着各自鲜明而各异的特质。
2.1.2 中西方体育文化特质的表现
1）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观念之中，在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下孕育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崇尚自然、注重伦理教化，但缺乏竞争意识。而西方体育则在西方哲学中重规则、重争斗等观念指导下产生了以个体性、激进性、流变性、开放性为特征的“竞技体育文化”，西方体育崇尚规则，注重精确，有强烈的竞赛意识，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重力量、速度、形体。
2）表现形态的区别。古希腊人崇尚自然科学，以客观理性作为一切思维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哲学根基孕育出了独特的体育文化。于是，古希腊人创造了跑步、跳远、铁饼等极具竞技特性的体育项目，并倡导和实践着一套严格细化的竞技规则；因此，有学者认为西方体育就是“物理体育”和“立法体育”。然而，中国体育却表现出另外一种形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探寻人存在的价值。这样的文化情怀孕育出的体育理念是：注重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愉悦；注重度的把握，不刻意追求超乎常态的体格与体能，拒绝以单纯的量化指标衡量优劣。
2.1.3 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
近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与传统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于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避之弃之。鲁迅和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的肌肉不够发达，必须提倡斯巴达精神，甚至认为西方体育文化代替中国传统体育是时代的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这样的观点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片面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中，在其悠久的演变过程中，依靠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存在是必然的，是不可替代的。人类文化形态是多元与瑰丽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彼此的价值，没有东方体育的内敛，就无所谓西方体育的张扬。奥林匹克运动虽已拥有全世界的影响力，但也无法掩盖和代替中国体育的内敛张力。世界需要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共存，中国文明需要传统文化的承载与复兴，而西方w育也需要中国体育文化的平衡与调整。
2.2 同质：共同视域下的对话与交流
2.2.1 中西体育文化的同质
中西体育在价值观念和表现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是其特质的体现，也是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客观存在且不可忽视的，但是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体育文化，人类在生理、心理、社会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又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人类文明因为地域的不同，划分出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却在很长时间内经历了共同的发展阶段和阶段交叉。这就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拥有不可取代的特质的同时，在较为广泛的区域内体现出或明显或隐蔽，但必然客观存在的同质化因素。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的体育文化，在追求健康、娱乐身心、磨练意志、不断超越、向往和平、尊重规则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共同的认知，这使得中西体育文化有着同质的根源。比较中国古代体育和西方古代体育，二者在某些体育运动形态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人的基本运动能力，例如跑、跳、投掷、摔跤、举重等方面，中西方不存在差异，除此以外，在身体技巧的表现上，中西方也出现了雷同。据记载，春秋时期的“燕戏”便是表演手倒立、鱼跃等动作，出土的汉化石像记载了20余种的倒立，有单手、双手、直臂、屈肘、屈体、直体、地上、搏上、盈案上手倒立，甚至绳索和马背上手倒立等[8]。这些种类繁多的倒立和技巧与雅典体操乃至现代体操有着极大的相似。中西方体育在骑射、狩猎等休闲体育活动形态方面的结构样式也大同小异[9]。于是，在文化间性理论的分析下，中西体育文化的特质与同质是并存的。
2.2.2 中西体育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文化同质与特质的存在提供了共同的视域，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必然。特质性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各有长处，人类的共性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而这种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性客观存在，但不能以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进行区分与比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不可否认文化势能差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一种文化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强势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战争、殖民等，但是这绝不是常态，且不会长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内敛、谦和、儒雅、自在、柔美与西方体育的刚劲、张扬、对抗、规则、超越各有风格，只有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才能实现文化的沟通与互鉴，这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基础。
2.3 变迁：量与质的控制和时代的变迁
2.3.1 “度”的变化与“质”的稳定
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文化系统的开放，会受到他文化的影响，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和变化。吸收与借鉴，是常有的形态，但是不同文化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习惯与思维，于是原有文化系统会产生排斥性的反应。就是在这种排斥与吸收之间，自身文化系统会进行自然的选择和适度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度”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影响自身文化系统的根基，即保持“质”的稳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西体育文化的交往一直存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唐朝对外政策的开明，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一直到清代中后期的闭关锁国，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从未停止，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体育文化互学互鉴，互通有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体育伴随着殖民入侵， 西方近代体育迅速在中国发展，学校体育基本上全盘西化。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自身体育文化体系遭受了严重的质疑与诟病，这不仅仅是度的变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质的稳定，所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过程中，中西方文化自身会进行兼收并蓄的调整与变化，这种对话与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是平等的，且各自应该在“度”的范围内保证“质”的稳定。
2.3.2 时代的变迁
中西体育文化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迁。学界之前对于中西体育文化对比的讨论，很多情况下混淆了2个层次。对比中西体育文化时，应该进行2个层面的分析，一是中国对西方，一是传统对现代。前者是时间的纵轴，后者是地域的横轴。中西方体育文化由于产生地域的不同，根据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解释，必然会产生风格各异的体育文化形态；但是这2种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适应性变迁与调整。文化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反映，也是社会变迁的载体。西方体育文化也经历了变化与发展，同样是力与美的展示，同样是对于和平的追求，但商业和科技因素的加入，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及竞技体育3大体系的构建，使得西方现代体育的张力得以充分地体现。中国传统体育同样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但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基本上停滞不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在传承历史、保持东方特质的基础上，找准时间的坐标，不局限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而是应该致力于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创造。
3 结束语
关于中西体育文化关系的议题讨论已有多年，差异论、同质论、融合论等观点虽各有价值，却依然争议不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间性指一种文化与他文化际遇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以差异和开放为前提，强调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关注对话中彼此的变化。以文化间性来分析和诠释中西体育文化的关系，得出“特质”是中西方体育文化存在并体现各自价值的基础，这种特质的存在可以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中得到印证；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体育文化，人类在生理、心理、社会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又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于是形成了中西体育文化在追求健康、娱乐身心、磨练意志、不断超越、向往和平、尊重规则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共同的认知，这使得中西体育文化有着同质的根源。而这些同质的因素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必然，而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平等且互惠的。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度”的范围之内，不能影响自身文化系统的根基，即保持“质”的稳定，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迁。于是，中西体育文化各自的特质是其存在的价值基础，同质所产生的共同视域为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自身的需求，而变迁是中西体育文化在对话交流与时展过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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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差异 文化认同 跨地域传播 维模原理
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影响传播效果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在进行效果考察及策略优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以广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东盟文化进行“扩张”，并进行影响力塑造和美誉度包装的过程。为此，了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元素以及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的认同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广西的地域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差异与认同作为具体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对东盟传播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阐释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或主体间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他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或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节庆和庆典来完成的”。同时，“这种历史在再现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抽绎出民族的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点地点。”①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基本界定。所谓的差异，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体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中，文化差异重点是指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由于所属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历史传承等因素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层面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则表现在文化层面，可以为人感知的诸如风俗习惯、理念信仰、衣食住行等层面的差异，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外在的感知性。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则重点指的是那些带有审美价值、信息实用价值和娱乐功能的可以为人直接体验、获取并感知的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传播的客体对主体的认同，即一种理念经过包括大众媒介、公关活动等在内的途径传播出去后所催生的客体对传播主体产生的倾向性态度、观念和行为上的强化或改变。在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中，它所可能细化出的标准是广西对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人文发展环境、历史文化继承、民族发展理念等整体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并在这个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触发东盟国家到广西旅游或者投资。
跨文化传播中的维模原理。“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②文化的维模原理具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是文化流动过程中文化圈对外来文化具有借鉴、吸收和认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圈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二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具有抵制、排斥和过滤的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文化警察”的角色。这两个基本的层面，都体现的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的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
议程建构与文化移情原理。作为“议程设置”理论修正的“议程建构理论”认为：媒介发挥的角色更明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议程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通过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报道以有效地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第二阶段，这些被引起注意的事件经过加工整理后，贴上“标签”，尽可能地与某些现实议程或民众关心的“热点”相连接；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接，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③建构议程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将某些特定的信息嵌入到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赋予某些新闻事件以特定的符号信息。
所谓的“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主体和客体相互适应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法。文化移情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对话和交往，旨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④文化移情原理告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不可能仅仅将那些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传播，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策划，使一些让受者不觉得很重要，但对传者很重要的信息嵌入到传播的议程中，进而扩大媒体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同时，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馈意见极为重要，互联网媒体的互动优势已经为受众的反馈铺平了道路。
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分析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历史与自然，这是决定该地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文化的差异是民族特色差异的前提，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信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的特殊卖点，也是提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根本之所在。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广西的基本文化特点、文化构成进行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便于有针对性地运用文化差异的基本原理，去探索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达到预定的传播效果。
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解构。文化的产生与一个群体、部落、甚至是城市的历史等因素有着较大的关系，每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其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文化作为反映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其地理层面差异的表现，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及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广西地域性文化是以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内容，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播到以东盟区域文化为背景的东盟受众中，这些受众获取文化后会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吸收，甚至是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过程有两个：一是东盟区域文化与广西文化产生了一种接近性，尽可能让广西在对外传播时了解受众的文化观念，便于媒体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二是在信息传播后，如何达到强势的传播效果，让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内容解构。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必然包含的意思有两类：一是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出来的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相同的地方；二是广西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这是由广西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它主要包含广西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特质，自然生态景观层面的特质，多民族融合共处的特质，以及广西的人民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礼仪、饮食、服饰等层面的特质。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优势分析。广西所拥有的文化特点是我国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它虽然不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中心或者任何商业、政治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广西的这种驳杂、交错的文化派系相互融合，使广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而这正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势，它海纳百川却又不失其本色。
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
经济水平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经济水平是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越开放，越容易吸收和借鉴未来的异质性文化，而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则对同质的文化有着更明显的倾向。新加坡是世界转口贸易、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学、饮食，甚至是中医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与此相反，越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更容易接受广西的某些与越南有共性的文化内容，比如教育和科技。
地理环境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但却是一个影响文化特点和风貌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广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与湖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湘楚文化、岭南文化、云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融局面。此外广西沿海、沿边、沿疆又与东盟各国家有着复杂的海陆和内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东盟各国与广西的文化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广西的文化特质又包含了东盟各国文化的渗透性。
历史传承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广西在历史上开发得较晚，历朝历代都被刻上了蛮荒的印记，因此在历史上，广西历来都是政治风云人物的流放之地，是带有顽强性格的部落群体逃难之所。这里汇集过柳宗元、苏轼等中原文化的先进典型，并将中原的纯正文化带入广西，培育了广西文化坚韧、顽强、激昂和深沉的文化特质。而东盟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中国儒、道等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如广西那般深刻。广西文化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对于开发今天的广西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秀内容。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
东盟在地理位置上或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隔海相望，具有天然的地域接近性，我国与东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而言，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交流。目前，广西电视台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而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面向东盟各国进行定向传播，成为向东盟推介中国文化、商贸、经济、科技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广西电视台也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重要城市的合作，在推介广西的同时也向广西的受众推介东盟的文化，起到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利益的双赢性。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较为重视，通过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开展诸如歌舞团出访东盟的“广西文化舟”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广西旅游局持续举办东盟赴广西旅游等都对东盟游客推广广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诸如广西电视台所举办的“寻找金花”等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文化的渗透，绕开政治上的传播障碍因素，搭建了广西和东盟各国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
广西对东盟的商贸交流。商贸交流也是广西对东盟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广西各部门将商业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外宣的高度，站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利用北部湾建设等机会，落实国家“三基地一中心”的工作都起到了助推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效果，诸如泛北部湾经济论坛等高端活动的举办，也为东盟的商业人士了解广西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
自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广西与东盟的商贸交流就不断地扩大，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早期收获计划”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都是广西和东盟加强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巨大进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
广西对东盟的新闻交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举办新闻类的专题活动，一方面这个活动将东盟的媒体界及宣传界的领导和精英召集一堂，通过论坛、研讨、会议、交流的方式了解东盟媒体和东盟受众对广西的期待，同时，此类活动又通过这些高端的与会者扮演起舆论领袖的角色，例如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就是加强与东盟在传媒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为在今后推进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已经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若干领域，这既是一个议题深刻的研讨会，又是一个东盟和中国广西媒体加强合作与交流，熟悉对方媒体运行原则的平台与机会。
以上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广西对东盟传播过程中做出的一些积极的努力，从近年来日益增加的东盟到广西旅游的游客来看，这些努力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广西对东盟的传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或者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广西和东盟的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闻体制不同，在新闻价值的选择上经常会发生错位；与此同时，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和在东盟国家受众群体中的核心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广西对东盟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包含了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角色的当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于广西而言，理所应当地利用这一平台借势造势，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强化，但与此同时，对东盟的传播不能仅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更需要文化、外宣、媒体等各个相关部门分别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优化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实现广西对东盟传播更上一个台阶。
利用广西与东盟的文化渊源，寻找传播的共性。学界专家也在研究中指出：“在文化联系上，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渊源，尤其是泰国的泰族与广西的壮族，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上，东盟国家和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⑤可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而且根据东盟在广西高校读书的一些留学生的调查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有留华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等）。因此，当前我们通过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可以通过传播路径的优化和传播策略的改进来强化其效果，其一方面寻找东盟和广西文化的接近性，使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东盟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利用广西文化和东盟文化的差异性来塑造吸引力。
运用广西文化的吸引力，助推广西文化的扩散。广西对东盟的报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是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哪些能够对东盟地区的受众产生兴趣，并融入东盟的文化，可以通过维模原理中的“文化吸引”功能顺利地让东盟的受众接受并认同广西乃至中国的整个民族文化。其次，在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需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除了那些具有兴趣共同点的文化色彩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东盟受众群体所认知的文化进行推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将广西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精心地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使媒体在传递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信息的时候，附带大量对中国有利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儒学、养生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观等，都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出发，嵌入了和平、友谊、团结、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整合对东盟的传播方式，扩大核心影响力。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广西而言，需要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事件效应，将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和经济、科技、教育的成果传播出去，为提升中国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中，笔者认为，强化传播效果要重点发挥东盟十国中来广西旅游的游客（舆论领袖）、博览会参展商、东盟媒体记者的二级传播效应。同时，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大媒介形态中，广播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除了开设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外文版外，更应该发挥媒体的舆论优势，建立受众面更为广泛的对东盟传播的专门平台，通过发挥网络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信息的传播更为精准，同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优势，可以将SNS、Web2.0等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到网络信息的传播及反馈上。同时，除了网络平台的运用外，广播媒体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投资小、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广西的广播媒体资源优势，根据中国广西地区的文化资源特点，对东盟各个国家展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从而拓展传播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强化传播效果。
修正媒体报道偏颇，促使东盟受众态度改变及强化。国外的媒体、受众由于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在报道或者获取信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相关介绍，采用背景资料的方式对国外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广西文化的“培养”；二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广播媒体、海外广告等方式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对普通大众进行广西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以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广西文化的误解；三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去培育国外记者的兴趣观念，可以组织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话语精英到广西旅游、参观、举办论坛，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话语优势，引导更多的受众对中国广西的文化产生兴趣。
结语
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已经在逐步的操作中建立起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重点平台的对外传播途径，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的文化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东盟传播的方式。为此，笔者结合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广西的文化特点和外宣优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工作必须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找效果的认同，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发挥媒体、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整合多种媒体手段，实现广西对东盟的有效传播。
注释：
①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成动漫作品，把作品中的非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画面构筑或者改造包装为景点、景区，让它逼真化、现实化，通过多渠道的传播途径，加速形成客源市场，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同时，旅游业根据动漫产品的技术特点，把围绕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旅游区域的现实场所改造成动漫的内容场景；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的历史、掌故开发为动漫的内容来源；凭借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将原有景区、民间传说等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旅游内容进行包装策划，不仅实现了宣传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景点的目的，又为动漫创作提供了借鉴。
2.创设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文化旅游主题公园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文化旅游景区是一个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展示为特点，以鲜明的动漫形象作为主题公园的形象，具有极强的参与性和知识性，集文化内涵、生态环境、人文与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方式不同，有集中展览式、区域特色式、分类重现式等开发形式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通过不同动漫产品的内容特色加上口口相传、人人关注所奠定的市场份额，借助高科技手段以及产业融合的途径，把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同创意结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形成“动漫景区”这一崭新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业态，使得多个产业齐头并进地发展。
3.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购物旅游
要向日本等世界范围内动漫购物旅游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在各条旅游路线上，有目的地构筑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联的动漫步行街、动漫小店、动漫集中展示区。如，可以对壮锦技艺进行包装，推陈出新，开发研制一系列以壮锦为原料的动漫旅游产品，扩大壮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旅游游戏
旅游爱好者游览广西相关旅游景点的美丽景色，可以借助现代网络超越时空限制，轻松地在各个数字虚拟旅游景点切换游览，全方位体验广西民俗风情，同时也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个景点与网友展开互动。在虚拟的数字空间里，网络游戏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旅游营销可以结合得天衣无缝。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可以选择不同的游戏节奏和模式，在数字虚拟的景区景观中环游，取得与众不同的娱乐效果。针对热衷动漫游戏的18到30岁年轻目标消费群体的特点进行旅游景观网络游戏的开发，借助目标消费群体乐于接受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兴趣，引发其旅游消费的欲望，并且可以宣传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再通过这一消费群体影响其他群体，循环推动动漫游戏展示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5.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动漫衍生产品开发
动漫作品衍生产品的发掘，将壮大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动漫衍生产品市场，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动漫部分利润攫取的重要单元，因此要积极研制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人偶、旅游吉祥物、小吃、玩具、装饰品、刊物、动漫淘宝店、艺术培训、主题旅馆等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衍生产品。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漫产品研制必须高度重视创意和营销方法，有针对性地吸收其他地区卓有成效的产品设计、开发、推广途径，诸如形象、着色、结构以及材料选择、加工和制造等各个环节，形成产品竞争力，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衍生产品市场的发掘，推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动漫产品树立品牌，促进产品的销售。
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意义
1.丰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产品
研制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旅游产品，不仅开拓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也极大地增加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品数量。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发掘有效地推动了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升级转型，借助开拓旅游的开发形式增加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文化产品，推动并实现了文化旅游和动漫两个业态的产业互动，这恰恰迎合了当前休闲时代的发展需求。独具特色的视听效果以及更新换代的传播方式，通过高科技的途径，开展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漫作品的推广与创造，为解决用旅游传播文化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2.完善动漫产业，促进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漫文化旅游繁荣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漫文化旅游是一个大文化概念的旅游行为，所以动漫文化应渗透其全过程。首先，应有意识地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漫文化旅游纳入动漫影视作品、动漫图书、动漫衍生产品以及动漫产业的各个环节，让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漫文化旅游这一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3.促进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3
1 前言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并立的文化类别，中西体育文化以其各自特点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从文化的角度讲，西方体育滋生于基督教文化，带有浓郁的批判性；中国传统体育则更多的受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内敛性。两大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体系，造就了东西体育的两大基本范畴，使其形成了各自为伍的形式规则与美学差异，体现着各自的文化涵义。
2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形态，在其经历过的诸多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了稳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传承性
每一次历史的变迁，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而言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幸运的站在世界体育文化之林，必定有其存在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术文化、养生文化、棋文化等优秀文化长存不衰，更多的体现出文化根植于民族血液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这种传承性特点造就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使其获得了生存的土壤和不断完善发展的空间。
2.2 整体性
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般原则。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整体观是其方法论的基础，包括自然观、社会观和生命观三个层次，具体体现在天人关系与生命自身两个方面。如：中国传统体育将人与环境看作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相互交换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为精神与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活动。认为只有在身心统一的修炼中，才能求得整体的优化。
2.3 健身性
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导致了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以达到祛病延年目的的活动――养生保健术的产生，显示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第五个特点――保健特色。可以说，养生保健术在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活动中，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结合最为密切，是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的养生保健理论，一直成为人们从事体育活动，以达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寿之目的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异于古代西方体育形式的一个显著特色。
2.4 适应性
中国是由多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分布范围广，生活环境、习性、各不相同，且政治、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各民族传统体育在内容、形式上的多样性。由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类别繁多的体育项目因其健身、娱乐等功能、作用的不同，而又被不同民族借鉴，从而使得各民族的体育项目在其他地区和民族中得到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多样性与适应性的特点是传统体育得以继承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3 西方体育文化的特点
3.1张扬性
西方文化是强势的文化，重视个人利益的维护，个人主义是其行动的准则，这也造就了西方人以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的影响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带动下也凸显出外在的强势特性。以海为界，使他们的思维相对开阔，更多的想要去重新认识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的有利因素。因此，在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上，同样继承了外向、独立、功利性的性格特征，追求扩张、对抗等成为项目的主旋律。尤其随着现代奥运会的重新复兴，西方体育文化借此东风将其自身体育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逐步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
3.2 竞争性
以英国为首的工业革命，带动了西方商品经济的变革，西方经济的发展态势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使竞争在现代西方社会随处可见。经济上的竞争随之向体育领域渗透，使其成为了现代西方体育的核心部分。且这种方式更多的体现在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使得这类项目成为了体育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在竞争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在此规则的约束下，使人们在社会上赋予的角色差异得到了有力的根除，缩短了不同背景下人的心理差距。让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下的人进行公平、友善的交流，让竞争控制在同一平台，使体育真正成为了一个相互交流的高级形式。
3.3 精确性
西方是一个注重法律的国度，各项立法相对完善和公平，包含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在竞技体育上则体现在运动项目规则的设置上，对他们而言，体育\动的规则相当于社会层面的法律，裁判等同于法官。无论是射击、田径等测量类项目，还是体操等评分项目，或是球类等积分类项目，都有十分完备的判定胜败的方法，这些与东方体育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正是西方体育有着明确的判定胜负的评判形式，且项目自身的竞争性、娱乐性，使其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和认可，为项目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3.4 多元性
西方的历史在其演变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文化来源的多样性、民族划分的多样性以及地域上的分散性等特征，促使了西方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对外来文化是采取包罗万象式的吸收，尤其是文艺复兴后，这种特点更加凸显。这种文化特征在体育领域中也得到了彰显，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体育一经产生，在融入到西方社会中不会受到排斥。人们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各自运动项目的挑选，体现出多元体育文化特色。这些也使得西方体育的多元化价值更具竞争性和创新性，满足不同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3.5 科学性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西方体育的践行者便开始通过医学、教育学等角度来研究体育。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发展进程，尤其是牛顿力学以及实验医学的介入，使得人们通过运动力学、医学、生理学、解刨学等研究体育项目，一些交叉学科的确立同样使得体育的研究层次越发的多元化和科学化，西方体育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也进一步加速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为项目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
4 结语
作为两种不同特性的文化类别，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的文化环境中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文化自身的影响造就了异种体育文化的差异，使其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体育文化中两种炫丽的奇葩。
参考文献：
――黑格尔宏阔视野的话语
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讲，当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如何实现单一的西方话语体系范式向多元话语体系范式的转变。本文以为，构筑“中国视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模式之一。从学术意义层面看，构筑“中国视野”的理论基础，以黑格尔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一段阐述的理论为参照系，显然最为合适。他说：
“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陶德麟教授认为，黑格尔说的“教给哲学说德语”，让哲学“学会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
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作为“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理论依据，它既符合了多元与宽容的时代精神，又顺应了西方学者的观念意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理论研究又是跨国界的――一种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权话语的、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话语，也即“中国话语”。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对“话语权”的关注。当中国的话语融入至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时，“话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相反，话语成为连接众多问题的轴心”。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再认识。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架构中，不仅是使“中国视野”观念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了原创特点，而且也为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同时它既有效地保留了中国学者发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也弥补了西方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评力度和解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首先应该破除一切盲从与迷信；其次，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论立场，实现西方音乐史学科价值的增值；并以谦逊、开放的心态和中国学者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不断地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探寻和审视西方音乐。这无论是在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还是在音乐本体研究的层面上，都将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独树一帜的理论架构和理论品格，进而汇人多元化的、性质各异的西方音乐史学理论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乐史学界中占据一个难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观条件――独特的文化体系
构成独特的理论视域
构建“中国视野”的客观条件，正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季羡林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一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伊斯兰文化。”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主体是禅宗、老庄哲学、孔儒思想和魏晋玄学。它们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特点，这种影响和独特的文化品质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中国视野”理论皆可从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中找到祖型与轨迹。当然，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切入西方音乐实践，根据研究对象做出选择。笔者在此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为例。
如对20世纪西方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中的极端化现象进行剖析时，即可以“中庸思想”作为理论的立足点和美学批评尺度。“中庸思想”的“执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日》)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之一。“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美学批评尺度，“在美和艺术中处处都应当把各种对立的因素、成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对立因素的统一，每一因素发展的适度，这就是孔子的作为美学批评尺度的‘中庸’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艺术作品，其情感的表现应是适度的。”“中庸”之道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精神特质与批评方式。其思维方式与研究对象力求较为清晰地层现出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中庸思想”作为中国视域，它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所做的剖析，对“新音乐”中的极端性现象的批评，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哲学思维层面，而且又显现出强烈的现代品质，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问题时不可缺少的理论视域。这一尝试为中国视域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为真正实现中西更深层次的对话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又比如：叶秀山教授曾尝试用老子的“功遂身退”思想作为理解海德格尔“提前进入死的状态”这一说法的参考，虽不能完全吻合，但对理解这个“状态”，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而言，我们的说法很平易近人，所以成了千古名言，但如仅作一般道德修养格言来理解，就失之肤浅；然而海氏的说法又显得笨拙而过于玄奥，容易引起误解，此时老子的话，有匡正之功。其实，在形而上的层次来看，他们说的都是事物“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是“同一过程”这个意思。“生”、“死”、“有”、“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说法，老子说是 “同出而异名”。这方面，老子说得很清楚，以此来理解海德格尔，没有多少抵牾。叶秀山教授举的这一例子，作为当下话题的参考，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主观意识――“中国视野”
观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尝试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文艺理论家谭元亨的经历所启发。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也认为，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美国文论泰斗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论述20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时，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又译原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二十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
可见，中国学者用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问题，其背后潜伏的永远是西方文化的学术逻辑，是很难被西方学者认同的，最终只能导致主体地位的丧失。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哲学研究、西方文论研究、西方美学研究、西方文学研究、西方音乐研究也应该以中国人的理解方式来创立自己的学说，运用中国的视域去探讨它。在主观上，尽可能地避免以往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或者单方面地将所阅读到的文本完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的现象。
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建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视角，指出“西方音乐研究是否也有本土化的问题?如何挣脱西方研究的模式的束缚，将之与中国研究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构自己的方法体系，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用中国人的认识方法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进行探索，形成各自的特色。”其核心问题是：面对西方人的专利，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范式的选择?从学术渊源上讲，中国学者何时才能有充分足够的能力在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层面上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的对话?
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应该“在学科研究方法特色上以音乐学分析为中心，在追求中国学者研究特色上以中、西视野为两翼，在追求学科发展上以理论创新为原动力，并以揭示西方音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目的，同哲学、美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相结合。力求构成以揭示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主要特色、进而产生由对史学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认识走向多元性理解的开放性的学科研究方向。”提出以“中西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其主旨是对单一视野(中国视野或西方视野)的补充或超越，更是对狭窄视野和单向度思维模式背后的偏失问题的纠偏，进而在理论创新上为我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赢得倾听者与对话者。
杨燕迪、姚亚平等学者，也相继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中国视野”，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进展。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视野”在西方哲学、文学、文论和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了阐述，如赵敦华、叶秀山、金惠敏、汤一介、胡伟希、童庆炳、孙绍振的论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西方哲学、西方文论、西方文学、西方美学和西方音乐艺术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立场上的观点。由此可见，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文化正在展开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如较为自觉地把“中国视野”作为理论视域探索的作品除笔者的两部拙著外，还有叶朗的《从中国美学的眼光看当代西方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1期)、吴泽霖的《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中国文化阐释》(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赵敦华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基督教哲学》(载《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孙绍振的《从西方文论的独自到中西文论对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等。
上述论著不仅明确指出要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文化，并在相应学科做出了独特的解读。叶朗从植根于中国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出发，对当代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艺术的终结”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刻的阐述。其间，“中国话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这种凸显“中国话语”达到的效果甚至显而不彰，既深刻又富有特色。对中国学者当有很大的启示。同样，亦可以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对外国文学及作家做研究。如吴泽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独特的艺术审美情怀做出了适合中国特殊语境的个性化解读，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人们的指责与批评作了辩护，读者从中体会到“中国视野”研究范式不仅具有新意，而且也依然颇有深意。
有的学者还对中国眼光研究西方文化提出具体要求：认为我们不只是重复外国人的观点，也不只是翻译介绍外国人的著作。中国人需要做的创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来理解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创造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按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来选择、组织素材，使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可比性凸显出来；按照中国人的眼光，重新评估和解释一些基督教哲学的理论，使之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发生“价值转换”的作用等。
孙绍振进一步提出“中西文论要真正平等对话”，“不能从西方文论成功的地方开始接过话题，应该从西方文论跌倒的、失落的、遗漏的、混乱的地方开始，促使西方文论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向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新的范畴来。”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命题和包含在话题中的方法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们就只能像中学生那样解难题，永远不会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那样提出问题来刁难一下西方学者。挑战不仅仅是为了洞察对手，而且是为了：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有在与‘他者’对话中才能发现。”这一富有民族独创性的提法，为中国学者摆脱作为“西方文论”研究的附庸角色，打破以往单纯从西方语境人手诠释“西方文论”的趋向，提供了一种途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者认知西方文论的角度，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论”的研究基础与学科内涵，也从方法上拓展了对“西方文论”的探索边界；特别对学界如何挣脱以往在异文化研究中僵化的研究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国视域研究西方哲学、文论、文学、美学和音乐艺术，也是中国学者在异文化研究上的贡献。正如巴赫金在阐述外位性思想时说道：“我们给别人的文化提出他们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的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的文化给我们以答案，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新的层面，新的深层含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
由此可见，中国视野是被许多学者认同了的理论视域。当然，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不同意“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认为“不对西方文化传统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仅仅靠一种想当然的‘中国人视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并举例约翰・凯奇的创作作品用中国的易经，很难被中国人认同，以此为由，进而否定“中国视野”。从理论层面上来讲，中国视野从内涵到外延均属于张力型概念，并非传统概念所能界定，如前所言，它属于方法层面、价值层面和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意识呈现。因此，将西方音乐作品内含中国题材内容，视为中国视野，这里实际有一个理解误区。约翰・凯奇作品采用中国的易经为题材，这是西方音乐创作中的中国因素，如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的“茉莉花”就是很有特点的例子。这与“中国视野”不是一回事。我们所提的“中国视野”，其主体是中国研究者，而西方音乐作品中采用中国因素，不属于这个范畴，这种将作品内容与研究视域的混淆，将会误导人们对中国视野的正确理解。即便将西方音乐中内含“中国因素”视为“中国视野”，也不能就因为约翰・凯奇作品中采用了易经为题材而引发争议，就全盘加以否定之。按此逻辑推理，譬如，毕明辉的博士论文《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中，所举的所有作品的例子，甚至对毕明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中的“精品佳作”，是否也要加以全盘否定?
西方音乐史研究虽然是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学问，但它又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西方音乐史研究也不是秘传暗语，它也具有超越国度状态的学术效应。当然，或许在部分有识之士看来，“西方音乐研究在西方以外地区，也应以西方分析者的音乐观念为尺度，反对以他国音乐观念对西方音乐创作进行评析。但是在今天，任何一门人文学科的研究，企图以单一视角对客体进行评析终将被各种视角的交织所颠覆。况且。音乐作为‘国际性的语言’早已被国内外大多学者所认同，音乐也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象征。‘国际性的语言’这一音乐观念，也蕴含着被各国各取所需的多种含义。从这个意义出发，西方音乐具有被他国听众无所不在的‘听’与无所不在的‘评’所制约的特性。”否则，西方音乐史上的大师作品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有弄清这一道理，我们才能理解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可行性之特点。
四、践行“中国视野”
――还须讨论与之相关的
“误读”理论之内涵
虽然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已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肯定，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历史时空的时代性差异，“中国视野”作为一种理论视域、价值层面等问题，也不可能排除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有“误读”的现象产生。对此，必须讨论“误读”的内涵是什么?究竟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这与当下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视域说，美国著名的误读理论专家哈罗德・布鲁姆已经较为完整地概括了“误读”这一理论内涵。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解构主义认为，“文学的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而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只有能指之间永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撤、延迟，而这一切只发生在阅读过程中。因此，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那么，今天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就应该由作曲家自己为自己的作品加注，这样也就无须后辈理论家再去找寻今天作曲家创作的踪迹与文本创作的意图，那么，也就没有评论家、历史学家的立足之地了。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对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某一问题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标准?是否就不能有不同的理解?是否从不同的视域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时，其答案也只能是一种?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我们又如何去解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所指出的：“同一对象在艺术家看来，其主要特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变异的。如果不同艺术家看待同一个对象，像科学家那样看到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就是艺术的毁灭了。如果面前横着一条大江，在李后主看来其主要特征是溢满了忧愁的，而在坡面前，其主要特征则是时间永恒地淘汰着英雄，浪涛中有豪迈的壮志和生命苦短的心灵搏斗。可以设想，同样是这条江，横在辛弃疾面前则应有辛弃疾式恢复中原的慷慨，如果横在柳永面前则应该有柔情似水的特征。如果所有四位诗人都像地理学家那样用一副标准的面孔关照这条大江，可以想象，必然是艺术形象转化为概念。”
大多数学者认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音乐作品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更不能把它作为是对唯一结论、统一模式的追求，如果它是唯一的结论、统一的模式，则可能意味着是拾人牙慧。因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对音乐作品理解的价值旨归，究竟是以概念为先还是以主体对艺术形象的独特理解为重?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误读自然被看作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交流对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和操纵，是以用‘他者’的‘有’来弥补自身的匮乏，或者借助他者之境，从不同角度观察自身。”这也体现了对西方音乐文本进行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开天辟地，耶稣点化造人。从古至今，中方与西方这两个个体看似独立却又相互交融，看似相同却又存在着无尽的差异。其实这其中的关键不外乎“文化”二字。
一、文化的相关概念及其特殊性
文化，说的就是人们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得到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简单的来说，也就是包括金钱、地位、文化教育和科学成果等。但当你把它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时，它就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具体体现。正因如此，无论人们是承认亦或是否定，文化都在客观上有着其强烈而又难以割舍的传统性质。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我们的文化也在慢慢的发生着质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无论大小都必将反过来深刻的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这种影响往往是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随着第三产业的崛起，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再一次将“文化”二字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由此，“文化”二字既成为了中西方各个国家相互交流的纽带，也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断推进的燃料。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越来越被重视，甚至被无限的放大，这种现状似乎也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的不同。由于各大洋大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人们必须选择符合自身环境的居住方式、饮食、穿着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质的改变，自此，中西文化差异日渐扩大。
二、中西方生活方式差异
中国的古代文明，来自于大河流域。其中闭塞的环境使得人们安分守己。因此，土地便成为他们唯一的依靠。
而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典型的海洋文明使得西方人的眼界更加开阔，所以他们在努力向外探索，寻找着新的领地。
衣食住行。从穿衣风格上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在服饰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人民由于封建思想的桎梏，保守自约。紧封的衣领和袖口，所体现出的不单单是当时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更呈现出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清朝的长衫马褂，民国的中山旗袍将这一现状体现的淋漓尽致。
由于机器的缺乏和滞后，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服饰只能靠匠人们手工缝制。而晚清后期没落的晚清贵族对服饰的做工要求极其苛刻奢华，皇上妃子们的衣服最少要缝制个把月，有的甚至需要大半年。
相比中国服饰的保守奢华，西方的服饰所走的却是张扬简约风。合身轻便，个性张扬是西方服饰最大的特点。他们既有出席正式场合的西服晚礼，更有简约轻便的牛仔T恤。之所以有这样的服饰风格，是西方人自由民主性格的使然。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美食的追求似乎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举世瞩目的“Chinese food”也成为吸引众多外国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餐饮文化历史悠久，菜肴在烹饪中有许多流派。其中数鲁、川、苏、粤、闽、浙、徽、湘这菜系为著名。另外具有地方特色的冀菜、东北菜、赣菜、京菜也被人们所推崇。这些菜系从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各地独特的烹饪手法和与众不同的色香口味。而这其中做菜的手法也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炒、熘、煎、炸之外，还有烤、熏、凉拌等多种手法，其中复杂程度远近闻名。
西餐泛指西方餐饮的形式，或者也可以说，西餐就是西方各国餐饮文化的大体概括。相比中餐，西餐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西方，不同的国家，他们的餐饮文化也有着各自的特点，每个国家的菜式当然也各不相同，被我们熟知的有法式、意式、美式这几种风格，另外还有俄式、地中海式等其他风格也在西餐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西方餐饮一般分为主盘菜和配菜，他们的主菜主要采用牛羊猪肉、野味、海鲜，同时西方人会搭配不同的调料汁来配合主菜的口感。正是这样五花八门、结构鲜明的特点以及其精致优良的口感，引来无数中方食客的赞叹。
三、中西方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作为文化的主要方面，其实内容十分庞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出无数文化的产物。所以，与其说历史创造了文化，倒不如说无数文化的产物推进了历史的进程。
夏、商、周、战国时期、秦、汉、西周、西汉、三国包括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中国历经多个朝代更迭，其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民俗服饰、诗文曲画、瓶罐器皿更是千姿百态、种类繁多。这其中有反映社会现状的，有描述当地民风民情的。数以万计的种类，若要想一一细数，恐怕没有几万字也难以详尽描述。
相比中国古代种类繁杂的历史文化产物，西方的历史遗留文化主要停留在思想层面。从雅典闻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再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潮，直至产生倡导民主、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这些思想一步步的延伸，与时俱进，对当时西方科学界、艺术界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著名的画家达芬奇、音乐家贝多芬、甚至科学家牛顿等等，他们无不是受过或多或少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创作出的众多家喻户晓的作品，也大多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主。这种文化的力量，推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更为资本主义政体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
从宗教文化说起，就不得不提起“佛”字。“佛”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佛”似乎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其实佛教并非中国自身形成，而是早在三千多年前由迦毗罗卫国所创立。其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一直被广泛推广。
中国人对“佛”的重视程度从现今留下的寺庙中就不难看出来。“佛”乃觉者。简言之，佛教就是知道者、明白人的教导。又可说佛教的宗旨是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与觉悟。
从现今遗留下的寺庙中，不难看出佛教在中国古代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从李杜才情到贞观之至，从元明清明到康乾盛世，无不彰显着佛道的道德观。虽然如今中国已呈现出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众多教派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佛教作为一大教派，它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西方作为向往自由和民主的国度，基督教被大多数人所推崇和信仰。《圣经》是他们的必读书目，而书中的主人公耶稣不但是拯救了万物，也成为解救他们心灵的救世主。
人们对基督教的强烈推崇，致使教皇拥有无上崇高的政治地位。这种状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得以改善。现如今，基督教在众多西方国家仍旧广被尊崇。读《圣经》、做礼拜似乎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圣诞节、复活节等从《圣经》中流传出的节日也被人们所传承。
五、中西方人的性格差异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性格特点，而这些特点是由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在斗争中进步的历史。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抗争，中国人似乎把爱国主义当作一种割舍不断的灵魂深深的注入到三观之中。而经受了千年封建社会的禁锢，中国人保守谨慎的性格也显露无遗。所以西方人也称中国人为“胆小怕事的民族”。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的建立也使得“团结就是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推行就能充分的体现出这一点。这种集体协作的性格让中国人把合作和谦虚看得尤为重要。
相反，美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他们更重视独立性，重视不受外部条件制约的“自由”。纵观历史，西方人所发动的战争，无不是为了摆脱封建势力的枷锁，争取自由的抗争。西方人有着自由奔放的个性和开拓的创造性思维。这也使得他们在工业革命期间所研究发明的事物，仍对当今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六、中西方人教育方面的差异
所谓“教书育人”，教育一直以来是各国所关注的焦点。
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在教育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中国的教育一直被西方人所嘲笑。无论是九年义务的“填鸭式教育”，还是为了应对考试临阵磨枪的“题海战术”似乎都无法从本质上做到“教书育人”。高考中一试定终生的做法使得中国的大学生中出现“高分低能”现象。
相比中国人的被迫学习，西方更讲究自主。他们从小就被培养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开放式的教室，课堂上主动的起立表达自我观点，完成具有创新意识的非手写作业。考试方面，西方人似乎更加重视学生们的综合学习能力。他们并不会依靠一张小小的试卷来区分学生的好坏，而是通过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来测试学生的思维和反映能力。这样的方式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同时也是西方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体现。
其实无论是自由民主的西方式教育，还是讲究理论的中国式教学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弊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教育这方面似乎很受用。放眼未来，如果当真想建立更新兴的教育体系，中西方教育的融和势在必行。
七、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要想更好的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就要充分了解和理解自身的民族文化。不管是语言或政治还是历史和经济，这些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学习语言方面的学生来说，了解文化更是他们学习语言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作为文化的写照，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形态，而且它的结构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不同国家人民的世界观。因此，以语言学习为主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把了解西方文化，做好与本国文化区分这一点作为语言学习的重中之重。它在有利于翻译和商务方面的研究和学习的同时，也促进了跨文化的交际。
八、结语
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一个民族都不能够摆脱或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同文化中的共通点是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经历过程，所有文化中的差异都不能说谁优秀谁恶劣，这是历史发展客观形成的结果，它们的存在一定会推进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正因如此，采用战争、侵略等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去抹杀抵制其他国家文化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让我们一起保护各国文化发展，维护国家的和平，使得东西方文化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这样，才能够更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好的实现中国、西方以及全球和平与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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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集体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对比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鉴别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产生中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基础。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个性，而千万个个性和身份独特的人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来，只有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特别经常用“天助自助者”来阐述个人主义，这成为西方专有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个人更是突出和强调，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文化礼仪中一个公允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而这一点也经过不断地发展成为世界上礼仪的共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上的不同出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对家庭、友谊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个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礼仪。在中国的文化和传承中集体主义一直是广为推崇和赞扬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还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都对集体主义有着共同的肯定与鼓励，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有集体作为基础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大河没水小河干”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里更加强调集体的奋斗，个人的成功属于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鼓励那些为了集体而做出个人利益牺牲的人。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中国文化礼仪更加重视集体主义，往往会出现对集体主义的膜拜，中国文化礼仪在表现形式上就变得更加含蓄和谦虚，带有强烈的“东方智慧”的风味。
3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4对民族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认可，中国历经了5000年的风雨，中国的国家形式也是由汉族独自建立的。我们说的社会礼仪标准也是在汉族文化的基础上独自建立的。汉族在历史上通常和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工作期间和社会的连络用语言表达。只是表达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表明一些意义敏感的意思。当你说一半批评或仅仅说一些事物的时候，人们能了解什么。你想要说。如此当他们表达他们自己感觉的时候，人们不需要说出他们所有的意图。在西方人中的时候,举例来说例如美国是一个有超过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然而，美国人一定清楚地表达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只有这样听话者才能很好得了解。因此他们的语言一定说出他们必须说的。
《卧虎藏龙》作为一部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而在西方受到好评，对于人们思考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提供了不少启发。《卧虎藏龙》成功的原因何在呢?或者更进一步讲，在当前西方强势文化风头正劲的情况下，如何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使中西两种文化形成良流而非相互隔膜或冲突呢?
1．该片超越了国别与文化的界限，找到了人类文化共通的基点。
总体而论，中西文化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因此具有特殊性是非常自然的，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出现误读、冲突等现象也是极为正常。但是同为地球上的人类，其文化的基点总有共通性，在这个基点上，很容易激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的共鸣，例如人性、情感、生死观、道德、伦理等等，李安正是寻求到中西文化共通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之上，中西文化得以心有灵犀。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开篇即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说的就是这一道理。对于自己的成功之道，李安曾经做过解释，“我在美国拍的片子获得一些成功，不是因为我的英文有多好，对那个地方有多了解，而是我一直用中华文化的视角去看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观察方法，也让他们看到一面特殊的镜子。这个才是我能够立足的最大关键。”这也是李安电影的鲜明特色。如《理智与情感》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名著，而由华人李安导演的英语影片《理智与情感》却征服了西方，获得奥斯卡七项提名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正如李安所说的那样，他以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去理解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英国：那是个与中国相似的君权与父权至上的国家，当时社会重视门第而不顾女子感情和做人权利。李安用中国人的镜头再现了简・奥斯丁笔下那个道德与理性并重的维多利亚时代，剧中爱德华虽然与埃莉诺彼此深深相爱，但又不得不对年轻时对露西做出的承诺负责，从东方文化而言，这种承诺是君子的美德，而在西方文化看来，这也是对绅士的要求。剧中所有的男男女女无不处于理性与情感这对矛盾的左右为难之中。西方的题材，东方的视角，让身处西方与东方文化之中的人们共同感悟感性与理性的人性困惑。通过展现人性的细微之处，李安触到了东西文化的契合点。
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正是基于中西文化都不可回避的共通的文化基点之上，对人性、生死、爱情等进行了深度挖掘。可以说，李安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西方界限，已经具有世界意义。李安曾说《卧虎藏龙》是武侠版的《理智与情感》，西方观众尽管对东方文化感觉较为陌生，但是对于李慕白与俞秀莲让人柔肠寸断的爱情很难不动情。无论是李慕白与俞秀莲的含蓄之爱还是罗小虎与玉娇龙的狂放之爱无不面临理智与情感的两难之境，每个人心中都有“卧虎藏龙”――外在的世俗礼仪观念与内心欲望的激烈抗争。这样就将民族性的东西赋予世界性意义，让西方观众在领会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加深了对人性以及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深层次的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社会逐步过渡到后工业社会，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也遭到普遍质疑，西方人也不断重新审视与反思自身文化。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对照，以“他者”的文化作参照，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自身。尤其是“他者”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视角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和认识，更是为西方所看重。李安的影片正是起到了这一作用。
2．该片在展示民族文化的同时兼顾西方的接受方式，找到了一条中西文化共通的合适渠道。
李安之所以成功，是懂得如何打动西方观众。东方的文化向西方传播，必须有一个可以为西方观众易于接受的形式。李安自己认为，“对我来讲，地域性跟共通性有的时候并不犯冲突，他们是你的左右两手。”(P.9)可以说，《卧虎藏龙》的内核是中华传统文化，但是崇尚中庸圆和的李安为该片设计了一条合适的渠道，通过这条渠道，西方观众能够不费力地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首先，《卧虎藏龙》电影的情节结构与原著相比，已经具备某些西方叙事特征。
《卧虎藏龙》的原著者为王度卢，原来为报纸连载，情节枝蔓较多，较为散乱。剧本修改耗时一年多，由詹姆斯、王蕙玲以及作家钟阿城共同完成，在原有的罗小虎、玉娇龙的恋情之上又加上李慕白、俞秀莲的内敛沉潜式的情感戏，同时为突出人物心理，加了不少文戏，使整部戏的结构成为一座层叠而起的玲珑宝塔。该片借鉴好莱坞影片三段式，表面上以失剑、寻剑、夺剑安排全局，实际上几条线索纠葛在一起，成为中西合璧式的融武侠、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立体化影片，突破了原来中国武侠电影平面化的固有格式。李安认为，好莱坞之外的电影制作者不可能做得比好莱坞更像好莱坞，在如何与观众沟通的问题上只有好莱坞才做得到，他们三段式的叙事方法很有霸气，也培养了全球观众的观影习惯。应当学习他们这种思维模式，而不是把民族自尊心挡在前面。(P.10)相对其他武侠片重点雕琢武打动作与故事传奇性，这部电影更突出心理、人性与情感。情感戏方面，主要涉及玉娇龙、罗小虎与俞秀莲、李慕白这两对人物。玉娇龙生于仕宦之家，长于深宅大院，接受的是正宗的传统礼教文化教育，但是却有一颗狂野的向往自由的心，渴望冲破家庭为其设下的桎梏，对其师碧眼狐狸描述的无拘无束的江湖人生极为向往，她任性、蛮横、野性、叛逆性十足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文化较为契合，能为西方观众理解和欣赏，她与罗小虎的爱情也散发着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与此对比，俞秀莲与李慕白的爱则在不动声色中显得含蓄和无奈，直到临死前才吐露了对俞秀莲的爱，最终得以冲破道的桎梏。虽然电影讲述的是古代东方故事，但是影片的对白却具有当下的时代感。剧中情节结构安排、人物结局的悲剧色彩以及侧重女性描写等特征都是西方观众颇为熟悉的。
其次，国际化的制作理念与操作模式使《卧虎藏龙》易为 西方人接受。
《卧虎藏龙》剧本改编就有国际化色彩，由美国焦点影业公司总裁、著名编剧詹姆斯与华人作家钟阿城、王蕙玲等共同完成。李安的作品之所以为西方认可，编剧詹姆斯功不可没，他担任了李安大部分电影的编剧工作，他的工作使李安能够更好地与西方同行沟通。《卧虎藏龙》剧本由詹姆斯先改写成英文大纲，其中补充进一些西方人的看法，然后由王蕙玲增加血肉，使之丰满，最后由钟阿城审阅定稿。摄影鲍德熹是香港最具好莱坞风格的摄影师，曾经在好莱坞拍摄了多部影片，也拍摄过《白发魔女传》等经典武侠片，他的拍摄极具好莱坞特有的奇观视觉，兼具水墨山水的韵味。而片中谭盾的音乐则是中西合璧，将西方的弦乐与东方的鼓乐融为一体。另外，该片的成功和好莱坞的运作模式有莫大关系。该片由哥伦比亚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从制作、发行、宣传各个环节展开大规模运作，种种先进而强大的营销战略让《卧虎藏龙》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旋风。
3．导演兼具中西两种文化背景，具备能使中西文化共通的基础，能够从容游走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以一种独特视角观察世界。
